康生遺孀曹軼歐：應恢複康生本來麵貌
轉發
Twitter
Facebook
打印
投稿
電子報【多維曆史】文革結束後，康生被開除黨籍、撤銷悼詞、骨灰遷出八寶山。遺孀曹軼歐被開除北京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中共中央委員等職務，但保留黨籍，就此淡出視野，直至1989年因病去世。中國知名高層作家師東兵1989年三訪曹軼歐，在訪談中，曹軼歐對中共處理康生問題不滿並為康生辯護，同時披露了文革期間中共領導人許多鮮為人知的鬥爭內幕。
需要指出的是，作為與葉永烈、權延赤齊名的大陸政治文學“三駕馬車”之一，師東兵至少采訪了三位中共主席或總書記、一位中共副主席、五位政治局常委、九位政治局委員。然而這些前領導人子女全都發表聲明，否認師東兵曾采訪過他們的父輩。師東兵則表示，事情已經超出私人範疇，含有政治目的。師東兵三訪曹軼歐全文如下。
文革期間康生（右）與毛澤東等人合影
作為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和十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康生的夫人，曹軼歐一下子從受人尊重的頂峰跌落到橫眉冷對的溝底。還是彭真出麵作了工作，把以王光美等人帶頭貼大字報要把她趕出高幹樓的風波平息下來。從此，曹軼歐基本上不照麵了。
得到曹軼歐在木樨地22樓的門牌號數後，我來到她的家裏。照顧她生活的是侄孫，還在人民大學讀書，他告訴我：“曹軼歐現在得了脈管炎，不是熟人她是不會客的。你大概知道吧，為了住在這裏，還引起了一場大的風波。我們家裏現在什麽也沒有了，隻有這張桌子還是人家不要才帶來的。所有康生的東西全部沒收，曹軼歐除了她自己再沒有帶來任何的東西。家裏的人被迫和她劃清界限，我到這裏來照顧她是經過了組織批準的。你要采訪他，也要經過組織批準。不然，我也要向中央匯報的。”於是，我隻得出示了我的介紹信。他仔細地看了看，答應和曹軼歐商量商量。以後，我便連續三次見到了曹軼歐，和她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她給我的印象是：這是一個思維和反應都非常敏捷的女人，她有六十多年的黨齡，對中國共產黨的曆史和人物非常熟悉和了解，腦海裏貯藏著大量的曆史資料和每個老一代領導人的“檔案”，從她的言談裏，我好像看到了康生的影子。由於受所謂路線鬥爭的模式的影響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各種政治鬥爭的固有框框，她總是一開口就給一些曆史人物和領導人劃線，戴帽。於是那些在曆史上有什麽“不光彩”痕跡的人，就成了她所嘲弄和反對的依據。這也是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得罪人的根本原因所在。
那天，曹軼歐出來了，她仔細地打量了我一番，問道：“我是從來不接待記者或作家一類的，你想寫康生，在這種氣候下你要麽罵他，要麽寫他的罪行，他對革命的功勞你敢寫嗎？敢實事求是地寫嗎？”
我說：“我這個作家隻是想再現重大曆史事件的真實過程，不涉及評價任何人的功過是非，那不是我甚至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還是留給後人或曆史學家們做吧。我隻是想通過你，把康生的為人、工作或活動準確地告訴人們。我們以共同研究曆史的平等地位來交談，如果你不願意談也可以。但是我要提醒你，你將會失去一個最重要的機會，康生有靈也會為你而感到遺憾的。我記得你在1967年8月解決山西問題的會議上曾經講過這樣一句話：‘曆史的辯證法就是鐵麵包公，任何說假話和任何搗鬼的人，都將受到無情的懲罰。’你的這句話在我的腦海裏留下了很深的影響。”
曹軼歐想了想，笑了：“是的，我是說過那樣的話。看來你是參加了那次會議的了。”她等我做出答複後，話鋒一轉，“那麽，你想談什麽呢？”不等我回答，她又說，“有一個叫林青山的人，1964年和一個叫艾恒武的寫了一篇題為《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的文章。這篇文章一發表就在學術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熟悉背景的同誌都知道，‘合二而一’的觀點是中央黨校副校長楊獻珍的發明，這個觀點是明顯地反辯證法的。楊獻珍是什麽人？她在曆史上和薄一波等人寫了‘反共啟示’，明確地在國民黨的報紙上攻擊中國共產黨。後來他在曆史上幾次攻擊毛澤東，和毛澤東唱反調。所以，合二而一這樣的文章和觀點直接幹擾了毛澤東製定的一係列方針政策的理論基礎。情況反映到康生這裏，康生直接報告了毛澤東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周恩來總理，大家都認為應當批判。康生對我說：‘為什麽政治上叛黨和有嚴重問題的人在學術上都要和毛澤東唱反調呢？這如果不在理論上找到原因，就會使我們的絕大多數同誌認識不了當前的形勢，就會在大風大浪中迷失方向。’毛澤東聽了康生的匯報後，在中央會議上說：‘康生的意見是對的，任何理論和學術都是有階級性的。離開了階級鬥爭的觀點去看問題，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還特別指示：‘要采取學術討論的方式，充分地擺事實講道理，弄清這場討論的來龍去脈。’康生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讓一些同誌組織了批判和討論的文章。這就使那個林青山對康生懷恨在心，康生逝世後受到批判，林青山一連寫了好多文章和什麽作品，捏造事實，對我和康生進行醜化。他寫的那本《康生外傳》胡編亂造，甚至連我和康生的對話他也偽造，偽造得沒譜了，既不符合起碼的邏輯，也沒有任何的根據。好像黨校的整人都是我們操縱和策劃的，事實完全不是這樣。如果把紀實文學變成專門造謠和醜化人的工具，那還有什麽文學的價值呢？我希望你不要像他那樣寫東西。他根本沒有高層政治生活的常識，根本不懂得我們黨的高層是怎樣決策的，根本沒有取得第一手的資料就在那裏信口開河。”
我說：“你作為一些重大事件的當事人，大可不必為此生氣。外界說什麽，就讓他說去吧。你可以通過事實來說話嘛。後人絕對不會根據一本野史書來決定對一個人的評價的。他從另一個側麵反映你們，這說明了你們已經不屬於自己了，而是屬於曆史，屬於整個人類的文化或曆史遺產。所以，別人愛說什麽都無關大局。如果你想對曆史負責，可以和我多談談，我會經過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的分析研究，用形象思維的方式，創作一本反映曆史真實的作品的。”
曹軼歐的情緒逐漸地冷靜下來了。他和我的談話就從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以聶元梓為首的教師和學生寫的一張批判陸平等人，實際上是把矛頭指向彭真的大字報談起。外界有這樣一種說法，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是曹軼歐親自策劃炮製的，林青山的作品甚至把一些細節都描寫的活龍活現，曹軼歐說：“你想可能嗎？康生和我在政治上是一致的，這不假，但是我們從來都是嚴格地按照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的。中央5月16日的通知下達以後，聶元梓等人根據通知的精神，對北京大學陸平和北京市委彭佩雲等人傳達的彭真為首的市委關於文化革命的指示產生懷疑和抵製，貼出一張大字報，也就是被毛澤東後來稱之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大字報剛貼出來，受到了北大學生和教師的圍攻。在這種情況下，康生讓我親自去看了大字報，我們認為它符合中央的精神和毛主席的指示，應該給予支持。但是，新改組的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領導人表示要堅決反對。在這種情況下，我讓人把大字報抄了回來，由康生把它作為密件送到正在外地視察的毛澤東手裏，毛澤東給予了高度評價，說它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毫不諱言，我是堅決地支持這張大字報的，但是它並不是我們事先策劃的。當然，毛澤東支持了大字報，支持大字報的康生和我都感覺到解放了，我們都鬆了一口氣嘛。現在，有些人不敢公開反對毛澤東，卻把矛頭指向康生。這叫公平嗎？我們宣傳中央的通知精神沒有錯。現在，林青山一類編造了許多完全不符合曆史事實的情節。我真不知道他是從哪個陰溝裏翻騰出來的東西？”
我說：“這些都沒有什麽解釋的必要。既然你是支持那張大字報的，就已經表明了你的政治態度。一些細節的真假，我們都是清楚的。還有一件事情，即：1974年底，康生曾經委托唐聞生和王海容向毛澤東揭發，說江青是叛徒。同時，別人的文章裏也說康生曾經向周恩來談起江青是叛徒的事情。到底是怎麽回事？”
曹軼歐鎮靜地回答：“我從來沒有聽康生和我談起過這樣的事。粉碎江青等人後，中央派人向我了解這事，我是這樣回答的：大約1974年和1975年間，康生陸續收到幾封揭發江青和張春橋的信，說江青曾經被捕過。其中有一個女同誌被定為叛徒，她曾經給江青寫信求救，說江青是了解她的。於是，人們懷疑江青也是叛徒。但是我清楚：江青在三十年代的確被捕過，但是敵人並不知道她是共產黨員，隻說她是左翼人士。敵人找不到證據，隻好把她放了，她並沒有寫過自首書。為此，毛澤東曾經讓江青找康生和我談過這件事情。毛澤東對康生說：‘江青積怨較多，反對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不敢把矛頭指向我，隻好指向江青、春橋這些人，他們在搞清君側。說江青是叛徒，春橋是叛徒，還說你也是叛徒。其實你們都沒有被敵人逮捕過，從何而來的叛徒？真正的叛徒是那些登報寫了自首書的人，還有那些自首後領著敵人殺自己同誌的人。確定這樣的叛徒界限可以防止有人混水摸魚。’康生聽了毛澤東的話後，當即表示擁護毛澤東的指示。以後，我們就是按照這個原則來辦事的。一些文章裏把江青罵了個狗血噴頭，一無是處，這也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
我說：“我不想對這些事情表態，我隻想了解具體的事實。我已經說過了我的這個原則。你剛才所講的這些正是我要掌握和了解的。”
曹軼歐閉著眼睛想了想，說：“我和康生是1927年結婚的，一些無聊的小報把我們的結婚說得亂七八糟，充滿了低級趣味的內容。我在這裏可以鄭重其事地告訴你，由於我們都是共產黨員，結合的時候都在蔣介石實行大鎮壓的時候，所以處在地下活動的狀態，擔負著中央機關的保密任務。為了更好地完成黨中央交給的任務，我們受中央的決定而結合，成為合法的夫妻。我們都對父母包辦的婚姻采取了抵製，當然也是為了保護他們的安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那些人根本不了解我們當時的具體情況，完全是憑著自己的猜測和無知在那裏胡說八道。這樣的文風實在是可惡到了極點！康生在1975年12月16日逝世以後，經毛澤東和周恩來為代表的黨中央給他的定性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軍、光榮的反修戰士’。我認為這個定性是比較準確的。現在有人說他是陰謀家、野心家，請問：康生一輩子革命，他搞了那些陰謀和見不得人的事情？是的，從他參加革命以來，他在黨內一直擔負著秘密的情報工作。本來我是不想公開這些的，但是現在人們對他的誤解和歪曲實在太多了，我不得不講一些實話。”
這個曹軼歐，幾乎每講一件事情，都要批駁一下別人對她的指責。我為了聽她講下去，隻好耐著性子認真地聽她介紹她所願意講的過程，隻是不斷地提醒她：“不要激動，隻要講事實就行了。事實是最有說服力和雄辯力的武器。你不要講過多的東西。”
她逐步地恢複了常態，緩慢地對我講起了康生的經曆：“康生到中央工作後，多年來擔任特科的反內奸和反敵特活動的領導、組織工作。他親手處決了許多打進來的敵人和革命的叛徒。比如，1933年黨中央決定處決的叛徒顧順章一家，就是康生和周恩來率領特科的人員親手打死的。當時康生用斧頭親自劈死了他的XX。在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中，康生親自審訊，派人調查，挖出了許多的內奸和混進我們黨內的特務和變節分子。當然，由於鬥爭的複雜，也不可避免地傷害了一些好人。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他親自領導的審幹和清理階級隊伍，也是有很大的成就的。這些都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和肯定。現在，有些人要一筆抹殺康生同誌，我認為是很不公平的。就連彭真在和我談話的時候，也說：‘我並不是全盤否定康生，隻是現在大家對他有氣，等人們普遍地冷靜下來的時候，康生會有比較準確的結論的。’康生無論在什麽問題上都是守紀律和有黨性的。至於康生的私生活，那更是一個共產黨人的模範。他是從來不幹那些偷雞摸狗的下流活動的。那還在上海搞地下黨的時候，我們黨中央就製定了一條鐵的紀律，任何黨的工作人員都不能嫖娼和亂搞女人。因為那時許多黨的幹部就是因為生活放蕩而暴露了自己，被敵人逮捕的。顧順章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康生自己製定了這一紀律並且嚴格地遵守。一直到建國後，他都從不亂來。毛澤東曾經當著周恩來和許多同誌的麵表揚他‘是一個革命的柳下慧，美女坐懷而不亂’。他生活上艱苦樸素，作風上正派無私。這樣的共產黨人，卻被我們的一些人攻擊得亂七八糟，簡直是叫人不可理解。”
我對此隻能以不置可否來作對付。
曹軼歐繼續說：“現在還有人說康生盜竊文物和古董。這也是莫須有的罪名。不錯，康生是喜歡鑒賞和收存文物的。他一生的花銷沒有任何的嗜好，就是愛買圖書，特別是古版書和一些古董。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大破四舊的時候，許多很有價值的文物和古董都被作為四舊來破壞。康生得到消息，一麵和一些紅衛兵打招呼，要他們注意保護文物，同時他親自到銷毀市場去，花錢買或者收集了許多有價值的東西。當時他就說：‘這些東西如果不保護好就會毀於一旦。我現在把它們先保存起來，將來國家要的時候，我全部送還。’就這樣，他是收存了許多的無價之寶。從這個意義上講，康生不但無罪，還且有功。現在不分是非，把一切罪名加在他的頭上是不對的。康生對書法和古畫有著特殊的愛好，他的書法本身就是珍貴的字畫。但是他從來不以此謀求特殊的榮譽。康生在建國以後，還是保持著他在秘密工作時的傳統。他的淡泊名利和艱苦樸素，多次得到毛澤東同誌的好評。這一點，江青說老實話，也是人們的榜樣。江青的愛好是照相，但是她買膠卷和相機都是自己掏錢，沒錢的時候才向毛澤東同誌伸手要。她從來不讓別人給她送禮。就是朋友給他送來的東西，她都要拒絕。這一點，是現在的那些共產黨員幹部所無法比擬的。特別是在審判江青和林彪的時候，起訴書裏也有康生的名字，就更叫人無法接收了。你大概知道吧？康生是和林彪死黨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的。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前，討論四屆人大的新憲法的時候，康生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堅決不同意設國家主席。當黃永勝和吳發憲等人再三提出他們的主張的時候，康生質問黃永勝：‘你們軍隊的同誌為什麽不聽毛主席的指示？不設國家主席是毛主席改變我國國家體製的重大舉措，是借鑒了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文明國家的憲法經驗，經過認真地思考和一些同誌的研究而提出來的，為什麽你們不聽？’當聽到林彪的意見後，康生在政治局會議上說：‘林彪同誌應該參加黨的政治局會議，他不參加會議如果是由於身體方麵的原因，那就要考慮再增加一個或幾個副主席來進行黨的正常工作，不然這樣下去不利於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康生同誌的這些意見和鬥爭，正是對林彪一類人的當頭棒喝。同樣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評價。如果沒有康生和其他同誌同林彪的鬥爭，那文明國家現在的命運是不可想象的。”
我怕她繼續滔滔不絕地說下去，就打斷她的話問道：“你的評價就不要繼續講了，你談談康生對江青的評價如何？他認為江青到底是一個什麽樣的人物？”
曹軼歐想了一會兒，回答說：“我親自聽康生對我說過：‘江青這個人太驕傲，但是毛主席對她很信任，是想培養她的。毛主席有意識地在文化大革命中樹立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的威信。文化大革命的每次關鍵時刻，都讓姚文元發表一篇經他修改的署名文章。這可不是一般的文章，是代表黨中央聲音的東西。這就是讓它們在全黨範圍造成影響。你別小看了這些人呀。’當時江青對我插手中央文革辦事組的工作很不滿意，當著康生的麵對我大發脾氣：‘中央文革的大事你為什麽能不通過我呢？辦事組不能另外搞一套，今後要和我商量！’康生看到江青的霸道，也隻得遷就她，對我說：‘今後你不要再插手小組的事情了，讓江青自己去處理問題吧。整個運動中，江青是說了算的人物。’我對江青的許多不滿，都被康生給壓住了。為什麽？因為看在毛澤東的麵子上，我們顧全大局嘛。我們和江青的許多活動是有區別的。江青有她自己的創造，而康生是嚴格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的。在批林批孔的時候，江青和康生在一些問題上產生了分歧。康生和江青談過：把一部中國古代史，都用儒法兩家來劃分，是否妥當？江青武斷地說：‘這是毛主席講的。你可以親自去問問他。’當時江青在1974年1月24日和25日的講話裏公布了毛澤東的一首詩，就是批評郭沫若，內容是：‘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
我馬上問：“江青傳達的這首打油詩是真的嗎？1976年粉碎江青、張春橋後，人們對這首詩的真偽產生了懷疑。最近聽說毛澤東身邊的人員，連汪東興和張耀祠這些人都說這首詩是假的。他們說，他們問過毛澤東，毛澤東說他從來沒有寫過那樣的詩作。”
曹軼歐鼻子哼了一聲：“毛澤東能把黨內的重大事情和他身邊的人員都說嗎？笑話！我們黨內有一個規矩，凡是保密的東西都說是假的，或者說不知道。江青講的完全是實話。毛澤東的那首詩作，江青曾經給康生也看過，也給郭沫若傳達過。康生最後一次見毛澤東的時候，毛澤東說得很清楚：‘郭老雖然是尊孔的，但是那是學術問題。這次文化大革命為什麽很多的人不理解和不擁護，就是因為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要和傳統的觀念和舊的文化思潮徹底的決裂。批評郭老是一個和舊的觀念決裂的開始。因為郭老的影響很大，我不說話，人們接收不了。但是並不是要把郭老怎樣。那首打油詩本身是個觀點，不算是藝術。’這話，康生給我講訴的時候，我們也是進行了一番討論的。什麽汪東興、張耀祠一類人，他們在毛澤東身邊隻負責警衛工作，並不讓他們參與黨中央的重大決策。毛澤東曾經和康生講過：‘黨內的重大事情，我們決定了再告訴他們。某些人喜歡從我的身邊人員裏打聽我的動向。我是從來不和我的身邊人員講說大事的。這一條，應該成為我們這些最高級幹部的紀律。陳伯達在這方麵做得最不好。我的許多講話他自己傳給了一些不應該知道的人，甚至傳給了王力這些人，我曾經嚴厲地批評過他。他哭過好幾次了。’這些話，不但康生知道，總理和鄧穎超這些人都知道。為此事，周恩來還專門給郭老作過解釋。”
“你能否具體地講些事實和情況？”我這樣說，“我們還是不要抽象地談問題，而要講事實……”我一口氣給她講了許多的曆史事件，希望聽聽她的介紹。
曹軼歐終於明白了我的意思。她說：“你想知道從1962年下半年，我們黨領導的幾次大論戰嗎？反修的主要任務和大論戰的具體提綱，就都是經過了毛澤東和康生的過目。有些文章片段，卻是康生親自修改和加上的。比如反修的九篇文章，王力說是他親自寫的，胡說八道，他們搞的東西都被康生推翻了，那都是康生親自領導的寫作小組寫好後經毛澤東同誌過目定稿的。命題是康生等人和毛澤東親自決定的。康生逝世後，毛澤東同誌親自給他加上了光榮的反修戰士這樣的稱號。你好好想想，這是容易的嗎？我還可以告訴你，對康生的攻擊和陷害，早在建國前和建國後，敵人就有意識地製造反間計，企圖利用我們黨內同誌的手把康生同誌打下去。毛澤東同誌高瞻遠矚，一次一次地識破了敵人的詭計。毛澤東同誌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說：‘有人對康生同誌不滿，那是他們怕康生同誌。康生同誌是我們黨的活檔案。他所經曆的各個階段，都對我們黨的建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建國前的審幹，我們沒有多少文字的記載，主要靠象康生同誌這樣的人來提供資料和證據。於是，有人千方百計地要打倒康生同誌，我們不要上這些的當。還有周恩來同誌等幾個老同誌，都是這樣的。’現在，我們黨把康生當作敵人來對待，我敢說，這是幹了公開的敵人所想幹又不敢幹的事情。”
我沒有想到曹軼歐竟然是這樣大膽地和我談話，我對她的這些言論隻能報之沉默。
“不過，我對我現在的遭遇和所受的攻擊毫不在乎。康生生前這樣對我說：‘現在我們黨有毛主席，一切事情都好辦。將來毛主席離開了我們的時候，如果赫魯曉夫們上台，資本主義複辟，那我們的腦袋就可能落地。我已經作好了準備。’在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在中央文革小組的一次會議上，江青就這樣說過：‘這次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同誌們就要做好殺頭、坐牢和開除黨籍的準備。願意革命的請跟我們走，不願意革命的現在離開中央文革小組還不晚。’當時關鋒、王力都說江青同誌是在開玩笑，康生就說：‘不，絕對不是開玩笑，完全有這種可能。我們的毛主席曾經準備好了被赫魯曉夫那樣的人趕下台的準備，他和林彪等同誌談話的時候，幾次掉淚。同誌們，是哭了啊。這場文化大革命可是史無前例的，要觸動許許多多的人的既得利益，這些人不抵觸那倒是千奇百怪的了。所以，鬥爭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的時候，很可能要流血，要發展到武裝鬥爭。’有些人不相信這些話，陳伯達把這話反映到毛澤東耳朵裏後，毛澤東就對他說：‘你這個老夫子怕不怕呀？康生講的這些是可能的。我這個人打了一輩子仗，習慣了。黨內走資派要造反，我就上山和他們打遊擊去。這場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就是第二次革命，是真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革命，你沒有這個思想準備是不行的。說是文化革命，也就是政治鬥爭。’從這裏，你也可以看到當時政治鬥爭的尖銳性和複雜性。問題不是毛澤東同誌把問題看的那樣地嚴重，而是那些人就是要把我們要置於死地。”
這些話，我從另外一些當時參與中央文革小組核心的人那裏得到了印證，她所說的話都是確實的。康生還在1966年7月的一次小組會議上說：“腦袋掉了不過是碗大的一塊疤，沒有什麽了不起。如果用我康生的血能換來群眾鬥爭的勝利的話，我情願馬上去死。”這時，他的話無非是針對著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說的。隻是他死得早，但是他的老婆曹軼歐卻看到了他所說的那些話。隻不過沒有他所說的那麽嚴重罷了。
曹軼歐和我談話的時候，幾次搖搖晃晃地站起來吃藥。她不住地說：“我實在是不願意拖累我的孩子們了，我讓他們和我劃清界限。跟著毛澤東造反的時候，我說過：‘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現在我是做到了這一點的，但是我不願意讓孩子們跟上我作無謂的犧牲。我吃藥，無非是給孩子們一個信心，證明共產黨員是意誌是鋼鐵的。”說到這裏，她竟然掉淚了。唉，一個人到了這樣的地步，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這就是欠下的債，總是要到一定的時候償還，不管這種債務是什麽類型的，總是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的。看來，他們當初下決心整那些“黨內走資派”和“牛鬼蛇神”的時候，他們是有所思想考慮的，隻不過不希望他們的準備變為現實而已。
我問道：“你能給我講講1966年初，更可以追訴到1965年時毛澤東委派江青準備批判吳晗寫的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事情嗎？康生在這場風雲中究竟起了什麽樣的作用？有人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這個結論是康生影響了毛澤東的，客觀事實是這樣的嗎？現在已經是曆史了，我想如果把這件事情搞清楚了，對我們認識這場文化大革命很有意義和幫助。以我看，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就是從這裏開始的。”
“這件事情，我知道的最清楚。”曹軼歐一邊喝水一邊跟我談道，“江青完全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的。還在1963年下半年的時候，江青到我家裏談京劇改革的問題，曾經問過康生：‘有一出新編曆史劇，叫《海瑞罷官》，是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寫的。不知道康老看過沒有？’康生說：‘我知道他們寫了這個劇本，但是還沒有看過這出戲。你看有什麽問題嗎？’江青笑了笑說：‘等你看完我們再討論一下。’過了幾天，她又約康生談話，康生已經有了意見了，他說：‘這出戲，嚴重地違反曆史事實。曆史上的海瑞可不是那樣的。盡管海瑞是一個清官。對清官我們現在也要作曆史的和階級的分析。他對明朝的嘉靖皇帝可是忠心耿耿呀！’江青含而不露地說：‘看來你這個肅反專家還是沒有看出根本問題所在。在我們黨內，有一個人可是自稱是海瑞的，你知道是誰嗎？’康生說：‘彭德懷嘛，那個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有什麽資格自稱海瑞呢？我看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王莽似的人物。這一點，我曾經和主席說過，彭德懷好像王莽。’江青說：‘不管彭德懷是什麽人，黨內可是有人把彭德懷當海瑞了。我就親耳聽到過這樣的議論。我在這出戲上演的時候，在劇場裏就有人說彭德懷就是當代的海瑞，總有一天會有人給他平反的。’……”
我問：“江青沒有說她是聽誰說的嗎？”
曹軼歐說：“江青從來不輕易地講什麽人的名字，涉及這些重要的問題，她不講我們是絕對不會主動詢問的。康生馬上回答：‘彭德懷夠格嗎？根本不夠格！但是這說明了黨內路線鬥爭的複雜性。我早就聽說，彭德懷要翻案，我們政治局裏也有人支持他站出來工作。聽說主席已經點頭了。有這回事嗎？’江青不動神色地點點頭：‘許多人在主席麵前吹風，主席把這個問題壓了很長時間。看來這個問題未必能壓得住。因為國內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上上下下的謠言很多。不是有一出叫《竇蛾冤》的戲嗎？那是偉大的戲劇家關漢卿的名作。說竇蛾被冤枉處斬時，發下三樁誓願，一是血濺白練，二是六月下雪，三是讓楚州亢旱三年。我們神州從1960年開始也是連續三年史無前例的大旱，有人就把自然現象加到彭德懷一夥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原因上了，說我們反右鬥爭是冤枉了他們。於是，也冒出一些自稱要學關漢卿的所謂秀才和作家，迫不及待地要寫戲、拍電影、出小說，等等。為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和代表人物平反、翻案。’康生當然要表態了：‘對文化界的這場階級鬥爭和思想鬥爭，我們可是千萬不能放鬆警惕呀！’但是，江青和康生之間那次談話並沒有提起她要批判《海瑞罷官》的問題。”
“康生是什麽時候知道江青準備批判《海瑞罷官》的活動的呢？”我問。
曹軼歐說：“大約是1964年初，江青問康生：‘你那裏有懂文藝的好筆杆子嗎？思想和政治上都要非常可靠的。’康生一連提了幾個，江青都搖搖頭。其中就有批判《紅樓夢研究》的李希凡了，還有其他幾個，都沒有被江青看上。她當時的要求是：首先從文藝上突破，慢慢地再涉及到政治問題上來。她說得很清楚：‘這場鬥爭，可能會引起大的政治風波。作者要準備撤職、判刑甚至殺頭和被人暗算。作者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把我們給端出來，當然在形勢發生變化的時候我們才會出來講話。所以，作者一定要有政治覺悟和政治水平。一般的水平是不能勝任這場鬥爭的。而且這場鬥爭要象中蘇大論戰那樣有聲勢和有氣魄。’康生說：‘如果這樣，作者就太難找了。’當然我們沒有想到他在柯慶施和張春橋的幫助下找到了姚文元這個筆杆子。姚文元這個人，過去康生對他並不熟悉。但是我們看過他的文章，當時他和周穀城進行過圍繞時代精神問題的大論戰。對周穀城把時代精神說成是各種精神的匯合才能是時代精神的觀點進行過批判和駁斥。姚文元的文章寫得很好，很有論戰性，也有一定的水平。缺點是他的知識太雜而不精。所以，康生一開始並沒有把他放在眼裏。康生曾經跟我說：‘姚文元除了能寫寫文章，其他的政治經驗並沒有多少。這樣的人抬得太高對他對黨並沒有多少好處。’後來的事實果然證實了這一點。後來江青就是在文化界和文藝界找一些秀才、演員充任黨和國家的重要職務。這不行呀！他們怎麽能有治理國家和從事政治鬥爭的經驗呢？包括陳伯達本人，康生對他也是有看法的。康生不止一次地向毛澤東和周恩來、江青提起過：‘陳伯達、王力這些人不能重用呀。如果把他們放在國家和政黨的重要職務上，一但有事情，是頂不住的。’毛澤東是很自信的人，他認為有他自己掌舵，天不會塌下來。他絲毫也不會想想自己總是要見馬克思的。他沒有這個思想準備。他盡管對江青一再培養和鍛煉，但是在用人問題上恰恰沒有把他自己的精髓傳授給江青。那就是必須在軍隊裏有自己可靠的力量和隨時應變的措施。”
我發現曹軼歐已經完全控製不了自己了，她已被曆史的結局所吸引，說的話才是她真正的心裏話。我說：“我們還是圍繞著康生同誌來談吧。康生對《海瑞罷官》的意見到底是怎麽回事？他在文章發表之前看過嗎？”
我沒想到這一次曹軼歐笑了，笑得那樣開心：“康生當然看了，不看就顯示不出他是毛主席最信任的人之一了。那是文章基本定稿後，江青讓康生幫助修改和提意見。這篇文章當時對外是絕對保密的。就連周總理也沒有告訴。按照江青的解釋，這是一篇以個人名義發表的文章，先發表出來看看風向。要引蛇出洞，要掀起風波，要逐步深入，要在這場鬥爭中重新組織階級隊伍和自己的理論隊伍。當然，也要通過這場鬥爭來考驗和檢驗我們黨的幹部的覺悟和力量。這個意見雖然是江青給我們說的，但是康生分析得很透徹：這是江青代表了毛澤東的意圖的。事實也完全證實了他的判斷。林青山一類的複仇文人根本不了解事實的真實情況，憑想象來寫作高層次的政治鬥爭，用的那些語言都很下流，好像黑社會的東西一樣，沒有半點可信度和水平。你送給我的那幾本書我看了看，好像林青山的文章裏還抄襲了你的那本《山雨欲來》裏麵的東西，包括我們的談話裏涉及到的東西。你寫的康生的談話好像是從他在文革中的幾次談話裏麵概括的吧？你寫的東西都有一定的根據。這些內容我們在過去都和一些人們談過，是事實。我這個人，是事實就是事實，不是事實就不是事實。是事實的東西，就是證明我錯了我也敢於承認。我這個共產黨員，我覺得自己當得無愧。我們搞革命的時候，他們……”
她有點像江青那樣陶醉了，我趕快把話題轉移過來：“這麽說來，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的文章在發表之前，康生是看過了？”我見她點頭後，又問道：“他沒有告訴彭真那些人嗎？”
曹軼歐說：“那怎麽會告訴他呢？但是彭真在1965年11月20來號，即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專門問過康生：‘你知道上海發表這篇文章的背景嗎？’康生回答：‘一無所知。我也是文章發表後才看到的。’彭真又問道：‘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春橋來北京是幹什麽的？’康生說：‘研究《智取威虎山》的修改和上演問題。他找我談話都是說京劇革命，沒有談起批判《海瑞罷官》的事。’彭真那個人很多心，到處打聽有關批判《海瑞罷官》的事，追查有什麽背景和後台。因為有人跟他提起過：‘江青在找人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張春橋來北京肯定和這事有關。’這才引起彭真的極大不滿。他對康生說：‘看來上海搞這些名堂連你也瞞著，這成什麽話？老讓我們處於這樣的被動狀態，我們還怎麽工作？’康生回答：‘那你就趕快變被動為主動，也開始批判那出戲算了。《海瑞罷官》確實有問題，我聽好多同誌反映過這出戲的問題，起碼在政治上對我們是沒有任何好處的。’彭真聽康生這話沒有向著他的意思，就不再和康生講這件事情了。直到他們炮製出那篇被毛澤東斥之為‘反革命綱領’的二月匯報提綱，才把這場鬥爭升級了。所以，這場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搞法，有人說是這個策劃，那個密謀的。根據我的觀察和親身的體驗來看，那完全是根據當時的鬥爭逐步推進成那個樣子的。就是連毛澤東也不知道鬥爭會發展成什麽樣式。當然，他對鬥爭的必勝和周密的安排那是不成問題的。這裏，就要提到重用林彪的問題了。其實，林彪在文化大革命的開始並沒有起任何的作用，倒是康生和陳伯達、江青這些人起了關鍵性的作用。特別是江青，把鬥爭一再升級，把中央文革小組一下子提高到政治局常委之下，取代了書記處。這是連我們都沒有想到的。但是那也是當時鬥爭的需要和發展的必然結果，也不是江青蓄謀的。在那個時候，毛澤東考慮的最主要的問題就是軍隊的穩定和防止軍隊被一些別有用心人的利用。他每天都要和一些同誌談話，是秘密談話，就是到今天，有些談話的內容也沒有公開。你可以找一些當事人好好談談，他們會給你提供更多的情況的。不過，這次中央全麵地否定文革，把許多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和檔案全部毀掉，他們是利用給一些人平反之機毀掉材料和檔案的。這太可惜了。我為什麽要給你談這些東西呢？因為我不談，今後就沒有人會如此全麵地了解這起史無前例的革命的整個過程和來龍去脈了。僅僅憑文獻和文件及會議上的講話是遠遠地不夠的。”
我問道：“康生沒有給你們留下重要的材料和他的筆記、日記一類的東西嗎？”
曹軼歐說：“康生留下的東西我曾經整理過，現在都被中央派來的人拿走了。全部的文件和文字，幾乎都拿走了。連我們自己買的東西都拿走了。我不知道他們究竟是什麽意圖。康生已經死了幾年了，我又不是不服從中央的決定。現在拿我開刀有什麽用處？無非是讓一些人高興一下，起個報複的作用罷了。沒有意思，一點點意思也沒有。”
提到這些令她傷心之處的時候，她的眼睛裏似乎有淚水，但是她忍耐著，沒有在我麵前流下來。是的，我看得出來，她竭力要在我麵前塑造一個堅強女性的樣子。
“彭真他們搞得《二月匯報提綱》，康生究竟看過沒有？”我再次想證實這個問題，因為1966年5月16日的《中共中央通知》裏說提綱是“彭真背著五人小組成員的康生通知搞的”，時過二十多年了，我想盡可能地把這個問題弄清楚。我一再說：“這個問題已經過去這麽多年，你說實話就可以了，我又不是搞康生和你的專案。你不要有任何的顧慮。你不同意的話，我不會把你的談話公布出去的。這對康生現在也沒有什麽妨礙嘛。”
曹軼歐斬釘截鐵地回答：“沒有，彭真並沒有把二月提綱的文件給康生看，也沒有告訴康生是準備把那個文件作為中央文件發下去。當時，彭真在文件起草前連續開會，康生是參加了會議的。但是康生在會議上的一些意見並沒有得到很好的采納。比如說，康生提出：‘批判《海瑞罷官》的討論不要僅僅限製在學術的範圍內，要和現實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結合起來’，等等。文件一點也沒有涉及。會議的記錄要康生看時，康生說：‘要把每個人的發言寫上名字公布出來’，他們還是沒有這樣做。直到1966年2月5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向中央提出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後，康生才看到已經形成文件的匯報提綱裏什麽要堅持毛澤東1957年3月在黨的宣傳工作會議上所講的放的方針，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那樣武斷和以勢壓人。要提倡堅持真理，隨時準備修正錯誤。要有破有立，先立後破。要準許和歡迎犯錯誤的人和學術觀點反動的人自己改正錯誤，對他們要采取嚴肅和與人為善的態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準革命’，在報刊上公開點名作重點批判要慎重，等等。老實說，這些話本身並沒有多大的錯誤。問題是用在那個特殊的曆史時刻，提出者的用心就很清楚了，那就是要包庇吳晗和那些當時要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人。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批判《海瑞罷官》的討論剛剛要涉及到要害是罷官的時候，你彭真提出‘不要象學閥那樣武斷和以勢壓人’究竟是指誰呢？很明顯，是指毛主席嘛。當時有人問彭真，你那個學閥是指誰？他就說：‘誰象就是誰！’你越是不說是誰，你就越是有鬼嘛！這怎麽能得到毛澤東同誌的支持呢？彭真說毛澤東批準了他的二月提綱，這也是豈有此理！毛澤東明明反對彭真包庇吳晗的立場，怎麽會支持他把二月提綱那樣的東西作為中央文件轉發全黨呢？當然，考慮到當時他們在中央的勢力比較強大，毛澤東和江青這些人都采取了穩妥的策略，包括利用林彪來打擊黨內的一些反對勢力。這一點，當時我們都看得很清楚。林彪那時裝出一副隨時都有可能死掉的模樣，毛澤東也對林彪的身體狀況缺乏了解。所以，毛澤東把林彪作為接班人完全是一種權宜之計。一旦察覺林彪有可能把大權交給他的兒子林立果的時候，毛澤東的原則性和他的果斷措施就表現得很清楚了。連陳伯達都沒有看到毛澤東在這個穩妥上的原則性，而本來陳伯達應該看到毛澤東的這個原則立場的。”
我感到曹軼歐這個人的不同尋常了，怪不得她會擔任康生辦公室的主任呢，看來她在共產黨內沒有白白地停留近六十年。從這個意義上講，她的資曆遠遠地要超過江青和葉群這些人，她是僅次於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的女共產黨人。要不是由於康生夫人的緣故，她可能會作為老革命家載入中共的曆史上去的。我要她再談談劉少奇和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立場和態度，他閉著眼睛想了一會兒，才說：“很明顯，當毛澤東決定要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最初的提法是‘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後來康生向毛澤東建議：‘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這種提法，概念不明確。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就有很大的差別，不如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容易解釋，也容易被人理解。’毛澤東接收了康生的建議，所以在後來的文章中就改成‘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決定這場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的用心是良苦的，最後的矛頭是一定要到了劉少奇那裏的。早在1964年下半年和1965年一年的時間裏，毛澤東為了發動這場運動，一直在精心研究和策劃。他起初想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就是四清運動來攻破和削弱劉少奇的勢力，後來又準備發表在同王明路線和李立三路線鬥爭時期發表的九篇文章來引起全黨的重視和對劉少奇的認識。最後終於找到了突破口，這就是發表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現在看來，這個突破口選擇得好，打準了劉少奇的要害。所以，這場文化大革命才能那樣轟轟烈烈地搞下去……”
我問道：“你現在怎樣看待文化大革命運動？你認為這場大革命是好的嗎？”
曹軼歐沒有正麵回答我，她說：“我讚成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你是知道的，我就不再重複了。你不是主張隻講事實而不談評價嗎？”這個女人的嘴很利害，竟想到用我的話來堵我的嘴。我說：“那好，你就接著你的話說下去吧。”
曹軼歐說：“劉少奇和鄧小平呢，他們是想把運動搞成1957年反右那樣，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抓右派，抓牛鬼蛇神，抓遊魚，抓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壞人。如果按照他們的部署搞下去，勢必再來個人民群眾中的自相殘殺。所以，要是說錯誤的話，他們那套文化大革命的方針也未必正確。這當然是後話，也不再提了。提這些目前用處都不大。隻是對你們這些研究曆史的人還有用。我講這些，就是主張實事求是。毛澤東批判劉少奇的這一套是挑動群眾鬥群眾，挑動學生鬥學生。正是毛澤東要整黨內的走資派，所以，這才挽救了許多群眾的命運。”
我說：“這也未必。群眾裏也有許多的壞人。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那些領袖們就都是好的嗎？許多的投機分子打著‘造反’的旗號都混進領導班子了去了。真正正派的人，真正安分守己的好人倒是在運動中受到了打擊。我覺得，現在還是進行法製，實行社會主義和人民的民主製度為好。”
當我第三次訪問她的時候，她給我準備好了幾份材料，全是康生在一些會議上的講話和日誌。她很激動地說：“你看看，1966年6月9日，劉少奇和周恩來、鄧小平、陶鑄、陳伯達和康生一塊到杭州去向毛澤東匯報工作的時候，劉少奇當著毛澤東的麵就說：‘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規模還要聲勢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數要超過1957年。學校單位的奪權鬥爭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學。’康生當著常委們的麵就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否重點是整一些右派？值得研究。如果隻是在學校和單位和1957年那樣抓右派，是否擴大了打擊的範圍？也未必符合毛澤東同誌這幾年來的指示。’那次匯報實際上沒有解決任何的問題。毛澤東看到劉少奇和其他常委們對運動都沒有提出任何符合他的意思的意見，自己也沒有講什麽時間和任務，重點隻講發動群眾。毛澤東說：‘群眾沒有發動起來之前，任務是講不清楚的。牛鬼蛇神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搞了一些什麽名堂？你劉少奇知道嗎？你們這些常委們就都清楚？也不一定，我是不清楚的。但是群眾清楚，人民清楚。隻有把他們發動起來，把政策交給群眾，這次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好。’康生堅決地支持了毛澤東同誌的意見。所以，經劉少奇和鄧小平這些人的批準，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的通知》，提出：‘鑒於目前大專學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興起，要把這一運動搞深搞透，沒有一定的時間是不行的。’‘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遲半年進行。’這些情況表明，就是沒有康生和陳伯達、江青這些人，沒有林彪，文化大革命也要搞起來的。劉少奇和鄧小平這些人都對文化大革命采取了積極支持和率先領導的方針，隻不過他們打擊的矛頭和毛澤東的不一樣，針對著是廣大的人民群眾罷了……”
曹軼歐的這種大膽的談話，是她對中央處理康生問題的不滿情緒的總發泄。她口口聲聲地要恢複康生的本來麵貌，我就感到可笑。什麽是康生的本來麵貌？不就是多年來一直追隨毛澤東而堅持整肅一切被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牛鬼蛇神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已。對此，曹軼歐再沒有任何的解釋。人們都說康生是整人的專家，是中共曆史上曆次清除黨內反對派和所謂叛徒、特務、異己分子的主要策劃人和領導人，這就決定了他在黨內的地位從來是引人注目和感到恐怖的角色。作為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他的作用是貫穿於整個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的。在文化大革命遭到全麵否定的今天，否定康生和審判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表現，是絲毫不奇怪的。實際上，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暴發戶和新生權貴，都不同程度地從他們權力和地位的高峰跌落下來，回到他們應該回的地方去了。用曹軼歐的話來說：“就連華國鋒、汪東興這些人，也沒有因為他們粉碎了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而得到他權力的鞏固，最後還是被鄧小平把他們搞下台了。這說明整個中國的路線變了，變得不是毛澤東的革命路線了，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的那一條路線……”
曹軼歐的這些話，是她晚年心態的真實寫照。作為一個作家，我雖然不想對事件本身發表什麽評論，但是我還是有自己的觀點的。我對曹軼歐最後說：“華國鋒和汪東興的下台，是符合人民心願的曆史的必然。如果不讓他們下台，中國人民遭受的苦難會比曆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還要大。在這個意義上講，鄧小平糾正兩個‘凡是’錯誤的功勞永遠彪炳春秋。一切為糾正那兩個逆曆史潮流而動人物錯誤的英雄們、領導們的功勞都將被曆史所永久地記了下來，如胡耀邦、陳雲等人。為什麽？因為那兩個代表人物不是毛澤東，沒有毛澤東的豐功偉績，卻膽大妄為地享受著毛澤東晚年的待遇，這就勢必會發展到這些人會空前無知而低能地指揮人民而國家，再一次把人民和國家推進新的災難之中。短短的二、三年，這兩個人的問題和錯誤就已經暴露無疑，如果統治時間越長，他們的危害也就越大了。
我後來寫的長篇紀實文學《短暫的春秋》，就講訴了鄧小平等人同華國鋒的較量過程，也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順應潮流和一群昏頭昏腦的權貴進行鬥智的過程。一切看了這本書的讀者，都會得出自己公證的結論的……
(風琴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