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1976年周恩來死後毛澤東大放鞭炮(圖)
1976年周恩來死後的那段日子，凡親身經曆過的都有體會。當時人們心情沉重，憂心忡忡，哭總理，哭國家，哭自己，沒有什麽心思過春節。然而，毛澤東卻與眾不同，在除夕之夜，他除了讓身邊工作人員大放特放鞭炮外，還在別人的攙扶下，親自點燃二踢腳。事隔多年之後，一位在中南海負責警衛工作多年的老幹部和我談起這件事來，情緒還十分激動。他告訴我，1976年農曆大年初一，從毛的住地“中南海遊泳池”拉走的鞭炮屑有整整一卡車。毛澤東的這番舉動究竟是為了什麽，隻是與周的去世巧合，還是另有用意？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在書中並沒有認定到底是屬於哪一種情況，隻是把它作為展開全書的一個引子。
筆者撰寫的《晚年周恩來》一書出版後[1]，在海內外引起很大的反響，一版再版。書中重新評周、批毛、揭鄧，澄清了“文革”時期的許多曆史真相，破除了中共官方編造的種種關於領袖人物的神話。這本書目前在中國大陸廣為流傳，盜版盛行。特別是在黨內老幹部和知識分子中間，人們爭相傳閱，筆者的看法得到了普遍的認同。學界同人也根據書中所提供的史實開始重新評價“文革”中的曆史事件和人物。
這本書出版發行後，中國官方一方麵發出緊急通知，下令各地查禁收繳《晚年周恩來》一書，同時盤查入境旅客，拘押傳播販賣這本書的人，還把筆者的名字和書名列入黑名單，禁止它們出現在互聯網上；另一方麵，當局又組織人馬進行圍剿，前一段某海外網站下麵一個論壇的版主就充當了馬前卒的角色。近日，又有官方史學的禦用文人奉命出馬，以“司馬公”的筆名，在香港《廣角鏡》雜誌上發表長篇係列文章“我讀《晚年周恩來》”，然後再由官方網站“出口轉內銷”來消除影響。
筆者曾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呆過多年，了解“曹營”裏邊的情況。顯然，用“司馬公”之名發表的這類文章不是一般人所能寫的，因為“司馬公”不但有條件查閱中共的文獻檔案，甚至連周恩來在“延安整風”期間一共寫了幾篇筆記都掌握得一清二楚，它顯然是非常熟悉中共黨史文獻的行家。同時，該文發表在香港出版、獲準向大陸發行的政論雜誌上，列入“中南海動向”專欄，一望而知是官方安排的奉命之作。以筆者多年的經驗，甚至都能猜出該文出自何人手筆。
自從出版《晚年周恩來》一書後，筆者就預料到中國官方會組織人馬寫批駁文章。不過讀了“司馬公”的文章後，實在為官方史家的水準汗顏。《晚年周恩來》問世已一年有餘，奉命為文者耗時費力、到頭來卻隻能拚湊出這樣一篇粗製濫造的文字，令人無法卒讀。文中處處露出官方史家被戳穿謊言後的尷尬和恐慌、急於辯白的心態以及理屈詞窮的窘相。該文通篇不是在理性地探討問題和史實，而是采取歪曲詆毀的手法，有意混淆視聽，販賣官方史學的陳詞濫調。我與“司馬公”之間的根本分歧在於：究竟是否應該還中國民眾以曆史的知情權。換句話說，對曆史的解釋和官方領袖人物的評說，究竟是應該由官方獨家壟斷起來，還是應該讓民眾了解曆史的真相、做出自己的判斷。筆者與“司馬公”的諸多分歧蓋源於此。
歸納起來，“司馬公”在其係列文章（以下簡稱“文”）中主要采取了以下幾種手法來掩蓋和歪曲曆史真相、詆毀《晚年周恩來》一書（以下簡稱“書”）的。首先，對書中披露出來的無法否認的重要文獻史料裝聾作啞，百般回避。比如，文中不敢提及周恩來在“延安整風”中自我檢討的內容、周在1975年6月寫給毛澤東的那封信、周對劉少奇專案的批示、1973年底毛為批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所定的調子（指周想當蘇聯人的“兒皇帝”）以及毛通過汪東興對周恩來醫療組下達的多次指示等。麵對這些白紙黑字的史料，該文作者理虧心虛，隻好避而不談。
其次，盡量否認對官方說辭不利的史料。筆者在書中引用了一些對若幹曆史事件重要當事人的采訪、座談記錄，這雖然不是官方的原始文檔，卻是當事人提供的曆史見證，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而且這些采訪、座談都是當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出麵組織的，有案可查。比如，吳法憲轉述的毛澤東和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會前的談話，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座談會上揭露毛對周治病的“四條指示”等。由於這些當事人的回憶與官史的說辭大相徑庭，該文作者就一口咬定“沒有檔案作證”，試圖掩人耳目、否認抵賴。
再次，混淆不同性質的問題，有意攪渾水。比如在延誤周恩來治病的問題上，該文作者用“保守治療”說為毛澤東辯解開脫，混淆早期尚未擴散的原位癌的手術根治與對晚期癌細胞廣泛擴散情況下、為減少痛苦而采取的保守治療這樣兩種根本不同的情況。該文還把周恩來與陳毅和謝富治這樣的晚期癌症患者相提並論，將病入膏肓與早期發現混為一談，用這種似是而非的例子誤導不具備醫學常識的讀者。
最後，該文作者經常歪曲書中原意，任意捏造，然後加以批駁；或是掐頭去尾，斷章取義，攻其一點，不及其餘。該文為了修補遮掩官史中的種種破綻，確實煞費苦心，千方百計地想掩蓋曆史真相，然而卻無法從整體上駁倒《晚年周恩來》書中羅列的史實和邏輯，故而不得不采取這種拙劣的手法。
任何政治人物都無法逃脫曆史的審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筆者出版此書之前曾傳話給中國當局：《晚年周恩來》隻是目前已經出版的眾多評周書籍中的一家之言，歡迎批評指正，曆史人物的功過是非總是越辯越明的。《晚年周恩來》出版年餘，大陸官方終於拿出了以“司馬公”為筆名的係列文章，對該書提出了種種責難，為官方史學辯護，其中涉及到中國現代史上許多重要問題的曆史真相。筆者認為應當明辨，故以本文作為回應，也借此機會進一步對這些曆史事件的真相加以說明。所涉諸多史實，其中孰是孰非，請廣大讀者自行判斷。
一、曆史上的毛周關係
1.“鞭炮事件”風波
毛澤東在周恩來死後放鞭炮，並非坊間傳聞，而是確有其事。“司馬公”文中花費不少筆墨，大段引用張玉鳳的文字，試圖證明當時毛澤東放鞭炮與周恩來去世無關，從而掩蓋毛、周關係的真實情況。實際上，“鞭炮事件”並不是孤立的，隻要把它放到當時的曆史背景中，就不難明白，為什麽這樣一件區區小事會在黨內軍中激起眾怒。這才是問題的要害所在，也是該文竭力回避的。
事實真相究竟如何呢？1976年初周恩來死後，在全國範圍內爆發了聲勢浩大的抗議示威運動，導火索是當時官方設置重重禁令、壓製各地民眾自發悼念周的活動。有人說，那是“四人幫”幹的，責任在當時主管新聞宣傳工作的姚文元，與毛澤東無關。當年審判“四人幫”時，江青說了一句大實話：她是毛的一條狗，“主席讓我咬誰，我就咬誰”。姚文元又何嚐不是毛的一條狗呢？如果不是稟承毛的旨意，他個人哪有這麽大的膽子冒犯眾怒？在這個問題上，姚隻是個執行者，毛才是幕後主使。姚之所以敢於大殺大砍有關悼念活動的報導，就是在貫徹執行毛“不要死人壓活人”、“悼念虛，複辟實”一類的最高指示[2].
1976年周恩來死後的那段日子，凡親身經曆過的都有體會。當時人們心情沉重，憂心忡忡，哭總理，哭國家，哭自己，沒有什麽心思過春節。然而，毛澤東卻與眾不同，在除夕之夜，他除了讓身邊工作人員大放特放鞭炮外，還在別人的攙扶下，親自點燃二踢腳。事隔多年之後，一位在中南海負責警衛工作多年的老幹部和我談起這件事來，情緒還十分激動。他告訴我，1976年農曆大年初一，從毛的住地“中南海遊泳池”拉走的鞭炮屑有整整一卡車。毛澤東的這番舉動究竟是為了什麽，隻是與周的去世巧合，還是另有用意？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在書中並沒有認定到底是屬於哪一種情況，隻是把它作為展開全書的一個引子。
毛澤東放鞭炮這件事，無論其主觀意圖如何，客觀上卻是激起眾怒，令黨內軍中議論紛紛。人們雖不敢明說，卻在私下裏感到憤憤不平，認為這是毛對周恩來的死幸災樂禍，至少也是無動於衷。黨內軍中對“鞭炮事件”的反應這樣強烈，並沒有冤枉毛澤東，隻消看看此前毛對周的種種作為就夠了。從1973年底毛下令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周；接著發動“批林批孔”運動，明為“評法批儒”，實際上是批周；再後來又是“評《水滸》”，“批投降派”。周病重後，毛從未到醫院看望過。周死後，毛又拒絕參加周的追悼會，卻安排接見了尼克鬆的女兒女婿。凡此種種，人們怎麽能沒有想法呢？
事實上，毛澤東對周恩來去世的冷漠態度，連毛身邊的張玉鳳都看不過去，她曾流著淚勸毛去參加周的追悼會，但被毛拒絕了。現在，“司馬公”們欲以張玉鳳的回憶文字掩蓋“鞭炮事件”的不良影響；其實即便是張玉鳳也對毛當時的作法有腹誹，當年她奉命寫文章解釋此事時文中伏有曲筆。張玉鳳在記述毛隻是在周的治喪委員會送審報告上劃了一個圈後，寫道：“在人民心目中，它確實是弱了，太弱了，……這一筆怎麽能表達得了對與自己風雨同舟幾十年的戰友的離別之情呢！[3]”
“司馬公”認為“鞭炮事件”是筆者在書中杜撰出來的，與毛、周兩人晚年的關係風馬牛不相及，還用民間辦紅白喜事之說來為毛放鞭炮開脫，卻始終避而不談這件事的前因後果。但是，“司馬公”無法解釋，既然給死者放鞭炮屬“常有之事”，為什麽會在黨內軍中激起眾怒呢？張玉鳳後來專門在“毛澤東、周恩來晚年二三事”一文中解釋這件事，豈不成了此地無銀三百兩？“司馬公”這樣孤立地解釋“鞭炮事件”，究竟真是隻知其一，不知其二，還是揣著明白裝糊塗，讀者自可明鑒。
2.周恩來對“寧都會議”撤換毛澤東負有責任
“寧都會議”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兩人曆史恩怨的根子。毛一直對此耿耿於懷，動不動就翻出來算老帳；而周則為此多次檢討，“上綱上線”，稱這是他“一生最大的錯誤和罪惡”。我在書中詳細介紹了“寧都會議”的來龍去脈，指出事情的起因除了與前方、後方在作戰指導方針上的爭論有關外，與周恩來在會前單獨給後方中央局的一封電報也大有關係。
需要說明的是，這封電報的時間，我送交出版社的定稿上是1932年9月24日，從書中上下文也可看出。可是，出版社編輯排版時出現疏漏，誤把前一條出處的時間移到這一條，造成了引文出處中時間上的錯誤，這個編輯上的錯誤並不影響書中的分析和結論。不過，筆者還是要感謝“司馬公”挑出了這個瑕疵，日後修訂全書時將一並更正過來。
筆者與“司馬公”的分歧在於：周恩來對“寧都會議”的召開究竟有沒有責任？“司馬公”在文中搬出中國官方的《周恩來年譜》，試圖說明當時前方與後方在作戰指導方針上的爭論與周無關。該文作者本不該忘記，當年筆者就是《周恩來年譜》這一部分內容的執筆者，豈會不知其中詳情？事實上，正是因為當年編寫《周恩來年譜》時，這封電報的內容因不合“上麵”的胃口而不得不略去，我才特地在《晚年周恩來》書中將此內容披露的。
“寧都會議”召開的背景確與當時前方和後方的爭論有關，但前方內部並不是鐵板一塊，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4人之間的看法也不全一樣。因此周恩來在發給後方中央局的電報中說：“前方關於戰略原則和發展方針，時常引起爭論”，“有時爭論則不勝其爭論”，“前方每遇商榷之事，輒離開一定談話規則，有時海闊天空，不知‘伊於胡底’”[4].顯然，當時作為前方最高軍事會議主席的周恩來非常為難；為此，周不得不在“寧都會議”召開的前夕，單獨打電報給後方中央局，述說自己的難處和苦衷，提出解決前方指揮的專責問題，強調“這是目前最中心而亟待解決的問題”[5].
周恩來改變前方作戰指揮組織形式的提議給了後方中央局可乘之機。後方中央局早就想撤換毛澤東，周的態度更助長了這種打算。於是後方中央局在“寧都會議”前就與周私下商議撤毛一事，至於會上加給毛“違抗臨時中央”等罪名，不過是做文章的題目罷了。事實上，如果當時前方的4個人立場一致，以周恩來在中央蘇區黨內軍中第一把手的地位，後方中央局任弼時等人即便打著貫徹中央“進攻路線”的幌子，想撤毛也難。可是，周恩來卻並未這樣做，他會前就背著前方其他人，與後方中央局商量換毛的問題；在“寧都會議”上又首鼠兩端，對雙方各打五十大板，盡管周後來曾試圖為毛緩頰，卻已無法改變撤換毛的定局。
周恩來對自己在“寧都會議”前和會議期間的表現內疚於心，知道是欠了毛澤東的帳的。他後來一再反省檢討，稱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錯誤和罪惡”，並非隻是在應付毛的敲打，而是由衷之言。筆者在書中引用了許多曆史文獻來說明這一點，囿於篇幅，這裏無法一一展開。“司馬公”文中為了遮掩周的曆史過失，避而不談我在書中披露出來的上述電報的內容。然而，舍此又怎能解釋清楚毛、周之間的曆史關係呢？荒唐的是，明明是“司馬公”自己在回避某些要害問題，它卻倒打一耙，指筆者“回避了一些明顯不利於其結論的曆史事實”[6].事實俱在，“司馬公”揮舞的這頂帽子究竟應該戴在誰的頭上呢？
3.毛澤東是怎樣坐上軍中第一把交椅的？
毛、周曆史關係中的一個重要關節點是，毛澤東究竟是在什麽時候、通過什麽手段改變遵義會議的決定，取代周恩來成為中共最高軍事領導人的。《晚年周恩來》書中圍繞遵義會議前後黨內軍中領導權的變更，交代了事情的來龍去脈，揭了毛的老底，道出了毛工於心計，為坐上軍中第一把交椅而不擇手段排擠周的事實真相。實際上，毛是在長征途中與張國燾權爭時，乘周恩來患重病之際，演了一出“缺席撤換”的把戲，這才反客為主，當上軍中第一把手的。關於這一段，我在書中有詳細介紹，這裏就不贅述了，可以算是我對中共黨史研究的一點心得。
筆者這一建立在史實基礎上的分析自然使中國官方感到難堪。“司馬公”文中繞開這個要害，隻在引用文獻資料孰先孰後的問題上做文章，實在是有難言之隱。因為這涉及到毛澤東個人品質中很不光彩的一麵。中共官方關於毛在黨內確立其領導地位的提法，是有一個演變過程的。更確切地說，是官方定論被一步步戳穿的過程。筆者在書中運用曆史文獻如實地反映了這一過程，“司馬公”文中強加給我的要賣什麽“關子”，去爭什麽“發明權”之說，實屬無稽之談。
長期以來，官方的說法一直是“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毛死後，曆史真相開始被披露出來，這種說法站不住腳了。因為毛在遵義會議上隻是被選為中央常委，當時黨內負總責的仍是博古，稍後改為張聞天。於是官方不得不把上述說法改為：遵義會議在“實際上”確立了毛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理由是毛恢複了對紅軍的指揮，而軍事指揮權在當時是最重要的。可是，這一解釋還是不能自圓其說。因為陳雲當年所寫的關於遵義會議的傳達提綱上寫明：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於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毛澤東隻是作為周的“幫助者”[7].
於是官方史學隻好又拿軍事“三人小組”（也稱“三人團”）來做文章，把它說成是以毛澤東為首，弄得這個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一直混淆不清，真偽莫辨。然而這同樣不是事實，因為“三人小組”中為首的，是黨內授權“在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周恩來，而不是毛澤東。這一點連毛本人也不否認。“司馬公”文中所引用的官方《毛澤東傳》中有關周恩來是“三人團”團長的說法，其實和筆者書中所引乃出於同一出處，恰恰印證了我所言不假。
盡管事實如此，官版《毛澤東傳》還是露出了馬腳，它堅持把毛澤東排在周恩來的前麵，官版《毛澤東年譜》也是這樣排列的。試問：既然周是“三人團”的團長，為何一定要把毛排在周的前麵，刻意造成以毛為首的假象？這種排名方式恰恰揭穿了官方史學是搞亂這個問題的始作俑者。在這種情況下，官史中毛澤東究竟是在什麽時候、用什麽理由和手段改變遵義會議的決定，取代周恩來成為中共最高軍事領導人一事，至今仍是一筆糊塗帳。
4.抗戰初期周恩來與王明的關係
周恩來在抗戰初期與王明的關係是他曆史上的兩大“錯誤”之一。“司馬公”文中對我在書裏有關周、王關係的說法提出反駁，指兩人僅限於工作關係，“從不會超越這種關係而有聯盟之說”[8].遺憾的是，該文作者此說隻是重彈官方的老調，隻有斷言，並無論證，更說不清楚何為“工作關係”，何為“政治關係”，讓讀者莫名其妙。其實，所謂“工作關係”還是“政治關係”之辨，本來就是中共官方史學將曆史人物臉譜化的一種標簽。
在中共黨文化中，“分清敵我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一旦某人被定為敵人，“好人”豈能與之同流合汙？“司馬公”文中之所以強調周恩來和王明彼此隻是“工作關係”，就是套用這種模式，為周恩來開脫。事實上，王明並非像官方史學所說的那樣一無是處，他關於“抗戰高於一切”的主張，對中共的一黨私利可能不利，但對整個國家民族的抗戰卻是有好處的。
周恩來與王明到底是一種什麽關係？讓我們還是來看一看周本人是怎麽說的吧。在“延安整風”的曆史清算中，周承認抗戰初期自己在王明路線上陷得很深，說“這是第二次教條經驗宗派的結合”，自己為教條宗派“跑腿抬轎”，“其危險性也不亞於教條宗派”[9].這裏，周把自己與王明的關係定性為在政治上的“結合”。既然是“結合”，自然就不是一般性的工作關係，而是指兩人之間關係密切，靠得很緊。
當時周恩來支持王明主要表現在兩個問題上：一是周在1937年12月的政治局會議（“十二月會議”）上附和王明的發言，二是周在長江局期間與王明一道與中央分庭抗禮，鬧獨立性，挑戰毛澤東的權威。抗戰爆發後，王明按照“共產國際”的指令回國糾偏，在“十二月會議”上發表了係統的意見，批評中共中央在統戰中沒有實行“抗日高於一切”的原則。周和黨內多數人在會上支持了王明的意見。毛後來在“延安整風”中說：“十二月會議我是孤立的”。“司馬公”文中為周恩來辯解說，周隻是談了山西抗戰，並不是批評毛。事實上，中共到達陝北後，張聞天隻是個“虛君”，在黨內當家的是毛；周聯係山西抗戰批評中央，就是不指名地批評了毛，否則毛又何來“孤立”之說？
在長江局的問題上，本來中央已經決定周恩來擔任設在武漢的長江局書記，領導南部中國的工作。那時王明去武漢隻是應蔣介石一時之邀，商談國共兩黨關係。可是王明到武漢後提出要留在武漢，周恩來於是把長江局書記一職主動讓給了王明，自己擔任副手。自此在武漢的王明以第二中央自居，與延安分庭抗禮，“進攻中央路線”（毛澤東的用語），諸如不買中央的帳，聯名發電報指責延安，寫文章鼓吹保衛大武漢等。在這些問題上，周恩來都是有份的，在政治上與王明形成聯盟，與中央唱對台戲。這就是毛要發動“延安整風”，把周恩來和王明放在一起批的重要原因。
“司馬公”的文章在這個問題上花了不少筆墨引述我書中的內容，企圖從中找毛病。我在書中說，抗戰爆發後由於周恩來等許多人附和王明的主張，使得毛澤東一度在黨內“陷於孤立，暫時處於下風”，難倒史實不正是如此嗎？不然的話，毛澤東為何發出“中央已名存實亡”、“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這樣的概歎呢？毛這種一時的劣勢與他不甘下風、施展權謀、利用一切機會來扭轉局麵，並不矛盾。事實上，毛正是憑借這樣的手段，一步步地變不利為有利，積小勝為大勝，最終打敗王明的。
5.關於“延安整風”
“司馬公”文中花了很大篇幅談“延安整風”，說讀者看過《晚年周恩來》後“往往會聯想到一些似是而非的傳聞或表象，把書中所說的誤認為是真的”[10].言下之意，筆者在書中所寫的乃編造杜撰，不足憑信。可是“司馬公”的文章又列舉不出到底書中披露出來的哪一條史料是假的，於是隻好繞著彎子為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所扮演的角色遮掩開脫，對周恩來遭到過火鬥爭的處境輕描淡寫，掩飾曆史真相。結果反而是越描越黑，露出更大的破綻。
“延安整風”對中國現代史的影響深遠，毛澤東作為中共黨內最高領袖的地位從此被定於一尊，開啟了“毛澤東時代”。這對中共打下紅色江山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時也種下了日後中國陷入災難的禍根，乃至老毛不死，國難未已。非但如此，中國現行政治體製中的許多弊端和積習，追根溯源都與“延安整風”開創的領導體製和黨文化傳統有關，“延安整風”開了一個非常惡劣的先例。這就是為什麽中國官方一直捂著蓋子，不讓觸動“延安整風”的原因所在。
毛澤東為什麽發動“延安整風”？冠冕堂皇的說法是“整頓黨的作風”，其實真正的目的是想確立他在中共黨內的絕對權威，不僅在組織上要達到這個目標，更重要的是要在思想上成為中共的精神領袖和理論權威。若不是茲事體大，毛是不會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歲月，前方將士正在浴血奮戰的時候，花如此大的精力和時間來發動“整風運動”了。“司馬公”在文中想否認毛發動“延安整風”的真實動機，卻又不敢明說，於是便用“障眼法”，稱周恩來返回延安參加“整風運動”時，毛“在全黨的領袖地位早已確定”，造成毛發動“延安整風”與確立其黨內權威地位無關的假象。這一說法是企圖偷天換日，迷人眼目。
周恩來從重慶返回延安參加“整風”是1943年7月，其時中共領導層內部清算曆史錯誤的“整風運動”已經進行了將近兩年。毛澤東通過“整風運動”在黨內大大鞏固了自己的權位，於這年3月成為政治局和書記處的雙料主席，握有“最後決定之權”。然而，毛鬥垮以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後，仍然不肯罷休，一定要召周恩來回來參加“整風”，目的是為了要整服以周為首的黨內經驗宗派。“司馬公”文中故意抹殺兩者之間的內在聯係，在行文中製造“整風”之前毛就已享有領袖地位的假象。這是因果倒置，有意誤導不熟悉這段曆史的讀者。此其一。
其二，即便是按照“司馬公”文中的說法，也否定不了“延安整風”與毛澤東確立領袖地位兩者之間的關係。為了自圓其說，“司馬公”的文章改變了中國官方以往的說法，把毛在中共黨內“實際上”確立領袖地位一事說成是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理由是經過了共產國際的批準。其實，當時黨內名義上負總責的仍是張聞天，毛的領袖地位還是名不正、言不順，王明隨時可能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卷土重來。正是由於毛深知自己的地位很不穩固，所以在“六中全會”後想趁熱打鐵，以討論“黨的曆史問題”為名，一舉擊垮王明，確立自己不可動搖的領袖地位，但毛的這一謀劃被“共產國際”製止而未能如願。
蘇德戰爭爆發後，“共產國際”形同癱瘓，不久便宣布解散。毛澤東遂趁機發動了“延安整風”，旨在鬥倒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整服周恩來為首的經驗宗派，從而確立自己在黨內的絕對權威地位。“司馬公”文中也承認，毛確定的“整風”對象，“一是要整教條宗派，二是要整經驗宗派”[11]；不過，為了給毛開脫，文中引用楊尚昆和胡喬木回憶錄中的說法，稱整周是康生“煽風點火，推波助瀾”造成的，把此事的責任完全推到康生身上。
其實，“延安整風”一直在毛澤東的親自掌控之下，毛本人是負責“延安整風”的“總學委”主任，康生隻是副手，是毛的一杆槍。延安隻是個巴掌大的地方，毛不可能不知道“整風運動”中出現的嚴重擴大化問題，對此毛絕不僅僅是“失察”，而是他在指導思想上放任縱容的結果，隻不過他與康生一個“扮紅臉”，一個“扮黑臉”罷了。至於對王明、周恩來在黨內高層曆史清算中的過火鬥爭，毛更是難脫幹係，這根本不是康生所能煽動的了的，而完全是在毛直接主持下進行的。試問，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王、周二人的鬥爭，難倒毛當時不在場嗎？若在場又為什麽聽之任之？答案隻有一個：這種作法是毛支持認可的。
“司馬公”文中還說，毛澤東在曆史清算中始終堅持王明為首、博古為次，“並沒有把帳集中算到周恩來身上”[12].事實並非如此。毛對批周的態度，從他在“整風”期間所寫的涉及周的9篇批判文章的激憤情緒中就可以看出。當時，毛提出犯路線錯誤的代表人物，是把周排在王明之後、博古之前的。這有周恩來本人的說法為證：第二次教條經驗宗派的結合，“其代表人物確如毛所說為陳（紹禹）、周（恩來）、博（古）、彭（德懷）、項（英）”[13].
至於周恩來在“延安整風”中遭到整肅的情況，即便從“司馬公”文中引述的楊尚昆和胡喬木兩人的回憶也可略見一斑。諸如會上提出經驗宗派是“最危險的人物”，“氣氛相當緊張”，“出現了左的偏激情緒”等等。其實，這種過火鬥爭正是毛澤東的意圖。用毛本人的話來說是：要適當地將軍，隻有內力、外力合作，才會有成效[14].在這種“外力”的促壓下，周不得不按照會上批鬥的調子，承認“全國性的經驗宗派（我為首，如朱、彭），其危險性也不亞於教條宗派，所差別者是革命的品質問題”[15].如果周恩來不這樣說，隻承認和王明是一般的“工作關係”，是過不了關的。
另一個可以說明周恩來在“延安整風”中處境的，是前“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對毛澤東的勸告。季米特洛夫在這封以個人名義發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為遭到整肅的周、王兩人緩頰，勸毛手下留情[16].按說教條宗派的第二號人物博古與“共產國際”的淵源更深，可是季米特洛夫在電報中並沒有為他說情，由此可見周當時的處境比博古還糟，和王明一樣成為眾矢之的，人人喊打，甚至到了考慮開除出黨的地步。不然的話，季米特洛夫就不會出麵幹預，說出“象周恩來和王明這樣的人不應該被開除出黨，而應該保留他們，並為了黨的事業充分地使用他們”這樣的話了。
至於“司馬公”文中提到毛澤東出來為周恩來說話，那實際上是季米特洛夫來電後的事。這與其說是毛的寬宏大量，不如說當時中共的羽翼尚未豐滿，在諸多方麵有求於莫斯科的緣故。毛為大局計，不得不買季米特洛夫的帳。更重要的是，其時毛發動“整風”的目的已經實現，通過鬥倒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整服周恩來為首的經驗宗派，確立了毛在黨內不可動搖的領袖地位。“司馬公”文中所說的運動“後遺症”，隻好讓“扮黑臉”的康生代毛受過了；毛則繼續“扮紅臉”，親自當眾脫帽道歉，以收攬人心。康生也沒有白白為毛背黑鍋，他從此成為毛的心腹、整人的幹將，在20年後那場更大規模的整肅運動──“文革”浩劫中派上了用場。
“司馬公”在文中指我書中把毛、周關係僅僅歸為“無端受到毛的猜忌和整治”，或是大事渲染在“毛陷入狂想，把國家和民族引向災難”時助紂為虐，但不提周恩來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在曆史上做出的巨大貢獻。這完全是對筆者著作的斷章取義，有意歪曲。事實上，我在書中一開頭就概述了毛、周兩人長達40多年的政治合作，指出無論是中共馬上打天下，還是馬下治天下，都是“謀事在毛，成事在周”。其中毛做對的事情，周有一份功勞；毛對國家和民族犯下的罪過，周也難辭其咎。曆史的真相難道不是這樣的嗎？究竟是誰在有意誤導讀者，由此一目了然。
“司馬公”在文章中還煞有介事地講了一個“臉譜相”的故事，說孩提時看戲每每要先辨出個黑白好壞來，成人後才知道世間哪有這等簡單明白之事，借此批評《晚年周恩來》的第一章就給人這樣的感覺。可笑的是，該作者居然忘了這種“臉譜相”恰好是中共黨文化評價曆史人物的模式，是官方史學絕妙的自畫像。
長期以來，中國官方曆史讀本裏的人物都是這樣一副善惡忠奸、黑白分明的“臉譜相”。當局把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塗上厚厚的油彩，作為“高、大、全”的革命領袖人物，供奉在神壇上，並設置種種禁令，不容損害其“光輝形像”；與此同時，出於政治需要，又把曆次黨內鬥爭的失敗者打成“反麵人物”，如張國燾、王明、林彪、康生、江青等，將他們一個個塗成黑臉，“罪大惡極”，“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
我寫《晚年周恩來》的目的就是要突破這種臉譜化的評價模式，還曆史本來麵目。此書在大陸被封殺，就是因為書中重新評周、批毛、揭鄧，戳穿了官方編造的領袖人物神話。按“司馬公”文章的說法，筆者的書是挖了“祖墳”，它才奉命費力寫此長文，以維護已故中共領導人“高、大、全”的“臉譜相”，修補業已破綻百出的謊言。筆者和“司馬公”爭論的要害就在於此。
二、“文革”的發動者和執行者
1.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心路曆程
“司馬公”的係列文章之二開篇就給我扣上“張冠李戴”的帽子，令人莫名其妙，不知所指為何？細細讀下來才明白，原來是指筆者在書中說毛澤東對斯大林之死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這件事。可笑的是，“司馬公”文中生拉硬扯，強作解人，硬要把我所說的這句話與毛評論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的說法混為一談，把此一“一則以喜，一則以憂”說成彼一“一則以喜，一則以憂”，這才真正是張冠李戴。
筆者在書中概述了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心路曆程，但此非本書重點，所以隻作了粗線條式交代，是作為曆史背景來寫的。書中所說毛對斯大林之死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是筆者對毛當時心態的分析描述，與“司馬公”文中所說毛當年對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的評論用語並不相幹，隻是在文字上雷同而已。“司馬公”故意在文章中以魚目混珠的手法把兩件事扯在一起，然後大發議論，指《晚年周恩來》“含混時間界限，以偏概全”[17]，誤導讀者。這種作法十分拙劣，自暴其短。
“司馬公”文中還說，它查過當年的檔案，找不到《晚年周恩來》中所說的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在中蘇兩黨會談中坦言勸告”。這裏，先要感謝“司馬公”為此所下的功夫；這一表示同時也暴露出該文作者的官方背景──在大陸現行的製度下，沒有官方背景的學者是不可能為寫一篇文章而查閱這類檔案的。赫魯曉夫在中蘇兩黨會談中批評毛澤東搞的“大躍進”、“人民公社”一事，並非筆者的杜撰。在1960年6月於布加勒斯特召開的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與彭真率領的中共代表團會談時就說過這樣的話。赫魯曉夫當麵挖苦說，你們搞“大躍進”，可是人民沒有褲子穿，窮得要命[18].
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心路曆程，人們或有不同看法。“司馬公”在文章中的相關解釋盡管引用了不少史料，卻是東一榔頭，西一棒子，讓人不得要領，看不出毛發動“文革”的思想演變脈絡與他在各個時期的“思考重點”（“司馬公”語）之間的內在聯係。原因就在於該文作者不敢正視毛的個人品質問題，躲躲閃閃，竭力把毛的動機歸結為思想上的認識問題，這樣自然就說不清問題了。
筆者認為，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革”，在其烏托邦狂想和所謂階級鬥爭擴大化指導思想的背後，還隱藏著個人一己之私欲。概括地說，斯大林之死刺激了毛澤東爭當世界革命領袖的欲望。為了和蘇聯一爭高下，毛改變了中共在50年代初製定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大大加快了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進程，乃至發動“大躍進”，企圖“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結果闖下了大禍，餓死了幾千萬人。但是毛拒不認錯，先是在“廬山會議”上整倒彭德懷，後來又擔心劉少奇秋後算帳，害怕自己落得死後被人鞭屍的下場。於是，毛為了保全個人生前身後不被清算，先發製人，發動了“文革”，不惜把整個國家拖入10年之久的浩劫之中。這就是中共建國後在毛的領導下所走過的曆史軌跡。
2.周恩來在“文革”中的雙重角色
“司馬公”不同意筆者書中關於周恩來在“文革”中扮演了“雙重角色”的看法，對筆者說周“執兩用中的應亂之道”也不以為然，認為這“不是一個客觀的中性詞匯”，是用“障眼法”來妖魔化周恩來[19].其實，對周的這種曆史定位，不過是對曆史事實的陳述，談不上褒貶。筆者講的所謂“雙重角色”，是指周恩來既是毛澤東發動的“文革”的執行者，同時又在某種程度上充當了補救者。說周是“文革”的執行者，是因為他在“文革”10年中一直處在最高權力核心圈中，是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說周是補救者，則因為他做了一些減緩補救的工作，但並沒有也不可能扭轉整個局勢。
“司馬公”反對筆者關於周恩來在“文革”中扮演“雙重角色”的曆史定位，是因為這對中國官方的曆史決議中有關周的評價提出了挑戰。“司馬公”不是反對“把多方麵的曆史變成單線條”嗎？那麽官方曆史決議對周的評價恰恰就是“單線條”，隻講周減少“文革”損失的一麵，而回避了周作為“文革”執行者的另一麵，比對毛澤東還偏袒。對周在“文革”中扮演的“雙重角色”，“司馬公”無法從正麵提出反駁，因為事實俱在，若進一步展開討論，隻會自尋尷尬，所以它隻好斷章取義，牽強附會，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筆者在書中指出，周恩來能夠在“文革”中扮演雙重角色，是因為他善於在政治上走鋼絲，懂得見機而作，執兩用中。如果周不能在當時各種矛盾對立的衝突中保持自身的平衡，早就從政治舞台上跌下來了，或者被雙重角色的內在矛盾撕成兩半了。這就是周的為政之道。“司馬公”在文章中說筆者在誤導讀者，曾舉了幾個例子加以反駁，結果卻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非但駁不倒我在書中的論點，反而印證了此說。
比如，周恩來在“文革”之初借毛澤東對章士釗來信的批示保護“民主人士”這件事，恰恰說明周是個見機而作的老手，他借助毛的“尚方寶劍”，趁機開了一個保護名單。可是他又做得很謹慎，並不是一味硬保，而是適可而止。因為周很清楚，毛正在點“文革”之火，自己保護“民主人士”的作法類似於“滅火”，這樣的舉動一旦做過頭就會犯忌，要惹火燒身。周恩來所開列的保護名單實際上並未起多大作用，隻是稍加約束了一下，後來就不了了之。名單中的絕大部分人其後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批鬥，吃了很多苦頭，就連被列在名單之首的宋慶齡也不能幸免，更不用說被打成右派的“民主人士”了，他們被“文革”風暴搞得家破人亡。章怡和寫的《往事並不如煙》中的章伯鈞、儲安平就是例證。
“司馬公”還拿“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由來做文章，說筆者冤枉了官方史家，因為我在書中指出，官方把這一在“文革”中搞亂全國的口號歸咎於林彪、江青等人，而實際上“這一提法的始作俑者和最後定奪的正是毛本人”。“司馬公”的這一指責根本不值一駁。隻要翻翻這些年來充斥大陸書店的各種有關“文革”的官版書籍，象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央黨校編的大事記、年表、“文革”簡史等一類材料就夠了，這些材料無一例外都是為毛開脫，而讓林彪、江青等人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背黑鍋。
“司馬公”該文在這個問題上邏輯混亂，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文中一麵表白官版書籍並未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事上替毛澤東遮掩，另一方麵又竭力為毛辯解，引了一大堆毛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過的話，諸如“誰人要打倒你們呀？我是不打倒你們的”，“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著急呀”之類，好像毛真想保這些對“文革”有抵觸情緒的黨內高級幹部。事實上，毛講過上述話之後僅僅兩個月，就發動了“全麵奪權”鬥爭，將他們一腳踢開，打入另冊。
可笑的是，“司馬公”在該文中說我在書中指毛澤東的上述講話是“故作姿態”，但拿不出證據，結果陷入“尷尬”。真是強詞奪理，不知道應該尷尬的究竟是誰？看一個人不僅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毛表麵上說他不想打倒這些黨內高級幹部，話音剛落就發動了全國性“奪權鬥爭”，“奪權鬥爭”要打倒的對象就包括“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即黨內對“文革”有抵觸情緒的高級幹部）。這一事實便是毛出爾反爾、假作姿態的證據，活脫脫地勾畫出毛玩弄權謀的真實麵目。
3.“保持晚節”問題
“司馬公”的文章批評我在書中“拋開當時當地的特定曆史環境不提，一味在‘保持晚節’上作文章，硬把‘保持晚節’的心態說成‘不過是忠君思想的現代翻版’”[20].這種指責批評錯了對象，一味在“保持晚節”上做文章的並非筆者，而恰恰是周恩來本人。周從“文革”發動之初到他病重住院，一直在講“保持晚節”的問題，這是探索“文革”期間周氏內心活動的一條線索。
所謂“保持晚節”，意指保持晚年的節操，原本並無褒貶之意，關鍵要看具體的內涵。“司馬公”既然強調看問題要放在“當時當地的曆史環境”中，那麽讓我們來看一看“文革”期間所謂的“保持晚節”的具體含義究竟是什麽。“保持晚節”是毛澤東首先提出來的，當時他感到自己的主張在黨內曲高和寡，各級領導幹部日益離心離德，於是毛澤東用這一說法給黨內高級幹部戴了一道緊箍咒，提醒他們要保持“保持晚節”，過好社會主義革命這一關。於是，“保持晚節”一說在中共黨內高層中大行其道，成為高級幹部自律互勉的信條。其含義正如周恩來在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說：“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領袖，百年以後也是領袖，晚節不忠，一筆勾消。”這種無論生前死後都要無條件效忠毛澤東的表白，與曆史上皇權專製王朝的“君為臣綱”到底有多少區別呢？
毛澤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不要說按照現代民主社會的標準，就是按照中共自己的黨章國法，也屬無法無天、胡作非為。在這種情況下，不問青紅皂白，一味跟著毛走，對國家和老百姓意味著什麽不言自明。周恩來在主觀上或許並不想充當幫凶，但在客觀上對“文革”浩劫給國家民族造成的巨大災難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明明感到不對，卻強迫自己努力“緊跟”，甚至在病榻上還要表忠心，寫下“要保持晚節”和“我是忠於毛主席的”這樣的內容[21].這不是愚忠又是什麽？難道是陽奉陰違的偽君子不成？
不錯，誠如“司馬公”文中所說，除了周恩來之外，劉少奇其實也想保持晚節，隻是保不成而已。這不恰恰說明中共政治體製和領導集團自身存在的問題嗎？鄧小平在“文革”後表示，當時真實的情況是“難於反對”。這種狀況對一個執政黨的領導集團來說未免有點太可悲了。劉、周、鄧等人在毛澤東麵前唯唯諾諾，不敢說一個不字，哪有一點現代政黨的樣子？這不是封建君臣關係又是什麽？這種狀況最後導致中國老百姓陷入悲慘的境地，隻能在血腥和恐怖中忍受苦難，一切都要等毛死後才能改變。
造成這種局麵的原因，除了一黨專政和“一個核心”這種製度上的根源之外，還有中國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皇權專製主義傳統。毛澤東的專製獨裁和人們普遍存在的愚忠盲從的臣民心態是一體兩麵的東西。“文革”結束後，人們曾痛定思痛，反省其中的慘痛教訓。當年李維漢向鄧小平建議要肅清封建主義的殘餘，並非無的放矢，指的就是這一點。
“司馬公”的文章批評我在書中不問青紅皂白，強人所不能，給讀者戴上濾色眼鏡，妖魔化周恩來。這種指責十分牽強，乃欲加之罪。其實，真正讓讀者戴上濾色眼鏡的並非筆者，而是中國官方的曆史讀本。這些官版曆史書著把凡是不利於領袖“光輝形像”的史實統統用“減法”過濾掉。與“司馬公”文中的指責恰恰相反，我在書中對周恩來既沒有諱過，也沒有苛責，而是把他放在“文革”的曆史舞台上加以審視，讓人們在各種錯綜複雜的矛盾中看到了一個遠比官方版本更為真實的周恩來。
比如，在給劉少奇的“曆史問題”定案一事上，筆者在書中如實地披露了周恩來參與了對劉的誣陷定罪，這成為周在“文革”中的一大汙點；同時也介紹了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從周與毛、江的互動中，看周是如何一步步被毛澤東拉下水的。當時周恩來起先不願“趟混水”，看出劉案存有不少疑點，不想急於下結論，曾一度和江青、康生頂牛，結果被毛換馬；後來為了在政治上“保持晚節”，周恩來隻好硬著頭皮充當了毛整劉的幫凶。筆者在書中說明周恩來當時這樣做也有不得已的一麵，是被毛澤東拉下水的。而“司馬公”該文所引的官版《周恩來傳》則對周在劉案審查中所做的大段批示一概不提，稱周是因為“不清楚”真實情況而相信了專案組製造的偽證。究竟是誰在睜眼說瞎話，向讀者隱瞞真相，把“把多方麵的曆史變成了單線條的曆史”，不是一清二楚嗎？
“司馬公”不同意我在書中說毛、周之間是“現代君臣關係”的看法，這倒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我之所以在“君臣關係”前麵加上“現代”兩個字，是因為毛、周兩人的關係既非現代意義上的政黨領導集團內部各成員之間平等合作的關係，也不完全等同於曆代王朝皇帝與臣子之間的關係，而是兩者的雜交。從現代政黨的角度來看，毛、周兩人雖說同屬執政黨領導核心中的成員，但地位並不平等，高下懸殊，毛一人獨斷幹綱，周隻能俯首聽命。可是與封建王朝中皇帝和臣子的關係相比，毛、周關係又不有所不同。最大的區別乃在於封建王朝是政教分離的，皇帝雖握有君權，在世俗社會中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卻無法主宰臣民們的精神世界，皇帝之上還有“天道”和“神權”約束著他；而毛澤東則集神權和君權於一身，他既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袖，又是真理的化身、事業的旗幟，一旦違上，勢必叛道。這就是周晚年所處的政治困境。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必須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時忠於毛澤東，從而被禁錮在一個無可逃遁的密網之中。他雖然恪守君臣之道的分際，小心翼翼地侍奉毛，卻又無法按照傳統的君臣之道行事，做一個“違上順道”的忠臣。這就是鄧小平所謂“難於反對”的真實含義。可以說，在中共的極權製度下，周想做忠臣也是做不成的，即便是彭德懷也是一樣，到頭來還得違心檢討。這更多的是一種超越了個人選擇的製度性悲劇。筆者以為，“司馬公”若真是同情周恩來，就不要再充當這種政治製度的辯護士了，而是應該考慮如何釜底抽薪，推動現行政治體製的改革，防止周身上的悲劇再度重演。
4.毛澤東是整陶鑄的禍首
“司馬公”此文還舉了陶鑄、賀龍的例子，指我“放過陷害者不論，反倒追究周恩來的責任”，“追究其何以沒有保護好的責任，這在法理上是絕對說不過去的”[22].此言純屬斷章取義，故入人罪。關於陶鑄、賀龍兩人在“文革”中落難的來龍去脈，我在書中說得清清楚楚，責任分明。打倒陶鑄最賣勁的是江青，但批陶的決定卻是毛澤東做的，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一幹人不過是在前麵衝鋒陷陣的打手。毛雖然對江青擅自把陶鑄拋出來、幹擾了他的戰略部署感到不高興，但事後卻默認了這一做法。
“司馬公”文中說“毛澤東偏信了江青等人的誣陷”，是本末倒置，為毛開脫。事實上，是毛決定批陶在先，“中央文革”發難於後。關於這一點，當年批陶的先鋒王力在他的《反思錄》裏說得很清楚：“（1966年）九月毛主席就對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陶鑄同誌不滿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指劉鄧，而‘批判不徹底’，主要是指總理和陶鑄，在毛主席看來總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陶鑄。‘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主要是對陶鑄。[23]”
毛澤東之所以對陶鑄不滿，是因為他充當“保皇派”，到處“滅火”，呼籲抓生產。這些事大都是和周恩來一起做的，或是與周商量過而由陶鑄出麵去做的。這在《晚年周恩來》中介紹得很清楚，筆者既講了周、陶是一個戰壕的戰友，兩人共同試圖約束“文革”的狂暴；同時也指出周明哲保身的為人，聽任陶鑄中箭落馬。陶明明是在代周受過，可是當陶落難時，周並未對他援之以手，卻讓陶為自己背黑鍋。我在書中不過如實地陳述了這一點，這怎麽能說是“放過陷害者不論，反倒追究周恩來的責任？”
“司馬公”在該文中說，批陶會議“原本不是專為批判陶鑄而開的，批判陶鑄，是中央文革采取突然襲擊的手段加在會議之上的；二、政治局成員並沒有落井下石，多數人以沉默對之”[24].究竟事實真相如何，讓我們還是來看看會議的參與者王力是怎麽說的吧：“毛主席定了（十二月）六日會上要批評陶鑄，要陶鑄檢討”；隨後毛又定了開“生活會”批評陶鑄，“生活會是政治局擴大會，是十二月下旬開的……這個會上的發言是一邊倒，無產階級革命家也一致批評陶鑄。[25]”
5.周恩來對賀龍的始保終棄
關於賀龍遭受迫害的經過，“司馬公”在文中指筆者在書中“做了手腳”，是經過“作者這樣的高手來加工訂製”的[26].這完全是毫無根據的中傷，連起碼的曆史事實都不顧了。我在書中不過是講了周恩來對賀龍始保終棄的經過：周本來是保賀龍的，後來見毛澤東變了卦，他屈從於林彪的壓力把賀龍交了出來，後來還參與了給賀龍定罪的專案審查。“司馬公”拿不出像樣的事實來否認這一點，卻對我憑空指責，可是事實俱在，豈是抹黑詆毀所能遮掩過去的。
所謂“闖宮”之說，是指當年賀龍住進中南海西花廳，並非應周恩來之邀，而是賀龍自己闖去的。這一說法出自官方賀龍傳記組成員所寫的文章。“司馬公”此文抓住“闖宮”之說做文章，說這是我在“做手腳”；可是文中所引官版賀龍傳記的內容卻掐頭去尾，連引號都不敢用，可見是何等心虛。即便如此，仍然可以從“司馬公”的文章中看出，當時賀龍是不請自來，而不是象“文革”結束後官方曾大加渲染的那樣，是周主動請來的。
“司馬公”文中還引用楊成武的回憶，企圖把賀龍遭受迫害說成是“楊餘傅事件”在之後。事實上，賀龍失去人身自由，就發生在周恩來出麵代表中央找賀龍正式談話、把他請出中南海西花廳的那一天，當時名為送賀龍到西山“保護”起來，實際上是對賀龍采取了隔離審查措施。1967年9月，在楊成武被打倒之前半年，賀龍就已被正式立案審查。賀龍的政治處境，在楊成武主管期間與後來黃永勝接手後相比，並沒有實質區別，都是專案審查的對象，至多隻是生活上照顧得好一些而已。
不僅如此，“賀龍專案組”成立之初，周恩來還親自兼任過組長[27].後來“賀龍專案組”的人員雖幾經變動，但周恩來一直以“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組長的身份掌管指導對賀龍的審查，作過多次批示。賀龍被迫害致死，林彪集團固然應負主要責任，這一點我在書中講得很清楚，但周恩來也是參與者，難脫幹係。在林、周兩人上麵，還有毛澤東，整賀是他拍的版；沒有毛的同意，林彪即使想倒賀，也是辦不到的。
對此，周恩來心裏有愧，知道自己是欠了帳的，對不起賀龍及其家人。所以在“林彪事件”後，他立即把賀龍的遺孀薛明從貴州的山溝裏找回來，後來又抱病堅持參加賀龍的骨灰安放儀式，並先後鞠了7個躬，向賀龍的遺像謝罪。基於上述史實，我在書中說周對賀龍之死“是無論如何也難辭其咎的”，究竟是屬於公允持平之論，抑或如“司馬公”文中所說，是“放過迫害者不去理論，卻纏住保護者”，讀者自可明察。
“司馬公”“發現”《晚年周恩來》書中關於賀龍冤案“有一段沒有檔案記載，全部依據的是大陸出版物”，由此推斷“不是大陸沒有可用的材料，而是缺少符合作者傾向和寫作目的的材料”[28].這完全是生拉硬扯，強作解人。這裏要說明的是，我當年曾看過一部分“賀龍專案”的材料，隻是寫書時這些材料不在手邊，不得不用一些公開史料加以替代。這部分內容，日後修訂全書時會補上的。
“司馬公”此文還批評書中記述1966年7月29日人民大會堂召開的萬人大會時引用了李誌綏回憶錄的內容。此外，《晚年周恩來》出版後，也有其他評論者提出類似問題，認為書中引用了權延赤等人的紀實作品，影響了內容的可靠性。其實，問題不在於是否引用這些材料，而在於采用時是否經過辨析，提供了事實真相，因為其中有些個人的回憶材料恰恰能彌補文獻檔案的不足，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我在書中使用這些材料時是作過比較辨別的，對照所掌握的文獻檔案有所取舍，並非簡單照收。
比如，李誌綏的回憶雖有不準確的地方，但也有不少近距離獨到的觀察是別人取代不了的，像“7.29大會”就是一例。“司馬公”文中屢屢引用的官版領袖人物傳記也采用了不少汪東興的回憶。已有不少論者對汪的回憶文字提出質疑，認為汪在“文革”中卷入太深，為了給自己開脫而處處替毛遮掩，有明顯的不實之處。按照“司馬公”文中的邏輯，官版領袖人物傳記引用汪東興的回憶，其內容的可靠性不是也值得懷疑嗎？
6.毛澤東是劉少奇冤案的主謀
《晚年周恩來》敘述了劉少奇冤案的來龍去脈，“司馬公”此文對此的反駁蒼白無力，支吾其辭，顧左右而言他，讓人一望而知，實在是有難言之隱的緣故。因為書中把審理劉案的經過交待得一清二楚，指出毛澤東是主謀，江青是第一線“攻堅”的指揮，周恩來是被拉下水的，充當了幫凶的角色。“司馬公”既拿不出像樣的事實來反駁，又不敢麵對書中披露出來的曆史文獻檔案，隻好故技重施，把責任一股腦推給江青，讓她背黑鍋。
為了給毛澤東開脫，“司馬公”在文中對毛的罪責輕描淡寫，強調“劉少奇專案控製在江青等人手中”，毛隻是負有“領導責任和決策責任”，是“用人嚴重失察”；然後筆鋒一轉，大談毛是如何為劉說好話的，如表示劉的檢討“寫得很好”，“對劉少奇不能一筆抹殺”，“劉、鄧要準許革命”，還要選劉、鄧當中央委員等，用這種“障眼法”來掩蓋曆史真相──毛澤東才是製造劉少奇冤案的罪魁禍首。其實，“司馬公”玩弄的這套把戲不但不能為毛開脫罪責，反而欲蓋彌彰，讓人們更加看清了毛的真實麵目。人們不禁要問，既然毛澤東對劉少奇如此關愛，為什麽又出爾反爾，置劉於死地？這難道是用“用人失察”所能解釋得了的嗎？劉少奇這樣黨內的第二號人物，江青豈能一手遮天置其於死地？事實上，江青不過是奉命咬人的一條狗，毛才是幕後的真正主使，不僅江青負責劉案的審查是毛親自指定的，而且江青偽造的劉案罪證，最後也是毛拍板定的案。
在事實麵前，“司馬公”推翻不了毛澤東是製造劉少奇冤案的主謀這一結論，隻好另想辦法。它一方麵替官方開空頭支票，宣稱“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更多的檔案材料的公布”將會印證他的觀點；另一方麵又無中生有，指我說毛是“迫害狂”[29].這又是在憑空捏造。遍查《晚年周恩來》全書，並沒有“迫害狂”3個字。像這樣栽贓的例子，“司馬公”文中不止一處，這究竟是在治史還是在造偽呢？
7.批毛與重評“林彪事件”
1971年9月13日的“林彪事件”是“文革”中最大的疑案，至今懸而未決。這一方麵是因為事件本身撲朔迷離，事出突然，堂堂的“副統帥”竟然在一夜之間倉皇出走，成為死在異國他鄉的“賣國賊”；另一方麵，則是中國官方給事件的定性至今還維持當年的說法，出於政治需要，讓林彪和江青兩人為毛澤東發動的“文革”背黑鍋。其中加給林彪的罪名，無論是“搶班奪權”，還是謀反叛逃，都有很多不實之處，或缺少證據，存在許多漏洞和疑點，主要結論難以成立。
如同評周一樣，評價林彪也涉及到徹底批毛的問題。隻有把毛澤東的真實麵目揭露出來，才能廓清曆史真相，把問題說清楚。這是公正評價“林彪事件”的前提。筆者在書中根據所掌握的史料交待了毛、林交惡的來龍去脈，披露了若幹重要史實，戳穿了以往官方的說法。“司馬公”文中指我是“有意混淆是非曲直，為其預設的揚林抑毛的創作意圖服務”，還振振有辭地質問：“照《晚年周恩來》的說法，林彪並非搞陰謀的人，倒是毛澤東在搞陰謀。[30]”
事實上，如果說誰有什麽“預設意圖”的話，倒是“司馬公”此文通篇都是為官方的政治意圖服務，替中共領袖人物百般遮掩。例如，該文在“林彪與文革”這一段裏細數林彪的罪行，卻極力回避毛澤東的所作所為。這完全是本末倒置，隻能哄騙不了解那段曆史的人。又如，該文指林彪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落井下石，取而代之”，可當年不正是毛澤東把林彪叫上廬山，並堅持讓林彪接替彭德懷擔任國防部長的嗎？再如，該文說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當“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領導人紛紛檢討‘大躍進’失誤之時”，林彪卻大唱反調，吹捧毛“一貫正確，一貫英明”。筆者不禁要問，當時毛的“檢討”是由衷之言嗎？林彪作如此講話之後，毛不是帶頭鼓掌、大加讚揚嗎？
還有“司馬公”文中說林彪在1966年的“5.18講話”中大談政變問題，那為何扭扭捏捏，不敢說明當時指定林彪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帶頭發言的就是毛澤東？在林彪作此講話之前，毛本人大講“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問題，渲染“千百萬人頭落地”，並調兵遣將，進行防“政變”的準備，究竟誰才是始作俑者？在發動“文革”的問題上，林彪的罪過難道大過毛澤東不成？
不錯，林彪是一個複雜的人物，在政治上陽奉陰違，有許多兩麵派行為，被指為“好話說盡，壞事做絕”。不過若論玩弄陰謀，林彪與毛澤東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否則就不會被逼出走、死於非命了。筆者在書中對毛翻雲覆雨、慣於玩弄權術的為人作了充分揭露。不少讀者向筆者表示，書中寫得最傳神的人物就是毛，揭得痛快淋漓，入木三分。他們說，且不說毛禍國殃民，給國家和民族造的孽，就說他嗜權如命、整人不擇手段的為人，也實在是太可怕了；毛對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周恩來這些多年來一起打江山的戰友都不肯放過，往死裏整，單憑這一點，毛就不配被供奉在紀念堂裏。
毛澤東在1970年於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上的所作所為，就是一個玩弄權術、出爾反爾的典型例子。事實上，林彪在這次會議開幕會上的講話並非如官方所說的那樣，是所謂的“突然襲擊”，林彪的講話事先經過毛的同意；然而，事後毛卻不認帳，在倒林的南巡講話中宣稱“林彪同誌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我在書中引述對吳法憲的采訪，指出：“毛出爾反爾，對世人撒了一個彌天大謊，了解這一點至關重要，是明了後來整個事態演變的緊要之處。[31]”
“司馬公”自然知道其中的利害關係，如果毛澤東在“廬山會議”風波的起因上說謊，那麽以往加給林彪的罪名就站不住腳了，對毛、林交惡的是非真相也要重新評說了。於是，“司馬公”在文中試圖拿筆者書中資料的來源做文章，指吳法憲的回憶是“三傳手”“真實性大打折扣”[32].對吳法憲的這個采訪記錄，官版《周恩來傳》多次引用過。“司馬公”的不老實之處在於，它對官版《周恩來傳》引用吳法憲的回憶並無異議；而當筆者引用同一史料時，它卻站出來懷疑該史料的真實性。在“司馬公”看來，似乎一件史料中符合官方政治需要的內容就自然是來源可靠的，而史料中官方不喜歡的內容就一律屬於“出處可疑”。這種“雙重標準”不正是典型的“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
需要指出的是，吳法憲的上述回憶雖非原始檔案，但也不是孤證，其中關於林彪在1970年“廬山會議”上的講話事先經過毛的同意一節，可從其他檔案中得到印證。例如，1971年“批陳整風會議”召開前夕，周恩來帶領黃永勝、李德生、紀登奎等人到北戴河看望林彪。在這次小範圍的談話中，林彪轉彎抹角地為自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作了辯護，說自己是個“炮筒子”，“講話有氣，順口而出，放了炮”，這些話“見到主席我也講過，後台講的話，搬到前台去講”[33].周恩來這次北戴河之行是奉毛澤東之命去的，回去後要向毛匯報談話情況；而且同去的李德生、紀登奎又是毛的紅人，因此林彪不大可能當麵說謊，他當時所說的“後台講的話，搬到前台去講”的說法應該是可信的。這份談話記錄就存放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檔案室裏。中國官方的《周恩來年譜》和《周恩來傳》都引用了這次談話內容，其中《周恩來年譜》還特別指出，“林彪還為其在廬山會議上講話事作了辯解”。“司馬公”當然很清楚這一點，卻故意裝聾作啞，矢口否認，奉命為文者遇到難言之隱的問題常常就是這樣行事的。
在所謂林彪“謀反”的問題上，“司馬公”此文指《晚年周恩來》“回避了一個基本的事實。這就是，自從林氏父子決心用武裝政變方式向毛攤牌起，問題的性質就根本改變了，再也不是黨內分歧，而是一場粉碎陰謀集團的殘酷鬥爭”[34].這裏，“司馬公”為了替毛澤東辯解，簡直到了信口開河、不顧基本曆史事實的地步。就算林彪父子準備“謀反”，根據到目前為止所有中國官方披露出來的文獻史料的說法，毛澤東是“9.13事件”林彪死後才從“揭發材料”中了解到的，此前毛並未掌握確鑿事實，頂多是覺出一點蛛絲馬跡。
既然如此，毛澤東在1970年“廬山會議”後以莫須有之疑，對林彪步步緊逼，先是“程咬金的三板斧”──“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腳”，然後又是“南巡講話”，向各地黨政軍負責人散布對林彪的不滿，這些做法難道都是光明正大、名正言順之舉？這樣做符合中共自己的組織原則嗎？難道黨的主席就可以無法無天，為所欲為？毛在南巡中到處講“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可是毛自己對林彪不滿，為什麽不當麵與林彪談談，反而避而不見，既不召開政治局會議，也不召開中央委員會全會解決問題，而是跑到各地去“煽風點火”，大講“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要“抓黑手”，毛如此做法究竟是“光明正大”，還是“搞陰謀詭計”呢？
“司馬公”為毛澤東的辯解其實令自己陷入一個兩難境地：或是承認毛違反中共的組織原則，擅自在下麵製造倒林輿論，是一種目無黨紀的非組織活動；或是承認這個黨原本就是封建幫會或“毛家祠堂”，一切要由老大說了算。兩者必居其一。無論是哪一種情況，毛都應該被揭露並遭到譴責。弄清楚這一點後，林彪“謀反”、“叛逃”的問題，就容易說清楚了。
三、周恩來晚年遭整治的真相
1.毛是阻撓延誤周治病的禍首
筆者在書中介紹了周恩來患癌症後治病的經過，指出毛澤東的“四條指示”以及後來通過汪東興向“周恩來醫療組”下達的指令，延誤了治療時機，所以毛是導致周恩來的病最後無可挽救的禍首。對此，“司馬公”在文中又拿出拒不認帳的看家本領，推說毛的“四條指示”“沒有檔案作證”，“無緣得見作者所說的‘座談會記錄’”[35]；對汪東興傳達的毛澤東有關周恩來疾病治療問題的指令更是裝聾作啞，連提都不敢提，可見十足的心虛。
然而，白紙黑字所載的史料豈是賴帳所能賴掉的。毛澤東對周恩來治病的“四條指示”是周身邊工作人員座談會揭發出來的。這次座談會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於1980年11月在毛家灣召開，與會的有曾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秘書、警衛和醫護人員，當時作會議記錄的是後來擔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的逄先知先生。其實，“司馬公”完全清楚這些情況，所以對自己的公然撒謊抵賴不免感到心虛，於是在文中筆鋒一轉，又為毛澤東的“四條指示”逐條辯解起來，同時渲染毛對周的治療工作如何“關心”，竭力為毛開脫。可是，事實就是事實，既非矢口抵賴所能抹煞，也非混淆事實、刻意狡辯就能遮掩的。“司馬公”的辯解其實是越抹越黑，正應了“欲蓋彌彰”一語。
在1972年5月的一次尿常規例行檢查中，醫生在周恩來的尿樣中發現有幾個紅血球，從而確診周恩來患了膀胱癌，當時還屬於早期發現。醫療專家隨即向中央寫了報告，陳明利害，根據膀胱癌的特點，主張盡快動手術，以絕後患。毛澤東通過汪東興下達了“四條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訴總理和鄧大姐；第二，不要檢查；第三，不要開刀；第四，要加強護理和營養。當時醫療組的專家們深知治療時機的緊迫性，對毛的決定很不理解，要直接寫信給毛，被汪東興攔阻。根據醫療組“周恩來補充病曆記錄”記載，汪要他們先“穩住”，強調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慮全麵的問題，可過一段時候再看[36].
由於執行了毛澤東的上述指示，對周恩來癌症的檢查治療工作便耽擱下來，整整拖了9個月，其間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治療措施，直到次年3月間周恩來大量尿血後才做了第一次膀胱鏡檢查。而這時毛又通過汪東興下令，醫療組隻準做膀胱鏡檢查，不準做電灼手術[37].最後還是醫療組專家們暗中抗命，在做膀胱鏡檢查時悄悄把癌變部分燒掉了，但已錯過時機，癌細胞已經擴散，一切都已無可挽回了。這便是毛延誤治療的大體經過。
“司馬公”文中竭力為毛澤東開脫責任，不敢談及上述周恩來的癌症診治被延誤的整個過程，回避了其中的要害問題，即周所患的是早期膀胱癌，可以用手術根治。毛本人雖然不懂醫學，但醫療組專家們給中央的報告寫得清清楚楚。可是毛拒絕聽取醫療組專家們的意見，下令封鎖病情，不許檢查和手術，他的“四條指示”的核心就是不準開刀根治，其它三條都服從於此，而且一拖就是9個月。結果，本來隻能在顯微鏡下才看得到的個別表層癌變細胞迅速增長，侵入深層組織，繼而擴散到全身重要髒器。由於診治被毛澤東阻撓延誤，周的癌症發展成晚期，後來施行的電灼術縱然可以減少一些病人的痛苦，但已不能挽救周的生命了。
“司馬公”文中對毛澤東“不要開刀”這一指示的辯解是“主張保守治療的意思”[38]，為了自圓其說，還借汪東興之口搬出陳毅、謝富治兩人開刀不治而死的例子。所謂“保守療法”是針對癌細胞廣泛轉移的晚期病人，因已無法去除癌病灶，為減少痛苦而采取的辦法。此療法隻是權宜之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治標不治本，與能挽救癌症早期患者生命的手術治療是根本不同的兩回事。陳毅、謝富治兩人所患癌症均為晚期，已經擴散，采取“保守療法”是不得已之舉；周恩來的病情確診時則與他們完全不同，屬於早期發現，而癌變細胞又發生在膀胱表層，容易切除根治。“司馬公”把這兩種根本不同的情況混為一談，不是愚昧無知，就是別有用心。
當時，毛澤東為了阻止對周恩來實施手術治療，下令對周氏夫婦封鎖病情，從而讓周失去了手術根治的寶貴時機而走上死亡之路。“司馬公”把毛下令隱瞞病情說成是“人之常情”，請問自古至今有這種見死不救的“人之常情”嗎？再者，對周恩來本人隱瞞病情或許情有可原，難道對鄧穎超這位病人家屬隱瞞病情，這也屬於“人之常情”嗎？顯然，在這個問題上，“司馬公”又在有意誤導讀者了。毛在此事上的陰暗心理，豈是“司馬公”文中刻意開脫所能圓過來的！
毛澤東“四條指示”中的第二條是“不要檢查”。“司馬公”在文中以“此語不得其解”而一筆帶過[39].毛澤東的這句話語意明明十分清楚，“司馬公”怎麽會“不得其解”呢？它在這一要害問題上想打馬虎眼混過去，是因為這條指示乃毛澤東居心叵測的一個鐵證。“不要開刀”，或許還可以用“保守療法”一說來開脫；可是對“不要檢查”這道指令，就無論如何也找不到自圓其說的理由了。即便是采取保守治療，也必須進行必要的檢查，並根據病情的發展狀況實施相應的治療措施。可是根據毛澤東的指令，連膀胱鏡檢查都不準做，哪裏還談得上什麽治療呢？實際上這道指令的真實含義是“不要治療”，毛不可告人之居心昭然若揭，這是無論如何也無法用“好意”來解釋的。
自周恩來被確診患早期膀胱癌後，醫療組的專家們根據毛的指令9個月內未對周的病況做進一步檢查，因為一做膀胱鏡檢查就無法再對周隱瞞病情了。直到1973年2月周排出大量血尿，把馬桶裏的水都染紅了，醫療組才不得不對周恩來夫婦告以實情。根據醫療組的“周恩來補充病曆記錄”記載，當醫療組找汪東興反映周恩來尿血時，汪又把毛澤東搬出來，阻止對周作進一步的檢查治療。汪東興說：“七老八十，做什麽檢查，不要慌麽！”最後還是葉劍英出麵陳情，毛才批準做膀胱鏡檢查，但仍指令隻準做檢查，不準做電灼術。這種有悖常理的決定，讓醫療組感到十分為難，不得不去找鄧穎超商量，希望借助病人家屬的意見，在檢查中發現病灶點時能變通處理。吳階平2003年接受中國中央電視台采訪時，談到了醫療組冒著風險和壓力在做膀胱鏡檢查時暗中抗命的情況。他說：“燒下來危險是很大的，因為違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可是有鄧大姐這句話，我們至少可以搪一陣”，“我說咱們就不管怎麽著拚死拚活也得把這個點燒，把它燒下來，後來就做了”[40].吳在回述這段往事時，主持人注意到，他“整個人是顫抖的”。對堂堂一國總理的治療，竟然荒唐到如此地步，這難道還不反常嗎？
在這一史實麵前，“司馬公”居然在文中把電灼手術的成功歸於毛澤東“不要開刀”的決定，這完全是顛倒黑白，欺騙世人。事實上，正是毛澤東本人下令不準在對周恩來做膀胱鏡檢查的同時做電灼術治療，而吳階平等醫療組專家偷偷使用電灼術治療屬於違抗毛澤東的命令，承擔著極大的政治風險，至今提起來還後怕。顯然，毛澤東非但不是幫助周恩來治病的有功之人，相反卻是一再阻撓、延誤周恩來治病的禍首。“司馬公”不惜捏造謊言，硬往毛澤東臉上貼金，這是它弄虛作假，蒙騙讀者的又一例證。
2.關於“伍豪事件”
“司馬公”此文指我在書中敘述“伍豪事件”時，在心理剖析上“做手腳”，以此來勾連曆史過程，故弄玄虛，誤導讀者，並進而做了一個“大膽的推測”，指我因曾長期在大陸高層機關工作，養成了“雙重性格”和“晦暗心理”[41]，以小人之心度領袖之腹。這種指責顯然超出了正常討論問題的範圍，完全是惡意中傷。既然該文作者談到中共政治製度對人性的扭曲和戕害，筆者願意借此機會稍作分析。
“司馬公”假作不食人間煙火的天外來客，如此說法實在是做作可笑。凡1949年之後在中國生活過的人，無不對毛時代的血腥恐怖有切身感受，沒有人敢說真話。所謂“逢人隻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便是真實的寫照。時至今日，在中國仍有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一致”的緊箍咒，而說假話則一直是中共黨文化的一大特色。當局對“六四鎮壓”那樣違背天理的事情都可以撒彌天大謊，還有什麽不能造假的呢？目前中國社會弄虛作假成風，以致於發展到販賣假酒、假藥，危害整個社會，其根源就在於中共一黨專政的政治製度。
“司馬公”此文想否認周恩來被扭曲的雙重人格，結果陷入了無法自圓其說的尷尬之中。連中共官方都承認，周恩來在“文革”中說了不少“違心的話”、做了不少“違心的事”，這不是雙重人格又是什麽？莫非當年周恩來在大庭廣眾之下頌揚“文革”、吹捧江青的那些話，全都是真心話不成？倘若如此，周恩來與“文革派”豈不是成了一丘之貉？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周恩來尚且人格扭曲，要說“違心的話”，更不要說普通百姓了。其實，“司馬公”們又焉能不說假話，不然他們能在官方史家的位子上混得下去嗎？
“司馬公”文中之所以對筆者作人身攻擊，是因為我在書中敘述曆史過程和事實真相的同時，揭露了毛澤東一貫玩弄權謀、翻手為雲、複手為雨的為人，把這位“偉大領袖”的政治品質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對“司馬公”這樣官方史學的禦用文人來說，不啻是被挖了“祖墳”，其尷尬和惱火可想而知。可是，“司馬公”又實在拿不出有力證據來駁倒書中論點，隻好使出中共黨文化中慣用的人身攻擊伎倆，其實這樣恰恰暴露出它理屈詞窮的窘相。
對曆史事實作深入的分析和合理的解釋，是曆史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對同一事實有不同的看法，也是很正常的。評價一家之言，關鍵要看它是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夠自圓其說。中國官方組織人馬對《晚年周恩來》大張撻伐，無非是想把對曆史的解釋權獨家壟斷起來，好讓民眾繼續相信官方編造的種種天方夜譚。“司馬公”此文就處處表現出這種心態，執意要別人都統一到官方的口徑之下，否則就斥之為“歪曲篡改曆史”，天下還有比這更霸道的嗎？
“伍豪啟事”是周恩來晚年的一大心病，也是考察毛、周關係的一個重要切入點。“司馬公”自然深知這點，不過它為了維護毛、周之間“親密無間”的神話，在它的文章中硬把這件事說成是“江青等人故意製造事端，企圖誣指周恩來為‘叛徒’”，而把毛澤東與此事的關係摘得一幹二淨，宣稱毛“嚴辭製止”，還由此斷言說，“周氏每每渡過難關、險關，也是和毛澤東對他一如既往的支持、信任有極大的關係”[42].
關於毛、周關係的真實狀況，從我在書中一開始引用的那封周恩來在病榻上寫給毛澤東的請罪信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信中周辭卑言重，誠惶誠恐，極盡低首下心之能事，哪裏看得見一點“親密無間”的樣子？這種“臣罪該萬死，皇上聖明”之類的央告表白，與“司馬公”文中所稱毛對周“一如既往的支持、信任”實在是天差地遠。事實上，“伍豪事件”的由來，並非如“司馬公”文中所言，乃“江青等人故意製造事端”，而是毛澤東在“文革”中為了鬥倒劉少奇、在全國發動“抓叛徒”戰役中的意外收獲。當年舉報這件事的是周榮鑫之女，而周榮鑫則是周恩來的直接屬下──國務院秘書長；她寫信給江青，要求直接向毛報告這件事。毛當時並沒有馬上還周恩來一個清白，而是作了如下批示：“林彪同誌閱後，交文革小組各同誌閱，存”。如此，這件事就作為一樁懸案掛了起來。
“司馬公”在其文章中辯稱，毛澤東上述批示的意思是對“伍豪啟事”“不聲張、不擴散、不追查”，這完全是一種詭辯，連起碼的事實都不顧。當時正是周恩來處境困難的時候，社會上倒周的輿論甚囂塵上，毛明明知道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此時又看過周本人的申述，卻故意不置可否，讓周整日提心吊膽，隨時準備“出事”，甚至連牙具都準備好了。這哪有一點“信任、支持”的影子，毛這樣做不是把周玩弄於股掌之上又是什麽？直到1968年1月，毛才對“伍豪啟事”表了態，那已是時過境遷以後的事了，不過是以此來安撫周為他收拾“文革”的爛攤子。
即便如此，“伍豪事件”並未真正了結，仍然是周恩來的一大心病。筆者在書中說，周的餘生一直籠罩在這一陰影之下，揮之不去，這是他對自己身後最不放心的兩件事之一。此一結論既是對曆史事實的敘述，也是有出處的。“林彪事件”後，毛澤東讓周在“批林整風匯報會”上自揭曆史老底的同時，再度把“伍豪啟事”問題翻出來，讓周恩來向與會的各地黨政軍負責人作一說明。當周恩來病重後，毛又發動“評《水滸》”、批“投降派”，影射周恩來曆史上的“伍豪啟事”這件事。正因為如此，1975年9月周恩來動手術之前，在已經打了麻醉藥的情況下，強撐著把“伍豪啟事”問題的報告從頭到尾又看了一遍，簽上自己的名字，注明時間、地點，讓鄧穎超向毛報告。
鄧穎超在1989年4月談《周恩來傳》時，曾專門提到“伍豪啟事”問題，說這是周恩來對自己身後最不放心的兩件事之一，另一件則是1973年底批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談話是有文字記錄的。對此，身為官方史家的“司馬公”無疑是一清二楚的，可是它卻裝聾作啞，還反誣一口，說這是筆者的“主觀推斷”。不僅如此，“司馬公”在文中還倒打一耙，指我在書中未提及毛澤東在1968年1月對“伍豪啟事”的表態，說“這如果不是掌握史料有嚴重缺失，那就是有意回避了”[43].這又是捏造事實，蒙騙讀者。關於這一條，筆者在書中第244頁不僅明確提及，而且還注明了出處，說明這是毛對北京大學曆史係學生範海泉來信的批示。白紙黑字俱在，“司馬公”卻硬說沒有。如此撒謊，這樣的官方史家還有什麽可以讓人相信的呢？
3.關於批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
1973年底批判周恩來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周恩來晚年在政治上遭受的一場最大的劫難。筆者在書中詳述了這件事的原委，揭露了令中國官方極為尷尬的事實真相，讓人們看到中共兩代領導核心在整周問題上的所作所為──毛澤東是整個事情的策劃者和指揮者，鄧小平也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在“偉大領袖”的指揮下，與會者一齊上陣，把“人民的好總理”鬥得“不亦樂乎”（毛澤東語），中共政治的黑暗和醜惡由此暴露無遺。正因為如此，“司馬公”此文花了不少筆墨為毛澤東辯解，把這件事的責任一股腦推到江青一幹人頭上，說“幸而毛澤東出麵解圍，為周講公道話，使江青一夥的陰謀未能得逞”。這明明是“司馬公”在顛倒黑白，本末倒置，它在文中卻倒打一耙，反指《晚年周恩來》“把倒周的禍根栽到毛澤東頭上”，“想把水攪渾”[44].這種賊喊捉賊的伎倆是“司馬公”文中的一大特色，為了掩蓋曆史真相，無所不用其極。
究竟是我把整周的禍根“栽”到毛澤東頭上，還是毛本來就是禍首，應該讓事實來說話。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不滿由來已久，“林彪事件”後更是變本加厲。這既源於毛對周批“極左”而產生的不滿，也因為毛對西方輿論渲染“周恩來外交”耿耿於懷。事情的爆發點是“外交部第153期《新情況》簡報事件”。毛澤東小題大做，對周報送的這份簡報大發雷霆，乃至用了“放屁一通”這樣的粗話。
接著，毛澤東在1973年7月4日又找“文革”派大將張春橋、王洪文談話，矛頭直指周恩來，語中露出殺氣，甚至把問題的嚴重性提到“上賊船”和“搞修正主義”的高度。“搞修正主義”一語是毛在發動“文革”倒劉時的用語，而“上賊船”的提法則是毛在製造倒林輿論時甩的“石頭”。擔任毛澤東聯絡員的王海容、唐聞生在批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專門對“上賊船”做了解釋：毛當時用“上喬老爺、姬老爺的賊船”指的就是周恩來，因為喬冠華、姬鵬飛兩人當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根本沒有資格當“賊船老板”，能夠當得上“賊船老板”的隻有林彪那號人物。毛澤東的這番談話為1973年底批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定了調子。“司馬公”在文章中提到江青等人在會上批周的言論，如扣上“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帽子，指周是“錯誤路線的頭子”等；其實按照毛澤東7月4日談話的調子來衡量，江青等人的發言並未出格，至多是講得更直截了當罷了。所謂“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帽子，正是從毛講話中“搞修正主義”（指毛時代打擊劉少齊的所謂“第九次路線鬥爭”）、“上賊船”（指毛時代打擊林彪的所謂“第十次路線鬥爭”）中引伸出來的，而“錯誤路線的頭子”不過是“賊船老板”的另一種說法而已。
事實上，那次批判周恩來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最嚴厲的提法，並不是江青指周恩來是“錯誤路線的頭子”一類的話，那畢竟還是屬於黨內路線鬥爭的範圍；比這更加聳人聽聞的，恰恰是毛澤東本人所說的，指周“要當蘇聯人的兒皇帝”[45].這無異於指周是“賣國賊”。據當年列席會議的喬冠華回憶，聽了擔任毛聯絡員的王海容、唐聞生傳達毛的話後，簡直“毛骨悚然”。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江青一幹人大批周的“投降賣國”，就是由此而來的。
“司馬公”為了給毛澤東開脫，竭力淡化毛上述談話的份量，還搬出讓周恩來在中共“十大”作政治報告為例，稱“周有生以來第一次享此殊榮”，以此來渲染毛對周的“信任”。這實在是牽強附會，誤導不明真相的讀者。其實，毛當時已經做了換馬的部署，選擇王洪文作為接班人，不過由於王的資曆太淺，根本壓不住台，隻好讓周恩來作中共“十大”的政治報告。按照慣例，在黨代會上作政治報告的通常是毛的接班人，“八大”是劉少奇，“九大”是林彪；而在“十大”上作政治報告的周恩來卻根本沒有接班人的政治地位，與其說作這樣一次報告是什麽“殊榮”，還不如說是讓周權且支應門麵。“十大”後，王洪文接班的態勢已十分明顯，凡是寫給毛澤東的報告，都由周恩來、王洪文兩人聯名。就在起草這個“十大”政治報告的過程中，毛澤東特地授意張春橋把7月4日批周談話中的結論（即“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搞修正”）寫入“十大”政治報告中，暗中留下伏筆。這說明，在毛的心目中，批周這件事並未了結，還要再繼續做文章。
作為官方史家的“司馬公”，慣於把政治人物臉譜化，它把毛澤東塗成“紅臉”，把江青則畫成“黑臉”，以製造一種假象：似乎毛、江兩人在“文革”中合開的“夫妻店”所幹的惡事，全是“老板娘”一人所為，與“大掌櫃”無關。事實上，江青行事或許有操之過急、掌握分寸不當的地方，但絕對是“奉旨”行事，她的後台老板就是毛澤東，江青不過是前台的打手而已。此外，由於毛經常玩弄兩麵手法，先打後拉，到頭來隻好讓江青為他背黑鍋。這次批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就是如此。“司馬公”完全清楚這些情況，可是卻刻意回避，宣傳什麽周恩來每每涉險過關，是“和毛澤東對他一如既往的支持、信任有極大的關係”。但事實真相是，毛澤東抓住周恩來工作中的一點紕漏，大張撻伐，下令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周，親自給周戴上“賣國投降”的帽子，這哪裏還有一絲一毫“信任”的影子？難道這就是“司馬公”竭力渲染的毛、周之間的“親密合作”嗎？至於“司馬公”文中說，“毛澤東出麵解圍，為周講了公道話”，那不過是毛在玩弄一打一拉的手法而已。要不然，毛身邊的王海容、唐聞生兩位怎麽會有“他做臉，我們做屁股”這樣的牢騷呢？
4.關於鄧小平的複出
“司馬公”此文把“鄧小平複出”專列了一個小標題，指責筆者在書中“把鄧小平的複出，描寫成一種罪惡”[46].這完全是無中生有，為了給我抹黑，竟然到了任意栽贓的地步。遍查《晚年周恩來》一書，筆者從來沒有用“罪惡”這樣的意思來描述鄧的複出。“司馬公”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筆者在書中梳理了毛、鄧之間長達40年的合作關係，揭了鄧小平的老底，指出鄧和毛的曆史淵源極深，是毛派的一員大將，多年來一直受到毛的精心培養，建國後更成為毛手中挾製對手的一張王牌。與此同時，書中還糾正了人們普遍存在的一種錯覺，指出在幕後推動鄧複出的並不是周恩來，而是毛澤東，“鄧小平複出”是毛在“林彪事件”後政治上挾製周恩來的一著棋。
更讓官方惱火的是，我在書中揭露了鄧小平複出伊始，就在批周一事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替毛澤東說出了對周恩來的欲加之罪，以便讓自己更上一層樓。鄧是中共第二代掌門人，在政治上一直以周恩來的“傳人”自居。書中披露的史實讓人們看到鄧的真實麵目，而且凸顯了中共政治的黑暗和人性被製度扭曲的一麵──在中共的權力場中，沒有一個人的手是幹淨的。即便象鄧小平這樣在“文革”中一度被打到的人物也不能逃脫；一旦複出，他就投入了對自己“兄長”（鄧小平對他人稱周恩來為自己的“兄長”）的批鬥。這種揭露自然讓官方極為尷尬，可是又拿不出像樣的事實來反駁，於是“司馬公”隻好偷天換日，把毛讓鄧複出和鄧重新得到毛的重用這兩件事混為一談，誤導讀者。
鄧小平從複出到重獲毛澤東的信任是有一個過程的。毛本來就是個疑心很重的人，“林彪事件”後更是變本加厲，生怕有人翻“文革”的案。鄧小平在複出時雖然向毛澤東保證“永不翻案”，卻不能完全打消毛的疑慮，他對鄧還在觀察之中。這從鄧小平複出後的職務安排也能看出，鄧複出後並未馬上獲得重用，隻是恢複了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當時決定“有關重要政策問題，小平同誌列席政治局會議參加討論”。在隨後召開的中共“十大”上，鄧也未被選入政治局，而隻是一名中央委員。恰恰是因為鄧小平在1973年底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周的表現讓毛澤東感到滿意，批周會議之後鄧才被委以重任，擔任了政治局委員和軍委委員。鄧小平批判周恩來的表現與重獲毛澤東信任和重用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其實是一目了然的。
“司馬公”文中否認鄧小平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中對周恩來所做的“誅心之論”，用抵賴的手法，在史料的出處上做文章，以此給我加上“作假”的罪名。“司馬公”在文中指稱，書中“理應拿出像樣的檔案材料作為確鑿的證據，而作者能夠拿出來的，隻有其所稱的‘訪問紀登奎談話記錄’”，“如今，紀登奎已經作古，他當時如何說的，恐怕也成了問題”[47].關於這次批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檔案材料，筆者在書中引述鄧穎超與“周恩來傳記組”的談話記錄指出，“文革”結束後，葉劍英、鄧穎超兩人向中央寫報告，經華國鋒批準，已將當年批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全部記錄燒毀。作為官方史家，“司馬公”明知中共元老葉劍英、鄧穎超才是銷毀這次會議檔案的責任者，卻故意將此節掩過不提，試圖造成筆者無法提供原始檔案材料的假象。
事實上，《晚年周恩來》中援引對紀登奎的采訪，雖說不是原始檔案，卻是親曆者的回憶，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而且不是孤證，很多外交部的老人都知道鄧小平當年在政治局批周會議上對周恩來的“誅心之論”。當年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外交係統傳達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周的內容時，外交部的老幹部們就對此議論紛紛，感到“四人幫”攻擊總理並不奇怪，可鄧小平也這樣做，就不好理解了。當年我在撰寫官方的《周恩來年譜》時，專門調查了解有關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周的情況，他們中的不少人和我談到了這一點。“司馬公”此文想通過否認紀登奎回憶的可信性來為鄧小平遮掩，結果顧此失彼，自打耳光。就在“司馬公”文中引為權威的官方《毛澤東傳》和《周恩來傳》中，曾多處引用了紀登奎的談話記錄。不知“司馬公”是否也打算把大陸官方領袖人物傳記歸為“作假”？
“司馬公”文中還搬出鄧小平女兒鄧榕在自己的書中所寫內容來為鄧小平辯解，可是又露了餡，越抹越黑。鄧榕在書中也不得不承認，鄧小平當年確實按照毛澤東的要求，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了批周的發言。鄧榕寫道：“發言一開始，他（鄧）不得不按毛澤東對每一個與會者的要求批評周恩來。[48]”雖然鄧榕的記述對其父當年批周的內容語焉不詳，但鄧小平參與了批周這件事卻是確定無疑的，這印證了《晚年周恩來》書中所述並非妄言。
順便一提的是，關於周恩來與鄧小平的關係，我在書中糾正了長期以來中國官方刻意製造的周、鄧兩人“親密無間”的說法，指出他們之間其實是合而不同、同而不黨，既有合作、也有分歧。書中對鄧榕所說的周支持鄧與毛硬頂的做法提出了置疑，因為這不符合周一貫的為人處事之道。最近，中國有雜誌發表了采訪周恩來的衛士長張樹迎和高振普而寫成的文章，披露了在毛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後，周不同意鄧與毛硬頂，勸鄧“你就不能忍一忍”的情節[49].這印證了我在書中對鄧榕的置疑。鄧榕此書是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幫助下寫成的，帶有濃厚的官方色彩，其中有不少不實之處，這便是一例。
5.“批林批孔批周公”
筆者在書中分析了毛澤東發動“批林批孔”運動的動機，指出這是其內心深處“文革”情結和“反儒”情結作祟的結果，而“批周”則是現實中的靶子，把這兩種情結融會貫通起來。當年報刊上連篇累牘的“影射史學”，指孔罵周便是由此而來。書中還揭露了“批林批孔”運動是毛和江青這對政治夫妻合夥上演的雙簧戲，江是前台領軍人物，毛是幕後主使。
“司馬公”的文章在這個問題上說我“搞了倒果為因的手腳”，但辯白卻蒼白無力，擺了一大堆眾所周知的材料，可還是讓人不知所雲。“司馬公”給“批林批孔”運動“定了個框框”，所有的事情都讓江青背黑鍋，而把毛澤東摘得一幹二淨。“司馬公”避而不談毛發動“批林批孔”運動的意圖、毛扮演的角色和應負的責任，卻大談毛如何“批評”江青，好像一切都是江青在搗鬼。實際上，“批林批孔”運動從頭到尾就是毛澤東一手策劃的。從提出“評法批儒”、對江青麵授機宜，到大造輿論、布置《人民日報》連續發表楊榮國的批孔文章，再到部署發動，批準江青、王洪文兩人的聯名報告，將清華、北大編寫的《林彪與孔孟之道》作為“中共中央一號文件”轉發全國，無一不是毛在幕後指揮。中國當年屢屢宣傳的“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批林批孔運動”，並非虛詞。
毛澤東確實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批評過江青，製止了江青批“走後門”的搞法，那是因為江青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幹擾了“鬥爭的大方向”。從“司馬公”文中列舉的毛批江青的那些話來看，與其說毛是在“批評”，還不如說是小罵大支持，恨鐵不成鋼。不然的話，江青怎麽會有恃無恐，屢屢“另搞一套”呢？事實上，毛在“文革”中一直是把江青當槍使的，總是讓她打頭陣。這就是為什麽毛在“敲打”江青的時候，也總是不忘表揚江青批劉、批林“鬥爭堅決”的原因。毛、江這對政治夫妻之間的磕磕碰碰，不過是合演“批林批孔”這出大戲中的“戲外戲”罷了。
“司馬公”為了美化維護毛澤東的形像，完全否認“批林批孔”運動批“周公”的實質，居然把當年揭批“四人幫”時就已定案的事也推翻了。在“批林批孔”運動時期，報刊上連篇累牘地借古諷今，批“周公”、批“宰相”、批“大儒”，若非毛的默許縱容，姚文元之流豈敢如此露骨地把矛盾指向周恩來？白紙黑字俱在，又豈是“司馬公”刻意遮掩所能抹掉的？
筆者在書中指出，毛澤東認為周恩來是黨內翻案複辟勢力的一杆旗子。“司馬公”文中指這“純屬子虛烏有之事”，稱毛“對周在政治上還是放心的”[50].“司馬公”為了給毛開脫，連起碼的史實和邏輯都不講了。毛晚年的一大心病，就是擔心有人翻“文革”的案。“林彪事件”後，周恩來打著批“極左”的幌子，試圖暗中扭轉“文革”的方向。周這種“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手法，當然逃不過毛的法眼。毛本來就是個疑心極重的人，沒事還常疑神疑鬼，何況批“極左”確有否定“文革”之嫌，“文革”乃毛的命根子，毛豈會善罷甘休？毛發動“批林批孔”運動、“評法批儒”，就是要從政治上解決“反複辟”的問題。“司馬公”此文一方麵說周恩來批“極左”“用心良苦”，另一方麵又否認毛認為周批“極左”是暗中翻“文革”的案，實在是邏輯混亂，不能自圓其說。
毛澤東明明是批周的指揮者和後台老板，“司馬公”為了替毛辯解開脫，一方麵渲染毛對江青一幹人的批評，聲稱毛“采取了非常之舉”，可擺出來的論據卻是“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這樣一類不痛不癢的表態；另一方麵，“司馬公”又淡化毛澤東關於“評《水滸》”、批“投降派”的談話，聲稱毛的“評《水滸》”談話“本來並無特殊的政治含義”，“完全是在一種放鬆狀態下的私人交談”，用毛“身體已經很不好了”一類的說法，試圖讓讀者相信，毛本無批周之意圖[51].事實上，毛澤東有關“評《水滸》”的談話幾小時之後，姚文元就立刻寫了一份報告，稱毛對《水滸》的評論具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而毛本人馬上就批準了姚的報告，兩三天內就將此報告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義轉發全國。毛這樣做究竟是“無心插柳”，還是“有意栽花”，難道不是一目了然嗎？假如毛“評《水滸》”、批“投降派”真沒有什麽“政治含義”，為什麽周恩來進入手術室之前大喊“我不是投降派”呢？如果僅僅是江青、姚文元一幹人鼓噪，沒有毛的意思，周會如此介意嗎？
6.毛澤東對周恩來的真實態度
周恩來病重和逝世前後，毛澤東對周的真實態度是最讓中國官方難堪的地方。我在書中用大量史實揭露了毛對周冷漠無情的態度。很多讀者給我來信，表示了對毛的憤慨。於是，“司馬公”就在其文章中專列一節為毛澤東辯解。文中指我對周恩來之死前後“濃彩重墨，做足了文章”，可是又無法從正麵批駁，隻好拐彎抹角，夾七夾八，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關於周恩來治病的問題，上麵已經談過。我在書中說，“周恩來在治病的問題上，卻無法像普通人一樣為自己做主，一切要聽由毛澤東的擺布”，這完全是真實情況。“司馬公”當然清楚這一點，它為毛辯解的手法是避重就輕，轉移話題，大談周住院前繁忙的國事活動，然後挑出周恩來對醫療組的一個批注，掐頭去尾地引用，試圖給讀者一個印象，似乎周可以為自己的治病問題做主。“司馬公”這是在避重就輕，迷人眼目。當年周恩來的醫療組長吳階平接受中央電視台采訪時透露，當時周恩來本人是想做手術的，可是醫療組卻不得不服從毛澤東的“不準開刀”的決定，結果貽誤了治療時機，導致一切無可挽回。在周恩來能否住院的問題上，醫療組也遇到幹擾，那時張春橋出麵阻攔，強調毛澤東所謂的“治療要服從大局”的意圖，醫療組幹著急卻沒有辦法。這些情形我在書中說得很清楚，這裏就不贅述了。
有關周恩來住院治療被一再拖延這一點，當年我在中國編寫官版《周恩來年譜》時就感到蹊蹺，周身邊的一些工作人員對此也很不理解，認為其中有鬼；不過當時無法暢所欲言，而且發表文章時要送審，必須符合上麵的口徑。我1986年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就是奉命之作，發表前經過鄧力群審閱，並按照他的意見做了修改。“司馬公”此文稱，筆者當年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與在《晚年周恩來》書中的說法“自相矛盾”，企圖借此否定令當局難堪的史實。“司馬公”如此做，自以為得計，其實是低估了讀者的判斷能力。當年我身處官方文獻研究機構，戴有“緊箍咒”，所言所述往往身不由己；如今則是自由身，說話做事不必再有所顧忌，可以按照自己的良知行事，自然不必再作奉命文字。究竟哪種情況下的著述更可信，相信讀者自會判明。
在周恩來治喪的問題上，“司馬公”此文故意避談毛澤東違忤黨心民意，下令壓製民眾自發的悼周活動，也回避了當時政治局大多數人希望毛能參加追悼會的事實，卻搬出毛對周的喪事報告批示“同意”一事做文章，指責我在書中沒有提這件事，“借用他人之口”說毛“隻是劃了一個圈”。從中共的官場運作模式看，在送審文件自己的名字上“劃圈”和批示“同意”兩者並沒有多少差別，“文革”時期毛澤東對大部分中央文件都是用所謂的“圈閱”方式批準。因此，毛對周的喪事報告寫了“同意”一詞還是“劃圈”批準，其實無關緊要。問題的要害在於，毛澤東拒絕參加周恩來的追悼會，還壓製黨內外自發的悼周活動。“司馬公”舍此來糾纏枝節問題，是避重就輕，故意轉移視線。
此外，“司馬公”所謂的“借用他人之口”，這個“他人”指的是張玉鳳，因為我在書中引用了她的回憶文章中有關毛澤東圈閱周恩來治喪報告的情況。“司馬公”之所以不敢指名道姓，是因為心裏有鬼，張玉鳳雖然也是奉命為毛辯解，但在這篇文章中還是含蓄地表達了她對毛當時做法的不安。“司馬公”自然不希望讀者注意到這點，因為這樣一來，它的治學態度就露了餡。該文前麵還大段引用張玉鳳的文章批駁筆者，後麵又因為張玉鳳的回憶不符合它的說辭，就翻臉不認人。一個作者翻雲覆雨竟至於此，還有什麽誠信可言呢？
結語
作為一個從事中國現代史研究的學者，筆者最大的願望就是盡綿薄之力，把“文革”浩劫的曆史真相告訴國人，《晚年周恩來》一書無非是一個嚐試。而“司馬公”奉命為文，竭盡歪曲詆毀之能事，也無非是要代表官方繼續壟斷中國現代史的解釋權，阻止民眾了解曆史真相。筆者與“司馬公”爭論的焦點，就是到底要不要把曆史的知情權還給民眾。正是由於在這個根本問題上，筆者與“司馬公”存在著原則性分歧，對其闡釋曆史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實難苟同。
“司馬公”在文章中把毛澤東描繪成“理想社會的追求者”。筆者認為：當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推行“一大二公”的“窮過渡”，是為了與蘇聯爭當世界革命的領袖；闖下大禍後毛又拒不認錯，炮製將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理論，製造個人崇拜，為發動“文革”做輿論準備；當他發現黨內外反對聲浪日益強大時，擔心遭到清算，便先發製人，打著“文化大革命”的幌子，行整肅反對勢力之實。這種把個人名位置於國家民族之上，為一己之私不惜把整個國家拖入長期浩劫的行為，如果不是一種罪惡的話，也絕非“好心”辦錯事。毛時代無數屈死的冤魂用殷紅的血字書寫的曆史，豈是一句“理想社會的追求者”所能遮掩過去的！
“司馬公”撰文的目的是按照中國官方的政治需要來圖解曆史，修補領袖神話，維護“一個核心”的政治體製。該文作者采用倒打一耙之手法，指我在書中“照預先設定的框框來圖解曆史”，把毛澤東說成是“文革”時期“左右兩派的居中駕馭者”[52]，似乎毛在“文革”中弄權耍陰謀的種種行徑都是我杜撰出來的。在“司馬公”筆下，血腥、狂暴、充滿罪惡的“文革”變成了純粹的“理念之爭”，從中央到地方激烈的派別爭鬥通通不見了。為了給毛辯護，“司馬公”居然編出這樣美妙動聽的天方夜譚，哪有一點實事求是之心呢？
曆史早已判明，毛澤東是“文革”浩劫的策劃者、發動者和指揮者，如果說中共黨內曾經存在過包括“四人幫”在內的“文革派”，那麽毛澤東就是最大的“文革派”。“文革”結束後，中國民眾中早就有“五人幫”之說，即指毛是“四人幫”的後台老板，所謂“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我在書中如實地反映了毛澤東和江青等“文革”派之間的這種關係。同時，在記述毛發動“文革”的心路曆程時，筆者並不否認其烏托邦狂想和追求公正、純潔的社會主義，確有幾分理想主義的成分。不過必須指出的是，毛的這種理想主義並不那麽高尚，正如前麵所說的，背後還是個人一己之私欲在作祟。
“司馬公”文中指筆者寫《晚年周恩來》是“用一種極端的方式告別過去，完全拋棄了自己的過去，否定了自己的過去”，並由此推論說“該書成為一種主觀意圖主觀色彩濃厚、頗為情緒化的宣泄物，而違背了曆史的公正性和客觀性”。它還大言不慚地談什麽“史德”的問題，謅出“史德既不存，史識安在哉”這樣半文不白的句子來[53].
關於寫作《晚年周恩來》的緣起，筆者在書中後記裏說得很清楚，15年前的“六四”血腥鎮壓改變了我的命運。中共當政者為了一黨之私利，冒天下之大不韙，動用坦克、機槍，對手無寸鐵的民眾大開殺戒，幹出了連當年日本侵略軍進入北京城時都沒有敢做的事情。與“司馬公”們不同，我的良知讓我無法再認同這樣一種製度，裝作好像什麽事情也未發生過一樣，繼續心安理得地充當官方的禦用文人。與這樣的製度一刀兩斷，究竟何錯之有？如果保住個人的“過去”之代價必須是出賣良知，我寧可選擇“告別過去”。
客觀、公正地評價政治人物，是每一個曆史學者追求的目標。筆者在寫作時，本著對周恩來既不諱過、也不苛責的原則；即便是對“文革”浩劫的始作俑者毛澤東，書中在揭露的同時也並沒有一筆抹殺，還是肯定了他對中美和解的決策，這對日後中國打開國門、走向世界起了積極作用。當然，《晚年周恩來》隻是一家之言，難免有不足之處。不過，這絕非“司馬公”文中所說的“違背了曆史的公正性和客觀性”。《晚年周恩來》是否比較客觀地展示了人物和曆史的複雜性，讀者自有公評。不少人認為，這本書是當今大陸領袖人物傳記中寫得最好的一本。當下中國思想界十分活躍的丁東先生最近表示：最近幾年，來自海外而對大陸讀者在思想深層發生影響的，首推高文謙的著作[54].
其實，象“司馬公”這樣官方史家的禦用文人實在沒有資格就“曆史的公正性和客觀性”說三道四。因為在他們話語中所謂的“公正性和客觀性”，其實不過是讓曆史為政治服務，讓民眾相信中共官方編造的領袖人物神話，以維護共產黨一黨專政的製度。筆者這本書戳穿了這種謊言，揭了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這些人的老底，還了曆史本來麵目。如果官方史家是站在曆史的正確方麵，為何如此膽怯心虛，不敢讓我的書與大陸讀者見麵呢？難道你們編造的領袖人物神話就那麽不堪一擊，非要靠盡掩天下人耳目和嘴巴才能站住腳嗎？僅此一端，就可以看出“司馬公”文中所謂的“客觀公正”是多麽虛偽的東西了。
至於“史德”問題，更不是“司馬公”們有資格談論的了。中國史家的傳統是甘冒殺身之禍，秉筆直書，為曆史留下見證，所謂“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司馬公”們作為官方史家，占有最全麵的文獻資料，卻把它壟斷起來，按照官方的政治需要來圖解曆史，神化領袖人物，以此來替專製製度歌功頌德，還想求得“心之所安”，完全是自欺欺人。這樣的行為居然還好意思談論“史德”，難道不感到臉紅嗎？
曆史畢竟不是政治的婢女，可以任由權勢者及其禦用文人梳妝打扮，更何況是“文革”浩劫這樣一個血雨腥風的年代。一個從事曆史研究的學者首先要有做人的良知，然後才談得上治史和論史。既然“司馬公”以太史公司馬遷自比，就請好自為之，莫玷汙了這個名字。要知道凡是奉命之作、歌功頌德的文字，都經不住時間的檢驗，到頭來難免會被掃入曆史的垃圾堆。願“司馬公”們三思。
注釋：
[1]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美國），2003年出版。
[2]出處同上，第8頁、第602頁。
[3]張玉鳳，“毛澤東、周恩來晚年二三事”，《炎黃春秋》，1989年第1期。
[4]電報全文參見《晚年周恩來》第32、33頁。
[5]參見《晚年周恩來》第32、33頁。
[6]司馬公，“我讀《晚年周恩來》”（1），（香港）《廣角鏡》月刊，2004年第381期。
[7]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1935年2月（3月），中央檔案館藏手稿。
[8]出處同注[6].[9]周恩來，“閱讀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記錄的筆記”，手稿。
[10]出處同注[6].[11]出處同注[6].[12]出處同注[6].[13]出處同注[9].[14]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43年11月13日。
[15]周恩來，“閱讀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記錄的筆記”，手稿。
[16]詳見《晚年周恩來》書中第81、82頁。
[17]司馬公，“我讀《晚年周恩來》”（2），《廣角鏡》月刊，2004年第382期。
[18]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81頁。
[19]出處同注[17].[20]出處同注[17].[21]趙煒，冷風執筆，《西花廳歲月──我在周恩來鄧穎超身邊三十七年》，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
[22]出處同注[17].[23]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656-673頁。
[24]出處同注[17].[25]出處同注[23].[26]出處同注[17].[27]詳見楊成武的“我知道的中央專案組‘二辦’”，《縱橫》，2000年第1期，第18頁。
[28]出處同注[17].[29]出處同注[17].[30]司馬公，“我讀《晚年周恩來》”（3），《廣角鏡》月刊，2004年第383期。
[31]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3年，第290頁。
[32]出處同注[30].[33]見《晚年周恩來》，第314、315頁。
[34]出處同注[30].[35]出處同注[30].[36]詳見《晚年周恩來》第378、379頁。
[37]這是汪東興1973年2月7日給醫療組負責人吳階平的電話指示，引自周恩來醫療組《補充病曆記錄》。
[38]出處同注[30].[39]出處同注[30].[40]吳階平接受中央電視台采訪，談周恩來為何沒能及時動手術，2004年2月。
[41]出處同注[30].[42]出處同注[30].[43]出處同注[30].[44]出處同注[30].[45]見《晚年周恩來》第466頁。
[46]司馬公，“我讀《晚年周恩來》”（4），《廣角鏡》月刊，2004年第384期。
[47]出處同上。
[48]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
[49]秦九鳳、高雲撰文，轉自《黨史博采》，2004年第9期。
[50]出處同注[46].[51]出處同注[46].[52]出處同注[46].[53]出處同注[46].[54]丁東，《我對海外中文網站的觀感》，原載《議報》第171期，2004年11月。
本文來源：《當代中國研究》2004年第4期，作者高文謙，原題《把曆史的知情權還給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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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放，他看著不就行了。
中國事情就是這樣，他們反毛對吧？但是，他們卻又是靠毛掙錢養家的，狗糧黨反共，對吧？但是，中共下台之後，最先危及生活的，第一就是五毛，第二就是狗糧黨。諷刺吧！
估計下麵大部分人都沒讀內容，連作者的論據論點都不知道就罵。唉，毛粉糞青還是沿襲老毛發動的文革的那套。
把個人喜好放到一邊看著文章，文章論據還算紮實，邏輯連貫。
反倒是土共的黨史與中國現代史很多都是牽強附會，邏輯斷裂的。
樓下要反駁的起嗎拿出點反駁的素材。空罵隻能跟說明你們麵對事實的理屈詞窮。
有傳聞指出毛幹擾周的手術，致周死於癌症晚期的並發症。這種事，符合毛臘肉的一慣為人！
五毛們吃飽了狗糧，速來為毛臘肉腐屍舔菊！
不過周幫毛剿共，處決邪惡魔頭劉少奇，賀龍，林彪等，倒也歪打正著。
當然毛死，小鄧又把毛的老婆剿了。
黑吃黑。
毛周同代人，周死在毛先，命也，毛或是其他老年人都會高興，我終於活過你了。老年人常見心態。周死，許多人（不是全部，視周超過父母的是被打倒的官靠周又複位的太子們）很悲哀，那是感周的恩。周有何德使毛感恩於他？
對全國普通百姓而言，周一味“忠臣”，如馬英九的不粘鍋，三麵紅旗災難大量餓死人時，竟不敢為人民進一言，於“總理”的身份不配，也就是計較個人得失的一條狗。他死後毛連正眼都不瞧他，活該！
至於為何很多人思念周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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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非凡的人格魅力，這點事誰都無法否認的。這是根本原因
毛雖犯有一些過錯，但其一身為國為民，敢作敢當，把一個貧窮落後的東亞病夫之國，變成了第三世界的領袖。
要不是太祖的大智大勇，共黨早被蔣光頭滅了。
我並不認為現在的中共，與毛澤東時代的中共可以劃等號。變質變味隻會令人避而遠之。
“大救星”的畫皮被一件、一件的剝下，“大魔頭”的身影就水落石出了。
毛為什麽不批準周恩來做手術？為什麽不出席周的追悼會？
想當年有無數本書都說太陽圍著地球轉。看來也是真的。
可見不是空穴來風。
寫這種造謠文章的人不怕自己子孫生出來沒屁眼？
在老毛的阻撓醫治下, 老天幫毛除掉了.
難道不值得慶祝嗎?
傻逼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