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腐敗原因哪是“資產階級思想腐蝕”？在於自己獨占權力
《大師》：和很多老人一樣，您在青年時期痛恨國民黨腐敗，追求民主進步，苦苦尋找共產黨，直到文革後期時您還很懷念當年的“延安作風”，您覺得這個黨從什麽時候起有了變化？和您年輕時的信仰不一樣了。
李洪林：中國共產黨實際上是個農民黨，雖然共產黨不全是農民，也有知識分子甚至高級知識分子，但是不能改變整個革命隊伍的農民性質。
農民鬧革命，一進城就開始腐化。李自成進北京，四十天就完了。共產黨雖然進城已經六十多年了，但也在腐化。1949年西北解放，我從延安到西安以後，發現一些老幹部見麵時，往往半開玩笑半當真地問：“你還沒換老婆？”當時一些老幹部丟下糟糠之妻，換個年青漂亮的姑娘，好像成為一種風氣了。現在我回頭想，其實這還隻是“小菜一碟”，無非是在家庭生活中喜新厭舊而已，更大的事情是國家的政治生活，是這個黨和人民的關係，原來是在野黨，現在成了執政黨，原來隻有局部的權力，現在掌握全國的權力，這就大不一樣了。這就談到了所謂的新社會，新社會就是用共產黨自己的理論即“社會主義”定做出來的社會。列寧說過“蘇維埃是一個大機器”，每個零件完全由中央控製。雖然開始還沒到這個程度，但是逐漸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社會主義的社會結構後，所有權力全都集中到共產黨的手裏，全國所有的資源，所有的居民，全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誌去處理或改造，這是多麽愜意的事情！權力腐蝕人的規律哪個人能夠抗拒？起初中央還能意識到腐化的危險，不但編個《霓虹燈下的哨兵》演給黨員看，還槍斃了兩個地委書記一級的幹部，殺雞給猴看。但這些努力都是“瞎子點燈——白費蠟”。當時還把腐敗的原因推給“資產階級思想腐蝕”。其實真正的根源在自己身上，在於自己所獨占的不受製約的權力。
《大師》：為什麽“重慶模式”會得到那麽多人擁護？這個問題相當於要回答文革為什麽得到了廣泛支持，而且是億萬群眾真心實意的支持。其實它有一個強大的社會基礎，就是社會確實是不公正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社會一天不法治、不公正，“重慶模式”被人懷念的情況就不會停止。重慶這套做法，您覺得對我們的政權，尤其是意識形態方麵造成了哪些危害？重慶逆流對我們有哪些警示？
李洪林：擁護的是窮人，薄熙來是挪用國家的財政經費和他用“黑打”的強盜手段搶來的民間財富來“施舍”給窮人以便收買人心。還用搶來的不義之財，上下左右結交見不得人的“關係”。這個賬還沒有給他算呢。另外他也收買了一些無恥文人和演藝界的“明星”幫他鼓吹重慶模式。拿著國家的錢慷慨施舍，確實能夠籠絡得住一部分人的心，但是真正按照這個路子走下去，會是一個什麽局麵呢？王立軍不就是他的特務頭子嗎，重慶人就生活在王立軍這種鷹犬的爪牙之下。在他統治下的重慶，不但老實經營的企業無法生存，而且人人都生活在肆無忌憚的“黑打”恐怖中。薄熙來這個人誌在最高權力，一心想爬到中南海的第一把交椅上，成為第二個毛澤東。到咱們訪談時為止，他這個案子還沒有開庭，我不知道中央有沒有這個決心，把他的蓋子徹底揭開。當然，他的罪行必須由檢察院提起公訴，由法院獨立審判，治以應得之罪。但為什麽不能從政治上刨根問底，弄個水落石出呢？為什麽不舉一反三，從製度上杜絕滋生薄熙來式野心家和獨裁者的土壤呢？
薄熙來是長在現有體製上的一個毒瘡，把他揭開，把膿放出來，會揭出這個體製本身確有培育這種人的土壤。他的根紮在什麽地方，把根拔起來必然牽扯到更多的人和更多的事，這需要現任領導的勇氣和決心。但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很有可能“適可而止”。如果是這樣一個結果，不知道哪一天在什麽地方又會冒出一個新的薄熙來。因為滋生腐敗的土壤還在。現在想起來真有點後怕：幸虧薄熙來打了王立軍一個耳光。王立軍一跑，這個膿瘡的頭就破了，他要是不跑，現在薄熙來怎麽會在監獄裏？早就坐在中南海裏參加十八屆常委會議了。
《大師》：1月17日，中央編譯局局長衣俊卿因生活作風問題被免去局長職務。《錢江晚報》發表評論稱，“一個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研究的副部級高官，用他滿腹的男盜女娼，將他掛在嘴上的節操，毀損得滿地亂滾。”點評的確擊中了衣俊卿的死穴：身份與行為的嚴重分裂。他的知行分裂、錯位，您覺得會衝擊我們的意識形態嗎？
李洪林：其實衣俊卿應該是懂得一點馬克思主義的，更多的高官雖然滿口馬克思主義，其實根本不知道馬克思主義是個什麽東西，他怎麽可能相信？至於口是心非，人格分裂，豈止一個衣俊卿而已！你現在能夠找到幾個真正懂得並相信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包括很多東西，社會主義是一項，另外還有他的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我多少知道一些，但也不多。不過經過幾十年的實踐，我承認馬克思主義有它產生的曆史背景和自己的理論體係，是百家裏麵的一家，可以研究，但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更不是萬古不易的永恒教條。而且今天它已不能說明和解決曆史和現實的問題，所以我不信了。
其實建國以來罷黜百家獨尊“馬列毛”的意識形態，不必等候衣俊卿去衝擊，它早就被現代文明衝擊得支離破碎，已經失去神聖地位，乏人問津了。至於那些道學家的思想作風，那就更加不堪一提，權貴們的雙重人格早就把他們自己高唱的“主旋律”和道德訓條扔到九霄雲外。官員們自己都踐踏的東西，還能對老百姓有吸引力嗎？
另外，如果把眼界放遠一點看看重慶，衣俊卿事件和薄熙來事件可以說相映成趣，都是現行體製本身的產物，隻不過一個是長在意識形態領域，一個是長在政治領域。
薄熙來作為封疆大吏，他的權力既不是人民授予的，也不是人民能夠監督的，他可以在自己的領地為所欲為。試問在現行體製下，哪一個封疆大吏的權力被關在籠子裏了？隻不過各位封疆大吏和朝廷命官所作所為各有不同，多數人不像薄熙來那樣肆無忌憚罷了。
同樣，衣俊卿作為朝廷命官，在自己部門裏不也是為所欲為嗎？請問中紀委和公檢法，在他們發生內訌被自己人揭蓋子以前，你們過問過嗎？沒有。如果不是他們自己人揭開蓋子，到現在都會依然一麵高唱紅歌，岸然道貌，一麵欺心暗室，男盜女娼。
我的意思不是說中國的各路諸侯都是薄熙來，更不是說朝堂公卿都是衣俊卿，問題是這種權力高度集中的一黨專政體製，如果不轉型為民主憲政，把權力關在籠子裏，那就不僅會產生更多的薄熙來和衣俊卿，而且必然釀成大亂。
民主沒有什麽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之分
《大師》：1月28日，許良英先生在北京海澱醫院去世。他的坎坷人生深刻地警示：知識分子的命運與這個國家休戚相關。文革後，鄧小平提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與毛澤東相比，鄧小平時代知識分子享有的自由顯然要大得多。然而，鄧小平劃定自由邊界時堅守的底線是，任何人都不能挑戰黨的權威，這決定了他在一些關鍵曆史時刻的選擇。胡耀邦倡導“充分信任，放手使用”，這是黨從多年慘痛中總結的一個帶血的教訓。今天領導人依然麵臨同樣的問題，您覺得該如何處理黨與知識分子的關係，為自由劃定多大的界限？
李洪林：鄧小平尊重的是科學技術人才，因為要靠科技發展生產力，要搞兩彈一星。至於搞文史和社會科學的，他就不一定尊重了，他要反自由化。反自由化就是消滅自由民主思想，用黨文化控製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知識分子應該講真話。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經過毛澤東幾十年的壓製和改造，獨立的個性已經被消滅了，隻能當馴服工具。我為什麽佩服陳寅恪，他有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當年他們想把他調到北京來主持曆史研究所，他就不來，因為他拒絕用馬克思主義作指導。當時敢理直氣壯說這個話的，隻有陳寅恪一個人。
至於說到如何處理黨與知識分子的關係，我覺得非常簡單：隻要按照習近平所說的“落實憲法”，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就擺正了。知識分子最重視的，就是具有獨立人格，能夠自由思想。隻要他能真正享有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不必擔心被扣上“自由化”的帽子，他和黨的關係自然就“和諧”了。至於自由的底線，隻能由法律來界定，而不能由黨來界定，因為黨也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活動，沒有超越法律的權力。其實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用法律給一切有權力的組織和官員劃了底線：必須保護公民的各項自由，不得侵犯。然而最有諷刺意味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5條，至今還是一紙空文！
我認為，先把現行憲法裏麵有關公民權利的條款落實下來才是最主要的，這一步也可說是很重要的政治改革。本來，“落實憲法”是把以前就有的公民權利予以實現就是了，還談不到改革。然而原來憲法上的公民權利條文隻是給人看的，從來就沒有實行過，而執政者隨意侵犯公民權利的違憲行為，卻能明目張膽地進行而無糾正的機製。從這種現實出發，“落實憲法”確實可以稱得上是重大的政治改革，落實以後人們有普選權，有言論自由，結黨自由，國家就已經轉上民主的軌道了，別的都是次要的，可以再慢慢修訂。比如說序言裏講的堅持四項原則就應該取消。憲法至高無上，誰能組織政府，由選民決定。憑什麽把一個黨淩駕到憲法和國家之上？而且序言本身就沒有什麽法律上的價值。憲法是法律，每一條都有權威，是要執行的。序言又不是法律條文，放到憲法裏幹什麽？
《大師》：這是一個大多數人都讚成深化改革的時代，也是一個在具體改革方略上最缺乏共識的時代。知識精英的焦慮反映在共識的提法都有很多：左右共識，朝野共識，內外共識等等。您認為應如何凝聚社會共識？誰和誰的共識？
李洪林：社會是人的共同體。各個人千差萬別，立場、觀點、傾向不盡相同。就是兩個人之間，在重大問題上都不容易達成共識，更不要說什麽左右共識、朝野共識了。就拿改革說，幾十年了，達成共識了嗎？其實政治上的所謂共識隻是在某個時期對某個問題的妥協。妥協是很高的政治藝術，表現了政治家的水平。如果連妥協都達不成怎麽辦呢？隻能由權力出麵了。誰的權力大就由誰決定。權力有兩種，一種是專製的，上級說了算，下級服從。一種是民主的，多數說了算，少數服從。
現在中國雖然大多數人都讚成深化改革，但是執掌政權的少數人不讚成，你就改不成，因為中國是上級說了算，而不是多數人說了算。所以在這一點上，無論左右或朝野都沒有共識，而且根本不可能有共識。因為一深化就要觸及政治，觸及一黨專政，權在他手裏，他不同意，你人多有什麽用？
當前在中國來說，所謂改革就是把被社會主義所扭曲了的政治經濟製度回歸到人類共同的文明大道上來，經濟上是從計劃經濟回到市場經濟，政治上就是從專製逐漸過渡到民主。民主沒有什麽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之分，民主就是民主。現在的民主製度是人類幾千年來在政治文明方麵所創造的共同成果。內容都是人民通過普選授權給政府，實行三權分立，保障公民的人身和私有財產的安全以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可是上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最高立法機關的負責人，居然公開反對這些普世公認的政治文明，他向世界宣布中國“五不搞”。其實這也難怪，因為一黨專政和普世文明的民主確實是不相容的，怎麽能達成朝野共識呢？
共識就是至少這個階段能夠從什麽事情開始做。習近平就任以後的講話表示要落實憲法，這很值得歡迎。真正落實憲法，首先得黨政分開，不能以黨代政。憲法沒有規定共產黨是全國最高權力機關，憲法最重要的是保障公民的權利，限製當政者的權力。八二憲法到現在31年了，規定的人民基本權利到現在還是一紙空文。
《大師》：中央黨校蔡霞教授認為，現在重要的不是左右共識，而是朝野共識，習李將先經曆幾年的新權威，鐵腕治吏，把社會的秩序整頓起來，法製整頓起來，社會寬鬆了，經濟好了，民怨緩解了，逐漸的創造條件推進改革。您如何評價這一判斷？
李洪林：中共中央已經有很大的權威，還提什麽新權威呢，哪個權威能夠超過現在中共中央這個權威呢？黨已經領導一切，你還要使它加強到什麽程度？中國現在問題正是出在一黨專政上，毛一個人的權威就足以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權威太強太集中了。如果還要再強再集中，那不是越走越遠嗎？中國的民主轉型應該把太集中的權力逐步放開，而不是進一步加強。必須對權力實行有效的製衡，也就是把權力關進籠子裏，才能避免新獨裁者的出現，才能避免因為一個獨裁者喪失理智而把中華民族推入災難的深淵。
黨內民主、新民主主義和現在普世通行的民主是兩回事
《大師》：曾有學者將“從中國體製內分化出來的一大批背負著紅色記憶和中共沉重曆史的官員和知識分子群體轉變為民主派的時代現象”，稱之為“兩頭真”。您覺得黨內民主派對當下和未來的政局會起到哪些作用？
李洪林：我都沒好好想“兩頭真”這個詞準不準確，能否站得住。拿我個人來說，我開始參加黨的時候真是滿懷雄心壯誌，充滿自豪感，全身投入，不怕掉腦袋。1947年我做地下工作時，有一次我帶著帆布旅行包，裏麵有幾份黨的油印材料，由武功坐火車往西安送。火車到站一停，我看到站台上滿是憲兵一字排開，挨個檢查旅客。這是以前從未遇到的險情。突然麵臨這樣嚴峻的局麵，我可以把包留在車上，自己空手下去就算了。但是材料丟了實在可惜，我就趕緊把上衣脫下來，塞入旅行包，壓在宣傳品上然後下了車。當我排隊來到憲兵跟前接受檢查時，我爽快地把旅行包拉開，主動送到他麵前，他一看是衣服，拿粉筆在旅行包上畫個圈，就放我走了。如果他伸手把我包裏的衣服翻一下，我就完了。現在想起來，真有些後怕，然而當時站到憲兵眼前，已經沒有時間多想了。可是40多年以後我卻被“自己人”抓起來了。那是1989年“六四”以後，我在家中正要吃午飯時，來了幾個安全部門的警察，用“反革命罪”的傳票把我抓走了。當兩個警察夾著我進警車時，我心裏非常難受，從來沒有想到共產黨的警車有一天會來抓我，我賣命參加打造的“共和國”，最後把我自己關進去了。
像我這種經曆，在中國共產黨內大有人在。我隻被“自己”的黨囚禁三百多天，還不到一年。很多資格比我老的，在各種危難環境中出生入死的共產黨員，一關就是多少年！還不是關了也白關？誰叫你當初選擇了這條路？如果“兩頭真”指的是當初投奔共產黨是追求自由民主，結果這個黨革命成功之後建立的又是一個專製製度，所以又得投身於追求自由民主的鬥爭，那麽“真”指的就是追求自由民主，但這個“真”字就不確切，因為當初國民黨堅持它的一黨專政，現在共產黨堅持自己的一黨專政，也都是真心實意維護自己的利益，一點也不假呀！如果“兩頭真”指的是這些人的精神境界或人品，那就意味著他們中間這一段就是“假”。這個“假”也有兩種狀態：或是生活在虛偽之中：講假話，做壞事，卑躬屈膝，投機鑽營，助紂為虐，背叛革命初衷；或是生活在無奈的雙重人格之中：良心未泯，但不得不違心地執行左的政策，違心地批判這個，鬥爭那個，違心地檢討自己，但求保全自己和家人。我想，所謂“兩頭真”，多半是指這最後一種情形，但用真偽來定性，總不那麽貼切。
至於這些“兩頭真”或“黨內民主派”的人士對中國政局的作用，實在很難說。我隻對當前有些人的主張談點個人見解。
談到政治改革，有一些人提議先恢複黨內民主，看來也是一種無奈的呼喊。現在的主要矛盾，是一黨專政淩駕於整個社會之上，壟斷一切資源所引起。至於黨內民主與否，和這種主要矛盾沒有關係。即使黨內再民主，一黨專政不改，黨仍是淩駕於整個社會之上，人民還是享受不到公民權利。
另一些人要求改革，是要求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實行民主。其中有人主張恢複到毛的《新民主主義論》那個時代，還有人要求回到“胡趙新政”。其實毛澤東所謂的“新民主”，就是共產黨領導一切，成立政協，你可以議政，可以向我提意見，但是采不采納要由我決定。這就是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也就是鄧小平的“四項原則”裏的“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它和現在普世通行的民主（毛把它叫“舊民主”）根本是兩回事。
至於“胡趙新政”，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說三道四”聲中那種拉鋸式的改革。那種改革，已經被“六四”埋葬了，還談什麽“胡趙新政”？
真正要改革，就要回歸人類文明的共同大道：私有製基礎上的市場經濟，政治上是多黨政治，憲政民主，思想上多元文化，這是普世價值。我曾寫過一篇紀念朱厚澤的文章。應該說，朱厚澤是同代的共產黨領導幹部裏走得最遠的一個，他的思想遠遠超過了胡耀邦和趙紫陽，也超過了當代中國理論界所能達到的高度。他批判新民主主義論，批判一黨專政，他這些思想在世時沒有拿出來過，所以沒有人知道。他去世後，一個朋友把他幾十萬字的遺稿和筆記發給我看，我才第一次發現了他尚未麵世的思想寶庫。朱厚澤過早辭世實在太可惜了，他是很了不起的一個思想家，不但跳出了毛澤東思想的框框，還跳出了馬克思主義的藩籬，而且觀點非常鮮明，毫不吞吞吐吐。他把共產黨所有這一套叫做“黨文化”，其實質就是消滅一切個性，以集體名義實現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每個黨員必須用黨性來替換自己的人性，用黨性來武裝自己，來指導自己的一切行動，就是劉少奇說的“作黨的馴服工具”。“黨文化”對整個社會來說，就是壟斷所有的思想、政治、經濟、文化資源，建立起一個無所不包的一黨專政，控製全社會，和現在人類的普世文明完全是針鋒相對的。改革就是讓中國從這種“黨文化”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回歸人類共同的文明大道。
朱厚澤和我一樣，也不讚成暴力革命，反對推倒重來，而是促使黨的領導層主動改革，這樣對全社會最好，不會付出太沉重的代價。由中共主動改革，使中國通過和平轉型，走上民主憲政的大道是不是可能呢？我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曾有機會在中央領導核心跟前工作過，從我自己親身見過的情形看來，上下結合起來進行改革，可以很平穩地把中國順利地轉上民主軌道，我的親眼所見親耳所聞都使我確信，這條路子是可行的。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國共產黨確實麵臨著一個非常可貴的機會，從一黨專政、個人獨裁轉上民主憲政的軌道。1979年黨中央提出口號，就是要把中國建成一個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其實社會主義和民主是不相容的。有社會主義就沒有民主；真正有了民主，社會主義也就剩下一個空名。
當初胡耀邦和趙紫陽誰也沒有想到要改革一黨專政，堅持四項原則的鄧小平就更不用說了。但是隻要沿三中全會全麵改革的路線向前走，在文明世界的影響和國內改革實踐的推動下，中國完全有可能逐漸衝開舊體製的束縛，實現和平轉型的。原來人民公社和計劃經濟都是社會主義的神聖禁區，不是都被和平地衝走了嗎？而且當時的領導核心“鄧胡趙”體製也很有威信，很得人心，中國真是充滿了希望。
在“鄧胡趙體製”裏麵，胡和趙是主力。鄧小平說：“天塌下來有他們兩個人頂著”，就是放手讓他們幹，他給他們撐腰，就像反對“兩個凡是”時他給胡耀邦撐腰一樣。而胡和趙都頭腦開放，能夠接受新東西，這是很了不起的，胡耀邦要求全麵改革，實際上就是把中國從所謂“通向共產主義天堂”的那條走不通的路上領回人類文明共同大道上來。趙紫陽晚年被幽禁的時候，他的思想在繼續發展，已經基本上接受現代政治的理念。所以，如果這兩根頂梁柱團結一致，改革的前景是多麽良好！可惜中途趙紫陽由於和胡耀邦工作上的矛盾而加入倒胡的一邊，這是趙紫陽鑄成的致命錯誤，它使黨內鬥爭的天平倒向了左邊，把胡耀邦打倒了。胡趙兩根頂梁柱站在一起，天塌下來都能頂住。然而當風暴襲來時，趙紫陽這根頂梁柱不但不去頂住風暴，反而與風暴站在一起，同心協力向胡耀邦那根柱子衝過去。結果胡耀邦倒下了。最後孤身一人的趙紫陽自己也在更猛烈的一次風暴中倒下了。“鄧胡趙體製”破碎了，中國的改革也斷送了。
胡趙新政的十年，盡管改革和反改革一直在拉鋸，畢竟改革派還有人在。“六四”後改革派全軍覆沒，再也沒有人主事了。還是鄧小平覺得這樣下去不行，這才有1992年的“南巡講話”，改革才重新上馬。但此後這二十年隻在經濟上有所改革，政治上絕無讓步，因為黨內民主派已被完全排出局外，到現在為止，也都看不見蹤影，怎能談到對政局起什麽作用？
這些年黨內外的改革呼聲，全是些散兵遊勇，根本形不成什麽“派”，就是這些散兵遊勇，也未見得都能暢所欲言。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下，隻要被認為有損“維穩”，客氣點是請你“喝茶”，不客氣就“請君入甕”了。
“黨文化”給中華民族造成空前絕後的精神創傷
《大師》：網上流行一個段子：這世上有兩種邏輯，一種是邏輯，一種是“中國邏輯”。你跟他講法律，他跟你談政治，你跟他談政治，他跟你講民意，你跟他談民意，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講法律。邏輯和常識的匱乏，根源在哪裏？能如何改變？
李洪林：這種段子就是諷刺現實，要是能公開表演的話，都是說相聲的材料。這裏所挖苦的“中國邏輯”，其實離不開“中國特色”，都屬於“黨文化”的範疇。
在毛澤東時代，這種“黨文化”控製了整個意識形態，連道德和宗教都不能幸免，全都成了政治的婢女，失去了自己的底線。連人類的倫常都被政治壓垮了。你大概知道北京大學曾經出過一個聖女林昭，她就是因為堅持自己的人格獨立和思想自由，挺身對抗黨文化而慘遭殺害的。最近我又聽到一個能摧毀人類良心的驚天慘劇：文化大革命時，安徽一個十幾歲的孩子檢舉他媽媽反對文化大革命，並要求立即處死他的生身母親，結果這位偉大的母親果然被捉去，並且真的被判了死刑。這個被“黨文化”教育出來的革命小將，居然親自出席公審大會，並親眼看著劊子手怎樣把子彈射入他媽媽的腦袋！
毛澤東親手培養的“黨文化”，給中華民族造成了空前絕後的精神創傷。無論夏桀和殷紂，無論周厲王和秦始皇，也無論漢武帝的罷黜百家和明清兩代的文字獄，都比不上黨文化對整個民族傷害之深，這是精神世界的內傷，它抽掉了幾乎所有中國人的脊梁骨，消滅了幾乎所有中國人的獨立人格。“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哲學”，“八億人口，不鬥行嗎？”毛澤東比古今中外所有暴君都高明的地方是：他不單靠殺人立威，而是“群眾路線”，他給所有的中國人提供了兩種選擇：或是鬥人，或是被鬥。因此凡是鬥爭運動一來，為了免於被鬥，便隻好去參加落井下石的“義舉”。所以曆年的思想鬥爭運動，雖然被鬥的對象很少，但多數參與鬥爭的人，早已被嚇得魂不附體，而這正是毛澤東所需要的震懾效果：使中國人都成為匍伏在他腳下的奴隸。
當然，為了壓服這些奴隸，統治者還需要奴才，而毛澤東的統治果然也培養了一些奴才。雖然絕大多數人天良未泯隻能當奴隸，但少數喪盡天良的人卻可以當奴才——攀附權勢的打手。奴隸的精神創傷當然是中華民族的苦難，但奴才的卑鄙無恥不也玷汙了中華民族的精神麵貌，使中國人為之蒙羞嗎？
至於說到“黨文化”對中華民族的破壞是“絕後”的，那是因為物極必反。在世界文明大潮的衝擊下，產生造神運動和愚民政策的土壤已經崩塌。雖然新啟蒙運動處處受壓，但是“黨文化”的生命力已經衰竭。現在思想文化領域亂象紛呈，邏輯和常識的匱乏，來源於文化專製主義的愚民政策，更可怕的是已經沒有一種道德底線來維係整個社會，因為誠信已經從上而下地喪失了。現在，電視台節目不少，但是可看的不多，沒有一個敢於直麵現實，深刻揭示社會矛盾的作品，屏幕上看到的都是吃喝玩樂、歌舞升平，再就是庸俗不堪，簡直就是文化垃圾。把思想束縛得這麽厲害，人們怎麽能有很高尚的、更優美更深刻的東西拿出來呢？好在有了網絡這塊園地，現在網上什麽都有，毛的像在天安門上掛著，但在網上他卻是嘲諷對象，你舉的那些段子，在網上更是鋪天蓋地。我覺得這個現象本身就說明所謂“主旋律”的日暮途窮，已經沒有吸引人的東西了。當政者們自己對所宣傳的“主旋律”，也都是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老百姓就更沒興趣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沒落，也正是一個走向思想自由的過渡階段，在新秩序建立之前，思想文化上的亂象就是難免的，在這個意義上，這是中國進步的必經階段。
為“兩條道路”正名：社會主義背離文明正道
《大師》：2007年，謝韜老的文章《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引發廣泛討論，2008年金融危機後，全球關注“中國模式”的提法，最近幾個月，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至少三次提到了有關新加坡政治體製的內容。道路的問題一直備受關注且爭議不斷，您認為中國發展模式往何處去？
李洪林：這個問題很大，我想分成三個問題來談。先談新加坡問題。
中共黨內早就有人羨慕新加坡了，他們羨慕的是李光耀式的威權統治，也就是說威權統治可以使國家現代化。這就是所謂“新權威主義”。
新加坡應該算是還不成熟的民主國家。它雖然有普選，有三權分立，但人民的自由度卻受到威權的限製。例如，誰要是批評了掌權者，就有可能被控以“誹謗罪”。而在真正的民主國家，領導人即便麵對錯誤的指責，也會一笑置之。所以有這樣的評論：“新加坡有民主，沒有自由。”
另外，不管民主國家或專製國家，隻是它的權力來源不同（或選舉，或任命）和有沒有客觀的監督和製衡。至於日常施政，都是行政首長負責，其政績之優劣仍取決於行政首長。正如一個企業不論規模多大，雖然董事會或股東大會有最終決定權，但企業的業績可說完全決定於總經理或首席執行官。新加坡地處兩洋航運樞紐，得天獨厚，曾為英國殖民地，受現代文明熏陶多年，法製完備，經濟發達，居民素質較高，生活較富裕。在這種條件下，當政者隻要嚴格依法辦事，不胡作非為，它的政治生活就能平穩運行。而十幾億人口的中國，飽受幾千年專製統治，至今還有幾千萬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很多民眾有冤都找不到申訴的地方，背井離鄉到北京來上訪，又會被本省派駐首都的“截訪”人員捉住，押回老家去。這樣一個大國，怎麽能和新加坡相提並論呢？
其次談談“民主社會主義”問題。
包括謝韜在內，黨內有些人想使中國走上北歐一些國家所謂“社會民主主義”的道路。他們覺得這是中共容易接受的改革方案：“社會主義道路”沒變，共產黨領導沒變，隻是加點“民主”，當權者阻力會小一些吧？
這種建議，用心良苦，其實沒用。
第一，社會主義認為私有製是萬惡之源，必須用公有製來代替。消滅不平等才能避免有產者剝削無產者。第二，社會主義認為商品生產必然因競爭而產生無政府狀態，必須用計劃經濟來取代。
誰來占有生產資料呢？社會。誰來製定計劃呢？社會。所以這種思潮叫作“社會主義”。在公有製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
怎樣實現社會主義呢？那就是實行無產階級革命，用暴力打碎舊世界，在它的廢墟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消滅階級，剝奪“剝奪者”，實現公有製，按照社會主義藍圖把整個社會建成一架大機器，每個生產單位，每個勞動者，都是它的部件和螺絲釘，都必須嚴格按照統一的計劃進行生產和工作。
以上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實行的正是這種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在中國“走俄國人的路”，實行的也是這種原教旨社會主義。
恩格斯晚年曾經提出“和平過渡”的問題：利用民主製度，通過議會道路，把資本主義社會改造成社會主義社會。但那隻是無產階級不必使用暴力就能把爭權奪到自己手裏，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接下來自然是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用公有製代替私有製，用計劃經濟代替市場經濟， 這不還是經典的社會主義嗎？
但是現在一些北歐國家實行的“社會民主主義”早就和經典的社會主義分道揚鑣了。現在這些國家都是屬於自由民主世界，經濟基礎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製，經濟生活都在真正的市場經濟軌道上運行，隻是在社會政策上，通過國民收入再分配，較為偏重“劫富濟貧”罷了（高稅收，高福利）。但這種政策得有個限度：至少使投資者有平均利潤可賺。過了這個底線，資金就拔腳走路，不在你這裏挨宰了。那結果是任何執政者都受不了的，因為選民不答應：那就意味著企業倒閉或轉移，工人失業，社會不穩，財政告急，政治危機就來了。
也正因為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和政策完全是在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的框架之內，所以和馬列主義的社會主義，根本就是兩條路上跑的車。硬把它們捏在一起，隻是為了給共產黨搭個台階，讓它從一黨專政的樓上體麵地下來而已。然而這種願望乃是與虎謀皮。如果掌權者沒有超越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眼光，沒有擺脫權力的腐蝕，絕不會對這種苦口婆心的勸說感興趣的。
現在再談第三個問題：中國發展模式向何處去？從辛亥革命推翻帝製建立民國算起，從專製走向共和，如今已經走了102年了，現在好像又回到了那個起點。政治生活、思想生活甚至還不如辛亥革命以前，那時還有民辦報紙，民營書局，老百姓可以出書，可以辦報。總的來說，這一百年來中國的命運也是夠倒黴的，共和之路曲折坎坷。辛亥革命以後就是軍閥混戰，再之後是國共內戰，中間插了一個八年抗戰，抗戰勝利之後，又繼續打內戰。
辛亥革命並不是孫中山領導的，他當時正在海外打工呢，聽說辛亥革命爆發，他才趕緊回國。辛亥革命能推翻清朝，主要在於袁世凱和清廷決裂，因為當時的新軍沒有多大力量，袁世凱如果不和清廷決裂，武昌起義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孫中山後來雖然在南京成立了一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但整個國家的統治機器還在北京，實力還在袁世凱那裏。袁世凱這個人當然是很狡猾了，他把清廷搞掉以後權力拿到自己手裏，最後孫中山不得不妥協，讓袁世凱當了總統，後來還鬧出個複辟帝製的醜劇。所以共和之路是非常坎坷，但是不管怎麽樣，中華民國已經在世界的東方站起來了。
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蘇聯一手操控之下成立，一個新的政治力量出現了。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列寧很清楚，隻一個國家在資本主義包圍裏是站不住腳的，必須馬上發動世界革命，隻有把各國鬧得不可開交，他們才無暇幹涉俄國革命，後來成立共產國際，專門輸出革命，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是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共產國際看到孫中山有全國性的威信，有武裝力量，就決定支持他，當然條件是他必須和共產黨合作。這就是孫中山“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由來。當時中國的中央政府在北京，但國內軍閥割據一方，群雄逐鹿，互相混戰，全國並不統一。孫中山在廣州成立一個大元帥府（後來改名國民政府），其實也是逐鹿中原的“群雄”之一。蘇俄支持他，也和英國、日本支持某個軍閥一樣，都是為將來控製中國下賭注。所以孫中山在廣州另立政府，包括他去世後蔣介石的北伐，武器都是蘇聯供給，也有俄國的軍事顧問。中共力量起初很小，當時的國共合作是孫中山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所以叫“容共”，不過共產黨後來把它改成“聯共”）。在北伐過程中，共產黨力量不斷壯大，雙方一直有矛盾，北伐還沒有勝利，半路上國共就分裂了。蔣介石打到上海實行了“四一二政變”，正式和共產黨分家。那時候共產黨犧牲很大，搞南昌起義，也被打敗了。毛澤東和彭德懷又在湖南發動農民起義，後來上了井岡山。毛澤東先和占山為王的王佐袁文才合作，站住腳以後又殺了他們，共產黨這才有了自己武裝割據的第一塊紅色根據地。國民黨實行“清黨”以後，自己單獨北伐成功，1928年統一了中國，正式定都南京，得到國際承認，這才成為中華民國真正的中央政府。
辛亥革命勝利後，中國已經走上共和之路，即歐美先進國家已經走的自由民主之路。至於軍閥混戰群雄割據，隻是社會轉型初期的一時混亂，最後總是會統一的。但是馬克思主義傳到中國以後，特別是蘇俄在中國建立起共產國際中國支部之後，中國向何處去就有兩條道路了，一條是原來走的共和之路：建立憲政民主，發展資本主義。國民黨走的就是這條路，它北伐成功以後，按照孫中山的《建國大綱》把這條道路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軍政，第二階段訓政，第三階段憲政。訓政也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理論根據，他倒是不掩飾，明明白白說我要一黨專政，訓政幾年準備憲法，開展各方麵的建設，然後還政於民，實現憲政。這條共和之路也就是人類共同走過來的自由民主憲政之路，或者說資本主義道路。這條道路在中國，經過十年內戰和八年抗日，國民黨又被共產黨打敗之後，退到台灣去，終於經過蔣經國的手，在台灣實現了。
另一條路是共產黨走的，用毛澤東的話，就是 “走俄國人的路”，也就是社會主義道路。這個黨和國民黨分裂之後，已經在江西建立了一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後來共產黨在蔣介石的圍剿之下打敗了，隻好突圍逃往西北。當他們逃到陝北的時候，有一個有利條件，高崗、劉誌丹原來在陝北有一小塊根據地，可供中共中央落腳。還有一個更有利條件是張學良的幫助。東三省被日本人占領以後，張學良的部隊撤退到山海關裏麵。蔣介石把他調到西北去剿共，任命張為“剿匪”副總司令，但是張學良暗中卻和共產黨合作了。那時候共產黨非常困難，三十萬紅軍，逃到陝北時隻剩下十分之一，而且饑寒交迫，寒冬來臨，連棉衣都沒有，幸虧張學良不但不“剿匪”，還送來棉衣和糧食，這才使共產黨絕路逢生，在西北站住腳了，所以張學良對共產黨確實有救命之恩。
原來蔣介石在內憂外患的夾攻中，決定的國策是“攘外必先安內”。即首先消滅共產黨，然後抗日。但是日本先侵占東北，接著就要侵占華北。特別是張學良搞了個西安事變，逼蔣抗日。蔣介石還真守信用，雖然在槍口的逼迫下答應抗日，但脫險之後並未反悔，果然改變原來的國策，實行國共合作抗日的新政策了。除了日本，使中共在內戰中能夠取勝的決定性因素，是蘇聯的援助。中共常說，我是“小米加步槍”打敗蔣介石的。其實小米加步槍隻能打遊擊。沒有重武器怎麽能打大仗？蘇聯占領東北以後，除了把地盤交給中共建立東北根據地作為打內戰的大後方之外，還用全付重武器裝備中共軍隊，使它“鳥槍換炮”，成為正規的野戰軍。當時蘇軍繳獲了日本關東軍的全部輕重武器，再加上自己帶來的一千門美製榴彈炮，全都交給共產黨，並且訓練他們怎麽使用這些重型武器打攻堅戰和陣地戰。這就使東北成為共產黨打內戰的一個最重要的基地。有了這樣一個和蘇聯接壤的巨大基地，有了當時最精良的武器裝備起來的幾百萬野戰軍，再加上它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秘密戰線和群眾運動，共產黨在和國民黨的較量中，已經成為一個強大的政治軍事力量，遠非十年內戰時期可比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毛澤東的“一邊倒”，“走俄國人的路”，就正式成為中國的國策了。那時完全按照蘇聯模式實行計劃經濟，政治上也是一黨專政，在意識形態領域就是用黨文化控製一切。這些都是“向蘇聯學習”的成果。
這種高度集權的製度壟斷了全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資源，其結果必然是窒息整個社會每個細胞的活力。從世界範圍來說，二十世紀後半期，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是兩大陣營的冷戰，在社會經濟文化生活上就是兩種製度的競爭。曆史已經表明：競爭的結果是“社會主義道路”敗給“資本主義道路”了，我給這兩條道路都加上引號，是因為我不大讚成這種名字。不過現在人們還沒有發明更準確的新名詞來替代它們，隻好先這麽使用吧。
其實人類社會從動物界分離出來以後，由野蠻向文明發展，由低級向高級發展，並沒有誰先畫個圖紙，起個名字，然後按圖施工建造起來。那些“什麽社會”“什麽社會”，都是自然形成之後，後人給它起的名字。隻有“社會主義社會”是共產黨在“舊社會”的“廢墟”上，按照自己畫的圖紙建造起來的。可是二十世紀的實踐結果證明：這條通往“共產主義天堂”的道路，恰恰是走向地獄的絕路。所以包括社會主義祖國蘇聯在內，走這條道路的人民都把它拋棄了。
中國拋棄這條道路還是最早的，因為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把中國弄到地獄的大門口，不回頭不行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在“鄧胡趙體製”的領導下走的改革開放之路，就是從那條走不通的社會主義道路上折回來，重新走上人類文明發展的共同大道。但是當政者又沒有勇氣承認這一點，而是把它說成“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並且信誓旦旦：“決不走西方的邪路”。
然而曆史已經證明：高度發展的西方“資本主義道路”恰恰是人類文明的正路，而“社會主義”卻是背離人類文明的空想。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推演出來的“社會主義”叫作“科學”，而把別人的社會主義叫作“空想”，其實“科學社會主義”同樣是一種空想，而且強製實行這種社會主義所造成的災難最為深重。拿中國大陸來說，在這條通往天堂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已經有四千多萬人進入地獄了。（這是幾乎無法統計的數字。光是在“三麵紅旗”下麵餓死的人就是三千多萬。至於其他非正常死亡的人數，有各種不同的說法，這裏不過取其最小值而已。）到底哪條路是正路呢？
名不正則言不順，應該為“兩條道路”正名了。
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進行道德裁判，並且先驗地斷定前者“壞”，後者“好”，前者“惡”，後者“善”，這種武斷的結論是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才大行於世的。
其實資本主義乃是人類從野蠻進入文明以後，經過漁獵、農耕和工商業文明的實踐，所創造的最為人性化、最能發揮人的創造力並且最具自我修複能力的社會製度，現在人類正沿著這條道路進入信息社會。
而社會主義道路恰恰是背離了人類文明大道，特別是“社會主義祖國”原蘇聯的解密檔案，更從地獄深處揭露出這個製度的邪惡和可怕，現在這些解密檔案已經成為全世界文明國度人所共知的反麵材料，這就杜絕了它卷土重來的可能。俄羅斯還在中學教科書裏把蘇共編造的彌天大謊徹底揭穿，使青少年都能知道十月革命對俄國和人類犯下了多麽嚴重的罪行，使俄羅斯人民永遠牢記：決不能再走這條通往地獄的社會主義道路了。然而奇怪的是，從一開始就“走俄國人的路”的中國，還把“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當作福音，實在令人不解。
中國現在正沉醉於“大國崛起”，“崛起”也有兩條道路：一條是辛亥革命已經開始走上的共和之路，即“資本主義道路”，一條是毛澤東生前一直走的“俄國人的路”即“社會主義道路”。“俄國人的路”由於壟斷舉國資源，也能迅速實現“大國崛起”，像當年蘇聯一樣，在軍事上足以和美國爭霸，但結果都是給本國和世界人民造成災難。這幾年中國實際上正處於兩條道路的激烈鬥爭當中。“胡趙新政”是把中國從社會主義的絕路拉回來，往資本主義道路即人類文明大道上走，但被共產黨內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力量扼殺了，這次扼殺的轉折點就是“六四”。“六四”以後中國就沿著“鄧小平路線”即“堅持一黨專政，利用市場經濟”走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有人把這種“中國特色”或“中國模式”叫作“權貴資本主義”，其實真正的資本主義恰恰容不得“權”和“貴”，他們早把權力裝進籠子裏，由人民用憲法管製起來了，真正的資本主義，自由是至高無上的。而社會主義，則是極權統治者以“社會”的名義對全社會的“人”和“物”實行壟斷。如今的中國，正在這條道路上走著，然而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幾十年一黨專製絕對權力的統治已經使中國共產黨的整個機體遭到極其嚴重的腐蝕，陷於可怕的腐化當中。更可怕的是：由於黨已把整個社會置於自己的絕對控製之下，而維係這種關係的精神鏈條已經斷了（在民眾心中已失去信任），所以隻能靠一個“利”和一個“力”來“維穩”。“利”的方麵，由於與民爭利，弄得民怨四起，隻有加大鎮壓的暴力，於是更加失去民心。這種惡性循環，乃是自己在製造危機。
《大師》：和很多老人一樣，您在青年時期痛恨國民黨腐敗，追求民主進步，苦苦尋找共產黨，直到文革後期時您還很懷念當年的“延安作風”，您覺得這個黨從什麽時候起有了變化？和您年輕時的信仰不一樣了。
李洪林：中國共產黨實際上是個農民黨，雖然共產黨不全是農民，也有知識分子甚至高級知識分子，但是不能改變整個革命隊伍的農民性質。
農民鬧革命，一進城就開始腐化。李自成進北京，四十天就完了。共產黨雖然進城已經六十多年了，但也在腐化。1949年西北解放，我從延安到西安以後，發現一些老幹部見麵時，往往半開玩笑半當真地問：“你還沒換老婆？”當時一些老幹部丟下糟糠之妻，換個年青漂亮的姑娘，好像成為一種風氣了。現在我回頭想，其實這還隻是“小菜一碟”，無非是在家庭生活中喜新厭舊而已，更大的事情是國家的政治生活，是這個黨和人民的關係，原來是在野黨，現在成了執政黨，原來隻有局部的權力，現在掌握全國的權力，這就大不一樣了。這就談到了所謂的新社會，新社會就是用共產黨自己的理論即“社會主義”定做出來的社會。列寧說過“蘇維埃是一個大機器”，每個零件完全由中央控製。雖然開始還沒到這個程度，但是逐漸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社會主義的社會結構後，所有權力全都集中到共產黨的手裏，全國所有的資源，所有的居民，全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誌去處理或改造，這是多麽愜意的事情！權力腐蝕人的規律哪個人能夠抗拒？起初中央還能意識到腐化的危險，不但編個《霓虹燈下的哨兵》演給黨員看，還槍斃了兩個地委書記一級的幹部，殺雞給猴看。但這些努力都是“瞎子點燈——白費蠟”。當時還把腐敗的原因推給“資產階級思想腐蝕”。其實真正的根源在自己身上，在於自己所獨占的不受製約的權力。
《大師》：為什麽“重慶模式”會得到那麽多人擁護？這個問題相當於要回答文革為什麽得到了廣泛支持，而且是億萬群眾真心實意的支持。其實它有一個強大的社會基礎，就是社會確實是不公正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社會一天不法治、不公正，“重慶模式”被人懷念的情況就不會停止。重慶這套做法，您覺得對我們的政權，尤其是意識形態方麵造成了哪些危害？重慶逆流對我們有哪些警示？
李洪林：擁護的是窮人，薄熙來是挪用國家的財政經費和他用“黑打”的強盜手段搶來的民間財富來“施舍”給窮人以便收買人心。還用搶來的不義之財，上下左右結交見不得人的“關係”。這個賬還沒有給他算呢。另外他也收買了一些無恥文人和演藝界的“明星”幫他鼓吹重慶模式。拿著國家的錢慷慨施舍，確實能夠籠絡得住一部分人的心，但是真正按照這個路子走下去，會是一個什麽局麵呢？王立軍不就是他的特務頭子嗎，重慶人就生活在王立軍這種鷹犬的爪牙之下。在他統治下的重慶，不但老實經營的企業無法生存，而且人人都生活在肆無忌憚的“黑打”恐怖中。薄熙來這個人誌在最高權力，一心想爬到中南海的第一把交椅上，成為第二個毛澤東。到咱們訪談時為止，他這個案子還沒有開庭，我不知道中央有沒有這個決心，把他的蓋子徹底揭開。當然，他的罪行必須由檢察院提起公訴，由法院獨立審判，治以應得之罪。但為什麽不能從政治上刨根問底，弄個水落石出呢？為什麽不舉一反三，從製度上杜絕滋生薄熙來式野心家和獨裁者的土壤呢？
薄熙來是長在現有體製上的一個毒瘡，把他揭開，把膿放出來，會揭出這個體製本身確有培育這種人的土壤。他的根紮在什麽地方，把根拔起來必然牽扯到更多的人和更多的事，這需要現任領導的勇氣和決心。但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很有可能“適可而止”。如果是這樣一個結果，不知道哪一天在什麽地方又會冒出一個新的薄熙來。因為滋生腐敗的土壤還在。現在想起來真有點後怕：幸虧薄熙來打了王立軍一個耳光。王立軍一跑，這個膿瘡的頭就破了，他要是不跑，現在薄熙來怎麽會在監獄裏？早就坐在中南海裏參加十八屆常委會議了。
《大師》：1月17日，中央編譯局局長衣俊卿因生活作風問題被免去局長職務。《錢江晚報》發表評論稱，“一個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研究的副部級高官，用他滿腹的男盜女娼，將他掛在嘴上的節操，毀損得滿地亂滾。”點評的確擊中了衣俊卿的死穴：身份與行為的嚴重分裂。他的知行分裂、錯位，您覺得會衝擊我們的意識形態嗎？
李洪林：其實衣俊卿應該是懂得一點馬克思主義的，更多的高官雖然滿口馬克思主義，其實根本不知道馬克思主義是個什麽東西，他怎麽可能相信？至於口是心非，人格分裂，豈止一個衣俊卿而已！你現在能夠找到幾個真正懂得並相信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包括很多東西，社會主義是一項，另外還有他的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我多少知道一些，但也不多。不過經過幾十年的實踐，我承認馬克思主義有它產生的曆史背景和自己的理論體係，是百家裏麵的一家，可以研究，但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更不是萬古不易的永恒教條。而且今天它已不能說明和解決曆史和現實的問題，所以我不信了。
其實建國以來罷黜百家獨尊“馬列毛”的意識形態，不必等候衣俊卿去衝擊，它早就被現代文明衝擊得支離破碎，已經失去神聖地位，乏人問津了。至於那些道學家的思想作風，那就更加不堪一提，權貴們的雙重人格早就把他們自己高唱的“主旋律”和道德訓條扔到九霄雲外。官員們自己都踐踏的東西，還能對老百姓有吸引力嗎？
另外，如果把眼界放遠一點看看重慶，衣俊卿事件和薄熙來事件可以說相映成趣，都是現行體製本身的產物，隻不過一個是長在意識形態領域，一個是長在政治領域。
薄熙來作為封疆大吏，他的權力既不是人民授予的，也不是人民能夠監督的，他可以在自己的領地為所欲為。試問在現行體製下，哪一個封疆大吏的權力被關在籠子裏了？隻不過各位封疆大吏和朝廷命官所作所為各有不同，多數人不像薄熙來那樣肆無忌憚罷了。
同樣，衣俊卿作為朝廷命官，在自己部門裏不也是為所欲為嗎？請問中紀委和公檢法，在他們發生內訌被自己人揭蓋子以前，你們過問過嗎？沒有。如果不是他們自己人揭開蓋子，到現在都會依然一麵高唱紅歌，岸然道貌，一麵欺心暗室，男盜女娼。
我的意思不是說中國的各路諸侯都是薄熙來，更不是說朝堂公卿都是衣俊卿，問題是這種權力高度集中的一黨專政體製，如果不轉型為民主憲政，把權力關在籠子裏，那就不僅會產生更多的薄熙來和衣俊卿，而且必然釀成大亂。
民主沒有什麽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之分
《大師》：1月28日，許良英先生在北京海澱醫院去世。他的坎坷人生深刻地警示：知識分子的命運與這個國家休戚相關。文革後，鄧小平提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與毛澤東相比，鄧小平時代知識分子享有的自由顯然要大得多。然而，鄧小平劃定自由邊界時堅守的底線是，任何人都不能挑戰黨的權威，這決定了他在一些關鍵曆史時刻的選擇。胡耀邦倡導“充分信任，放手使用”，這是黨從多年慘痛中總結的一個帶血的教訓。今天領導人依然麵臨同樣的問題，您覺得該如何處理黨與知識分子的關係，為自由劃定多大的界限？
李洪林：鄧小平尊重的是科學技術人才，因為要靠科技發展生產力，要搞兩彈一星。至於搞文史和社會科學的，他就不一定尊重了，他要反自由化。反自由化就是消滅自由民主思想，用黨文化控製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知識分子應該講真話。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經過毛澤東幾十年的壓製和改造，獨立的個性已經被消滅了，隻能當馴服工具。我為什麽佩服陳寅恪，他有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當年他們想把他調到北京來主持曆史研究所，他就不來，因為他拒絕用馬克思主義作指導。當時敢理直氣壯說這個話的，隻有陳寅恪一個人。
至於說到如何處理黨與知識分子的關係，我覺得非常簡單：隻要按照習近平所說的“落實憲法”，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就擺正了。知識分子最重視的，就是具有獨立人格，能夠自由思想。隻要他能真正享有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不必擔心被扣上“自由化”的帽子，他和黨的關係自然就“和諧”了。至於自由的底線，隻能由法律來界定，而不能由黨來界定，因為黨也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活動，沒有超越法律的權力。其實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用法律給一切有權力的組織和官員劃了底線：必須保護公民的各項自由，不得侵犯。然而最有諷刺意味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5條，至今還是一紙空文！
我認為，先把現行憲法裏麵有關公民權利的條款落實下來才是最主要的，這一步也可說是很重要的政治改革。本來，“落實憲法”是把以前就有的公民權利予以實現就是了，還談不到改革。然而原來憲法上的公民權利條文隻是給人看的，從來就沒有實行過，而執政者隨意侵犯公民權利的違憲行為，卻能明目張膽地進行而無糾正的機製。從這種現實出發，“落實憲法”確實可以稱得上是重大的政治改革，落實以後人們有普選權，有言論自由，結黨自由，國家就已經轉上民主的軌道了，別的都是次要的，可以再慢慢修訂。比如說序言裏講的堅持四項原則就應該取消。憲法至高無上，誰能組織政府，由選民決定。憑什麽把一個黨淩駕到憲法和國家之上？而且序言本身就沒有什麽法律上的價值。憲法是法律，每一條都有權威，是要執行的。序言又不是法律條文，放到憲法裏幹什麽？
《大師》：這是一個大多數人都讚成深化改革的時代，也是一個在具體改革方略上最缺乏共識的時代。知識精英的焦慮反映在共識的提法都有很多：左右共識，朝野共識，內外共識等等。您認為應如何凝聚社會共識？誰和誰的共識？
李洪林：社會是人的共同體。各個人千差萬別，立場、觀點、傾向不盡相同。就是兩個人之間，在重大問題上都不容易達成共識，更不要說什麽左右共識、朝野共識了。就拿改革說，幾十年了，達成共識了嗎？其實政治上的所謂共識隻是在某個時期對某個問題的妥協。妥協是很高的政治藝術，表現了政治家的水平。如果連妥協都達不成怎麽辦呢？隻能由權力出麵了。誰的權力大就由誰決定。權力有兩種，一種是專製的，上級說了算，下級服從。一種是民主的，多數說了算，少數服從。
現在中國雖然大多數人都讚成深化改革，但是執掌政權的少數人不讚成，你就改不成，因為中國是上級說了算，而不是多數人說了算。所以在這一點上，無論左右或朝野都沒有共識，而且根本不可能有共識。因為一深化就要觸及政治，觸及一黨專政，權在他手裏，他不同意，你人多有什麽用？
當前在中國來說，所謂改革就是把被社會主義所扭曲了的政治經濟製度回歸到人類共同的文明大道上來，經濟上是從計劃經濟回到市場經濟，政治上就是從專製逐漸過渡到民主。民主沒有什麽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之分，民主就是民主。現在的民主製度是人類幾千年來在政治文明方麵所創造的共同成果。內容都是人民通過普選授權給政府，實行三權分立，保障公民的人身和私有財產的安全以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可是上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最高立法機關的負責人，居然公開反對這些普世公認的政治文明，他向世界宣布中國“五不搞”。其實這也難怪，因為一黨專政和普世文明的民主確實是不相容的，怎麽能達成朝野共識呢？
共識就是至少這個階段能夠從什麽事情開始做。習近平就任以後的講話表示要落實憲法，這很值得歡迎。真正落實憲法，首先得黨政分開，不能以黨代政。憲法沒有規定共產黨是全國最高權力機關，憲法最重要的是保障公民的權利，限製當政者的權力。八二憲法到現在31年了，規定的人民基本權利到現在還是一紙空文。
《大師》：中央黨校蔡霞教授認為，現在重要的不是左右共識，而是朝野共識，習李將先經曆幾年的新權威，鐵腕治吏，把社會的秩序整頓起來，法製整頓起來，社會寬鬆了，經濟好了，民怨緩解了，逐漸的創造條件推進改革。您如何評價這一判斷？
李洪林：中共中央已經有很大的權威，還提什麽新權威呢，哪個權威能夠超過現在中共中央這個權威呢？黨已經領導一切，你還要使它加強到什麽程度？中國現在問題正是出在一黨專政上，毛一個人的權威就足以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權威太強太集中了。如果還要再強再集中，那不是越走越遠嗎？中國的民主轉型應該把太集中的權力逐步放開，而不是進一步加強。必須對權力實行有效的製衡，也就是把權力關進籠子裏，才能避免新獨裁者的出現，才能避免因為一個獨裁者喪失理智而把中華民族推入災難的深淵。
黨內民主、新民主主義和現在普世通行的民主是兩回事
《大師》：曾有學者將“從中國體製內分化出來的一大批背負著紅色記憶和中共沉重曆史的官員和知識分子群體轉變為民主派的時代現象”，稱之為“兩頭真”。您覺得黨內民主派對當下和未來的政局會起到哪些作用？
李洪林：我都沒好好想“兩頭真”這個詞準不準確，能否站得住。拿我個人來說，我開始參加黨的時候真是滿懷雄心壯誌，充滿自豪感，全身投入，不怕掉腦袋。1947年我做地下工作時，有一次我帶著帆布旅行包，裏麵有幾份黨的油印材料，由武功坐火車往西安送。火車到站一停，我看到站台上滿是憲兵一字排開，挨個檢查旅客。這是以前從未遇到的險情。突然麵臨這樣嚴峻的局麵，我可以把包留在車上，自己空手下去就算了。但是材料丟了實在可惜，我就趕緊把上衣脫下來，塞入旅行包，壓在宣傳品上然後下了車。當我排隊來到憲兵跟前接受檢查時，我爽快地把旅行包拉開，主動送到他麵前，他一看是衣服，拿粉筆在旅行包上畫個圈，就放我走了。如果他伸手把我包裏的衣服翻一下，我就完了。現在想起來，真有些後怕，然而當時站到憲兵眼前，已經沒有時間多想了。可是40多年以後我卻被“自己人”抓起來了。那是1989年“六四”以後，我在家中正要吃午飯時，來了幾個安全部門的警察，用“反革命罪”的傳票把我抓走了。當兩個警察夾著我進警車時，我心裏非常難受，從來沒有想到共產黨的警車有一天會來抓我，我賣命參加打造的“共和國”，最後把我自己關進去了。
像我這種經曆，在中國共產黨內大有人在。我隻被“自己”的黨囚禁三百多天，還不到一年。很多資格比我老的，在各種危難環境中出生入死的共產黨員，一關就是多少年！還不是關了也白關？誰叫你當初選擇了這條路？如果“兩頭真”指的是當初投奔共產黨是追求自由民主，結果這個黨革命成功之後建立的又是一個專製製度，所以又得投身於追求自由民主的鬥爭，那麽“真”指的就是追求自由民主，但這個“真”字就不確切，因為當初國民黨堅持它的一黨專政，現在共產黨堅持自己的一黨專政，也都是真心實意維護自己的利益，一點也不假呀！如果“兩頭真”指的是這些人的精神境界或人品，那就意味著他們中間這一段就是“假”。這個“假”也有兩種狀態：或是生活在虛偽之中：講假話，做壞事，卑躬屈膝，投機鑽營，助紂為虐，背叛革命初衷；或是生活在無奈的雙重人格之中：良心未泯，但不得不違心地執行左的政策，違心地批判這個，鬥爭那個，違心地檢討自己，但求保全自己和家人。我想，所謂“兩頭真”，多半是指這最後一種情形，但用真偽來定性，總不那麽貼切。
至於這些“兩頭真”或“黨內民主派”的人士對中國政局的作用，實在很難說。我隻對當前有些人的主張談點個人見解。
談到政治改革，有一些人提議先恢複黨內民主，看來也是一種無奈的呼喊。現在的主要矛盾，是一黨專政淩駕於整個社會之上，壟斷一切資源所引起。至於黨內民主與否，和這種主要矛盾沒有關係。即使黨內再民主，一黨專政不改，黨仍是淩駕於整個社會之上，人民還是享受不到公民權利。
另一些人要求改革，是要求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實行民主。其中有人主張恢複到毛的《新民主主義論》那個時代，還有人要求回到“胡趙新政”。其實毛澤東所謂的“新民主”，就是共產黨領導一切，成立政協，你可以議政，可以向我提意見，但是采不采納要由我決定。這就是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也就是鄧小平的“四項原則”裏的“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它和現在普世通行的民主（毛把它叫“舊民主”）根本是兩回事。
至於“胡趙新政”，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說三道四”聲中那種拉鋸式的改革。那種改革，已經被“六四”埋葬了，還談什麽“胡趙新政”？
真正要改革，就要回歸人類文明的共同大道：私有製基礎上的市場經濟，政治上是多黨政治，憲政民主，思想上多元文化，這是普世價值。我曾寫過一篇紀念朱厚澤的文章。應該說，朱厚澤是同代的共產黨領導幹部裏走得最遠的一個，他的思想遠遠超過了胡耀邦和趙紫陽，也超過了當代中國理論界所能達到的高度。他批判新民主主義論，批判一黨專政，他這些思想在世時沒有拿出來過，所以沒有人知道。他去世後，一個朋友把他幾十萬字的遺稿和筆記發給我看，我才第一次發現了他尚未麵世的思想寶庫。朱厚澤過早辭世實在太可惜了，他是很了不起的一個思想家，不但跳出了毛澤東思想的框框，還跳出了馬克思主義的藩籬，而且觀點非常鮮明，毫不吞吞吐吐。他把共產黨所有這一套叫做“黨文化”，其實質就是消滅一切個性，以集體名義實現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每個黨員必須用黨性來替換自己的人性，用黨性來武裝自己，來指導自己的一切行動，就是劉少奇說的“作黨的馴服工具”。“黨文化”對整個社會來說，就是壟斷所有的思想、政治、經濟、文化資源，建立起一個無所不包的一黨專政，控製全社會，和現在人類的普世文明完全是針鋒相對的。改革就是讓中國從這種“黨文化”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回歸人類共同的文明大道。
朱厚澤和我一樣，也不讚成暴力革命，反對推倒重來，而是促使黨的領導層主動改革，這樣對全社會最好，不會付出太沉重的代價。由中共主動改革，使中國通過和平轉型，走上民主憲政的大道是不是可能呢？我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曾有機會在中央領導核心跟前工作過，從我自己親身見過的情形看來，上下結合起來進行改革，可以很平穩地把中國順利地轉上民主軌道，我的親眼所見親耳所聞都使我確信，這條路子是可行的。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國共產黨確實麵臨著一個非常可貴的機會，從一黨專政、個人獨裁轉上民主憲政的軌道。1979年黨中央提出口號，就是要把中國建成一個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其實社會主義和民主是不相容的。有社會主義就沒有民主；真正有了民主，社會主義也就剩下一個空名。
當初胡耀邦和趙紫陽誰也沒有想到要改革一黨專政，堅持四項原則的鄧小平就更不用說了。但是隻要沿三中全會全麵改革的路線向前走，在文明世界的影響和國內改革實踐的推動下，中國完全有可能逐漸衝開舊體製的束縛，實現和平轉型的。原來人民公社和計劃經濟都是社會主義的神聖禁區，不是都被和平地衝走了嗎？而且當時的領導核心“鄧胡趙”體製也很有威信，很得人心，中國真是充滿了希望。
在“鄧胡趙體製”裏麵，胡和趙是主力。鄧小平說：“天塌下來有他們兩個人頂著”，就是放手讓他們幹，他給他們撐腰，就像反對“兩個凡是”時他給胡耀邦撐腰一樣。而胡和趙都頭腦開放，能夠接受新東西，這是很了不起的，胡耀邦要求全麵改革，實際上就是把中國從所謂“通向共產主義天堂”的那條走不通的路上領回人類文明共同大道上來。趙紫陽晚年被幽禁的時候，他的思想在繼續發展，已經基本上接受現代政治的理念。所以，如果這兩根頂梁柱團結一致，改革的前景是多麽良好！可惜中途趙紫陽由於和胡耀邦工作上的矛盾而加入倒胡的一邊，這是趙紫陽鑄成的致命錯誤，它使黨內鬥爭的天平倒向了左邊，把胡耀邦打倒了。胡趙兩根頂梁柱站在一起，天塌下來都能頂住。然而當風暴襲來時，趙紫陽這根頂梁柱不但不去頂住風暴，反而與風暴站在一起，同心協力向胡耀邦那根柱子衝過去。結果胡耀邦倒下了。最後孤身一人的趙紫陽自己也在更猛烈的一次風暴中倒下了。“鄧胡趙體製”破碎了，中國的改革也斷送了。
胡趙新政的十年，盡管改革和反改革一直在拉鋸，畢竟改革派還有人在。“六四”後改革派全軍覆沒，再也沒有人主事了。還是鄧小平覺得這樣下去不行，這才有1992年的“南巡講話”，改革才重新上馬。但此後這二十年隻在經濟上有所改革，政治上絕無讓步，因為黨內民主派已被完全排出局外，到現在為止，也都看不見蹤影，怎能談到對政局起什麽作用？
這些年黨內外的改革呼聲，全是些散兵遊勇，根本形不成什麽“派”，就是這些散兵遊勇，也未見得都能暢所欲言。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下，隻要被認為有損“維穩”，客氣點是請你“喝茶”，不客氣就“請君入甕”了。
“黨文化”給中華民族造成空前絕後的精神創傷
《大師》：網上流行一個段子：這世上有兩種邏輯，一種是邏輯，一種是“中國邏輯”。你跟他講法律，他跟你談政治，你跟他談政治，他跟你講民意，你跟他談民意，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講法律。邏輯和常識的匱乏，根源在哪裏？能如何改變？
李洪林：這種段子就是諷刺現實，要是能公開表演的話，都是說相聲的材料。這裏所挖苦的“中國邏輯”，其實離不開“中國特色”，都屬於“黨文化”的範疇。
在毛澤東時代，這種“黨文化”控製了整個意識形態，連道德和宗教都不能幸免，全都成了政治的婢女，失去了自己的底線。連人類的倫常都被政治壓垮了。你大概知道北京大學曾經出過一個聖女林昭，她就是因為堅持自己的人格獨立和思想自由，挺身對抗黨文化而慘遭殺害的。最近我又聽到一個能摧毀人類良心的驚天慘劇：文化大革命時，安徽一個十幾歲的孩子檢舉他媽媽反對文化大革命，並要求立即處死他的生身母親，結果這位偉大的母親果然被捉去，並且真的被判了死刑。這個被“黨文化”教育出來的革命小將，居然親自出席公審大會，並親眼看著劊子手怎樣把子彈射入他媽媽的腦袋！
毛澤東親手培養的“黨文化”，給中華民族造成了空前絕後的精神創傷。無論夏桀和殷紂，無論周厲王和秦始皇，也無論漢武帝的罷黜百家和明清兩代的文字獄，都比不上黨文化對整個民族傷害之深，這是精神世界的內傷，它抽掉了幾乎所有中國人的脊梁骨，消滅了幾乎所有中國人的獨立人格。“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哲學”，“八億人口，不鬥行嗎？”毛澤東比古今中外所有暴君都高明的地方是：他不單靠殺人立威，而是“群眾路線”，他給所有的中國人提供了兩種選擇：或是鬥人，或是被鬥。因此凡是鬥爭運動一來，為了免於被鬥，便隻好去參加落井下石的“義舉”。所以曆年的思想鬥爭運動，雖然被鬥的對象很少，但多數參與鬥爭的人，早已被嚇得魂不附體，而這正是毛澤東所需要的震懾效果：使中國人都成為匍伏在他腳下的奴隸。
當然，為了壓服這些奴隸，統治者還需要奴才，而毛澤東的統治果然也培養了一些奴才。雖然絕大多數人天良未泯隻能當奴隸，但少數喪盡天良的人卻可以當奴才——攀附權勢的打手。奴隸的精神創傷當然是中華民族的苦難，但奴才的卑鄙無恥不也玷汙了中華民族的精神麵貌，使中國人為之蒙羞嗎？
至於說到“黨文化”對中華民族的破壞是“絕後”的，那是因為物極必反。在世界文明大潮的衝擊下，產生造神運動和愚民政策的土壤已經崩塌。雖然新啟蒙運動處處受壓，但是“黨文化”的生命力已經衰竭。現在思想文化領域亂象紛呈，邏輯和常識的匱乏，來源於文化專製主義的愚民政策，更可怕的是已經沒有一種道德底線來維係整個社會，因為誠信已經從上而下地喪失了。現在，電視台節目不少，但是可看的不多，沒有一個敢於直麵現實，深刻揭示社會矛盾的作品，屏幕上看到的都是吃喝玩樂、歌舞升平，再就是庸俗不堪，簡直就是文化垃圾。把思想束縛得這麽厲害，人們怎麽能有很高尚的、更優美更深刻的東西拿出來呢？好在有了網絡這塊園地，現在網上什麽都有，毛的像在天安門上掛著，但在網上他卻是嘲諷對象，你舉的那些段子，在網上更是鋪天蓋地。我覺得這個現象本身就說明所謂“主旋律”的日暮途窮，已經沒有吸引人的東西了。當政者們自己對所宣傳的“主旋律”，也都是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老百姓就更沒興趣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沒落，也正是一個走向思想自由的過渡階段，在新秩序建立之前，思想文化上的亂象就是難免的，在這個意義上，這是中國進步的必經階段。
為“兩條道路”正名：社會主義背離文明正道
《大師》：2007年，謝韜老的文章《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引發廣泛討論，2008年金融危機後，全球關注“中國模式”的提法，最近幾個月，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至少三次提到了有關新加坡政治體製的內容。道路的問題一直備受關注且爭議不斷，您認為中國發展模式往何處去？
李洪林：這個問題很大，我想分成三個問題來談。先談新加坡問題。
中共黨內早就有人羨慕新加坡了，他們羨慕的是李光耀式的威權統治，也就是說威權統治可以使國家現代化。這就是所謂“新權威主義”。
新加坡應該算是還不成熟的民主國家。它雖然有普選，有三權分立，但人民的自由度卻受到威權的限製。例如，誰要是批評了掌權者，就有可能被控以“誹謗罪”。而在真正的民主國家，領導人即便麵對錯誤的指責，也會一笑置之。所以有這樣的評論：“新加坡有民主，沒有自由。”
另外，不管民主國家或專製國家，隻是它的權力來源不同（或選舉，或任命）和有沒有客觀的監督和製衡。至於日常施政，都是行政首長負責，其政績之優劣仍取決於行政首長。正如一個企業不論規模多大，雖然董事會或股東大會有最終決定權，但企業的業績可說完全決定於總經理或首席執行官。新加坡地處兩洋航運樞紐，得天獨厚，曾為英國殖民地，受現代文明熏陶多年，法製完備，經濟發達，居民素質較高，生活較富裕。在這種條件下，當政者隻要嚴格依法辦事，不胡作非為，它的政治生活就能平穩運行。而十幾億人口的中國，飽受幾千年專製統治，至今還有幾千萬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很多民眾有冤都找不到申訴的地方，背井離鄉到北京來上訪，又會被本省派駐首都的“截訪”人員捉住，押回老家去。這樣一個大國，怎麽能和新加坡相提並論呢？
其次談談“民主社會主義”問題。
包括謝韜在內，黨內有些人想使中國走上北歐一些國家所謂“社會民主主義”的道路。他們覺得這是中共容易接受的改革方案：“社會主義道路”沒變，共產黨領導沒變，隻是加點“民主”，當權者阻力會小一些吧？
這種建議，用心良苦，其實沒用。
第一，社會主義認為私有製是萬惡之源，必須用公有製來代替。消滅不平等才能避免有產者剝削無產者。第二，社會主義認為商品生產必然因競爭而產生無政府狀態，必須用計劃經濟來取代。
誰來占有生產資料呢？社會。誰來製定計劃呢？社會。所以這種思潮叫作“社會主義”。在公有製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
怎樣實現社會主義呢？那就是實行無產階級革命，用暴力打碎舊世界，在它的廢墟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消滅階級，剝奪“剝奪者”，實現公有製，按照社會主義藍圖把整個社會建成一架大機器，每個生產單位，每個勞動者，都是它的部件和螺絲釘，都必須嚴格按照統一的計劃進行生產和工作。
以上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實行的正是這種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在中國“走俄國人的路”，實行的也是這種原教旨社會主義。
恩格斯晚年曾經提出“和平過渡”的問題：利用民主製度，通過議會道路，把資本主義社會改造成社會主義社會。但那隻是無產階級不必使用暴力就能把爭權奪到自己手裏，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接下來自然是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用公有製代替私有製，用計劃經濟代替市場經濟， 這不還是經典的社會主義嗎？
但是現在一些北歐國家實行的“社會民主主義”早就和經典的社會主義分道揚鑣了。現在這些國家都是屬於自由民主世界，經濟基礎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製，經濟生活都在真正的市場經濟軌道上運行，隻是在社會政策上，通過國民收入再分配，較為偏重“劫富濟貧”罷了（高稅收，高福利）。但這種政策得有個限度：至少使投資者有平均利潤可賺。過了這個底線，資金就拔腳走路，不在你這裏挨宰了。那結果是任何執政者都受不了的，因為選民不答應：那就意味著企業倒閉或轉移，工人失業，社會不穩，財政告急，政治危機就來了。
也正因為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和政策完全是在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的框架之內，所以和馬列主義的社會主義，根本就是兩條路上跑的車。硬把它們捏在一起，隻是為了給共產黨搭個台階，讓它從一黨專政的樓上體麵地下來而已。然而這種願望乃是與虎謀皮。如果掌權者沒有超越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眼光，沒有擺脫權力的腐蝕，絕不會對這種苦口婆心的勸說感興趣的。
現在再談第三個問題：中國發展模式向何處去？從辛亥革命推翻帝製建立民國算起，從專製走向共和，如今已經走了102年了，現在好像又回到了那個起點。政治生活、思想生活甚至還不如辛亥革命以前，那時還有民辦報紙，民營書局，老百姓可以出書，可以辦報。總的來說，這一百年來中國的命運也是夠倒黴的，共和之路曲折坎坷。辛亥革命以後就是軍閥混戰，再之後是國共內戰，中間插了一個八年抗戰，抗戰勝利之後，又繼續打內戰。
辛亥革命並不是孫中山領導的，他當時正在海外打工呢，聽說辛亥革命爆發，他才趕緊回國。辛亥革命能推翻清朝，主要在於袁世凱和清廷決裂，因為當時的新軍沒有多大力量，袁世凱如果不和清廷決裂，武昌起義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孫中山後來雖然在南京成立了一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但整個國家的統治機器還在北京，實力還在袁世凱那裏。袁世凱這個人當然是很狡猾了，他把清廷搞掉以後權力拿到自己手裏，最後孫中山不得不妥協，讓袁世凱當了總統，後來還鬧出個複辟帝製的醜劇。所以共和之路是非常坎坷，但是不管怎麽樣，中華民國已經在世界的東方站起來了。
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蘇聯一手操控之下成立，一個新的政治力量出現了。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列寧很清楚，隻一個國家在資本主義包圍裏是站不住腳的，必須馬上發動世界革命，隻有把各國鬧得不可開交，他們才無暇幹涉俄國革命，後來成立共產國際，專門輸出革命，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是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共產國際看到孫中山有全國性的威信，有武裝力量，就決定支持他，當然條件是他必須和共產黨合作。這就是孫中山“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由來。當時中國的中央政府在北京，但國內軍閥割據一方，群雄逐鹿，互相混戰，全國並不統一。孫中山在廣州成立一個大元帥府（後來改名國民政府），其實也是逐鹿中原的“群雄”之一。蘇俄支持他，也和英國、日本支持某個軍閥一樣，都是為將來控製中國下賭注。所以孫中山在廣州另立政府，包括他去世後蔣介石的北伐，武器都是蘇聯供給，也有俄國的軍事顧問。中共力量起初很小，當時的國共合作是孫中山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所以叫“容共”，不過共產黨後來把它改成“聯共”）。在北伐過程中，共產黨力量不斷壯大，雙方一直有矛盾，北伐還沒有勝利，半路上國共就分裂了。蔣介石打到上海實行了“四一二政變”，正式和共產黨分家。那時候共產黨犧牲很大，搞南昌起義，也被打敗了。毛澤東和彭德懷又在湖南發動農民起義，後來上了井岡山。毛澤東先和占山為王的王佐袁文才合作，站住腳以後又殺了他們，共產黨這才有了自己武裝割據的第一塊紅色根據地。國民黨實行“清黨”以後，自己單獨北伐成功，1928年統一了中國，正式定都南京，得到國際承認，這才成為中華民國真正的中央政府。
辛亥革命勝利後，中國已經走上共和之路，即歐美先進國家已經走的自由民主之路。至於軍閥混戰群雄割據，隻是社會轉型初期的一時混亂，最後總是會統一的。但是馬克思主義傳到中國以後，特別是蘇俄在中國建立起共產國際中國支部之後，中國向何處去就有兩條道路了，一條是原來走的共和之路：建立憲政民主，發展資本主義。國民黨走的就是這條路，它北伐成功以後，按照孫中山的《建國大綱》把這條道路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軍政，第二階段訓政，第三階段憲政。訓政也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理論根據，他倒是不掩飾，明明白白說我要一黨專政，訓政幾年準備憲法，開展各方麵的建設，然後還政於民，實現憲政。這條共和之路也就是人類共同走過來的自由民主憲政之路，或者說資本主義道路。這條道路在中國，經過十年內戰和八年抗日，國民黨又被共產黨打敗之後，退到台灣去，終於經過蔣經國的手，在台灣實現了。
另一條路是共產黨走的，用毛澤東的話，就是 “走俄國人的路”，也就是社會主義道路。這個黨和國民黨分裂之後，已經在江西建立了一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後來共產黨在蔣介石的圍剿之下打敗了，隻好突圍逃往西北。當他們逃到陝北的時候，有一個有利條件，高崗、劉誌丹原來在陝北有一小塊根據地，可供中共中央落腳。還有一個更有利條件是張學良的幫助。東三省被日本人占領以後，張學良的部隊撤退到山海關裏麵。蔣介石把他調到西北去剿共，任命張為“剿匪”副總司令，但是張學良暗中卻和共產黨合作了。那時候共產黨非常困難，三十萬紅軍，逃到陝北時隻剩下十分之一，而且饑寒交迫，寒冬來臨，連棉衣都沒有，幸虧張學良不但不“剿匪”，還送來棉衣和糧食，這才使共產黨絕路逢生，在西北站住腳了，所以張學良對共產黨確實有救命之恩。
原來蔣介石在內憂外患的夾攻中，決定的國策是“攘外必先安內”。即首先消滅共產黨，然後抗日。但是日本先侵占東北，接著就要侵占華北。特別是張學良搞了個西安事變，逼蔣抗日。蔣介石還真守信用，雖然在槍口的逼迫下答應抗日，但脫險之後並未反悔，果然改變原來的國策，實行國共合作抗日的新政策了。除了日本，使中共在內戰中能夠取勝的決定性因素，是蘇聯的援助。中共常說，我是“小米加步槍”打敗蔣介石的。其實小米加步槍隻能打遊擊。沒有重武器怎麽能打大仗？蘇聯占領東北以後，除了把地盤交給中共建立東北根據地作為打內戰的大後方之外，還用全付重武器裝備中共軍隊，使它“鳥槍換炮”，成為正規的野戰軍。當時蘇軍繳獲了日本關東軍的全部輕重武器，再加上自己帶來的一千門美製榴彈炮，全都交給共產黨，並且訓練他們怎麽使用這些重型武器打攻堅戰和陣地戰。這就使東北成為共產黨打內戰的一個最重要的基地。有了這樣一個和蘇聯接壤的巨大基地，有了當時最精良的武器裝備起來的幾百萬野戰軍，再加上它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秘密戰線和群眾運動，共產黨在和國民黨的較量中，已經成為一個強大的政治軍事力量，遠非十年內戰時期可比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毛澤東的“一邊倒”，“走俄國人的路”，就正式成為中國的國策了。那時完全按照蘇聯模式實行計劃經濟，政治上也是一黨專政，在意識形態領域就是用黨文化控製一切。這些都是“向蘇聯學習”的成果。
這種高度集權的製度壟斷了全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資源，其結果必然是窒息整個社會每個細胞的活力。從世界範圍來說，二十世紀後半期，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是兩大陣營的冷戰，在社會經濟文化生活上就是兩種製度的競爭。曆史已經表明：競爭的結果是“社會主義道路”敗給“資本主義道路”了，我給這兩條道路都加上引號，是因為我不大讚成這種名字。不過現在人們還沒有發明更準確的新名詞來替代它們，隻好先這麽使用吧。
其實人類社會從動物界分離出來以後，由野蠻向文明發展，由低級向高級發展，並沒有誰先畫個圖紙，起個名字，然後按圖施工建造起來。那些“什麽社會”“什麽社會”，都是自然形成之後，後人給它起的名字。隻有“社會主義社會”是共產黨在“舊社會”的“廢墟”上，按照自己畫的圖紙建造起來的。可是二十世紀的實踐結果證明：這條通往“共產主義天堂”的道路，恰恰是走向地獄的絕路。所以包括社會主義祖國蘇聯在內，走這條道路的人民都把它拋棄了。
中國拋棄這條道路還是最早的，因為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把中國弄到地獄的大門口，不回頭不行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在“鄧胡趙體製”的領導下走的改革開放之路，就是從那條走不通的社會主義道路上折回來，重新走上人類文明發展的共同大道。但是當政者又沒有勇氣承認這一點，而是把它說成“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並且信誓旦旦：“決不走西方的邪路”。
然而曆史已經證明：高度發展的西方“資本主義道路”恰恰是人類文明的正路，而“社會主義”卻是背離人類文明的空想。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推演出來的“社會主義”叫作“科學”，而把別人的社會主義叫作“空想”，其實“科學社會主義”同樣是一種空想，而且強製實行這種社會主義所造成的災難最為深重。拿中國大陸來說，在這條通往天堂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已經有四千多萬人進入地獄了。（這是幾乎無法統計的數字。光是在“三麵紅旗”下麵餓死的人就是三千多萬。至於其他非正常死亡的人數，有各種不同的說法，這裏不過取其最小值而已。）到底哪條路是正路呢？
名不正則言不順，應該為“兩條道路”正名了。
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進行道德裁判，並且先驗地斷定前者“壞”，後者“好”，前者“惡”，後者“善”，這種武斷的結論是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才大行於世的。
其實資本主義乃是人類從野蠻進入文明以後，經過漁獵、農耕和工商業文明的實踐，所創造的最為人性化、最能發揮人的創造力並且最具自我修複能力的社會製度，現在人類正沿著這條道路進入信息社會。
而社會主義道路恰恰是背離了人類文明大道，特別是“社會主義祖國”原蘇聯的解密檔案，更從地獄深處揭露出這個製度的邪惡和可怕，現在這些解密檔案已經成為全世界文明國度人所共知的反麵材料，這就杜絕了它卷土重來的可能。俄羅斯還在中學教科書裏把蘇共編造的彌天大謊徹底揭穿，使青少年都能知道十月革命對俄國和人類犯下了多麽嚴重的罪行，使俄羅斯人民永遠牢記：決不能再走這條通往地獄的社會主義道路了。然而奇怪的是，從一開始就“走俄國人的路”的中國，還把“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當作福音，實在令人不解。
中國現在正沉醉於“大國崛起”，“崛起”也有兩條道路：一條是辛亥革命已經開始走上的共和之路，即“資本主義道路”，一條是毛澤東生前一直走的“俄國人的路”即“社會主義道路”。“俄國人的路”由於壟斷舉國資源，也能迅速實現“大國崛起”，像當年蘇聯一樣，在軍事上足以和美國爭霸，但結果都是給本國和世界人民造成災難。這幾年中國實際上正處於兩條道路的激烈鬥爭當中。“胡趙新政”是把中國從社會主義的絕路拉回來，往資本主義道路即人類文明大道上走，但被共產黨內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力量扼殺了，這次扼殺的轉折點就是“六四”。“六四”以後中國就沿著“鄧小平路線”即“堅持一黨專政，利用市場經濟”走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有人把這種“中國特色”或“中國模式”叫作“權貴資本主義”，其實真正的資本主義恰恰容不得“權”和“貴”，他們早把權力裝進籠子裏，由人民用憲法管製起來了，真正的資本主義，自由是至高無上的。而社會主義，則是極權統治者以“社會”的名義對全社會的“人”和“物”實行壟斷。如今的中國，正在這條道路上走著，然而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幾十年一黨專製絕對權力的統治已經使中國共產黨的整個機體遭到極其嚴重的腐蝕，陷於可怕的腐化當中。更可怕的是：由於黨已把整個社會置於自己的絕對控製之下，而維係這種關係的精神鏈條已經斷了（在民眾心中已失去信任），所以隻能靠一個“利”和一個“力”來“維穩”。“利”的方麵，由於與民爭利，弄得民怨四起，隻有加大鎮壓的暴力，於是更加失去民心。這種惡性循環，乃是自己在製造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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