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是誰？這個自稱“流寇”的人，究竟與誰“合流”？又如何“為寇”？
2011年5月22日，十六卷本《易中天文集》，在北京首發。
首發式人多力量大，張思之、江平、資中筠、劉道玉、葉選基、陶斯亮、胡德平等擔任了“見證人”。吳敬璉、薑文、李承鵬、韓寒發來祝賀視頻。秦曉、鄧曉芒、李零、秦暉、吳思等都來捧場，主持人則是法學家賀衛方。
嘉賓名單按年齡排序，座位也這樣安排。這是易中天自己的意見：以年齡為序，借此破一下“官本位”；而邀請的標準，是陳寅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首發大事辦完，易中天抽出時間來到廣州，關起門來，就他的“曆史問題”，向南方周末記者一五一十地做了三天的“口頭交代”。
新疆：拖拉機得交給組織上信得過的人
“拖拉機是‘先進生產工具’，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得交給政治可靠，組織上信得過的人。”
“我本來就是流寇一個。在我的詞典裏，沒有什麽‘應該’，隻有‘不應該’。我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弄得‘身份不明，麵目不清’，讓貼慣了標簽的人完全無從下手。”接受采訪時，易中天開口便這樣說。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畢業去新疆，從“學生娃娃”轉變為“革命戰士”；13年後，1978年考進武漢大學讀研究生，從“革命文青”轉變為“青年學人”；14年後，1992年，從武漢大學到了廈門大學，從“傳統學人”轉變為“另類學人”；再過13年，從2005年開始，通過上“百家講壇”，從“另類學人”變成了所謂“公眾人物”。
四次轉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著紅歌進新疆的。不是蘇聯的《共青團員之歌》，是中國的《到農村去，到邊疆去》。蘇聯文學的影響也有。當時他讀了一部蘇聯小說《勇敢》，寫一批年輕人到西伯利亞建設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覺得自己也應該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寫一部中國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八師的“共青團農場”，那一年他18歲。
當時易中天是個文學青年。畢業前讀完了當時能讀到的中外名著，還自編過一本《唐詩三百首集注》。也寫詩，特別喜歡賀敬之、郭小川、聞捷和李瑛。他當年的進疆，後來的轉型，都與“文學夢”有關——這表現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樹上》。但這個夢很快就破滅了。“在那個被詩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詩。”易中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在兵團農場，易中天幹過大多數農活。至今，他還能像說順口溜一樣，說出許多農活的名稱：掰苞穀、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塊、脫褲腿、打頂尖、修毛渠、整地邊。這些“專業名詞”，不是兵團人聽不懂。打土塊就是做土磚，其中最累的一個環節，是“和泥巴”。幹活的人得站在土坑裏，用鐵鍬像揉麵一樣和泥，再一鍬一鍬扔到地麵。“一天下來，感覺腸子都要斷了。”脫褲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麵多餘的葉子摘掉。這活看起來輕鬆，其實磨人，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動作還要快，否則完不成任務。“兵團的條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邊。這時就會想，這日子啥時是個頭啊！”
也有他沒幹過的，比如開拖拉機。“拖拉機是‘先進生產工具’，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得交給政治可靠，組織上信得過的人。”
在易中天看來，“文革”期間的兵團是一個“等級社會”。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現役軍人，二等複轉軍人，三等知識青年，四等起義人員（1949年9月25日隨陶峙嶽“和平起義”的“國軍官兵”，又稱“925”），五等盲流人員（後改稱“自動支邊”），六等新生人員（即刑滿釋放人員，也包括勞改勞教人員家屬）。這些都算“人民內部”。此外則是“階級敵人”，比如“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走資派，不是“人民內部”，也不是“階級敵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間“打秋千”。
易中天在這個序列裏是第三等，剛去時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幫連隊的統計員計算職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穀，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沒有正式名分的“統計助理”。後來，還當過小賣部的售貨員，學會了打算盤。
“文革”：那你們在玉米地幹什麽？
“就憑我們這樣，還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沒有解放的人民嗎？”
“人總是要犯錯的。”易中天說，他也不例外，年輕的易中天其實常常被人說“很左”。他讀中學的時候開班會，曾經批判一個同學不關心政治隻知道學習。
“文革”開始後，易中天第一個起來帶頭造反：“造走資派的反，我堅決執行和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至於他打倒的“走資派”，其實不過一些基層幹部。“我不打，他最後也得倒，別人也會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條底線，絕不動手。”
最後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們那派被另一派壓倒。他變成了“保皇組織壞頭頭”，很快被打入社會最底層，被批鬥，受監管，幹最髒、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資派”一樣，也在人民內部和階級敵人之間“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樣得挨打。
“那時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說，比如吃“憶苦飯”，就是水煮苞穀糊，不放鹽，還要問你“好吃嗎”。你說好吃，他說你認為舊社會好；你說不好吃，他說你跟貧下中農沒感情。怎麽回答都是錯，“就是要整你”。
還有“鬥私批修”。白天十幾個小時強勞動，晚上還要開會過關，人人“狠鬥私字一閃念”，否則別想睡覺。有一次，一個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親過幾次嘴，摸過她哪裏。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說沒有。幹部說不可能，那你們在玉米地幹什麽了？
一個武漢支邊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請示晚匯報”，說就像拜菩薩。結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說出是誰指使。這個青年自始至終一言不發。易中天想衝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
“在那個年代的基層，我閱盡人間美醜善惡。”易中天說。
總體上說，兵團人還是純樸。真要表現好，大家也承認。所以，後來易中天還當過“五好戰士”和“宣傳隊員”。他畫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語錄，學毛主席簽名，編寫歌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小節目。通讀《毛選》四卷，更是不在話下。
易中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底子，也是在這時打下來的。1970年廬山會議後，中央決定批陳整風，要求讀六本馬列經典著作並寫出論文。讀書任務被層層分解，易中天所在團場被分配閱讀《哥達綱領批判》。這個任務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團部脫產讀書。他趁機把《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等都讀完了。他喜歡“馬恩”的文風，很多能背。
學完原著寫罷論文，還要給農工們講解經典。這事有點難度。比如《哥達綱領批判》說，到了共產主義，“勞動不再是謀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農工們怎麽能理解？他們隻知道幹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興。易中天給他們舉例：一望無際的條田，四四方方，農活那麽忙，莊稼反正長不好的地邊，有什麽必要整理？班長說，你早上起床疊被子有什麽必要，晚上還不是要攤開睡？易中天告訴農工們，這句話啟發了他。勞動者對自己的勞動對象，是有感情的。農工們表示聽懂了。
邊學“馬恩”，也邊反思。《哥達綱領批判》裏不是說，共產主義的前提條件之一，是“社會物質財富的源泉充分地湧流”嗎？那現在是離共產主義近了，還是遠了？剛到兵團時，西瓜兩分錢一公斤，肉湯免費喝，白麵饅頭盡飽裏吃。“文革”搞得轟轟烈烈，卻突然發現，細糧革沒了，油革沒了，肉也革沒了。隻有國慶和春節，才吃一次肉和細糧。“這是革命的目的嗎？就憑我們這樣，還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沒有解放的人民嗎？”
“我實在是再也左不起來了。”易中天回憶說，“饑餓是最好的老師。有些人說要回到‘毛時代’，讓他們回去，餓他三天，天天開會批判，檢討自己，交代和女朋友親了幾次嘴。”
“新疆這段經曆讓我認識了真實的人生，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個底色。”易中天在離開新疆三十多年後說。
武大：同學臉都嚇白了
聊天、聽講座的收獲，不亞於上課；學生不是教出來的，是熏出來的。
劉道玉受邀出席了《易中天文集》的首發式。劉曾是武漢大學的校長，為易中天畢業留校做過決定性的努力。易中天的許多事，老校長都還記得。
易中天是在1978恢複研究生招生考試那年，以同等學力考進武漢大學，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生的。這是他轉型的第二站。他在武大饑不擇食，利用研究生享受教師待遇，可以進館入庫借書的特權，拚命讀書。甚至把圖書館裏馬恩全集第42卷《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抄寫了一遍。他聽講座，文科的、理科的，統統都聽。有次東北師大楊公驥教授來校講座，說“文革”中的“工農兵推薦上大學”，其實古已有之，就是漢代的察舉製度。“文革”不是史無前例，是舊製度的沉渣泛起，讓他印象極深。他也和同學們討論問題。談得最多的，是後來成為哲學大家的鄧曉芒。直到現在，易中天有什麽拿不準，還會去請教鄧曉芒。
後來易中天總結：聊天、聽講座的收獲，不亞於上課；學生不是教出來的，是熏出來的。
易中天覺得武大那時的學風非常好。畢業論文答辯會時，從哲學係請來的答辯委員劉綱紀，與導師吳林伯的某些觀點不同。易中天就跟劉綱紀當麵爭起來，針鋒相對，寸步不讓，“旁邊的同學臉都嚇白了”。沒想到，最後劉綱紀給他的成績是“優”。
畢業時，易中天遇到了麻煩。當時研究生畢業，都由國家統一分配，而且有四個基本原則：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已婚、帶薪的考生，原則上回原單位所在地區。易中天的四個條件都符合，按規定必須回新疆。
導師胡國瑞認為他是難得的人才，主張留校。係裏同意，但需要找校長。那時，劉道玉是全國最年輕的大學校長。他聽說胡國瑞想見自己，就說：隻有官員拜見學者，哪有學者拜見官員的？於是親自上門聽取胡國瑞的意見，並通過教育部長蔣南翔，找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王恩茂，把易中天留在了武大。1984年，劉道玉又任命留校才兩三年的易中天為中文係副主任，易遂成為當時最年輕的副處級幹部之一。1988年劉被免去校長職務後，易跟劉走得更近了。他曾經為“劉道玉教育基金”募集捐款。看看錢不夠，又幹脆自掏腰包，再捐十萬。
剛剛留校的易中天隻是“青年教師”，連助教職稱都沒有。他的課叫“文藝審美心理學”，也不“循序漸進”，一上來就是弗洛伊德、格式塔，口碑傳開，鄭州、長沙等高校的教師也趕來聽，窗戶上、走廊裏擠滿了人。
1980年代在武大讀書的同學都記得，那時，易中天上穿淺咖啡色西裝，下穿牛仔褲，一個箭步就跨上講台，比在“百家講壇”酷得多。坐在前排的，都是女生。
師母沈佩珍記得，易中天常常和同學們一起，到他們家聆聽先生的教誨。易中天因為年紀偏小，還被師母叫作“乖乖”。而在易中天看來，他從胡國瑞那裏得到的最大收獲不是學問，而是做人的境界和風度。
著有國內第一部斷代文學史（《魏晉南北朝文學史》）的胡國瑞，因為在政治上被視為“走白專道路”，一直受排擠和打壓。“文革”結束，還是副教授。申請博導，也沒批下來。他受到的待遇不公，卻非常豁達。對待學生，也公認“比對兒子好”。但對社會不公，胡國瑞卻不吝仗義執言。老校長李達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含冤去世。胡國瑞賦詩雲：“天意何曾重斯文，萬民芻狗總非仁。”這讓易中天極為敬佩。
胡國瑞誕辰100周年之際，易中天做了兩件事。一是請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線裝本的《胡國瑞集》，並題寫書名。二是把四套線裝本《易中天讀史》編號版拍賣所得善款，再加上出版社、拍賣公司、先生家人學生的捐贈，以及自己追加的12萬共50萬元，在武大文學院設立“胡國瑞獎學金”。
“我有新疆的苦難生活做底子，又有胡先生這樣的人生境界和人生態度做引導，還有什麽邁不過去的坎？”易中天說。
廈大：“土匪”變“流寇”
“邦國製度也好，帝國製度也好，都是中國人自己的選擇，出發點和動機都是好的，都是想把我們這個民族搞得更好。隻不過有些官員在維護政權前提下，以權謀私給自己撈點好處而已，沒有人存心把它搞壞。但整個曆史的演進，從西周，到秦漢，再到明清，越來越差。你奔著好的念頭去，得出一個不好的結果來，能不惆悵嗎？”
1988年劉道玉被免職後，繼任的校長搞兩個“凡是”：“凡是劉道玉擁護的我反對，凡是劉道玉反對的我擁護。”武大風氣的轉變讓易中天感到壓抑。有人推薦他去廈門大學，他沒有片刻猶豫就舉家遷往廈門特區，時在1992年。
這是他轉型的第三站。這一年，他出版了《藝術人類學》，並兩獲大獎，卻高興不起來。因為這部著作雖然創立了新的學說（藝術是人的確證），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學術反響”。他和鄧曉芒合作的《走出美學的迷茫》（後更名為《黃與藍的交響》，第一作者鄧曉芒），初版更是印數寥寥，以至於鄧曉芒在再版序中說：由於出版界愚蠢的失誤，中國當代美學的發展至少要推遲二十年（本書於1999年和2007年再版，印數上萬）。
在廈大，易中天認識了學者林興宅。林興宅是1980年代的風雲人物。當時洛陽紙貴的“走向未來”叢書，就有他一本，當時人稱“北劉（再複）南林（興宅）”。林和易中天散步時說，現在做事情有兩個選擇：要麽做學術研究，那你就埋頭去做；要麽去為當前的社會生活服務，那你就走出校門，走向群眾。中間的道路是不可取的。
易中天想了想，覺得前一條路適合鄧曉芒，自己得選後一條。結果，雖然都是“土匪”（沒上過大學直接讀研），鄧曉芒成了“坐寇”，易中天成了“流寇”。
他讀研，學的是魏晉南北朝隋唐文學，學位論文做《文心雕龍》，於是從“文學”轉到“文論”；研究《文心雕龍》，側重於其美學思想，這就從“文論”轉到了“美學”；講美學，得弄清楚美和藝術的起源，於是有了《藝術人類學》；也得弄清楚美學史，於是有了《破門而入》；要講清楚中國美學，就得弄清楚中國文化，於是又有了《閑話中國人》。
《閑話中國人》是他的轉型之書，以飲食、服飾、麵子、人情、單位、家庭、婚戀、友誼、閑話等為章節題目，觸及和整理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此後，又有《中國的男人和女人》、《讀城記》和《品人錄》。這四本書組合成“品讀中國書係”一並推出，責任編輯趙南榮為這種文體起了一個名字，叫“隨筆體學術著作”。其中《品人錄》十年來累計發行六十多萬冊。
要講清中國曆史，必須弄清楚中國政治，於是有了《帝國的終結》和《帝國的惆悵》。“終結”講製度，“惆悵”講案例；一個理性分析，一個感性描述。易中天感慨：“邦國製度也好，帝國製度也好，都是中國人自己的選擇，出發點和動機都是好的，都是想把我們這個民族搞得更好。隻不過有些官員在維護政權前提下，以權謀私給自己撈點好處而已，沒有人存心把它搞壞。但整個曆史的演進，從西周，到秦漢，再到明清，越來越差。你奔著好的念頭去，得出一個不好的結果來，能不惆悵嗎？”
要弄清楚中國政治，必須有參照係。於是“惆悵”之後，又有了《費城風雲》。
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全世界議論紛紛，或譴責或叫好，但沒人小看。易中天就想研究美國。目的是“看看人家，想想自己”。書名最初叫《艱難的一躍》，取材於麥迪遜的《辯論》。但出版後很“艱難”，不好賣，又把原來的副題《美國憲法的誕生和我們的反思》做了書名。最後廣西師大出版社出了圖文版，書名改為《費城風雲》。
這本書的寫作，讓易中天對民主和法治有了新的認識：“民主並不隻是讓人說話、征求意見等等。民主的核心，是‘權為民所授’。主權在民，政權民授，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後來他講先秦諸子，就特別注意到孟子關於上天和人民共同授權的思想。
這時回頭再看中國曆史，不能不追溯到春秋戰國，於是有了《先秦諸子百家爭鳴》，也就有了《我山之石》和《中國智慧》。至於《書生傻氣》和《公民心思》，“算是土匪打劫之餘，打的獵吧。”易中天說。
電視：“你怎麽看學者明星化”
屁股決定腦袋，腦袋決定嘴巴，屁股一定要坐到人民大眾中去。
轉型是成功的，但開始並不容易，難就難在話語習慣。易中天發現，馬克思早就說過，研究的方法不等於表述的方法，就看你打算說給誰聽。你的讀者如果是大眾，那就不能端著，不能拽。屁股決定腦袋，腦袋決定嘴巴，屁股一定要坐到人民大眾中去。
一通百通，方言、俚語、段子、順口溜，易中天張口就來。鳳凰衛視《縱橫中國》欄目總策劃王魯湘和策劃助理陳勤發現了他，請他到成都拍四川篇。在演播廳，王魯湘問，李白有《蜀道難》，郭老有《蜀道奇》，你能不能也弄個“蜀道啥”的？易中天脫口而出：蜀道通，蜀道暢，蜀道通了四川隨你逛。四川火鍋麻辣燙，四川姑娘都很開放。全場笑翻。
調侃之後還得找補回來，於是他又說：蜀道通，蜀道暢，蜀道直通青天上。銀燕穿空任翱翔，鐵馬奔馳通康藏。山有情，水無宕，蜀中父老頻相望。請君多到四川來，看我天府新氣象。
從此易中天頻頻出鏡。陝西衛視“開壇”欄目組，總結出“易中天談話法”：在第一時間，用最雷人的語言，最另類的表述，把最重要的觀點拋出來，然後再去論證說明。有期節目，主持人李蕾拿了一本封麵是“保衛張藝謀”的周刊問，讚成這個說法嗎？易中天說，我讚成，但要加三個字——“的觀眾”。主持人問為什麽？易中天答：因為觀眾已經中了他的“十麵埋伏”。
這當然是電視人喜歡的風格。做《縱橫中國?湖北篇》武漢那一集時，嘉賓討論武漢人的精神。易中天馬上用武漢話說，就是“唰喇”，意思是“快”。武漢人喜歡快，不喜歡慢。比如吃熱幹麵，就得快。做也要快，吃也要快。但更多的時候，不是指物理速度，而是心理速度，也就是“爽”。他進而解釋：唰喇，也許是“爽朗”的音變。但依照武漢人“該出手時就出手”的性格，也可能是拔刀子的聲音──“唰喇”。
熱幹麵，是武漢人最愛吃的早點；唰喇，是武漢人最愛說的詞。兩件事，幾句話，武漢人的性格就說清楚了。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總策劃解如光，碰巧看到了這一集。他立即認定：這就是我們要找的人。
解如光沒看走眼。易中天一上百家講壇，諸如“韓信是個待業青年”之類的“易氏語錄”，迅速在網上傳播。百家講壇，人氣大旺。此後，他又開創了好幾個第一：第一個不按套路，自己設計每一集的標題；第一個由主講人變身主持人（采訪王立群）……
電視使易中天由“另類學人”變成“公眾人物”，也有人說變成“電視明星”，或者叫“學術超男”。有記者問他怎麽看“學者明星化”，易中天反問標準是什麽。記者們湊了湊，給出四條答案：知名度高，出鏡率高，粉絲眾多，采訪不容易。易中天答：按這個標準，領導人不也是明星嗎？
有人把這歸結為“會說話”，易中天說：“這不是技術問題，更重要的是態度，還有準備。百家講壇，隻是結果。”
獨立知識分子：路見不平插句嘴
“我確實沒什麽境界，但我絕對有底線，我是‘底線主義者’。”
2006年前後，易中天完成了他人生的第四次轉型，從“另類學人”變成了所謂“公眾人物”。隻不過，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前三次是“自找的”，這一次是“被轉型”。
“被轉型的感覺怪怪的。”易中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有些事，他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有些話，說也不是，不說也不是。“但有些事，你不能不管。”
易中天確實管了不少“閑事”：李輝質疑文懷沙案、餘秋雨涉嫌詐捐案、南京虐狗事件、礦難、暴力拆遷和拆遷條例、三鹿奶粉、清退代課教師、汪暉涉嫌抄襲案、反三俗、藥家鑫案、脊梁獎、溫州動車事故、郎鹹平專訪郭美美，等等。這些時評發表後，有人叫好，有人生氣，有人說他“不甘寂寞”，有人說他“多管閑事”，有人因此把他歸為“公共知識分子”，也有人覺得不像。
“不是不像，壓根就不是。”易中天說，他並不是一個有境界的人，也沒有什麽責任感和使命感，隻是常常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再就是出於“自私”，比如關心拆遷問題，是害怕有一天自己的房子被人強拆；關心三鹿奶粉，是擔心自己的孩子喝到三聚氰胺：“如果拆房子和做奶粉的也這樣想呢？豈不就沒事了？”
“我就是個‘出來打醬油的’，路見不平插句嘴。”易中天說，他更願意把自己看成“獨立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每天都得看新聞，每件事似乎都必須發言表態，他覺得被一種社會責任和道德需求綁架。“是非已經夠多的了，再‘公共’一把，還活不活呀！”
成為獨立知識分子，前提是經濟的獨立。沒有經濟獨立，就沒有人格獨立，也不可能有思想的獨立。“請注意，是‘獨立’，不是‘富有’。”易中天強調，“不是說要變成大款，富可敵國，而是說要能自食其力。你可以安貧樂道，一簞食，一瓢飲，但這粗茶淡飯得是你自己的。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隻能沿街乞討，見人就叫大爺，有尊嚴嗎？”
易中天認為知識分子錢多了不是壞事。有錢可以買凶，也可以救人。金錢本身，跟善惡沒有關係，就看你怎麽用。人窮未必誌短，為富也未必不仁。安貧樂道固然好，富而樂道就不可以嗎？“多少得有點家底。有家底，就有底氣。”易中天說他的想法跟“張麻子”差不多，就是“站著把錢掙了”。“坦率地講，現在多少萬也買不了易中天，錢見多了！再說，既要掙錢，又要站著，你以為容易呀！”
“我確實沒什麽境界，但我絕對有底線，我是‘底線主義者’。”易中天說。他認為，底線比境界更重要。一個人，可以沒有境界，不能沒有底線。沒有境界，頂多差勁一點。沒了底線，就會出大問題。比方說，我孬，我慫，我膽小怕事，我不敢為民請命，這沒關係。但如果居然說什麽“縱做鬼，也幸福”，就不是東西了。
易中天認為，一個學者，可以“關起門來做學問”，也可以“打開窗戶說亮話”。
關於邏輯：“每個領導心中都有一個弱智的上級”
中國邏輯的特點是：一事當前，不問是非，先問親疏；不問道理，先問態度；不問事實，先問動機。
易中天人生四次轉型，第一站在新疆，第二站在武漢，第三站在廈門，第四站在哪裏？電視台嗎？還是飛機上？
“這回沒有地點了。”易中天笑言：“如果能有時間段，我希望是在先秦。”
他的“百家講壇”三係列，雖然引起注意的是《漢代風雲人物》，引起轟動的是《品三國》，但他自己更看重的是《先秦諸子百家爭鳴》。
“很少有人注意到這個節目和這本書的特殊之處。”易中天惆悵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以前講思想史，都是一家一家地講，一人一個章節，比如‘孔子的思想’、‘老子的思想’。我是把他們放在一起進行PK。否則，怎麽能叫‘爭鳴’？”
之所以采取這樣一種特殊的講法，易中天稱之為“啟迪智慧”：
“啟迪是很重要的。智慧跟知識不同。知識可以授受，智慧隻能啟迪。電飯煲可以做飯，也可以熬粥，這是知識。電腦出點小問題，不妨重啟試試，這是經驗。洗衣機壞了怎麽修，這是技術。這些都可以教，也學得會。智慧就教不了，隻能把別人的智慧展示出來給你看，然後自己去悟。所以，我講先秦諸子，題目就是‘儒墨之爭’、‘儒道之爭’、‘儒法之爭’，把他們如何過招演示給你看，你自己去體會。”
這種講法一時難以讓人適應。許多觀眾聽完，還是會問：我們應該學誰呢？他們的哪句話，可以指導我做人、做事、做生意呢？“他們總是希望有一個現成的標準答案，不肯自己動腦筋去想，也不會想。”易中天感歎，“這都是中國教育造的孽！”
提起中國教育和當下文化，易中天痛心疾首。他認為，中國教育最大的罪過，是“把人腦子搞壞了”。當下文化最大的問題，不是“娛樂化”和“庸俗化”，而是“弱智化”。
有一次，媒體群訪。一記者問易中天最近忙些什麽，易答在家看孩子。兩歲半的外孫女擱我們家，所以我得研究“孫子兵法”。這記者馬上坐直了身子，興奮地問：易老師，你用《孫子兵法》指導幼兒教育，請問這是不是國學的現代運用？眾人大笑。
餘秋雨宣稱，自己“以一人之力量，在災區獨資捐建三座圖書館”。易中天質疑：一分錢沒給，又沒給水泥、磚頭、瓦片，就送了些書，難道圖書館是紙糊的？房子是人家掏錢蓋的，怎麽可以叫“秋雨圖書館”？馬上有反對者說：台灣不是也有一個“中天電視台”嗎？易中天哭笑不得：我說過那電視台是我捐建的嗎？
易中天認為，這是典型的“中國邏輯”。中國邏輯的特點是：一事當前，不問是非，先問親疏；不問道理，先問態度；不問事實，先問動機。在某電視台，主持人問易中天，你質疑餘秋雨，是不是為了保持名人熱度？這就是問動機了，而且怎麽回答都錯。“這就像是商店的營業員問：你到我們這裏來，是不是想偷東西。”
所以，易中天說：我拒絕回答愚蠢的問題。主持說，這下我們完不成任務了。易中天說，這不怪你。我知道，是你們領導弱智。女主持忙說，我們領導不弱智。易中天脫口而出：這年頭不弱智還能當領導？
這段視頻在網上瘋傳，不少領導讓秘書點開給自己看。一次，一位正廳級幹部宴請，特地請他再講一遍。講到最後一句，此幹部一口茶噴了出來，笑畢，說：“我知道你說的不是我。”說完又笑。
易中天感慨：“每個做領導的，心中都有一個弱智的上級。”
所以，寫完《先秦諸子百家爭鳴》，他又寫了《我山之石》和《中國智慧》。易中天很看重這三本書：“我們原本是一個極其智慧的民族。但如果還這麽下去，那可真是不肖子孫，要愧對祖宗的！”
文集最後一卷，是兩本時評。按照易中天的說法是“打醬油”。第一卷收錄的文學作品，按企業家馮侖的說法是“青春痘”：“文學是你年輕時長的青春痘，老了就隻有老年斑了。”
易中天顯然不想過早長出“老年斑”。他說，人們都講“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他的說法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不斷變新浪”。
“我一直在變。我的老年斑會怎麽樣？也沒人知道。”易中天說。
《南方周末》記者朱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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