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秦曉：走出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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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per   casper當前離線 注冊時間 2012-9-12 最後登錄 2013-6-18 閱讀權限 100 積分 7882 精華 0 帖子 2590   版主 串個門 加好友 打招呼 發消息

電梯直達 樓主   發表於 3 小時前|隻看該作者|倒序瀏覽 本文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5期，作者：張歡，原題：《秦曉：走出烏托邦》 從高幹家庭出身的"紅衛兵" 到央企管理者，從堅持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理念，到徹底成為自由市場經濟的信徒，秦曉告別烏托邦，走了一條與他的高幹同學迥異的反思之路 2010年7月19日，招商局集團董事長秦曉正在清華大學綜合體育館內做畢業典禮演講。台下有兩千多名經管學院的畢業生和親友，以及學院工作人員。這是這所學院第一次在全體學位畢業生的典禮上邀請嘉賓做演講。 清華大學是中國最富盛名的高等學府，1949年之後成為這個國家優秀工程師與高級官員的搖籃，不久前舉行了盛大的建校百年典禮，現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即畢業於此。清華經管院創辦於1984年，一直到2001年它都有一位顯赫的院長——朱鎔基，這位曾經擔任過中國總理的清華校友，被視為鐵腕改革的強力角色。 如同所有慶典一樣，在各級領導和5名不同學位的畢業生代表講話之後，秦曉站到了講台上。他穿著整齊的西裝，人很瘦削，臉上習慣性地不帶笑容。作為一名超大型央企的管理者與清華大學兼職教授，台下的人們已經大體想到他會說些什麽，無外乎是我很榮幸、希望你們今後能為國家多做貢獻等。 秦並沒有客套地說一些讚美的話，他開始回顧大學的功能與大學生的使命，緊接著他的話開始出現了現代社會的字眼，這是他那一段時間思考的總結：" 我們所講的社會轉型不是中國語境中的‘現代化建設’、‘國強民富’、‘大國崛起’，而是現代性社會的構建。現代性社會是相對於傳統社會而言的，它的主要標誌是以‘啟蒙價值’，即自由、理性、個人權利為價值支撐的，以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社會為製度框架的民族國家。" 接下來秦曉分析了普世價值與"中國模式論"的關係："‘中國模式論’所宣揚的是政府主導的、民族主義支撐的經濟發展路徑、政治權力結構和社會治理方式。它正從一開始的‘特殊論’走向‘取代論’。‘特殊論’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沒有普遍性何來特殊性。而‘取代論’則宣稱‘中國價值’可以取代‘啟蒙價值’。‘特殊論’和‘取代論’試圖用現代化、穩定、國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現代性、自由、個人權利、民主、理性這些普世價值的核心和基礎，我認為是不可取的。" 最後，他希望"清華學子能秉承普世價值，擔當起開創中國現代化之路的曆史重任"。 秦的發言被迅速轉載到網絡上，出乎他意料的是，這篇文章產生了極大的反響，一時成為網絡、評論、轉載的熱點議題。一家網站把他的頭像做成絞刑架下受刑的模樣，並冠以"西奴"。和他並列的還包括吳敬璉、許小年、張維迎、胡舒立等學者和媒體人。 另外一家網站開始出現一組以秦曉為關鍵詞的批判性文章，質疑他的種種作為，從他少年時的經曆一直到他在招商局集團和招商銀行擔任董事長期間的兩起資產交易行為——出售平安保險與購買香港永隆銀行。 幾個月後的"兩會"期間，該網站還公布了一封公開信，要求徹查秦曉在這兩樁交易中的作為。 一個月後，在深圳蛇口的招商局會議室裏，當我問秦曉是否看過這些內容時，他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說自己正在讀的兩本書——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和馬克·裏拉的《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 相比起個人受到的打壓，他更擔心的是激進主義的思潮："激進主義和意識形態化，是落後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很容易掉進去的陷阱。為什麽哲學家、思想者德國多呢？就是因為德國當時相對落後，落後就需要藥方，就需要倚重國家的力量。國家主義、意識形態、激進主義都是落後國家容易出現的。激進主義形成之後不僅會‘異化’，導致專製，更為可怕是會深入民族的血液和基因，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文革’己經過去三十多年了，但它的惡習並未鏟除，有時會死灰複燃。" 中山大學博雅學院院長甘陽是那些網站所認同的學者，也是秦曉的朋友。對於這名酒友，甘陽的評價是："秦是一個複雜的人，對他的任何標簽都是簡單化與臉譜化。" 一些媒體稱秦曉是"公共知識分子"、意見領袖，秦並不認同這個稱謂。他說："我不喜歡這些詞。在中國的話語環境中，這些稱謂被認為是持不同政見者。我的出發點更多是憂患意識和問題意識。問題集中表現在分配不公、缺乏普遍正義、法治不健全、道德淪喪。這些現象的產生有發展中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體製性的，如不能從根本上入手，可能會觸發成社會危機。社會危機是大的災難，隻有激進主義才會認為這是動員民眾的資源，達到某種革命目的的手段。激進主義導致的是最壞的結果。我很擔憂，希望能夠說出來，讓大家關注。另一方麵，這些問題是可以在體製內通過改革和政策調整改善和改變的。比如說相對獨立的司法體係的建立。" 他把自己看成是體製內的改革者。 1 1966年8月18日，周恩來與紅衛兵合影，前排右二拿紅寶書者為秦曉 [保存到相冊] 1 2005年10月11日，劍橋大學校長Alison Richard教授（中）祝賀秦曉獲得劍橋大學博士學位 [保存到相冊] 　　接班人的困惑 這是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現實：秦曉是在他所批評的體製下成長起來的，他也曾經有過“激情燃燒”的歲月。 秦曉出生在一個共產黨高級幹部家庭。他的父親秦力生是土地大革命時期從山西奔赴延安的老一代革命者，但主要是在劉誌丹、高崗、習仲勳、馬文瑞等陝北幹部的圈子。他的母親亦在早年投奔延安，三舅閻揆要是黃埔軍校一期生，開國中將。 1947年，秦曉在山西的359旅旅部醫院出生，王震將軍的夫人王季青送來一百個雞蛋。很多年之後，王震的兒子王軍成了秦曉事業上的領路人。 秦力生後作為南下幹部轉戰西南，擔任西康省委副書記，之後調任北京，擔任中科院辦公廳主任、副秘書長，與張勁夫、杜潤生成了同事。 出生在這樣的紅色家庭，秦曉自幼接受的是共產主義教育。他參加了第一屆全運會團體操的表演，也在十年大慶時衝向天安門獻花。他依然清楚記得，中蘇關係破裂後，全家聚在收音機前收聽《九評》的場景：“播音員夏青和齊越，鏗鏘有力地說：你們撕毀的合同不是幾個、幾十個，是幾百個……你們傾伏爾加河之水也洗不盡對中國人民欠下來的債！那語調，那每一句話，讓人聽著都特別激動，特能激起義憤，真的感覺是出了心中的大氣了。” 從六一幼兒園、育才學校一直到北京四中，秦曉在幹部子弟雲集的學校裏長大。家庭教育和學校的經曆給秦和同齡人打下的最深印記是“不能有優越感，不能有幹部子弟架子，要多吃苦，你是要承擔責任的，要接班的”。 他也經受了大饑荒時期的困頓，並且堅信自己就像蘇聯小說《水泥》描寫的主人公一樣，要學習建設祖國的本領。他的理想是去清華大學讀工科，並且堅信從政不是學出來的。 初中從育才學校畢業後，他得到北京市頒發的金質獎章被保送進入了北京四中。這是一所高幹子弟和平民精英雲集的著名男子中學，集中了無數政治局委員、元帥、部長的兒子們。 秦曉是當時班上的團支部書記、1949年之後最早的中學生黨員。比他早幾個月入黨的有好友孔丹(中調部部長孔原之子)。當“文革”到來時，學校正常的領導層已經被衝垮。他和孔丹、薄熙永(薄一波之子)組成了四中革委會，並擔任副主任。他們的師兄、輔導員馬凱是現任國務院秘書長。他們試圖控製日益躁動的情緒。 當“文革”風暴席卷中國大地時，秦和他的同學們把這場運動視為實現毛澤東革命理想的社會實踐，他們成立了四中紅衛兵組織，這個以高幹子弟為核心的派別後來被稱作“老兵派”。 四中最早的紅衛兵組織是劉輝宣帶頭倡議的，這個大校的兒子寫了首紅衛兵戰歌，其中“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成了“血統論”的普及版。 與其他學校的激進情況相比，四中相對溫和。秦和他的戰友們更在意的是維持秩序，試圖將風暴控製在可控範圍內。 當有學生圍攻校長楊濱時，孔丹、秦曉帶人解救了他，而在另外一所高幹女兒雲集的北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被毆打致死，而且類似的事情層出不窮。 一位“文革”經曆者、秦曉的朋友告訴記者，秦和孔丹試圖維護秩序，保護校長的原因在於楊濱本身就是延安時期的老幹部。他們本質上是在捍衛自己的出身。 趙振開，當時四中的高一學生，告訴我：“孔秦控製的學校團支部掌權，他們接管了權力，但不主張暴力。他們開始帶人維持秩序，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西糾(北京“西城區糾察隊”)的作用很複雜，一方麵他們起到了滅火的作用，但在驅趕黑五類上也動手了。成立西糾更主要的是維持秩序，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他們對‘文革’以及血統論是一種曖昧的態度。” “文革”初期，北京中等學校造反派紅衛兵組織中存在著相互對立的兩大派——“四三派”和“四四派”，趙是“四三派”的成員，日後他主編了一本書試圖還原那段曆史。秦曉寫出了自己的經曆與反思，而很多他顯赫的同學拒絕了趙的請求。 秦並未否認自己當時的激進思想，後來他開始反思：“對我們這些學生而言，‘文革’早期之所以能接受批判校領導、‘破四舊’，直接的思想基礎一個是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一個是階段鬥爭，這兩條是接受的。就算我們這些人有分寸，‘破四舊’基本上沒有參與，對校領導也沒那麽極端，更無參與暴力。但是，我們還是卷入了，隻是對當時采取的方式不讚同而已。” 孔丹和秦曉等“老兵派”紅衛兵組織了“西糾”。孔任司令，陳小魯(陳毅之子)任副司令，秦曉擔任宣傳部長。他們吸取了北伐時期周恩來在上海成立工人糾察隊的做法。秦認真學習了毛澤東在三灣改編的經驗，開始試圖在亢奮的年輕人當中整風。 周恩來認同了他們的做法，並且安排了辦公用房、車輛、食堂等。西糾並沒有存在太長時間，很快被中央文革取締。 “老兵派”被打倒，以平民精英為核心的“四三派”開始上台。 最鼎盛時，秦曉曾作為紅衛兵代表登上天安門接受毛澤東的檢閱。當毛出現時，秦注意到毛對狂熱的紅衛兵眼神中流露出一種厭惡。 孔丹和秦曉的父母先後被打倒，他們兩人也先後被抓。逮捕孔丹的學生是今天以左派麵貌出現的一名經濟學家。 當秦曉獲釋後，他已經無學可上，無工可做，家被抄之後無處存身。此時，毛為了平息紅衛兵運動，發出了“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指示。 秦和他的朋友們逃離了北京，插隊在內蒙古錫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額爾烏登大隊的邊境二線牧區。他開始學蒙語，練習放馬。 有一次去牧民家裏吃飯，秦曉的位置靠裏，光線暗。他接過一碗麵，吃到一個硬東西，有點像肉，可怎麽嚼也不像是肉，有纖維。他突然意識到這是凍硬了的牛糞。 他住在牧民家裏，旁邊是小孩和老太太。睡著後覺得手上涼了一下，醒過來後猜想是不是被旁邊的小孩碰到了，打開被子發現是一條蝮蛇，頭很尖，有毒。 環境的改變帶來了理想主義的破滅，秦和他的朋友開始思考中國問題的出路。這些高幹子弟因為背景關係，開始交換各種書籍。秦的母親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圖書館，他通過關係借了很多書，他們想閱讀馬列原典，試圖檢查毛的做法是否符合共產主義原教旨思想。 他在給同學的信中經常引用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的一段話：“一個人從出生到他成熟前，是被灌滿了各種謊言，他(她)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嘔吐，把這些謊言都吐出來。” 屠格涅夫的《父與子》是另一本影響他的書。秦覺得寫的就是他們：這一代人所麵臨的，可能是一個和父輩不同的世界，需要有一種新的思維。 很多年後，他的很多朋友試圖給父輩立傳以資懷念。秦勸他們，如果沒有新的思維去重新審視，單純歌功頌德沒有必要。 他和他的朋友們開始討論灰皮書(政治、思想)、黃皮書(文學)、白皮書(文獻)這些內部書籍裏的內容，在遙遠的內蒙牧區，使年輕人經曆著思想上的反省與啟蒙。 和秦一起在內蒙插隊的北師大女附中學生劉進(高教部副部長劉仰嶠女兒)直接質疑毛：“反正什麽事都是‘他’對”。秦也開始逐步意識到“文革”的混亂，大規模的群眾武鬥，把紅色政權宣稱的基本隊伍——幹部和工人階級打成保守派，已經不僅僅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問題了，跟毛有很大的關係。 劉進跑去貴州看望姐姐劉青峰，把姐姐和姐夫金觀濤寫的《公開的情書》一[!-- pagebreak-cms-mdc --]個字一個字抄寫在紅色筆記本上。秦在牧場放牛時看了這本“小紅書”並且記住了金觀濤這個名字。他還看了劉輝宣的小說《晚霞消失的時候》，開始用真善美來反思過往。 1971年，林彪的“九一三事件”發生，秦的理想主義夢想徹底破滅，“上帝最好的學生背叛了上帝”。他寫信給朋友說現在隻認同毛澤東的《實踐論》，把它作為一個認識論、方法論，別的都要重新認識、評價。 兩年後，他成為工農兵大學生，在山西礦業學院讀書，開始認真學習英語和數學這些並不革命的知識。 然後，他被分配到煤炭部，回到了北京。 從官場到商界 1978年，鄧小平掌控了最高權力，被打倒的老幹部重新走上領導崗位，社會秩序開始恢複。 秦的朋友孔丹從陝西插隊回來，在社科院讀了吳敬璉的研究生。和他的很多朋友一樣，秦曉在中國礦業大學完成了管理學研究生學業，並把目光投向經濟領域。 80年代是一個思想迸發的年代，在甘陽看來，那時思想界派別的分歧並沒有像今天這樣你死我活，彼此都認識到改革勢在必行，在大的方向上共識度很高。 秦和很多年輕人交流甚多，這些人多集中在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所，王岐山、周其仁、王小強等人都是活躍分子。 他把金觀濤介紹給孔丹講解控製論，金提出中國是“超穩定結構”的論點。秦當時並不完全認同，和金反複辯論，也因此成為好朋友。 趙振開成為那個時代的文學旗手，被査建英稱作“我們時代的金斯堡”。秦當時並不認為文藝會對社會有多麽大的影響。他和他的朋友認為隻有“半瘋子”才能成為詩人。 現在他承認，其實文藝上的啟蒙是更根本的，那時的見解太狹隘了。 1983年，秦曉進入中南海，出任政治局委員宋任窮的秘書。他說：“當時老幹部找幹部子女做秘書很普遍，一是認為可靠，經過文化革命，好多老幹部都有怕秘書造反的心結。另外就是文革後期老幹部還沒有恢複工作的時候，正常的組織渠道不通暢，消息全是通過子女們之間傳來傳去的。” 秦的身份以及人脈讓他獲得了這個機會，從而在最高層級了解這個國家。他的朋友孔丹當時是國務委員張勁夫的秘書。 當秦進入中南海時，宋任窮正處在權力最高峰，作為中共八老成員，他分管人事工作。宋的政治態度處在陳雲與鄧小平之間，後來擔任了中顧委副主任。 在此期間，秦曉有機會在體製內從政，但因種種因素而未能赴任。 秦曉並不認為自己喪失了什麽機會，他認為自己並不適合從政，他喜歡直接說出自己的感受，他總是試圖保持一種獨立思考的精神和勇氣。 擔任APEC工商谘詢理事會副主席期間，秦要向主管部委的領導匯報，一位部長的指示是既要有中國特色又要有延續性，秦當即指出“我們是來處理問題的”，並建議把工作班子安排到中信集團。 匯報結束後，一位司長私下向他抱怨：“秦總，你以為政府開會是幹什麽，你以為是解決問題麽？隻是告訴上麵我們開了一個會。”秦並不滿足這個答案，並在接下來的匯報中向領導說，隻要告訴我什麽不能幹不能寫就可以了。 3年後，在石油部擔任了一年的副司長之後，秦接受了中信集團業務部總經理王軍的邀請，出任副總經理。 在此之前，他陪同宋任窮在三峽考察。他和同一艘遊船的外國人聊天，宋注意到這個細節，並詢問他的英語水平。宋說你應該去更適合的地方。 秦去了石油部國際司擔任副司長，在此之前不久，在這個位置上的人是去上海工作的曾慶紅。 王軍最初希望孔丹能夠來中信，而孔已經在香港的光大集團任職，他轉而推薦了秦。三人見麵幾分鍾後，王開始討論秦來中信的細節。 在此之後，秦先後擔任業務部副總經理、總經理，集團副總經理、總經理，一直作為王軍的副手出現在前台。 中信集團是直屬國務院的一家超大型企業。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找到老牌資本家榮毅仁，成立了這家利用國外資金發展的企業，從銀行、房地產、租賃到衛星通訊、金融，這家公司均有涉及。王軍在中信集團有著特殊地位，董事長榮毅仁都要讓他三分。 1995年，秦曉出任總經理。在他的就職演講中，他開始用現代企業理論和實踐來剖析中信資產、組織結構和經營戰略。他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講現代企業理論，從科斯的交易費用到威廉姆森的“M型結構”；另一篇文章論述中信管理體製、資產結構、發展戰略重組和調整方案，被稱為“20條”。 兩年後，他帶著對大公司總部功能的思考和體驗，去劍橋大學讀了經濟學博士。 秦的思想開始轉變，不論是在中南海還是早期在中信，他都是發展主義政府理論的信徒。他和他的朋友都承認向市場經濟轉軌，但始終強調的是在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最初學習過東歐的奧塔西克、科爾內的理論，但他們很快發現這些理論沒法滿足現實的需要。 此時，東亞四小龍興起，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這讓他們把目光投向了日韓——因為文化上的相近性，而且在體製層麵上更有認同點，他們都認為市場經濟轉型需要政府扶持。 日本的通產省模式成為他們的楷模，秦曉寫了一篇《大公司戰略》，提出要學習日韓經驗。《通產省的奇跡》、《Governing Market》(《駕馭市場》)這兩本書是他反複閱讀的。他和吳敬璉開始爭論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是否適用於中國。 1994年，秦曉出任中信澳大利亞分公司董事長，在悉尼讀博士的韋森與他在一次研討會上認識。韋森說當時的秦曉尚處在思想轉型期，依然堅持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理念。很多年之後，他驚訝地發現秦已經徹底成為自由市場經濟的信徒，並且試圖探尋已經市場化了的中國社會的未來走向問題 在澳大利亞時，秦曉開始係統學習微觀經濟學，開始梳理自己的思想。很快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現實問題和理論學習讓他扭轉了思路。 他分析自己的轉變是：“亞洲金融危機後‘東亞模式’的問題得以暴露，這些問題主要是扭曲資本價格(匯率、利率)、政府對企業的過度幹預和對市場的不當替代、官商勾結產生的腐敗等，因而它的產生的奇跡是有代價的、是不可持續的。經過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東亞模式’受到了批判，這些國家也逐步轉向主流市場體製。後來讀了‘公共選擇理論’，從經濟學看政府也是個利益集團，他們既不比別人道德更高尚，也不比別人更聰明，他們的目標函數是選票極大化，所以會出現民粹、短期行為等弊端。回頭看中國這幾十年的改革，當年留下來兩個問題：政府職能和產權。這兩個問題都變成了現在經濟改革中的大障礙，這也涉及到體製、理念(意識形態)和利益集團的問題。現在政府的主要職能不是提供公共產品，而是直接從事經營活動，還有大量行政審批，對要素價格的管製等。” 和很多企業家不同，秦曉對理論有濃厚的興趣。1997年擔任中信總經理期間去中央黨校學習，在《資本論》的課上他向老師提問：“《資本論》有幾個問題：第一個，馬克思的理論是經濟決定論，曆史的發展、文明的演進是多種因素互動的結果，而不是由某個單一的因素決定的；第二個是他的假設是資源無限的，他認為隻要解決了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束縛，在科技進步的推動下，就會創造出無窮無盡的財富來；第三是他假設人不是理性的，工人隻要掌握了生產資料，就會把勞動作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資源稀缺和理性假設是現代經濟學和市場機製運行的兩個基礎性前提。” 同班的孔丹拽住秦曉的衣服。黨校有中組部的代表，孔擔心秦留下把柄。 一次，在陪同朱鎔基接見外賓時，秦曉提醒說見麵的基金經理有幾百億美元資產規模。朱說，他們有錢，他們是富人，我是窮人。秦回答：“朱老板，這話不對。人家對富人和窮人的定義不是按擁有多少錢算的，是以能調動多少錢算的。在這個意義上，你比他們有錢多了。”朱馬上回應說：“調動錢？我能調動你嗎？”在得到肯定的答複後，朱繼續問秦曉：“你能調動榮智健嗎？”秦的回答是“不行”。 榮智健是榮毅仁的兒子，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一名成功的企業家。從公司內部管理上講，作為母公司中信集團總經理的秦曉，是可以指揮控股子公司領導榮智健的。 現實並不如此，榮智健完全掌控中信泰富，而且隨著中信泰富在香港的成功，當秦去香港時，港人會問他，你是北京中信還是香港中信的。 王軍決定出售價值上百億港元的中信泰富股份給榮智健，這一決定是他和榮兩個人做出的。當秦曉知道時，已進入起草合同階段。 直到今天，秦依然不認為當年出售是完全基於缺錢的考慮。在此之前他和王軍已經剝離出四十多億人民幣的不良資產，盈利已開始增長，因此中信並沒有缺錢到出售資產抵債的地步。但他並不反對王軍的決定，他認為從已經完全無法掌控的中信泰富換回資金可以去做其他投資。 在事後的具體收購中，榮智健的副手範鴻齡和秦曉在很多法律和財務的環節上產生了衝突。 榮智健不滿意僵持的局麵，並質疑秦的做法到底為了什麽。最後的結果是王軍找了其他人去完成交易，秦曉被“掛”了起來，很多集團的決策他無法參與其中。 秦的朋友孔丹在光大也遇到了類似的問題，中組部最後安排的結果是孔丹接替秦曉，秦曉去招商局擔任董事長。 時任中組部部長曾慶紅告訴秦曉：“招商局是民族老店，有一百多年的曆史，在清朝、國民黨時期都沒有垮，你去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不能讓這家百年老店垮在共產黨手裏。” 再造招商局 招商局由李鴻章於1872年創立，是中國唯一一家經曆近140年仍保留下來的公司，也是洋務運動延續至今的唯一血脈。 1949之後，招商局成為一家在香港從事輪船貨運的國有窗口公司。1978年後，招商局經曆了第二次輝煌，作為招商局的實際掌門人，袁庚在毗鄰香港的蛇口開辟了工業區，並推行了一係列改革措施。蛇口作為招商局當時的旗艦，成為中國社會演變的窗口。 當2001年秦曉接任時，招商局處在賣資產抵債的階段。之前的狂飆突進讓招商局機構膨脹，下屬兩百多家企業，投資產業分布在幾十個領域，管理架構複雜而又粗放。 在亞洲金融風暴衝擊下，招商局長期積累的內生問題得以暴露，被迫賣掉包括總部大樓在內的優質物業和友聯銀行償還債務。當秦曉到來時，最危急的時刻剛剛過去，可以借到錢，流動性問題基本解決，但仍未走出財務困境，盈利不足以償還債務利息。 秦曉1997年開始在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在澳大利亞時他就開始思考現代大型公司總部功能的建設，這也是中信遇到的問題。 秦曉從製度經濟學的梳理中找尋答案，在他看來：現代大型企業盡管組織體係龐大，但內部權力配置卻是相對集中的。總部承擔戰略性決策並直接控製投資、財務、融資、人事、法律等事務，同時在集團內部統一管理和經營、研發、銷售、采購、廣告等各項業務。下屬子公司作為一個專業化的生產經營單位，負責與生產、經營活動相關的經營性決策。這些子公司不是投資中心，僅僅是一個利潤中心或者成本中心。 製度經濟學大師科斯提出了交易費用理論——企業和市場是兩種可以相互替代的資源配置機製。交易費用決定了企業的存在，企業采取不同的組織方式，最終目的也是為了節約交易費用。 秦曉是科斯的門徒，他的博士論文正是在科斯基礎上細化研究大公司總部職能建設。秦在招商局的整合、改革舉措正是其博士論文觀點的實踐，在他看來，中國國企普遍存在兩大問題——橫向無關產品多元化、縱向法人(子公司)多級化。 秦在招商局的第一個重大舉措是做了一場現代企業製度的報告，在集團工作會議上，他用學術語言告訴下屬，現代企業應該是什麽樣的。 他開始了被外界稱作“削藩”的舉動，強勢總部成為再造招商局的核心。作為製度經濟學擁躉的秦曉相信，公司總部功能發揮的有效前提是形成製度，並且獲取權威來支配資源，以節約市場交易費用和組織管理成本。 招商局在總部建立了資金池，用比市場存款高一點的利息吸收下屬企業的資金，用比市場貸款低一點的利息把資金給下級企業。僅此一項，就收回三十多億人民幣資金。 下級公司需要資金由總部批準，沒有投資權，隻有經營權，而且資金預算、人事都是總部安排。 橫向整合過程中，招商局的核心逐步集中到交通(港口、航運、公路、物流等)、金融(銀行、證券、保險、基金)、地產(成片開發、房地產)三大板塊。 在資產整合過程中，招商局出讓、賣掉了一些企業，其中最令人矚目的就是平安保險，這也成為很多人批評他的原因。 2001年，招商局出售了平安保險將近15%的股份，換回的巨額資金已超過當時投資金額的10倍。對於秦曉來說，賣掉平安股份的原因一是失去了話語權，招商局無法將平安保險納入它的金融平台；二是集團在走出財務困境中急需資金。利用賣掉平安的資金，招商局先解決債務危機，並進入上海港，以26% 的股份成為其第二大股東，完善了港口體係，走出了蛇口。上海港2010年淨利潤54.17億元，還有大量的土地儲備。 招商局還不斷增持招商銀行，在招行上市配股之前，招商局購買成本不到一元，而且主導了招行發展方向。 這筆錢還用來增持招商證券、擴充油輪船隊，強化核心產業，所獲收益並不比持有平安保險差。 秦曉也曾想過增持平安保險實現大股東地位，但當時他沒有那麽多錢，而且作為一家有實業傳統的公司，現實條件並不允許他把所有資金用來構建純粹的金融控股集團。 在招商局出售平安保險股份前後，幾家國有股東也出售了股份，招商局的售價是最高的。幾個月後匯豐銀行用巨資購買了10%的股份，這成了很多人攻擊秦曉的理由——賤賣國有資產。 匯豐的進入並不是購買了既有股東的股份，而是相當於平安保險增發。另外在相關業務上匯豐也獲取了特殊地位和優先權，當時作為戰略投資者的匯豐還麵臨著另外一家國外金融機構的競購壓力。 從2001年任職到2010年卸任，秦曉作為董事長完成了“再造招商局”的計劃，10年間，招商局的總資產從496億增長到3243億，年利潤總額由12.91億增長到217億。而且就增長率而言，淨利潤高於淨資產，淨資產高於總資產，表明增長是以效率和盈利而不是以投入和規模驅動的。在國資委的央企評比中，招商局2010年母公司淨利潤第9，而且連續6年被評為A級企業。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秦對於國有企業的態度是：“國有企業是公有製計劃經濟的遺產，應有序地、公平地將資產分散到民眾手中。” 他成功地實現了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但他並不認為這有什麽了不起。 從商人到啟蒙呼喚者 我問秦曉，你希望別人怎麽記住你。他想了想說，什麽都不用，忘記最好。 這是否他內心的真實想法，外界無從得知，但顯然當後人回顧曆史時，肯定不會把秦曉單純當成一個企業家。 2007年，秦曉與何迪在香港成立了博源基金會。何迪是前瑞銀投資銀行副主席，前農業部長何康之子，也是秦曉的發小。博源基金會有著顯赫的成員名單：吳曉靈、高西慶、李劍閣、史美倫、列昂·布列坦(Leon Brittan)、易綱、王波明、金耀基、金觀濤、周其仁、許小年…… 一位接近秦曉的人士說：“博源並不是秦曉心力最集中所在，但這是他的平台。” 秦曉的計劃是利用博源的平台做中長期中國社會和經濟轉型研究。金融風暴之後，市場上各種噪音很多。他們想把代表市場的經濟學家集中起來，讓決策部門聽到真正代表市場的觀點。 市場上傳說匯豐要垮台。博源組織了專門研討會，並形成了專業意見反映給決策層——匯豐沒有問題，並不需要內地出手。 博源基金會和人行、銀監會、證監會、統計局等部門形成對話機製，這些部門的司局級幹部被定期召集在一起傾聽市場的聲音。 一種對秦曉和博源的批評聲音是：一些投行為博源提供了資金，這些資金提供方希望以自己的想法影響更高層。 秦曉對這種說法嗤之以鼻，他說：“我自己就拿出了上百萬，而且基金會出資方與基金會運作要切斷。中國每年吸引如此巨額的外資，為什麽我們就不能利用？香港的優勢是國際金融中心，集中了最優秀的金融人才，方法論和模型、數據都具備，應充分發揮這個優勢。” 除了這些經濟、金融話題外，秦曉開啟了一場中國現代性話題的討論，他開始呼籲一場新的啟蒙，呼喚社會認同普世價值，並重新審視中國模式論。 是什麽讓一個喜好高爾夫和圍棋的國企管理者(秦始終不認為自己是一個企業家，隻是職業管理者)去討論這些宏大而艱深的話題。 秦的一位朋友說，他少年時代的經曆注定了他關注的話題絕不局限在一家企業上。他十幾歲時就已經思考國家前途並介入其中，加上曾經的中南海經曆，都會讓他把目光投向更宏大的視野，這是一種接班人情懷的延續。 他有許多問題在思考——為什麽以黨代政，為什麽需要一個強勢政府，為什麽要素價格要管製，為什麽事務官、國企領導要政府任命，為什麽土地不能私有化，為什麽產權不能私有化，要想把這些問題說清楚，就一定會觸及政治體製和觀念(意識形態)。 秦曉用“現代性”作為理論突破口，他的很多朋友一開始並不讚同這個說法，但秦依然堅持，在他看來現代性的討論在中國語境之下具有普遍接受性。 當他把這些思考開始向外界宣布時，抨擊隨之而來。 甘陽被思想界認為是“新左派”，他和秦曉觀點並不相同，但這不妨礙他們成為朋友。在香港時，秦曉約他一起吃飯，電話剛掛，另外一個電話打進來，有人告訴甘陽：秦曉逃跑海外了。 甘陽分析了秦的理論，他認為把普世價值和中國模式對立起來沒有必要。普世價值是左中右所有人都必須要承認的，否則就是完全不承認現實。“普世價值在中國的一個麻煩是把所有特殊性都抽象掉了，似乎隻要按照普世價值來做就可以了。西方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因素也必須要考慮到。” 在甘陽看來：“西方在70年代開始討論現代性，意味著對現代化的批判。這個現代化也不是我們理解的簡單的經濟發達，而是對16、17世紀以來西方現代社會之路問題的反思，現代性意味著對簡單啟蒙的批判。哈貝馬斯觀點不同，他認為不是啟蒙的問題，而是啟蒙得還不夠。相較而言，秦曉會更傾向哈貝馬斯，尤其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 複旦大學教授韋森與秦曉相交多年，當年在澳大利亞時，秦曉總是和他爭論國企的作用。韋森早年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堅定支持者，留學後鑽研了哈耶克、諾斯，發現一個良序社會需要的條件。 韋森說：“80年代《河殤》提出的問題更多是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轉型的關係。現在的問題是市場經濟來了，卻沒有配套的法治和政治製度。市場經濟必須要法律保護，個人權利需要保證。個人權利覺醒，政府權力劃定，這必須要讓年輕人明白。” 秦曉的一位身份顯赫的朋友對他的評價是“當代盛宣懷”，盛是招商局最早創辦者之一，洋務運動重要人物，一位毀譽參半的紅頂商人。 王軍依然和秦曉保持著良好的私人關係，他的評價是：“秦曉的優點就在於有話直說。” 甘陽說：“每個人都想影響決策，學者寫文章難道就不是麽？利用個人資源和人脈做事有什麽錯？秦曉是一個很有公共關懷的人，我不相信他為了錢而如何。博源不是高層授意，也不是西方陰謀的產物。秦曉有很強的獨立性，是不會輕易被影響的。” 秦的企業家生涯一直很低調，作為下屬的馬蔚華、麥伯良都比他風頭更健，他的角色更像一個幕後掌門人。職業生涯末期，他開始了前所未有的高調。 他的發言被認為是火力十足，然而在他看來他隻是說出了一些常識。他還有很多朋友身居高位，這讓他發言時始終有所忌憚，而且他並不想做革命者，溫和的改良派是他對自己的期許。 這或許是精英階層的社會責任的一種體現，秦曉托人帶話給一位知名的媒體朋友：“現在國外對你的評價很高。中國現在問題很多，體製外的不同政見者，流亡海外的，不稀缺。稀缺的就是在體製內做一些推動改良的人，能守在體製內，你就會對社會產生更大的、更有益的影響。” 講這段話時，64歲的秦曉不由自主地把腰挺直了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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