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總是勝利者寫的。曆史人物的形象，很多時候，也是勝利者畫的。蔣中正就是一例。
很長一個時期，我心目中的蔣介石，來自於大學時期讀的小說《金陵春夢》。書裏的那個“鄭三發子”，原籍河南許州，隨母改嫁到浙江奉化，繼父蔣肇聰。“中正”者，“宗鄭”也，不忘故鄉河南之意。後來，這個“拖油瓶”少年，成了上海灘的流氓，青紅幫的打手，混跡青樓，無惡不作。
這麽一個人，1949年的時候，被趕去台灣，實在是為民除害。
多年後，才發現，這部小說，純粹是作者唐人（真實姓名叫嚴慶澍）杜撰的，是香港地下黨奉命“妖魔化蔣介石”的作品。看來，文人若是為非作歹，也會危害匪淺，其禍國殃民的程度，或許不亞於政客。
最近幾年，關於蔣介石的書籍越來越多。
當我們拂去曆史的塵埃，會發現，蔣介石這個人，和我們以前認識的，完全不同。
首先，要歸功於蔣介石的日記。自1915年，28歲時起，蔣開始寫日記，每天至少一頁，直到1972年，85歲的時候，“手肌萎縮，不能執筆”，方才停止，堅持了57年。其間，隻有三年的日記遺失於1918年底的福建永泰戰役中。
信奉儒學，特別是宋明理學的蔣介石，以日記作為修身的工具，約束自己。因為是寫給自己看的，蔣在日記裏常常毫不留情地痛斥自己，也會毫不掩飾地責罵別人。
譬如，1919年10月23日，蔣在日記中寫到：“過去之罪惡，悔恨莫及；將來是嗜欲，奢望無窮。若不除此二者，將何以求學立業。”這是蔣在讀了道學家的著作後，按照朱熹“省、察、克、治”的標準檢討自己。
青年時期放浪形骸的蔣介石，到了中年，開始努力“不逾矩”。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前，蔣在全國的人氣飆升。可是，在日記裏，50歲的蔣卻是豪氣漸消，逐漸以聖賢的目標鞭策自己。這年11月，他在日記中寫到：“從前隻知以豪傑自居，而不願以聖賢自待，今日乃以聖賢自待而不願以豪傑自居矣”。
可是，“修身”絕非易事，直到1939年2月23日，52歲時，他還在日記裏責罵自己：“汙穢妄念，不能掃除盡淨，何以入聖？何以治人？豈非自欺欺人之濁狗乎？”估計，當日的某個時候，蔣看到了美女，又動了邪念。
1948年底，國共決戰的最後命運已見分曉。蔣在戰場上屢戰屢敗，失敗的陰影漸濃。在日記中，他總結自己大陸二十年的統治，給自己下斷語說：“因循寡斷，巧取自敗”。八個字，簡明而精辟，概括了他失去中國大陸的原因。
現存於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蔣介石日記，自2006年起，逐步公開，為我們了解蔣的真實麵目，提供了重要依據。
同時，在蔣去世近40年後，台灣的民主化漸漸成熟，海峽兩岸的氣氛日趨緩和。在兩岸三地，很多的史料公諸於世，學者的研究逐步深入，這些，都在為我們還原一個真實的蔣中正。
研究蔣介石日記，最早的一本書，是黃仁宇寫的《從大曆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1990年代初，作者寫這本書時，蔣的日記尚未公開，所以，書中引用日記，都是間接得來的。黃仁宇繼續其“大曆史”的觀點，以蔣的日記為線索，把蔣放在中國現代史的宏觀背景之上，進行考察。
就中國國內來說，研究蔣介石，特別是蔣氏日記，最為著名的，當推楊天石。據說，國內學者中，楊是第一個在胡佛研究所閱讀蔣氏日記的。
楊天石感歎：“在中國，乃至世界的領導人中，沒有人有這麽長的日記，這是罕見而了不起的現象”。至於這些日記的真實性，楊毫不懷疑，他說，“讀蔣介石的日記，很明顯就可以看出來，他主要是寫給自己看，並非為了將來備忘或者出版，其中記錄了他許多真情實感”。
楊天石出版了好幾本關於蔣及其日記的書： 《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上下冊，山西出版集團，2008年），《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II，（華文出版社，2010年）。
楊天石的研究，在很多方麵，都是開拓性的。在這些著作中，楊天石希望，就一些曆史問題，以特有的中國人的方式，給蔣介石一個“說法”。可是，因為他試圖正麵肯定蔣介石，試圖重新定位蔣在中國曆史中的角色和位置，雖為一流學者，楊也受到多方壓力，甚至不得不發表一篇《嚴正聲明》，為自己辯護。
楊天石在《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II，（華文出版社，2010年）《自序》中說：“人的思維，包括人的曆史研究活動，都常常受到許多主客觀條件，如立場、利益、環境、經曆、經驗和知識結構等因素的製約”。這句話，用來說明楊本人的研究和他的幾本書，再恰當不過了。
在多年研究後，楊天石總結出蔣介石的五大毛病：好色，暴躁，多疑，孤僻，自戀。可以說，這是蔣失敗的性格因素。其實，毛澤東也認為蔣很有阿Q精神，孤傲，自戀。
遺憾的是，楊天石的這幾本書，多由已發表於各處的零散文章輯錄而成。以楊所占有的資料，數十年的研究功底，寫出一本關於蔣介石的權威著作，當為時不遠。
在這方麵，黃道炫和陳鐵健的《蔣介石：一個力行者的思想資源》，就很有深度。作者認為，毛澤東讀史，蔣介石讀經。讀史是研究人，讀經是琢磨心。讀史側重謀劃韜略，讀經則更重精神修養。
蔣介石是革命者，又是反革命者，既保守傳統，又機會主義，是軍事家，卻不是戰略家。他固執而靈活，剛硬而溫情，堅毅又軟弱。這些截然相反的性格，常常反複體現在蔣一人身上。
如果說，楊天石的研究是開拓性的，是史實的陳述，是曆史原貌的再現，那麽，黃道炫的這本書，為我們了解蔣的內心世界，了解蔣的行為基礎，提供了客觀的學術分析。
最近幾年，關於蔣介石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為寫作本文，我的案頭就有二十多本關於蔣的書。其他的著作，例如，何虎生的《蔣介石傳》，師永剛、張凡的《蔣介石：1887-1975》，阮大仁的《蔣中正日記揭秘》，均由華文出版社出版，各有特色。
在西方，近年來，最為著名的，是陶涵（Jay Taylor）寫的《蔣介石與現代中國》(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2009)。陶涵是美國資深外交官，先後在台北和北京的美國使館工作，負責政情分析，現為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在這之前，他已經出版了《蔣經國傳》(The Generalissimo’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Taiwan)(2000)。
將陶涵的書，與國內近年出版的，包括研究蔣的權威楊天石的著作，做一比較，就會發現，國內外學者做研究的方式還是很不同的。舉例來說，國內的學者，有意無意間，會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有時候，顯得很拘謹，放不開。
其他的方麵，如學術根底，學術風格，以及做學問的嚴謹態度，每個學者也都不同。經常閱讀中英文書籍的讀者，會發現，中西學術的風格確有差距。這一點，不僅表現在研究蔣介石的著作上，其他方麵，也常可見到。
大師的作品不一定是長篇巨著，卻一定要有思想，有見地，即使是一篇論文，也應如此。1917年，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石破天驚，開啟了新文化運動。1989年，弗蘭西斯•福山發表於《國家利益》上的《曆史的終結？》，以及亨廷頓在1993年發表於《外交季刊》上的《文明的衝突》，都是文章，都開啟了一種思潮。
這些年，在國內學術界，可算作“大師”水平的學術著作或論文，並不多見。一個人的學校教育，學術訓練，文化背景，社會環境，以及做學問的態度，都影響其學術水平，決定其是否能成為大師。
回過頭來，再說國內關於蔣介石的研究，某些方麵，仍有局限。舉例來說，楊天石就拒絕承認蔣介石是“民族英雄”，因為蔣“一麵指揮國民黨部隊對日作戰，同時又和日本人多渠道地秘密談判”。
蔣介石是否能稱為“民族英雄”，應該從其一生的作為來判斷，不能因一時一事而得出結論。
再說，一邊抗日，一邊“多渠道地秘密談判”，要看談的內容是什麽，是媾和？是投降？還是放棄主權？如果隻知一味地抗戰，不了解敵人，是蠻幹，不是“知己知彼”？如何因時調整自己的戰略戰術？
客觀地說，蔣介石對於“民族英雄”這一稱號，是當之無愧的。至少在三個方麵，蔣對於中國，對中華民族，是功不可沒的。
第一， 以北伐統一了中國。
自1926年開始北伐，經過兩年的努力，蔣至少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1928年10月，蔣任國民政府主席，成立五院，開始訓政時期，成立法製局，設立外交委員會，廢止不平等條約，宣告關稅自主。是年底，東北易幟，國民政府宣布統一。
如果考慮到清末以來中國的狀況，考慮到當時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各式軍閥，蔣介石能將中國統一到那樣一種狀態，避免了出現四分五裂，或被列強瓜分的結局，功不可沒。從1928年，直到1937年南京淪陷前的十年，是“艱苦建國的十年”，西方則有人稱為“黃金十年”。“在這十年之中，交通進步了，經濟穩定了，學校林立，教育推廣，而其他方麵，也多有進步的建製”（魏德邁語）。
第二， 維護了中國領土的統一。
很多人知道，孫中山為獲得日本的援助，向東京出讓中國主權，也就是“賣國”。孫中山給出的條件，在很多方麵，比袁世凱正在努力討價還價的《二十一條》，有過之而無不及。
蔣介石沒有。即使是赴日向宋美齡提親時，蔣介石也希望既要美人，又要江山。他“告訴日本首相田中義一說，他的目標是重申中國主權，領土完整，包括東北在內。田中勸蔣力守長江以南，不要和北方軍閥 – 日本的勢力範圍 – 交鋒。蔣不為所動”。
滿洲國成立後，日本外相給蔣電報，提出三點建議：中國對日關係優於和西方的關係，承認滿洲國政府，以及在北方邊境共同剿共。蔣回複說，如果日本“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則可協商在北方邊境共同剿共的問題，同時，“蔣亦拍電報給中國駐日大使，重申，無論協議為何，中國都不會承認滿洲傀儡政府”。
無論是抗戰爆發之前，還是抗戰最艱苦的階段，無論是英美外國人士，還是國內有識之士，都發現，“蔣不準備在主權問題上妥協退讓”。
即使是在敗局已定的情況下，蔣介石決定退守台灣，偏安一隅，也從未考慮過以長江為界，劃江而治，把中國一分南北。蔣介石認為，中國領土的基本完整，比社稷江山重要。
第三， 領導中國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蔣介石在八年抗戰中的作用和角色，眾所周知。實際上，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領導的政府和軍隊，一直是抗日的主力。
1971年，毛澤東就肯定了蔣介石以北伐統一中國的曆史意義，及其在對日戰爭中的領導作用。在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之際，中共領導人首次公開承認，中華民國國軍是抗日戰爭的主導力量，蔣介石領導國民革命軍在抗日戰爭中給日軍以沉重打擊。
隨著抗戰的勝利，中國的國際地位也不斷提高。1943年，英美帶頭廢除危害中國百年的不平等條約，與中國簽署新約。蔣攜夫人參加的開羅會議，主張“日本竊奪之中國一切土地，如滿洲、台灣、澎湖，均應由中華民國恢複之”。
戰後，1945年，中國與列強共同對世界發表波茨坦宣言，蔣介石與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並列，成為反法西斯同盟國領導人之一。
作為“二戰”的主要戰勝國之一，中國成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及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人們常說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應該是在這個時候，八年抗戰取得勝利的時候。
楊天石在對蔣介石作了25年的研究以後，應該可以得出，蔣是“民族英雄”這樣的結論。
司馬遷寫《史記》時，將項羽的傳記列為本紀，與其他曆代最高統治者等同，他是唯一享有這一殊榮的未登基的帝王。
蔣中正也是。如果再出一個司馬遷的話，一定也會把蔣中正的傳記列為本紀。
黃道炫認為，蔣介石是兩千年後過了江東的項羽。
有時候，曆史是會重演的。
如果把二十世紀毛蔣領導的國共之爭，與兩千年前劉邦項羽的楚漢之爭做個比較，會發現，二者竟有不少的相似之處。
項羽和蔣介石在性格上就有許多的相似，有時很單純，傻的可愛，有時又很固執，倔強如牛。
項羽百戰百勝，所向披靡，取得一係列戰術上的勝利，可是，他不是戰略家，加之性格剛烈，剛愎自用，注定了最終失敗的下場。對蔣介石比較了解的美國前總統尼克鬆也認為，蔣是戰術家，而不是戰略家。
韓信說，項羽的失敗，是因為其“遇強則霸的匹夫之勇，和遇弱則憐的婦人之仁”。這是項羽致命的性格弱點。蔣介石也常表現出這種“婦人之仁”。婚後不久，宋美齡就發現了蔣的“非丈夫氣概”。
1948年8月，蔣經國奉父命去上海“打老虎”，宋靄齡與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因非法囤積商品，受到查處。宋美齡急電委員長求救，正在北京部署遼沈會戰的蔣介石，放下一切，飛到上海，從中調處。傅作義因此說蔣“愛美人，勝過愛江山”。
劉邦和毛澤東則是典型的政治家，開國之君，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在被季布追擊之下，劉邦為了逃生，將自己的兩個孩子推下車去。當項羽以太公和呂雉作人質，要劉邦投降，並聲言，“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時，劉邦的答複是，希望“幸分一杯羹”。
1937年，日軍大舉侵華之際，在8月份的洛川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指示，共產黨的任務是， “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十分宣傳”。毛澤東熟讀史書，深諳帝王之道，無論是中國文化中的麻將理論，還是傳統政治中的太極拳法，都運用自如，且深藏不露。
從性格上，蔣就注定了要敗於毛。
項羽在鴻門宴中的表現，不能當機立斷，因而坐失良機，蔣介石一生也出現多次。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未乘勝追擊，消滅陝北的共產黨。據陶涵書中記載，“事變”過後，“蔣介石恢複自由身，根本沒想到要動武。如周恩來所預見的，他信守承諾，停止‘剿匪’，還開始每月撥款幾十萬給中共部隊”。
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講究君子之風，按照遊戲規則出牌的，必敗無疑。在爭奪江山社稷的時候，更是如此。“我們安徽”的史學大師唐德剛先生生前常常念叨，“自古帝王多無賴”，就是這個道理了。
蔣介石這種政治上的天真，不時地表現出來。日本投降後，山西軍閥閻錫山開始錄用日軍官兵，協助反共。可是，蔣獲悉後，電告“閻老西”說，這樣做不合適，會給共產黨提供宣傳口舌，美國人也不會喜歡。蔣同時命令，所有投降的日本官兵都要盡快送回老家去。
每到關鍵時刻，蔣就止步不前，對此，史學家黃道炫很是惋惜。
黃道炫還認為，蔣介石“從事著被人稱為天底下最肮髒事業的政治，卻又追求著做聖賢”，要把二者兼於一身，這是不可能的。
蔣介石這個人，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的，也不是三五本書寫得明的。他有優點：堅毅有恒，忠心耿耿，知恩必報。更多的是缺點，所有這些缺點合在一起，使蔣成為中國曆史上唯一一個打下江山，未及坐穩，又丟掉江山的人。
近來，因為王岐山的推薦，許多人開始讀托克維爾的《舊製度與大革命》。其實，我倒覺得，應該讀讀陶涵的《蔣介石傳》和《蔣經國傳》。
特別是現在，應該深入地了解老蔣和小蔣。看看老蔣是如何丟了江山，小蔣又是如何保住社稷的。從老蔣丟掉江山吸取教訓，從小蔣保住社稷學點經驗。
蔣介石是中國建立共和政體後第一位成功統一全國的國家領導人，是行憲後第一至第五任中華民國總統，達27年。
可是，他為什麽會丟掉江山呢？應該說，這是許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在這許多的因素中，日本人的侵略，共產黨的搗亂，美國人的瞎指揮，都應計算在內。還有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國民黨的腐敗。
八年抗戰，為中共的發展壯大提供了天時和地利。抗戰結束時，國共兩黨實力發生重大變化。共產黨的軍隊由戰前的5萬人猛增至130萬人（不包括220萬地方武裝），“解放區”麵積達260萬平方公裏，擁有1億多的人民。所以，毛澤東多次感謝日本人的侵略，幫助中共取得了政權。（見《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
閱讀關於蔣介石的書，最讓人糾結的，是他和美國人的關係。蔣與蘇聯，與中共，與日本，與英國等其他西方國家，關係都較為單純，較易理解。和美國人的關係，真是“剪不斷，理還亂”。雖然娶了一個“美國化”了的媳婦，很多時候，媳婦還可以從中說和，可是，更多的時候，老蔣與老美的溝通，簡直是“雞同鴨講”。
蔣介石需要美元，也需要美援，再加上其他因素，蔣就有了一係列的美國“顧問”，從拉鐵摩爾，到史迪威，到馬歇爾，到“中國通”司徒雷登。這些人中，沒有一人與蔣合作愉快。除了性格等因素外，文化是妨礙雙方溝通的主要因素。
中國文化是麻將的文化，美國文化是橋牌的文化。老美用他們的橋牌規則，試圖指導老蔣的麻將遊戲，結果，兩種遊戲攪合在一起，最後，就成了一局其臭無比的象棋，必輸無疑。
另外一個讓蔣介石失去江山的因素，是腐敗。
蔣介石本身是清白的，潔身自好的，同樣被公認清廉的還有陳立夫，陳誠等人。據陶涵書，“蔣介石沒從國家偷錢，沒有私人小金庫。為應付遷台前的開銷，他向陳立夫主持的中國農民銀行辦貸款，借了一百萬快速貶值中的金圓券（依當時匯率約為1萬美元）”。
蔣經國也是。遷台前，他曾想把太太孩子送到香港或者英國，因沒有錢，又不肯接受宋家援助，隻好帶去台灣。
蔣在掌權之初，對官員的腐敗，就很頭痛，大會小會一再抨擊腐敗現象。可是，蔣對此一問題，卻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或許他認為，個人的忠誠更加重要；或許他認為，這個問題，和通貨膨脹一樣，可以慢慢消除。或許他認為，無官不貪，曆朝曆代，都是隻反叛，不反貪的。
結果，腐敗，使蔣介石本來就不穩固的江山轟然倒塌。
在這方麵，小蔣比他爹聰明，也更像個“大丈夫”。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蔣經國所麵臨的問題，和現在中共所麵臨的差不多：改革要亡黨，不改革就要亡國。痛定思痛，小蔣選擇了改革一途：解除黨禁，報禁，開放大陸探親，並在逝世前一年解除戒嚴令，開啟台灣民主化之路。
因為蔣經國的改革，台灣才有今天這個樣子。國民黨也還在，並再次成為執政黨。蔣經國的改革，保住了國民黨，也保住了台灣。時至今日，一直獲得人民很高的認同。曆次民調顯示，小蔣是台灣人民最為懷念和肯定的總統。
據傅高義（Ezra Vogel）所著《鄧小平與中國的轉型》一書記載，鄧小平晚年時，數次托李光耀給蔣經國帶話，希望兩位老同學再見上一麵，被蔣經國婉拒。在蔣經國宣布若幹政治改革措施後，鄧小平感受到了壓力，曾自問，“大陸是否應該也像台灣一樣開放？”
有人說，曆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是說，活是人民群眾幹的。很多的時候，曆史是政治家設計的：進程的快慢，到了路口向左，還是向右，是掌握方向盤的政治家決定的，車上的老百姓是沒有發言權的。
在曆史轉折關頭，了解一下那些掌握著方向盤的政治家，是有用的。因為，曆史雖不能假設，卻有可能重演。
這也說明，還原一個真實的蔣中正，有現實意義。
寫於2013年1月
□ 讀者投稿
華夏文摘 第一一三七期(cm1301b)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