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注：本文譯自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辦事處前主任Panphilip(潘公凱)著《OUT OF MAO'S SHADOW (走出毛的陰影)》一書第九章《The Newspaperman(報人)》，譯者詹涓，編輯魏寒楓。)
2003年3月召開的中國全國兩會期間，中共官員仍在竭力封堵媒體報道SARS疫情。此刻，在中國隻有一家報紙還在不斷嚐試突破封鎖發布疫情蔓延的消息。這就是被中共官員輕蔑稱為小報的《南方都市報》，廣東省的一家區域性日報。像中國所有報紙一樣，《南方都市報》也隸屬中共黨產，總編輯由中共委派。此時，和廣東所有主流報紙一樣，《南方都市報》被要求按照中央宣傳口徑報道SARS已被完全控製的新聞，一字一句都不得更改，這就是中共通常強調的宣傳紀律。與廣東省絕大多數的編輯記者一樣，這份報紙的編輯記者也知道，他們被迫放在頭版的關於SARS疫情被撲滅的消息並不真實。參與這場騙局令他們痛心，不過這並不是他們與身為宣傳工具的同行們不一樣的地方。在這個國家的媒體裏，有許多男人女人都夢想著想要做點事情，而不是單純宣傳和重複當局的謊言。令《南方都市報》這張以通俗的版式和圖片著稱的報紙與同行不同的地方在於，它的編輯們不願意放棄報道真相的機會，而且他們往前深入走了一步。
在對SARS的報道已被嚴格控製之後，這份報紙的編輯們開始尋求方法，想要對這個起源於其它地區的疫情做更真實的報道。他們想要彌補過去被迫發布虛假消息給公眾帶來的困擾和傷害，向官僚機構顯示其態度。幾周後，他們的機會到了。在北京如期召開人大會議的第一天，該報其中一個前去報道會議的記者攔住了衛生部的一個副部長，向他提了幾個問題。這位副部長說話相當謹慎，但仍然露出了點口風。第二天，這份報紙打破了宣傳部門對SARS報道的禁令，在頭版刊登了一條消息，指出當局已邀請國際專家來幫助其進行對疫情的研究。這是一個小小的突破，編輯挑這篇文章放在頭版，是想淡化其藐視宣傳部禁令的衝擊力。但讀者翻開報紙，在內頁卻可以看到一整頁直接挑戰當局對SARS立場的報道。報道引述衛生部副部長的話，承認疫情並未“得到控製”，因為目前還不清楚疾病的起因和治療辦法。此外報道還引用這位官員的話說，領導應向公眾提供未來疫情爆發的更多信息，以此來防止謠言傳播，比方說此前廣東曾傳說醋和其他民間驗方可以預防疾病，以致群眾瘋狂搶購。
不小心走漏了風聲的是這位官員，可中共指責的卻是《南方都市報》。宣傳沙皇們認為，報紙編輯不應追求報道真正的新聞，不能將副部長的話照登出來；比起發布SARS方麵的新聞，現在更應該做的是宣傳好兩會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尤其震怒。這位保守僵化的政客是在朝鮮拿的大學文憑。在北京與廣東省的記者開會時，他大發雷霆，衝著《南方都市報》記者大喊大叫，指責廣東的媒體太不聽話，需要好好管一管。他認為他在北京參加每年最重要的黨內會議時，《南方都市報》的報道令他蒙羞，他命令手下要嚴肅處罰這份報紙，同時他要求該報召回報道兩會的記者，準備麵對一次大掃蕩。
這並不是《南方都市報》第一次惹惱黨內高層，所以報紙的領導人已經知道該怎麽做才能生存下去。他們迅速上交了一份檢討書，承認犯了嚴重錯誤，並且提出了防止此類事件不再發生的幾點計劃。他們表示，寫這篇SARS報道的記者已被開除，將報道放到頭版的編輯也被停職。承擔最終全部責任的是該報總編輯程益中，一個在中國報界的後起之秀，而他業已被降職處分。這份措辭嚴厲的檢討看來是安撫住了黨內的頭頭們。似乎沒人注意到，這個被開除的記者仍然在為該報寫稿，不過換了個署名；被停職的編輯繼續天天來上班，不過換了個上班時段；而程益中也依然在管理著這份報紙，不過換成了執行總編輯的頭銜。幾個星期後，關於SARS的謊言被揭開，看起來《南方都市報》一直以來都是正確的。而新任總書記胡錦濤則公開譴責謊言，承諾要令政府政務更公開透明。雖然中共對SARS報道的審查禁令一直未曾放鬆，但媒體內部所有人都知道，政治風向已經有點轉向了，疫情可以得到更自由的報道。程益中指引員工開始大量報道以前無法報道的新聞。SARS報道重返報紙頭版，而更大的新聞還在後麵等著，程做好了準備，發布一條令該報此前的越界行為顯得無足輕重，令中共與該報關係走向拐點、進一步惡化的新聞。
他是一個瘦削精幹的男人，清澈的雙眼直指人心，外表英俊，嘴角帶著狡猾而又自信的笑容。在辦公室裏他穿著隨便，通常是普通的T恤襯衫加牛仔褲，他本來已經就很年輕，但麵貌看起來比實際年紀更小。他當時隻有35歲，可能是中國最年輕的主流日報總編輯。可是當外人來到《南方都市報》編輯部時，他們很少會把他誤認為是記者。雖然身材不夠魁梧，麵貌又顯得年輕，可他身上散發著激情和一種天生的權威感，甚至會令更年長也更有資曆的編輯記者也對他油然而生敬意。
從被南方日報報業集團，也就是後來創辦《南方都市報》的國有傳媒集團公司聘用的那一天起，程益中就與眾不同。在一間滿是城裏人的屋子裏，隻有他是安徽來的農家子弟。他常常引以自豪的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陳獨秀和詩人海子，是他的懷寧縣老鄉。在南方日報新分配來的大學應屆畢業生中，他是唯一坦承參加過1989年民主示威遊行的人。他過去就讀於中山大學中文係，那是中國南方最有名的學府，在大四時，遍及中國各個城市的學生遊行示威，聲援天安門運動。絕大多數同學後來都否認參與過遊行，而程益中在接受南方報業集團麵試時，卻承認他參加了學生運動。而在當時，南方報業的領導們跟上級表示，集團沒有一個員工參與示威遊行。這樣的表態現在看來站不住腳，但在接下來的一係列迫害行動裏，它卻可以給他們一些政治庇護。假如他們聘用了程，那麽他們就沒辦法再將謊話編圓了。可在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後，他們最終還是雇用了他。
這並不是一個特別驚人的決定。在中國墨守成規的媒體版圖裏，以思想開放著稱的南方報業集團是一塊綠洲，在身為宣傳工具的同時，卻也在不斷試探底線。旗下最大膽的媒體叫《南方周末》，它證明了報紙在受到嚴厲審查的情況下，仍然可以進行客觀公正的報道，保持優雅的文風，並因此贏得了讀者的歡迎，也激勵了各地的記者。在中共的組織架構中，南方報業集團是宣傳係統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在黨內有著一張各個利益團體結成的網絡，這個集團在這個網絡裏同樣占據著一個特殊的地位。從意識形態來看，它是中共民主自由派的陣營。自從1957年開展的百花齊放運動以來，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前任領導就開始創辦與黨內主流聲音有所不同的報紙，即《羊城晚報》。其中一位創始人強調說，假如政治氣候不允許記者永遠講真話，那麽，他們至少應當拒絕說謊話。一代又一代，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編輯記者們都在努力達到這個標準。
廣東位於中國東南沿海，製造業發展迅速，在這裏，南方報業傳媒集團也是中共的一個重要宣傳利器。廣東有一億人口，是中國人口最多、最富有，而且也是除了西藏和新疆這種民族地區之外，思想最獨立的地區。自毛澤東以降，中央政府一直都想要加強對廣東的統治，因為廣東人習慣於接受來自附近的香港，而非遙遠的北京的訊息。部分原因在於廣東有著與外界交流的長期傳統——外國商人在其港口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而一波又一波廣東移民也在亞洲和西方社會站穩腳跟——中共黨內的教條主義者因此一直對廣東持懷疑態度，於是長期以來委派外省人來這裏做高層領導。但廣東人卻以獨特的身份而自矜，成長為一股不易妥協的政治力量。在1980年代，廣東人成為市場改革的先鋒，在北京當局還未應允的情況下，就開始力主進行改革。
對於像程益中這樣，暑假在安徽的稻田裏，幫助家人耕作的大學生來說，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是個新的天地。他向往南方報業傳媒集團，一方麵是因為它的名氣，另一方麵也是因為他想要留在廣州，這座位於珠江邊、經濟興旺發展的省會城市。他被安排擔任《南方日報》文藝副刊的編輯，這份報紙是集團的核心出版物，最堅定的黨的喉舌。他大學時的一個同班女同學在這份報紙的另外一個部門工作，後來兩人結了婚。半年後，《南方日報》派他去湛江擔任駐站記者，這是廣東省的一個海濱城市，南海艦隊的總部就設在這裏。他很快就有了名氣，成為報社當時最多產、也最有進取心的記者之一。他報道了很多社會問題，比如鄉村宗族之間綿延不斷的衝突、官員腐敗和社會不公，他尤其熱衷報道當地官員收受賄賂、修建豪宅、徇私枉法的貪腐情況。他時常寫些文章，會讓編輯覺得太敏感，沒法發表。編輯會把這類稿子轉到內部參考，供官員審閱，或者幹脆斃掉。程益中勉勵自己，既然是做這樣一份工作，碰到這類情況也是難免的。此刻，他還未完全成為後來那個理想主義的新聞工作者，他也會告誡自己，畢竟他所服務的報紙已經比大多數其他報紙都要更好了，而且新聞工作者的處境看來也在不斷提升。在湛江的駐站記者工作告一段落後，1991年8月他被召回廣州總部，擔任文藝部特刊版的責任編輯工作。他野心勃勃，責任心強，工作勤勉積極，還入了黨，想要給別人留下好印象。他總是第一個去辦公室，給同事掃地打開水，把來稿和記者稿件整理好，齊刷刷地擺放在老編輯們的桌子上。
在1990年代中期，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麵臨經營危機。80年代末風波平息之後，保守派掌權，政治改革被叫停，但鄧小平在1992年進行南巡期間，在廣東停留了好幾站，再次推進了他的資本主義經濟改革進程。諸如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這樣的國營企業被告知，他們不能再繼續依靠政府撥款，必須自謀生路。集團一度想要進軍保健產品業、房地產業和其他領域，但遭遇一係列重大挫敗，最終領導層決定，他們還是應該把注意力轉回他們最了解的商業領域，那就是報業。
集團最主要的產品《南方日報》是門賠本生意，而且他們知道幾乎不可能拿它賺錢。這份報紙是中共廣東省委的喉舌，跟所有黨委機關報一樣，它受到嚴格的傳統和條條框框的限製。在1980年代，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曾要求這些報紙在發表文章時，應該使用“人民的語言”，而不再是“領導的語言”，但在他下台，遭到居家軟禁後，中共廢止了這樣的要求。《南方日報》這類報紙仍然必須在頭版報道千篇一律的會議新聞和空洞無物的官員講話和官樣文章；至於新聞審查官員認為不夠積極，或者批評色彩太濃重的稿件，則仍然不能在頭版刊登。在每次刊登領導圖片時，他們仍然需要小心地去考量每張圖片大小和規格，以免冒犯了某位大人物，以免傳遞出關於領導人黨內地位的錯誤信號。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編輯部努力想要讓《南方日報》辦得更好，在報紙中注入更多真正的新聞元素，但他們最終隻能對陳規舊俗做一點修補，而不可能徹底顛覆。想要賺錢，他們就必須從頭開始創辦一份全新的、打敗陳腐規矩的報紙。新報紙仍然歸國家所有，歸中共控製，但它可以不是徹頭徹尾的喉舌。相反，它可以是一份人們喜歡讀的報紙。假如它能取得成功，廣告和利潤將隨之湧來，中共也將得到一個更新、更有效的影響社會輿論的工具。
程益中當時隻有29歲，但南方日報當時的社長想讓他主導創辦這份試驗性的新報紙。管理層希望能找到年輕人參與創刊，而老編輯們對程非常推崇，認為他不僅有才華有能力，同時還很招人喜歡。這是一次很大的提職——一共隻有三個人擔任創刊委員會的成員——程覺得當時自己並未做好創建新報紙的準備，但他還是很快投入到新的工作，他研究了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報紙。集團早就決定，這份報紙將是小開版的報紙，名為《南方都市報》，程益中的注意力因此放在早前其他省委機關報創辦的這類小報上。接著他寫下了一萬多字名為《南方都市報基本法》的行動計劃，探討如何才能讓《南方都市報》超越其他所有報紙。他甚至親自設計了新報紙紅黃兩色的報頭。傳統上報紙習慣用領導人的書法作報頭，比如《人民日報》的報頭就由毛澤東執筆，但程益中不希望這張報紙有這個色彩。所以他選擇了古老的魏碑字體，這代表了他對這份報紙的理念：這份報紙應該成為一座豐碑，它應該曆久彌新，令後人撫今追昔。
1997年1月1日，作為日報的《南方都市報》上市，程益中任副主編，主導報紙內容。第一期隻有16版。當時全報社總共隻有不到100名記者和編輯，程益中每晚要花很長時間，自己親自編輯和設計好幾個版。他感覺這份工作讓他備感興奮、心生滿足感。他覺得自己好像正站在原點，將要參與創造一段曆史，他似乎覺得他正在做著的事情，可以落實他在1980年代末參加示威遊行時的理想，實現他作為知識分子報效國家的傳統職責。他看過描寫水門事件的電影《總統班底》的盜版影碟，他想象自己是在打造一份像《華盛頓郵報》那樣的獨立報紙，一份作為監督者和防止權力被濫用的報紙。他住在由集團提供的公寓裏，房子就在辦公室附近，但他卻時常睡在辦公室裏。他妻子抱怨說，有時候會連著幾天見不到他人影。這對夫妻剛剛生了個小男孩，但最讓他寵溺的還是他的報紙。
“我愛我的工作，”程益中告訴我，“它契合我的理念和價值觀，而且我感覺自己是在做一件很大很重要的事情。”
創刊伊始，《南方都市報》在虧錢，第一年虧了超過100萬美元，一些集團領導對這個項目表示了質疑。但程益中很自信，簡直近乎狂妄。在一次會議上，他預測這份小報將成為全中國最好的、發行量最大的、也是最賺錢的報紙，這話在當時聽來實在遙不可及，不少頭頭們聽後都哈哈大笑。但他們的懷疑，看來隻是讓程更加堅定，他在不斷追求改進這份報紙的品質。《南方都市報》打破了一個又一個禁忌，刊登其它報紙完全不可能刊登的稿件，那些人們真正想要去看的報道。它在頭版刊登國際要聞，而傳統的黨報從來不會這麽去做。當黛安娜王妃在巴黎死於一場車禍時，其他報紙隻刊登了短訊，而《南方都市報》用四分之一的報紙版麵報道了這起事件，令新聞界嘩然。當關於克林頓總統與白宮實習生莫妮卡·萊溫斯基的醜聞被斯塔爾報告揭露後，《南方都市報》用10個版刊登了報告節選。在審查此稿時，宣傳部官員表示極為不滿，形容這份報告“太粗俗”，但程益中希望讀者在看到它時做一個對比，因為中共有不少官員做的事情更醜陋，但從未被報道出來。不過在其它時候，這份報紙同樣也會被迫充任黨的宣傳工具。當北約轟炸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時，該報用12個版的文字和圖片，報道轟炸事件以及在中國各地爆發的由當局暗中操縱的反美示威遊行。
程益中的理念很簡單——他問自己想要看什麽，然後就會讓記者去寫。《南方都市報》是中國第一個提供每日消費資訊版塊的報紙——周一汽車，周四房地產。在1998年世界杯決賽期間，這份報紙出奇製勝，連續43天，每天做8個版的世界杯報道，令這個為足球而顛狂的國度為之驚喜。程益中本人自上大學起就是電影迷，他當時也寫些影評文章。他最喜歡的電影是《肖申克的救贖》。
雖然《南方都市報》在體育和娛樂版塊非常搶眼，但程益中也知道，他必須為讀者提供另一種他們渴求的稀缺元素——那就是可以監督權力和批評政府的新聞報道。做這樣的報道確實有市場因素在裏麵，但跟利潤同樣激勵程益中的卻是新聞工作的準則。在每周的員工例會上，他不斷地提醒記者，他們是在為大眾服務，鞭策他們要成為政府官員和權貴的監督者。當編輯記者問他，某篇稿件或新聞太敏感，是否應避免發表或報道時，程益中總會非常惱火。他不能容忍編輯記者自我審查、充任宣傳部官員的角色，他認為這非常糟糕。他希望編輯記者任何時候都要想方設法越過障礙，全力以赴爭取把新聞發出來，而不要去自我審查。在他的指引下，《南方都市報》開始以關於犯罪和腐敗問題的社會性批評報道而聞名。在一篇內部交流中，他對一篇指責妓女賣淫的稿件提出強烈批評，指出報紙應該為弱勢群體講話，妓女也是需要保護的弱勢群體，大家有本事就要去監督和批評有權有勢者。在中國，其他報紙打的是安全牌，隻做外省的批評報道，隻批評老百姓的陋習和差錯，避免激怒當地官員。而程益中則不遺餘力地把批評的矛頭對準廣州和廣東其它地區，因為這裏才是《南方都市報》讀者大本營。在創辦早期，《南方都市報》關於當地餐館使用潲水油的調查報道和廣州空氣嚴重汙染的報道引起軒然大波。廣州官員極其震怒，跟省委宣傳部抗議說，《南方都市報》的報道損害了廣州市的形象。但程益中冷靜地維護這篇報道，對宣傳部門表示，當地官員之所以如此動怒，是因為報道揭露了他們的無能和工作失誤，要說報道損害了誰的形象，那也隻能說損害了必須對此負責任的官員和部門的形象。
軟硬結合的新聞模式，令《南方都市報》在讀者中迅速走紅。創刊第一年年末發行量是8萬份，到了次年底就竄升至近40萬份。在1999年，發行量超過60萬，廣告開始大量湧入，報紙第一次賺到錢了。2000年，這份報紙成為中國最厚、同時也是賣得最貴的日報，72個版售價12美分左右。發行量迅速突破100萬大關。程益中被提拔為總編輯。他的好友，一個名叫喻華峰的廣告銷售人員，成為頭牌業務員、該報總經理。這兩人都很年輕，但這份報紙的員工更年輕。2200名員工，平均年齡隻有27歲，資深編輯的平均年齡也隻有33歲。
對程益中和他的同事們來說，這是個興奮莫名的年代。《南方都市報》從一個成功躍向另一個成功，成為中國最賺錢、閱讀最廣泛、最受公眾喜愛的報紙之一。其他黨報也紛紛效仿，創建了類似的以市場為取向的小報，想要複製《南方都市報》的成功。在談起早年歲月時，程益中告訴我：“很興奮。坐在辦公室裏，我可以聽到報紙成長的聲音。你可以布置一篇文章，刊登它，報攤的銷量就會跟著上去。你知道讀者是在擁抱你的報紙，你也可以感受到你的報紙在越長越大，越長越好。這種感覺特別讓人滿足。”《南方都市報》用的圖片越來越多，購買了新的彩印設備，搬進了廣州市中心一個更大、更現代的采編中心。此時的程益中沒有太多煩惱，如果說有的話，其中一個就是，由於官僚機構的百般阻撓，他還沒有辦法把南方都市報的霓虹燈招牌掛到新辦公大樓的樓頂上。
成功令《南方都市報》擁有更大的影響力，程益中也在不斷要求記者們更加進取。他對他們說：“在報界，我們已經學會了如何不依附權力而生存，現在，我們應該學會如何做一份有權力的報紙。”但在樹立地位的同時，《南方都市報》也在樹敵。擔任總編的第一年，旁邊的深圳市想要禁止當地報攤銷售這份報紙。這不僅是因為《南方都市報》的批評報道很不受官員歡迎，也因為這份報紙正在從深圳本地報紙那裏搶廣告和讀者。程益中和喻華峰組織報社予以反擊，送了一個20人的記者隊伍去深圳，請了1000人，在當地免費派送數萬份報紙。次日，該報頭版頭條為“《南方都市報》在深圳遭到封殺”。但程小心地將批評集中在掌控深圳報攤的官員頭上，避免直接批評該市頭頭腦腦，還刊登了幾篇恭維深圳的文章。一個月後，禁令終於被取消。
在那些年，閱讀《南方都市報》，是在閱讀一份有態度的報紙。在中國，絕大報紙在報道犯罪新聞時，總會讓讀者感覺，警察局的工作做得很好，違法犯罪者總會被抓住，得到應有的懲罰。而《南方都市報》在報道此類新聞時，卻做出了相反的暗示，指出中國執法機構權利被濫用的問題。比方說，有一篇激怒廣州當地官員的文章報道說，一位在工廠打工的年輕女工被綁架，然後被脅迫到廣州市據說整治得很好的區裏賣淫。“我們所有的批評報道都有一個同樣的主題——沒有受任何監督的權力對社會是有害的，”程益中表示。“這隻是個常識，但我們的報道要引導讀者去追問，為什麽我們的體製是現在這個樣子，為什麽它會出那麽多的問題。”
在報道惹惱了廣州、深圳和其它城市的中共官員時，這份報紙享有一點官僚機製上的優勢。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是廣東省委的組成部分，因此在組織架構上比市一級要高。如果《南方都市報》的文章讓哪位當地領導很不開心，他也不能直接去處罰這份報紙，而是要去跟省裏的宣傳部門告狀。視問題嚴重程度，廣東省的宣傳部門可能會斥責南方報業集團，要求其對《南方都市報》負責人做出適應的處理。在每次被訓斥後，程益中都要被迫寫一篇檢討，檢討其所犯的錯誤，並且深挖根源。在中國，寫這一類的檢討很需要有點藝術，首先需要評估領導們有多生氣，他們的影響有多大，隨後再提出自我懲罰的方案，以求安撫他們。不止一次，宣傳部門的官員們指責程益中的檢討態度不夠誠懇，要求他采取更嚴厲的懲罰措施。有時候對報紙施加的壓力太大，程益中要被迫將檢討或道歉信刊登出來。他很討惡這樣去做，但他知道，想要讓報紙繼續發行，他必須要付出代價。
集團盡一切所能去保護這份報紙，但隨著官員對該報的指責越來越多，態度也越來越強硬，程益中想出了一個很有創意的方法來對付它們。他請來了一個專家，那是中國內地小城市的一個宣傳官員，由他來執筆寫檢討。這個人完全了解上麵希望聽到什麽。他也知道何時抗爭，更重要的是懂得何時撤退，怎樣撤退。根據他對形勢的判斷，《南方都市報》可以對上麵表示，他們開始進行調查，或者要求某位編輯寫檢討，或者通過扣資金、停職甚至開除的方式對相關員工進行處罰。不過，檢討信裏給宣傳部門領導們看的這些措施，跟南都編輯部裏正在發生的事實沒有任何聯係。假如南都真的落實了這些懲處，有些記者可能已經被炒了兩次三次，有些編輯也許一年就被扣光了三年的獎金。
程益中在不斷挑戰當局容忍的底限，但他也意識到，有些報道還是會過火。他也知道最大最後的禁忌所在，所以他沒有挑戰一黨專政，或者報道諸如1980年代末這類題材。他憤怒的是，即便如此，中共的官員們也總是橫加阻攔，而且基本都是基於官員自私的個人原因。官員們其實隻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聲譽，而不是什麽中共的名聲；他們擔心的是自己的仕途受阻，而不介意報紙揭露的社會不公和其它弊端；至於維護社會穩定和政治正確，完全就是自欺欺人的借口。程益中有時候會開玩笑說：“其實你可以反黨，但不可以去反黨員。因為一黨專政的實質其實就是一人專政，黨隻是一些人披在身上撈錢的袈裟，黨隻是一個借口而已，維護社會穩定隻是為他們自己濫用職權為所欲為創造良好的輿論環境而已。”
有一次，在一段很短的時間裏，《南方都市報》集中發了幾篇批評報道，因此受到一連串斥責，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鍾陽勝召來程益中和他的編委會成員訓話。程益中對於鍾陽勝這種思想僵化、態度刻板的中共官僚無甚敬意，不過在這3小時裏他沒說一句話。在會後跟同事們一起午餐時，程益中對鍾訓話的空洞乏味和官腔官調，進行了一連串的諷刺調侃。結果在當天下午，鍾的一個手下就打來電話，責備他辱罵省委領導。程益中對此感到非常意外和困惑。他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和複雜性。程益中猜測這位告密者並沒有敢將他出格的言辭一五一十地匯報給宣傳部長。但經曆此事，令他意識到在一黨專政的國家，管理一份報紙將麵對多大的風險。用他的話來說，他是在“走鋼絲繩”，處境“危機四伏”。
但在他有機會打破對SARS新聞報道的管製時，他沒有猶豫。政府強迫《南方都市報》發表一篇明明不是事實的文章，貶低報紙的尊嚴——同時違背了老一輩編輯信奉的是即便講真話不可能，也必須要拒絕說謊話的信條——他想要顯示他們的力量。《南方都市報》業已壯大，他認為中共官員不會因為SARS報道而將報紙關掉。他覺得最壞的可能是他們將他開除，而他認為這樣的風險還算值得。他認為SARS疫情的報道恰恰是一份好報紙應當去追逐的新聞。
幾周之後，對編輯們放到他案頭的另一篇更冒險的報道，他也持一樣的看法。
最初的新聞源頭，是出現在互聯網的BBS上。拿到消息的陳峰，是《南方都市報》的一個新員工，但在同時，31歲的他也是報社最有經驗的記者之一。這是個身材矮小、很有幽默感的小夥子，剃著小平頭，戴圓邊眼睛，他曾供職《財經》，這是中國最富盛名的商業雜誌，此外他還在河南幫助創建了一份報紙並任常務副總編輯。南方都市報社請他過來加盟深度報道組，這個部門有十幾名有經驗的記者，負責長篇調查性報道。就在上任幾天後，他在網上認識的一個大學生給他留了個短信——她有個新聞線索想要給他。她說，一個朋友的朋友在收容站莫名死亡。她並不知道太多細節，隻知道死者剛從大學畢業，名叫孫誌剛。
陳峰立刻就看出了這篇報道的潛力。收容製度臭名昭著，權威機構借此推行暫住證製度，並且可以通過收容站，將不想要的在城市謀生的人，通常是農民和沒有生吃戶口的人趕出城市。幾乎每個人都會認識幾個曾遭遇收容的朋友，警察可以隨便在大街上將人攔住，查看他們的證件，假如少了什麽證，就可以立刻將他們帶走。對於權力的濫用，幾乎沒有任何監管政策，而警察常常會在人們並沒有做出任何違法亂紀的行為時將他們抓走。被收容的人員通常是被遣送回原籍，但收容站在遣送前，往往會收取費用。假如被收容的人沒有錢，也沒有人出麵保他們出去，那這些人就隻能在監獄的農田或工廠做活，以此來賺取自由。
陳峰意識到，一個大學畢業生死在收容站，這會是個爆炸性的新聞，但同時在政治上也非常敏感。他不能確定《南方都市報》是否能在收容製度這個問題上發表任何文章。從以往的經驗上他可以知道，大部分媒體都會明確避開任何對於司法機構的批評報道，公安局、法院、監獄，這些都是中國媒體禁忌性的話題。但當陳峰跟編輯說了孫誌剛之死的事情後，編輯沒有絲毫猶豫，立刻就囑咐他繼續調查下去。他對此印象深刻。這正是他來廣州的原因——去為一個有勇氣、有影響力，做真正的新聞的報紙工作。
陳峰沒花多久，就找到了孫誌剛的家人。在孫誌剛死後兩星期，他的父親仍在廣州，想要尋找兒子死去的原因。他是湖北鄉下的農民，官員根本沒把他當一回事。他們隻告訴他，他的兒子是因為心髒病突然死亡。但其父堅稱，孫誌剛身體一直很好，而且剛剛27歲。他在收容站遇到了什麽？警察又究竟為什麽要拉他去收容站？孫誌剛才搬來廣州，有一份平麵設計師的工作，而且據他父親說，他的一切證件都齊全。陳峰於是建議孫父找一個律師，請一個法醫，先做屍檢，取得法律方麵的證據。
隨後陳峰找來一位同事與他一起進行報道。王雷從長相上基本是他的反麵，他又高又瘦，留長發和山羊胡子，但兩人對好新聞的熱情是一樣的。兩個記者一致認為，如果不能確定孫誌剛的死因，那這篇報道就很少有下筆之處。當孫父打電話來，表示在廣州沒有一個律師願意接下這個案子時，他們鼓勵他繼續找下去，並且強調屍檢的重要性。他們說，假如沒有一個確切的結果，報社就沒法幫助他。與此同時，他們開始收集證據——警方記錄，醫院病曆，所有當局願意讓孫父複印的資料，但這當中沒什麽有用的材料。到了4月中旬，也就是他們著手調查三周後，陳峰接到王雷的電話。孫誌剛原先的同學籌集到了屍檢的錢，他的家人將驗屍報告的結果複印了一份給他。這個年輕的平麵設計師是被人毆打致死。
陳峰衝回編輯部，跟王雷一起研究驗屍報告。他們花了點時間，才弄明白了裏麵的醫學術語，但結論很清楚。孫誌剛的身體大麵積，包括胳膊、雙腿、肋骨和後背遭受到了劇烈衝擊。衝擊極其劇烈，導致他陷入休克，身體器官衰竭，因此致死。兩個記者帶著他們手上的所有材料，見了《南方都市報》的分管新聞的編委楊斌。楊斌立刻告訴他們繼續跟進這條報道，並且給出了兩條明確的指引。第一，他告訴他們要特別小心，每一個細節都必須準確無誤。如此敏感的新聞報道，不容有一個細小的錯誤。第二，他讓他們要盡快完成調查，在宣傳部的人聽到風聲、禁止他們報道此事之前將文章做出來。《南方都市報》可以將文章盡快刊登，這是因為中共不可能安排一個新聞審查官部隊，在上攤前閱讀每篇文章。宣傳主管部門的做法是依靠記者自查，同時定期針對特定題材下封口令。蔑視上級指引，這自然很危險，但假如能在下禁令前快速行動起來，那報紙就可以聲稱他們並沒有蓄意違反任何禁令了。
楊斌並沒有跟兩位記者提出，他們的這篇報道太敏感，也許沒法刊登出來。但在午飯時他見了程益中，跟他提及了兩位記者的發現。他很擔心，因為《南方都市報》已經跟廣州的公安和其他執法機構結下了梁子。這都是些很危險也很有實權的機構，到目前為止，他們隻是通過跟宣傳部門的頭頭施加壓力，來表達其憤怒。但一篇如此有份量的關於收容體製的文章，將會令對方采取更有力的報複手段。這篇文章的時機同樣有問題。程益中和《南方都市報》因為違反了SARS的宣傳禁令，已經如履薄冰。從技術上來講，他甚至已經不再是該報總編了。但程益中覺得這篇報道太重要了，忽視不得，於是告訴楊斌一定要將報道發出來。
兩個記者動作很快，開始分頭行事。陳峰去見了法醫，對方很緊張地解釋說，從傷勢來看，孫一定是遭受到了殘忍的毆打，而且毆打應該發生在他死亡時間72小時之內。王雷則裝作孫誌剛的親戚，去了收容站的醫院，他在那裏詢問了相關工作人員，並且錄下了他們的種種搪塞之辭。他們還采訪了孫誌剛的家人和朋友，他的室友和老板，大家共同整理出了孫誌剛生命最後幾天的時間表。他是在不到一個月前來的廣州，在一家製衣公司工作，跟一個朋友住在一起。在被拘當天晚上11時許，他給室友打來電話，說他在去網吧的路上被兩個警察攔了，因為他沒有隨身帶任何身份材料，所以他們要把他帶去當地的派出所。這位室友立刻就帶著孫誌剛的身份證和錢想要去保他出來，但警察在放走了其他被收容人員後，卻不肯放孫走。其中一個警察表示，他們有權決定該留誰該放誰。後來室友在收容站裏看到了孫誌剛，悄悄問他是不是得罪了警察。孫誌剛回答說他跟警察說了幾句話，但並沒什麽大問題。第二天，一位朋友接到了孫誌剛打來的電話，此時他的語氣聽起來很害怕，說他要被送去收容站。這位朋友給孫誌剛的老板打了電話，後者去了收容站，想要把他保出來，但他也被拒絕了。第三天，孫誌剛的朋友們得知，他已被轉去收容站醫院，於是想去探望他。醫生不許他們去看，說是隻有他的家屬才能來保他。而當在被收容的第四天，朋友們再給醫院打電話時，他們說，他已經死了。
陳峰和王雷將對公安部門的采訪安排在了最後。他們去采訪了派出所、收容站、醫院和公安局，沒人開口跟他們說話。唯一接受采訪的是市局負責管理收容製度的一個小官僚。陳峰沒有預約，直接找到了他的辦公室，發現這人正在電腦上玩撲克遊戲。他同意擱下遊戲接受采訪，但他表示他“99%確信”孫誌剛在收容站沒有受到毆打。他表示，在收容站和醫院病房裏都有攝像頭，所以假如真有毆打的話，上麵的人也應該會發現並且製止。可在陳鋒表示想看看監控錄像時，這位官員卻表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陳峰和王雷回到辦公室時，已經是下午5點多了，他們本打算第二天再寫這篇文章。巧的是他們碰到了楊斌，而楊斌問他們采訪進展到哪一步時，他們提及在當天上午采訪了警察局。楊斌的臉立刻沉了下來，他告訴記者們，他們應該在最後一刻再去聯係公安，以防警察局一個電話打給宣傳部，禁止這篇文章刊登。隨後他讓他們坐下來，立刻開寫這篇報道。他希望當天晚上將稿子登出來。
陳峰和王雷沒吃晚飯，奮筆疾書，在晚上9點半寫完了文章。他們講述了孫誌剛的朋友曾如何努力想要將他保出來。他們不厭其煩，詳細介紹了孫誌剛身上的多處傷情。他們提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警察將他扣在收容所，這種做法是否正確。他們指出，隻有無家可歸者、失去經濟來源者，以及沒有身份證的人才是收容的對象，但孫誌剛的朋友已經向警方提供了他的身份證件，證明了他既有居所亦有工作。這是篇讓人印象很深刻的新聞報道，筆法生動，情緒克製。一直是在文末，陳峰和王雷才開始引述親友的話，描述孫誌剛是個怎樣的人：他很有才華、工作努力、為人固執。在文章後麵，他們配了一張孫誌剛家人從湖北小鄉村來到廣州的照片，展示了他在讀書期間拿到的獎狀。文中引用了孫父的原話：“他是我們家鄉出的第一個大學生。如果沒有讀過書，不認死理，也許他也就不會死……”
楊斌在報紙內頁給這篇報道留了兩個版，在頭版下方放了一個大標題：“被收容者孫誌剛之死”。下方加了一行小字：“大學畢業生，27歲，在廣州街頭被收容三天後死亡，屍檢結果表明，事主死前曾遭毒打。”
再過幾個鍾頭，印廠就要開始印刷次日的報紙了。當夜班編輯讀到孫誌剛一文時，他猶豫了一下。楊斌告訴他，程益中已經看過這篇文章並且批準見報，但夜班編輯還是想讓總編輯再最終考慮一下。假如改變主意的話，撤版還來得及。可在夜班編輯去程益中的家中找到他時，程益中還是下令，堅決刊發此文。
程益中十分清楚這篇報道將會引發多麽大的震動，他一夜無眠，迫不及待地等待報紙出街。他相信全中國的人都會談論此事，在離開辦公室前，他特意提醒下屬，要盡快把報道傳給新浪網和搜狐網的編輯。這兩個門戶網站的讀者超過了中國任何一個報紙或雜誌，同時，因為它們屬於私人公司運營，在麵對新聞審查時回旋的餘地要更大一些。雖然兩個網站不得進行新聞采訪，但可以刊登全國各個公開發行的媒體上的文章。網站在全國擁有巨大讀者群，因此可以吸引人們關注新聞事件，影響社會輿論，並且可以用黨報所不具備的方式進行公眾議程設置。像《南方都市報》這類的報紙興起，已經改變了中國的媒體版圖，而互聯網助推並加速了這一進程。程益中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意識到了互聯網的潛力，《南方都市報》與新浪和搜狐建立了合作關係，每天淩晨2點鍾左右，《南方都市報》都會將最好的稿件提供給對方。而在這兩家網站首頁放上《南方都市報》的新聞報道時，點閱率開始攀升。網絡加大了報紙的影響力與衝擊力，而且在內容上網後，宣傳部門更加難以禁止其傳播。程益中知道，一旦孫誌剛之死的報道上網，就不再僅僅是一宗隻會讓本地官員跳腳的本埠新聞。這將是個全國性的報道，擁有全國讀者的關注，在全國掀起反響。而這正是他所希望的。
《南方都市報》曾經報道過其他重大新聞，可對孫誌剛之死這篇報道的反響，是程益中在此之前見所未見的。人們讀到此文後，立刻發email將文章轉發，在中國最著名的BBS上，文章被不斷轉載。《南方都市報》編輯部不斷接到讀者打來的電話、發來的傳真，他們想要表達憤怒的情緒，或者訴說自己在收容站的遭遇。幾萬人在新浪和搜狐留言。程益中坐在辦公室裏，看著兩個網站的留言數量不斷攀升，他意識到有什麽重大的事情正在發生，而他和報紙正在其中。這篇報道表達了民眾對收容製度的憎惡，人們現在想要公開表達對它的不滿。記者們在不斷接聽電話傳真，編輯部一片忙亂。陳峰和王雷根據對孫父的采訪，完成了一篇後續報道。但在下午，一個廣東省委宣傳部的官員打來電話，下令《南方都市報》對此案不得進行任何報道。
對於這通電話程益中並不意外。他一整天都在等當局的電話，而他們的靜默隻會讓他更加備感焦慮。他本來擔心上麵遲遲不發話，是在籌劃著對他和報紙采取嚴厲的手段。現在他至少明白他和他的報紙處在怎樣的境地了。他召來編輯記者開會，告訴陳峰和王雷，就算暫時沒辦法刊登相關稿件，但他們還是應該繼續跟進孫案報道。他說報道被禁，隻是一個暫時的挫敗，他發誓要找到對策，會盡快把暫壓下來的報道見諸報端；並且就算當局禁止《南方都市報》報道孫誌剛案，那他們還可以報道其它類似的收容案件；如果他們禁止《南方都市報》報道其它收容案件，那他們還可以抨擊收容製度本身。他說，報紙應該繼續質疑和挑戰收容製度，因為一份好報紙就應當倡導社會進步。程益中肯定地說，假如《南方都市報》做好了本分工作繼續報道下去，那麽收容製度一定會被取消，收容法一定會被廢止，而這就是《南方都市報》的奮鬥目標。
陳峰和王雷對視了一眼。要政府取消收容製度這種想法，聽起來猶如癡人說夢，他們都覺得總編輯瘋了。
幾周過去了，事情看起來真是出現了轉機。中共新領導層剛剛取消了對SARS報道的禁令，民間對政治改革的希望越來越大。關於政府誠信公開的討論，令宣傳部的新聞審官員們再也站不住腳跟。廣東的宣傳主管部門雖然禁止再報道孫誌剛案，但北京的官員並未下此禁令，所以北京的報紙開始跟進報道《南方都市報》暫時所無法報道的新聞。陳峰和王雷寫的那篇後續報道，雖然《南方都市報》沒法刊出，但卻出現在一家北京的報紙上。陳峰將文章交給了那家報社的一個編輯朋友，她用了一個筆名將文章登出。
全國各地的記者都開始深度挖掘收容製度的黑幕，在過去這樣的題材完全是個禁區，但現在，編輯可以安排記者去采寫這類新聞了。浮出水麵的景象越來越令人震驚、令人悲憤。收容製度的動機，據中共聲稱，是要去幫助無家可歸和沒有生計的人回到家鄉，可現在它卻被警方用來“清洗”社區，為自己創收，其背後的實質就是黑金政治，無異於政權授權警察綁架公民加以勒索，當然照例會打著維護社會穩定的借口。每年警察要無端隨意逮捕200萬人，將他們發配到700個收容站的龐大收容體係中去，並且要讓被收容者拿金錢換取自由。報紙和互聯網上充斥著關於收容站的可怕故事，男人和女人們被無端地抓起來，不僅遭到勒索，還要受到殘忍的傷害。有一個中學生在南寧街頭迷路，隨後被送去收容站；四天後他回到家時遍體鱗傷、身無分文、語無倫次。兩個13歲的女孩子被送去江蘇省的一家收容站後，被老鴇 “購買”，後在北京被迫賣淫。一個年輕女性向警察出示了她的暫住證，但對方隨手將證件撕碎，將她拘禁；在收容站的人體倉庫裏，她被一群饑渴的男人強暴。
程益中設法讓《南方都市報》繼續走在報道的前列。迫於壓力，當局高調宣布將對孫誌剛案進行調查，於是他派記者住在孫家人所在的旅館裏，這樣可以更嚴密地跟蹤調查進展。他派其他記者采訪法律學者，了解對收容製度的相關製衡性法規，隨後《南方都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一位市政府高官肆意將被收容者的範圍放大。《南方都市報》還發表了一係列關於收容法和收容製度的言辭犀利的社論。這份報紙實際上是在打響一場聖戰。程益中覺得現在沒時間去追求所謂的客觀了。強力支持收容製的國家機器和機製太強大了，而主張正義的力量又太弱小，眼下《南方都市報》不可能後退，也不可能不明確表達它的立場。
程益中在中共的消息來源告訴他，廣東省委就孫誌剛案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在會議上，省委大員觀看了由閉路電視攝像頭拍下的孫誌剛在收容救治站被毒打致死的錄像。這是一段非常殘忍的畫麵。一幫人用棉被蒙住孫誌剛，然後連續對他拳打腳踢，持續十幾分鍾。官員們還得知，這個收容救治醫院開業不到一年時間，期間先後收治了近千人，近有100多人非正常死亡。程益中力促陳峰和王雷采訪其他死難者在這個收容救治醫院遇到了什麽事情。他說，假如能弄到這個監控錄像，就更好。
兩名記者竭盡所能，但沒有太大收獲。沒有哪個廣州官員還願意跟《南方都市報》的記者講話。但陳峰還是又寫了一篇出色的調查報道，詳細介紹了湖南省的收容所是如何用每人13美元左右的價格，從廣東警察那裏“購買”下被收容人員。湖南省當地的警方，沒法抓到足夠的人提供給收容站，他們賺的錢不夠多，所以要從外地買人。被收容者想要出去，就得出更高的價錢。沒法籌到錢的人就隻能像奴隸一樣在監獄農場幹活，或者被“轉賣”給別的收容站。陳峰在文中寫道，在5年時間裏，該收容站賺到了近50萬美元。
不僅僅隻有媒體在群起批評收容製度。北京3位年輕的法律學者聯名向全國人大上書，要求其重新審查收容製度是否違憲，引起輿論嘩然。他們3人發現一個言辭比較含糊的法律條款，給予公民做類似請願上書的權利，於是他們3人成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一周後，5位著名法學教授支持了他們對法律的此種解讀，並且也發出了審視收容製度是否違憲的請求。與此同時，互聯網上公眾的義憤仍在持續發酵，孫誌剛的朋友和同學建了一個紀念他的網站。甚至有人提出要在廣州為他組織一次守夜。
在此期間，中共新任領導人一直對此保持緘默。假如他們像對待SARS的問題一樣，積極應對坊間取締收容製度的呼聲，采取又一次大膽改革，那可能會進一步加深他們與前任和中共老官僚之間的鴻溝。他們看起來是在嚴肅考慮未來的決策，但沒人可以肯定結果是什麽，也不指望能迅速看到結果。連《南方都市報》也不敢預判領導層的考量結果。《南方都市報》發表孫誌案之死一文不到2個月後，一天晚上大概9點鍾左右，官方的新華社發表了一條消息：新任總理溫家寶召開國務院會議，討論廢除收容製度，並且決定立刻實施。700多所收容站隨即關閉。在《南方都市報》的編輯部裏，有人拿著新華社的通稿，跑去給程益中看。他驚呆了。他轉過身來對同事說，他沒有想到領導人的動作這麽幹淨利索。在此之前，中國還沒有哪一家報紙曾經以如此戲劇性的方式影響到國家的大政方針。此時，第二天報紙的頭版已經出清樣了，但程益中讓編輯再加一個頭條。他去請一位作者就此事撰寫一篇社評。然後，他出門去和編輯記者聚餐慶祝。
許多黨內有識之士也在慶祝《南方都市報》的勝利。他們將《南方都市報》報道孫誌剛的案例視為教科書式的榜樣，它證明了一份勇敢的媒體可以幫助中共與腐敗作鬥爭，提高執政能力，贏得民眾的支持和擁護。不過從一開始就很清楚，肯定不是所有人都對這份報紙很滿意，一些人由此更堅信失去對媒體的控製，將危及其官位。就在文章發表幾天後，廣州市委書記林樹森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專門把《南方都市報》的一位記者叫到一邊，氣急敗壞地威脅說假如他在《南方都市報》關於孫誌剛案的報道中找到一處不實，他一定會將《南方都市報》請上法院的被告席，讓法院收拾《南方都市報》。後來程益中的一個大學同班同學捎來廣州另一位高官的口信，警告他在這件事上一定要退讓。廣東省委的官員隻是做了一場秀，顯示他們對孫案進行了細致調查嚴肅處理，但事實很明顯，他們隻想盡快把事件了結。一個月後，廣東當局就宣布已經逮捕並檢控了孫誌剛案涉案人員18人，包括8名被控毆打孫誌剛的同監被收容人員，5名鼓勵或默許毆打的警衛。無端扣押孫誌剛的警察也成了階下囚。他們被處以嚴厲的判刑，其中一個主犯被判處死刑。但審判未對外界公開，政府從未提供孫誌剛致死的詳細事件經過。隻有幾個記者允許進法庭旁聽，但他們不得記筆記，也隻能刊登官方提供的新聞通稿。當審判結果公布後，宣傳部要求各大網站禁止網友發表評論。
從一開始程益中就清楚，《南方都市報》的此次“聖戰”，必定會與某些權貴、某些機構結怨。收容製度被廢除，勢必會使中國各地的公安喪失一個有效的管製工具，同時失去一個有利可圖的收入來源。同時孫誌剛一案也令廣州的領導蒙羞，影響了一批官員的仕途。從公開層麵，20多名官員受到處分，包括該市公安局副局長，但消息人士還向程益中透露，政治局的官員在內部嚴厲批評了廣州市領導，此舉將影響其他很多官員被提拔。之後程益中不斷聽到風聲，廣州的官員，市委書記林樹森、政法委書記張桂芳和公安局局長朱穗生在各種場合公開聲稱一定要《南方都市報》，聲稱假如省委宣傳部收拾不了《南方都市報》這幫小子，他們將尋找其他途徑來收拾。
收容製度被取消後幾個星期後，麻煩就開始來了。程益中當時和總經理喻華峰一起在上海出差，程益中接到了當時柯達公司一個主管打來的電話，柯達是《南方都市報》的一個主要的廣告客戶。她告訴他，廣州警方去了她的辦公室，詢問她與《南方都市報》主要領導之間的交往。她說，他們特別想要知道，雙方有沒有不正當的禮物或現金往來。隨後，程益中又接到一個類似的電話，來自廣東省一個大型廣告公司的總裁。到了7月中旬，幾乎所有在《南方都市報》刊登過廣告的大公司都被問了一圈。廣州市委書記林樹森顯然是要求審計和警方對《南方都市報》的財務進行調查，想要找出該報貪汙的證據。程益中對此一開始並不擔心。他知道自己和同事們做事情幹淨，抓不到什麽把柄。他也相信《南方都市報》在黨內的支持者應該比反對者更多、更強大。7月底，警方一度扣留喻華鋒，但南方報業傳媒集團請一位省領導出麵幹預，因此喻華峰在一天後即被釋放。
將貪汙調查擱到一邊，在孫誌剛案件獲勝後，《南方都市報》發展非常迅猛。程益中不斷打破中共宣傳機構的條條框框，刊登了一係列廣東公安醜聞的批評性報道，報紙榮獲了幾項新聞大獎。2003年發行量突破140萬大關，廣告收入超過10億元人民幣，純利潤超過1.6億元人民幣。程益中和喻華峰期待著進一步發展，計劃要向其他城市擴張。10月份，中宣部批準《南方都市報》和北京的一家國家級大報建立夥伴合作關係，在首都創辦發行一份新的報紙。這份報紙被取名為《新京報》，繼承《南方都市報》的新聞傳統。中共批準程益中兼任該報總編，在管理《南方都市報》的同時兼管《新京報》，喻華峰兼任該報總經理。
在廣州，警方還在不斷向《南方都市報》施壓。他們警告廣告商不要再向《南方都市報》投放廣告，否則會用查稅的辦法收拾他們，有些公司甚至被警告說，假使他們不檢舉揭發《南方都市報》的領導，他們自己就將麵臨起訴的危險。調查人員從《南方都市報》搬走了幾卡車文件，翻檢花費清單和賬單，想要從中找到一點可供大做文章的蛛絲馬跡。接著到了12月，警方出現在編輯部，再次帶走了喻華峰。這一次，雖然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再次懇請省領導出麵，但警方仍然不肯釋放他。程益中很擔心，但他相信朋友被拘禁隻是暫時的。他行動起來，動員黨內力量、報社員工及社會支持喻華峰，聯名上書高層，聯係有影響力的中共老領導。他很憤怒，不斷告訴自己，《南方都市報》一定要戰勝敵人。
在喻華峰被捕10天後，《南方都市報》的一個記者興衝衝地回到編輯部，帶回了一條獨家新聞。廣東省疾控中心在廣州市某醫院確診了一例SARS疑似病例。這是幾個月來中國出現的首宗病例，進一步加深了人們對疫情卷土重來的疑慮。程益中當時在北京主持《新京報》的創刊籌備工作，但他的一個助手打來電話，問《南方都市報》是否應該發這條新聞。此時喻華峰仍在獄中，前途未卜，而這條消息一出街，必定會激怒官方。但程益中清楚這個時候做交易已經來不及，當時也沒有哪條新聞比這一條更重大，於是他點頭同意了。
幾年後，當我問他當時的決定時，程益中告訴我，作此決定並不困難。他承認，沒錯，在喻被捕後，從“邏輯上”理應更加謹慎。“我們考慮了這一點，”他說，“但我們認為這不足以令我們犧牲新聞準則，我們沒有理由妥協。” 《南方都市報》在SARS的第一波報道中，早期是向省的宣傳口徑屈服的，他不想再讓這份報紙處於同樣不堪的境地。此外他也表示，在當時他們並不清楚喻華峰遭遇的麻煩有那麽大，也不能確定報紙的立場軟化是否就真能救下他。程益中說，即使《南方都市報》用8個版為公安歌功頌德，也可能同樣於事無補。他相信那些人，對《南方都市報》已經做出了決定。
當然，刊發SARS報道同樣也於事無補。第二天，省委書記張德江召開緊急會議，與省委高層研究如何控製對SARS疫情複發的報道，結果非常尷尬地發現，在座所有人都已經看過早上的《南方都市報》，隻有他例外。張德江極其惱火，而那些一心想要報複《南方都市報》的人現在擁有了一個重要的新盟軍——廣東省最有權力的人，那個在全國人大會議期間同樣因為《南方都市報》的SARS報道而暴跳如雷的大人物。對《南方都市報》領導層的貪汙調查旋即升級。在1月份的頭兩個星期裏，大批檢察機關調查人員進駐《南方都市報》，輪番傳訊盤問了該報20多個編輯記者和廣告業務人員。1月5日下午，程益中被5名警察重重包圍、押離《南方都市報》編輯部大樓，受到了近7個小時盤問後被釋放。前一天，警方逮捕了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分管《南方都市報》的編委李民英。
就在這期間，一個自稱負責看管喻華峰的警察聯係上程益中。程益中擔心他的辦公室被人監聽，所以兩人約在當地一家餐館裏見麵。在這個鬧哄哄的餐館裏，吃著熱辣的湖北菜，這個看守告訴程益中，喻華鋒被關在廣州市南部的一家旅館的地下收藏垃圾的暗室裏，警方拿這裏當作秘密的看守所。他說喻華峰被打得很慘很慘，打到他幾度用頭撞牆想要自殺。聽到這裏，程益中一下子感覺喘不過氣來，食不下咽，他放下了碗筷。程益中和喻華峰一起為《南方都市報》的事業奮鬥，程把喻視為自己最好的合作夥伴和戰友；現在，喻為他和《南方都市報》備受折磨。喻華峰是個商人，不是記者，雖然程益中知道，喻華峰和他擁有著同樣的新聞理念，也願意為此承擔風險，但他仍然覺得，現在受磨難的是喻華峰而不是自己，對此他有一種負罪感。更糟糕的是，現在他畢竟還是自由身，是做著中國兩份最好報紙的明星總編輯，但他卻沒辦法幫助他的朋友。程益中告訴我：“我對他所遭受的磨難，感同身受，心如刀絞。我覺得既內疚，又憤怒。這也加深了我對這個體製弊端的仇恨。”
喻華峰妻子此時對程益中已經開始埋怨了，當他告訴她自己聽到的消息時，情況更為糟糕，她認為他應該為自己丈夫的被捕負責，同時還指責他沒有盡力去救他。她的憤怒令程益中感受到很大的壓力，但他非常同情她、理解她、支持她，他覺得沒什麽辦法說服他。她現在獨自一人、憂心忡忡、情緒激動，她在設法營救丈夫的同時，還要保護他們年幼的兒子，這個小男孩一直以為爸爸是出差去了。她請了律師，但律師和她都不知道如何才能獲準見喻華峰一麵，也不知道他被關押在什麽地方。程益中隻能告訴她，他盡管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也一直都在想方設法要將喻救出來，他清楚這樣的表態對她來說並不足夠。程益中非常明白，誤解隻是暫時的，等警方出現把自己拷走時，一切將迎刃而解，到時候她一定會明白，程益中才是他們真正的目標，他也在做出犧牲，和喻華峰一樣。
程益中十分清楚自己才是此次調查的真正目標，警方是想讓喻華峰檢舉揭發他的“罪行”；而無論如何自己被捕隻是一個時間問題了。調查的焦點轉到了每年《南方都市報》為編輯記者和廣告經理發放的年終獎金上麵。檢方想將這筆報酬定性為貪汙公款，並且迫使高層員工退回獎金，承認自己犯下的罪行。這顯然是個無理的、完全不能成立的指控，但因為當局威脅說不退錢就要判刑，為求自保，一個接一個的南方都市報高層員工都將錢交了上去。隻有程益中始終拒絕。跟其他人不一樣，他清楚現在違心認錯退款已於事無補；相反，這隻會成為他們犯罪的證據，甚至有可能危及他在獄中的同事。作為一個記者，程益中從沒有天真到低估國安的能量，但他在看到這一切時也覺得簡直難以相信。他覺得他們的所為未必太愚蠢了，因為這些作法必定會引起巨大的反響。民眾一定會相信，逮捕他們是在給他們安上莫虛有的罪名，完全是出於政治動機。
2004年1月底，當局的螺絲擰得更緊了。在一次中共廣東省紀委主持召開的廣東省管幹部的兩千人大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突然離題，大聲辛辣地質問：中共是否還擁有《南方都市報》？他憤恨地說，媒體不能隻監督別人不監督自己，也得有人去監督媒體。主持會議的廣東省委常委、省政法委書記、省紀委書記王華元隨即接過麥克風，惡狠狠地大聲插話：“他們這是私分公款、侵吞國有資產哪！”與會人員都明白，這等於未判先決，已經在押的喻華峰和李民英已被判決，程益中在劫難逃。
這樣的指責激怒了程益中。中國農曆春節假期結束幾天後，程益中在《南方都市報》經委會上發表了挑釁意味很濃的演講《沒有熬不過的黑夜，沒有等不來的黎明》。他知道這是他的告別演說，所以他事先就把講稿寫好了，白紙黑字。在廣州軍區的大禮堂裏，麵對著2000多個員工，程益中首先引用古詩，“每逢佳節倍思親，遍插茱萸少一人”，借以表達對喻華峰的思念之情。他形容眼下《南方都市報》麵對的是“烏雲飛度的現實”。他說，自從孫誌剛案的報道刊登以後，廣州城的權勢人物就“磨刀霍霍”，決意收拾《南方都市報》，這已是城中“公開的秘密”。他說：
“這場風波遲早要來。我們已經做好了準備：為了國家進步、社會發展、人民幸福，我們遭受一點委屈和苦難也是值得的！……天降大任的同時，也必降大苦大難。我們既然選擇了卓越，我們就沒有理由拒絕挫折……責任感使我們出類拔萃。出類拔萃是我們成功和卓越的依據，也是我們受苦受難的根源。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無論將要發生什麽，我們都不要迷失南方都市報的價值觀。我們有理由自豪：南方都市報是一張經得起曆史考驗的、有存在價值的報紙。南方都市報的價值觀就是這個社會主流的價值觀，南方都市報的方向就是這個國家報紙應有的方向……廣大人民群眾已經在心中為南方都市報樹立了一座豐碑。廣大人民群眾對南方都市報滿懷期待。南方都市報的存在是我們這個社會生活更健康、更文明的體現，也為我們這個社會更合理、更公平增添了保證。對南方都市報容忍是開放社會和民主政治應有的同時也是最起碼的姿態……各位同仁，戰友們！我也要告訴大家，我們麵對的形勢非常嚴峻，現實殘酷無情。我們的事業正在經受前所未有的考驗。南方都市報正在經受血與火的洗禮。我們不能夠保證每一位出發的戰士都能歸來……”
程益中說，無論如何，他希望大家不要在《南方都市報》最困難的時候離開，而應選擇戰鬥到底，直到烏雲散盡、《南方都市報》重建光榮與輝煌。他宣布：“沒有熬不過的黑夜，沒有等不來的黎明。”
3月初，當局高層勒令程益中從《新京報》總編輯的位置上辭職下來。他把這看作一個十分明顯的信號，標誌著北京的中共新領導人——同樣的人，曾經解除了SARS報道的封口令，廢除了收容製度——已經同意讓廣東的下級單位采取措施逮捕他。接下來幾天，在與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領導們的會見時，程益中非常明確地告訴領導：他已經做好入獄的準備了，但將來不管發生什麽事，他們都應該堅信他沒有做任何違法亂紀、令集團蒙羞、對不起領導和同仁的事情。在最後的一份內部交流信上，他請《南方都市報》的同人們要緊密團結在一起捍衛這份報紙。他回家與兒子親熱告別，跟妻子在小區裏散步，走了很長的一段路，以避開家裏可能安插的監聽設施；他告訴她：在被捕後，請她一定要代表他告訴全社會，他是無辜的，他被捕入獄完全是因為《南方都市報》得罪了地方官員，他願意為中國的新聞進步獻出自由，而曆史一定會還他清白，讓他堂堂正正地走出監獄。他拜托她照顧好他80歲的老母親和8歲的兒子。
幾天後，3月19日，喻華峰接受一審判決，被判處12年有期徒刑；李民英被判11年。同一天，開庭前的淩晨2點55分，大批警察破門而入，逮捕了當時正在偏遠西部差旅途中寄宿客棧的程益中。
他最初的反應是如釋重負，總算可以睡個好覺了。
接下來的故事聽來很悲哀並且很諷刺：孫誌剛案報道出爐，引發了一係列的整頓警察和獄政的改革，而因拍板刊登相關報道被捕的報紙總編輯現在卻成了這類改革的受益者。程益中所在的看守所內外牆壁上張貼著海報，宣傳中共正在進行看守所和監獄的“整改運動”，鼓勵被牢頭獄霸欺負的犯人向上麵舉報。程益中的獄友告訴他，看守所的情況在他的報紙報道孫誌剛案之前，要比現在的情況糟糕得太多了！程益中心想，如此看來這也算是自己為自己無意謀了一個大大的福利。其中一些人被無罪關押了達6年之久，一直還在等待庭審或宣判。程益中當時在心裏尋思，一旦條件允許，他還要讓記者來報道這個很有新聞價值的選題。
大約有20個人跟程益中合住這間20來平方米的獄室。裏麵的老大很像香港黑社會，身材高大健碩，全身上下都是文身，正在等待“打靶”——在看守所，“打靶”是執行死刑的另外一個說法。程益中剛來時，這個等待“打靶” 的人要他照例向他“報到”。還沒等程益中弄明白是什麽意思，一個看守就將這個犯人叫了過去，跟他耳語了幾句。等他再回來時，這個黑社會頭目看起來和氣了很多，還主動要帶程益中熟悉這間小小的獄室。他指派了一個長相很像吳彥祖的新加坡籍年輕人當程益中的“傭人”，替他洗衣服、打水、扔垃圾，接著他請程益中跟他喝杯茶，一起吃點花生。程益中一直都不知道，看守跟這位老大說了什麽，但他猜測監獄方麵想待他客氣點兒，以防他在被釋後要寫點獄中經曆什麽的。後來，看守所的人都得知了他的身份，其他獄友對他也很照顧。大家都把他看成受尊重的難友。任何膽敢跟公安作對的人，在他們看來都跟他們站在同一戰線。
檢方在剛開始的時候，天天都要審問程益中。他們仍然希望他主動 “承認”年終獎是非法所得。有些時候，他們對他發表長篇大論，威脅恐嚇他，用汙言穢語侮辱他。有些時候，他們則隻是簡單地去勸說他。剛開始時，他們告訴他，他的一個親手栽培的年輕編輯背叛了他，公開譴責他的罪行和問題，想要以此消磨他的意誌。後來他們又增加了對他的壓力，不給他食物，獄室裏通宵開燈不讓他睡覺，等他睡著後又揪住他的頭發讓他站立，或者幹脆向他頭上澆潑冷水。但程益中拒絕配合。他告訴自己，無論發生了什麽事情，他都無罪，有罪的是他們。他提醒自己，不論他們做出了什麽威逼利誘，認罪的結果隻會讓他自取其辱。假如還想要清清白白地從這裏走出去，那他就必須堅稱自己無罪，畢竟這就是事實。程益中反複對檢方指出：假如獎金真的如他們所說就是非法所得，那就判決好了，怎麽判都行，判多久他就坐多久，根本沒必要讓他去認罪。
在棺材一樣封閉的看守所內，時間仿佛停滯了。沒有窗戶，沒有朝陽，沒有落日。沒有四季流轉。他的親友都不得去探視他。有時程益中甚至希望檢察院的人多來，因為他至少可以通過他們的著裝或神態，推測出現在外麵是什麽天氣、晴天還是下雨，猜測外麵正在發生什麽。他當然希望現在人們仍在為他的自由進行抗爭。他想，假如現在外界真的在公開反對他被捕一事的話，那或許當局會重新考慮是否要繼續關押他。假如情況如此，那他拒絕向檢方屈服就尤為重要。認罪服法，隻會讓敵人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光明正大地將他定罪。
檢察院的人都穿製服，輪班工作，通常審訊要進行到後半夜。但有一天早上，他們容光煥發地來見程益中，大家新剪了頭發，換上了便衣。他們告訴程益中要放鬆放鬆。他們說，今天外麵是晴天，他們要帶他去他們的辦公室。程益中很警覺。這一天是他的生日，他懷疑他們要利用這一點來對付他。他們帶他走出看守所，開車去了檢察院總部，將他領進一間會議室。檢察官說，今天他們不談他的罪行，而是想請他跟他們的新員工聊聊天，這些人都是剛從大學畢業，很愛讀他的報紙。幾個年輕人走進房間。程益中注意到，當中的幾個女孩長得很漂亮，他們坐在他身邊，跟他聊起人生、文學、詩歌和理想主義這類話題。他們說他們都很崇拜他，其中一個還念起了他的詩。程益中順著他們的意思，一邊喝茶一邊回答他們的問題。午飯時分，服務員送來了幾筐他的安徽家鄉菜——脆皮魚、黃山石雞——還送上了麵條。程益中吃完後，一個檢察官使了個眼色，隨後，一個女人端著他生平所見最大的生日蛋糕走上前來。
“程總，今天是你39歲的生日，”這位檢察官說。“現在還不知道，你會在哪裏度過你40歲的生日。我們都希望，通向你40歲的生日這條道路會很愉快。”
然後他們給程益中一把塑料刀子，讓他許個願再切蛋糕。房間裏有人舉起了照相機。在一瞬間，程益中想起了他的家人，差點就要流下眼淚。但他控製住了，因為很快他就意識到，他的眼淚正是他們想要的東西，他不能讓他們得逞。他們想要讓他脆弱和崩潰，然後抓拍到那一刻的畫麵，電視台常常播出這類畫麵：貪汙腐敗分子痛哭涕零，承認他們的樁樁罪行。
其中一個檢察官又發話了。他指著一個方向說，《南方都市報》總部大樓就在檢察院總部大樓的馬路對麵。他問程益中有沒有想過，假如是在對麵那棟大樓，他會度過一個怎樣的生日晚會呢。他開導說，他不必要死扛在監獄裏，這樣固執下去實在太愚蠢了。別人都可以跟家人一起慶祝生日，而他卻要孤零零一個人，讓妻子和兒子生活在屈辱之中。這個人問程益中，他是否明白對於一個8歲的男孩子來說，失去父親對他意味著什麽；對於一個80歲的母親來說，失去兒子意味著什麽。他問他，他是否知道他的家人有多麽牽掛他。然後他又挑逗性地問，他是否想要見到老婆兒子，此時此他們就在檢察院隔壁房間裏，如果他希望的話，他現在就能見到他們，甚至也許今天晚上他就能跟他們一起回家。當然，這完全取決於他自己的態度。接著這位檢察官指著一包衣服給他看，說他的妻子和兒子今天一早就送來了這袋衣服，並跪在門外，乞求門衛讓他們看他一眼。檢察官從衣服袋裏取出了一張他妻子與兒子合影的照片，在他眼前晃了一下。他同時盯著程益中，期待著他的表現。
但程已經受夠了。他站起身來，說他並不想見到家人，他隻想回牢房去。
坐進警車，回看守所去。此時，天色已暗，街燈次第開放。警車潛行，在路口的紅燈前停了下來。透過車窗，他不由自主地望向街對麵的《南方都市報》總部大樓，他看到9樓他自己的辦公室，窗戶緊閉，沒有開燈。突然眼前一道光芒閃過，大樓頂上“南方都市報”5個紅色的大字亮了起來。在他被關起來時，他的員工們經過努力，終於成功地將他想要的“南方都市報”招牌亮了出來。
程益中開始默默流淚。
沒有人看見。
他意識到，雖未身死，但已永訣。
隨後綠燈亮了，開往看守所的警車繼續前行。
程益中在獄中時，他在《南方都市報》的同事開始發起了一場聲援他的運動。他們上書中共領導，隨後在互聯網上呼籲民眾支持。其中一些人，比如記者陳峰，遞交了公開信。其他人則在私下裏聯係了我和其他外國記者，向我們提供信息。《南方都市報》領導被捕一事的消息傳播得相當快，很快，全國的記者都開始在請願書上簽名。許多曾公開反對收容製度的人，現在開始為3個被囚禁的報人奔走支援。其中一個要求審視收視製度是否違憲的青年法學者許誌永，主動請纓，幫助做他們的司法辯護，並且在北京召開了新聞發布會。與此同時，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領導也動員到了黨內的開明派人士，幾位有影響的黨內元老人物，包括三位退休的中共廣東省領導，主動發話，要求看到本案的詳細解釋。程益中並不知道究竟他的案子最終是何以被推翻的，但他相信公眾的反對聲浪應該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在被捕大約5個月後，司法當局改變了原先的說法，將他無罪釋放。喻華峰和李民英仍在獄中，但刑期被大幅削減，此後李也被釋放。
我上一次見到程益中，是在2007年末。我們在北京一家高檔的上海菜館包房裏一起午餐，談起他的經曆時，他的態度很驕傲，幾近挑釁。再過幾個月，喻華峰也將減刑期滿釋放，程益中計劃要去為他接風洗塵。他說他至今仍會感到內疚。“坐牢的是他而不是我，這完全沒有道理。檢察官說我是主犯，他是從犯。可為什麽他們放了我，卻還要把他關在牢裏呢？”
程益中看起來還是很年輕，和原來一樣自信、富有激情。但他不得回《南方都市報》或《新京報》工作。他曾不止一次告訴我，他相信在中國目前的日報裏，隻有這兩張日報有可能成為偉大的報紙。在他手把手教導的同人領導下，這兩張報紙都仍然在茁壯成長，不斷突破當局的打壓和限製。
飯後程益中告訴我，他一度相信中共黨內有人才有能力進行自我改革，新聞記者可以通過為弱勢群體講話，暴露權力被濫用的中國社會痼疾，從而加速這一改革進程。但牢獄生活和無妄之災改變了他，現在他相信極權政治已經使它的官員腐敗到了無以複加無可救藥的地步，不受任何實質性製約的權力已經成為中國社會公害。而這樣的判斷，令他無論是作為公民還是作為報人，都不再對中國實現民主政治抱有希望。
這讓他不安。
他說：“其實，發生在我身上最壞的事情，是我不再抱有希望。”
□ 一讀者推薦
2003年3月召開的中國全國兩會期間，中共官員仍在竭力封堵媒體報道SARS疫情。此刻，在中國隻有一家報紙還在不斷嚐試突破封鎖發布疫情蔓延的消息。這就是被中共官員輕蔑稱為小報的《南方都市報》，廣東省的一家區域性日報。像中國所有報紙一樣，《南方都市報》也隸屬中共黨產，總編輯由中共委派。此時，和廣東所有主流報紙一樣，《南方都市報》被要求按照中央宣傳口徑報道SARS已被完全控製的新聞，一字一句都不得更改，這就是中共通常強調的宣傳紀律。與廣東省絕大多數的編輯記者一樣，這份報紙的編輯記者也知道，他們被迫放在頭版的關於SARS疫情被撲滅的消息並不真實。參與這場騙局令他們痛心，不過這並不是他們與身為宣傳工具的同行們不一樣的地方。在這個國家的媒體裏，有許多男人女人都夢想著想要做點事情，而不是單純宣傳和重複當局的謊言。令《南方都市報》這張以通俗的版式和圖片著稱的報紙與同行不同的地方在於，它的編輯們不願意放棄報道真相的機會，而且他們往前深入走了一步。
在對SARS的報道已被嚴格控製之後，這份報紙的編輯們開始尋求方法，想要對這個起源於其它地區的疫情做更真實的報道。他們想要彌補過去被迫發布虛假消息給公眾帶來的困擾和傷害，向官僚機構顯示其態度。幾周後，他們的機會到了。在北京如期召開人大會議的第一天，該報其中一個前去報道會議的記者攔住了衛生部的一個副部長，向他提了幾個問題。這位副部長說話相當謹慎，但仍然露出了點口風。第二天，這份報紙打破了宣傳部門對SARS報道的禁令，在頭版刊登了一條消息，指出當局已邀請國際專家來幫助其進行對疫情的研究。這是一個小小的突破，編輯挑這篇文章放在頭版，是想淡化其藐視宣傳部禁令的衝擊力。但讀者翻開報紙，在內頁卻可以看到一整頁直接挑戰當局對SARS立場的報道。報道引述衛生部副部長的話，承認疫情並未“得到控製”，因為目前還不清楚疾病的起因和治療辦法。此外報道還引用這位官員的話說，領導應向公眾提供未來疫情爆發的更多信息，以此來防止謠言傳播，比方說此前廣東曾傳說醋和其他民間驗方可以預防疾病，以致群眾瘋狂搶購。
不小心走漏了風聲的是這位官員，可中共指責的卻是《南方都市報》。宣傳沙皇們認為，報紙編輯不應追求報道真正的新聞，不能將副部長的話照登出來；比起發布SARS方麵的新聞，現在更應該做的是宣傳好兩會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尤其震怒。這位保守僵化的政客是在朝鮮拿的大學文憑。在北京與廣東省的記者開會時，他大發雷霆，衝著《南方都市報》記者大喊大叫，指責廣東的媒體太不聽話，需要好好管一管。他認為他在北京參加每年最重要的黨內會議時，《南方都市報》的報道令他蒙羞，他命令手下要嚴肅處罰這份報紙，同時他要求該報召回報道兩會的記者，準備麵對一次大掃蕩。
這並不是《南方都市報》第一次惹惱黨內高層，所以報紙的領導人已經知道該怎麽做才能生存下去。他們迅速上交了一份檢討書，承認犯了嚴重錯誤，並且提出了防止此類事件不再發生的幾點計劃。他們表示，寫這篇SARS報道的記者已被開除，將報道放到頭版的編輯也被停職。承擔最終全部責任的是該報總編輯程益中，一個在中國報界的後起之秀，而他業已被降職處分。這份措辭嚴厲的檢討看來是安撫住了黨內的頭頭們。似乎沒人注意到，這個被開除的記者仍然在為該報寫稿，不過換了個署名；被停職的編輯繼續天天來上班，不過換了個上班時段；而程益中也依然在管理著這份報紙，不過換成了執行總編輯的頭銜。幾個星期後，關於SARS的謊言被揭開，看起來《南方都市報》一直以來都是正確的。而新任總書記胡錦濤則公開譴責謊言，承諾要令政府政務更公開透明。雖然中共對SARS報道的審查禁令一直未曾放鬆，但媒體內部所有人都知道，政治風向已經有點轉向了，疫情可以得到更自由的報道。程益中指引員工開始大量報道以前無法報道的新聞。SARS報道重返報紙頭版，而更大的新聞還在後麵等著，程做好了準備，發布一條令該報此前的越界行為顯得無足輕重，令中共與該報關係走向拐點、進一步惡化的新聞。
他是一個瘦削精幹的男人，清澈的雙眼直指人心，外表英俊，嘴角帶著狡猾而又自信的笑容。在辦公室裏他穿著隨便，通常是普通的T恤襯衫加牛仔褲，他本來已經就很年輕，但麵貌看起來比實際年紀更小。他當時隻有35歲，可能是中國最年輕的主流日報總編輯。可是當外人來到《南方都市報》編輯部時，他們很少會把他誤認為是記者。雖然身材不夠魁梧，麵貌又顯得年輕，可他身上散發著激情和一種天生的權威感，甚至會令更年長也更有資曆的編輯記者也對他油然而生敬意。
從被南方日報報業集團，也就是後來創辦《南方都市報》的國有傳媒集團公司聘用的那一天起，程益中就與眾不同。在一間滿是城裏人的屋子裏，隻有他是安徽來的農家子弟。他常常引以自豪的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陳獨秀和詩人海子，是他的懷寧縣老鄉。在南方日報新分配來的大學應屆畢業生中，他是唯一坦承參加過1989年民主示威遊行的人。他過去就讀於中山大學中文係，那是中國南方最有名的學府，在大四時，遍及中國各個城市的學生遊行示威，聲援天安門運動。絕大多數同學後來都否認參與過遊行，而程益中在接受南方報業集團麵試時，卻承認他參加了學生運動。而在當時，南方報業的領導們跟上級表示，集團沒有一個員工參與示威遊行。這樣的表態現在看來站不住腳，但在接下來的一係列迫害行動裏，它卻可以給他們一些政治庇護。假如他們聘用了程，那麽他們就沒辦法再將謊話編圓了。可在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後，他們最終還是雇用了他。
這並不是一個特別驚人的決定。在中國墨守成規的媒體版圖裏，以思想開放著稱的南方報業集團是一塊綠洲，在身為宣傳工具的同時，卻也在不斷試探底線。旗下最大膽的媒體叫《南方周末》，它證明了報紙在受到嚴厲審查的情況下，仍然可以進行客觀公正的報道，保持優雅的文風，並因此贏得了讀者的歡迎，也激勵了各地的記者。在中共的組織架構中，南方報業集團是宣傳係統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在黨內有著一張各個利益團體結成的網絡，這個集團在這個網絡裏同樣占據著一個特殊的地位。從意識形態來看，它是中共民主自由派的陣營。自從1957年開展的百花齊放運動以來，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前任領導就開始創辦與黨內主流聲音有所不同的報紙，即《羊城晚報》。其中一位創始人強調說，假如政治氣候不允許記者永遠講真話，那麽，他們至少應當拒絕說謊話。一代又一代，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編輯記者們都在努力達到這個標準。
廣東位於中國東南沿海，製造業發展迅速，在這裏，南方報業傳媒集團也是中共的一個重要宣傳利器。廣東有一億人口，是中國人口最多、最富有，而且也是除了西藏和新疆這種民族地區之外，思想最獨立的地區。自毛澤東以降，中央政府一直都想要加強對廣東的統治，因為廣東人習慣於接受來自附近的香港，而非遙遠的北京的訊息。部分原因在於廣東有著與外界交流的長期傳統——外國商人在其港口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而一波又一波廣東移民也在亞洲和西方社會站穩腳跟——中共黨內的教條主義者因此一直對廣東持懷疑態度，於是長期以來委派外省人來這裏做高層領導。但廣東人卻以獨特的身份而自矜，成長為一股不易妥協的政治力量。在1980年代，廣東人成為市場改革的先鋒，在北京當局還未應允的情況下，就開始力主進行改革。
對於像程益中這樣，暑假在安徽的稻田裏，幫助家人耕作的大學生來說，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是個新的天地。他向往南方報業傳媒集團，一方麵是因為它的名氣，另一方麵也是因為他想要留在廣州，這座位於珠江邊、經濟興旺發展的省會城市。他被安排擔任《南方日報》文藝副刊的編輯，這份報紙是集團的核心出版物，最堅定的黨的喉舌。他大學時的一個同班女同學在這份報紙的另外一個部門工作，後來兩人結了婚。半年後，《南方日報》派他去湛江擔任駐站記者，這是廣東省的一個海濱城市，南海艦隊的總部就設在這裏。他很快就有了名氣，成為報社當時最多產、也最有進取心的記者之一。他報道了很多社會問題，比如鄉村宗族之間綿延不斷的衝突、官員腐敗和社會不公，他尤其熱衷報道當地官員收受賄賂、修建豪宅、徇私枉法的貪腐情況。他時常寫些文章，會讓編輯覺得太敏感，沒法發表。編輯會把這類稿子轉到內部參考，供官員審閱，或者幹脆斃掉。程益中勉勵自己，既然是做這樣一份工作，碰到這類情況也是難免的。此刻，他還未完全成為後來那個理想主義的新聞工作者，他也會告誡自己，畢竟他所服務的報紙已經比大多數其他報紙都要更好了，而且新聞工作者的處境看來也在不斷提升。在湛江的駐站記者工作告一段落後，1991年8月他被召回廣州總部，擔任文藝部特刊版的責任編輯工作。他野心勃勃，責任心強，工作勤勉積極，還入了黨，想要給別人留下好印象。他總是第一個去辦公室，給同事掃地打開水，把來稿和記者稿件整理好，齊刷刷地擺放在老編輯們的桌子上。
在1990年代中期，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麵臨經營危機。80年代末風波平息之後，保守派掌權，政治改革被叫停，但鄧小平在1992年進行南巡期間，在廣東停留了好幾站，再次推進了他的資本主義經濟改革進程。諸如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這樣的國營企業被告知，他們不能再繼續依靠政府撥款，必須自謀生路。集團一度想要進軍保健產品業、房地產業和其他領域，但遭遇一係列重大挫敗，最終領導層決定，他們還是應該把注意力轉回他們最了解的商業領域，那就是報業。
集團最主要的產品《南方日報》是門賠本生意，而且他們知道幾乎不可能拿它賺錢。這份報紙是中共廣東省委的喉舌，跟所有黨委機關報一樣，它受到嚴格的傳統和條條框框的限製。在1980年代，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曾要求這些報紙在發表文章時，應該使用“人民的語言”，而不再是“領導的語言”，但在他下台，遭到居家軟禁後，中共廢止了這樣的要求。《南方日報》這類報紙仍然必須在頭版報道千篇一律的會議新聞和空洞無物的官員講話和官樣文章；至於新聞審查官員認為不夠積極，或者批評色彩太濃重的稿件，則仍然不能在頭版刊登。在每次刊登領導圖片時，他們仍然需要小心地去考量每張圖片大小和規格，以免冒犯了某位大人物，以免傳遞出關於領導人黨內地位的錯誤信號。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編輯部努力想要讓《南方日報》辦得更好，在報紙中注入更多真正的新聞元素，但他們最終隻能對陳規舊俗做一點修補，而不可能徹底顛覆。想要賺錢，他們就必須從頭開始創辦一份全新的、打敗陳腐規矩的報紙。新報紙仍然歸國家所有，歸中共控製，但它可以不是徹頭徹尾的喉舌。相反，它可以是一份人們喜歡讀的報紙。假如它能取得成功，廣告和利潤將隨之湧來，中共也將得到一個更新、更有效的影響社會輿論的工具。
程益中當時隻有29歲，但南方日報當時的社長想讓他主導創辦這份試驗性的新報紙。管理層希望能找到年輕人參與創刊，而老編輯們對程非常推崇，認為他不僅有才華有能力，同時還很招人喜歡。這是一次很大的提職——一共隻有三個人擔任創刊委員會的成員——程覺得當時自己並未做好創建新報紙的準備，但他還是很快投入到新的工作，他研究了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報紙。集團早就決定，這份報紙將是小開版的報紙，名為《南方都市報》，程益中的注意力因此放在早前其他省委機關報創辦的這類小報上。接著他寫下了一萬多字名為《南方都市報基本法》的行動計劃，探討如何才能讓《南方都市報》超越其他所有報紙。他甚至親自設計了新報紙紅黃兩色的報頭。傳統上報紙習慣用領導人的書法作報頭，比如《人民日報》的報頭就由毛澤東執筆，但程益中不希望這張報紙有這個色彩。所以他選擇了古老的魏碑字體，這代表了他對這份報紙的理念：這份報紙應該成為一座豐碑，它應該曆久彌新，令後人撫今追昔。
1997年1月1日，作為日報的《南方都市報》上市，程益中任副主編，主導報紙內容。第一期隻有16版。當時全報社總共隻有不到100名記者和編輯，程益中每晚要花很長時間，自己親自編輯和設計好幾個版。他感覺這份工作讓他備感興奮、心生滿足感。他覺得自己好像正站在原點，將要參與創造一段曆史，他似乎覺得他正在做著的事情，可以落實他在1980年代末參加示威遊行時的理想，實現他作為知識分子報效國家的傳統職責。他看過描寫水門事件的電影《總統班底》的盜版影碟，他想象自己是在打造一份像《華盛頓郵報》那樣的獨立報紙，一份作為監督者和防止權力被濫用的報紙。他住在由集團提供的公寓裏，房子就在辦公室附近，但他卻時常睡在辦公室裏。他妻子抱怨說，有時候會連著幾天見不到他人影。這對夫妻剛剛生了個小男孩，但最讓他寵溺的還是他的報紙。
“我愛我的工作，”程益中告訴我，“它契合我的理念和價值觀，而且我感覺自己是在做一件很大很重要的事情。”
創刊伊始，《南方都市報》在虧錢，第一年虧了超過100萬美元，一些集團領導對這個項目表示了質疑。但程益中很自信，簡直近乎狂妄。在一次會議上，他預測這份小報將成為全中國最好的、發行量最大的、也是最賺錢的報紙，這話在當時聽來實在遙不可及，不少頭頭們聽後都哈哈大笑。但他們的懷疑，看來隻是讓程更加堅定，他在不斷追求改進這份報紙的品質。《南方都市報》打破了一個又一個禁忌，刊登其它報紙完全不可能刊登的稿件，那些人們真正想要去看的報道。它在頭版刊登國際要聞，而傳統的黨報從來不會這麽去做。當黛安娜王妃在巴黎死於一場車禍時，其他報紙隻刊登了短訊，而《南方都市報》用四分之一的報紙版麵報道了這起事件，令新聞界嘩然。當關於克林頓總統與白宮實習生莫妮卡·萊溫斯基的醜聞被斯塔爾報告揭露後，《南方都市報》用10個版刊登了報告節選。在審查此稿時，宣傳部官員表示極為不滿，形容這份報告“太粗俗”，但程益中希望讀者在看到它時做一個對比，因為中共有不少官員做的事情更醜陋，但從未被報道出來。不過在其它時候，這份報紙同樣也會被迫充任黨的宣傳工具。當北約轟炸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時，該報用12個版的文字和圖片，報道轟炸事件以及在中國各地爆發的由當局暗中操縱的反美示威遊行。
程益中的理念很簡單——他問自己想要看什麽，然後就會讓記者去寫。《南方都市報》是中國第一個提供每日消費資訊版塊的報紙——周一汽車，周四房地產。在1998年世界杯決賽期間，這份報紙出奇製勝，連續43天，每天做8個版的世界杯報道，令這個為足球而顛狂的國度為之驚喜。程益中本人自上大學起就是電影迷，他當時也寫些影評文章。他最喜歡的電影是《肖申克的救贖》。
雖然《南方都市報》在體育和娛樂版塊非常搶眼，但程益中也知道，他必須為讀者提供另一種他們渴求的稀缺元素——那就是可以監督權力和批評政府的新聞報道。做這樣的報道確實有市場因素在裏麵，但跟利潤同樣激勵程益中的卻是新聞工作的準則。在每周的員工例會上，他不斷地提醒記者，他們是在為大眾服務，鞭策他們要成為政府官員和權貴的監督者。當編輯記者問他，某篇稿件或新聞太敏感，是否應避免發表或報道時，程益中總會非常惱火。他不能容忍編輯記者自我審查、充任宣傳部官員的角色，他認為這非常糟糕。他希望編輯記者任何時候都要想方設法越過障礙，全力以赴爭取把新聞發出來，而不要去自我審查。在他的指引下，《南方都市報》開始以關於犯罪和腐敗問題的社會性批評報道而聞名。在一篇內部交流中，他對一篇指責妓女賣淫的稿件提出強烈批評，指出報紙應該為弱勢群體講話，妓女也是需要保護的弱勢群體，大家有本事就要去監督和批評有權有勢者。在中國，其他報紙打的是安全牌，隻做外省的批評報道，隻批評老百姓的陋習和差錯，避免激怒當地官員。而程益中則不遺餘力地把批評的矛頭對準廣州和廣東其它地區，因為這裏才是《南方都市報》讀者大本營。在創辦早期，《南方都市報》關於當地餐館使用潲水油的調查報道和廣州空氣嚴重汙染的報道引起軒然大波。廣州官員極其震怒，跟省委宣傳部抗議說，《南方都市報》的報道損害了廣州市的形象。但程益中冷靜地維護這篇報道，對宣傳部門表示，當地官員之所以如此動怒，是因為報道揭露了他們的無能和工作失誤，要說報道損害了誰的形象，那也隻能說損害了必須對此負責任的官員和部門的形象。
軟硬結合的新聞模式，令《南方都市報》在讀者中迅速走紅。創刊第一年年末發行量是8萬份，到了次年底就竄升至近40萬份。在1999年，發行量超過60萬，廣告開始大量湧入，報紙第一次賺到錢了。2000年，這份報紙成為中國最厚、同時也是賣得最貴的日報，72個版售價12美分左右。發行量迅速突破100萬大關。程益中被提拔為總編輯。他的好友，一個名叫喻華峰的廣告銷售人員，成為頭牌業務員、該報總經理。這兩人都很年輕，但這份報紙的員工更年輕。2200名員工，平均年齡隻有27歲，資深編輯的平均年齡也隻有33歲。
對程益中和他的同事們來說，這是個興奮莫名的年代。《南方都市報》從一個成功躍向另一個成功，成為中國最賺錢、閱讀最廣泛、最受公眾喜愛的報紙之一。其他黨報也紛紛效仿，創建了類似的以市場為取向的小報，想要複製《南方都市報》的成功。在談起早年歲月時，程益中告訴我：“很興奮。坐在辦公室裏，我可以聽到報紙成長的聲音。你可以布置一篇文章，刊登它，報攤的銷量就會跟著上去。你知道讀者是在擁抱你的報紙，你也可以感受到你的報紙在越長越大，越長越好。這種感覺特別讓人滿足。”《南方都市報》用的圖片越來越多，購買了新的彩印設備，搬進了廣州市中心一個更大、更現代的采編中心。此時的程益中沒有太多煩惱，如果說有的話，其中一個就是，由於官僚機構的百般阻撓，他還沒有辦法把南方都市報的霓虹燈招牌掛到新辦公大樓的樓頂上。
成功令《南方都市報》擁有更大的影響力，程益中也在不斷要求記者們更加進取。他對他們說：“在報界，我們已經學會了如何不依附權力而生存，現在，我們應該學會如何做一份有權力的報紙。”但在樹立地位的同時，《南方都市報》也在樹敵。擔任總編的第一年，旁邊的深圳市想要禁止當地報攤銷售這份報紙。這不僅是因為《南方都市報》的批評報道很不受官員歡迎，也因為這份報紙正在從深圳本地報紙那裏搶廣告和讀者。程益中和喻華峰組織報社予以反擊，送了一個20人的記者隊伍去深圳，請了1000人，在當地免費派送數萬份報紙。次日，該報頭版頭條為“《南方都市報》在深圳遭到封殺”。但程小心地將批評集中在掌控深圳報攤的官員頭上，避免直接批評該市頭頭腦腦，還刊登了幾篇恭維深圳的文章。一個月後，禁令終於被取消。
在那些年，閱讀《南方都市報》，是在閱讀一份有態度的報紙。在中國，絕大報紙在報道犯罪新聞時，總會讓讀者感覺，警察局的工作做得很好，違法犯罪者總會被抓住，得到應有的懲罰。而《南方都市報》在報道此類新聞時，卻做出了相反的暗示，指出中國執法機構權利被濫用的問題。比方說，有一篇激怒廣州當地官員的文章報道說，一位在工廠打工的年輕女工被綁架，然後被脅迫到廣州市據說整治得很好的區裏賣淫。“我們所有的批評報道都有一個同樣的主題——沒有受任何監督的權力對社會是有害的，”程益中表示。“這隻是個常識，但我們的報道要引導讀者去追問，為什麽我們的體製是現在這個樣子，為什麽它會出那麽多的問題。”
在報道惹惱了廣州、深圳和其它城市的中共官員時，這份報紙享有一點官僚機製上的優勢。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是廣東省委的組成部分，因此在組織架構上比市一級要高。如果《南方都市報》的文章讓哪位當地領導很不開心，他也不能直接去處罰這份報紙，而是要去跟省裏的宣傳部門告狀。視問題嚴重程度，廣東省的宣傳部門可能會斥責南方報業集團，要求其對《南方都市報》負責人做出適應的處理。在每次被訓斥後，程益中都要被迫寫一篇檢討，檢討其所犯的錯誤，並且深挖根源。在中國，寫這一類的檢討很需要有點藝術，首先需要評估領導們有多生氣，他們的影響有多大，隨後再提出自我懲罰的方案，以求安撫他們。不止一次，宣傳部門的官員們指責程益中的檢討態度不夠誠懇，要求他采取更嚴厲的懲罰措施。有時候對報紙施加的壓力太大，程益中要被迫將檢討或道歉信刊登出來。他很討惡這樣去做，但他知道，想要讓報紙繼續發行，他必須要付出代價。
集團盡一切所能去保護這份報紙，但隨著官員對該報的指責越來越多，態度也越來越強硬，程益中想出了一個很有創意的方法來對付它們。他請來了一個專家，那是中國內地小城市的一個宣傳官員，由他來執筆寫檢討。這個人完全了解上麵希望聽到什麽。他也知道何時抗爭，更重要的是懂得何時撤退，怎樣撤退。根據他對形勢的判斷，《南方都市報》可以對上麵表示，他們開始進行調查，或者要求某位編輯寫檢討，或者通過扣資金、停職甚至開除的方式對相關員工進行處罰。不過，檢討信裏給宣傳部門領導們看的這些措施，跟南都編輯部裏正在發生的事實沒有任何聯係。假如南都真的落實了這些懲處，有些記者可能已經被炒了兩次三次，有些編輯也許一年就被扣光了三年的獎金。
程益中在不斷挑戰當局容忍的底限，但他也意識到，有些報道還是會過火。他也知道最大最後的禁忌所在，所以他沒有挑戰一黨專政，或者報道諸如1980年代末這類題材。他憤怒的是，即便如此，中共的官員們也總是橫加阻攔，而且基本都是基於官員自私的個人原因。官員們其實隻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聲譽，而不是什麽中共的名聲；他們擔心的是自己的仕途受阻，而不介意報紙揭露的社會不公和其它弊端；至於維護社會穩定和政治正確，完全就是自欺欺人的借口。程益中有時候會開玩笑說：“其實你可以反黨，但不可以去反黨員。因為一黨專政的實質其實就是一人專政，黨隻是一些人披在身上撈錢的袈裟，黨隻是一個借口而已，維護社會穩定隻是為他們自己濫用職權為所欲為創造良好的輿論環境而已。”
有一次，在一段很短的時間裏，《南方都市報》集中發了幾篇批評報道，因此受到一連串斥責，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鍾陽勝召來程益中和他的編委會成員訓話。程益中對於鍾陽勝這種思想僵化、態度刻板的中共官僚無甚敬意，不過在這3小時裏他沒說一句話。在會後跟同事們一起午餐時，程益中對鍾訓話的空洞乏味和官腔官調，進行了一連串的諷刺調侃。結果在當天下午，鍾的一個手下就打來電話，責備他辱罵省委領導。程益中對此感到非常意外和困惑。他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和複雜性。程益中猜測這位告密者並沒有敢將他出格的言辭一五一十地匯報給宣傳部長。但經曆此事，令他意識到在一黨專政的國家，管理一份報紙將麵對多大的風險。用他的話來說，他是在“走鋼絲繩”，處境“危機四伏”。
但在他有機會打破對SARS新聞報道的管製時，他沒有猶豫。政府強迫《南方都市報》發表一篇明明不是事實的文章，貶低報紙的尊嚴——同時違背了老一輩編輯信奉的是即便講真話不可能，也必須要拒絕說謊話的信條——他想要顯示他們的力量。《南方都市報》業已壯大，他認為中共官員不會因為SARS報道而將報紙關掉。他覺得最壞的可能是他們將他開除，而他認為這樣的風險還算值得。他認為SARS疫情的報道恰恰是一份好報紙應當去追逐的新聞。
幾周之後，對編輯們放到他案頭的另一篇更冒險的報道，他也持一樣的看法。
最初的新聞源頭，是出現在互聯網的BBS上。拿到消息的陳峰，是《南方都市報》的一個新員工，但在同時，31歲的他也是報社最有經驗的記者之一。這是個身材矮小、很有幽默感的小夥子，剃著小平頭，戴圓邊眼睛，他曾供職《財經》，這是中國最富盛名的商業雜誌，此外他還在河南幫助創建了一份報紙並任常務副總編輯。南方都市報社請他過來加盟深度報道組，這個部門有十幾名有經驗的記者，負責長篇調查性報道。就在上任幾天後，他在網上認識的一個大學生給他留了個短信——她有個新聞線索想要給他。她說，一個朋友的朋友在收容站莫名死亡。她並不知道太多細節，隻知道死者剛從大學畢業，名叫孫誌剛。
陳峰立刻就看出了這篇報道的潛力。收容製度臭名昭著，權威機構借此推行暫住證製度，並且可以通過收容站，將不想要的在城市謀生的人，通常是農民和沒有生吃戶口的人趕出城市。幾乎每個人都會認識幾個曾遭遇收容的朋友，警察可以隨便在大街上將人攔住，查看他們的證件，假如少了什麽證，就可以立刻將他們帶走。對於權力的濫用，幾乎沒有任何監管政策，而警察常常會在人們並沒有做出任何違法亂紀的行為時將他們抓走。被收容的人員通常是被遣送回原籍，但收容站在遣送前，往往會收取費用。假如被收容的人沒有錢，也沒有人出麵保他們出去，那這些人就隻能在監獄的農田或工廠做活，以此來賺取自由。
陳峰意識到，一個大學畢業生死在收容站，這會是個爆炸性的新聞，但同時在政治上也非常敏感。他不能確定《南方都市報》是否能在收容製度這個問題上發表任何文章。從以往的經驗上他可以知道，大部分媒體都會明確避開任何對於司法機構的批評報道，公安局、法院、監獄，這些都是中國媒體禁忌性的話題。但當陳峰跟編輯說了孫誌剛之死的事情後，編輯沒有絲毫猶豫，立刻就囑咐他繼續調查下去。他對此印象深刻。這正是他來廣州的原因——去為一個有勇氣、有影響力，做真正的新聞的報紙工作。
陳峰沒花多久，就找到了孫誌剛的家人。在孫誌剛死後兩星期，他的父親仍在廣州，想要尋找兒子死去的原因。他是湖北鄉下的農民，官員根本沒把他當一回事。他們隻告訴他，他的兒子是因為心髒病突然死亡。但其父堅稱，孫誌剛身體一直很好，而且剛剛27歲。他在收容站遇到了什麽？警察又究竟為什麽要拉他去收容站？孫誌剛才搬來廣州，有一份平麵設計師的工作，而且據他父親說，他的一切證件都齊全。陳峰於是建議孫父找一個律師，請一個法醫，先做屍檢，取得法律方麵的證據。
隨後陳峰找來一位同事與他一起進行報道。王雷從長相上基本是他的反麵，他又高又瘦，留長發和山羊胡子，但兩人對好新聞的熱情是一樣的。兩個記者一致認為，如果不能確定孫誌剛的死因，那這篇報道就很少有下筆之處。當孫父打電話來，表示在廣州沒有一個律師願意接下這個案子時，他們鼓勵他繼續找下去，並且強調屍檢的重要性。他們說，假如沒有一個確切的結果，報社就沒法幫助他。與此同時，他們開始收集證據——警方記錄，醫院病曆，所有當局願意讓孫父複印的資料，但這當中沒什麽有用的材料。到了4月中旬，也就是他們著手調查三周後，陳峰接到王雷的電話。孫誌剛原先的同學籌集到了屍檢的錢，他的家人將驗屍報告的結果複印了一份給他。這個年輕的平麵設計師是被人毆打致死。
陳峰衝回編輯部，跟王雷一起研究驗屍報告。他們花了點時間，才弄明白了裏麵的醫學術語，但結論很清楚。孫誌剛的身體大麵積，包括胳膊、雙腿、肋骨和後背遭受到了劇烈衝擊。衝擊極其劇烈，導致他陷入休克，身體器官衰竭，因此致死。兩個記者帶著他們手上的所有材料，見了《南方都市報》的分管新聞的編委楊斌。楊斌立刻告訴他們繼續跟進這條報道，並且給出了兩條明確的指引。第一，他告訴他們要特別小心，每一個細節都必須準確無誤。如此敏感的新聞報道，不容有一個細小的錯誤。第二，他讓他們要盡快完成調查，在宣傳部的人聽到風聲、禁止他們報道此事之前將文章做出來。《南方都市報》可以將文章盡快刊登，這是因為中共不可能安排一個新聞審查官部隊，在上攤前閱讀每篇文章。宣傳主管部門的做法是依靠記者自查，同時定期針對特定題材下封口令。蔑視上級指引，這自然很危險，但假如能在下禁令前快速行動起來，那報紙就可以聲稱他們並沒有蓄意違反任何禁令了。
楊斌並沒有跟兩位記者提出，他們的這篇報道太敏感，也許沒法刊登出來。但在午飯時他見了程益中，跟他提及了兩位記者的發現。他很擔心，因為《南方都市報》已經跟廣州的公安和其他執法機構結下了梁子。這都是些很危險也很有實權的機構，到目前為止，他們隻是通過跟宣傳部門的頭頭施加壓力，來表達其憤怒。但一篇如此有份量的關於收容體製的文章，將會令對方采取更有力的報複手段。這篇文章的時機同樣有問題。程益中和《南方都市報》因為違反了SARS的宣傳禁令，已經如履薄冰。從技術上來講，他甚至已經不再是該報總編了。但程益中覺得這篇報道太重要了，忽視不得，於是告訴楊斌一定要將報道發出來。
兩個記者動作很快，開始分頭行事。陳峰去見了法醫，對方很緊張地解釋說，從傷勢來看，孫一定是遭受到了殘忍的毆打，而且毆打應該發生在他死亡時間72小時之內。王雷則裝作孫誌剛的親戚，去了收容站的醫院，他在那裏詢問了相關工作人員，並且錄下了他們的種種搪塞之辭。他們還采訪了孫誌剛的家人和朋友，他的室友和老板，大家共同整理出了孫誌剛生命最後幾天的時間表。他是在不到一個月前來的廣州，在一家製衣公司工作，跟一個朋友住在一起。在被拘當天晚上11時許，他給室友打來電話，說他在去網吧的路上被兩個警察攔了，因為他沒有隨身帶任何身份材料，所以他們要把他帶去當地的派出所。這位室友立刻就帶著孫誌剛的身份證和錢想要去保他出來，但警察在放走了其他被收容人員後，卻不肯放孫走。其中一個警察表示，他們有權決定該留誰該放誰。後來室友在收容站裏看到了孫誌剛，悄悄問他是不是得罪了警察。孫誌剛回答說他跟警察說了幾句話，但並沒什麽大問題。第二天，一位朋友接到了孫誌剛打來的電話，此時他的語氣聽起來很害怕，說他要被送去收容站。這位朋友給孫誌剛的老板打了電話，後者去了收容站，想要把他保出來，但他也被拒絕了。第三天，孫誌剛的朋友們得知，他已被轉去收容站醫院，於是想去探望他。醫生不許他們去看，說是隻有他的家屬才能來保他。而當在被收容的第四天，朋友們再給醫院打電話時，他們說，他已經死了。
陳峰和王雷將對公安部門的采訪安排在了最後。他們去采訪了派出所、收容站、醫院和公安局，沒人開口跟他們說話。唯一接受采訪的是市局負責管理收容製度的一個小官僚。陳峰沒有預約，直接找到了他的辦公室，發現這人正在電腦上玩撲克遊戲。他同意擱下遊戲接受采訪，但他表示他“99%確信”孫誌剛在收容站沒有受到毆打。他表示，在收容站和醫院病房裏都有攝像頭，所以假如真有毆打的話，上麵的人也應該會發現並且製止。可在陳鋒表示想看看監控錄像時，這位官員卻表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陳峰和王雷回到辦公室時，已經是下午5點多了，他們本打算第二天再寫這篇文章。巧的是他們碰到了楊斌，而楊斌問他們采訪進展到哪一步時，他們提及在當天上午采訪了警察局。楊斌的臉立刻沉了下來，他告訴記者們，他們應該在最後一刻再去聯係公安，以防警察局一個電話打給宣傳部，禁止這篇文章刊登。隨後他讓他們坐下來，立刻開寫這篇報道。他希望當天晚上將稿子登出來。
陳峰和王雷沒吃晚飯，奮筆疾書，在晚上9點半寫完了文章。他們講述了孫誌剛的朋友曾如何努力想要將他保出來。他們不厭其煩，詳細介紹了孫誌剛身上的多處傷情。他們提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警察將他扣在收容所，這種做法是否正確。他們指出，隻有無家可歸者、失去經濟來源者，以及沒有身份證的人才是收容的對象，但孫誌剛的朋友已經向警方提供了他的身份證件，證明了他既有居所亦有工作。這是篇讓人印象很深刻的新聞報道，筆法生動，情緒克製。一直是在文末，陳峰和王雷才開始引述親友的話，描述孫誌剛是個怎樣的人：他很有才華、工作努力、為人固執。在文章後麵，他們配了一張孫誌剛家人從湖北小鄉村來到廣州的照片，展示了他在讀書期間拿到的獎狀。文中引用了孫父的原話：“他是我們家鄉出的第一個大學生。如果沒有讀過書，不認死理，也許他也就不會死……”
楊斌在報紙內頁給這篇報道留了兩個版，在頭版下方放了一個大標題：“被收容者孫誌剛之死”。下方加了一行小字：“大學畢業生，27歲，在廣州街頭被收容三天後死亡，屍檢結果表明，事主死前曾遭毒打。”
再過幾個鍾頭，印廠就要開始印刷次日的報紙了。當夜班編輯讀到孫誌剛一文時，他猶豫了一下。楊斌告訴他，程益中已經看過這篇文章並且批準見報，但夜班編輯還是想讓總編輯再最終考慮一下。假如改變主意的話，撤版還來得及。可在夜班編輯去程益中的家中找到他時，程益中還是下令，堅決刊發此文。
程益中十分清楚這篇報道將會引發多麽大的震動，他一夜無眠，迫不及待地等待報紙出街。他相信全中國的人都會談論此事，在離開辦公室前，他特意提醒下屬，要盡快把報道傳給新浪網和搜狐網的編輯。這兩個門戶網站的讀者超過了中國任何一個報紙或雜誌，同時，因為它們屬於私人公司運營，在麵對新聞審查時回旋的餘地要更大一些。雖然兩個網站不得進行新聞采訪，但可以刊登全國各個公開發行的媒體上的文章。網站在全國擁有巨大讀者群，因此可以吸引人們關注新聞事件，影響社會輿論，並且可以用黨報所不具備的方式進行公眾議程設置。像《南方都市報》這類的報紙興起，已經改變了中國的媒體版圖，而互聯網助推並加速了這一進程。程益中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意識到了互聯網的潛力，《南方都市報》與新浪和搜狐建立了合作關係，每天淩晨2點鍾左右，《南方都市報》都會將最好的稿件提供給對方。而在這兩家網站首頁放上《南方都市報》的新聞報道時，點閱率開始攀升。網絡加大了報紙的影響力與衝擊力，而且在內容上網後，宣傳部門更加難以禁止其傳播。程益中知道，一旦孫誌剛之死的報道上網，就不再僅僅是一宗隻會讓本地官員跳腳的本埠新聞。這將是個全國性的報道，擁有全國讀者的關注，在全國掀起反響。而這正是他所希望的。
《南方都市報》曾經報道過其他重大新聞，可對孫誌剛之死這篇報道的反響，是程益中在此之前見所未見的。人們讀到此文後，立刻發email將文章轉發，在中國最著名的BBS上，文章被不斷轉載。《南方都市報》編輯部不斷接到讀者打來的電話、發來的傳真，他們想要表達憤怒的情緒，或者訴說自己在收容站的遭遇。幾萬人在新浪和搜狐留言。程益中坐在辦公室裏，看著兩個網站的留言數量不斷攀升，他意識到有什麽重大的事情正在發生，而他和報紙正在其中。這篇報道表達了民眾對收容製度的憎惡，人們現在想要公開表達對它的不滿。記者們在不斷接聽電話傳真，編輯部一片忙亂。陳峰和王雷根據對孫父的采訪，完成了一篇後續報道。但在下午，一個廣東省委宣傳部的官員打來電話，下令《南方都市報》對此案不得進行任何報道。
對於這通電話程益中並不意外。他一整天都在等當局的電話，而他們的靜默隻會讓他更加備感焦慮。他本來擔心上麵遲遲不發話，是在籌劃著對他和報紙采取嚴厲的手段。現在他至少明白他和他的報紙處在怎樣的境地了。他召來編輯記者開會，告訴陳峰和王雷，就算暫時沒辦法刊登相關稿件，但他們還是應該繼續跟進孫案報道。他說報道被禁，隻是一個暫時的挫敗，他發誓要找到對策，會盡快把暫壓下來的報道見諸報端；並且就算當局禁止《南方都市報》報道孫誌剛案，那他們還可以報道其它類似的收容案件；如果他們禁止《南方都市報》報道其它收容案件，那他們還可以抨擊收容製度本身。他說，報紙應該繼續質疑和挑戰收容製度，因為一份好報紙就應當倡導社會進步。程益中肯定地說，假如《南方都市報》做好了本分工作繼續報道下去，那麽收容製度一定會被取消，收容法一定會被廢止，而這就是《南方都市報》的奮鬥目標。
陳峰和王雷對視了一眼。要政府取消收容製度這種想法，聽起來猶如癡人說夢，他們都覺得總編輯瘋了。
幾周過去了，事情看起來真是出現了轉機。中共新領導層剛剛取消了對SARS報道的禁令，民間對政治改革的希望越來越大。關於政府誠信公開的討論，令宣傳部的新聞審官員們再也站不住腳跟。廣東的宣傳主管部門雖然禁止再報道孫誌剛案，但北京的官員並未下此禁令，所以北京的報紙開始跟進報道《南方都市報》暫時所無法報道的新聞。陳峰和王雷寫的那篇後續報道，雖然《南方都市報》沒法刊出，但卻出現在一家北京的報紙上。陳峰將文章交給了那家報社的一個編輯朋友，她用了一個筆名將文章登出。
全國各地的記者都開始深度挖掘收容製度的黑幕，在過去這樣的題材完全是個禁區，但現在，編輯可以安排記者去采寫這類新聞了。浮出水麵的景象越來越令人震驚、令人悲憤。收容製度的動機，據中共聲稱，是要去幫助無家可歸和沒有生計的人回到家鄉，可現在它卻被警方用來“清洗”社區，為自己創收，其背後的實質就是黑金政治，無異於政權授權警察綁架公民加以勒索，當然照例會打著維護社會穩定的借口。每年警察要無端隨意逮捕200萬人，將他們發配到700個收容站的龐大收容體係中去，並且要讓被收容者拿金錢換取自由。報紙和互聯網上充斥著關於收容站的可怕故事，男人和女人們被無端地抓起來，不僅遭到勒索，還要受到殘忍的傷害。有一個中學生在南寧街頭迷路，隨後被送去收容站；四天後他回到家時遍體鱗傷、身無分文、語無倫次。兩個13歲的女孩子被送去江蘇省的一家收容站後，被老鴇 “購買”，後在北京被迫賣淫。一個年輕女性向警察出示了她的暫住證，但對方隨手將證件撕碎，將她拘禁；在收容站的人體倉庫裏，她被一群饑渴的男人強暴。
程益中設法讓《南方都市報》繼續走在報道的前列。迫於壓力，當局高調宣布將對孫誌剛案進行調查，於是他派記者住在孫家人所在的旅館裏，這樣可以更嚴密地跟蹤調查進展。他派其他記者采訪法律學者，了解對收容製度的相關製衡性法規，隨後《南方都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一位市政府高官肆意將被收容者的範圍放大。《南方都市報》還發表了一係列關於收容法和收容製度的言辭犀利的社論。這份報紙實際上是在打響一場聖戰。程益中覺得現在沒時間去追求所謂的客觀了。強力支持收容製的國家機器和機製太強大了，而主張正義的力量又太弱小，眼下《南方都市報》不可能後退，也不可能不明確表達它的立場。
程益中在中共的消息來源告訴他，廣東省委就孫誌剛案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在會議上，省委大員觀看了由閉路電視攝像頭拍下的孫誌剛在收容救治站被毒打致死的錄像。這是一段非常殘忍的畫麵。一幫人用棉被蒙住孫誌剛，然後連續對他拳打腳踢，持續十幾分鍾。官員們還得知，這個收容救治醫院開業不到一年時間，期間先後收治了近千人，近有100多人非正常死亡。程益中力促陳峰和王雷采訪其他死難者在這個收容救治醫院遇到了什麽事情。他說，假如能弄到這個監控錄像，就更好。
兩名記者竭盡所能，但沒有太大收獲。沒有哪個廣州官員還願意跟《南方都市報》的記者講話。但陳峰還是又寫了一篇出色的調查報道，詳細介紹了湖南省的收容所是如何用每人13美元左右的價格，從廣東警察那裏“購買”下被收容人員。湖南省當地的警方，沒法抓到足夠的人提供給收容站，他們賺的錢不夠多，所以要從外地買人。被收容者想要出去，就得出更高的價錢。沒法籌到錢的人就隻能像奴隸一樣在監獄農場幹活，或者被“轉賣”給別的收容站。陳峰在文中寫道，在5年時間裏，該收容站賺到了近50萬美元。
不僅僅隻有媒體在群起批評收容製度。北京3位年輕的法律學者聯名向全國人大上書，要求其重新審查收容製度是否違憲，引起輿論嘩然。他們3人發現一個言辭比較含糊的法律條款，給予公民做類似請願上書的權利，於是他們3人成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一周後，5位著名法學教授支持了他們對法律的此種解讀，並且也發出了審視收容製度是否違憲的請求。與此同時，互聯網上公眾的義憤仍在持續發酵，孫誌剛的朋友和同學建了一個紀念他的網站。甚至有人提出要在廣州為他組織一次守夜。
在此期間，中共新任領導人一直對此保持緘默。假如他們像對待SARS的問題一樣，積極應對坊間取締收容製度的呼聲，采取又一次大膽改革，那可能會進一步加深他們與前任和中共老官僚之間的鴻溝。他們看起來是在嚴肅考慮未來的決策，但沒人可以肯定結果是什麽，也不指望能迅速看到結果。連《南方都市報》也不敢預判領導層的考量結果。《南方都市報》發表孫誌案之死一文不到2個月後，一天晚上大概9點鍾左右，官方的新華社發表了一條消息：新任總理溫家寶召開國務院會議，討論廢除收容製度，並且決定立刻實施。700多所收容站隨即關閉。在《南方都市報》的編輯部裏，有人拿著新華社的通稿，跑去給程益中看。他驚呆了。他轉過身來對同事說，他沒有想到領導人的動作這麽幹淨利索。在此之前，中國還沒有哪一家報紙曾經以如此戲劇性的方式影響到國家的大政方針。此時，第二天報紙的頭版已經出清樣了，但程益中讓編輯再加一個頭條。他去請一位作者就此事撰寫一篇社評。然後，他出門去和編輯記者聚餐慶祝。
許多黨內有識之士也在慶祝《南方都市報》的勝利。他們將《南方都市報》報道孫誌剛的案例視為教科書式的榜樣，它證明了一份勇敢的媒體可以幫助中共與腐敗作鬥爭，提高執政能力，贏得民眾的支持和擁護。不過從一開始就很清楚，肯定不是所有人都對這份報紙很滿意，一些人由此更堅信失去對媒體的控製，將危及其官位。就在文章發表幾天後，廣州市委書記林樹森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專門把《南方都市報》的一位記者叫到一邊，氣急敗壞地威脅說假如他在《南方都市報》關於孫誌剛案的報道中找到一處不實，他一定會將《南方都市報》請上法院的被告席，讓法院收拾《南方都市報》。後來程益中的一個大學同班同學捎來廣州另一位高官的口信，警告他在這件事上一定要退讓。廣東省委的官員隻是做了一場秀，顯示他們對孫案進行了細致調查嚴肅處理，但事實很明顯，他們隻想盡快把事件了結。一個月後，廣東當局就宣布已經逮捕並檢控了孫誌剛案涉案人員18人，包括8名被控毆打孫誌剛的同監被收容人員，5名鼓勵或默許毆打的警衛。無端扣押孫誌剛的警察也成了階下囚。他們被處以嚴厲的判刑，其中一個主犯被判處死刑。但審判未對外界公開，政府從未提供孫誌剛致死的詳細事件經過。隻有幾個記者允許進法庭旁聽，但他們不得記筆記，也隻能刊登官方提供的新聞通稿。當審判結果公布後，宣傳部要求各大網站禁止網友發表評論。
從一開始程益中就清楚，《南方都市報》的此次“聖戰”，必定會與某些權貴、某些機構結怨。收容製度被廢除，勢必會使中國各地的公安喪失一個有效的管製工具，同時失去一個有利可圖的收入來源。同時孫誌剛一案也令廣州的領導蒙羞，影響了一批官員的仕途。從公開層麵，20多名官員受到處分，包括該市公安局副局長，但消息人士還向程益中透露，政治局的官員在內部嚴厲批評了廣州市領導，此舉將影響其他很多官員被提拔。之後程益中不斷聽到風聲，廣州的官員，市委書記林樹森、政法委書記張桂芳和公安局局長朱穗生在各種場合公開聲稱一定要《南方都市報》，聲稱假如省委宣傳部收拾不了《南方都市報》這幫小子，他們將尋找其他途徑來收拾。
收容製度被取消後幾個星期後，麻煩就開始來了。程益中當時和總經理喻華峰一起在上海出差，程益中接到了當時柯達公司一個主管打來的電話，柯達是《南方都市報》的一個主要的廣告客戶。她告訴他，廣州警方去了她的辦公室，詢問她與《南方都市報》主要領導之間的交往。她說，他們特別想要知道，雙方有沒有不正當的禮物或現金往來。隨後，程益中又接到一個類似的電話，來自廣東省一個大型廣告公司的總裁。到了7月中旬，幾乎所有在《南方都市報》刊登過廣告的大公司都被問了一圈。廣州市委書記林樹森顯然是要求審計和警方對《南方都市報》的財務進行調查，想要找出該報貪汙的證據。程益中對此一開始並不擔心。他知道自己和同事們做事情幹淨，抓不到什麽把柄。他也相信《南方都市報》在黨內的支持者應該比反對者更多、更強大。7月底，警方一度扣留喻華鋒，但南方報業傳媒集團請一位省領導出麵幹預，因此喻華峰在一天後即被釋放。
將貪汙調查擱到一邊，在孫誌剛案件獲勝後，《南方都市報》發展非常迅猛。程益中不斷打破中共宣傳機構的條條框框，刊登了一係列廣東公安醜聞的批評性報道，報紙榮獲了幾項新聞大獎。2003年發行量突破140萬大關，廣告收入超過10億元人民幣，純利潤超過1.6億元人民幣。程益中和喻華峰期待著進一步發展，計劃要向其他城市擴張。10月份，中宣部批準《南方都市報》和北京的一家國家級大報建立夥伴合作關係，在首都創辦發行一份新的報紙。這份報紙被取名為《新京報》，繼承《南方都市報》的新聞傳統。中共批準程益中兼任該報總編，在管理《南方都市報》的同時兼管《新京報》，喻華峰兼任該報總經理。
在廣州，警方還在不斷向《南方都市報》施壓。他們警告廣告商不要再向《南方都市報》投放廣告，否則會用查稅的辦法收拾他們，有些公司甚至被警告說，假使他們不檢舉揭發《南方都市報》的領導，他們自己就將麵臨起訴的危險。調查人員從《南方都市報》搬走了幾卡車文件，翻檢花費清單和賬單，想要從中找到一點可供大做文章的蛛絲馬跡。接著到了12月，警方出現在編輯部，再次帶走了喻華峰。這一次，雖然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再次懇請省領導出麵，但警方仍然不肯釋放他。程益中很擔心，但他相信朋友被拘禁隻是暫時的。他行動起來，動員黨內力量、報社員工及社會支持喻華峰，聯名上書高層，聯係有影響力的中共老領導。他很憤怒，不斷告訴自己，《南方都市報》一定要戰勝敵人。
在喻華峰被捕10天後，《南方都市報》的一個記者興衝衝地回到編輯部，帶回了一條獨家新聞。廣東省疾控中心在廣州市某醫院確診了一例SARS疑似病例。這是幾個月來中國出現的首宗病例，進一步加深了人們對疫情卷土重來的疑慮。程益中當時在北京主持《新京報》的創刊籌備工作，但他的一個助手打來電話，問《南方都市報》是否應該發這條新聞。此時喻華峰仍在獄中，前途未卜，而這條消息一出街，必定會激怒官方。但程益中清楚這個時候做交易已經來不及，當時也沒有哪條新聞比這一條更重大，於是他點頭同意了。
幾年後，當我問他當時的決定時，程益中告訴我，作此決定並不困難。他承認，沒錯，在喻被捕後，從“邏輯上”理應更加謹慎。“我們考慮了這一點，”他說，“但我們認為這不足以令我們犧牲新聞準則，我們沒有理由妥協。” 《南方都市報》在SARS的第一波報道中，早期是向省的宣傳口徑屈服的，他不想再讓這份報紙處於同樣不堪的境地。此外他也表示，在當時他們並不清楚喻華峰遭遇的麻煩有那麽大，也不能確定報紙的立場軟化是否就真能救下他。程益中說，即使《南方都市報》用8個版為公安歌功頌德，也可能同樣於事無補。他相信那些人，對《南方都市報》已經做出了決定。
當然，刊發SARS報道同樣也於事無補。第二天，省委書記張德江召開緊急會議，與省委高層研究如何控製對SARS疫情複發的報道，結果非常尷尬地發現，在座所有人都已經看過早上的《南方都市報》，隻有他例外。張德江極其惱火，而那些一心想要報複《南方都市報》的人現在擁有了一個重要的新盟軍——廣東省最有權力的人，那個在全國人大會議期間同樣因為《南方都市報》的SARS報道而暴跳如雷的大人物。對《南方都市報》領導層的貪汙調查旋即升級。在1月份的頭兩個星期裏，大批檢察機關調查人員進駐《南方都市報》，輪番傳訊盤問了該報20多個編輯記者和廣告業務人員。1月5日下午，程益中被5名警察重重包圍、押離《南方都市報》編輯部大樓，受到了近7個小時盤問後被釋放。前一天，警方逮捕了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分管《南方都市報》的編委李民英。
就在這期間，一個自稱負責看管喻華峰的警察聯係上程益中。程益中擔心他的辦公室被人監聽，所以兩人約在當地一家餐館裏見麵。在這個鬧哄哄的餐館裏，吃著熱辣的湖北菜，這個看守告訴程益中，喻華鋒被關在廣州市南部的一家旅館的地下收藏垃圾的暗室裏，警方拿這裏當作秘密的看守所。他說喻華峰被打得很慘很慘，打到他幾度用頭撞牆想要自殺。聽到這裏，程益中一下子感覺喘不過氣來，食不下咽，他放下了碗筷。程益中和喻華峰一起為《南方都市報》的事業奮鬥，程把喻視為自己最好的合作夥伴和戰友；現在，喻為他和《南方都市報》備受折磨。喻華峰是個商人，不是記者，雖然程益中知道，喻華峰和他擁有著同樣的新聞理念，也願意為此承擔風險，但他仍然覺得，現在受磨難的是喻華峰而不是自己，對此他有一種負罪感。更糟糕的是，現在他畢竟還是自由身，是做著中國兩份最好報紙的明星總編輯，但他卻沒辦法幫助他的朋友。程益中告訴我：“我對他所遭受的磨難，感同身受，心如刀絞。我覺得既內疚，又憤怒。這也加深了我對這個體製弊端的仇恨。”
喻華峰妻子此時對程益中已經開始埋怨了，當他告訴她自己聽到的消息時，情況更為糟糕，她認為他應該為自己丈夫的被捕負責，同時還指責他沒有盡力去救他。她的憤怒令程益中感受到很大的壓力，但他非常同情她、理解她、支持她，他覺得沒什麽辦法說服他。她現在獨自一人、憂心忡忡、情緒激動，她在設法營救丈夫的同時，還要保護他們年幼的兒子，這個小男孩一直以為爸爸是出差去了。她請了律師，但律師和她都不知道如何才能獲準見喻華峰一麵，也不知道他被關押在什麽地方。程益中隻能告訴她，他盡管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也一直都在想方設法要將喻救出來，他清楚這樣的表態對她來說並不足夠。程益中非常明白，誤解隻是暫時的，等警方出現把自己拷走時，一切將迎刃而解，到時候她一定會明白，程益中才是他們真正的目標，他也在做出犧牲，和喻華峰一樣。
程益中十分清楚自己才是此次調查的真正目標，警方是想讓喻華峰檢舉揭發他的“罪行”；而無論如何自己被捕隻是一個時間問題了。調查的焦點轉到了每年《南方都市報》為編輯記者和廣告經理發放的年終獎金上麵。檢方想將這筆報酬定性為貪汙公款，並且迫使高層員工退回獎金，承認自己犯下的罪行。這顯然是個無理的、完全不能成立的指控，但因為當局威脅說不退錢就要判刑，為求自保，一個接一個的南方都市報高層員工都將錢交了上去。隻有程益中始終拒絕。跟其他人不一樣，他清楚現在違心認錯退款已於事無補；相反，這隻會成為他們犯罪的證據，甚至有可能危及他在獄中的同事。作為一個記者，程益中從沒有天真到低估國安的能量，但他在看到這一切時也覺得簡直難以相信。他覺得他們的所為未必太愚蠢了，因為這些作法必定會引起巨大的反響。民眾一定會相信，逮捕他們是在給他們安上莫虛有的罪名，完全是出於政治動機。
2004年1月底，當局的螺絲擰得更緊了。在一次中共廣東省紀委主持召開的廣東省管幹部的兩千人大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突然離題，大聲辛辣地質問：中共是否還擁有《南方都市報》？他憤恨地說，媒體不能隻監督別人不監督自己，也得有人去監督媒體。主持會議的廣東省委常委、省政法委書記、省紀委書記王華元隨即接過麥克風，惡狠狠地大聲插話：“他們這是私分公款、侵吞國有資產哪！”與會人員都明白，這等於未判先決，已經在押的喻華峰和李民英已被判決，程益中在劫難逃。
這樣的指責激怒了程益中。中國農曆春節假期結束幾天後，程益中在《南方都市報》經委會上發表了挑釁意味很濃的演講《沒有熬不過的黑夜，沒有等不來的黎明》。他知道這是他的告別演說，所以他事先就把講稿寫好了，白紙黑字。在廣州軍區的大禮堂裏，麵對著2000多個員工，程益中首先引用古詩，“每逢佳節倍思親，遍插茱萸少一人”，借以表達對喻華峰的思念之情。他形容眼下《南方都市報》麵對的是“烏雲飛度的現實”。他說，自從孫誌剛案的報道刊登以後，廣州城的權勢人物就“磨刀霍霍”，決意收拾《南方都市報》，這已是城中“公開的秘密”。他說：
“這場風波遲早要來。我們已經做好了準備：為了國家進步、社會發展、人民幸福，我們遭受一點委屈和苦難也是值得的！……天降大任的同時，也必降大苦大難。我們既然選擇了卓越，我們就沒有理由拒絕挫折……責任感使我們出類拔萃。出類拔萃是我們成功和卓越的依據，也是我們受苦受難的根源。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無論將要發生什麽，我們都不要迷失南方都市報的價值觀。我們有理由自豪：南方都市報是一張經得起曆史考驗的、有存在價值的報紙。南方都市報的價值觀就是這個社會主流的價值觀，南方都市報的方向就是這個國家報紙應有的方向……廣大人民群眾已經在心中為南方都市報樹立了一座豐碑。廣大人民群眾對南方都市報滿懷期待。南方都市報的存在是我們這個社會生活更健康、更文明的體現，也為我們這個社會更合理、更公平增添了保證。對南方都市報容忍是開放社會和民主政治應有的同時也是最起碼的姿態……各位同仁，戰友們！我也要告訴大家，我們麵對的形勢非常嚴峻，現實殘酷無情。我們的事業正在經受前所未有的考驗。南方都市報正在經受血與火的洗禮。我們不能夠保證每一位出發的戰士都能歸來……”
程益中說，無論如何，他希望大家不要在《南方都市報》最困難的時候離開，而應選擇戰鬥到底，直到烏雲散盡、《南方都市報》重建光榮與輝煌。他宣布：“沒有熬不過的黑夜，沒有等不來的黎明。”
3月初，當局高層勒令程益中從《新京報》總編輯的位置上辭職下來。他把這看作一個十分明顯的信號，標誌著北京的中共新領導人——同樣的人，曾經解除了SARS報道的封口令，廢除了收容製度——已經同意讓廣東的下級單位采取措施逮捕他。接下來幾天，在與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領導們的會見時，程益中非常明確地告訴領導：他已經做好入獄的準備了，但將來不管發生什麽事，他們都應該堅信他沒有做任何違法亂紀、令集團蒙羞、對不起領導和同仁的事情。在最後的一份內部交流信上，他請《南方都市報》的同人們要緊密團結在一起捍衛這份報紙。他回家與兒子親熱告別，跟妻子在小區裏散步，走了很長的一段路，以避開家裏可能安插的監聽設施；他告訴她：在被捕後，請她一定要代表他告訴全社會，他是無辜的，他被捕入獄完全是因為《南方都市報》得罪了地方官員，他願意為中國的新聞進步獻出自由，而曆史一定會還他清白，讓他堂堂正正地走出監獄。他拜托她照顧好他80歲的老母親和8歲的兒子。
幾天後，3月19日，喻華峰接受一審判決，被判處12年有期徒刑；李民英被判11年。同一天，開庭前的淩晨2點55分，大批警察破門而入，逮捕了當時正在偏遠西部差旅途中寄宿客棧的程益中。
他最初的反應是如釋重負，總算可以睡個好覺了。
接下來的故事聽來很悲哀並且很諷刺：孫誌剛案報道出爐，引發了一係列的整頓警察和獄政的改革，而因拍板刊登相關報道被捕的報紙總編輯現在卻成了這類改革的受益者。程益中所在的看守所內外牆壁上張貼著海報，宣傳中共正在進行看守所和監獄的“整改運動”，鼓勵被牢頭獄霸欺負的犯人向上麵舉報。程益中的獄友告訴他，看守所的情況在他的報紙報道孫誌剛案之前，要比現在的情況糟糕得太多了！程益中心想，如此看來這也算是自己為自己無意謀了一個大大的福利。其中一些人被無罪關押了達6年之久，一直還在等待庭審或宣判。程益中當時在心裏尋思，一旦條件允許，他還要讓記者來報道這個很有新聞價值的選題。
大約有20個人跟程益中合住這間20來平方米的獄室。裏麵的老大很像香港黑社會，身材高大健碩，全身上下都是文身，正在等待“打靶”——在看守所，“打靶”是執行死刑的另外一個說法。程益中剛來時，這個等待“打靶” 的人要他照例向他“報到”。還沒等程益中弄明白是什麽意思，一個看守就將這個犯人叫了過去，跟他耳語了幾句。等他再回來時，這個黑社會頭目看起來和氣了很多，還主動要帶程益中熟悉這間小小的獄室。他指派了一個長相很像吳彥祖的新加坡籍年輕人當程益中的“傭人”，替他洗衣服、打水、扔垃圾，接著他請程益中跟他喝杯茶，一起吃點花生。程益中一直都不知道，看守跟這位老大說了什麽，但他猜測監獄方麵想待他客氣點兒，以防他在被釋後要寫點獄中經曆什麽的。後來，看守所的人都得知了他的身份，其他獄友對他也很照顧。大家都把他看成受尊重的難友。任何膽敢跟公安作對的人，在他們看來都跟他們站在同一戰線。
檢方在剛開始的時候，天天都要審問程益中。他們仍然希望他主動 “承認”年終獎是非法所得。有些時候，他們對他發表長篇大論，威脅恐嚇他，用汙言穢語侮辱他。有些時候，他們則隻是簡單地去勸說他。剛開始時，他們告訴他，他的一個親手栽培的年輕編輯背叛了他，公開譴責他的罪行和問題，想要以此消磨他的意誌。後來他們又增加了對他的壓力，不給他食物，獄室裏通宵開燈不讓他睡覺，等他睡著後又揪住他的頭發讓他站立，或者幹脆向他頭上澆潑冷水。但程益中拒絕配合。他告訴自己，無論發生了什麽事情，他都無罪，有罪的是他們。他提醒自己，不論他們做出了什麽威逼利誘，認罪的結果隻會讓他自取其辱。假如還想要清清白白地從這裏走出去，那他就必須堅稱自己無罪，畢竟這就是事實。程益中反複對檢方指出：假如獎金真的如他們所說就是非法所得，那就判決好了，怎麽判都行，判多久他就坐多久，根本沒必要讓他去認罪。
在棺材一樣封閉的看守所內，時間仿佛停滯了。沒有窗戶，沒有朝陽，沒有落日。沒有四季流轉。他的親友都不得去探視他。有時程益中甚至希望檢察院的人多來，因為他至少可以通過他們的著裝或神態，推測出現在外麵是什麽天氣、晴天還是下雨，猜測外麵正在發生什麽。他當然希望現在人們仍在為他的自由進行抗爭。他想，假如現在外界真的在公開反對他被捕一事的話，那或許當局會重新考慮是否要繼續關押他。假如情況如此，那他拒絕向檢方屈服就尤為重要。認罪服法，隻會讓敵人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光明正大地將他定罪。
檢察院的人都穿製服，輪班工作，通常審訊要進行到後半夜。但有一天早上，他們容光煥發地來見程益中，大家新剪了頭發，換上了便衣。他們告訴程益中要放鬆放鬆。他們說，今天外麵是晴天，他們要帶他去他們的辦公室。程益中很警覺。這一天是他的生日，他懷疑他們要利用這一點來對付他。他們帶他走出看守所，開車去了檢察院總部，將他領進一間會議室。檢察官說，今天他們不談他的罪行，而是想請他跟他們的新員工聊聊天，這些人都是剛從大學畢業，很愛讀他的報紙。幾個年輕人走進房間。程益中注意到，當中的幾個女孩長得很漂亮，他們坐在他身邊，跟他聊起人生、文學、詩歌和理想主義這類話題。他們說他們都很崇拜他，其中一個還念起了他的詩。程益中順著他們的意思，一邊喝茶一邊回答他們的問題。午飯時分，服務員送來了幾筐他的安徽家鄉菜——脆皮魚、黃山石雞——還送上了麵條。程益中吃完後，一個檢察官使了個眼色，隨後，一個女人端著他生平所見最大的生日蛋糕走上前來。
“程總，今天是你39歲的生日，”這位檢察官說。“現在還不知道，你會在哪裏度過你40歲的生日。我們都希望，通向你40歲的生日這條道路會很愉快。”
然後他們給程益中一把塑料刀子，讓他許個願再切蛋糕。房間裏有人舉起了照相機。在一瞬間，程益中想起了他的家人，差點就要流下眼淚。但他控製住了，因為很快他就意識到，他的眼淚正是他們想要的東西，他不能讓他們得逞。他們想要讓他脆弱和崩潰，然後抓拍到那一刻的畫麵，電視台常常播出這類畫麵：貪汙腐敗分子痛哭涕零，承認他們的樁樁罪行。
其中一個檢察官又發話了。他指著一個方向說，《南方都市報》總部大樓就在檢察院總部大樓的馬路對麵。他問程益中有沒有想過，假如是在對麵那棟大樓，他會度過一個怎樣的生日晚會呢。他開導說，他不必要死扛在監獄裏，這樣固執下去實在太愚蠢了。別人都可以跟家人一起慶祝生日，而他卻要孤零零一個人，讓妻子和兒子生活在屈辱之中。這個人問程益中，他是否明白對於一個8歲的男孩子來說，失去父親對他意味著什麽；對於一個80歲的母親來說，失去兒子意味著什麽。他問他，他是否知道他的家人有多麽牽掛他。然後他又挑逗性地問，他是否想要見到老婆兒子，此時此他們就在檢察院隔壁房間裏，如果他希望的話，他現在就能見到他們，甚至也許今天晚上他就能跟他們一起回家。當然，這完全取決於他自己的態度。接著這位檢察官指著一包衣服給他看，說他的妻子和兒子今天一早就送來了這袋衣服，並跪在門外，乞求門衛讓他們看他一眼。檢察官從衣服袋裏取出了一張他妻子與兒子合影的照片，在他眼前晃了一下。他同時盯著程益中，期待著他的表現。
但程已經受夠了。他站起身來，說他並不想見到家人，他隻想回牢房去。
坐進警車，回看守所去。此時，天色已暗，街燈次第開放。警車潛行，在路口的紅燈前停了下來。透過車窗，他不由自主地望向街對麵的《南方都市報》總部大樓，他看到9樓他自己的辦公室，窗戶緊閉，沒有開燈。突然眼前一道光芒閃過，大樓頂上“南方都市報”5個紅色的大字亮了起來。在他被關起來時，他的員工們經過努力，終於成功地將他想要的“南方都市報”招牌亮了出來。
程益中開始默默流淚。
沒有人看見。
他意識到，雖未身死，但已永訣。
隨後綠燈亮了，開往看守所的警車繼續前行。
程益中在獄中時，他在《南方都市報》的同事開始發起了一場聲援他的運動。他們上書中共領導，隨後在互聯網上呼籲民眾支持。其中一些人，比如記者陳峰，遞交了公開信。其他人則在私下裏聯係了我和其他外國記者，向我們提供信息。《南方都市報》領導被捕一事的消息傳播得相當快，很快，全國的記者都開始在請願書上簽名。許多曾公開反對收容製度的人，現在開始為3個被囚禁的報人奔走支援。其中一個要求審視收視製度是否違憲的青年法學者許誌永，主動請纓，幫助做他們的司法辯護，並且在北京召開了新聞發布會。與此同時，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領導也動員到了黨內的開明派人士，幾位有影響的黨內元老人物，包括三位退休的中共廣東省領導，主動發話，要求看到本案的詳細解釋。程益中並不知道究竟他的案子最終是何以被推翻的，但他相信公眾的反對聲浪應該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在被捕大約5個月後，司法當局改變了原先的說法，將他無罪釋放。喻華峰和李民英仍在獄中，但刑期被大幅削減，此後李也被釋放。
我上一次見到程益中，是在2007年末。我們在北京一家高檔的上海菜館包房裏一起午餐，談起他的經曆時，他的態度很驕傲，幾近挑釁。再過幾個月，喻華峰也將減刑期滿釋放，程益中計劃要去為他接風洗塵。他說他至今仍會感到內疚。“坐牢的是他而不是我，這完全沒有道理。檢察官說我是主犯，他是從犯。可為什麽他們放了我，卻還要把他關在牢裏呢？”
程益中看起來還是很年輕，和原來一樣自信、富有激情。但他不得回《南方都市報》或《新京報》工作。他曾不止一次告訴我，他相信在中國目前的日報裏，隻有這兩張日報有可能成為偉大的報紙。在他手把手教導的同人領導下，這兩張報紙都仍然在茁壯成長，不斷突破當局的打壓和限製。
飯後程益中告訴我，他一度相信中共黨內有人才有能力進行自我改革，新聞記者可以通過為弱勢群體講話，暴露權力被濫用的中國社會痼疾，從而加速這一改革進程。但牢獄生活和無妄之災改變了他，現在他相信極權政治已經使它的官員腐敗到了無以複加無可救藥的地步，不受任何實質性製約的權力已經成為中國社會公害。而這樣的判斷，令他無論是作為公民還是作為報人，都不再對中國實現民主政治抱有希望。
這讓他不安。
他說：“其實，發生在我身上最壞的事情，是我不再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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