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八年秋天我從上海北上，到北平燕京大學念醫預係，五一年進協和，五四年參軍，五六年畢業，分配到解放軍胸科醫院，五七年中了毛主席的陽謀，當了右派，在農村監督勞動一年後，送到北京南郊紅星公社醫院繼續在醫務工作中監督勞動，六二年成了摘帽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因為是摘帽右派，被專政了一年多。雖然吃了些苦頭，總算沒把小命丟掉。六九年正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高唱反帝反修的時候，突然爆發了珍寶島事件，中蘇兩國為了爭奪黑龍江裏一個小島，真槍實彈，打起來了。北京城裏挖開了防空洞地道，誰知道有多少人會相信這能防止原子彈的破壞， 我在農村上班對這些似乎沒有太大感覺。七一年的春天開始了乒乓外交，美國乒乓球員在中國大出風頭，當年九月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荒原，接著尼克鬆在七二年早春訪華，成為頭條新聞，聯美反蘇成了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現在我們才知道，這都是因為尼克鬆采取了緊急措施，想辦法通知中國，蘇聯有對華發動外科手術式核打擊的意圖，並且示意給蘇方如果蘇聯真對中國動手，美國會站在中國一邊，將會對蘇聯一百多個戰略目標和城市進行核報複。盡管水門事件讓尼克鬆在美國大多數人心目中，都是臭不可聞，但在中國共產黨和老毛眼裏他卻是中國共產黨大大的好朋友。所以尼克鬆下台後還請他再次訪華，連她的女兒女婿都成了老毛的貴賓，他對中國共產黨的幫助的確太大了。這些內幕當然普通老百姓是不知道的。雖然五人幫還在大搞批林批孔，批周公，但群眾對政治運動的勁頭已經減弱了，隨著周總理的去世，天安門前悼念周總理的群眾被鎮壓，老毛的去世，四人幫垮台，英明領袖華國鋒上台，鄧小平複出，接著中美互設辦事處，七九年鄧小平訪美，發動懲越戰爭，到中美正式建交，互設大使館，這幾年發生的事情太多，真是讓人眼花繚亂。
隨著尼克鬆的訪華，中國的國門總算打開了一角，老毛接見了旅美華人李振翩醫生，報上說他是毛的老朋友，最近上網查詢才知道，李醫生原來是當年被毛叫到家裏去給楊開慧接生的醫生，真是夠老交情了，此外毛還接見過諾貝爾獎獲得者旅美華人李振道，報上還連續登載了新華社記者的訪美通訊報導，雖然其中對美帝的貶義詞少了些，但有些舊模式還沒放棄，例如說美國窮人吃貓狗罐頭過日子，記者本人上廁所要交一毛錢才能有手紙供應等等，後來才知道這些報道都不是真實的。漸漸地回國探親訪友的人也多起來了。記不清是哪一年了，突然我的大表姨吳楣叫我去北京飯店見她，她是我母親的表妹，跟我們家是很熟的，在飯店樓下的大廳裏麵請我喝咖啡吃點心，裏麵雖然沒什麽顧客，但我仍怕不安全，怕桌子底下安裝了竊聽器，等出了門，走在長安大街上才敢隨便說話，主要是弄清了我哥哥在美國的地址，並知道了我母親，和兄弟的情況，原來解放前，在上海時，大表姨住在大西路，離我們在番禺路的家不遠，她說我們家四九年搬離上海時，我父親曾托她保管一些書信，後來她打開一看裏麵竟有宋子文給我父親的親筆信，勸他速離上海，她趕緊把這些東西都給燒掉了。她還問我知不知道最近有解放軍空軍駕機投奔台灣的事，這倒是新鮮事，從來報上登的都是台灣空軍駕機起義來歸祖國的。她是杭州美專畢業的，嫁了個德國人，解放後搬到天津，做進出口生意，販賣中國的工藝美術品到歐洲。中間中斷了不少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才又回來，這下我總算又與哥哥開始通信，從五二年以後，我就與家裏停止通信了，文化大革命中，怕紅衛兵來抄家，把哥哥從美國寄來的照片都給燒掉了。現在我們的通信內容也隻講生活情況，不談政治，對於在國內當右派吃苦頭的事，當然隻字不提，怕他們接受不了，而且估計共產黨對來往信件的檢查一定也少不了，還是小心為是。哥哥來信說今生最大的願望就是想見到我。通過一年多的通信，搞清楚在美國如想繼續行醫，必須有行醫執照才行，首先要通過ECFMG（外國醫學畢業生教育委員會）考試，這樣才有資格申請當住院醫生，美國不承認外國的醫生資曆，不管你多大本事，到了美國也得從頭當住院醫師。很早就知道協和的腦外科專家關頌濤，到了美國也得從頭去當住院大夫。當了住院醫師後，再要經過一道FLEX 考試(聯邦醫學執照考試)，才能拿到行醫執照。哥哥給我寄來一本ECFMG的小冊子，說明考試內容包括醫學的基礎課，臨床知識和英文考試，這些東西已經二十多年沒接觸了，得從頭撿起來，隻好上北京圖書館借了本薄薄的原版生化教科書先念起來，其他的學科都顧不及了。不久哥哥在貝爾實驗室的同事李天培，朱大興等人來訪，我請他們傳帶口信，說我想到美國去，哥哥才開始找律師谘詢，美國的移民政策主要是照顧家庭團聚，第一優先是夫妻團聚，第二是父母和未婚子女團聚，第三和已婚子女，第四才輪到兄弟姊妹的團聚，每年對世界各個地區和國家都有一定的名額指標。中美辦事處成立後已經開始有人辦理移民了，膽子大的人先申請，很容易通過，但名額用完，晚來的人就得排隊等候，按兄弟關係申請要等好幾年，而且美國的規定是，一旦申請移民就不允許來美國探親，一直要等到被批準移民才能來美，誰也搞不清這要等多久，所以律師勸他先讓我申請探親，人到了以後再想辦法。此外我們對共產黨的政策也搞不清楚，申請移民萬一不批準，將來是否又會成為被鬥爭的口實，推想申請探親總比申請移民的罪過小一點吧，所以還是申請去探親比較保險。於是哥哥用文言文給我寫了一封邀請信， 讓我呈交給各級長官，希望長官們高抬貴手，讓我和兩個孩子能出國探望我別離多年的母親和兄弟，同時他也給美國大使館寫了經濟擔保書。經過我們公社醫院，公社黨委，縣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逐級審批，好幾個月後，居然被批準了，我們三個人的護照都到了手。然後我再想辦法去要燕京，協和的成績單，沒有大學和醫學院的成績單就不能報考ECFMG考試。到北大生物係找到胡美浩同學，她很快就找到了我的成績單。到協和去，在門診大樓看到 湯小芙和朱元玨兩位同學正在上英文課，她們都是黨員，而且是神經科和內科的技術骨幹，大概在準備出國進修吧，沒敢打擾，自己往裏走，碰巧看見不久前從青海調回來的王忠植同學，正在在給進修生講課。我就站在門外聽講，他不時看看我，似乎有點好奇，完全認不得我了。等下課時，他過來問我有事嗎？我心裏直好笑，二十多年不見麵，我看他好像變化不大，肯定是我自己的模樣變化太大了。隻好自報姓名，說明來意，他倒有點不好意思了，笑著說沒問題，這事正好歸我們下一班的湯蘭芳管。說著就帶我去教務處找湯蘭芳，但是還真不好辦，文化大革命裏，這些狗屁成績檔案都被銷毀了。現在她隻能給我開一張證明，說明學校已經沒有我的成績單了。好在我自己手裏還有一張畢業證書。接著我就去找外科主任曾憲九，在他家裏見到他，告訴他我的打算，請他給我寫封介紹信。他很痛快地答應了，當場就用打字機給我寫了一封很好的推薦信。對一個倒黴的學生，肯這樣幫忙的老師，在當時的中國實在是太少了。其實骨科主任王桂生對我也很好，曾經替我給衛生局譚壯局長求情，要求給我調動工作。
文化大革命初期，學生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停課鬧革命，衝鋒陷陣，破四舊，打破了共產黨的官僚體係以後，沒有再被利用的價值了，於是這些人都被送到農村和邊疆去戰天鬥地，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樣也減少了城市的就業壓力。我的大孩子小熊， 高一那年我就把他轉學到我們公社的紅星中學，戶口也轉到我們醫院。畢業後，就在醫院附近的瀛東小隊插隊幹活，這樣他就免得被發配到邊遠地區去上山下鄉了。七七年，他參加了文革後第一次開放高考，考上北大。他的自學能力比較好，初中的外語是學德文，高中根本沒有外文課，英文完全是自學的。以他的考試成績，本來任何係都可以被錄取，考慮到我們的政治條件，爸爸是右派，外公是大右派，祖父當過台灣的經濟部長，如果報考熱門的專業，沒法跟那些工農兵或高幹子弟去競爭，就讓他報了一個最艱苦，別人不敢報名的冷門專業，地質地理係。親友裏有人說他爸媽都是醫生，應該去學醫，有父母的幫助和指導，那多好呀，但我們都把醫生當夠了，不希望孩子再幹這一行。在共產黨的統治下，醫生也不過是他們給人送禮的工具，動不動就被發配到邊疆，到農村去服務。做得最好也不過是成為共產黨大官的私人醫生而已。到八零年時，他的係主任林超已經打算收他當研究生了，雖然我的母親很想看到他，因為他是我們家的長孫。考慮將來我們三個人到了美國，都要依靠我哥哥，給他的經濟負擔恐怕太沉重了，而且這兩個孩子都是在外婆的庇護下長大的，我和湘穀都是上班族，每天早出晚歸，對孩子花的時間很少，他們是外婆最心愛的人，兩個都帶走怕外婆會受不了的。這時小虎上高三，馬上要畢業，很不懂事，留在國內怕學壞了。所以最後決定隻帶小虎一個人走。
八零年五月三十號，湘穀的媽媽從商業部叫來了汽車，送我們去機場，路上說恐怕將來見不到了吧，我說不會的，我們會回來的。不過我想她心裏是知道，我一時是不會回來的，我對這個國家已經沒有什麽可留戀的了。想不到竟是一語成籤，等我八三年回來接湘穀時，她老人家已經去世了。
湘穀的媽媽，胡子嬰，早年就參加抗日反蔣活動，抗戰時與章乃器離婚，因章有外遇，解放後她在上海工商聯工作，她對共產黨毛主席是徹底擁護的，是毛的大粉絲，對毛的一套理論和措施也是努力學習，積極貫徹的，當然也就會積極參加反右運動，她給章乃器寫過一篇文章叫“我所知道的章乃器”。現在有人說這篇文章是對章乃器最致命的打擊，實在有點言過其實，這篇文章我當時就仔細看過，因為作者是我的嶽母，文章的攻擊對象是我的嶽父。裏麵說的都是事實，無非是章乃器和國民黨廣西軍閥有些聯係，這種事情在國共合作時期並不是什麽了不起的事情，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從老毛，周恩來算起，有幾個沒有和國民黨有過密切關係？實在是談不上給章乃器扣上了什麽曆史反革命的帽子，充其量也不過是在貫徹共產黨毛主席的意圖而已，而且這篇文章肯定也是民建會，工商聯黨組審查通過的。 其實她是個很通情達理的人，可惜她身體不好，沒能活到八九年，如果她看到六四屠殺，她對共產黨一定會大失所望的。她對年輕人很愛護，很願意幫助，她看我比較消沉，就勸我凡事多看國家，國家好了，個人受點損失，也是值得的。可惜她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何況國家也沒搞好，文化大革命把中國經濟已經推到崩潰的邊緣了。她自己在文革中也吃了不少苦頭，當走資派，靠邊站，打掃衛生，天天擠公共汽車上下班，被人擠得摔一跤，右臂肱骨頸骨折，醫院不給看，因為是走資派。幾個星期後再去看，照了x-光才知道骨折了，醫生說不要緊，慢慢會好的。這就是階級鬥爭教育出來的醫學水平。可是她從來沒有抱怨過。認為這也是對她的一種考驗。
我和小虎的行李非常簡單，兩人兜裏一共隻有四十塊美金，這是當時共產黨允許兌換的最高限額，他們認為既然有人請你們出國探親，一切都會有人替你付鈔的。我們坐的是波音七零七，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民航機。有二百多座位，好像隻有七成滿。起飛不久就有人到後麵找地方睡覺去了，離我們不遠處有兩位年青人在大聲聊天，一位在介紹他第一次隨鄧小平訪美的見聞，當他們出席歡迎會時，看到停車場裏排滿了汽車，認為這是美方故意在造勢，後來才發現美國就是汽車多。這個被共產黨宣布為日薄西山，垂死的資本主義美國，其富裕的程度真是超出了當時中國人的想象，看來這位多半是一個在中央機關工作的小幹部吧。飛機先要繞道上海，然後在日本東京的成田機場停留幾個小時，乘客都要下機但不能出機場，回來還是原機，但人多了些，天黑了也繼續飛行。在晨曦下飛機降落在檀香山機場，再飛行不久就到洛杉磯，因為是向東飛行，飛行了十幾個小時，到美國時還是五月三十號。一路上我沒睡著一分鍾，隻能合眼養神。出關就見到闊別三十二年的老母，兩人抱頭痛哭，來接的還有我弟弟和表妹。我們跟母親都住在弟弟家，他家人口多，四個孩子，還都小，所以我和小虎晚上都得在客廳打地鋪，過幾天哥哥也從西雅圖趕來相會，他在那邊出差開會，所以沒能來接我們。那邊不久前剛有聖海倫火山大爆發，半個山頂崩掉了，他帶回來一小瓶火山灰留作紀念。哥哥長我四歲，出生那年長江發大水，所以小名叫洪生，是我們的大哥，也是我們這一輩的權威人士，我們都叫他哥哥，其他弟妹都互相直稱小名，四九年他從上海交大電機係畢業，五零年到美國實習，以後又在加州理工大學和斯丹福大學得了博士銜，先後在IBM和貝爾實驗室工作。六十年代因所研究的項目涉及軍事，不得不入籍美國。我看他兩鬢已經半白，麵色也比較蒼白，不過精神很好，興致很高。哥哥的朋友老張請我們去玩迪士尼遊樂園，母親不敢坐過山車，隻能在遠處看著我們。在弟弟家住了不久，因母親要和她大姐相聚，我們搭哥哥朋友徐蘭的便車北上，到舊金山，住到劉雲韶表弟家，見到剛從台灣過來的大姨，在這裏看了金門大橋，遊覽了伯克利大學校園。然後我們才飛到東部，住在哥哥家裏，這裏叫Rumson, 是 新澤西州中部濱海的一個小鎮，到附近的Sandy Hook, 隔海能看見紐約。我跟著母親睡一間較大的房間，小虎和兩位堂弟睡一間，有雙人床。我開始溫習功課，東西太多，毫無頭緒，不知念什麽好。這時哥哥打聽到在Livingston, 有個San Barnabas醫院，每年辦兩次補習班，專為外國醫生補課，準備考ECFMG, 他替我報名交了費。記得好像有九個星期的課，等於把醫學院的課程全部重點講了一遍，而且有講義，便於溫習，幫助很大。在那裏住在附近的民居，一間房間住七八個人，床鋪緊挨著。記得同屋的一位菲律賓醫生，後來沒考上，到俄亥俄州的Toledo當抽血員去了，另一位台灣來的黃維國醫生，是耳鼻喉科的，自己在淡江開醫院，做院長。好像後來也沒考中。但他還是移民過來，在北加州買了房子。我在食堂用餐總是挑最便宜的吃，從來沒買過湯或飲料，我自己倒一杯冰水放點白糖，再加一片檸檬，就成了檸檬汁，這些都是不用花錢可以隨便拿的。在食堂還看到帶槍的警察，護送提款員從食堂收款員取款的場景。看來這裏治安的確有些問題。在這裏還結識一位上醫六二年畢業的韓羅意大夫，常坐在一起聽課，漸漸成了朋友。老韓比我小幾歲，搞內科，在國內雜誌上發表過不少文章，寫過急症書，對血液病有研究，腦筋靈活，記性好，讓我自愧不如。班上還有一批美國人，是一些在美國進不了醫學院，跑到中美洲多明尼加國，去上專為美國人開辦的醫學院， 然後回來考ECFMG的，這也是一條美國人當醫生的捷徑。結業後我和老韓又一起在他三叔的宿舍裏，溫過幾天書。考試結果我們兩人都通過了業務部分，可是英文都不及格，幸好等補考英文時，我總算及格了。以我的探親身份本來是不能找工作的。所以隻能在家閑著，每天到附近Red Bank的 Riverview醫院圖書館看看書或者當誌願者，在病房伺候病人，這樣可以練練英文。小虎在Lincroft的社區大學開始上課，每天靠我嫂嫂接送。我也趁機開始練習開車，在嫂嫂的熱心幫助下，拿到了駕照。哥哥的一位鄰居，又是打網球的球友Mr. Sanderson，太太是附近Monmouth 醫學中心的院長，哥哥托他們幫忙，上醫院去過一次，他們說隻要有工作許可證，就可以讓我去麻醉科當住院大夫。外科太辛苦，怕我吃不消。但工作許可證談何容易，所以實際上一點忙也幫不上。這時大表姨的好朋友湯公英阿姨通知，叫我到華盛頓去找她，她在華盛頓退伍軍人醫院生化科工作多年，已經退休了，與附近華盛頓醫學中心的病理科主任說好了，先讓我去當誌願者，跟著住院大夫一起學習。沒幹了幾天，湯阿姨帶我去參加一個美東華人醫學年會，湯姨的丈夫，高景泰伯伯是會長，他們認得不少醫界人士，或許有機會找到能幫忙的人。會上有幾個人用英文發表論文報告，其中有上海醫學院著名藥理學家張昌紹的女兒，介紹針灸可產生一種類鴉片的大腦神經介質，認為這可以解釋針灸的止痛作用。聽說張昌紹教授在文革早期就被共產黨鬥爭逼死。在會上湯阿姨介紹我認識了印地安那州Fort Wayne 的潘捷民大夫，他答應給我想辦法，不久他就從Fort Wayne來電話，讓我去麵試。去Fort Wayne 那天要在濱州的匹茨堡轉機，要等好幾個鍾頭，正好我的協和同學孟憲鈞在那裏進修，我手中沒幾個錢，也不知道他那裏有多遠，不敢叫計程車去看他。隻能在機場打電話與他聊天。當天就住在潘大夫家，第二天麵試，科主任Schneider很客氣，知道我在華盛頓醫院病理科見習了幾天，就找了個外科手術的新鮮標本，剛切下的一段結腸讓我描寫，錄音。錄音帶交給秘書去聽，秘書們說聽得懂我的話，麵試就算完成了。回到哥哥家以後，不到十天，潘大夫又來電話，說事情成功了。叫我去上班。就這樣當上了病理科的住院大夫。這裏是Saint Joe’s Hospital, 是個教會醫院，主事的是幾位修女，潘大夫是教徒，與修女的關係很好，所以事情才辦得順利。這下子我總算有收入了，雖然數目不大，年薪一萬二，扣了稅，房租，每月還有七八百元，當住院大夫可在食堂免費吃飯，一天三頓，我是連周末假日也去，省了不少錢。當了住院大夫，下一步就是去考FLEX. 得趁熱打鐵，因剛考過ECFMG, 那些東西還記得住，考試是在州首府印地安那潑利斯，考了兩天，居然也通過了，這樣行醫執照也有了。其實我在這裏當住院醫生也是非法的，是憑了潘大夫的麵子，醫院才承擔當了責任，好在這種事也沒人來查。聽說辦移民還有一個途徑，叫技術移民，可以申請是特殊技能人才，例如搞針灸，於是我就寫信給紅星公社的老同事中醫呂大夫，請他證明我當過他的徒弟，學過針灸。而且去舊金山參加一次針灸考試，本以為背熟穴位，知道紮針的適應症就行了，誰知道竟考了不少中醫理論的題目，事先毫無準備，一敗塗地，白白花了我四百塊報名費和來回的機票錢。事後他們來信通知說，可以去參加他們的補習班，保證考取，但學費太貴，要一千二百元，我也不願請長假去上課。隻好斷了這個念頭。上班半年以後，韓大夫的英文考試也通過了，來信希望也能來這裏工作，我和潘醫生一說他就答應了。這樣我們就有兩位住院醫師了。科裏有四位病理學家，Schneider, 潘大夫，一位叫Sisira 的斯裏蘭卡大夫（也是這裏培訓出來的，潘大夫總叫他錫蘭人），還有一位Casey, 是剛上任的，原來在北卡州工作，正在等候轉換印州的行醫執照，所以暫時不能正式工作，他最空閑，有時間跟我們聊天，帶我們看片子。住院大夫的工作很簡單，主要是早上處理當天外科手術下來的標本，描敘，取樣，交技術員切片，染色。從開始幫助做屍檢到最後獨立作屍檢。這裏有個化驗員訓練班，每天下午有課，我們也跟著上課，空餘時間就自己看顯微鏡片子，看書。潘大夫對我們絲毫不像對待下級或學生，更像對待朋友那樣。每天十點左右，看完了頭一天做好的片子，潘大夫和Casey就會來叫我們，一起到樓下醫生休息室去喝咖啡吃點心。Casey認為這很重要，當病理學家一定要與臨床醫生搞好私人關係，不然工作也做不好。他認為我們成天念書，看顯微鏡，對電視裏的打棒球，和美國足球毫無興趣，是不行的，和別人根本沒有共同語言。
小虎在Lincroft 社區大學上了兩年，轉學到Fort Wayne 的普度大學分校，上電機係，以後又轉到普度的本校。他也很爭氣，從二年級起就沒再交過學費，自己還打工掙錢，買了汽車。畢業後在威斯康辛找到工作。後來被派到台灣工作了幾年，又被派到上海，北京工作。
我母親自六三年我父親去世後，常來美國看望我哥哥和弟弟，有美國綠卡，但她不願當美國公民，因為由我哥哥替我申請移民需要好幾年，所以律師認為最快的辦法是讓我母親先辦成公民，然後由我母親申請母子團聚的移民。憑綠卡轉公民，必須三年內在美國連續居留多少個月份才行，我母親雖然常來，但都是很快就回去，所以現在必須為我在美國連續住滿兩年。在台北她的親戚朋友多得很，打麻將隨時可找牌友，台灣銀行給她很大的房子住，司機也是公家的，所以生活很是優裕，住在我哥哥這裏真是度日如年。 到八二年底移民局通知，我可以領綠卡了，我母親像得了大赦一樣，馬上回台灣去了。但是我的綠卡不能在美國辦，必須到中國廣州領事館去辦理，經過跟他們辯論總算答應可以改到北京辦理，主要的理由是因為我在美國非法工作，所以必須出國辦理才行，我當時有點不敢回去，因為當初是申請探親，現在忽然變成移民了，不知道共產黨會怎麽說。另外湘穀申請探親護照，首鋼醫院一直刁難，說她是技術骨幹，不能放走，直到她給陳雲副總理寫信，才給辦成，這樣拖延了很久，到八三年十月我才向潘大夫請了兩個星期假回到北京，可是到了大使館一位中國女辦事員非常嚴厲，說我來晚了，不能辦理，叫我回去等候通知，態度蠻狠，有點假洋鬼子的意思，估計一定是位中國政府派來的黨員辦事員吧，等了一個多星期不見通知，沒辦法隻好打電話給潘大夫續假，他打電話給印第安那州的國會議員Dan Coats 求救，Dan Coats 打電話給大使館，大使館很快就通知我去麵談，這次換了個洋人，也不用在站在窗口對話，而是請我坐在沙發上談話，很客氣，馬上就辦好了。而且湘穀的移民簽證也是一次通過。看來還是洋鬼子好辦事，隻要摻了假洋鬼子事情就不好辦了 。這次回國雖然有二十多天，但基本上沒怎麽出門，隻是去看了姐姐和四姨，北京的市容變化也不大。回美國時是兩個人，還和韓大夫合租一個公寓，後來韓太太也出來了，兩家才分開。
八五年我們和小虎一起去新澤西州看望我母親，她剛從台灣出來，第一次見到湘穀這個兒媳婦。接著小熊也來美國念博士，先到新澤西州拜見奶奶，母親非常高興，總算看到長孫了，這次回台灣就沒再來美國了。八九年一月我們拿到公民身份馬上就給小熊申請移民。所以他並不是那批六四事件的得益者。那年美國發放了成千上萬的居留證給中國留學生。幾乎所有的中國留學生都選擇了申請綠卡。
八五年我的住院醫師期滿結業，但我對去當病理學家並沒有信心，覺得還是搞臨床好些，在當住院大夫的最後幾個月， 我已經開始在附近一家小醫院急症室打工。他們願意讓我在附近一個小鎮開業，以讓我在急診室工作的形式作為補貼。這樣我就正式掛牌開業了。但是病人並不很多，而且多是低收入的病人，很多是不買保險的人，所以門診的收入並不可靠，事後去向病家要賬也很不容易。主要的收入是靠在急診室工作，我同時在周圍好幾家醫院打工。收入就多一些，但究竟心裏不踏實，到八七年韓大夫在紐約州Willard的州立精神病院工作，來信邀我去他那裏工作，工作穩定，福利好，年底我就轉到他那裏了。到九二年紐約州財政緊縮，打算關閉一批精神病院，Willard醫院是其中之一，我的資曆最淺，裁員首當其衝，正好不遠的Elmira 監獄缺醫生，因為同是州立機構，服務年限，福利都是統一的，可以帶過去，所以我馬上轉過去，一直幹到退休。
總之到美國來，是我一生最重大的決定，絕不後悔。這裏當然不是天堂，吃飯靠自己的本事，生活談不上富裕，就全國平均而言，應該算是中上水平吧。我在這裏至少不用做二等公民，更不會受到無端的侮辱和肉體折磨。孩子們做得也不錯，小熊早就是聖地亞哥大學的終身教授，小虎是美國一家大公司的駐華主管。大孫子今年剛畢業，已經在Caterpillar ,一家大公司，找到工程師的工作，二孫子今年剛考進加州的好學校，伯克利大學。 這些就是我用腳投票的結果吧。可惜共產黨不讓大家有真正投票的機會。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就來美三十二年了，回想往事，很多事情已經記不太清楚了。但是有些事，是不會忘記的，我能夠來到美國，並生存下來，首先是美國有海納百川的胸懷，能讓我這個倒黴的中國人移民過來。要感謝我母親和哥哥替我申請探親，移民，並在經濟上給我支持，我母親為了我的移民，堅持在美國住滿兩年才回台灣。我哥哥幫我報名，讓我上了準備ECFMG考試的補習班，不然光靠我自己是很難通過的。還得謝謝大表姨吳楣，幫我跟哥哥聯係上，以後又請湯公英阿姨照顧我。更要感謝潘捷民大夫，收留我這個沒有工作許可證的人，去做他的住院醫師。我的朋友韓羅意大夫，對我的幫助也很大，介紹我去紐約州工作。總之，我的運氣好，肯幫助我的人實在太多了。大概是時來運轉吧，在國內倒夠黴了，一出國運氣就好了。其實講得實在一點，大概是社會環境的不同吧，在中國經過共產黨階級鬥爭的教育，中國人已經變得不再有惻隱之心，見到什麽事，原想幫忙的，但考慮到萬一幫了階級敵人，那就要犯嚴重的錯誤，所以還是別幫忙保險，有的時候，不但不幫忙，而且還要給你踏上一腳，教你永世不得翻身。走出中國，不論到哪裏也不會有中國那種可怕的政治氣氛，和人與人的關係。
□ 讀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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