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任何一個曆史事件，作為當時的新聞和作為過往的曆史，其涵義是很不一樣的。而對這樣的事件作政治的觀察和文化的審視，其方式也是很不相同的。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一案過去十五年之際，假如依然還在弄清真相和追究責任，還停留於抗議和控訴，那麽不僅悲劇當事者的代價白付，這場悲劇的幸存者也全都白活了。在悲劇發生的當口，平心靜氣的審視顯然是不可能的。但當悲劇成為仿佛發生在戲劇舞台上的往事之後，沒有平心靜氣的審視，乃是奇怪的。此文作為一個探討，有拋磚引玉之意。但無論就當事人還是就旁觀者的角度而言，這都並不表示什麽開始，而是意味著某種了結。
鄧小平的悲劇：十年和一天的比重
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曆史，是以二個人的名字，即毛澤東和鄧小平，為標記的。雖然這二個人屬於同一個政黨的領袖，但他們所象征的曆史內涵，卻很不一樣；其領導的政黨所扮演的曆史角色，也大相庭徑。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雖然已經執政，骨子裏卻依然停留在革命黨階段（評注：嚴格地講，是停留在農民起義建立的封建王朝階段）。該黨真正變成執政黨，是從鄧小平時代開始的。毛澤東終其一生都是個革命家，而鄧小平最後存留於青史的，卻是改革家形象。毛澤東時代是革命時代，鄧小平時代是改革時代。同樣二個共產黨人，背後的曆史承接很不相同。在毛澤東身後站著的是孫中山、洪秀全，而沿著鄧小平形象上溯，卻是曾國藩、李鴻章那樣的曆史人物。
明白了鄧小平的曆史定位，就可以知道他給中國帶來的變化，與其說是開創性的，不如說是回歸性的。自一八四零年以後的中國晚近曆史，基本上沿著兩條軌跡演變；一條是革命，一條是改革。從洪秀全到孫中山再到毛澤東，是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而從曾國藩、李鴻章到鄧小平，則是曆史上兩次改革的先後承繼。
曆史從來不以個人的意誌為轉移，即便其人是個劃時代的曆史人物。早年崇拜曾國藩的毛澤東，最後走上了一條與曾國藩功業完全相反的革命道路。而追隨毛澤東鬧革命的鄧小平，最後卻成了曾國藩式的改革家。在如此變化無常的曆史麵前，無論持什麽樣的史學立場，都不能訴諸簡單的是非劃分，不能以善惡判斷求個痛快。
曆史也不是在某種固定的觀念中造就的，而是在微妙的變化中形成的。假如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之後撒手人寰，那麽以後的中國曆史就會全然不同。倘若鄧小平像劉少奇一樣，在文革中被徹底清除，那麽中國的改革如何起步，會是個很大的疑問。無論從正麵的意義，還是從負麵的意義上說，鄧小平的建功立業機會，都得益於毛澤東。是毛澤東提拔了鄧小平，也是毛澤東在文革當中手下留情，暗中留用，沒有讓鄧小平成為劉少奇的陪葬。又是毛澤東留下的曆史教訓，使鄧小平在毛澤東過世之後，義無反顧地力主改革，至死不渝地堅持改革。
從毛澤東的繼續革命，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這樣的轉折不僅是鄧小平本人的切身體味促成的，也是無數中國民眾所付出的巨大代價換來的。完成這麽一個轉變，對鄧小平來說不容易，對全體中國民眾來說，也很不容易。因為在毛澤東的成功背後，蟄伏著幾千年的曆史傳統。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從秦皇漢武，到唐宗宋祖。當然，還有從劉邦到朱元璋，還有從洪秀全到孫中山。中國的曆史，就是這麽延襲下來的。鄧小平的改革，麵對的與其說是毛澤東的革命，不如說是幾千年的專製傳統，其中包括以革命的名義做成的專製。
這個專製傳統的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世襲製。從毛澤東晚年起用妻子，起用侄子，起用自己身邊的女人等等，可以想見，假如他的長子不在朝鮮戰場上殉難，那麽成為接班人的可能是很大的。幾千年來，沒有一個開國君主不把江山傳給兒子。就是跟毛澤東同時代的其他政治領袖，也都如此效法。比如，台灣的蔣介石，北韓的金日成，就連新加坡的李光耀也不例外。毛澤東，蔣介石，金日成和李光耀，彼此之間的政治傾向可謂風馬牛不相及，可是他們做出的繼位選擇，卻如出一轍。專製文化不僅是沿襲的，還具有很大的覆蓋性。
鄧小平結束了這樣的承傳。他讓自己的孩子們去經商，以此斷絕了讓他們繼位的可能。1989年，當人們以非常激烈的言詞指責鄧家孩子如何賺錢的時候，很少有人留意到，鄧家孩子的經商意味著世襲製的結束。那年，人們在指責鄧家孩子的同時，熱烈地讚揚毛澤東把兒子送到朝鮮戰場。那樣的讚揚聲中，潛伏著一種傳統的集體無意識。試問，假如毛澤東的兒子沒有殉難，假如毛澤東把身後的最高權力交給了自己的兒子，中國民眾會像反對鄧家孩子經商那樣激烈反對麽？他們很可能山呼萬歲。
但是從另一方麵來看，這樣的疑問也意味著一種文化上的差異。因為皇權是沒有公平和平等而言的，但商業文明卻由於等價交換的原則，與公平和平等緊緊相連。鄧小平廢除世襲製的時候，他看到的僅僅是以往的曆史傳統被結束了。他沒有意識到，他同時也把自己連同自己的孩子，送進了另一種文明體係裏。在那樣的文明體係裏，人們要求的不僅是沒有世襲製，還要求機會均等，要求買賣公平，要求人與人之間平等。假如鄧小平真正置身商業文明之中，那麽就不會對平等的訴求感到不適。但問題在於，他是在一種傳統之中結束因襲的傳統。因此，對於過去，他頗有理由為自己感到驕傲；可是一麵對未來，他馬上變得茫然，變得焦燥不安。
鄧小平所獻身的那場革命，本來是從民主的訴求起步的。然而，誰也不曾料想，革命的結果，卻是把權力推回到了傳統的皇權結構裏。這樣的複辟，到了文化大革命年代，鮮明到了人人皆知的地步。這在鄧小平更是體會深切。因此，鄧小平一旦權力在手，就有意識地努力把權力從皇權結構中解放出來。他的方式是，廢除家長製，實行集體領導。他的這個努力，與廢除世襲製一樣，既是對傳統的揚棄，又將這種揚棄訴諸了極其傳統的方式。這是一個悖論，以家長製的權力方式結束家長製的權力傳統。
以這樣的悖論方式行事，在鄧小平無疑是出於無奈，並且是一種空前的冒險。與這樣的冒險相比，孫中山組織的所有暴動，都不過像是一場場兒戲。政治改革所承擔的風險，遠比暴動意味深長，也遠比暴動驚心動魄。鄧小平是知道自己身處險境的。要不然，他不會那麽小心翼翼，不會不斷地以堅持基本原則一類的方式，平衡各種關係和各種勢力。假如以從二維到三維作奇妙演變的愛舍爾繪畫作比方，鄧小平就像是在二維和三維之間掙紮著的那條龍。
鄧小平的悲劇，在於這個悖論的難以解脫。鄧小平悲劇的秘密，也在於這個悖論的無可擺脫。無論作為一個政治家，還是作為一個改革家，鄧小平都是出類拔萃的。但鄧小平以悖論的方式解決曆史的傳統，結局隻能是悲劇。以家長製的方式結束家長製，其內涵當然是，以專製的權力結束專製。這在孫中山、蔣介石，叫做從軍政到訓政最後到憲政。這在毛澤東，叫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他們誰也沒有成功。相比之下，鄧小平還至少做到了退休。
對於專製的權力傳統來說，鄧小平的斷然退休，其實比強調集體領導更具解構力。因為專製的權力，在曆史上隻有被迫退位，從來沒有主動退休，從來不會主動退休。雖然鄧小平的退休，以巨大的代價為前提。但由於鄧小平的以身作則，中國執政黨最高權力的退休，從此成為一種製度。退休製度，比集體領導更為有效地使專製的冰山開始融解。西方的民主政治像個遊樂場，而中國式的專製政治卻像一台絞肉機，任何進入者，都不得退出，直到絞死為止。從絞肉機到遊樂場的變換，無疑是個艱巨的過程，退休製度雖然隻是跨出了第一步，卻是非常關鍵的一步。因為這意味著，可以從政治遊戲中退出，而不必非被絞死不可。
不管鄧小平的改革存有多少不足，不管鄧小平本人應該承擔多少責任，必須承認，鄧小平為解構專製傳統做出了他所能夠做到的最大努力。當然，假如以蘇聯東歐的變化作參照，人們也許會說，鄧小平做得很有限。但問題是，鄧小平所置身的文化空間，與蘇東截然不同。倘若硬要作橫向比較，也許台灣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在文化背景上更為相近。
就鄧小平個人的困擾而言，毛澤東、尤其是毛澤東的話語，乃是他終其一生都難以擺脫的巨大陰影。鄧小平的注重安邦治國和毛澤東的繼續革命之間的分歧，早在五十年代就開始了。雖然當時在強調安邦治國和繼續革命之間，直接跟毛澤東發生衝突的是彭德懷、張聞天，後來是劉少奇。鄧小平通常以躲避和回避的方式，堅持自己的主張；但最後承擔了以安邦治國否定繼續革命的，還是鄧小平。
然而，與他的所有同僚一樣，鄧小平長期被毛澤東的話語所籠罩。毛澤東的話語，是毛澤東之所以成為毛澤東的秘密所在。要說玩弄權術，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上，不知出過多少高手大家。唯有在話語上的本事，為毛澤東所獨擁。當年，鄧小平借用“實踐檢驗真理唯一標準”討論突破了毛澤東話語設下的重圍，但並沒有徹底解構毛式話語。鄧小平的所謂不爭論，不討論，既是不想被毛語所囿，也是因為自己沒有一套強大的話語，與毛澤東相抗衡。在話語上的乏力，是鄧小平的一個致命傷。
與毛澤東的能言善辨相比，鄧小平敏於行卻訥於言，說出來的話如同石頭一樣，既實在又生硬。毛澤東的革命，有著一整套革命的話語。鄧小平的改革，卻隻能摸著石頭過河，始終說不出一套完整的改革話語。而且無獨有偶，當年主持中興的曾國藩，也同樣的不善言辭，也同樣的沒給後人留下一整套改革話語。這樣的遺憾所造成的一個曆史後果，便是在中國大陸，仿佛隻有革命或者造反是理直氣壯的，而改革開放和安邦治國，卻隻能是不聲不響的。
自1979年重新返回中國政治舞台之後，到1989年遭遇“六四”學潮，鄧小平的改革就像曾國藩的事功一樣，始終是無言的。如此隻做不說，固然頗有操作性；但一旦麵對必須言說的時刻，鄧小平卻一開口就情緒衝動得像個病人一樣。鄧小平的隻做不說，有時是十分有效的。比如他剛剛開始啟動改革開放的時候，訪問美國和向越南開戰，都以隻做不說的方式，把自己的政治主張悄悄地討諸實施。包括後來的農村改革，也以隻做不說的方式，成效著著。然而，十年之後，鄧小平突然碰到了必須說話的一天，這個不善言辭的政治家，結果卻用槍而不是用嘴，說出了他的原則和立場。
有沒有話語能力，有時是不重要的。比如，曾國藩向太平軍宣戰時寫的那篇《討粵匪檄文》，枯燥生硬，但這並不妨礙他日後成功地平定了太平天國。然而，有時話語能力的有無，卻是至關重要的。且不說當年駱賓王寫的那篇討伐武則天的檄文，是如何把一場並無多大意義的戰爭說得理直氣壯。假設沒有一整套生動活潑，讓中國民眾喜聞樂見的話語，毛澤東的革命能否成功，很有疑問。當年鬧革命的共產黨，假如沒有毛澤東的話語，不會那麽充滿活力，不會最後取得成功。
毛澤東之長，乃是鄧小平之短。鄧小平既沒有毛澤東那樣的話語能力，也沒有周恩來那種說服他人的能力。當年周恩來麵對洶湧的紅衛兵，有本事說服他們散開。而鄧小平麵對成群結隊的學生，卻不知道說些什麽。更為嚴重的是，學生運動觸動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嚴重傷害的神經，勾起了他對紅衛兵的回憶，從而變得難以平靜，無以自控。鄧小平對學生運動的敵意，與其說是政治立場所致，不如說是心理創傷的緣故。因為並不是所有具有鄧小平那樣的政治立場的共產黨人，都對“六四”學潮抱有敵意。理解和同情可能占有相當大的比例。須知，共產黨當年鬧革命，乃是從“五四”開始的；“五四”本身，就是學潮。
麵對學潮和安邦治國，頗有不同。平息學潮是不可能摸著石子過河的，除了話語能力，還得有文化頭腦。兩軍交戰，不需要文化，能打仗就行。然而，麵對手無寸鐵卻又群情激憤的學生，讓槍杆子說話，非但喪失了理智，顯得沒有文化，而且還表明了自身的虛弱。對於鄧小平來說，“六四”這一天的份量，不下於他十年的努力。假設這一天能夠成功度過，他的十年努力會獲得加倍的效應。可是，想要在這一天獲得成功，必須以不開槍為前提。因為一開槍就意味著失敗。
鄧小平所置身的那個無形的悖論，在這一天裏被具體化了。學潮必須製止，但製止又不能開槍。學潮在本質上是一種批判性的話語。批判的武器，不能以武器的批判來解決。行事一向果斷，決斷一向大膽的鄧小平，那天不敢走到廣場上，憑著三寸不爛之舌，勸退學潮。非常的事件，總是需要非常的能力。許多年以後，電視連續劇《天下糧倉》裏有個場麵，似乎是有關1989年的充滿善意的一個假設。假設麵對洶湧澎湃的群眾，一個政治領袖如何憑借演說，說退一場風潮，避免了巨大慘案的發生。
在鄧小平的同輩領袖當中，這可能是周恩來能夠做到的奇跡。在那樣的關鍵時刻，也確實非常需要周恩來式的政治領袖。就算沒有周恩來那樣的能力，哪怕有點周恩來那樣的責任心也行。鄧小平沒有那樣的能力，卻以另一種方式承擔了責任。這一天過去之後，鄧小平以慰問軍隊的方式，公開表明了自己的擔當。這又是鄧小平很不周恩來的地方。
曾經有人回憶，周恩來在東南亞一個國家參觀一個工廠、接到廠方贈送的禮物時，首先注意到的不是禮物，而製造產品的童工。於是，他沒有向廠方道謝，而是把禮物送給童工，向童工表示自己的謝意。無論在什麽樣的場合，周恩來總是能夠看到真正應該慰問的人。
“六四”學潮被平息後，鄧小平的眼睛裏隻有開槍的軍隊，根本而看不到無辜的民眾。假如說，學潮觸動了鄧小平的心理創傷隻是一個猜測，那麽鄧小平的慰問軍隊則證實了這個猜測。商周之交的周武王打進朝歌之後，首先想到慰問的，非但不是自己的軍隊，而且還是敵方的大臣。一場風潮過後，最要緊的是如何向民眾作個交代。就算不去慰問無辜的死難家屬，也得給民眾一個說法，表明自己實在是迫不得已。有無話語能力是天生的，無法強求；但願意不願意體恤民眾，卻關係到慈悲心的有無，也關係到開槍的動機所在。“六四”這一天，鄧小平向曆史交了一個血案。“六四”之後，鄧小平又向民眾交了白卷。且不說十年改革所樹立的形象，被如何毀於一旦；更為悲劇的是，由於沒有慰問民眾而留下的陰影，又成為以後的繼承者們一個十分沉重的曆史負擔。
鄧小平的這一天，後人是無法辯護的。不管鄧小平給中國曆史帶來了如何巨大的變化，這一天的陰影將始終伴隨著他。那條龍最終沒能從二維平麵掙紮到三維空間裏。那條龍被釘死在了從二維平麵到三維空間的演化道路上。時間由此停格。鄧小平以後的政治體製，將長期停留在他所開拓的格局裏。相對幾千年的曆史傳統，中國政治改革取得的唯一進展，不過退休而已。那一天，是短暫的，卻比十年的時間更為沉重，也更為長久。即使將來的人們忘記了那十年，也不會忘記那一天。
胡耀邦的天真所誤
平心而論，鄧小平並非“六四”這一天的唯一製造者。鄧氏改革碰到如此一個劫難，也不完全就是鄧小平之過。假如胡耀邦不那麽天真，假如趙紫陽又不過於聰明，那麽鄧氏改革也許不會陷入兩難的困境。改革的設計再出色，也得有嫻熟的政治操作來執行。戊戌變法的時候，李鴻章在政治上並非不讚同變法，但他看出康有為等人在政治上的眼高手低，誌大才疏，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隻好沒事人一般地抽身走開了。因為李鴻章明白，且不說光緒的能力如何，就算光緒具有康熙那樣的本事，也會斷送在康有為式的烏托邦狂熱裏。
不善言辭的鄧小平，對於他所從事的改革，確實有一套切實可行的想法。其切實可行之處在於，該冒險的時候就冒險，該穩重的時候就穩重。政治在這樣的曆史時期，真的成了一門藝術。就政治是一門藝術而言，胡耀邦不是一個出色的政治藝術家。他的天真，將政治改革弄巧成拙。
天真之於藝術家是必備的，但天真之於政治家，卻是一個致命傷。當鄧小平在私底下將設計好的退休計劃透露給胡耀邦時，天真的胡耀邦竟然絲毫沒有掂出其份量。鄧小平告訴胡耀邦說：“我全下，辭去軍委主席，你半下，接我的軍委職務，紫陽也半下，去當國家主席，總書記和總理都讓年輕人去做。”（引自《國史通鑒》第四卷187頁）胡耀邦把這麽重大的一個政治步驟，當作了如同上班告假那樣的家常小事，隨隨便便地捅了出去。心直口快，跟人相處是討人喜愛的，但從政卻會誤事。當了總書記的胡耀邦，其心態依然停留於當年兒童團時的紅小鬼。如此赤子之心，對於充滿風險的政治改革來說，簡直就是一場災難。
鄧小平改革的一個重要特色在於，隻做不說。鄧小平把一個絕對不能言說更不可談論的秘密，告訴了胡耀邦。胡耀邦隻消老練一些，就應該明白此事一旦說出去，就有可能做不成。當然了，假如按照西方社會的政治遊戲規則，胡耀邦如此率真，並沒什麽過錯。假如參照蘇聯東歐後來發生的巨變，鄧小平的決定退休，又好像算不上是政治改革的大手筆。但鄧小平麵對的是中國的曆史，而胡耀邦所置身的也是中國的政治環境。無論是相對於幾千年的專製傳統，還是從以後的曆史進展來看，鄧小平跨出這一步，都是一種極限意義上的努力。
絕不退休，這不僅是幾千年的曆史傳統，也是毛澤東的革命遺產。革命者的使命就是革命到底，沒有半途而廢的道理。這是一種不成文的權力原則，也是一種毋須贅言的革命品質。假如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鄧小平可能也悟不出退休對於廢除終生製和家長製具有多麽至關重要的意義。作為一個長於務實的政治家，鄧小平在中國式的政治改革進程上的把握，是相當到位的，分寸拿捏得相當準確。對於商業文明是個什麽樣的文化空間，鄧小平也許是陌生的；但對於如何從專製傳統的曆史陰影裏走出來，鄧小平卻十分清楚。鄧小平的短處在於，他沒有毛澤東那樣的話語能力，把他想做的事情頭頭是道地講說出來。鄧小平的話語能力甚至還不如能夠寫出一本《新思維》的戈爾巴喬夫。既然無法以言語服眾，剩下的選擇隻能是作而不述。
事實上，能夠做到一步一步的退休，對於專製的傳統已經是很大的動搖了。既然最高權力可以退休，那麽任何權力都是可以退休的。一個執政黨的所有權力階層都可以退休，那麽整個黨就會在獨裁的陰影底下逐步擺脫出來。由此，民主的政治協商製度，將在執政黨的最高權力機構內成為可能。這是鄧小平能夠做到的政治改革，也是他能夠作出的最大努力。
胡耀邦沒有掂出這一步的份量，也不知道這一步雖小猶大。表麵上看，小得看上去似乎很不起眼，不過退休罷了；實質上卻大得前途無限，並且進退自如。進，可以在執政黨內實現民主；退，足以表明自己並沒有背叛所隸屬的革命政黨。或者說，進，可以完成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退，又保持了該黨的繼續執政。鄧小平以此恰如其分地完成了他的曆史使命。過多的要求，不僅不可能急於求成，而且還可能因此欲速而不達。
鄧小平說不出多少道理，但他心中明白，無論是中國人的生活方式，還是思維習慣、文化心理，都沒有達到商業文明和相應的民主政治所必備的程度。古代中國的專製帝王，由於沒有民主社會的參照，不知道自己是專製者。可是，現代中國的專製者，卻全都是從反對專製開始，從要求民主開始，最後演變成了新一輪的專製者。就此而言，鄧小平的不願跟人談論民主，自有他一番道理。君不見，當年反對鄧小平專製的所謂民主鬥士，如何早已專製得不成樣子；就連說話的語氣和眼神，都充滿了專製的霸氣。
正是由於專製傳統的根深蒂固，當鄧小平把他的退休計劃告訴胡耀邦時，同時也意味著給了他一張政治改革的時間表。按照這張時間表，政治改革的步驟不是激進的，而是漸進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潛移默化的；不是急風暴雨的，而是和風細雨的。顯然，這張時間表不太符合胡耀邦的個性，但符合中國政治的環境，符合中國曆史的進程。政治改革不以政治家的個性為轉移，而是以具體實施的可行性為準則。要論個性，鄧小平比胡耀邦不知強多少。但與胡耀邦不同的是，鄧小平懂得什麽叫做政治，什麽叫做改革。胡耀邦卻不懂政治，因此對於什麽叫做政治改革，也就不甚了了。
從曆史的責任上說，胡耀邦的失言，是不可原諒的，不管其中包含著如何難能可貴的赤子之心。假如把中國的專製傳統比作一隻猛虎，那麽鄧小平的做法是悄悄地從這隻猛虎身邊退出去。但由於胡耀邦的大叫大嚷，結果卻把此虎給驚醒了。此虎一醒，首先咬死的就是把它叫醒的人。
中國的專製傳統，絕不僅僅限於政治體製，更是一種深入骨髓的專製病菌。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是專製的帶菌者。專製的猛虎，蟄伏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內心深處，尤其是蟄伏在鄧小平這樣的領袖人物的內心深處。此虎隨時隨地都可能醒過來，咬死每一個想要終結專製的改革者。一百多年的中國晚近曆史表明，反對專製的人們，一旦成功，會比他們所反對的專製者更加專製。專製和民主，在西方是可以通過討論弄明白的，但在中國卻會越說越離譜。唯有把事情做成了，專製和民主才有了不可更改的區別。就像在鄧小平實現了退休製以後，最高權力者不想退休也不可能了。胡耀邦在事情沒有做成之前，先把秘密透露了出去，不說是出賣，起碼也是嚴重的失責。後來的人們一遍又一遍地懷念胡耀邦的美德，卻不知這個天真的總書記犯有多麽嚴重的失誤。為人和為政，有時是相背離的。胡耀邦的為人是值得稱道的，但他的為政卻實在令人無法恭維。
胡耀邦這樣的失誤，要是犯在毛澤東的手裏，結局唯有一擼到底。從彭德懷到劉少奇再到林彪，沒有一個是例外的。但吸取了毛澤東時代教訓的鄧小平，畢竟不是毛澤東。鄧小平解除了胡耀邦的最高權力，卻依然保留著他的政治地位。比起毛澤東的毫不留情，鄧小平無疑是溫情脈脈的。隻是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民眾，包括共產黨人，有了毛澤東時代所沒有的不以為然。在毛澤東時代，任何一次打倒，大家全都跟著舉手讚同，全都跟著喊口號。可是鄧小平對胡耀邦的處分，卻造就了胡耀邦不無蒙冤的英雄形象，而把自己置於了很不光彩的角色裏。從一方麵說，民眾好像覺悟了；但從另一方麵說，民眾卻依然是愚昧的。在對弱者和失敗者的一片同情聲裏，沒有一個人想到鄧小平的苦衷；沒有一個人發現，鄧小平可能比胡耀邦更加有苦說不出。人們普遍沉浸在道德主義的快感裏，沒有人為曆史即將會遭到的重大挫折而憂心忡忡。這樣的同情，對於胡耀邦來說，非但沒有使他感到絲毫輕鬆，反而因此顯得更加委屈。天真的胡耀邦此刻被盲目所包圍，致使他既看不清自己，也不理解鄧小平。
自此以後，一股莫名的情緒在中國大地上彌漫開來。這股情緒不知不覺地把鄧小平朝晚年毛澤東的形象上推去，又順理成章地把胡耀邦打造成了一個反專製的英雄。於是，又一個悖論漸漸地浮現出來，政治改革的要求，堵死了政治改革的可能。這個悖論反過來說則是，政治改革的可能，與政治改革的要求成反比。要求越強烈，改革越不可能。改革的可能存在於要求的不太強烈之中，甚至可以說，改革的最大可能性，在於沒有要求的改革中。鄧小平代表著改革的可能性，胡耀邦則象征著改革的要求。鄧小平和胡耀邦的衝突，實質上是可能和要求的衝突。假如選擇要求，就沒有可能；要想可能，就不能有要求。
中國政治改革的這種特色，不僅讓西方人永遠弄不明白，就是中國人自己也至今沒有弄清楚。也許鄧小平是清楚的，但他卻說不出來。因為鄧小平的改革是無言的，一旦說出來，就什麽也做不成了。中國的政治，就是這樣一個悖論。這個悖論所基於的，是謎一樣的文化。
這場風波過後，輪到聰明的趙紫陽登場。
趙紫陽的聰明所錯
與胡耀邦誤在太天真不同，趙紫陽是錯在太聰明。聰明本身是無可指責的，況且趙紫陽在政治上的活力，也是因為他的聰明所造就的。作為改革開放的三位共事者，主持人鄧小平介於傳統文化和商業文明之間，胡耀邦是由於複活了“五四”精神而青春煥發，而趙紫陽的過人之處是能夠在文化心理上提前進入商業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說，趙紫陽的聰明使他在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上領先於鄧小平和胡耀邦。正是這樣的領先，使他對天真的胡耀邦有些不以為然，也產生了與鄧小平分庭抗禮的衝動。
趙紫陽和鄧小平的衝突，是兩種曆史合理性的碰撞。把中國曆史從專製傳統裏解放出來，進入商業文明社會，此乃大勢所趨。與鄧小平代表著曆史的可能性相比，趙紫陽代表了曆史的趨勢。趙紫陽很聰明地走到了鄧小平前麵，也走到了胡耀邦的前麵。雖然胡耀邦本著早期共產黨的“五四”激情，充滿青春活力，頗有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之明亮，但對於商業文明的思維和觀念，卻不無茫然。相比之下，趙紫陽領略到了胡耀邦不曾意識到的商業文明，在高爾夫球場充滿自信地一杆杆擊向未來。
平心而論，以趙紫陽的聰明，在一個商業文明世界裏，他完全可能成為一個成功的政治家。但他的悲劇在於，他所置身的卻是一個中國式的傳統文化空間。在這樣的空間裏，不僅天真會成為災難，聰明也會被聰明所誤。按照現代商業文明觀念，像胡耀邦這麽天真的人倒台，就好比不會做生意的人做砸了一筆生意，是沒什麽可同情的。胡耀邦下台的時候，趙紫陽的反應就是這麽現代的。趙紫陽的下意識裏可能還會認為，像胡耀邦這麽孩子氣十足的人，早該讓賢了。因此，趙紫陽非但沒有向胡耀邦施以援手，而且還十分平靜地、仿佛早就預料到了似地從胡耀邦手中接過了總書記的大權。
趙紫陽顯然不太知道，商業文明的聰明再現代，也及不上中國式的政治智慧。按照中國式的政治遊戲規則，趙紫陽和胡耀邦作為鄧小平的左右手，無論誰遇難，都是唇亡齒寒。趙紫陽和胡耀邦二者，不管彼此間有什麽成見，不管彼此間產生過什麽矛盾，必須以同進共退、作為各自保護也是互相保護的前提。當鄧小平準備廢黜胡耀邦的時候，隻有一個人可以阻止，那就是趙紫陽。但這樣的阻止需要的不是勇氣，而是質樸，或者說愚鈍。因為任何一個聰明人都不會做這種傻事，尤其是一個商業社會的聰明人。
趙紫陽在很聰明地接過胡耀邦手中的權力時，同時也向鄧小平間接地表達了，他趙紫陽是不會按照鄧小平安排的計劃主動退休的。此刻的趙紫陽，正值雄心勃勃之際。觀念上的領先，使他產生了許多憧憬。尤其是他周圍的幕僚，以新權威主義作口號的造勢，正在使他蒸蒸日上。電視片《河殤》轟轟烈烈的播出，更是火上澆油。一代新主，呼之欲出。作一個不恰當的比方，一麵是胡耀邦仿佛林黛玉一般被冷落到一邊，隻能悲悲切切地燒燒詩稿；一麵卻是趙紫陽好比薛寶釵似的，正準備歡天喜地的入洞房。趙紫陽一點都沒有覺察到，鄧小平想要避開的那隻蟄伏在鄧小平內心深處的猛虎，正在慢慢醒過來。
如果說，胡耀邦的天真不過是讓鄧小平恨鐵不成鋼，那麽趙紫陽的如日中天，卻讓鄧小平感覺像被蟄了一下似的非常不自在。就算沒有後來的“六四”學潮，趙紫陽早晚也會成為鄧小平自斷臂膊的下一個目標。就算鄧小平並不嫉妒趙紫陽的日漸坐大，也會為趙紫陽不想按照他鄧小平暗中定下的計劃退休而不無惱意（注釋：鄧實是退而不休）。正如趙紫陽認為自己的觀念是最領先的，鄧小平認定自己的安排是最可行的。在最領先的和最可行的之間，誰勝誰負，
按照商業文明的思維方式可能是難以判斷的，但在中國政治的遊戲規則裏，卻是一目了然的。
倘若說趙紫陽絲毫沒有感覺到自己可能會遭到不測，那也並不盡然。要不，就無法解釋趙紫陽在學潮麵前的一避再避。趙紫陽期待著水到渠成，但絕不主動出擊。趙紫陽的第一避，就是借訪問朝鮮的機會，揚長而去。假如僅從官場較量而言，趙紫陽此舉無疑是聰明的，把難題留給他人，然後自己回來從從容容地收拾殘局。但問題在於，趙紫陽麵對的不隻是一場官場上的權力鬥爭，而是一個嚴峻的曆史時刻。此時此刻，不要說訪問朝鮮這麽一個無足輕重的國家，即便是訪問美國那樣的超級大國，趙紫陽也不能扔下如火如荼地已經燃遍全中國的學潮不管。
趙紫陽雖然沒有借學潮向鄧小平發難，但他的甩手而去，卻間接地給了鄧小平一記悶拳。因為事情非常簡單，必須要有人負責。趙紫陽不負責，那麽隻好請鄧小平開口。鄧小平一開口，就從嘴裏跳出了那隻醒過來了的專製猛虎。你們要鬧事，好吧，我有三百萬軍隊。學潮於是被定性為動亂。
鄧小平的惱怒，明裏是針對勾起他文革回憶的學生運動，暗裏是給趙紫陽甩手而去的一個回應。隻是對學生運動的不滿是可以明說的，而對趙紫陽的不快卻是隻能暗示的。趙紫陽當然不會不知道鄧小平為何給學生運動作如此定性，他的回擊是一下太極推手，似乎漫不經心地向戈爾巴喬夫透露，鄧小平才是真正的當家人。趙紫陽由此再一次以商業文明的思維方式，作了一次中國官場上的運作：你不是開口了麽，那麽就請你負責了。自此，一直身處後台的鄧小平，被一下子推到了最前麵，並且作為學生運動最直接的對立麵，就像當年作為走資派麵對紅衛兵一樣。
本來是應該由趙紫陽挺身而出，以自己的威信去平息學潮。這樣既保護了素來不喜學生運動的鄧小平，又消除了學生運動在激情之下的鋒芒所向。因為要想保護學生，首先應該保護鄧小平，不讓他成為學生運動的對立麵。這就像當年的紅衛兵想要揪鬥陳毅時，周恩來死死地擋在前麵。因為周恩來知道，他保護的不啻是一個陳毅。同樣道理，趙紫陽假如能夠保護鄧小平，那麽他所保護的也遠遠不啻是一個鄧小平，而是全體學生，而是所有卷入學潮的中國民眾，而是由鄧小平和他趙紫陽以及胡耀邦共同努力開創的改革開放大局。
但趙紫陽沒有這樣做。趙紫陽沒有這麽做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不肯退休，尤其是不肯按照鄧小平的計劃退休。從趙紫陽的一係列作為，包括他給鄧小平寫的那封對胡耀邦不無微詞的長信來看，他希望天真的胡耀邦退休，甚至希望在他看來已經顯得保守的鄧小平退休，然後由他獨掌大權。麵對學生運動時，聰明的趙紫陽又聰明地以為，這可能是他借助學潮逼退鄧小平的一個機會。他不知道他把學潮作為一個難題推給鄧小平時，也給學生出了一個大難題。素有心理創傷的鄧小平不可能以理性的方式，和平地解決學潮這個難題。而學生也沒有能力解決鄧小平這個難題。既能夠解決鄧小平這個難題，又能夠解決學潮這個難題的，隻有趙紫陽。趙紫陽應該知道個中三昧。但他自作聰明地從中抽身，聽憑那二個難題彼此激烈衝撞。
“六四”過後，人們很不理解鄧家子女何以對趙紫陽恨得咬牙切齒，因為誰也不知道此中的奧妙，不明白其間的利害關係。這是按照學術觀念和道德標準永遠也弄不明白的。人們隻知道把趙紫陽奉為英雄，把鄧小平釘上恥辱柱。也許隻有鄧家的子女，才會深切地體味到，其父親在下令開槍的同時，也殺死了自己。就鄧小平和學生運動而言，“六四”沒有贏家，雙方兩敗俱傷。
這個兩敗俱傷的結局，趙紫陽有著不可推諉的責任。胡耀邦下台時，趙紫陽沒有以跟胡耀邦共進退來努力保住胡耀邦，已經很不明智了。此刻，在學潮麵前，趙紫陽以更不明智的方式，將學潮和鄧小平同時置於死地。因為麵對1989年的學潮，趙紫陽比鄧小平更合適也更可能成為學潮麵前的周恩來。不論周恩來的曆史功過如何，1989年的春夏之交，是中國曆史上最最需要周恩來的時刻。而且，最合適扮演這一曆史角色的，就是趙紫陽。要讓學生退回學校，要讓鄧小平收回那隻跳出口的猛虎，唯有擋住學生，勸退學生。而要勸退學生，又必須讓學生消除對鄧小平的敵意。事實上，在學生和鄧小平之間，並沒有真正的敵對關係。學生對學校裏種不合理的規章製度的痛恨、對學校裏每天每時每刻都在發生的大大小小的欺負學生事件的積怨，遠遠超過對鄧小平的不滿。但是，憤怒就像愛情一樣，總是盲目的，非理性的，如同滔滔洪水，可以被引向任何一個地方。就此而言，趙紫陽的一避再避，等於是一推再推，把鄧小平毫無遮擋地推到了學潮麵前。
從官場運作的角度來說，趙紫陽太聰明了。避得不動聲色，推得不動聲色。即便在最後聰明反被聰明誤之際，趙紫陽依然十分聰明地跑到廣場上去，向學生告老還鄉。悲壯的告別，非但沒有勸退學生，反而激怒了學生，使學生再也不可能離開廣場。當善良的中國民眾此後一遍又一遍地讚頌趙紫陽的時候，他們很少有人想過，趙紫陽的向學生道別，等於是把學生推到了鄧小平的槍口上。同時，趙紫陽也以背對鄧小平的方式在向鄧小平示威：想要開槍，那就開吧。反正子彈打不到老趙身上。
在戒嚴令即將下達的晚上，趙紫陽如同賈寶玉懸崖撒手那樣地來了個廣場撒手。趙紫陽反對開槍，但不願承擔任何責任。趙紫陽既不想保護鄧小平，也不憐惜學生。假設趙紫陽是《天下糧倉》裏那個有良心和良知的滿清官員，他也許會跑到廣場上就地坐下，與學生共進退。假如趙紫陽以此一麵勸退學生，一麵暗示鄧小平：你要開槍，就先打死我。趙紫陽可能因此而在學生中獲得至高無上的威望，同時又握有了與鄧小平談判的王牌。但趙紫陽並不想擔當。無論以什麽樣的方式擔當，趙紫陽都不願意。趙紫陽骨子裏並不是個力挽狂瀾的英雄，而不過是個在官場上遊刃有餘的自私自保的官員。趙紫陽說完，溜之大吉，扔下憤怒的學生，連同成千上萬的無辜民眾，聽憑他們手無寸鐵地麵對同樣憤怒的鄧小平和即將開進城裏的軍隊。此刻的鄧小平，已經不是心中有沒有猛虎存在，而是已經變成了那隻叫做專製的猛虎。
趙紫陽之於鄧小平的這種小聰明，在某種意義上，不下於當年張學良在西安對蔣介石的所作所為。這類事件要是犯到毛澤東頭上，當事人可能與劉少奇一般下場。然而，事過之後，鄧小平隻是如同蔣介石軟禁張學良一樣地軟禁了趙紫陽。這與其說是時代不同了，不如說鄧小平確實與晚年毛澤東不太一樣。鄧小平不會不意識到，他將當年對紅衛兵的痛恨，發泄到了1989年的學生們頭上。相比之下，趙紫陽當然輕鬆多了。這不是無官一身輕的輕，而是事不關己的輕。借用一個魯迅的說法，則是一種做成了看客的輕。本來是曆史舞台上的主角，最後卻憑借著官場上混出來的聰明，一步步地退到了觀眾席上。趙紫陽由此獲得了自保，也保住了跟鄧家子女一樣做了生意的趙家公子。在學生一片片倒下的那天，趙紫陽沒有被良心折磨得發瘋。他可能還不無慶幸，因為他知道鄧小平的日子要比他難過得多了。
這一年的趙紫陽，唯一的遺憾可能是沒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雖然中國的“六四”學潮是這一年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最大新聞和曆史事件，但西方人卻把和平獎頒給了跟“六四”毫無關係的達賴喇嘛。這與其說是對達賴的大聲褒獎，不如說是對趙紫陽的無聲批評。西方文明雖然與東方文化很不相同，但西方人還沒有笨到連趙紫陽的聰明都看不出來的地步。
□ 一讀者推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