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陳雲鮮為人知的秘密
大中小2013-08-11 21:59:44轉發TwitterFacebook打印投稿電子報
【多維曆史】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領導地位，被認為是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而陳雲則是鄧小平主政時期“中共八老”之一，在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中的地位和權力僅次於鄧小平，實際上的第二號領導人。鄧、陳二人作為政治同盟，不僅有合作，更有鮮為人知的矛盾衝突。本文作者範似棟，參考諸多當事人回憶錄、文集，撰文披露鄧小平與陳雲之間的恩怨情仇。原文收錄於作者文集《老虎》。
鄧小平在七九年對陳雲是感激的。在許多會上，他都引用陳雲的話，把陳雲視為和他一樣的最高權威，但一年後，鄧小平翻臉了，表明以往的尊重僅僅是權宜之計。
八零年三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趙紫陽任組長的中央財政經濟領導小組成立，原先的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撤銷，陳雲不再是經濟主管。
姚依林雖然是中央財政經濟領導小組的成員，八月份又兼了國家計委主任，而且趙紫陽對陳雲的意見也十分尊重，陳對趙的印象總的來說也不錯。但陳雲並不高興，因為趙紫陽畢竟是鄧小平的人，因為這是對作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基石的鄧、陳密約的背信棄義。
陳雲不再做經濟主管是他自己提出來的。陳七九年下半年檢查出癌症，於是堅持要讓位。陳心目中的接班人就是姚依林。文革後姚依林先後擔任中共中央辦公主任和國務院副總理，分管經濟，都是靠陳雲大力推薦。陳雲甚至有意讓姚依林接華國鋒的班出任國務院總理。陳雲不服的是，他的朋友和學生姚依林，以經驗、學曆而論都比趙紫陽強，兩人的年齡差不多，姚僅年長兩歲。姚依林卻沒有當上經濟主管。
這一回，鄧小平沒有給陳雲麵子，因為鄧小平根本不想和陳雲分治中國，也不想和其他元老們實行集體領導，他是又一個專斷獨行的毛澤東。他早就籌劃好了，要實行鄧、胡、趙體製，胡耀邦管中共的黨務，趙紫陽當總理管全國的經濟，他們兩個前台掌櫃，他才是後台老板。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權力是鴉片煙，一旦有了權就想有更多的權，直至獨裁。
麵對鄧小平一派獨大的形勢和咄咄逼人的姿態，其他中共元老們麵麵相覷，一些人沉默了，一些人退讓了，一些人轉向了。表麵上他們謹小慎微，歌功頌德，吹捧鄧小平是改革英雄，第二代領袖，其實私心並不服，他們以退為進，暗地裏養精蓄銳，準備長遠的鬥爭。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所謂華國鋒、汪東興的凡是派已經不成氣候，不具備任何政治上的能量，苟延殘喘而已。華國峰直到八一年有時還在公開場合出現，卻是個牽了線的傀儡，鄧小平要他說啥他就說啥。中國報紙上大量出現鄧小平、胡耀邦利用實踐檢驗真理這一場理論討論鬥垮凡是派的故事，其實這些都是騙老百姓的把戯。在中共政治中，一場理論性的爭論根本不起實質性作用。
正是在改革的旗幟下，在鄧小平、胡耀邦幫派編造的改革派與凡是派的鬥爭、改革派與保守派的鬥爭家喻戶曉時，鄧小平集大權於一身，穿上了無形的皇袍。
改革派和保守派的鬥爭其實是一個神話。對毛澤東時代而言，鄧小平和陳雲都是主張經濟發展的改革派，他們的區別在於鄧小平是改革的激進派，陳雲是改革的穩健派。鄧、陳鬥爭是改革派內部的鬥爭。他們都對文革深痛惡絕，都不主張完全繼承毛的政治路線和經濟路線，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都是積極的改革派；但從保持中共的意識形態、既得利益和統治地位來說，他們又都是堅定的保守派。
改革是文革後中國唯一可行之路和唯一的選擇。好比是一場大地震之後，幸存的人都會從倒塌的廢墟中爬出來，這是人的求生本能，完全談不上高明和勇氣。況且爬出的方向對不對？爬出的動作對不對？最後是否轉危為安？都還是問題。所以搞改革的鄧小平其實不應該得到過多的讚譽。
進一步分析，在改革的成果沒有明確之前不應該輕易肯定。改革是一個動詞，而不是一個名詞，動詞表示事物的動態，而不是事物的結果，我們肯定和否定的對象應該是事情的結果而不是狀態。革命也是一個動詞，而革命的結果就一定好嗎？曆史很難證明中國人民支持國民黨革命和共產黨革命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然而，毛澤東的革命和鄧小平的改革在開始時期，卻得到許多中國人出於感情原因的輕率支持和盲目擁護。這裏的原因可能隻有一個，就是窮則思變，中國人太窮了。中國人認為危機時隻要變就是好的，其實是一種嚴重的錯誤，因為這種思想定式往往忽略了決定變以後的下一個問題：如何變？
如果毛澤東和鄧小平沒有聽到群眾過多的歡呼聲，可能他們還會比較謹慎一點。
七九年，因為寶鋼問題，鄧小平有求於陳雲，所以兩人雖有矛盾，鄧還能和陳雲商量。八零年開始，寶鋼問題緩和，鄧、陳矛盾表麵化，爭的是經濟決策權和領導權，再往下探，深層問題是經濟指導方針上的分歧。
鄧小平派掌控的媒體時常暗示有股保守勢力，反對改革，其實指的就是陳雲、李先念他們，有時還帶上葉劍英。這個神話的出現有個好處，就是可以使鄧小平立於專製的不敗之地，就好像毛澤東一樣也曾經創造一個革命的神話。鄧小平是改革的代表，反對鄧小平意見的人就成了反改革的絆腳石和保守派；毛澤東是革命的代表，反對毛澤東意見的人就成了反革命。
被鄧小平暗示為保守派的人因此被剝奪了反對權，隻能在私下反唇相譏。有一次李先念議論餘秋裏和穀牧，說，“我才信不過這些革命派”。餘秋裏和穀牧投靠鄧小平後，唯鄧小平為是，和李先念、姚依林在工作中發生爭論。李先念不敢直接批評鄧小平，隻能斥責鄧的代理人。李這樣的三朝元老都怕鄧小平心狠手辣，翻臉不認人。
陳雲他們和鄧小平那幫人的對立和矛盾從本質上說有兩點，一是慢性子和急性子，謹慎改革和勇於改革的矛盾。鄧小平希望國富民強實現得越早越好，“甩開膀子大幹”是當時報章上的常見用語，也是鄧小平和許多中共官員的心聲。他們認為，毛澤東這個絆腳石去掉以後，中國的經濟沒有理由不騰飛。陳雲則說，“我們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因為我們的改革，問題複雜，不能要求過急。”[1]
鄧小平七九年曾經說，“最近在發展速度上，發生一個明後兩年工農業總產值是增長百分之八還是百分之六的問題。”[2]各持其見的雙方正是鄧小平和陳雲。二是主張中央集權和主張地方分權的取向不同。鄧小平、胡耀邦勢力在八十年代初期急劇膨脹的重要原因是因為他們的分權主張符合各省市領導人的利益，所以受到地方領導的普遍擁護。
當時，主持國務院工作的趙紫陽往往站在陳雲一邊，維護中央政府的權威。趙紫陽當時有一句名言，“政治上反右，經濟上反左。”意思是政治上擁護鄧小平，經濟上擁護陳雲。趙紫陽的中庸之道得到陳雲好感，陳雲後來批評胡耀邦時說，“我與紫陽說的是北京話，你說的是地方話。”[3]“北京話”是指為北京說話，即維護中央利益，“地方話”是指為地方說話，維護地方利益。
中央集權好還是地方分權好？集又集到何種地步，分又分到何種程度，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很難說陳雲和鄧小平的主張和做法哪一種比較好。一般行之有效的辦法是立法、司法權和官員任免權，以及中央銀行的權力集中在中央政府，企業經濟決策權放開。以此比照，陳、鄧都有不是，陳雲的集權首先是集經濟之權，而且有可能集的過死過濫。鄧的放權在實際上把司法權和官員任免權都放掉了，中央銀行成了地方經濟的尾巴。鄧小平改革的兩個內容，對外開放，對內放權，致使地方政府的權力不斷坐大，逐漸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裏，這並非完全是好事。八十年代以後直至今天，各方麵逐漸敗壞的風氣和鄧的改革路線有直接密切的關係。
鄧、陳的經濟方針、路線之爭是中共八十年代黨內鬥爭的主線，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次要的意識形態方麵的鬥爭。這方麵對立的兩股力量可以稱之為改革派和保守派。意識形態保守派表麵上是中共意識形態主管胡喬本和鄧力群，背後則是鄧小平。陳雲也可能算一個支持者，但公開的資料找不到這方麵的證據，至少陳雲不是八十年代中國多次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決策者。意識形態改革派則是一些思想相對解放，地位相對低下的中共學者文人。
鄧、陳在意識形態方麵都是保守的，都帶有斯大林專製主義的色彩，都信奉一黨專政，但另一方麵，他們對理論問題都缺少長期的興趣，他們真正的用心在經濟發展，他們對社會風氣的關注也遠甚於對理論問題的關注。
八零年，上海資深電影演員趙丹臨死前埋怨中共對文藝工作管得太多。[4]傳聞陳雲斥之為放屁，這事有可能是鄧派放的風，即使是真的，也可能是個偶然的情況。因為陳雲曾經在七九年鄧小平開始鎮壓街頭異議運動時，也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我們解決了吃的、住的、穿的、用的，大家生活都好了，肚子吃飽了，加上思想上放鬆一些，不要抓得那麽緊，‥‥‥就甚麽事都沒有了。”“現在的局麵是團結、活潑不夠；嚴肅、緊張有餘。”[5]
鄧小平對意識形態方麵的話說得多一些，支持胡喬木等意識形態保守派，幾次發動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整肅運動，但往往虎頭蛇尾，搞搞又不搞了，似乎旨在文人間搞平衡。
陳雲長期主持中國經濟，是中共頭號經濟學家。胡喬木曾經回憶，“在盧山會議開會前，毛澤東曾經表示他不能搞經濟工作，他不懂。他認為他這一輩子搞不了了，年紀這樣大了，還是陳雲搞得好。”“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經濟工作還是要陳雲出來。”[6]五八年的大躍進使毛澤東認識了陳雲，在這以前，毛是不服氣的。他曾經拍了桌子說“隻有陳雲能管經濟，我就不能管了。”[7]
但陳雲是不是真的懂經濟管理？是否能管好中國的經濟？我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事實是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經濟一直很糟，失敗的例子怎麽能證明成功的經濟大師呢？毛頭阿姨想了想，也表示同意，她說她的做會計的丈夫也有同樣的看法。她稱讚我的懷疑很有道理。
她說，其實大家對中共那一幫人和那套管經濟的方法都不看好，包括對陳雲，隻是以前不能說，現在說說也沒關係了。然後她例舉了一些例子。
四九年五月，在陳雲的命令下，中共派軍隊包圍上海證券交易所，逮捕所謂的“金融投機商”，給上海人的印象十分惡劣。陳雲在五十年代初獨創的統購統銷政策，雖然一時穩定了國內經濟局勢，但從長遠看破壞了市場機製。當時有人說，共產黨搞軍事是一百分，搞政治是七十分，搞經濟是零分。她說，文革後，姚依林滿麵春風來到她家，姚克時曾經拿這話問過姚依林，姚依林沒有回答。
陳雲管經濟也有糊塗的時候，也犯過一些幼稚的錯誤。
五八年全國大煉鋼鐵的“土高爈”就是陳雲下令提倡的。[8]那年毛澤東給鋼產量訂高指標，事先問過陳雲，陳雲研究後說“看起來是有希望的”。有了這句話，毛澤東才下了決心。[9]
回顧往事，陳雲曾經說，“我要有自知之明”，“不要把我說得這麽好，我也有很多反麵教訓。一百五十六項中，三門峽工程是我經過手的，就不能說是成功的，是一次失敗的教訓”，又說他自己，“經驗還很有限。解放初期的經濟規模比現在小多了。現在這麽大的規模，這麽複雜的情況，應付不了。”[10]這些話應該大多是陳雲的實話，並不完全是官場矯情。
八十年代，陳雲還認為應該把養豬和種菜納入國家計劃。[11]這說明陳雲的經濟思想相當陳舊，對現代經濟和經濟管理並不熟悉和了解。
他曾經有一個生動的比喻：“市場和計劃二者就像鳥與籠子的關係一樣，鳥不能揑在手裏，揑在手裏會死，要讓它飛，但隻能讓它在籠子裏飛，沒有籠子它就飛跑了。如果說鳥是搞活經濟的話，那麽籠子就是國家計劃，當然籠子大小要適當，籠子本身也要經常調整，但無論如何，總得有個籠子。就是說，搞活經濟，市場調節，這些隻能在計劃許可的範圍內發揮作用，不能離開計劃的指導。”[12]
人們因此猜想陳雲是斯大林式計劃經濟的代表者，進而認為陳雲反對改革，這是一個誤會。
其實陳雲以上這段話，隻是表達了經濟學的一個常識，任何經濟體都需要活力和製約，任何國家對經濟活動都有計劃管理。陳雲曾經用讚賞的口氣對姚依林說：“資本主義企業裏頭相當有計劃，沒有計劃的話，那就不行。”[13]陳雲心中的計劃並不高深，就是綜合平衡，按比例發展，建設規模和國力相適應，之類經濟學的ABC。陳雲並不認同嚴格的管製經濟，他曾經對毛澤東時代的經濟計劃的製定有嚴厲的批評。[14]
如果把這個國家的經濟全部交給陳雲管理，中國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經濟災難有可能避免，八十年代的一些弊病也會被緩解，但是，中國經濟要像台灣、韓國那樣走上正軌，實行騰飛完全不可能。
總的來說，陳雲是一個思想縝密、經驗豐富、注重調查研究的人，這一點在延安時期就為人公認。[15]他公正清廉的作風和品格尤其使人佩服，他在政治上沒有野心，使他在曆次中共內部鬥爭中幸免於難。在中共黨內管經濟方麵，他是真正願意實事求是和比較有智慧的領導人。他的座佑銘是“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在中共領導人都對經濟和經濟管理外行的情況下，謹慎是一個很大的優勢。
陳雲和鄧小平的鬥爭雖然主要在經濟方麵，但有時也涉及政治和人事安排上的鬥爭和妥協。中國的八十年代就交織著他們兩人的打打談談，你來我往，陳雲打的是以防為主的太極拳，陰柔綿綿；鄧小平打的是以攻為主的少林拳，剛猛有力。倆人打一陣就坐下來討價還價，談妥了就天下太平。
八零年十一月份之前，當局對輿論的控製出乎意料地寬鬆。上海《解放日報》甚至出現一些文章，宣揚“若要現代化，必先民主化”[16]，還有人公開撰文提出“擴大民主必須革除官僚製”[17]。抨擊中共統治模式的激進文章也在全國其它地區出現。有一篇文章題目是《黨領導一切的提法不科學》[18]，另一篇批評文章登在人民日報上，題目是《權力不能過份集中》。[19]
熱鬧不是偶然的。八月份，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了一次重要講話，講話的題目就是《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他在講話中說：“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製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就有可能重新出現。隻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20]
這次講話激動著許多人的心，李洪林把它稱之為鄧小平“在開拓中國新的曆史過程中所能達到的最光輝的頂點”。[21]異議運動的高潮好像又呼之欲出。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全國一些城市的異議民刊得以繼續出版，平安無事，一直到八一年的年頭。
這篇文章也著重反對權力過份集中，這話雖然好像是對著華國鋒說的，卻也使包括姚依林在內的非主流元老們得到安慰，大家希望這是鄧小平的真實思想，或者這是鄧的承諾，今後誰也不搞大權獨攬，實行集體領導。另外，鄧小平在講話中再次引用了陳雲的一個意見，充分表示了對陳雲的尊重。[22]
但是，八零年底鄧小平突然改變了態度，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下令全麵收緊，再一次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指出“極少數壞頭頭操縱的非法組織、非法刊物的積極串連，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的公開發表，反動傳單的散發，政治謠言的傳播‥‥‥對這一切現象，我們絕不能掉以輕心。”並號召“全黨同誌、全國人民高度警愓和堅決打擊各種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和刑事犯罪活動。”[23]黨內外的異議人士好像一下子掉進冰河。
有的人說鄧小平的變臉是因為胡喬木搬弄是非，有的人說是因為波蘭事件的發生，有的人說是中共元老們對社會上的思想混亂頗有徽詞，陳雲因此說了些話要求大家對這種現象有戒備之心。[24]
有一次我問毛頭阿姨這裏倒底有甚麽名堂。毛頭阿姨說，“鄧小平又不是小孩子，他是很有主見，又很懂權術的一個人，他真想開創一個寬鬆的局麵不會因為胡喬木或陳雲的幾句話而改變。”
其實，那陣子比較自由的言論和輕鬆的氣氛正是鄧小平、胡耀邦為他們自己全麵上台而刻意營造的，借此向其他派勢力（主要是陳雲派）表示他們得到民意的強大支持，這個手法和七八年未七九年初十一屆三中全會時用過的手法完全一樣。這樣的解釋更合乎中共行事的邏輯和曆史真相。[25]
除此之外，異議運動的一係列激烈言論和行動也是鄧小平再次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原因，但和前一個原因比起來，後一個原因還是次要的。
對於胡耀邦當中共黨主席，陳雲和李先念起先都不表態同意，拖了很長時間。一方麵是對胡耀邦心中無數，胡當中央組織部長是陳雲提的，但當中央主席是否合適呢？另一方麵更重要，陳雲不希望鄧小平的勢力越來越大。鄧在提議胡當中共黨主席的同時，也準備自己當中央軍委主席。再發展下去會怎麽樣，鄧小平就變成第二個毛澤東了，陳雲和其他元老的擔心正在於此。
最後他們還是同意了，因為鄧小平作了其他方麵的讓步和利益交換。鄧已有的讓步是：同意陳雲關於三年調整經濟的意見[26]，讓姚依林出來主持計委工作，由陳雲的老部下陳國棟取代彭衝，主持上海工作，以及同意實行精簡機構和嚴懲經濟犯罪[27]。最重要的是鄧小平與陳雲之間有了第二個鄧、陳密約，以後凡是黨國大事，鄧小平有決定權，陳雲有否決權。
那些不屬於也不想投靠鄧小平集團的中共元老們到了這個地步隻能點頭同意，因為陳雲的身體、精力和權力欲都不如鄧小平，而且這兩年來，鄧小平派以改革為旗號，不但羽翼已豐，而且權勢已經大到可以為所欲為的地步。
雖然這以後中共黨內並沒有聽說陳雲使用否決權和鄧小平公開對抗，但從此鄧、陳一明一暗的並立權威，代替了毛澤東時代的一人獨裁。這或許也是一種曆史進步。
八二年後，陳雲和鄧小平之間的話越來越不投機，關係越來越緊張，但陳一直相信等到鄧小平搞不下去了，還會請他們出山。陳雲對付鄧的手法就是五七年對付毛澤東的辦法，不作一時爭論，但預先把話說明白了，誰對誰錯，留待後論。
毛頭阿姨說，姚依林曾多次說，“搞政治的人是甚麽事都做得出的”。姚這樣說，是把陳雲、姚自己和搞政治的人區別開來，陳、姚他們是搞經濟的。姚所指的“搞政治的人”以前是毛澤東和四人幫，現在是鄧小平和鄧的手下，主要是胡耀邦。
一般民眾都支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生活好起來了，經濟好像也發展了，大家都以為這是鄧小平的功勞，改革帶來的成果，沒有人認為這裏有甚麽問題。毛頭阿姨如此尖銳地評論鄧小平，顯然是受了姚依林的影響。
每次我們談論黨內高層的內幕，都是父親不在的時候。隻要父親的腳步聲在樓梯上一響起，毛頭阿姨就改口談其他的瑣事，她知道威嚴的父親不喜歡我們這樣議論政治。父親其實是很喜歡聽這些小道消息的，隻是不想讓我們做子女的，尤其是我與聞這些事。有時他興致好會問我們，“阿姨今天有沒有說些甚麽呀？”
注：（以下引用書刊的作者名、出版社和出版年月均在書後“參考書籍和雜誌目錄”，凡二百餘種，在此省略。）
【多維新聞】本文網址：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3-08-11/59306777-all.html#pag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