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報：1966年紅衛兵在北京40天打死1772人(圖)
核心提示：而打過人者，或打人致殘致死者（據《北京日報》1980年12月20日報道，1966年8月至9月的40天裏，紅衛兵在北京一地即打死1772人），雖然也經受著心靈的煎熬，但若是真的站出來道歉，或許需要極大的道德勇氣。
本文摘自：《同舟共進》2013年第4期，作者：趙勇，原題為：紅衛兵的打人與道歉
讀邢小群老師的《我們曾曆經滄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裏麵有訪談賀延光的部分。邢老師問：“文革”初批鬥老師是不是你領頭？賀延光答，他沒有領頭參與批鬥過老師，因為從外地轉到北京，年紀小，很自卑，對自己的班主任也有一種畏懼感。“紅衛兵開始興打人的時候，我是一個觀望者，既沒參與，也不知道製止。為什麽不製止？因為那是‘革命行動’”。而他分析自己沒參與打人，深層原因與父親的教育有關：“我父親在社會上剛亂的時候就警告過我，說：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有一條是不虐待俘虜。現在社會這麽亂，有的紅衛兵打人，甚至打死人，這是違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我父親對我講別的道理，可能沒有用，但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起作用的。因為我從小就把當兵作為自己的最高理想，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對革命軍人的基本要求。所以打人的事我從沒參與過，這真的應該感謝我父親。”
我對這段文字感興趣，是因為學期末時，清華大學的一位學生輾轉與我聯係，說要寫關於紅衛兵的期末論文，有兩個問題想對我做一訪談：一、為什麽紅衛兵打人？二、為什麽打人之後不道歉？本來我是沒有回答問題的資格的，因為我既沒當過紅衛兵，也沒對紅衛兵現象作過專門研究，但我還是回了封長郵件，陳述了我對這兩個問題的看法。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的答複大體如下：打人在“文革”期間可能首先意味著“政治正確”，具有某種合法性，所以紅衛兵小將們麵對他們的批鬥對象，往往會訴諸武力。而這種局麵的形成，很可能與長期的仇恨教育、鬥爭哲學有關。眾所周知，以前奉行的是鬥爭哲學，是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而既然要鬥，就要鬥出一個結果，就會不擇手段。這種哲學從小學開始就進入到教育機製當中，成為一些課文的內容（如鬥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等），從而讓“階級仇，民族恨”在幼小的心靈中生根發芽。所以以我的推測，紅衛兵打人並不那麽簡單，這種行為應該是鬥爭哲學和仇恨教育的肢體化反應。
另一方麵，暴力美學借助於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也對青少年構成了一種長期的熏陶，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占領了他們的無意識領域。錢理群曾寫過《1948：天地玄黃》（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一書，其中分析過《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和《暴風驟雨》中鬥爭的場麵，然後他又進一步指出：“群眾性的暴力，被描寫成革命的狂歡節，既是階級鬥爭的極致，也是美的極致：作者所欣賞的正是這種強暴的美……”這種強暴的美既然已成新的美學原則，也就意味著暴力經過美學的包裝不但具有了合法性，而且具有了某種示範性和觀賞性。與此同時，暴力美學又借助於文學作品、電影、連環畫等媒介，開始向日常生活滲透，以致成了人們追求模仿的樣板。
除此之外，我還談到了青春叛逆期的心理特點。當一個社會比較正常時，那種與父母較勁、向社會叫板的逆反心理還會約束在理性的河床裏，而不至於釀成災難。但當全社會都非理性起來之後，借助於這種社會氛圍，逆反心理不但會變成一種心理宣泄，而且還會得到某種保護。於是，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武裝下，打人便成了堂而皇之的事情。
這位學生想讓我挖掘一下打人的深層原因，我想我也就隻能挖掘到這種程度了。而與第一個問題相比，第二個問題卻不太好回答。我首先想到的是，打人之後道歉，其前提是他們能認識到此種舉動極端錯誤，如果不承認這是錯誤之舉，道歉也就無從談起。我之所以想到這一層，是因為張承誌曾用日文寫作並出版過一部《紅衛兵時代》。關於這本書，他曾寫下如下文字：“我畢竟為紅衛兵——說到底這是我創造的一個詞匯，為紅衛兵運動中的青春和叛逆性質，堅決地實行了讚頌。”（《無援的思想》，華藝出版社1995年版）這意味著張承誌在反思紅衛兵現象時主要是在肯定。這當然不是說他也在肯定“打人”正確，但問題是，如果一些人也像張承誌那樣去正麵評價他們當年的所作所為，甚至有一種“青春無悔”的情感色彩，那麽道歉與否在他們那裏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其次，當真相大白之後，他們或許會覺得委屈，因為他們也是受害者，也大都付出了沉重代價。這個代價不僅是荒廢了學業，而且因為後來的“上山下鄉”而受到變相的懲罰。法國學者潘鳴嘯在《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年版）一書中指出：“降伏紅衛兵與重新大規模下放青年下鄉，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昭然若揭。下鄉運動包藏著鎮壓的殺機。這一點在官方報刊上從來沒有公開提及過，但許多紅衛兵都覺察出來了，有的是即時反應，有的是在農村待了一段時間以後才有所覺悟。”如果當年批過鬥、打過人的紅衛兵意識到他們已被變相懲處，自己的負罪感或許就會減弱許多。
如果排除以上兩種情況，打過人而不道歉的心理就會變得更加微妙複雜。打人者若幹年後但凡有了“良心發現”，便會意識到當年的“革命行動”既讓自己蒙羞，也讓自己負罪。道歉本來是減輕道德重負的一種方式，但道歉本身又使自己置身於光天化日之下，他們將因此從“匿名”的幽暗中走出，經受眾目睽睽的拷問。或許正是這種頗為矛盾的心理，使他們選擇了沉默。
當然，我們也應看到，已經有人打破了這種沉默。2010年6月，申小珂等8名紅衛兵學生寫道歉信，向當年北京外國語學校程璧老師“請罪”，一時成為話題。44年後，年過花甲的學生向86歲的老師道歉，輿論普遍認為是“帶了個好頭”。道歉者因此獲得了某種心靈自由，程璧老師回信中那句“你們也是受害者”，也讓許多人感動。然而，在這種皆大歡喜的背後，我依然看到了隱藏得更深的問題。細讀那兩封道歉信，申小珂當年雖是看管“黑幫”的“典獄長”，“但我沒有打過您，沒有折磨過您”，而隻是言語“教訓”。而另一位學生胡濱則引申小珂另一封來信，說出了他率先道歉的原委：“‘隻有犯錯不大的人，才好寫這信——壓力輕些。’（指他當過‘典獄長’，但沒有動手打過人）‘這種信隻有我這樣的人寫最合適。’（解釋了為什麽他首先出麵道歉）他說明為什麽他比動手打了人的紅衛兵容易懺悔，同時也不因為後者未曾道歉而自己也不做。”
如此看來，這兩封道歉信之所以能寫出，主要原因還是因為他們沒有動過粗、打過人。而打過人者，或打人致殘致死者（據《北京日報》1980年12月20日報道，1966年8月至9月的40天裏，紅衛兵在北京一地即打死1772人），雖然也經受著心靈的煎熬（申小珂在信中說：“一個在寧夏的同學給我來電話，說起當年在打姚淑禧教導主任的時候，他在旁邊踹了她一腳。這個同學在電話裏嚎啕大哭，十分後悔”），但若是真的站出來道歉，或許需要極大的道德勇氣。而現在看來，有這種勇氣的人少得可憐甚至幾近於無。為什麽會出現這種狀況？其中很可能涉及人性、道德乃至文化層麵更幽深的部分，而這個問題要想說清楚，似乎更不容易。
當然，我也想告訴這位同學，“紅衛兵打人”是個全稱判斷，我們也應該看到曆史大事件背後個體的複雜性和差異性。比如，賀延光當過紅衛兵，卻沒打過人。雖然這種“沒打過”不是因為道德自律，而是因為那種特殊的“家教”，但無論如何，他沒有滑入負罪的深淵。如果當年的紅衛兵都有這種家庭教育，且這種教育能起一些作用，紅衛兵的“革命行動”也不至於走火入魔到那種程度。但問題是，當國將不國時，家風、家教、家規等的作用也微乎其微乃至蕩然無存。“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變成“大革文化命”，顯然就是從破除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人倫秩序開始的。而賀延光能在那個時代心存敬畏，大概也算是一個特殊的個例吧。
（作者係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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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紅衛兵，打死老師，打死校長，打死當時所謂“牛鬼蛇神”等被鬥爭的對象，對方是完全沒有還手之力，被拷打暴打致死的。這種人凶殘之極，喪盡天良，這種紅衛兵，更應該懺悔，而且更不可原諒。
文革的始作俑者，為坐穩自己皇帝寶座而放出自己老婆等四人幫當惡狗，到處咬人害人殺人，永不可原諒。
現在還有，北航教授韓德強之流，張口罵人抬手打人，也屬喪盡天良之類。應該法辦，不可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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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粉不覺得！這是一個完全沒有同情心的種族。
如今，共產黨還擺脫不了這一套。
據說朝鮮人民覺得他們比世界上其他人都活得幸福無比。
以黨中央為首次大反省，別稀裏糊塗算在一個人的晚年錯誤上就完了。
好啊！
這是北京日報發表的，不會再有人說是獨運論造謠了吧？曆史就是曆史，何況這段曆史過去沒多久，許多親曆過的人都還活著，抹煞是不可能的。
1.《北京日報》1980年12月20日報道是否存在？
2.數字的出處？當年很亂誰統計的？
不能以現今的社會文化判定曆史。
在這種理論指導下, 既然是暴力的暴動, 打人就是理所當然, 打死人就不算錯事, 這就是當時的實際情況, 怪誰? 知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