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葉新：吃飽了，撐著呢
日期: 2012年5月31日
我姓沙，喉嚨比較沙啞，聲如其人。我的演講題目本在來京之前就定好了，叫“吃飽了，撐著呢。”其實這個題目是隨便取的，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要講什麽。來了之後，人家都知道這個題目，就紛紛請客，讓我吃飽一點。
第一頓飯，真叫我很感動，年紀最大的97歲李銳先生，主請的何方先生，92歲。上次來吃飯，是邵燕祥先生請的，這次無論如何他要來作客，他太太為這個飯局籌備了兩個月，真的叫我很感動。快90歲的人了，發短信，打電話，問我有什麽要求，要請什麽人。我受寵若驚，沙葉新何能何德，能讓這些人來請我吃，我真是差點熱淚盈眶，給我太多的感動，我是他們的晚輩。
第二頓飯是中國戲劇文學學會，因為我曾經在那兒做過一次演講，叫“不為權力寫作”。他們這個協會冒著很大的風險，終於讓我這個演講得以進行，所以我也很感激他們，他們請客吃飯我不能不去，我吃得也很飽。還有每天都有叫吃飽了撐著的。
其實呢，我吃不飽，因為我生過癌病，到昨天是整整四年，把我的胃切除四分之三。所以我不是宰相的肚子，宰相的肚子可以撐船，我是個匹民的肚子，或者是文人的肚子，所以不是很大，撐不了船。文人的肚子有個特點，沉不住氣，愛發牢騷，愛發議論，情感比較激烈，說話不著邊際。
既然已經吃飽了，每天吃，所以我就發點議論，我這要說明的，因為有兩家，一家是博聞論壇，另外一家是騰訊，42個問題，要叫我回答。這裏麵有個小故事，因為我在微博上寫有幾件事情我不做。序不寫，采訪不接受等等，因為我不是那麽很重要的人。寫傳記我不接受，國君要我寫傳記，到我家來了三年，我說我真的沒有那麽重要，要跟茫茫宇宙相比，我真是一個微粒。我所做的事情，並不是因為我做得了不起，而是因為這個體製的原因，有些人有種種原因不能說話，或者不能說真話而沉默。
而我呢，可能有伊斯蘭的脾氣，回族的脾氣，非要說不可。就僅僅這麽一點，說了一些很多人是由於客觀原因不便說，不能說的話，我說了。拿這些言論和自由世界相比，和西方世界相比，根本不算什麽。今天我怎麽辦呢，我就照顧各個方麵，42個問題我是無法都回答的。
然後我非常希望和大家交流，我在貴州做了一次研究，他們就提起朱厚澤先生，就講到民主問題，民主這個門是要靠“擠”的，越擠越大，不擠就糟糕了。所以我也是抱著這個態度，看我能說到什麽程度，這是第一。第二，我非常希望跟律師交流，我不是見到律師一定說律師的好話。我是拿上海的律師和北京的律師相比，北京有錚錚鐵骨的律師，相對來說比上海，比外地多一些。我想我這種估計是不會差到哪裏去的。我認識北京的一些著名律師，就是因為重慶，那個李莊，我以前從來不看這些東西。可是李莊的案子我看了將近兩個月，我才知道什麽是法律，法律對社會的重要性，法律在中國的處境，律師在中國的處境。現在就開始，我按照提綱說。
第一個問題，你從小接受穆斯林文化的熏陶是怎麽樣，又是如何接觸漢語文化的？回族這個民族，我一向認為是以外來民族為主，以伊斯蘭教為中心，和漢族和其他民族信仰伊斯蘭教的人結合的一個新民族，這是我的觀點。而且居住在大城市的回族，基本上都接受了漢族文化的影響，接受了這個強勢文化的影響。比如說姓名，我不可能講沙，沙葉新，一定是沙特阿拉伯、沙爾汗、穆罕默德中文譯音的第一個字，我可能叫沙爾汗，你叫“沙爾汗”就不行，你一定得叫“沙葉新”。張承誌是回族，他一定原來不姓張，張是典型的漢族的姓。所以說我基本是接受了漢民族的文化長大、學習獲得知識的一個少數民族。
我雖然是回族，但是我對回族真的是不了解，直到我腦子裏一片空虛的時候，在什麽時候呢？我再也不信仰共產主義，我再也不崇拜領袖的時候，我就覺得我很空虛。那個時候已經是五六十歲了，我就開始進教堂，叫主麻，後天就是主麻，我就去禮拜。我就想體會一下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對生活怎麽認識，對政治怎麽看法，人與人之間又和其他無信仰的人，或者和無神論者有什麽區別，我很虔誠，去做禮拜。後天又準備到牛街去，也想做個禮拜，所以我自認為是個文化穆/斯/林，還不是很百分之百的穆/斯/林。有一年，我在甘肅參加伊斯蘭教曆史文化國際研討會，我也講到這裏，我說我們的回族，我們的伊斯蘭，不要讓人感到是懼怕、是恐怖的，我說那就糟糕了。不讓其他民族說“不”，那也糟糕了。
北京一個阿訇，胡子很長，一看就是我們回族人，他把我拉到後麵來。他說我跟你說個原因，因為回族吃牛羊肉。牛羊肉是補腎，腎氣足那就火氣大，他說得很嚴肅。但是我想肯定問題不是這麽簡單，我覺得和我們的文化有關係，凡是看過伊斯蘭教的，看過《可蘭經》的，你們一定會找出其中的原因，這個我就不說了。
第二個，我洗冷水澡。因為我1954年是腦膜炎，很快就考大學，考取了，我知道學業一定很繁重，像我這樣體質的，得過腦炎的人，很難擔負大學繁重的學業。那時候我非常喜歡契訶夫，俄國的大文學家契訶夫，契訶夫我實在太愛他了。什麽叫雅致，什麽叫莊重，什麽叫幽默。我覺得俄國所有的作家當中，我最崇拜他。他有一句話讓我終身受益，叫“寒冷使人堅強”。我就開始洗冷水澡，一洗洗了一輩子，洗到我四年以前進病房開刀之前的那一天。開刀之後就不能洗了，我覺得洗冷水澡對我終身有益，就是使你堅強，使你堅持。所以我生腦炎沒死，害癌病沒死，我覺得跟洗冷水澡，加強自己的意誌是有一定的關係。假如朋友有興趣的話，我建議他們洗冷水澡。不隻我一個人洗，馬約翰就洗，清華大學的體育教授，冬天都穿短褲的，很能洗冷水澡。
你為什麽考華東師大？不考華東師大，我現在讀不了大學。我是回族，那時候考大學回族可以加5分。加五分可不得了啊，加一分就淘汰很多人。我第一誌願是北京大學文學係，第二誌願是北京大學曆史係。第三個誌願是南開大學。華東師範大學是我第12個誌願的最後一個誌願，當時讀大學可以選擇12個誌願。幸虧我是回族加了5分，不加5分說不定我讀不上大學。但是我並不認為我讀華東師範大學，第12誌願就感到羞恥，我非常感謝這個大學。
順便說一下，北大是我很向往的地方，而現在又是另外一碼事，他的校長很有名，你我都知道，這個且不去說了。北大校慶一百周年，要寫蔡元培這個戲，就說到蘇叔陽，北京的一個劇作家。蘇叔陽說，找上海沙葉新，就找到我，來了一個北京大學一百周年校慶組委會的委員、一個數學教授到我家裏來，請我寫。我感到非常振奮，有些創作機會是可遇不可求的呀，這樣的題材，蔡元培，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上一千年選了一百個著名的人物，中國就有蔡元培。他去世之後叫“當代聖人”。問我，你有什麽要求吧？我聽不懂，問了三次你有什麽要求吧。我說，沒有什麽要求啊，我非常感謝，能有這樣的創作機會。後來我才知道，問我要多少錢。我也沒講，我就指了一個一萬、十萬、一百萬。我說，我不要，一分錢不要。能給我個機會，我當初考北京大學沒考取，現在我能寫北京大學的校長，我還能要錢？不要錢。你是不是想做一個名譽教授，你寫好之後能作一個名譽教授。我說，為了一個戲獲得名譽教授的稱號是不名譽的，我也沒要教授。我真的很想有生之年，能讓我到北京大學聽一堂課、兩堂課來圓我青年時期的夢，我就非常高興了。
後來這個戲由於種種原因，首先是在香港演，我不敢說轟動一時，非常受歡迎。先後得了三個獎，一個是南京大學所主持的有11個高校的文科主任或者教授評的叫“學院獎”，一共11票，我獲得10票。中國戲劇文學協會也想給我發獎，因為我是個敏感人物，專門到江蘇來，什麽人都可以給獎，就是不能給沙葉新，為什麽？就是不讓我出名。我怎麽能靠這個出名，總是因為你們讓我出名，你越禁我越出名。結果還說千萬不要告訴沙葉新，就偷偷摸摸地虛偽，真是很那個。因此這個學院獎的授獎大會，由於我的原因受到牽連，在國內無法舉行這個授獎儀式。假如你在南京大學要舉行這樣的會，當代文學基地的基金，這個我不知道，好像由教育部撥款，那就給你取消了。
北京的中國戲劇文學協會的會長，知道我的戲“江青和她的丈夫們”在香港首演，最後落幕的時候，他要求給他十分鍾，把蔡元培那個戲的獎金從北京帶到香港發給我。這就叫我很高興。不是因為我得獎，而是我這個戲有一定質量，對得起北大，對得起蔡元培先生。而且我相信這個戲一定會在國內演出，尤其我昨天聽到這兒的好消息（指薄被立案審查——編者按），我覺得中國的民主步伐將要大踏步地向前，因為我是個樂觀主義者。我跳著說，我的恩師叫黃佐臨，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院長。我是第三任，第一任是夏衍，文化部部長。第二代是黃佐臨，第三代是我，這一代不如一代。他們倆人從人品、從學養，我真是不好和他們比的，但是我有幸能遇到。
我那時候寫蔡元培，叫“幸遇先生蔡”，這是北大最初的校歌當中的一句，歌詞是大曲家，蘇州人吳梅寫的，叫“幸遇先生蔡”，這是中國的古文，經常詞序會那樣的。我是“幸遇先生黃”，父母養了我，在我的生活道路上遇見誰是至關重要的，或者說完全改變你的人生。因為在這之前也寫了一篇轟動一時的文章。六十年代，我寫了《審美的鼻子如何指向德彪西》，德彪西是誰呢？是法國印象派的大作曲家。當年上海音樂學院出了他一本書，叫《克勞斯先生》，一個設想的人物，其實是個音樂隨筆。出版社有內容提要，說這本書德彪西有很多精辟的見解，姚文元看見了，說他是個資產階級音樂家，怎麽可能有精辟的見解呢？隻有腐朽的見解。可是我不知道，我就寫了一篇文章，就不服姚文元的文章，第一次跟姚文元打筆仗就是六十年代。
《審美的鼻子如何指向德彪西》，寫了一萬字。賀綠汀先生堅信沙葉新是從法國回來的，是留學搞音樂的，他跟我們的黃佐臨是鄰居，有一次講《文匯報》批判姚文元這篇文章的沙葉新是何許人？佐臨先生就笑了，他是我們劇院的小青年，賀先生就一定要見我。就在這種時候，世人皆欲殺的時候，佐臨先生吾意獨憐才，把我收到劇院裏麵來，這真的不容易。今天吃飯的時候我就講到佐臨先生的為人，他的學養，我真的感謝佐臨先生改變了我。這樣我才到了上海人民藝術劇院。
我講文革之後八十年代我的思想變化，文革當中我也跟所有的人一樣，或者大部分人一樣，非常非常崇敬毛澤東。我把毛澤東沒有發表的文章一個字一個字地抄在筆記本上。除了沒有把毛主席像章別在我肉上麵之外，我覺得我的崇拜已經到了極點了。你怎麽能說毛澤東一句不好的話，或者甚至懷疑他的話。一直到現在，說毛澤東是政治上大流氓，生活上大流氓。這馬上就要公開，楊開慧給她一個閨中密友信上講的，這樣的一個跳躍對我來講是很痛苦的，這個過程已經過去了。可是在當時，我真是唱紅打黑的一分子，每天唱紅歌嘛，一天要唱幾次，吃飯要唱嘛。還有跳舞，那時候還有紅舞，我媽都去跳舞，在郵政局門口跳舞，整個地瘋狂。可是林彪爆炸使我感覺到毛澤東不是神。
你不是洞察一切嘛，在你邊上這個人，他都不跟著你，就像王立軍這次跟薄熙來一樣。一個公安局長可能自己連私安都沒有，怎麽搞公安呢。他跑到美領館去了。這個事情類似在文革當中林彪的出逃，但是林彪的事情還不是最後定論。而且林彪的材料越來越多之後，這裏麵還有很多文章，我隻是拿當時的結論來講他。王立軍的事情才三個月吧，三個月了，處理得這麽快，開始有初步結論，這是很不容易的事，這也是社會的進步。
第二，我覺得文革完全是鬧劇。四人幫倒台之後，我還是用當時的政治術語，是四人幫還是五人幫，現在還沒有最後確認，我認為是五人幫，幫主就是毛澤東。熱情勃發，十年是我最好的青春年華，隻有幾個樣板戲，什麽都沒有，每天唱樣板戲。我的女兒叫什麽名字知道嗎？叫沙智紅，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紅燈記，八個樣板戲，我女兒占了三。你說崇拜不崇拜，就是這個程度。所以我現在非常能理解重慶唱紅的那些人。當然這裏麵有兩種，一種是真誠地擁護毛主席，這種人我尊重他。隻要他不是虛偽，不是虛假，不是為了要奪取更大的權力。他真的是感受到毛不落的陽光照到他身上很溫暖，這種人我很尊重。
我覺得有相當大的一批人，是因為他童年的時候、少年的時候、青年的時候、中年的時候，唱這些歌會回憶起當時那種單純的美好歲月。我講的美好不是生活當中。第三種人，唱紅歌是為了對現實不滿，因為現在貧富不均，這些社會現象大家都知道了。把這些理想投寄到以往的年代。所以我都對他們理解，但是和薄熙來完全不一樣。“重慶事件”一出現之後我就發微博，那時候還沒有結論呢，我就挺溫，對薄熙來就批評。有人說我，你落井下石。我說我三年之前，薄熙來還沒有落井呢，我就投石了。說我拍溫家寶的馬屁，我說五年之前就開始挺溫了嘛。我在香港做了一個演講，題目叫“我在香港學習溫家寶同誌的講話”，在香港中文大學做的。我是故意起這個名字，有點肉麻，我就開始挺溫，一直到現在。
今年我寫的《力挺溫家寶，左派要殺人》，登在今年香港《開放》第四期，公開發表還不到十天。所以文革當中林彪出逃，跟這次王立軍到美領館，我覺得會產生巨大的社會效應和政治反應。還不知道會有什麽變化，我相信這個變化會是好事。去年我寫了一個《可喜的2011年》，主要講三點，第一點黨內矛盾公開化，這是推動社會進步、推動黨內民主的一個必要條件。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毛澤東的語錄都提倡黨內一定要團結。不團結是沒有黨性的表現，是想分裂黨的表現，不能使黨內矛盾公開化。曆次黨代表大會，哪怕吵得再厲害，拍桌子罵娘，會議公告也一定這麽說，這是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無一例外。去年不一樣了，去年溫家寶跟吳邦國明顯不一樣，溫家寶和李長春就完全不一樣。一個大國總理在外麵的發言，在外麵的報告竟然敢刪，竟然敢屏蔽。溫家寶這麽說，吳邦國那麽說，其實這是矛盾的，公開化，還不是半公開化，我說這是好事，可喜之事。
第二個“烏坎事件”，也是我把他捧得很快。這是非法組織啊，共產黨最忌諱有組織行為。你怎麽在一個村子裏麵，在一群政權組織當中沒有共產黨。汪洋和廣東方麵居然承認合法，這對中國的影響非常大。
第三個就是獨立候選人，我看得也很重。獨立候選人什麽意思？就是我要掌權，這怎麽可能呢。而且去年的獨立候選人是超過曆屆，曆屆的人代會都有搞獨立候選人，但人數並不多。去年有多少？一千多，這還是很保守的，遍布於全國。所以講百姓、知識分子，包括幹部，這種意識比往年都加強了。我說這個三點可以改變中國麵貌。而且我預測今年還有好戲可看，沒想到二月份就開始了。我是搞戲的，最注重戲劇性，萬萬沒有想到我們的政治戲劇如此之強，你不知道高潮在哪裏，不知道陡轉是在什麽地方，你也不知道尾潮在哪兒。但是這樣說並不是好事，因為我們的新聞不公開，而且還是在黑箱裏麵進行作業，民主還沒到應該到的那個程度。但是我認為已經了不起了。
本人是共產黨員，中國很少有我這樣的共產黨員，為什麽？因為胡耀邦親自批準的，禦批黨員。1985年佐臨先生要退休了，他很看重我人老實，另外又很用功，我真的是很用功，無一日不看書。說，沙這人很好，就要提拔我做院長。而做院長不是黨員不行啊，這麽大的權怎麽可以落在非黨員手裏，不可能。就勸導我入黨，可就是通不過。為什麽通不過，因為我在改革初期寫了《假如我是真的》，認為我給黨臉上抹黑，這是一條罪狀，第二條你這個戲既然台灣演了，敵人擁護的我們要反對。因為那時候兩岸關係還不像現在，你看你這個戲是反動吧，台灣都拍成電影了，是譚詠麟主演。譚詠麟對這個戲，和我們中國共產黨對這個戲完全兩種態度。
譚詠麟大歌星，第一次到上海，一下飛機，就碰見個記者，說，我要見沙葉新。正好那個記者說，沙葉新，我知道。就安排在錦江飯店，一定要請我吃飯。他說，我非常感謝你，是你給我帶來好運。譚詠麟在演《假如我是真的》之前並不出名，演了《假如我是真的》之後，連連得獎。他們很迷信，說是我給他帶來的，我對這個不感興趣。我感興趣的是，他這個人真是有情有義。他現在那麽紅，還記得這個事，我就感到自己很慚愧。在這之前我跟譚詠麟的關係很奇怪的。香港的肥肥，胖胖的後來死掉的那個，她是上海人，市三女中的，她希望我能見見譚詠麟。我當時想我是作家，知識分子，清高，一個唱歌的，好像沒有共同語言，就沒見。我到新加坡，他剛走，我到澳大利亞，他又來了，好想冥冥之中非要我們見麵不可，結果在上海見了麵。我萬萬沒有想到譚詠麟影響那麽大，我兒子聽說了，爸爸，誰請你吃飯？我說，譚詠麟。你再說一遍。我說，譚詠麟啊。這等於鄧小平請你吃飯啊。他就這麽崇拜啊，譚詠麟穿什麽衣服，鞋子有多大號碼等等非常清楚，我才知道好的歌星在歌迷心中的影響，你是想象不到的。譚詠麟住在錦江飯店時，歌迷從天津、北京跑到錦江飯店來，徹夜地唱譚詠麟的歌，實在是擾民，沒有辦法了，譚詠麟親自下來，租了20輛公共汽車，跟大家見麵，給大家簽名，然後把這些歌迷送回去，影響這麽大。
再說回來，佐臨先生很快就要退休了，得趕快有人填這個位置。他當時在廣州的從化休養，就寫了一封信給我。我拿著這封信像麵對一團火一樣，佐臨先生留學英國，一看就是那種紳士風度，但他絕不是假情假意的人。他叫我小沙，說小沙你應該考慮入黨問題了。假如我投機，我第二天會寫入黨申請書，佐臨肯定就保駕我。我想這是慎重的事，想了兩個多月想通了，我要寫入黨申請書。為什麽？理由很簡單，在上我能跟鄧小平、胡耀邦在一個隊伍裏，我感到光榮。在下我跟佐臨、呂複，跟當時參加抗日戰爭演劇隊的那些黨員和地下黨員在一個組織裏，我感到光榮。所以我很慎重地寫了一封入黨申請書。支部不用說，一致通過。文化局有通過，就市裏通不過。於是，部分老黨員就寫了一封信，反映我這麽多年自到人藝以來的種種表現以及總支都批準了，按照黨章總支批準就可以，等於掛了號，就把這原因列了。沒想到耀邦同誌的一個秘書，好像叫大老李，在統戰部的知識分子處調查情況。我們劇院這些黨員的信呢，都在知識分子處，正好有封信是給胡耀邦的，反映沙葉新的問題。大老李當然不知道沙葉新是誰了，但是他很慎重，到了北京之後，好像交給胡德平了，這樣就轉到耀邦同誌的手裏。這也讓我很感動，這一生我雖然有很多坎坷，總能遇到這麽多的好人。耀邦看了之後，有個總批，該同誌夠入黨條件就應該讓他入黨，傾向性就很明顯了。這裏還有一個關鍵的理由，就是我反不反對黨中央、反不反對胡耀邦。這又是怎麽個事呢？
《假如我是真的》，在北京中央戲劇學院演出之後，上海人藝是主動演的，全國各地都在演這個戲，可以說轟動一時，幾乎很少有城市不演《假如我是真的》。觀點分裂，幹部都坐在前台，紋絲不動，後麵群眾拚命鼓掌，是每個劇場演《假如我是真的》特殊的一種景象。幹部的心裏也很複雜，他不敢表態，他沒看過這種戲，怎麽可以批評幹部呢。因此，1980年，還是1979年，對不起我數字是低能，在北京其實主要是因為《假如我是真的》開了一次全國劇本討論會，這是六十年以來，或者是共產黨掌權以來惟一的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為了一個劇本驚動了鄧小平，也讓耀邦同誌親自主持這個事。討論的結果，耀邦同誌在京西賓館開會的一個地方，對我極為愛護，耀邦同誌是搞宣傳的，說話容易誇張，首先是鼓勵，沙葉新是有才華的，是當代的曹禺，當代的莎士比亞，當代的什麽這是他的原話。當然我不會聽進去了，我知道這是搞宣傳。我說當代這個不行，我差遠了，我真的不是謙虛。最後他希望這個戲能夠改一改再上演，我不服，堅決不讓改。我至今還是這個脾氣，因為我寫初稿的時候是用盡全力，一絲不苟。
我說黃佐臨這樣的大導演都不改我的劇本，還對別的導演說，你們不要改沙葉新的劇本，他對每個戲都是一往情深、一絲不苟的。《假如我是真的》，你叫誰改？叫宣傳部改？然後組織一些班子來攙沙子，我說我本身就是沙子，我姓沙，我不要你們攙，我就不改。不改就不改吧，我還寫了文章。這個文章的題目很糟糕，叫《扯“淡”》，這是犯了大忌了，這個淡我打了一個引號，就是鹹淡的淡，濃淡的淡。我說，你這個會一開啊，八十年代的那個戲劇的大好形勢，這盛況啊，就要逐漸變淡了，那叫“扯淡”。我說你們要禁演《假如我是真的》，以後類似這樣的劇本，批判社會黑暗的，批判官僚主義的就再也不出現了。這我說對了吧，好多年都沒有嘛，戲劇界得轉向新的表現形式，轉向小劇場。但是這種戲沒有，那叫扯淡。他們就上綱上線，你說胡耀邦扯淡，你說黨中央扯淡，你是攻擊胡耀邦。我不夠入黨條件的最重要之一就是這個。耀邦同誌在部分黨員信的旁邊，批複說不要把他和這件事聯係起來。話說到這份上是不容易的，他等於給我定性了。有人說沙葉新很狂妄，你看耀邦同誌在大會上那麽誇獎他，當代魯迅，當代那個。他怎麽還敢寫《扯淡》的文章，辜負耀邦同誌的信任，違背耀邦同誌的指示。我說，你們不要忘了耀邦同誌前麵還有段話呢。耀邦同誌在這個報告上講，我這不是指示，指示是要執行的，我這是意見，意見可以討論的，歡迎大家有不同意見。我說我遵守了耀邦同誌的指示，我有不同意見嘛，所以我發表我的文章嘛。耀邦同誌的批示發到上海市委，第二天，還是第三天，我就是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了。不但如此，新華社發全國通稿。題目很光輝，聽起來也嚇人，黨的作家、黨的人沙葉新。你看以前不是黨員，好不容易入黨，才沒幾天就是黨的作家，黨的人。
所以要搞喜劇就該在中國搞，政治喜劇太多了，這就非常荒誕。當時的選舉還是比較民主的，背靠背開黨員會議跟群眾會議，我的得票真的是很高，所以很快就入選了。現在我愧對於黨，為什麽呢？我二十多年不參加黨組織生活，總支也知道我，特地寫信，說你身體要是不好，可以請假啊。但是有一點，我隻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黨費我照交。黨費不交，你給別人，給總支帶來麻煩了，對吧。所以我一交不是一個月、兩個月，一交交一年、兩年。我還附了一封調皮的信，假如不到兩年就開除黨籍了，你得把黨費退給我。這是我的入黨。
溫總理大概看了我兩篇文章。網上有一個《評溫文集》，大概有十幾篇文章，我的兩篇文章一篇叫《我在香港學習溫家寶同誌講話》，他在前麵加了一個按語，說非常幽默。我自己也非常滿意這篇文章。
第二篇就是我在《開放》發的，十天之前的那篇《力挺溫家寶，左派要殺人》。這不都讓我講對了嘛。他不是殺人了嘛，以後還要殺。中央民族大學有一個叫張宏良的，氣勢囂張，殺氣騰騰啊，準備犧牲50萬哪。我為什麽說左派要殺人，六十年來殺人的都是左派，你說哪次是右派殺的？其他政治運動且不說了，政治運動還有個借口。文革不是左派嘛，那些殺老師的，殺鄰居的，殺同學的，哪個不是左派當中的極左派。“六三”、“六四”鄧小平不也是殺人了嘛，重慶這麽個大左派，他不是殺人了嘛，他還要殺人。昨天宣布了穀開來和一個人命案件有關係，不隻一個嘛。
那天第一頓飯，這些老同誌他們也認為自己是兩頭真，年輕的時候滿懷熱情，真誠地參加抗日，追求進步，痛恨國民黨的腐敗，追隨共產黨。沒想到這麽大一段時間，中年、壯年受騙，到晚年他們卻又回來。就講到穀開來，這個應該還沒有被證實，盡管穀開來現在受審，但是對她也應該按照法律程序，一定像溫家寶同誌講的要實事求是。不過作為一個新聞說，穀開來的孩子發燒，坐車要趕到醫院，結果在北京路上塞車了，根本不管紅燈。是開槍打死的人嘛，打死對方來搭車子的司機。這是那個老同誌講的，就講穀開來，不把人命當人命，在他們的心目中，人連螞蟻都不如，真的是這樣，更別說尊重人了。
順便說一句，我就不相信，一個能把自己的父親踹得肋骨都斷了，父親坐了十年牢，母親在監牢裏自殺的人，他那麽熱愛毛主席？怎麽可能，違背常識嘛。所以說，隻有恢複文革，隻有極權，隻有個人迷信，他才能真正掌握權力，他的目的就是這個，他的權益就是這個。對於溫家寶我就不說了，就看別的。
劇作家哈維爾先生對你有什麽影響？我很榮幸跟哈維爾同行，他也是劇作家，他也寫小說。我也在寫小說，我的小說不成功，寫了三稿。也看過崔衛平贈送給我的《哈維爾文集》，我不認識崔衛平，崔衛平說，這本書一定要送給沙老師。我不具體談哈維爾，我隻說他一句話，活在真實中。太有針對性了，這個太針對中國國情了，我們多少人活在虛偽中，你想想真的可怕。我可以說一句，中國人從來沒有這麽虛偽過。所以這句話我一直警醒自己，一定要活得真實，哪怕我說錯了，那也是真實地錯，而不是虛假地錯。在車上我聽音樂，我聽音樂會哭的，看戲也會留眼淚的，愛看畫，愛自然。但是我最鍾愛的還是戲劇，前年我到歐洲去，我到貝多芬的故居，看著他的原稿，就感覺他的原稿中有他的氣息，有他停留下的目光。這當然我是文人，會誇張，會描寫，當時的心情是這樣的。到歌德的故居，我就想一個人假設沒有這麽亂七八糟的事，沒有爭權奪利，沒有政治上的你死我活，我們的日常生活能在這樣的藝術氛圍中有多好。當然我是理想主義者，要達到那個境界，還要我們做些犧牲，我們精力上的犧牲，興趣上的丟棄，我們盡量去做這個。
我不是個政治家，也不是時評家，假如我能回到我的舞台，我看到舞台會眼睛發亮，本來今天晚上我想到北京人藝去看戲的，《推銷員之死》。從這點來說我也是吃飽撐的，你幹嘛寫那些雜文，幹嘛寫那麽多的時評，幹嘛寫那麽多的微博。蘇聯有個作家寫了一本書，一天24小時，他把一天24小時設計得很好，我讀什麽書，要做什麽事，我的工作程序怎麽樣，我也是這樣。早晨我要燒早飯，什麽時候拿雞蛋，什麽時候拿勺，什麽時候燒水，什麽時候打開電腦，然後再過幾分鍾趕快看天氣預報，什麽時候吃，我在家裏走路都是小跑，非常愛惜時間。可是我這麽愛惜時間的人幹嘛就做那些事？大概一個社會要真正走向進步，走向理想，真的需要一些吃飽撐著的人去走，是這樣的。
去年《新民晚報》就批評《江青和她的丈夫們》，什麽江青和她丈夫就行了，還“們”。我說毛澤東也和他的女人們呀，門當戶對啊，是吧，都是“們”。為什麽男人可以“們”，女人就不可以“們”呢。《新民晚報》公開批判我這個，安全部也找來勸我，不要給香港演，投鼠忌器。因為江青她不會翻案，前年演了，這個導演我非常佩服。香港這一點比較好，畢竟是一國兩製，不會送本子到新華社，不可能送本子到地下工委，也不可能送本子到中聯辦，但是他會幹涉你，他控製三個報紙啊，《文匯報》、《大公報》、《商報》，他會限製你。
可是這個導演會說話。當局問，聽說你們要拍沙葉新的《江青和她的丈夫們》呢，這個導演說，是啊，是啊。你們什麽時候有空來看看戲。當局說，好啊，來看看戲。結果一個沒來，怎麽說服他們的？《江青和她的丈夫們》在香港的演出，極大地證實了一國兩製的勝利。他這個話中聽啊，就演了，就沒有幹涉，也不敢來看戲。來看戲本身就認為是個態度，中國的官員真是活得累啊，戲都不敢看，還怎麽評價，結果臨時打電話說要開會，還算禮貌。
這個戲在香港用廣東話演的，加了一點歌舞，為了適宜給香港的青年看，因為現在的香港青年不一定都了解江青。明年呢，美國的百老匯演英語版的，英語不是我翻譯的，現在已經開始造勢，我也去導這個戲，聯合導，他一定要把我名字放前麵，一定要寫導演沙葉新，編劇沙葉新。我說這不好的，一看導演是我，編劇也是我，不好。我說，做個副導演，我名字在你後麵，那是另外一回事。這個導演十天前，我來北京之前，一下飛機就到我這兒來，首先告訴我好消息，已經開始簽約了，這個戲黃不了了。
外國人做事是非常嚴謹，明年是肯定的，檔期沒定。但他們有點顧慮，怕造勢太大會影響我在這兒的安全。我說不用怕造勢，這個本子絕對不是根據中央文件來寫江青，不是寫從頭爛到尾的，她到延安去就是想扮演赫魯曉夫睡在毛澤東身邊的，不是的。她在上海市，也不能說她是三流的演員。還有人說江青是禿子，是假頭發，那都是我們的政治語言，是中共的語言。應該來說年輕的女人一般來說都很漂亮，因為高挑嘛，山東人。我說她年輕的時候是一個貧寒的子女，到上海來追求進步，不敢說追求革命。她喜歡的這些男人，無一不是社會精英，一時之選啊。包括俞正聲的爸爸，黃敬還做過部長呢。還有章敏，很多人，包括唐納，他是寫進步影評的，當時沒有做二奶嘛，這就應該肯定嘛。
她即使跟一些男人同屋而居，文藝界這個是小事，都很窮，住在亭子間，亭子間是一樓到二樓樓梯拐角的一個小房子，一般都是傭人住的。文藝家們窮，就把這個房子租下來。據說魏鶴齡，魏鶴齡可能在座的一般人不知道，歲數大的人知道，《祥林嫂》的男主角就是魏鶴齡，打地鋪睡就是很正常的事嘛。在上海是這樣，你至少說她是追求進步。到延安，你說她三流也好，她畢竟是個明星，吃穿不愁，至少是安定嘛，她能跑到延安去，那個山溝溝裏，不能不說她有革命的願望吧，至少不怕吃苦，不那麽脆弱吧。她去了，這都應該肯定她嘛。那我是這樣寫的，隻是到文革期間權力失控，她才開始變嘛，才變得那麽醜陋嘛。所以我跟導演說，你別怕，經得起審查的。
還有一個新戲，已經寫好了，為了保護那個劇團，我就沒涉及“六四”。但是鄧麗君在“六四”的表現上流淚，大陸都沒報告這個。我為什麽寫鄧麗君，到日本，到香港，到台灣，到法國，都采訪過。我認為我掌握的材料比較全麵、比較真實。也到鄧麗君的墓前拜祭她，跟鄧麗君說，鄧小姐你放心，這事交給我，我會像我所有的作品一樣一往情深，全力以赴。而且跟她說，我一定要寫六四，不寫六四就不是你。我也跟她的弟弟鄧長禧說，不寫六四就不是鄧麗君，你就歪曲鄧麗君了。明年的一月份是鄧麗君的六十大壽，本來這個戲是在六十大壽的時候演，可是現在改成五月份，是她的忌日，她死在五月份。而且五月在香港也是一個演出旺季，劇場已經定好了，但是我劇本沒寫，戲曲都寫好了。鄧麗君我就光說六三、六四，她的歌就不用說了，都知道，一直充滿了戲劇性。另外我說她這人很好，沒有什麽緋聞，很單純，很有禮貌，接受過傳統教育的一個女孩子。
幾乎在采訪過程中沒有一個人說她壞話，連傭人都說她好。給小費都比別人多，隻有她最後在法國那個男朋友，說，你給太多了。她呀給十塊，她男朋友會把五塊拿走，她是這樣的人，人很好。中聯部、統戰部為了把鄧麗君統戰過來。隻要她來大陸能舉行一次演唱會，那影響巨大。凡是有華人的地方都有鄧麗君的歌聲，為了統戰，她不遺餘力，已經到家，是真正到家了。可以到鄧麗君的家裏去，可以和鄧媽媽在一塊吃飯。鄧麗君是非常非常想回大陸，她是河北人，離北京不遠。她爸爸媽媽一個是山東人，一個是河北人。越到晚年越想家，故土之念嘛，人之常情，就是回不了，因為有軍職在身，那時候國民黨還有限製。她說我在大陸，一方麵我是歌手，我唱遍全世界，沒到過祖國來唱，我覺得是個極大的缺陷。第二，我假設能到大陸看看，能到河北去看看，把我的父母照片帶給我的親友看，再給親友拍一些錄像帶帶回給爸爸媽媽看，也了了他們的故國之思，盡了我的一份孝心。
已經開始做組織工作了，樂隊是日本的。曲目都已經選好了，鄧麗君提出來第一場在天安門，一定要在天安門演唱。那個時候你談什麽條件都可以，你隻要能來就行。來了之後的變化是另外一回事。第二，天安門廣場這一次，她在城樓上唱的，不賣票。為什麽不賣票？我要報答那些八十年代聽我的歌，用那個機子聽我的歌，唱我的歌，因此受到開除團籍、受到批評等等的歌迷們，我要謝謝他們，為我走了第一步。假如我進行商業演出的話，估計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買不起票。因為已經跟我們說好了，賣票隨便你，你要多少錢是多少錢。大家知道我們根本就不在乎錢的，能把她搞到北京來演出一下，你說那個影響有多大。那比張惠妹到大陸來的影響大多了。這個時候北京學生開始絕食，天天看電視。我跟你講，其實在台灣，在香港，他們的人民吧，群眾吧，對國內政情的關注大大超過我們，或者超過現在我們的一些人，我們麻木了，冷漠了。很多人都不知道薄熙來是誰，真是這樣。
鄧麗君當然也很關心，天天看電視。她估計不會開槍，不可能啊。台灣“二二八”就是個教訓，朝鮮的“光州事件”也是個教訓，鬧得全國沸沸揚揚的，怎麽可能開槍呢，不可能啊。那時候絕食已經戒嚴。但是他們知道什麽叫戒嚴，我們對戒嚴的概念跟他們不好比的。你違反了“戒嚴令”就是要開槍的，就是很明顯的嘛。她當然不，看電視，看這些實在是同情。五月二十幾號我忘了，在“六/四”之前，在香港的跑馬地舉行一次支持北京學生民主運動的演唱會，連續12小時。其中有成龍，有曾誌偉，我還有一次拿曾誌偉開了玩笑，誌寫成了痔瘡的痔。因為我寫了一本幽默小說，壯痔淩雲，那個痔也是痔瘡的痔。我寫的一國兩痔，那個痔也是痔瘡的痔。她臨時借了一部鋼琴，練了一練，唱的那個《在山那邊》。這個歌是原來東北抗日的歌，我的家住在東北鬆花江上，基本旋律是那個的，歌詞改了改就唱這個。還是能反映台灣人的家國之思，我的家在山那邊，她唱了這個。其實她的心是在大陸這邊，非常關注我們這場六四運動的發展，唱完沒幾天開槍了。她怕，她躲，怕中共會下毒手，就跑到屯門，跑到西貢。
合同還沒結束，怎麽辦？她就發表聲明，中共當局不向學生道歉，不撫恤受難家屬，我就一天不回大陸。這種驚險來講，把成噸成噸的銀子往外推啊。然後她怕迫害，就跑到巴黎。與此同時，那些著名的歌星們，不到半年紛紛跑向北京，名字我就不說了。表示歉意，表示我們不了解情況，我們受了民運分子的挑撥怎麽樣。一個女人，一個歌唱家，我不是看不起女人，能像她這樣，她在我心目中馬上就升得很高。在巴黎，每一次六四她都參加祭悼。在巴黎有一個牆，叫什麽牆，在那兒祭悼。前幾天都哭，我想她的內心一定是非常複雜的。那麽好的機會失去了，我可以回大陸的。我話已經說出口了，你不平反這件事我就是不回去。我覺得這樣一個女藝人，這樣一個藝術家，像她這樣的人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所以我抱著一種不敢說神聖，極為虔誠，極為尊重的心情，去寫她，這個本子冬天可以完成。好，我就講到這兒，謝謝大家聽我這麽多廢話，真是不好意思。
（全文完，根據錄音整理，未經沙葉新先生審閱。）
來源：《律師文摘》2012-5-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