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120名清朝幼童赴美留學的前前後後

120名清朝幼童赴美留學的前前後後

1872年－1875年，在曾國藩、李鴻章、容閎等洋務派的主持下，清政府先後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國留學。其中50多人，進入哈佛、耶魯、哥倫比亞、麻省理工等著名學府深造。中國鐵路工程開拓者詹天佑即是其中一位。 這原本是清政府設立的一個長達15年的留學計劃，進行到第10年時，遭到強烈反對，“留美幼童”被強行提前召回。 晚清民初的曆史舞台上，從此出現了“留美幼童”的身影。他們有的在中法海戰、中日海戰中為國捐軀；有的成為中國鐵路、電報、礦山事業的開創者；有的成為清朝大臣；中華民國第一任國務總理，也出自他們中間…… 然而，隨著歲月的流逝，除了詹天佑的事跡為人熟知外，120名大清幼童赴美留學的故事，卻風流雲散、湮沒無聞了。 錢鋼與胡勁草合著的《留美幼童：中國最早的官派留學生》（文匯出版社2004年2月）一書，詳細披露了清政府派遣幼童赴美留學的不平凡曆程。本報特從中摘選數節，以饗讀者。標題有改動。 ———編者 把這份奏折載入史冊吧 派遣幼童到美國留學，是“中華創始之舉，古今未有之事”。這兩句話，是曾國藩和李鴻章在給朝廷的奏折裏說的。因為“古今未有”，所以這一計劃的決定，采取了極其鄭重的方式：1871年8月5日，先由曾國藩李鴻章聯名，向同治皇帝（實際上是向垂簾聽政的慈禧、慈安兩位皇太後）會奏；太後批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複議；總理衙門和曾國藩、李鴻章對奏稿進行商議修訂，9月5日，再將“議奏”呈太後；9月9日，獲得批準辦理的聖旨。 在奏折裏，曾國藩和李鴻章這樣評價外國的科學技術：西洋軍事實力的背後，有地理、數學、天文、製造等多種知識；他們重視引入外國的先進技術，把學有所成的“遊學”者請到學校，教授各門科學；他們把陸軍和海軍的建設看作“身心性命”……今天我們中國要仿效他們的成功之道，最緊迫的，是應當選拔聰穎子弟到海外留學，努力鑽研，以實現皇上逐步自強的夙願…… 他們的規劃是：訪選各省聰穎幼童，每年30名，四年共120名，分批搭船赴洋，在外國留學，15年後，按年分批回國。“計回華之日，各幼童不過三十上下，年方力強，正可及時報效”。 奏折對幼童留美的具體事宜作了規定：赴洋幼童學習一年，如氣性頑劣，或不服水土，將來難望成就，就應由駐洋委員隨時撤回。幼童入學之初，讀什麽書，學什麽專業，應由駐洋委員列冊登注，每四個月檢查一次，年終匯總報告。駐洋正副委員，每人每月薪水銀450兩，翻譯一人，每月薪水160兩。每年駐洋公費銀共六百兩。正副委員翻譯教習來回路費，每人銀750兩。幼童來回路費及衣物，每人銀790兩。幼童駐洋學費津貼屋租衣服食用等項，每年計銀400兩。每年駐洋委員將一年花費開單報告，“倘正款有餘，仍涓滴歸公”，如果費用不足，可報告要求補充。留學事務局每年的預算，為庫平銀6萬兩，以20年計算，約需庫平銀120萬兩。當時的幣值，每4兩銀約合美金5.5元，所以駐洋委員的月薪等於618美元，翻譯的月薪220美元；留學事務局每年預算為8.25萬美元。 曾國藩和李鴻章決定，由翰林陳蘭彬擔任留學事務局正委員，留學計劃的積極倡議者容閎為副委員。（後文我們會看到，開放的容閎與保守的陳蘭彬及其繼任吳子登之間產生的矛盾，最終導致留學計劃的夭折。） 驚濤三萬二千裏 第一批“留美幼童”於1872年8月11日起程赴美。前後四批，共120名“留美幼童”，都是乘坐輪船，跨海三萬二千裏，橫渡太平洋去美國的。 有一個叫祁兆熙的人，是奉命護送第三批“留美幼童”的小官。他留下了一部《遊美洲日記》，繪聲繪色地描繪了一個多世紀前的跨海旅途。 在上海登船的頭天晚上，天真的孩子們看到洋涇浜一帶的“自來火燈”（煤氣燈）“簇簇勻排，蕩漾波心”，快樂之極。啟程時天蒙蒙亮，他們興衝衝早起，觀看輪船駛出吳淞口。 午後天氣變壞了，“風雨交加，艙麵不能行走，暈浪者嘔吐大作，俱睡而不能起。”風浪一起，艙間便“多啼哭聲，不得安睡”。 幼童的適應性也強。經過十數天的航行，暈船者開始減少。每遇大風暴，祁兆熙等大人還如醉漢，孩子們卻“嬉戲自得，毫無恐怖”。到了深夜，小家夥們還“在大菜間遊行”，喧嘩不已。他們甚至有些喜歡風浪，因為風高浪急的時候，祁兆熙就會免除他們每天的功課。 祁兆熙是個十分盡職的官員，他發給幼童們《太上感應篇》、《三訓合刊》，每天上午宣講。晚上則讓孩子們溫習“西書”。 開始，幼童吃不慣船上的西餐，把祁兆熙治喉嚨痛的鹹西瓜皮搶吃精光。但是航程剛剛過半，多半幼童已經習慣了牛奶麵包。“每人坐處大碟一，勺一，叉一；洋布手巾一方，束以白銅圈”。祁兆熙記述的食物有牛肉、羊肉、魚、甜鹹皆有的麵餅，飲料有奶茶、冰水。“飲畢，進高腳瓷盆四，裝水果、幹果二，每人隨意食之”。 在祁兆熙的日記中，還可見到他管束教育淘氣幼童的記述。他曾“薄責”三名不守規矩的孩子，管教幾個“尋口舌”鬥嘴的人。一天，有幾個幼童從甲板上撿回外國人遺棄的地圖，他看到後嚴厲斥責，命送回原處。不僅如此，他還把幼童集合起來訓話，告誡他們說：“用了船上的東西，一定要歸還原處；精細的東西，千萬不能損壞；隻有這樣，人家才說你聰明，不會討厭你。你們給我記住！” 30天航行終於結束，在舊金山上岸之前，祁兆熙打開衣箱，讓幼童換好上岸的服裝，那是一套嶄新的衣服：“藍縐夾衫，醬色縐長褂，緞靴”。 “為到金山上岸光輝。”———祁兆熙想到的是大清的形象。 開足馬力的年輕國家 1872年9月15日，《紐約時報》舊金山報道： 昨天到達的30位中國學生都非常年輕。他們都是優秀的有才智的淑女和紳士，並且外表比從前到訪美國的同胞更加整潔。3位滿清官吏階層的監護人和他們同行。中國政府撥出100萬美元作為他們的教育經費。中國政府計劃每年選派30名學生前往這個國家。 新大陸讓幼童睜大了雙眼。 最讓幼童感興趣的莫過於“火車”。 要問19世紀70年代的美國是什麽樣的，“火車時代”無疑是最好的概括。第一批幼童抵達美國時，這個年輕的國家剛剛修築了橫跨大陸的火車幹線。十幾年前還處在田園牧歌時代的土地，一夜之間從東到西冒起了滾滾濃煙。這個建國不足百年的國家輕裝上陣，朝氣蓬勃，一種稱作“美國精神”的東西，吸引著來自全世界的新移民。 “留美幼童”乘火車到達的終點站，是康涅狄格河畔的Springfield，中國人給了這座城市一個清新的名字：“春田”。大作家馬克·吐溫一家居住在此。不但他的兩個女兒日後成為留美幼童的同學，作家自己，也與留學事務局結下了不解之緣。（後文將述及）為了讓這批年紀尚小的中國幼童盡快學習語言，並得到家庭的關懷，在容閎的積極奔走下，康州當局決定，將幼童三五一組，分散到康涅狄格河穀的美國人家中。 消息傳出，願意接受中國幼童的美國家庭踴躍報名。當第一批幼童到達時，已有122個家庭表達了意願。 對幸運地獲得批準的“Host　Family”（負責接待的家庭），康州教育局局長諾索布專門寫了一封信。他要求家長們掌握孩子的作息時間，孩子們還很幼小，在慈愛的同時也要嚴格要求，注意道德培養，注意中文的溫習。他還特別提到了幼童的健康： 要讓中國學生知道衛生之道，要讓他們經常洗澡。遇到天氣有變，必須躲避風寒，尤其在出汗後要特別謹慎，以免發生意外！ 大學生 有多少“留美幼童”曾經考入美國的大學？他們曾進入哪些大學？當我們開始追尋這一曆史時，有關的資料不夠翔實和確切。雖然仍有空白和疑點，我們的調查還是向前推進了一步———查明至少有50名“留美幼童”進入大學。 有22位幼童進入容閎的母校耶魯大學。他們是：詹天佑、歐陽庚、容揆、黃開甲、梁敦彥、張康仁、鍾文耀、蔡紹基、唐國安、譚耀勳、李恩富、容星橋、曾溥、陳佩瑚、劉家照、陳巨溶、陸永泉、祁祖彝、盧祖華、徐振鵬、鍾俊成、錢文魁。 容揆和譚耀勳是抗拒“召回”，在大批幼童回國後，留在美國完成耶魯大學學業的。李恩富、陸永泉則是被召回後，重新回到美國，讀完了耶魯。 在位於波士頓的麻省理工學院，曾有8名中國“留美幼童”就讀：鄺詠鍾、方伯梁、鄺賢儔、薛有福、鄺景揚、鄧士聰、楊兆楠。 在哈佛大學檔案館，我們查到了中國“留美幼童”丁崇吉的入學登記卡。 3位進入了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唐紹儀、周壽臣、吳仰曾。 5位“留美幼童”進入了紐約州瑞薩萊爾理工學院：吳應科、吳敬榮、蘇銳釗、羅國瑞、潘銘鍾。潘銘鍾15歲就進入大學，被稱為“天才少年”，卻因過度刻苦，在入校一年後病逝。我們在哈特福德看到了潘銘鍾的墓，草叢中，小小的墓碑已經開裂…… 可以肯定，這決不是“留美幼童”進入大學的完整記錄。 馬克·吐溫和格蘭特的斡旋 李鴻章原計劃把留學幼童送入軍事學院和海軍學院，但當若幹幼童從美國的高中畢業，準備到大學讀書時，美國政府卻沒有接受中國政府的請求。他們允許日本學生在軍校學習，卻未給中國幼童同樣的權利。同時，美國西海岸出現了“排華”浪潮，給中美關係蒙上了陰影。 在容閎和陳蘭彬、吳子登為留學生的洋化問題發生爭執的情況下，皇帝此時也在一份奏折上批示，要求對留洋事務局嚴加整頓。在這種形勢下，李鴻章感覺到出洋留學事務局大勢已去。1881年2月20日他在給陳蘭彬的電報中說，“如真無功效，弗如及早撤局省費”。但幾天後他接到美國的大學校長和前總統格蘭特的兩封來信，又對“裁撤”深深猶豫了。 容閎感到吳子登威脅留學事務局生存時，立刻向密友、當地教堂牧師推切爾求助。推切爾首先聯絡美國若幹所著名大學的校長，聯名致信清廷的總理衙門。出自耶魯大學校長波特手筆的這封信稱： 貴國派遣的青年學生，自從來到美國，人人善用時間，研究學術，各門學科都有極佳的成績。……他們的道德，也無不優美高尚。……他們不愧是大國國民的代表，足以為貴國爭光。他們雖然年少，卻都知道自己的一言一動關係祖國的榮譽，因此謹言慎行，過於成人。他們的良好行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美國少數無知之人平時對中國人的偏見，正在逐漸消失。而美國國人對中國的感情，則日趨融洽。今天聽說要召令學生回國，真是無比遺憾。對學生來說，目前正是最重要的時期。……他們像久受灌溉培養的樹木，發芽滋長，就要開花結果，難道要摧殘於一旦盡棄前功嗎？ 各位校長嚴正批駁“中國學生在學校學習，未得其益反受其損”的傳言，認為這種傳言使美國教育和美國的形象都蒙上惡名。他們批評中國政府，對兩國政府當年有正式協議的留學計劃，不加詳細調查，沒有正式照會，突然將學生從校中召回國內，這種舉動，隻能損害中國的國體。 推切爾牧師和他的好友馬克·吐溫還決定到紐約見前總統格蘭特先生，請求他的幫助。 馬克·吐溫描繪過那天的情景：過程很有趣。推切爾整夜未合眼，準備見格蘭特時的鏗鏘有力的措辭、無可辯駁的事實，並且將它們爛熟於心，所有的努力不過是要顫顫巍巍地請求格蘭特在一份給中國總督大人李鴻章的請願書上簽上名字。結果是，推切爾還沒有正式開始他的宣講，格蘭特立刻表態，“我會給總督大人寫一封信，單獨寫一封，給他施加一些更有力的證據，我很了解他，我的話對他會有分量的。我立刻就寫。”轉眼間，推切爾所作的所有努力都成了零。就好像他來向人借1美元，在他還莫名其妙的時候，人家給了他1000美元。 1881年2月24日，李鴻章致電陳蘭彬：格蘭特來函，幼童在美頗有進益，如修路、開礦、築炮台、製機器各藝，可期學成，若裁撤極為可惜。 李鴻章是久經政治風浪的圓滑老臣，在信中，他沒有挺身保護容閎，而是說，多年來，容閎偏重西學，使幼童中學荒疏，他曾一再去信誡勉。又說，學生大半出生於廣東，幼年出洋，沾染洋習在所難免；吳子登繩之過嚴，導致衝突，以至於要“全撤”，未免近於固執。他說，容閎不願裁撤，是意料中的；陳蘭彬堅持全裁，也不是沒有原因。倒是吳子登後來提出的是“半撤半留”的辦法值得考慮。李鴻章的意見：進入大學的學生應當繼續讀完，其餘學生中選擇聰穎可成才者酌留若幹，此外逐漸撤回；留學事務局的人員可酌裁省費。由於當時已有近60名幼童進入大學，加上“酌留若幹”，這一方案，真正撤回的隻是少數。李鴻章的苦心，由此可見一斑。 然而，他沒有想到，總理衙門正好借題發揮，稱李鴻章有“不撤而撤之意”，向皇帝呈遞了“奏請將出洋學生一律調回”的奏折。1881年6月8日，總理衙門奏： 臣等查該學生以童稚之年，遠適異國，路歧絲染，未免見異思遷，……若如陳蘭彬所稱，是以外洋之長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澆風早經習染，已大失該局之初心……臣等以為與其逐漸撤還，莫若概行停止，較為直截。相應飭下南北洋大臣，趁各局用人之際，將出洋學生一律調回。 是日奉上諭：依議，欽此。 這4個字，和當年批準留學計劃的上諭完全一樣。 歸來 耶魯大學學生黃開甲，曾寫信給他的美國“家長”巴特拉夫人。這封1882年1月28日發自上海的信，讓後人仿佛身臨其境，看到了“留美幼童”回國後的景況——— ……您一定驚愕，我們備受祖國政府苛刻待遇的事。可能您已經風聞此事，但我願意重述經過，立此存照。 當我們乘坐的“日本號”溯江而上，我們第一次看見上海……曾經幻想有熱烈的歡迎等著我們，也有熟悉的人潮，和祖國伸出的溫暖的手臂來擁抱我們。可是天呀！全成泡影。水草越來越清楚，想象中的歡迎儀式，使我們越發激動。船頭劃破平靜黃色的水波，當靠近碼頭時，那船舷碰岸的巨響，才驚醒我們“烏托邦式”的幻夢。 人潮環繞，但卻不見一個親友。沒有微笑來迎接我們這失望的一群。碼頭上，有手推車人力車的苦力，為爭生意，指手畫腳，吵鬧喧囂。 隻有一個人上船來接我們——管理我們信件的陸先生，一個連平庸的中國人民都不如的笨伯。他不雇用馬車或船將我們載往目的地——中國海關道台衙門，卻雇用獨輪車來裝載我們。……有些獨輪車沒有“法租界”的通行證，我們必須下車自扛行李而過。在中國士大夫眼中，這都是丟人現眼的事。……到達海關道台衙門……點過名後，我們享用了一份簡單的晚餐。為防我們脫逃，一隊中國水兵，押送我們去上海道台衙門後麵的“求知書院”。如用西方人的想象，是不能形容這稱為學校的地方。您可能知道土耳其人的監獄，或者“安得生維爾的夢魘”，但與此地相比，他們是太幸運了。 讓我用我的禿筆，來形容榮歸故國後所住的“監獄”。即使辭不達意，您也可以想象此地有多糟。 “求知書院”已關閉十年了，……大門十年未開啟，牆壁剝落，地板肮髒，石階滿布青苔，門窗均已潮濕腐爛。一跨進門坎，立刻黴氣熏鼻，這些陰暗似乎象征我們的命運。入夜，我們可以清楚地看見那潮氣由地上磚縫冉冉升起，使我們衣衫盡濕。一種昏沉籠罩著我們，這種侮辱刺痛著每個人的心。而最令人可怖的，是那引起留學監督頭腦中荒誕不經的思想，使我們學未成而強返華。…… 6天以後，黃開甲搭上英國輪船“露西塔”號去了香港。經香港，他回到他的故鄉汕頭。到達汕頭那天，父母都未得到消息，因為郵政不佳，一周前寄的信與他本人同船抵達。 黃開甲能找到他家的住處，是件不容易的事，因為他已完全生疏了當地的方言。他的父親在汕頭海關任通譯，是政府商務上的重要職位。經由一位英國商人的協助，才使海關人員知道他找誰。幾經周折，他被帶到一座深宅大院前，那裏住著他分別9年的父母： 仆人態度不佳，他認為我是來求情的可憐人，而且不許我進去。我聽得懂他說我父親9時起床，10時才接見賓客。我急於見到近在咫尺的雙親及家人，但那仆人堅持我必須等待。我用盡一切語句，甚至以指手畫腳的啞語向他求情，他仍無動於衷。 當一切失敗後，我突然憶起世界上無論野蠻人、文明人、無論男女老幼，都叫雙親“爸”、“媽”，因此我開始大叫起來。 “爸！———” “媽！———” 這是黃開甲的呼喊，也是所有“留美幼童”麵對故鄉親人時的呼喊。所有的思念，所有的傾吐，所有的委屈和無告，都在這呼喊中宣泄！ 轉機 庚子事變，慈禧挾光緒逃出北京，跑到西安。在經曆了瀕臨亡國的巨大災難後，為了維持搖搖欲墜的統治，修補千瘡百孔的國家機器，也迫於外國列強的壓力，慈禧不得不考慮實行“新政”。西逃途中，慈禧曾對光緒說：“我是曆來主張變法的，同治初年，我就采納曾國藩他們的建議，派子弟出洋留學。我支持造船，造機器，不就是為了國家富強嗎！” 慈禧回到京城後，清政府連續頒發了一係列“新政”上諭，主要內容包括籌餉練兵、振興商務、育才興學、改革官製等。 當時中國的教育製度，就是官員選拔製度。因此在政治風浪影響下的教育製度變遷，對“留美幼童”的影響至深。 慈禧的變法，把獎遊學與改學堂、停科舉並提，在世紀初年的中國教育領域刮起了一陣棄舊圖新旋風。 1905年9月12日，光緒皇帝詔準袁世凱、張之洞奏請停止科舉。這是一個驚天動地的事件：在中國實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製度，宣告廢除了。 曆史在這裏急轉彎。原定在1906年舉行的鄉試被取消，取代它的是對歸國留學生的考試。舉人、進士等古老的功名，將授給考試合格的洋學生。 “留美幼童”唐紹儀被任命為主考官，“留美幼童”詹天佑和曾經留英的嚴複被任命為副考官。 “過去幾天，我協助學部考選由美國、歐洲及日本回來的學生，”詹天佑1906年寫信給他的美國“家長”諾索布夫人的信中說，“共有42名應考，錄取32名，其中最佳榜首是陳錦濤，他是1906年在耶魯得到的博士。……這是開中國考試的先河，過去注重的八股文終於廢除了。” 這次考試，在被唐紹儀、詹天佑和嚴複所賞識的學生中，有日後成為民國政府財政總長的陳錦濤、外交部長的施肇基，和曾代理國務總理的顏惠慶。 袁世凱與“留美幼童” 1901年11月，彌留之際的李鴻章在病榻上口述遺囑，稱“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右者”，力保袁世凱繼任。42歲的袁世凱接過李鴻章的衣缽，順理成章地起用李鴻章栽培的這一批留洋人才。 袁世凱在天津大展他的“新政”宏圖：從興辦新式學堂到派學生留學，從整理財政稅收到發展鐵路電話，從訓練新式軍隊到建立現代警察製度。為在軍中普及教育，他派人以北京話為基礎“創造切音新字”，這是最早的漢字拚音。 一批“留美幼童”聚集天津。 1901年底，唐紹儀出任津海關道，一直到1904年。在極其複雜的環境下，他參與了從八國聯軍手中接收被占的天津，處理涉外事務，以及督察稅務、清理金融等工作。在天津，他還創辦了電報學堂，招收15歲左右的“幼童”前來學習。 唐紹儀的繼任者是梁敦彥。當年從美國回國後，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成為張之洞的譯電員，得到張之洞賞識，被升為“江漢關道”，1904年改任津海關道。不久，又兼任京奉鐵路總辦。 曾就讀美國斯蒂芬工學院的梁如浩，曾和唐紹儀一同去朝鮮海關，後同在袁世凱幕府。袁世凱擔任直隸總督後，梁如浩擔任北寧鐵路總辦和牛莊海關道，然後，他又接替梁敦彥任津海關道。他的繼任還是“留美幼童”，曾就讀耶魯大學的蔡紹基。 蔡紹基曾在維新時期參加天津中西學堂的創辦。1903年4月，天津中西學堂改為北洋大學，蔡紹基先為幫辦，後為總辦，他是“留美幼童”中出現的第一位大學校長。 曾擔任“鎮遠”艦槍炮大副的曹嘉祥，被袁世凱任命為天津巡警道，成為中國新式警察的創辦人之一，因他的努力，“新政”時期的“北洋警政”聞名全國。 袁世凱權傾一時，就任直隸總督不久，他就被清廷任命為督辦鐵路大臣、督辦商務大臣和督辦電政大臣，鐵路、電信等要害部門都在他的管轄之下。一時間，一批學習鐵路、電報的“留美幼童”成為袁世凱的骨幹力量，其中有詹天佑。為了得到這位傑出的鐵路工程師，袁世凱和張之洞還曾發生爭執。 “留美幼童”忽然成為被爭奪的寶貝，他們的命運出現戲劇性的轉折。 一百年後，人們到天津，還可以看到至今保存最完整、規模最大的清代會館建築——1907年落成的“廣東會館”。那是一座具有潮州風格的大院落，內有舊時的客棧，巨大的戲樓，可容納七八百人的室內劇場。你在廣東會館內可以看到一塊石碑，鐫刻著捐款修建人的姓名。其中有唐紹儀、梁敦彥、梁如浩、蔡紹基、周壽臣等一批“留美幼童”。20世紀初年，這些中年人在天津已經是官職顯赫的名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