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曆史：趙紫陽三下狠手 鄧力群一蹶不振
大中小2013-09-17 00:19:27轉發TwitterFacebook打印投稿電子報
【多維曆史】中共十三大前夕，鄧小平、陳雲為首的兩大勢力激烈交鋒，趙紫陽鄧力群作為鄧、陳兩派的代表更是明爭暗鬥。黨內左派勢力趁機發動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改革開放行將夭折之際，在鄧小平的支持下，趙紫陽從解決高層人事上入手，試圖扭轉反“自由化”所造成的不利局麵。前中共中央政治體製改革研究室研究員吳偉，在其文章《中共十三大前“反自由化”背後的博弈》中揭秘中共十三大前夕高層內部的巨變。本文為節選。
1987年年初胡耀邦被迫辭職後，鄧小平提議由趙紫陽代理總書記，這表示了鄧小平心目中，十三大上總書記這個職務，非趙莫屬。但是，當時中共內部的政治格局中，還有另外一派與鄧小平格格不入的政治力量，這就是以陳雲為首的保守派。鄧陳矛盾由來已久，雖然鄧小平在黨內的政治較量中占了上風，但是陳派仍然有著巨大影響，在胡耀邦辭職以後，他們屬意的總書記是鄧力群。
那段時間，政治老人王震就利用他的身份四處活動，到處打招呼，拉讚助，提出要鄧力群在十三大上做總書記。甚至當著趙紫陽的麵，他就直接說，你最好不要當總書記。趙紫陽回憶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力群每有困難或不便講的話，常常讓王震出來。大約在1987年夏季，葉選寧打電話給我，說王震想找我談一次話，於是我就去了王家。王震勸我說，你不要接任總書記，國務院的工作很多，離不開你，書記處的事不多，可讓姚依林去搞就行了。談話時葉選寧在場。我當時因為也不想任總書記，所以就請王震去說服鄧小平。後來有人告訴我，王震實際上在積極活動，想要推鄧力群當總書記。所以許多人擔心，要我無論如何不要把位子讓給鄧力群，這就引起了我的警惕。”
1995年，趙紫陽接受楊繼繩采訪時說：“我確實不願當總書記。我願意在總理崗位上把經濟改革搞下去。但是，當時讓我代理總書記我沒有堅持自己的意見。在那種形勢下，隻有我能代。我代的效果可能要好一些。如果耀邦下台以後排山倒海地反自由化，就了不得。我代總書記，首要任務是少傷一些人，把運動控製住，把反自由化調整到改革開放。那個時期我多次講過不當總書記。現在我想，讓別人搞就沒有十三大這個結果，肯定不如我。”
趙紫陽這話說得不錯。當胡喬木、鄧力群發動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鋪天蓋地的襲來的時候，能成為改革開放中流砥柱的，隻有趙紫陽了。自他在1987年1月擔任了代理總書記以後，他就抓住一切機會，利用所能利用的各種場合，給這場反“自由化”劃框框。也正是因為如此，他迅速取代了胡耀邦，成為了胡喬木、鄧力群等一幹左派們的新的政治對手。在左派們的打壓麵前，雖然趙紫陽獨木難支，不得不暫時退卻，在一些場合也講一些反“自由化”的話，但是他講的目的，在於限製。1987年的“5·13”講話，就是他這種“跪著造反”的典型範例。
在當時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種政治高壓下，前麵已經拿下了一位總書記，趙紫陽為什麽還能如此大膽，敢於頂著這場政治風暴，公開地和左派們寸土必爭？筆者認為，這一方麵是來自他對改革開放的堅定決心，另方麵，也來自他對鄧小平立場和態度的準確理解和把握。本文前麵已經談到過鄧小平對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缺一不可的基本觀點。趙紫陽正是準確地把握了鄧小平的這一思想，他才在反“自由化”的大潮中得到鄧小平的支持，敢於頂風大講改革開放，敢於用改革開放來限製反“自由化”。
從鄧小平方麵來說，他之所以要支持趙紫陽限製反“自由化”，原因也同樣如此。在趙紫陽發表“5·13”講話的20多年後，鮑彤在回憶到這個講話時，就鄧小平為什麽要支持趙紫陽阻擊反“自由化”，有過一段分析，筆者認為是符合當時情況的。他說：“就鄧小平的腦子裏麵的想法來說，老百姓死路一條就是共產黨死路一條。老百姓死路一條當然是很嚴重的問題，但是對鄧小平來說最嚴重的問題、最根本的問題、最使他思想上震動的問題是共產黨會死路一條。碰到兩個問題衝突的時候他最堅持什麽？他最後要堅持的是四項基本原則。但是當四項基本原則要把改革搞掉的時候，他又認為不行了，還是要搞改革。這個裏麵我們可以看出鄧小平是真正要搞‘兩個基本點’的。他為什麽同意紫陽作5·13講話？那是因為鄧小平看到，耀邦下台後再繼續搞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改革開放就搞不下去了。所以他同意紫陽說的，如果現在大氣候變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再繼續反下去，那就要影響你的另一個基本點改革開放了。10月份就要開始十三大，當時已經是5月份，離10月份隻有5個月了，再搞下去，十三大還能開成一個什麽會？那不成了反自由化的大會了？共產黨曆來的說法，是要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可反自由化能開成‘團結、勝利的大會’？所以當紫陽提出，要把十三大開成一個改革開放的大會，鄧小平立刻就同意了，這才有了紫陽在‘5·13’那扭轉乾坤的一舉。”
在趙紫陽“5·13”講話前後，中央高層在所謂兩個基本點的問題上依然存在各種爭論。比如5月4日上午，中央書記處舉行會議，討論加強高校政治思想工作問題。在教委準備的文件中隻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講改革開放。薄一波提出，還要講堅持改革開放，搞活，要培養掌握兩個基本點的人。趙紫陽支持這個意見，他說，現在就是要在開放的條件下做思想工作，過去是溫室，現在是開放，教育出來的人，如果隻能在封閉的條件下、在溫室裏解決問題，那是不行的，要培養學生有識別與免疫的能力。另外，教委的文件還強調，要在高等學校中加強黨的領導。趙紫陽說，作為方向，還是要實行校長負責製，確切的說，要教育家治校，要提出社會主義教育家的概念，要向社會主義企業家一樣，教育家治校，實行全麵領導，包括思想工作。
5月18日上午，中央書記處舉行會議，研究薄一波在26日全國整黨會議上講話稿。這個講話稿引用了鄧小平的一段談話，說整黨中要反右。趙紫陽批評說，引小平的話要引全義，小平同誌還講了反左嘛。報告後麵還引用趙紫陽的話說，四項基本原則是中國各項政策的基礎，趙紫陽澄清說，我沒有講過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內外各項政策的基礎。小平同誌講這個話也是在講到四項基本原則時講的，小平同誌也主張，改革是我們各項政策的基礎，要說基礎，兩個基本點都是基礎。現在確實有人貶低改革、開了會，說兩個基本點有綱有目。趙紫陽強調，兩個基本點不能說一個是基礎，一個是政策。
報告中講到，要培養骨幹，建立一支理論隊伍。對此，趙紫陽說，我們要用三中全會路線來衡量人，政治路線決定組織路線，組織路線服務於政治路線，要根據兩個基本點工作，選拔幹部、紀律檢查都要掌握兩個基本點，黨的建設要掌握黨的路線。
報告提出，幹部選拔有三條標準，忠誠黨的方針政策，文革中沒有問題，作風公道正派。趙紫陽則提出，要有政績的原則，革命化就是實行三中全會路線，政績就是執行三中全會路線有沒有成績，沒有政績，靠它沒飯吃，要選拔執行三中全會路線有成績的，有了成績，群眾才認，才承認。後來，鮑彤把這些思想總結為選擇幹部的三條原則，即公開原則、民主原則、政績原則。
1987年的6～9月，在中央高層，有關十三大的籌備、十三大報告和政治體製改革方案的征求意見和修改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由於趙紫陽作了“5·13”講話，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風潮得到了扼製，整個黨內和社會上的輿論環境也開始向改革開放方麵扭轉。7月1日，鄧小平的《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重新發表，政治體製改革的宣傳工作開始在新聞媒體上有計劃地進行，各種關於經濟、政治改革的宣傳文章逐步多了起來。從表麵上看，一個有利於十三大召開的改革開放的政治環境正在形成。
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黨內的左派勢力們並沒有因為十三大的臨近，而放棄他們企圖用反“自由化”阻止改革腳步、阻止政治體製改革方案通過的努力。趙紫陽在他的《改革曆程》中回憶過一件事情。1987年夏天的一天，鄧小平辦公室主任王瑞林給趙紫陽轉來一封北京市副市長王大明的信（王以前在中宣部作過副部長），反映中宣部的一些局長得知鄧小平講，今後主要是反左，情緒很不正常，說了不少出格的話，什麽“要堅持頂住呀！”“現在勝負未分呀！”等等。趙紫陽明白，反“自由化”這件事情並沒有完。這些左派們還不甘心，他們並沒有接受中央關於反“自由化”開始轉入正麵教育的決定，而是在窺探時機，時刻準備掀起更大的風浪。7月11日，趙紫陽找來中宣部部長王忍之、常務副部長王維澄，根據這封信嚴厲地批評了他們。趙紫陽說，中宣部的精神狀態不好，聽到鄧小平講反左是主要的，就覺得大勢不好，如喪考妣。你們這種狀態如何能正確宣傳貫徹三中全會的路線呢？趙紫陽要他們切實負責轉變中宣部這種立場。但他倆當場毫無悔改表示，隻推說他們完全不知道此事。
趙紫陽知道，中宣部狀態的根子，不在於兩個部長，而在於主管中宣部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群。當時距離十三大的召開隻有三、四個月的時間。趙紫陽認為，要為十三大創造一個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保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政治體製改革等一係列新的理論、政策在大會上得到順利通過，就必須扭轉目前改革開放輿論宣傳方麵的不力局麵，解決黨的主管宣傳理論工作部門與中央唱對台戲、打橫炮、使反勁的問題。而要做到這一點，隻有從解決高層人事上入手。為此，在那幾個月裏，在鄧小平的支持下，趙紫陽做了三件事：
第一，改變鄧力群主持思想戰線工作的地位，由胡啟立接管。
鄧力群實際上是思想理論宣傳戰線保守勢力的總司令。趙紫陽認為，如果讓鄧力群繼續主持理論工作，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不會得到發展，中國不會有有利於改革開放的理論發展。要改變當時宣傳輿論方麵的不利局麵，必須果斷地改變鄧力群在書記處中分管理論宣傳工作的分工。
早在1987年3月間，趙紫陽就曾向小平提議，調天津李瑞環到中宣部協助鄧力群主持意識形態的工作，得到鄧的同意。趙紫陽的理由就是，主管意識形態方麵增加一個人，就會聽到不同的意見。兩個人管可以有不同的聲音，下麵情況可以反映上來，不會像完全由一個人管那樣，下麵意見反映不上來，我們的意見也貫徹不下去。但是事情到了陳雲那裏，陳表示不同意，認為宣傳工作還是由鄧力群一人管為好，否定了趙的意見。
隨著十三大的臨近，趙紫陽覺得這個問題非解決不可，他認為，改革開放迫切需要新的理論觀點來指導，來闡述；理論研究應該緊密配合改革開放的實踐。如果繼續由鄧力群主管理論，不僅不能發展理論，隻能成為理論發展的束縛。所以趙紫陽正式向鄧小平建議，十三大鄧力群可以進政治局，給他一個說話、發表見解的地方。但不進書記處，不再負責思想戰線方麵的工作。這件事正醞釀的時候，黨內的老同誌李銳給趙紫陽寫了一封信，反映鄧力群在延安時期生活作風和道德方麵的問題，認為像他這樣品質不好而又保守僵化的人，不應當負責宣傳工作和意識形態方麵的領導工作。李銳還附上了當年楊尚昆主持黨小組會批評鄧力群時的原始記錄。李銳親自把這封信送給鮑彤轉給了趙紫陽。李銳在信中還說，“最近聽說，還有人在活動他進政治局當總書記，這就更加令人擔憂無已，寢食不安。我一直認為，鄧力群是中央改革開放方針的反對派，十三大後，決不能讓他留在中央領導班子之內。這樣可以使黨在前進的道路上除掉一塊絆腳石，去掉一個隱患。”趙紫陽把這封信轉給了鄧小平。鄧閱後劃了個圈，批了三條：一、舊事不重提；二、不再主管思想宣傳；三、可做政治局（候補）[①]。胡啟立後來向李銳傳達了鄧小平這個批示，但隻傳達了前兩條。
阻擋鄧力群當總書記的當然不僅僅是李銳這封信。鄧小平對鄧力群一直印象不佳，他擔心鄧力群利用手中主管宣傳理論工作的權力，否定改革開放。恐怕這也是鄧小平不讓鄧力群當總書記的一個重要原因。鄧小平在李銳信上的批示被送給了陳雲、李先念傳閱。陳雲和李先念對鄧小平的做法都有所保留，在批語中都說鄧力群的好話，李先念說，“鄧力群是個好同誌，還要很好地發揮他的作用”。但他們也不便正麵反對鄧小平不要鄧力群繼續主管宣傳工作的批示，所以這件事就算是在老人們那裏通過了。
後來鮑彤對這件事情有過一段回憶，他說，7月7日鄧小平會見中央五人小組之後，“啟立找我說：‘小平同誌說，鄧力群的形象太壞。’這大概是小平的原話。啟立告訴我：‘小平說，以後宣傳工作，不要鄧力群管了，由啟立管。’他說：‘我一個人怎麽管啊？我要成立個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於是，胡啟立就提了個名單，他說：‘我要找兩個人幫忙，一個是鮑彤，一個是陳俊生，這兩個人是幫得上忙的。’這樣，就成立了一個中央宣傳思想理論工作領導小組。”
9月14日，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趙紫陽宣布，由胡啟立主管意識形態，成立中央宣傳、理論工作領導小組，胡啟立任組長，成員有鮑彤、陳俊生、王忍之、溫家寶、錢李仁等。十三大後，這個小組又增加了一個副組長，中央書記處書記芮杏文。
第二，撤消鄧力群任主任的中央書記處研究室。
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是鄧力群控製的左傾思想筆稈子大本營，聚集了一批反對改革開放的秀才，他們是鄧力群手下左派勢力的中堅力量。
早在1985年底，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的時候，由於鄧力群對改革開放的對立態度，中央書記處就曾經以調整工作分工的名義，決定鄧力群隻分管意識形態，不再兼任書記處研究室主任的職務，這個職務交由王兆國擔任，並就此電報的形式向各省市發了通知。哪知道會後鄧力群向陳雲匯報發牢騷，陳雲震怒，給胡耀邦打電話說，“這事不能這麽幹吧！”結果，書記處的決定被推翻，通知收回，鄧力群仍任原職。
一年前胡耀邦沒有做成的事情，趙紫陽這次還要做。趙紫陽認為，鄧力群不再主管思想理論工作以後，由他任主任的書記處研究室也應該撤銷。樹雖未倒，猢猻先散，這樣可以使其徹底失去控製思想理論界的組織基礎。為此，趙紫陽向鄧小平提出了撤銷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的建議，理由是十三大後中央書記處不再起決策作用，而是成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的辦事機構，其下麵不宜再設一個政策研究部門。鄧小平表示支持。
1987年7月7日，鄧小平在家裏召見中央五人小組，正式宣布了鄧力群不主管理論宣傳工作的決定。趙紫陽建議，由胡啟立主管意識形態方麵工作，大家也表示同意。會議還決定，交接工作立即開始，由薄一波找鄧力群談話。同時這個會上還確定，由鄧力群兼主任的書記處研究室解散。因為這個研究室在鄧力群主持下，長期以來製造懷疑改革開放的輿論並散布這種情緒。鄧小平在會上還說，十三大還要鄧力群擔任政治局委員。
書記處研究室撤銷後，在當時的中組部長宋平的幫助下，鄧力群對研究室的骨幹都一一做了妥善安置，其中一個主要的去向，就是中組部新成立的黨建研究所。按照鄧力群的說法，書記處研究室的撤銷幫了他的忙。1989年之後，從研究室出去的人，擔任副部長級以上職務的有十幾個。如果一直在研究室，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三，撤銷《紅旗》雜誌。
《紅旗》雜誌，同樣是左派勢力的大本營。當年在真理標準討論中，所有中央媒體都參加了討論，唯有《紅旗》雜誌總編輯熊複按照汪東興的意見，按兵不動。後來鄧小平批評說，不卷入就是卷入，意指《紅旗》站到了“兩個凡是”一邊。熊複由此檢討，胡耀邦出於保護幹部的好心，保他過了關。但在此後的改革開放中，熊複和他的《紅旗》始終不改其左的麵目，在反“自由化”時更是一馬爭先。《紅旗》雜誌的撤銷，筆者沒有查到中央的具體決策過程。據趙紫陽在回憶錄中說，是他向鄧小平提出撤銷《紅旗》雜誌的建議的，鄧表示支持。
《紅旗》的撤銷，沒有像書記處研究室那樣立竿見影，而是采取了分幾步走的方式，前後經曆了近一年的時間。1987年8月17日，中央書記處會議通過了《中央組織部關於〈紅旗〉雜誌社領導班子調整的請示》，宣布《紅旗》總編輯熊複辭職，一副總編和一顧問被免職，雜誌社的工作暫由副總編輯蘇星主持。
12月23日，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開會討論《紅旗》雜誌問題。會上胡啟立傳達了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央機構改革小組關於中央、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中有關《紅旗》的決定：撤銷紅旗雜誌社，由中央黨校主辦一個黨內的理論刊物，由中央書記處組織實施。1988年1月5日，由中央辦公廳起草的《關於撤銷紅旗雜誌社由中央黨校主辦一個黨的理論刊物的實施方案》，以高揚、周傑和蘇星的名義報中央書記處。12日經書記處辦公會議討論同意並經政治局常委審閱同意。
這期間，胡啟立到雜誌社講了一次話，他說：“從中央來說，繼續辦中央一級權威性的理論刊物，而且叫《紅旗》，值得研究。刊物代表中央的聲音，有權威性，人家就不大好討論，很難發表不同意見，有顧慮。放在中央黨校，作為重要理論陣地，更便於理論探討。”
1988年5月30日，中央發出《中共中央委托中央黨校創辦<求是>和撤銷<紅旗>雜誌社的決定》，1988年6月16日，《紅旗》出版了最後一期；7月1日，掛在中央黨校名下的《求是》創刊，鄧小平題寫了刊名。
後來有人說，《求是》雜誌前身是創刊於1958年的《紅旗》，這是沒有根據的。雖然兩個單位人員未變、都在一個地方辦公，但是1988年《紅旗》明確宣布停刊後，《求是》才宣布創刊的，不存在前者改名為後者的曆史事實。
198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成功舉行。中共十三大前黨內這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博弈，從十三大最終開成了一個改革開放的大會、政治體製改革終於提上全黨日程這個結果看，是趙紫陽取得了上風。而他的政治對手鄧力群則在大會的中央委員選舉中落選，不但失去了進入政治局的資格，而且在中顧委常委選舉中再度落選，從此一蹶不振。
當然，沒有鄧小平的支持，趙紫陽是無法取勝的。他勝就勝在他掌握了鄧小平“兩個基本點”的精髓。雖然在20個月以後，他在處理學潮問題上仍然不免與鄧小平攤牌，成為黨內保守勢力打擊下的又一個犧牲品，但是他在1987年一力扭轉反“自由化”的狂瀾，為中共十三大開成一個改革開放的大會所做出的種種艱苦努力，仍然不失為中共黨的曆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不應當被歲月所磨滅。
注釋：
① 意即可在十三大上讓鄧力群做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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