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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最後一個軍統女特務：我們為抗戰出過力(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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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最後一個軍統女特務：我們為抗戰出過力(組圖) ■王慶蓮 她談軍統：不僅隻搞反革命 也為抗戰出過力 發報機嘀嘀嘀作響的辦公室裏，譯電科科員顧曉夢拿起剛譯好的文件，經過女科長、情報高材生李寧玉審閱，又送到軍機處處長手裏。 切換到舞廳的場景，下班後的顧曉夢，穿著修身旗袍，在流光閃爍中旋轉、歡笑。 這是電影《風聲》的鏡頭。今年85歲的王慶蓮沒看過《風聲》，卻曾有過同顧曉夢相似的經曆。 而她當時所在的，是比顧曉夢的汪偽特工部更正統、被美國人譽為“民國最強大最重要”的神秘組織：國民黨軍統局。 在軍統局本部的三年，是王慶蓮“最快樂的日子”，她認真工作，也流連舞廳。她的上司是破譯珍珠港密電的軍統女少將薑毅英，大老板是“特務頭子”戴笠，第二把手是電影《建國大業》裏薑文扮演的毛人鳳，又一個漂亮角色。 然而人生的舞台急轉，流光溢彩頓作淒風苦雨。 內戰前離開軍統的王慶蓮，在各種政治運動中成為鎮壓對象。勞役、羈押，發膚之痛和精神折磨，在一次求死不能之後，她鼓勵自己：“國家主席的夫人王光美都被批鬥，我為什麽不好好活下去？” 活到今天，雖然她早已平反並落實政策，采訪前我還是想過她會有疑慮和戒備的可能。但見麵之後，這位一生坎坷的老人，卻流著淚對我說：姑娘，你能來太好了，你們要是能早幾年來多好。 她如今晚年生活幸福，領有退休金，“共產黨養了我31年，我從內心裏感激”。 王慶蓮已經是大陸僅存的有過軍統首腦機構工作經曆的女譯電員。作為見證者，她對那一段曆史的述說，或許亦如民主人士章士釗對戴笠的評價，“是非留待後人評”。 “大部分是江山人，不容易混進奸細” 我的身世怎麽講呢，太苦了。不到一歲就沒了生父，住在浙江省江山縣的外婆家，才讀了六年小學，日本鬼子打過來，什麽都燒光了。我一生最恨的就是日本人。 1943年4月，我剛滿15歲，什麽都不懂，家裏經濟困難，無路可走了，軍統局來江山招人，我媽媽給我報名。也是運氣不好，一考就考上了。 當時抗戰到了很緊張的時候，人不夠才臨時招的。我們4個女的，16個男的，沒培訓就大概在6月8日到了重慶。有10個人分到軍統局本部譯電科。 我和其他10人被送到磁器口造紙廠的密本股做打印工作，因為敵機轟炸厲害，為了保護密碼本，所以密本股設在鄉下。 1944年4月，我調回局本部譯電科華南股，擔任譯電員，軍銜是準尉，領少尉的工資。 軍統局第一把手戴笠和第二把手毛人鳳都是江山人，局本部有八個處，一個秘書室，另外就是譯電科。局本部大部分是江山人，不容易混進奸細。 譯電科華南股股長王威是我舅舅，其他幾個華東股、華北股、密本股的股長也是老鄉。整個辦公室都講江山話，別人也聽不懂。因為可以看到情報，很多人想調過來，也有共產黨混進軍統局，想調來譯電科，很難。 我們生活很有規律，上午工作4小時，下午4小時，晚上2小時。華南地區的電報，都由我們譯，當然是什麽情況都有的，但主要關於日本人的多一些。密碼都是數字，不能直接譯，要先做減法，再去翻不同的密碼本，有的很複雜。我文化程度低，不得不更努力。雖然股長是我親舅舅，但他對我很嚴格，譯不成文打回來重做，任務完不成就加班。  “戴笠給我的印象比較正派” 戴笠這個人，很神氣，說一不二。我們不叫他戴局長，都叫戴老板。小小聲說一句“老板來了”，大家趕緊老老實實地幹活。 老板很講究儀表，他的中山裝風紀扣扣得很整齊。軍統局的工作人員，男的穿中山裝，女的穿淺藍色旗袍，有一次總務處發下來一套軍便服，有個女同誌———我們也都是稱同誌的，她穿了，給戴老板看見，馬上下令總務處收上去了。 老板對自己也嚴格要求。每個禮拜一上午，他隻要人在重慶，都會來局本部做紀念周。他在上麵講國際形勢，有時忘了叫我們“稍息”，我們就筆直地站幾個小時，他在台上也是站幾個小時。 我們的禮堂也是飯堂，做完報告就在那吃飯。八人一桌，老板也同吃，葷菜就是牛肉絲炒地瓜。 在我印象裏，戴老板還是比較正派的，不像現在說的陰險毒辣的人。我也不知道我這個話說得對不對，但我接觸過他，他給我的印象就是這樣。 上個月我到江山的戴笠故居，有個民主人士叫章士釗，他是毛主席的好朋友，給戴笠寫過一副對聯：“生為國家，死為國家，平生具俠義風，功罪蓋棺猶未定；譽滿天下，謗滿天下，亂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後人評。” 我看見那個對聯，真是不舍得走。戴笠這個人厲害是厲害，但有壞的也有好的。包括軍統局，軍統局不是隻搞反革命工作，也為抗戰出過力的，抗戰中犧牲了一萬八千人，對日情報、暗殺汪精衛，都出過力氣。 我前幾年看到一本書說，戴笠後來飛機失事是蔣介石派人害他。我們心裏不這麽想。我見過蔣介石兩次。軍統局每年4月1日都要開“四一大會”，紀念那些為軍統工作死了的人，工作死的和生病死的，每個人的照片掛在禮堂上，把家屬接過來悼念。 1946年3月17日戴老板遇難，那年的“四一大會”蔣介石和蔣經國都來了。蔣介石穿軍服紮皮帶，大披風，很威武，他走進來軍樂隊奏響，我們都鴉雀無聲。 當時蔣介石在台上講話喉嚨都哽咽了，心痛戴笠這樣一個得力的助手沒有了。從前老板去見蔣介石，都不用預約的，警衛一通報，蔣介石就用浙江官話說，哦，雨農（戴笠的字）啊，進來進來。蔣介石很信任老板。  ■在收到寧波誌願者的祝福後，王慶蓮老人在本子寫感謝的話語。 軍統女特務不濃妝豔抹 有人因塗口紅而被記大過 軍統局紀律嚴，我也犯過錯誤，不像電視裏演的那樣濃妝豔抹。 那天我還在上班，組長薑毅英，她是軍統裏麵惟一的女少將，也是江山人。她走進來，叫了一聲娜尼鬼（江山話：小姑娘），外麵有張通告你看到沒？我跑去看，上麵寫女同誌不準抹胭脂塗口紅。我很生氣，這不是說我嗎？就給撕下來了。 我年輕時很歡喜打扮，用口紅把嘴巴抹得很亮，眉毛也修得很齊整。我身段好，旗袍都要求比人家裁得更合身，給我們做衣服的人見了我就頭疼。 我又活潑，蹦蹦跳跳的，說起王慶蓮，軍統裏的工作人員都認得。薑組長對我還挺妒忌，因為江山人都跟我很要好。 薑毅英知道我的脾氣，故意讓我去看通告，她知道我要惹事的。最後大概因為我是江山人吧，上麵沒關我，記大過處分一次。 軍統局規矩很多，我們有個證章，帶出去坐車看電影都不要錢，但我們從來不用，因為上麵查到要處分的。 我真正嚐到做人的滋味、最快樂的就是那三年。每個禮拜有半天休息，就去看電影，有美國片《出水芙蓉》,蘇聯片記不清了，還有周璿的《馬路天使》《十字街頭》。 我跳交誼舞最早還是跟電影演員學的。我為了晚上不上班，白天就拚命完成任務，晚上偷偷跑到勝利大廈的舞廳，有個著名電影演員叫王豪，他來請我跳舞。我說對不起，我不會跳，我是來看看的。他說不會就學。我把他一雙白皮鞋都踩黑了，他也不怪我。 後來跟幾個女朋友一起跳，在舞廳不可以男的跟男的跳，但可以女的跟女的跳。我就跳男的角色。這些事給局裏知道要被關禁閉。我們不可能和外麵的人談戀愛，跳舞認識的幾個女朋友，也都不知道我在哪裏工作。  她談戴笠：中山裝的風紀扣扣得很整齊 軍統局最先得知日本人偷襲珍珠港 1941年日本人偷襲珍珠港，這個情報是軍統局先得到，譯電科科長薑毅英譯出來的。那年我還沒去，1943年我進去了後，譯電科的人還很得意，說日本人偷襲珍珠港的情報是我們先得到的，老板向蔣介石匯報，蔣介石跟美國人說了，美國人還不信。最後證實了，美國人才相信戴笠的辦事能力。後來成立中美合作所，美國那邊的梅樂斯還跟老板回江山，和老板的母親拍照紀念。 說到中美合作所，其實就是搞情報的，離白公館很近。我去過，根本不是什麽人間地獄。中方的主任秘書潘其武，我記得很清楚。1945年“四一大會”我去做招待員，那裏都是美國人，美國人歡喜跳交誼舞，戴笠還跟他們一起跳，他其實跳不來。美國人很有禮貌，並沒有什麽非禮，完了還開吉普車送我們回去。 我學會跳舞，軍統局規定不準到外麵去跳，但重慶有好幾個舞廳，我都去過。我年紀小，性格有點天不怕地不怕，偷偷去。別人看到了，說小鬼，被發現要給你抓起來的咧。我說，抓起來再說嘛。 那時候抓起來也沒關係，就是關半個月。渣滓洞你總曉得的吧，其實我們軍統局的人犯了錯誤也是關裏麵。譯電科一個同事，拿了別人的東西，要關三個月，找到我說，小王，你幫我送短褲來。我就送過去了。也沒有什麽嚴刑拷打的，三個月後出來就上班了。 在軍統局，男女之間談戀愛可以，但抗戰勝利前不準結婚。有一對駐外地工作的，女的大肚子，軍統局把他們調回局本部，男的關起來6個月，也是渣滓洞。 那女的叫蒙幼雲（音），她就一直哭，我說，傻瓜，你哭什麽，他關六個月，放出來軍統局就承認你們是夫妻了。後來他們就一直在局本部工作。 軍統繼任者毛人鳳 沒有薑文演的那麽神氣 我貪玩，一個月的工資半個月就花完，隻好借，大家都沒有呀，怎麽辦呢？我就去找會計室預支，要毛人鳳批字，他那時的秘書室還沒我現在這個小房間大。我去問毛先生在不在，到門口喊個報告。他說娜尼鬼，你幹什麽？我說我錢用光了，他就給我批。 前兩年有部電影叫《建國大業》，薑文演毛人鳳，很神氣。其實毛人鳳這個人不嚴厲，沒戴老板厲害。我在軍統局看到他，他穿的也都是中山裝，沒有電影上那麽華麗。 有一次開“四一大會”，毛人鳳旁邊坐的蔣介石的侍從，也是江山人，我當時做招待員，毛人鳳看到了，就跟那個人說，喏，那個娜尼鬼，也是家鄉人。 軍統局一共就兩輛小車，一輛是戴老板的，另一輛給毛先生這些大官，誰出門就誰用。有一次參加老鄉的婚宴，我傻乎乎喝得暈頭暈腦，毛先生就讓司機開車送我先回去。 毛人鳳比較隨和，戴老板生氣要打人，他就去勸。我在軍統局一共呆了三年零幾個月，走時也是找他請的假。 說起來，我走也是薑毅英的原因。1945年8月抗戰勝利了，軍統局的工作人員分批坐飛機回南京。我工作表現不好，薑組長不讓我早回去，我就約了6個同事，自己搭汽車、火車，1946年7月才回到南京局本部報到。 薑毅英嚇唬我，說娜尼鬼表現不好，把你關起來。我怕了，就想趕快走吧。 第二個月薑毅英去上海同美國歸來的未婚夫完婚，雖然她跟我關係不大好，但軍統局女的少，她也沒有別人做伴娘，就叫我去。一星期後我回來，趁著她出去度蜜月，我就打了長假的報告，直接送到毛人鳳局長———當時戴笠已經死了，軍統局改叫保密局。 毛局長問我，你為什麽要走，我說我年紀小，媽媽不放心。他就批準了。我於是回到老家吃老米飯去了。 1949年軍統局撤到台灣去，他們還叫我，娜尼鬼，你跟我們一起去吧。我說，我不去，我去了我媽媽怎麽辦？後來，腸子都悔青了。 “運動開始了，我是反革命” 我離開軍統局是在1946年8月，內戰剛爆發，那時國共正在和談。可是後來劃了反革命，我心裏覺得很苦。我在軍統局就是坐辦公室，譯電報，沒開過槍，沒殺過一個人。 運動開始了，“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肅清反革命”，“整風”，“文化大革命”，一個接一個，我們這些有曆史問題的人，就像在風口浪尖上的小船，隨時都可能沉沒。 1951年“鎮壓反革命”，我24歲，是鎮壓的對象，我把我的曆史一點不保留地向杭州公安局交代了。我先是在杭州白肉市場工作，後來又到糧食局，那八年間，一直戰戰兢兢，唯恐丟了飯碗。 1958年杭州的政治清理運動開始了，上麵點到我的名字，很好笑，他們要我“自願”申請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監督勞動。我那時已經和杭州公安局的前夫離婚了，第二任丈夫是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的，也是“右派”。沒辦法，我們下到杭州郊區的塘棲鎮去了。 送到鄉下，給我們安排的房子，前麵是羊圈，關著羊，羊圈後麵堆著柴火，我就在柴火堆空的地方搭張床，床的後邊又是羊圈，就這樣與牲口為伴。 那天晚上在食堂買了晚飯，回到那個“家”，我哭了，我才30歲呀，就這樣完了。 那裏是水鄉，去勞動都要劃船出去，我五歲的孩子扔在家沒人管。冬天去很遠的地方修水利，晚上就在當地農民家的地上鋪稻草睡，隻有我一個是女的，我覺得很屈辱。 求死不得，那就求生吧 苦難的日子還在後頭呢。“文化大革命”時期，真是生不如死。在我一生中，這是最黑暗的一段。 我是軍統特務，當然是首要批鬥對象。有一次我看到報紙上登著陳毅副總理講的幾句話，隨口念出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間未到，時間一到，全部要報。”因為這幾句，他們把我關起來了，白天黑夜地審問，問不出名堂就動武，每天不是打就是罵。一天晚上叫我立在凳子上，把我的手反綁起來吊在梁上，再把凳子抽走，用木棍左右開弓打我。我沒求饒，隻喊了一聲：“毛主席救救我！” 不讓睡覺，隻要我眼睛閉著，他們一腳踢過來。想到晚上得挨打，我就哆嗦，求生不得，那就求死吧，趁看守的人打撲克，我一頭紮進屋旁邊的魚塘，被發覺了，一個男的下水抓我腳，我用力一瞪把他的牙都踢出血，結果還是被他們拉上岸。 換濕衣服的時候，當地的大娘看到我腿上沒一塊好肉，都掉淚了，我叫她別哭，被他們看到也是要打的。我自己不覺得痛，麻木了。 身體的苦沒什麽，精神折磨最難熬，我丈夫、兒子在跟我相隔一百米的地方，但我們不能相見。 掛牌子、戴高帽、遊街，站在凳子上說自己是反革命軍統特務。有一天遊街回來，我吃不下飯，我躺在床上想，你們是爹生娘養，我也是，何苦這麽對我呢？ 但後來我坐起來，我對自己說：國家主席的夫人王光美也要挨批鬥，我算個什麽東西，我為什麽不好好活下去？ 我就是破罐破摔了，已經在地獄裏，死也沒什麽可怕，不如勇敢一點。江山人脾氣倔，軍統的江山人，脾氣更倔。我下到農村改造23年，還是很倔強，他們叫我招認，叫我揭發別人，我從來不招，沒有的事情我絕不隨便講。 “大陸除了我，沒有人了” 很多事情講不清，凡在軍統就是作惡多端嗎？沒辦法，講不清。 我後來想，那段時間，社會不知道要倒退幾十年。51年“鎮反”，53年“三反五反”，55年“肅反”，死了很多反革命和資本家。57年搞“整風運動”，搞“大鳴大放”，要知識分子把心裏話說出來，許多大學裏的教授提了意見，結果劃成右派，埋沒了多少人才。 接著又是“三年自然災害”，到了“文革”，“四人幫”，狗咬狗，你不揭發別人就算互相包庇。一個跟我一起下放的大學教授，我是打就打，我不招，但他苦頭吃不住了，說他有一支槍，丟在魚塘裏。其實沒有的事。他趁人不注意逃到兒子那裏，他兒子大義滅親，給送回來了。 那真不是人過的日子，一直到1979年落實政策，我老公先平反了，那天晚上我們夫妻抱在一起哭，總算熬到頭了。 我是1981年落實政策的。我還是感謝共產黨，在鄉下的23年也給我算了工齡，到現在我退休31年，共產黨養了我31年，晚年生活能平平安安過，我從內心裏感謝共產黨，這是我的肺腑之言。 我這一生對不起四個人：我媽媽，我沒能給她養老，她反過來還得幫我養兒子；我的三個兒子因為我，一個隻讀到初中畢業，一個小學畢業，另一個小學都不能讀完。我後來問小兒子：從小媽媽不能管你，你恨媽媽嗎？他說，不會。我心裏才好受一點。 這些事，我從前不敢講。1957年我看到一本寫軍統的書叫《人間地窖》，說到每年軍統開“四一大會”工作人員做招待員，其中有王慶蓮。我看到那裏心都寒了，不敢看下去。現在我很想看到這本書，可惜沒處找了。譯電科在台灣還有幾個男的，大陸除了我活著，沒有人了。 哎呀，人生就是這麽回事，轉眼之間，我也會很快離開這裏了，85歲了，還有幾年？現在有關愛老兵的朋友們關心我，我感到很幸福。 （感謝關愛老兵浙江誌願者王俊、李春鋒及作家方軍提供幫助） 口述：王慶蓮 采寫：新快報記者 鄧娟 特約攝影：李春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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