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1/2010 14:38 發表主題: 《情義無價》zt

發表於: 6/11/2010 14:38 發表主題: 《情義無價》zt -------------------------------------------------------------------------------- 《情義無價》劉丹紅【前　　言】　　　　　　　　《情義無價》正式出版，作者之謎已經揭開　　本刊一九九四年十月偶然得到紀實文學《情義無價》的初稿，並將這篇七萬字的作品分成五個文件刊登在《華夏文摘》增刊第四十六期上，作者署名寒凝。這篇紀實文學講述了在“六•四”之後最恐怖的時期，為救助王軍濤、陳子明等一批被中國政府通緝的異議人士，武漢、北京以及香港等地的知識分子與官方鬥智鬥勇的過程以及他們被捕後在刑事犯監獄中的見聞、經曆和心態。作品發表以後，在讀者中引起了很大反響，本刊收到了大量讀者的信件和電子郵件。人們在為這個真實的故事感動的同時，紛紛猜測“寒凝”究竟是何許人也。有人說，可能是大陸某位沒有暴露身份的作家；有人說，可能是了解這個案子的某位律師；也有人猜測，可能是這個案子中那幾位閱曆豐富的主人公肖遠、鄔禮堂等，甚至還有人認為《情義無價》是被流放到美國的王軍濤寫的……　　那麽，《情義無價》的作者到底是誰呢？　　去年五月份，長達二十三萬字的《情義無價》一書由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作者以真實姓名署名，從而使“寒凝”的身份曝光——《情義無價》真正的作者乃是故事中最年輕的當事人、本刊曾於九六年七月專訪過的劉丹紅！（參見《華夏文摘》增刊第九十五期）。　　由於作者的身份已經公開，因此，《情義無價》的初稿被偷運到美國，並在本刊發表的經過也可以向讀者們公布了。　　作者劉丹紅一九九一年出獄以後，盡管生活於動蕩和陰影之中，但她始終筆耕不輟。一九九四年到北京工作後，她常常在晚間借用一位老師辦公室的電腦，將最初寫在紙上的大約七萬字的初稿輸入，打算進一步補充修改。九四年夏天劉丹紅回湖北申請護照，因為進展不順，耽擱了將近半年。在這期間，這位老師的同學Ｓ從美國回大陸探親，二人談及劉丹紅正在寫作《情義無價》。其時王軍濤已經以“保外就醫”的名義被送往美國，因彼此已多年沒有聯係，所以王軍濤並不知劉丹紅寫作《情義無價》一事。Ｓ在美國與王軍濤相熟，因此劉丹紅的老師自作主張將存在電腦中的《情義無價》初稿拷貝了一份，請Ｓ帶到美國，希望王軍濤能協助聯係出版。　　《情義無價》被帶到美國之後，本刊記者吳放很快得知了這一消息，並三次打越洋長途到大陸，希望能征得作者同意，發表此文。當時劉丹紅仍在湖北，起先沒有答應。後來北京的老師與之通話，說美國有人一再希望她能同意發表文稿，並說那是留學生的一個刊物。當時他們不敢在電話中多談，劉丹紅理解為是一個小範圍的內部通訊之類的雜誌，便同意了。於是，《情義無價》的初稿在一九九四年十月由《華夏文摘》獨家發表，本刊讀者得以先睹為快。據劉丹紅表示，她後來才知道發表她作品的是一個有十幾萬讀者的電子雜誌，如果她早知有這麽大的讀者量，她可能不會同意發表沒有完成的作品。恰好在那時，她的赴美簽證被拒絕。為了避免可能的因文遭禍，她不得不改變名字，在大陸隱居了一年多，直到九六年才在商界朋友的幫助下來到美國。　　據“明鏡出版社”表示，《情義無價》一書出版後，在中國大陸很快便出現了至少四種不同的盜版本。在“六•四”九周年之際，征得出版社和作者同意，我們特選載《情義無價》一書的部分內容（都是初稿中所沒有的），以饗讀者，也算是對關心《情義無價》的廣大讀者有一個後續的交待。由於本刊人力有限，欲購此書的讀者請與作者直接聯係。（作者電子郵址：[e-mail]）　　　　　　　　　　　　　　　　　　　　　　《華夏文摘》編者～～～～～～～～～～～～～～～～～～～～～～～～～～～～～～～～～～～～【紀實文學】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情義無價（節選）　　　　　　　　　　　　　　•劉丹紅•（以下摘自《情義無價》第一章“京城槍響，風流雲散路茫茫”的第二節，作者目睹“六•四”屠殺。——編者）（此前略——編者）　　事實上，從下午開始，廣場氣氛就逐漸緊張。不斷有學生和市民到廣場指揮部報告：大軍進城了！當兵的動手打入了！有人被打死了！……我清楚地記得一個學生在廣播中用沙啞的嗓子聲嘶力竭地泣訴：“同學們，不能再等了，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我們要跟他們幹！他們打人哪！他們打了我們的女同學呀……！”還有一個又高又壯的外國人，站在紀念碑的台階上，雙手舉起一件染了鮮血的襯衫給人們看。他的皮膚和那件襯衫都太白了，襯得那血色格外鮮紅。　　人群在騷動，都知道這天晚上會有不同尋常的事情發生，但誰也不願離開。（此處有刪節——編者）　　這時，已能聽到“劈劈啪啪”的槍聲，一路上都有北京的老百姓在議論：“開槍了！”“打死人了！”。那段時間，什麽事都有可能發生，人們反而對什麽都不害怕。我推著自行車，沿途聽著人們的議論。當我走到府右街醫院門口時，一輛載人三輪車迎麵呼嘯而來，車夫邊玩命地蹬車邊瘋也似地大叫：“快讓道！有人受傷了！”街上的群眾趕緊幫忙把車上的傷員抬進醫院。我在府右街醫院門口隻站了十分鍾，就見從六部口方向有七、八個傷員被送過來。四肢受傷的被人們用自行車馱來，嚴重到不能坐的就由載人或運貨的三輪車送來。“板兒爺”們都處在一種歇斯底裏的狀態，送完人掉頭就走。人們攔住他們打聽前沿的情況，“板兒爺”嘶啞地喊一句：“不得了啦！我得趕緊去，還有好些人沒運過來呢！”於是就有一群小夥子隨車同去。又有四個傷員被一車送來了，有的頭部被擊中，有的軀幹在流血，有的還在呻吟，有的則已經沒有了聲息。醫院門口的小夥子們紛紛動手把傷員抬進醫院，轉眼之間出來，個個都紅了眼。有的破口大罵，有的一聲不吭地動手扒馬路牙子，使勁把嵌在土裏的磚頭一塊塊翻出來。偏巧這時有一輛軍用吉普車由西向東經過此地，立即被老百姓迎頭攔住。先是盤問、痛罵，接著就開始砸車。先是用木棒、磚頭，接著就變成了更大的石頭。我聽見“咚咚”的砸車聲，眼見車頭被慢慢砸扁。開始人們還沒有動車裏的士兵，後來那個士兵不知是自己出來的還是被人拉出來的，隻見他一邊伸出雙手護衛自己的頭部，一邊恐懼地求饒。我遠遠看見，心有不忍，想上前勸阻，被身邊的人拉住：“姑娘啊，你可不能去！都瘋眼了，連你一塊兒揍！”　　望著天邊的紅光，聽著滿耳槍聲，我的心堵得仿佛不再跳動。　　我突然擔心起我哥來，於是騎上自行車，往天安門方向走。先到了緊靠天安門西側的南北向的北長街，然後過了西華門繼續向南。一到南長街上，我便聞到了刺鼻刺眼的酸味。我知道，這就是催淚瓦斯。逆著人群再往南走，離長安街約五十米處，無人再敢往前靠了。南長街與長安街的交叉處路口橫著軍車，有士兵持槍把守。我朝天安門方向望去，隻見廣場裏麵一片漆黑，但我清楚地看到，數不清的軍用卡車、坦克以及其它各類車輛，如望不到尾的長龍，自西向東，一輛輛在長安街上緩緩駛過。每一輛卡車上都齊刷刷地站滿了全副武裝的士兵，一片片鋼盔和刺刀在路燈下幽幽地泛著藍光……我難以置信、恍然若夢：這到底是電影，還是真的？！　　又折頭向北，然後由西向東，走長安街北麵與長安街平行的最近的一線：經由北海、景山到緊靠天安門東側的南池子。那一夜，北京的老百姓真是邪性了。眼看大軍壓境、死傷枕藉，愣是不知道害怕和躲避。所到之處，到處是一堆一堆的老百姓聚在街上議論、怒罵。一路騎過去，滿耳是人們的喊聲：“丫的，老子不幹了，明天全市罷工！”“對，全國罷工！”“廣場已經被包圍了，正在裏麵殺學生！”……我一見到學生模樣的就急跳下自行車扯住人家問：“是從廣場出來的嗎？裏麵怎麽樣了？”然而沒遇到一個從廣場裏麵出來的。　　我來到天安門東側南池子的路口。廣場一帶已經被封鎖了，天安門外側的東西長安街被攔腰切斷。路障做成柵欄，士兵列隊坐在柵欄後，手中持槍。南池子路口的長安街上聚集著上千名憤怒的群眾。我趕到時，見老百姓們橫貫在長安街上，呈密密的若幹層，與百米開外的士兵形成對峙狀態。男人們在怒罵，女人們則在哭泣。不久，群眾這邊開始集體呼喊口號：“打倒法西斯！”“血債要用血來還！”有人叫：“一、二——”大家就一齊喊：“法西斯！”“一、二——”“法西斯！”也有小青年在喊“當兵的，×你媽！”。一位中年婦女流著眼淚捶胸頓足地說：“孩子們還在廣場裏麵呢，得想辦法救他們哪！”我不知所措，便擠到人群前麵，探頭向士兵的警戒線和廣場方向張望。　　不知怎地，突然間，伴著一聲：“衝啊！”，身邊赤手空拳的群眾如聽到總攻號令的勇士一般，整個一麵人牆排山倒海地向西麵持槍戒備的士兵衝去。我一時有些發懵，結果被人群裹脅著向前衝了幾步。本來我在人群的前一兩排，因為我沒有主動前衝，所以落到了人群的第五、六排。正遲疑間，忽聽得槍聲“嗒嗒嗒”地響了過來，向前衝鋒的隊伍又呼地向後湧回。有人喊：“快臥倒！”我懵頭懵腦完全是下意識地跟著大家齊聲仆倒在地。我的粉紗裙被旁邊一個人壓住了，絲毫動彈不得，我也絲毫不敢動。由於我們都是在掉頭撤退時臥倒的，所以都是頭朝東、腳朝西，大兵在身後。臥倒之後，大兵在幹什麽一點也不知道。我非常想回頭看一眼後麵的情景，但我知道，一但我的腦袋從一大片攤在地上的軀體中突出出來，很可能立即成為士兵們練槍法的活靶子。我壓低身子，把左心口緊緊貼在地麵上，臉也貼在水泥地上，頭藏在前麵一個人的屁股後麵，大氣也不敢出，隻聽得一串串點射在頭頂上有節奏地掠過：“嗒嗒嗒”、“嗒嗒嗒”，間或夾雜著“劈”“啪”的單槍射聲……我幾乎把自己沉到了地層下麵，我的心收縮得幾乎抽搐。時間漫長得象一個過不去的噩夢……終於，槍聲停了，但臥倒在地的一大群人誰都沒有動彈一下，周圍象一個巨大的墳場，一點聲息也沒有，靜得比槍聲更令人恐怖。士兵在我們身後還不到一百米，我非常擔心他們會象電影裏看到的檢查處決結果或打掃戰場的人一樣，挨個向我們的後背紮刺刀。我咧著嘴、咬著牙，眼睛閉得發疼，體會著死囚臨刑那一刻等著挨刀或挨槍的感覺……我努力克製著想回頭看一眼的欲望，那一刀又久等不來，以致於我的後脊梁一陣酸一陣冷……　　大約過了有一個世紀，墳場中突然有人喊：“快撤！”周圍的人紛紛爬起來，往東跑。我也跟著爬起來，往東跑。沒跑幾步，又聽人叫：“有人受傷了。”於是駐足，回頭，立即見到一些人把一個個垂軟無力的人拽胳膊拽腿地抬走了。　　人群又騷動起來，很多人在悲憤地哭泣。有人在地上揀到了空彈殼，於是其他人也開始在地上摸索，於是揀到了更多的彈殼，其中很多彈殼的開口處象花瓣一樣地綻開。人群中居然有一個老外，人們不知道他是不是記者，也不管他聽不聽得懂，紛紛圍在他麵前，有個人手裏舉著彈殼，麵容曲扭地衝著他大叫：“看到了嗎？開花彈！我們的政府就用這個打老百姓！！”有人說：“他說不定是記者，讓他告訴全世界！”人們於是拉著他，讓他看地上的鮮血，又推搡著他，讓他到三輪車旁邊去看正在拉走的傷者。醫院的救護車也來救人了，一輛救護車離去後，一個人用讚歎而又惋惜的語氣說：“那個女孩兒真勇敢哪！穿一套白連衣裙，跑在最前麵，把當兵的都鎮住了。旁邊的人都被打倒了，就沒敢打她，她差不多衝到當兵的跟前才被打倒，剛才醫生說她腿上的動脈可能被打斷了……”“聽說是個大學生，想給她弟弟報仇。她弟弟也是個大學生，今晚被打死了！……”　　發生了那次以赤拳對血刃的正麵衝擊之後，但凡有群眾前移或叫罵，士兵立即鳴槍警告。但群眾還是做了很多次努力，試圖進到警戒線以內，看看廣場上的學生到底怎麽樣了，是不是已經被殺光焚屍了。士兵們嚴守警戒線，不許逾越。老百姓用竹竿挑一件白襯衣，高呼：“我們去救傷員”，同樣被槍彈壓回。老百姓氣得沒辦法，於是不停地集體呼喊口號或單人進行叫罵。當兵的起初還忍著，後來大概是不願意當“法西斯”了，於是幹脆哪兒有罵聲或哪兒有閃光燈閃亮，就朝哪個方向來一梭子，或者猛地衝將過來，手執木棒追打罵他們或給他們拍照的人。被追打的老百姓就撒開丫子拚命往居民胡同奪路而逃。士兵不敢深入居民胡同，隻好適可而止。結果，他們一撤，挨打和沒挨打的老百姓又立即圍攏到街上，繼續叫罵、扔石頭，繼續奪路而逃……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黎明就這樣在憤怒、恐怖和騷亂中悄悄地到來。　　天亮以後，對哥哥的牽掛使我越來越心焦。（此處有刪節——編者）　　我從一個學校跑到另一個學校：政法大學、北航、北大、清華……各大學在開槍後均為收留外地學生而設置了接待站。我首先去這些接待站查看外地學生的登記名單，結果都沒有我哥的名字。活人裏麵找不見，死的學生也去看一眼。政法大學主樓大廳的地麵上，擺放著五具學生的遺體。有槍打的，有車軋的，都穿著學生常穿的最廉價的衣服，戴著校徽，我清楚地看到其中一個校徽上寫著：青年政治學院。這些被北京市民送來的學生都蓬著頭發、攤開兩手，閉著年輕的、一定是非常聰穎甚至可能是非常英俊的眼睛，永遠含恨地躺在了地上。　　北大、清華都是剛剛開完追悼會，青鬆翠柏覆蓋著裹在被子裏的死難同學。我一進北大，迎麵就見到幾個小夥子互相扶持著嚎啕大哭。在清華大學學生宿舍的牆上我看到對一位遇難同學的介紹。這是個廣西來的小夥子，長著一雙大大的眼睛，相貌非常稚氣，或許還從來沒有體會過什麽叫愛情。我始終無法把那雙單純的大眼睛和那個裹在棉被裏的僵硬軀體聯係在一起。校園裏到處是黑紗、白花，到處是哭腫的眼睛和巨大的沉默。……（以下略——編者）（以下摘自《情義無價》第三章“正道滄桑，浪跡天涯始成人”的第二節。“六•四”後回到湖北家中的作者七月底被北京市公安局傳訊回北京。在此之後，作者才參與到救助異議人士的計劃中。——編者）　　我又伴著一盞台燈寫日記。　　夜深人靜，“哢拉拉”，外屋傳來清晰的開門鎖聲。　　爸爸出差去了，姥姥早已睡了，隻可能是上夜班的媽媽回來取什麽東西。我頭也不回，繼續寫到：“……不過，即使一切尚好，我也該重新開創自己的生活了……”　　抬起頭來，媽媽已站在身邊。　　從看到媽媽的第一眼，我就知道發生了什麽不尋常的事。　　媽媽有些恐慌，但又竭力掩飾著，怕嚇著了我：“學校的石書記帶著公安局的人剛才到醫院找我，說北京公安局讓你回去，找你了解一些情況。”　　“媽，我沒什麽事。”我也盡力安慰媽媽。　　“他們也是這麽說的。襄樊市局的那個人還特地把我拉到一邊，小聲囑咐我：‘別怕，據我們所知，主要是向你姑娘了解一下北京他們單位的情況。她本人好象沒什麽事。’”　　已經是夜裏十一點了，整個廠區不見人影。月很清明，夏夜的微風吹得我身上的連衣裙飄飄揚揚。象每一次麵臨挑戰一樣，緊張、警覺中攙和著隱隱的興奮。　　醫院藥劑科裏擠了四五個人，見我進來，都一起掉轉眼光盯著我這個引起北京重視的穿花連衣裙的小姑娘。在偏安一隅的這個工業基地，能讓北京專門打電話來關照，可算得上是個“人物”了。　　經介紹，我知道了這幾個人分別是襄樊市公安局的薑科長、韓幹警，以及二汽公安處的吳科長和一位幹警，他們都穿著便衣。還有一位石書記是當校長的父親的搭檔、家裏的常客。　　薑科長大致詢問了一下我在北京的工作以及單位裏的一些情況，我泛泛地做了回答。他提的幾個問題本身暴露了他的神秘和好奇心理，這使我感覺得出這個操一口襄樊話的公安幹部並不了解什麽情況，不過是龐大的公安係統內一個代人傳話的角色。　　最後，他終於履行了自己的職責，換上了一副職業化的嚴厲麵孔：“你這麽長時間不回去工作是不合適的。我們‘建議’你盡快回北京去。北京市公安局要找你了解一些情況。”他的嚴厲漸漸變成了嚇唬：“雖說我們相信你，讓你自己回去，可是醜話必須說在前頭：想跑，你也是跑不掉的！”　　我盡力顯出坦然、輕鬆：“我又沒什麽事，我跑什麽呀！六四一亂，沒有人再上班，我當然隻有回家。既然你們說已恢複正常，那我就回去吧！”我生怕自己的恐懼或慌亂刺激了媽媽。　　“這樣就好、這樣就好！”幾個幹警按照事先商量好的意見七嘴八舌地說：“你最好這一兩天就走。你訂好票後，要把去北京的時間、車次和車箱號告訴我們，我們通知北京……”　　第二天一早，媽媽就向醫院的領導匯報了昨夜的情況，並說：“她爸爸和哥哥都不在家，讓孩子一個人去我放心不下，我想陪著去一趟。”院長於是給了媽媽一個出差機會，讓她和另外兩個同事一起去北京買藥。　　下午我找到在接待部門工作的同學。同學給弄到了七月二十三號（星期天）的火車票。　　還有不到三天的時間了！　　我靜靜地坐在書桌前，內心象江海一樣翻騰。我知道，自己正麵臨著一場空前的考驗，我必須、而且也隻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走過去。　　俗話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我不喜歡打無準備之仗。　　在攤開的一張大紙上，我寫下了三個題目：一、實際參與的和知道的。二、可主動交待的。三、最後的退守線。　　我首先認真地回憶了在整個民運期間，自己到底做了些什麽。　　可以說，自學運一開始，我便是個積極熱情的支持者。在那些沸騰的日子裏，我和幾個朋友一起，加入到中國政法大學的隊伍中，幾乎參加了每一次主要的遊行：“四•二七”、“五•一”、“五•一六”、“五•二九”……一夜夜和學生們一起駐守天安門廣場、一次次和北京市民一起，用身體衝開武警的人牆，為學生的遊行隊伍開道。看到政府對跪求的學生代表置之不理的冷漠，我悲憤地流淚；看到一個個學生因絕食而暈倒，我心疼得流淚；看到一個一連十幾天用平板車給學生送飯的北京市民流著淚說：“同學們，我明天不能再給你們送飯了，真對不住你們，可我實在送不起了！”我感動得流淚……在那激蕩人心的兩個月裏，我流了多少眼淚呀！　　作為同齡者，我敬佩那些振臂一呼、應者如雲的學生領袖，但是我本人甚至沒有帶頭呼喊過口號。除了做自己的本職工作外，我對民運的參與主要是協助知識界人士做了一些宣傳工作，並在社經所主持的各種會議中擔任會務，並做會議記錄。由於這些工作，我實際上列席了許多重要的會議，北京以及全國各地後來被中國政府點名的“反革命精英”，絕大多數我都見過。不過也許恰恰是因為信息刺激太多，很多記憶反而是模糊的。印象裏，似乎每次開會都是大同小異：一大群知識分子既興奮又憂慮地為或大或小的問題而爭論不休，總是同時有很多條嗓子在說話，每個人都覺得如果不按自己的想法去實施，民運就會失敗，國家就將沒有前途……大部分會議都是議而不決，每次有人碰頭，都會留下一堆文件讓我收拾。　　第一份材料並不十分困難，我隻用了不到半天的時間就整理出來了。　　準備第二份材料時，我決定表現出這樣一種態度：積極配合政府，但知之甚少。隻要公安局讓你去了，你是不可能什麽都不說的。越是諱莫如深，越使人家覺得你知道很多事情。這是不策略的。於是我揀了些廣為人知、無法掩飾，卻又無足輕重的事，輕描淡寫。　　問題是，公安局不是那麽好哄的，他們也不會平白無故地找你，他們肯定會逼問一些你沒有主動提到的情況。萬一他們深入追問，那麽，第一份材料中那些被我“忽略”的事情，哪些可講？講到什麽程度？還有哪些是堅決不能講的？　　這個分寸的把握取決於兩方麵的考慮：　　其一，第一份材料中所列出的事實如果均被公安機關掌握了，會出現什麽嚴重的後果？仔細想一下，自己似乎也夠不上被獨立地定個什麽罪名。但是對朋友們，如果有些事情暴露了，那可就太不妙了！官方不僅可以依據我所交待的事實為他們定罪，甚至還可能以此為線索，追出其它一些我並不知道的他們的事……　　其二，如果能夠知道，在我所認識的人中，究竟有誰被抓了，他們大概交待了一些什麽，那我心裏就有譜了。　　可是，迄今為止，對北京方麵的情況一無所知。　　回家已經一個多月了，與北京方麵沒有任何聯絡。前幾天，實在耐不住，一個電話打到北京的辦公室，李振接的。　　“嗨，是丹紅嗎，我們太想你了！”　　“謝老師、王老師還有……其他的人，他們好嗎？嗯，有什麽麻煩嗎？”　　“嗨！”李振用她那特有的俏皮而且滿不在乎的口氣說：“中國這麽大……怎麽說呢，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考評中心的電話十有八九會被竊聽，我心裏一緊張，“哢嗒”電話掛上了。　　當時就十分後悔，沒有再多問李振一句，什麽意思？現在，我更是費盡心思琢磨那個電話。李振顯然是聽明白了，我在問她，所裏的人被抓了沒有。可她是個什麽意思呢？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按正常的理解是說：法網雖疏，但無處不在，無法逃脫。這麽看，他們是通通落網了？可根據李振當時的語氣：“嗨，中國這麽大！……”似乎又是在說：這麽大個中國，有得是漏洞可鑽，上哪兒抓他們去？如此看來，是李振誤用了這個成語，所裏的人並沒有出事？　　唉，北京航空學院的高才生啊，怎麽說話比中文係學生的朦朧詩還讓人費解？！……　　七月二十一號下午，妹妹和一個朋友從外地來看我。見到我，他們顯然吃了一驚。　　我穿著一件象阿拉伯長袍似的棉布碎花大睡衣，多日沒有修剪的短發胡亂蓬著，額前的頭發被汗水一綹一綹粘在額頭上，臉憋得通紅，麵部略微浮腫。我皺著眉頭，象個精神病人一樣在幾間屋子裏狂躁地走來走去。　　“衣服做好了！”姥姥一手拄著棍子，一手舉著一件新襯衣，想讓我高興高興。　　我的衣服全丟在北京了。六四逃命回家後，連件出門的衣服都沒有。上星期陪媽媽上街，看中了老街店鋪裏的一種銀灰色閃光鍛。當時嫌貴，沒舍得買。回家後越想越覺得自己穿上那種顏色和質地的衣服一定非常漂亮高雅。媽媽見我如此念念不忘，特地犧牲了一個午休，頂著大太陽跑了兩個多小時，把那塊料子買了回來。媽媽生怕自己做不好，特地請裁縫做。這不，一聽說我要去北京，姥姥就天天守在裁縫店催人家交活。　　妹妹先接過了衣服，兩手拎起來，審視著說：“這個料子真好，我姐白，穿這種顏色肯定好看。”我的臉色緩和了些，下意識地攏了攏頭發，擦了把汗，拿過衣服到裏屋去試穿。　　“什麽呀！什麽呀！”沒過三分鍾，我就從裏屋衝出來了，身上穿著那件新襯衣，帶著惱怒的哭腔一個勁兒嚷道：“什麽狗屁裁縫。笨蛋！蠢豬！把我的衣服做壞了！”我跺著腳走到媽媽麵前：“你看，這兒沒裁平！”又上前把姥姥搖晃得東倒西歪：“做得皺皺巴巴的，難看死了！”　　妹妹走上前來，把我的肩扳正：“我看看。可以嘛，挺好看的！”　　“好看什麽？我不要了！那個該死的裁縫，讓他賠！”我咚咚地跺著腳衝回裏屋，“哐”地帶上門，隨即“啪”地一聲把衣服從門縫裏摔到客廳的地上。　　“好孩子，別生氣。媽再給你買一件！”媽媽在關著的門外輕言細語地哄道。　　“不，我不！我就要這一件！連做件衣服也不順心，真是要煩死我了！”我趴在床上，怎麽嚷也渲泄不出心中的鬱悶和煩躁。　　天漸漸地暗下去。我一動不動地在床上趴著，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家裏靜悄悄的。媽媽、姥姥、妹妹、客人，說話、走路、做事都輕輕地、小心翼翼地，好象生怕吵了我睡覺似的。　　一絲愧疚漫漫襲上我的心頭。我從小就是個懂事又乖巧的孩子，最討父母喜歡。可是偶爾強起來，也是打罵不怕、死活不服。隨著孩子們漸漸長大，父母再也不扮演那種斥罵責打的傳統家長角色了。相反，倒是每次孩子們一任性使強，他們就惶然自責，溫言輕手地順著孩子。　　薄薄的淚花浸濕了眼眶：媽媽老了！　　可我，這是怎麽了？　　二十三號中午，我和媽媽坐在襄樊火車站站台上一個陰涼處等候重慶到北京的火車。這時我已恢複了情緒上的寧靜平和。在剩下的一天多時間裏，我用以往對待考試的成功辦法，把所有的材料又反複準備了兩遍。先是把“實際參與的和知道的”、“可主動交待的”以及“最後的退守線”這三份提綱擴寫為詳細的材料，就象麵對考官一樣，仔細揣摩每一件事的分寸、設計每一句話的語氣，力求沒有一點閃失。隨後，又把詳細的資料濃縮成提綱，不過這一次用的不是漢字，而是隻有自己才看得懂的符號語言。我將三套方案的符號記在三張薄紙上，這會兒，它們正好好地藏在我時刻不離手的小提包內一卷粉紅色的衛生紙裏。　　二站台一輛列車到站了。乘客們嫌地下通道太遠，紛紛越過第一股鐵道抄近路出站。幾個彼此拉成一串的盲人隨著人流下車之後，突然發現前麵的人消失了。他們不敢貿然跳下鐵軌，便抓住一個乘客問該怎麽出站。那個乘客隨便指了一下，盲人們就跌跌撞撞地朝那個方向奔去。走著走著，覺得不對，就又折回身來問路。這回問的是幾個蹲在路基上聊天的鐵道檢修工、客運員和剛從那輛車上下來的乘警。幾個聊天的人彼此心照不宣地一笑，其中一個指了一個相反的反向給盲人們，串成一串的盲人們又磕磕絆絆地一路用棍子敲過去……　　在一站台等車的人們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裏。盲人們如此這般地被愚弄了好幾次，象一群沒頭的蒼蠅一樣東跌西撞，硬是找不到自己的出路和方向，這番景象逗得檢修工、客運員、乘警以及遠遠近近的旅客們均開心得大笑不已。怒火和悲憫鼓脹在心頭，強烈得使我無法克製。我在眾目睽睽之下跑過去，翻過兩道鐵軌，把幾個盲人帶出了站台。我當然知道，這年頭，突然冒出一個學雷鋒做好事的，會讓人覺得做作和乍眼。但我不管。此刻，能為別人做點什麽，我感到舒服、自豪。　　“咳！誰說善有善報呢？”晚上，當我坐在十堰去北京的火車上，看著窗外的燈火一片片閃過時，心中苦澀而又不平：“盲人被愚弄的時候，我看不下去，可我……，誰又幫我引路呢？”　　中午，為盲人引路之後，重慶到北京的車進站了，我和媽媽上了臥鋪車廂。偏偏這時媽媽的同事找來了。我們已有一個臥鋪，晚上媽媽睡，白天我睡，夠了。可媽媽的同事是個老太太，不能讓她幹坐一夜。我決定再去找列車長補一個臥鋪。　　車廂之間的門關著，敲了一會，不開。問列車員，說車長在前麵。我就下了車，去找車長。站台上給火車加水的小夥子見我拿著一條毛巾，還逗我：“來呀，小姐，洗洗臉。”我笑著搖頭。　　沒有任何信號，突然間火車啟動了。我慌了神。眼見火車已經徐徐開動，我拚命地擂就近那節車廂的門，車上的列車員小夥子見狀趕緊來開門。我跟著火車跑了幾步，這時車速還不快，門已經打開了，我覺得自己一抬腳就能跨上去。　　就在起步前跨的一刹那，不知從哪裏冒出兩個女客運員，兩雙象鐵鉗一樣的手緊緊抓住我兩個臂膀。眼看火車越開越快，我急瘋了，又是叫又是推又是踢又是蹬，不顧一切地想掙脫上車，那兩個客運員咬緊牙關，一言不發，任我怎樣拚命掙紮，就是鐵鉗一般不鬆手。事後我也奇怪，那兩個女人怎麽那麽大的勁兒，我那麽死命折騰，硬是紋絲不能動。　　火車轟隆隆地開走了，我幾乎哭出來。媽媽突然不見了補票的女兒，還不急死！再說，我偏偏這一次掉車，公安局的人會以為我是故意設計脫逃，他們說不定會把媽媽弄走，逼她交出我……那兩個女客運員這時才緩過一口氣來。其中一個揉著酸痛的手，喘著粗氣，惡狠狠地瞪著我說：“你好大的膽子！還想扒車！”　　“我又不是沒有車票！你們不發任何信號就開車！”　　“那我們管不著！”　　凝聚了全部的爆發力，堅信自己一步就能跨上火車的衝動硬是被生生地給遏製住了，沒有實現的內力使我的肌肉還在隱隱地抽動。我覺得全世界沒有比眼前這兩個女人更可恨的了！我恨不能衝上去再狠狠地踹她們幾腳……　　晚上，坐在另一輛北去的列車上，回想起中午的那一幕，我這才感到有些後怕。　　也許還真應該感謝那兩個可恨的女人。當時自己真是喪失了理智，一點也沒想到，自己沒有扒車的經驗，萬一一腳沒踏穩，跌下車來，那可就粉屍車輪了。後怕使我的手掌心一陣發酸。　　可當時，我還是執迷地想上那趟車。我立即又跑到車站廣場，問出租車司機，能不能開到襄北車站去追上那列火車。由於我是下車補票的，手裏拿著錢包，不怕花錢。可司機們都說，絕對追不上了。　　既然已經上不去車了，我頭腦中馬上想到的，是通知車上的媽媽，免得她著急。我找到火車站的公安值班室，裏麵有很多穿製服的人，我壯著膽子向人們述說了自己掉車的經過。　　隻拿著一條毛巾和一個錢包，顯然我沒有說謊。但這種事公安們見多了，起初並不特別在意。不過，我穿件花連衣裙，一副楚楚可憐的樣子也許挺招人同情。　　一個穿製服，模樣很帥的警察站了起來：“我給你打個電話試試。”　　他打通鐵路專線電話，讓總機接下一個車站的公安值班室。好久電話才接通，接通後那列火車已開走了；再打下一個車站，火車又過去了……就這樣，他一個個車站追過去，打了四、五次電話……好心的警察幾乎要放棄努力了。可是我不能放棄，媽媽不定急成什麽樣子了呢！　　“請您一定幫幫忙，我不會忘記您的。”我見其他的警察都在屋子的另一頭打牌，沒人注意這邊，略略放低了聲音說：“我跟您講個實話，我在北京工作。我們單位有些人六四可能有些問題，北京市局叫我回去了解情況。如果我掉了車又不通知他們，他們會以為我是故意的！”　　警察認真地盯了我一眼，用一種略帶誇張的嚴肅語氣一字一頓地說：“嗯，值—得—同—情！”當他又去打下一個電話前，隨手從桌上抓起一個本子扔過來：“你是北京的，看看，有沒有認識的！”　　原來是一本《通緝令》！翻開一看，除了一大堆刑事在逃犯之外，還有“動亂暴亂通緝犯”專輯，一些著名的知識分子赫然在卷：鮑彤、陳一谘、萬潤南、包遵信、蘇曉康、陳子明、王軍濤。每人一段文字說明，配以一張大照片。　　看到陳子明和王軍濤那熟悉的形象，我的心“咚咚”地跳動起來。　　當我若無其事地把通緝令合起來放回桌上時，那邊電話也打通了：“我已經告訴了信陽站，車一到，站上的幹警就會告訴車上的乘警，乘警會到臥鋪車廂通知你媽媽。”……　　“那個警察真好！”晚上，聽著車輪有節奏的撞擊聲，我感激地發誓：“下次回家，一定要去謝謝他！”　　其實掉車的結果並不想自己想象的那麽嚴重。通知了媽媽之後，我想最後一件該做的事就是向公安局的人通報一下。我找了一個公用電話，撥一一四，問到了襄樊市公安局的電話，又打電話到公安局問薑科長在不在。值班的人說星期天都休息。放下電話後，想了想，我仍不甘心，照原號碼又打了一次，問清了襄樊市公安局的地址。然後，我按照說明乘公共汽車來到了襄樊市公安局，一路問著找到了家屬宿舍區，並且果然問到了薑科長家的住址。天下了點小雨。　　薑科長愛人是個樸素有禮貌的本地婦女，說薑科長出去了。我就坐下來寫條子說明當天的情況。正寫著，薑科長回來了，見到我頗有點意外。但這畢竟是在自己家裏，他象一般的主人一樣誠懇熱情。我的情緒還沒有完全平複，慷慨激昂地向他述說自己的遭遇。他帶著一絲微笑聽著，似乎還有點漫不經心。聽完我幾乎沒有標點的連番講述，他平靜地說：“沒關係，你坐晚上的車好了。”　　如果說冥冥之中真的有一個“上帝”，他安排任何事情都有暗藏不露的用意，那麽，今天這一場意外事變，背後的寓意是什麽呢？再沒有其它別有深意的事了。我沒有因扒車被軋成殘疾，從此改變一生的命運；也沒有因掉車引發公安機關格外的追蹤，從而導致一場曆險；剩下的時間裏我去襄樊市看望了一個大學同學，也不過是尋常探訪，並沒有因此而發生一次羅曼蒂克的邂逅……那麽，這次掉車，這次意外地改變行期，上帝到底有沒有什麽深意呢？……驀地一個念頭跳了出來：莫非，莫非這一切的核心在於：命運導演借此安排一個機會，讓我看那一份《通緝令》？……　　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帶著對命運之神無可奈何的歎服，輕輕搖了搖頭。（以下摘自《情義無價》第八章“齊下龍潭，一樣忠誠一樣膽”。作者因參與救助八九民運人士而被中共公安部門在街頭秘密綁架，隨即在監獄裏受到嚴酷審訊。作者以直麵人性的誠實和形象細膩的筆觸，描寫了如煉獄般的七天審訊。——編者）（四）　煉獄七日．第二天　　次日，十月二十一日早晨，我頭腦昏昏沉沉，卻又異常亢奮。早飯，別人是一塊蒸得又幹又硬的糙米飯，幾塊辣蘿卜條，給我的卻是兩個小饅頭，一碗稀飯。我隻喝了兩口稀飯，就任什麽也咽不下去了。饅頭給了號子裏的人，立即分光吃光。　　一到上班時間，我就又坐到了審訊室，還是那三名女公安，兩側照例有七、八人旁聽。我坐在中間的石凳上，垂頭喪氣，象一隻被捆綁結實，擺在祭壇上的羔羊。問了幾個問題，我照頭天的回答，又說了一遍。　　主審的韓處長似乎對我的態度很不滿意。她拍了一下桌子，且威且怒地說：“劉丹紅，你不要兜圈子了。你回武漢幹什麽，我們清清楚楚。你不說，自然會有別人說！”她停頓了一下，加重語氣說：“鄔禮堂還在沙！”她看著我，再次加重了語氣，一字一頓地說：“你哥哥—劉多斐—也在沙！！”　　這一著果然奏效，我驟然受到了沉重打擊：天哪，他們竟然把我哥也抓來了！！……我的眼淚“唰”地一下就湧了出來。如果隻是我被抓，哥哥還可以照顧家裏，並在外麵活動，營救我。這下，一家抓進來兩個，這可讓爹媽怎麽活呀？！……我的心被狠狠地剜了一刀，手支額頭，低頭嗚咽不已。　　公安局的人大概發現這一番攻心過了頭，便又轉而哄我。給我講了一大堆政策，可仍然勸我不住，一大屋子的人就隻好都眼睜睜地看著我，任我哭將下去……正當我哭得天昏地暗之時，門外進來三個男子，其中一人手上拿著一架照相機。跟韓處長小聲打過招呼之後，韓處長便說：“劉丹紅，給你照個相。”我這副慘相怎麽肯？於是韓又說：“別任性，這是例行公事，人人都要照的，又不拿出去給你發表。”我隻有照了。一張正麵半身的、一張頭部特寫，都是麵色浮腫，雙眼飽含一包熱淚的樣子。又讓我站起來，照了一張全身照，然後，左右兩麵，甚至後腦勺都各照了一張。　　照相使我的情緒稍微平定了一些。最初令人眩暈的痛楚稍減，我稍稍恢複了一些理智。我邊擦眼淚邊在心裏盤算這兩天一直在折磨我的一個問題：事情究竟壞到了什麽程度？真的象她們所說的，已經全軍覆沒人“贓”俱在了，隻是事後要我交待過程？如果真是這樣，那倒應該識點時務。與她們配合至少可以贏得一個“好態度”，這是到了這個地步的人唯一可以引為自救的辦法了；但是，如果不是這樣呢？萬一是騙招呢？——他們完全可以把有關的人全部收審，虛張聲勢，讓人信以為真，從而供出王軍濤和陳子明的線索——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可千萬不能上他們的圈套。我甚至想到他們是不是故意選我這副狼狽的形象來照相，用這種無須設計的“苦肉計”來攻其他的人，讓同案的人看到我這副熊樣以為我屈服了，從而被誘供；或者用我的照片來加重他們的痛苦，摧毀他們的精神……唉！我好恨自己這副軟骨頭的樣子啊！　　我完全無法判斷哪一種可能性更大，但我必須在幾分鍾之內選擇自己將采取何種態度。我在心裏迅速地做了一番利害權衡：假使全軍覆沒是假的，別人都堅持住了，我卻由於年幼輕信或不能承受眼前的壓力把事情全說了，我可能會由於“主動”、態度好而早一點出獄，但換來的卻是終生不能原諒自己和一輩子在社會上無顏做人，這個代價實在太大了！相反，假使全軍覆沒是真的，別人都交待了而我硬是不識時務，那會怎麽樣呢？最多得一個“態度不好”的結論，充其量多關兩年，卻落得一生良心安寧，這是值得的！我於是決定：以最謹慎的態度待之，“死馬當成活馬醫”，權作他們什麽都沒有掌握。　　這樣打定主意之後，我心裏踏實了許多。我依舊不停地哭著，一方麵是真的心痛難忍，另一方麵也是可以使自己不說話，趁機從對方的言語表情中揣摩事態，思考對策。　　一上午的時間就這麽耗過去了。公安局的讓我中午回去好好想想，下午再談。　　一回到牢房，我就哭倒在被子上。牢友們來勸，隻說是哥哥也被抓進來了。再來勸，就說：“你們讓我哭一會兒吧！”一檔就做出一副善解人意的樣子對另外幾個人說：“就讓她哭吧，哭出來心裏好受些。”這一哭就是一中午。飯，自然又是沒吃。　　下午坐在提審室，我覺得那個姓韓的女公安看著我的神色，就象是一個廚娘，把剛剛從手底下掙紮逃走的雞一把給捉了回來，一手結結實實地按在砧板上，一手高高地舉起菜刀，充滿了征服的自信和殺戮的快樂。　　果然，韓處長一開口，就甩出一把尖刀，攻其不備：“劉丹紅，你很愛寫東西吧，還特別愛留底稿吧！”　　不啻晴天霹靂，“嗡”的一下，我的腦子當即就炸了。一瞬間，我失去了知覺、失去了意識，頭腦中先是一陣轟鳴，接著轉為一片死寂。我又一次真切地體驗到被“當頭一棒”打懵的感覺。　　我怔在哪裏，也許有半分鍾，也許有一分鍾，或者兩分鍾，直到血重新在腦血管中緩緩流動，我才恢複了意識。一俟有了意識，臉色嘩然而變，繼而冷汗涔涔。　　思維恢複的瞬間，我頓悟到是自己用隱語寫給北京的那封信的底稿落到了對方手裏，原來，我燒掉的是給另外一個朋友的信底，而恰恰把這個最致命的把柄留了下來！　　這無異於自掘墳墓！自己精心編織的借口，還有整個護王行動的秘密，看來都要毀在這個致命的疏忽上了！　　我頓時象是被人一刀紮進了動脈，鮮血淋漓，步履踉蹌。　　那邊又不失時機地發起了進攻。（此處有刪節——編者）　　隻此一來，“口子”就撕開了。（六）煉獄七日．第三天　　清晨，我被什麽東西驚醒了。朦朦朧朧中最先進入視線的，是高高的天棚上的蜘蛛網和一隻昏黃的燈泡。我意識迷離，有好一陣子對於這陌生的環境反應不過來。驀然間，理智跳回到我的大腦中，我一下子驚覺到了自己是在監獄裏！沉重的現實，象鐵塊一樣，“轟”地砸下，砸得我的心立即出了血，縮成一團，吊掛在胸口。我就象一個在孤舟上糧盡水絕的人，在半昏迷狀態中進入一個美麗的飛翔的夢境，醒來時卻猛然發覺，自己正無可奈何地飄向一個巨大的旋渦。（此處有刪節——編者）　　經過這兩天打交道，公安人員恐怕也掌握了我的一些特點：凡是我回答特別爽快，著意加以突出的人和事，肯定是無關緊要的。所以他們偏偏要去抓我閃爍其辭和力圖回避的問題。既然見問我與誰聯係過，問不出個所以然來，索性換個角度，直截了當地問：“是誰派你來找王軍濤的？”　　“……”　　“除了費遠，還有誰？”　　“……”　　“你的領導、老師，未必連這都記不住了？”　　“……”怎麽，謝老師暴露了？謝老師跟武漢方麵沒有聯係呀！……是去見謝老師時就被盯蹤，還是費遠被捕後供出來的？要麽，是謝老師跟軍濤他們一起出境時出的事？……可軍濤不象被抓了，否則為什麽老是逼問我王軍濤藏在何處……另外，費遠也不象是被捕了，因為我留給他的幾個地址和人名，始終沒有被盤問過……　　經過這兩天的審訊，我也有些經驗了。我提審多半在一排提審室的第一間，偶爾到後麵幾間提審時，我發現這一溜房子每間窗戶上都嚴嚴實實地貼著報紙。我猜得到這幾天一定是在突擊審訊我們這個大案要案。審訊過程中，預審人員之間的“串聯”也越來越頻繁。我已經注意到了，不時有坐在我兩側旁聽的人出去，或外麵的人進來，進來的人有時會給韓處長遞個條子，甚至與她耳語幾句。對涉及人員較多的案子同時突擊審訊有一個很大的好處，那就是可以利用他們的口供互相詐、各個擊破。在提審中，我經常感到，預審員們肯定是天天碰頭，在一塊兒核對情況。有的問題我這麽說了，預審員不滿意；我那麽說了，預審員還是不滿意，我就知道一定是我的口供與聯案的對不上。我不得不經常一邊磨時間，一邊苦心猜測聯案可能會怎麽編這套說辭。我知道，在同案幾人當中，自己是個最軟弱沒用的窩囊角色。警方又是哄又是騙又是嚇又是詐，就是想以我開刀，從我這個最年輕膽小最沒經驗的唯一的女孩子身上打開缺口。哼，我至死也不能讓你們得逞！我又一次默默發誓。　　因此，每每被逼問得無言以對時，我就緊緊地咬住嘴唇，沉默不語。我的心智和經驗已經不夠用了，為了不說錯話，我不得不采用物理的方法控製自己：咬緊嘴唇、幹脆不開口。一旦嘴唇沒咬住，一不小心，話就會從嘴裏溜出來；而一旦溜出來，就再也收不回去了。　　我知道，麵對審訊時，最聰明的辦法是能自圓其說，並且能夠成功地讓人相信自己的清白無辜。但我不會演戲、不會即興編謊，無論如何也做不象；其次是在不能隱瞞事實時索性從容承擔，也落得個磊落爽快。但我一方麵缺乏這種敢做敢當的氣度，更主要的是，這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我無法保證一旦我“竹筒倒豆子”，我怎麽能不把事實上介入了此案的同伴一塊兒交待進去？所以我隻有采用最愚蠢的第三種辦法，那就是明確地表現出一種“抗拒”的態度：我知道，但我就是不告訴你們！　　眼下，對我一點再點，再明確不過地指向謝老師。隻不過“謝小慶”這三個字她們需要從我的嘴裏說出。　　但是，我怎麽能出賣自己的老師呢？……　　前一刻，預審室裏進來一位五十多歲的男子，在我身邊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從預審員對他的態度看，可能是個什麽領導。他可沒有幾位女預審員那麽耐心，沒聽幾分鍾，就被我的軟磨硬泡給激怒了。　　他“唰”地站起身，兩步跨到審訊桌前，逼視著我，高聲怒吼，把桌子拍得山響：“劉丹紅，你這是跟誰對抗呢？！啊？你知不知道自己現在的身份？！無產階級專政可是鐵麵無情的！！到了這一步你還不老老實實交待自己的問題，好好解脫自己！為了你們這幾個人，啊，國家花費了多少人力物力，我們偵察員的腿都快跑斷了！”　　他怒火萬丈，似乎要把追蹤我們時的千辛萬苦都一骨腦發泄在我這個害苦了他們的女孩子身上。說話的當兒，手中拿著的一卷紙還“唰”地在空中揮舞了一下，幾乎刷到我的頭上。我頹然失色，猶如麵對一個怒吼的猛獅。　　猛獅餘怒未盡，象看著鬥膽跳到口邊的一隻膽大妄為的兔子一樣斜眼瞪著我，一下一下地頓著頭，威脅地說：你人不大，膽子倒不小！公然窩藏包庇反革命通緝要犯！啊？你為他們通風報信、協助他們轉移。你知不知道這是什麽性質的問題？！你以為你們很高明，做了什麽事我們不知道是不是？我們可以不要你說呀！！我們已經鐵證如山！啊？政府不過是看你年輕，給你一個解脫自己的機會，讓你自己說。你完全不珍惜政府給你的機會！誰都說你劉丹紅年紀最小、態度最不好！你不想從寬處理是不是？！你想做那些反革命分子的死黨是不是？！你年輕，有資本多坐幾年牢是不是？！……”　　一聲蓋過一聲的喝斥和一句比一句更有殺傷力的威脅以及“劈啪”作響的拍案聲，尤如一陣陣巨雷，從我的頭頂上轟隆隆一串串炸將過來。我向來就不是凶悍之輩，監禁與連日失眠又使人的神經特別脆弱。驟然襲來的強烈驚嚇，使我的大腦一陣轟鳴，接著轉為一片空白，身子一歪，幾乎昏厥過去。“完了！”我恢複神智後的第一個念頭是：“犯罪性質嚴重……不說也可以定罪……態度最不好……”專政機關的領導給我下了這幾條結論，我算是在劫難逃了。我不可控製地發起抖來，連牙齒都格格作響。　　兔子已被嚇得呆若木雞、驚恐萬狀、無力掙紮了，獅子還不放過：“我們的預審員對你夠仁至義盡了，每一個問題都耐心啟發，讓你自己說，挽救你。你是怎麽配合的？！沒有一件事是痛痛快快說出來的！！都象你這樣，我們還怎麽工作？！……”獅子的口氣終於稍稍緩和了一點，用手“篤、篤、篤”地點著桌上的審訊筆錄：“你說，是誰派你來的？你武漢的老師、北京的領導……”　　我僵硬地呆坐著，除了腦子的轟鳴之外，已覺察不到身軀的存在，眼神也已經由驟然的驚恐轉為無力的祈求。我害怕坐牢、我害怕被人狂吼訓斥、我想從寬、我想和哥哥早點回家呀！　　幾位女預審員似乎也對“領導”的極度狂暴感到有點意外。看著被嚇得儼然已經失態的我，不知是出於同情，還是出於“紅臉白臉”的角色分工，聲音放得很輕柔：“劉丹紅，你再想想，好好說吧！我們領導已經說了：凡是你說的，即便我們早就掌握了，也都算你‘主動交待’的，給你從寬處理……”　　另一個接上話茬問：“是誰讓你來找王軍濤的？”　　“……謝小慶！”一言即畢，淚水滾滾而下。　　長長的沉默。痛心至極的哭泣。　　……　　這兩三天，我流了數不清的眼淚。上中學的時候，學過關漢卿的名劇《竇娥冤》，竇娥哭天搶地的悲愴能使六月天下起鵝毛大雪。我在心底默默地呼喊著：“天地呀，你真的有靈嗎？你真的能感受人間的悲哀嗎？為什麽不顯示一下你超人的力量？！”我的悲哀已經達到了人類的精神力量所能承受之極。如果這樣徹心徹骨的悲慟都不能感動天地，萬物之靈何在嗬？！……　　忠於職守的女公安們卻對我的悲痛欲絕大不以為然：“你還很傷心是不是？劉丹紅啊，真不知你是聰明還是糊塗！你怎麽就不想一想，是誰把你害到今天這地步？聽說你在學校一直是高才生，本來可以有很好的前程嘛！你還把你哥哥也牽進來！人家想搞政治，讓你替他們到這兒來受罪，你還替那些人難受！……”另一位也白了我一眼，跟著數落我：“我們都認為你是年輕幼稚、受人利用，可你自己卻執迷不悟！……你也不想想，真對你好的人能讓你幹這樣的事？還不是看你幼稚、單純！他們怎麽不讓他們自己的老婆和姐妹來幹？……害你一輩子呀！”……　　這一瞬間，我頭腦中閃過的是費遠讓我東跑西顛當靶子引走“敵人”以掩護他和王軍濤等人脫身去海外時，那對我滿不在乎的笑意；是在北京與謝小慶秘密會麵時，當我告訴他，我聽說肖遠因掩護某人而被判刑十年時，他仍然表示要繼續看他一集沒拉的電視連續劇；還有在“六•四”之前，有一次一位朋友責怪王軍濤不該讓我去做某件事，王軍濤說：“我知道那是個火坑，要是別人的話肯定就毀了，但是丹紅不一樣。地獄也會造就她。”……嗬，謝老師、費遠、軍濤，你們現在在哪兒呢？是不是已經安全逃脫了？此刻是不是正帶著幸福的笑容享受你們的自由和快樂？……是啊，公安局的說的也許有道理：讓一個小姑娘舍身堵槍眼去換取你們的安全，是否有一點不公平？……咱們不是都在追求民主和人權嗎？仔細追究起來，大家在骨子裏麵真正有公平、人道和個人價值的概念嗎？我知道，在政治上我遠沒有你們重要；但是，在人的生命的意義上，我跟你們是平等的，我父母的痛苦和你們父母的痛苦是等值的。……當然，我知道，你們之所以舍得我吃苦冒險，是因為腦子裏有那麽一套觀念，所謂‘天之欲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唉，那套觀念在我現在看來是多麽虛妄、多麽沒人性！我才不在乎會不會被“造就”出來呢，我隻知道，我失去的青春是再也不能挽回的；我隻知道我眼下的痛苦是實實在在的、是任何一個跟我講大道理的人都不能為我分擔一點點的……　　“劉丹紅，你說說在北京和謝小慶、費遠見麵的情況。”　　……或者，你們也被抓住了，也在被審訊逼供？那你們為什麽不主動承擔一點呢？為什麽老是讓他們一大群人來逼我一個人呢？我一直被推在第一線，已經實在頂不住了！……你們都是一些大男人，是不是也能拿出一點勇氣，來為我分擔一點點……我實在是熬不過去了呀，再逼我，我就要瘋了……！（此處有刪節——編者）（七）煉獄七日．第四天　　剛剛坐了幾天牢，我就已經受不了了。自由飛翔的小鳥猛然被關進狹窄的籠子，沒有不憋悶得四處亂碰亂撞的，何況又是這麽一個地獄一般的地方。環境的驟然變化、身份的驟然淪落、每天如煎似熬的審訊，無一不使我如坐針氈。自入獄以來，我始終懊悔自己沒有在入獄前做好準備。徹心徹骨的悔恨使我成了一個妄想狂：我想逃出去、我想給外麵帶個信、我想跟同案去串供！　　我一寸一寸地巡視牢房裏的每一個角落：窗子、鐵門、天棚、下水道……，看有沒有給冒險家留下任何創造奇跡的可能。我尤其仔細地觀察風場上鐵柵欄的天棚，我仔細地研究了每一根鐵條，看有沒有破損或鬆動的痕跡，結果我失望了，整個牢房設計得象鐵桶一樣嚴密。不過我還是發現了鐵桶上的一個漏洞，我發現風場西北角水池子下麵的下水管道周圍，約有四十厘米見方是泥土，這是整個監號及風場內唯一不是水泥而是泥土的地方，我試想如果從那裏沿著下水道挖一條地道，也許能出去……　　可是我用什麽挖呢？牢房裏沒有任何利器。也許我可以用手挖，每天把挖出來的一點土用水衝走，愚公移山……，我想起小時候看過的小說，巴士底獄的犯人用手挖了幾十年，挖出了一條逃生的地道。可是我當不了基督山伯爵，我壓根沒有機會：風門夜間是鎖上的，有時白天也不開；即使開門，幹部或外勞的不斷在頭頂的平台上巡視，下麵的事看得一清二楚；即使幹部和外勞的不巡視，號子裏的人也如影隨形一刻不停地跟著我，我到屋子裏，他們就跟進去，我到院子裏，至少會有一個人立即跟出來。我並不是時時刻刻想挖地道，有時我就是想一個人靜一會兒，我不得不一再說：“我心煩，讓我一個人呆一會兒好不好？”……　　逃跑的妄想無法實現，我又陷入了幻想：我想變成天上的小鳥、我甚至毫無詩意地想變成地上的螞蟻，甚至老鼠。我極端地羨慕它們，隻因為它們是自由的。它們可以隨意出入七處二所八棟一號，沒有人會用鐵門鐵窗探照燈機關槍來看管它們；它們可以和家人以及朋友一起輕鬆或艱難地討生活，沒有人會嚴辭逼供它們；他們可以快樂或痛苦地吱吱亂叫，沒有人會動不動就嗬斥它們……羨慕歸羨慕，我終是無法象童話描寫的那樣變成螞蟻或小老鼠……我於是又轉而幻想來一次天災：地震、火山爆發、龍卷風、大洪水，什麽都行，越大越好、越快越好，往七處二所這兒發、往八棟一號這兒發！……　　無論環境多麽惡劣、多麽令人窒息，比環境更讓我不能忍受的，是公安人員每天給我施加的巨大精神壓力；而無論審訊中給我施加的精神上的壓力有多麽巨大，比任何外在的折磨更使我無以承受的，是有負於人的罪惡感、是對自己的無能和自私的鄙視，是內心對自我的責難。　　一天二十四小時，分分秒秒都是焦灼的火焰，慢慢地炙燎我、熏烤我，讓我輾轉呻吟、無以自從——（以下略——編者）（八）煉獄七日．第五天（此處有刪節——編者）　　我對審訊的另外一個經驗是：“犯罪事實”固然重要，“態度如何”也實在不可小視。犯了同樣的事，甲老實坦白，象隻馴順的羔羊一樣配合預審員工作，在審訊過程中努力使人家了解你的為人和處境，甚至對你這個人產生幾分同情和好感；乙頑固強硬，象隻刺蝟一樣讓人無法下手，甚至由於你的態度驕橫而冒犯了專政執法者的尊嚴，對你懷恨在心……再公正的執法者也不是機器，“人”總是有主觀色彩的；再嚴格的法律也不是標準化試題，總會有上下浮動圓通的餘地……在不同的情緒和認識狀態下，辦案人員手底下緊一緊、鬆一鬆，討論定案時輿論朝這邊倒一倒或朝那邊歪一歪，兩年或者五年，對辦案人員來說，不過是個“印象分”，具體落實到你頭上，可就大不一樣嘍！　　我就是這樣矛盾著。在交待問題上，我絕對屬於“態度不好”的。不逼不進，進一步退兩步，中間說不定還要反複三次，讓人又不耐煩又惱火。另一方麵，從個人的角度，我實在算不上一個蠻不講理、刁鑽陰險的人。公安人員見過的悍婦潑婦奸婦刁婦太多了！在他們的眼裏，我也許更象一個女學生。我極其自尊、敏感、脆弱，審訊時稍稍給我加點壓，我就顯得很有些“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經過這幾天的劫磨，“形象”我是早已顧不上了。沒有哪一次提審不是鼻涕眼淚地哭濕了一條又一條手絹。不過，即使哀哀欲絕，我還是拚命固守著兩條原則，一是不願意連累別人，二是依舊不失尊嚴。依我的年齡和柔弱的性格，就我目前所承受的痛苦而言，連公安人員都覺得能做到這兩條是很不簡單的。但是，在非提審的場合以及非敏感的問題上，我表現得十分有禮貌善體人意。比如每次審訊卡殼，對我進行政策教育時，我往往都會一改剛才的敵意和戒備，誠懇地表示：“我相信你們說的是真心話。我從心裏感激你們的好意。”“我知道你們今天在這裏，也不過是出於工作職責。我本來應該好好地配合你們。我個人，的確一點也不想難為你們。但是，很抱歉……我實在記不起來了！”最初兩三天的麻木過去以後，每次押解時，我都禮貌地與預審員打招呼致意。趕上夜班或星期天，我還要為自己惹出麻煩而使人家不能正常休息而表示歉意。　　不光是我，公安人員也力圖將“案子”與“人”二者分開。中國幾十年的政治風雲，翻翻覆覆，今是昨非。對一種主義、思想、路線、政策，過於虔誠和執著，轉眼間就會被視為愚忠，變成可悲的政治工具和犧牲品。我在提審時也曾借說明自己的動機而敲打對方：“我是個人道主義者，我參與幫助那些人是出於基本的同情心。我不懂政治。中國的政治誰說得清楚呢？今天是這樣，明天誰又知道是什麽樣？”意思是你們也別太頂真，也給自己留條後路。其實，又何須我提醒，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早使中國人變聰明了。特別是象“六•四”這樣的事件，幾乎人人心裏都有杆秤。公安人員作為國家專政機器上的鐵部件，必須無條件地與黨中央保持一致，這是他們基本的職業要求。但是，在終於職守的同時，她們也盡量對我們這些政治犯表現出“對事不對人”的態度，也有意無意地把自己和工作拉開距離。尤其在後期，她們在審訊中，一再說“法律無情人有情嗬！我們跟你無冤無仇，不會害你的！”經常苦口婆心地勸我：“一定要識時務，給自己留條後路”。秋涼日甚，見我是個女孩子，還特地給我一疊紀錄紙，讓我墊在冰涼的石凳上，後來索性讓我坐木椅子了；見我經常披頭散發的，書記員還送了我一小捆橡皮筋讓我把頭發束起來……盡管是“專政機器”的代表，她們何嚐不也是一些人呢？　　除了政治上的考慮之外，在提審的過程中，也有一個對被審者人格的評價因素。我如此地不配合，給公安部門的工作製造了莫大的難度，用她們的話來說，她們幾個人被拖在最後，遲遲不能結案。照理她們應當恨我。奇怪的是盡管她們非常惱火，但看得出來，她們內心裏卻並不想往死裏整我。書記員就不止一次說：“劉丹紅，你呀，真是！好多對你不利的話我都沒給你記上去！就你這態度，我要是照實都給你記上，將來合議的時候，你非吃大虧不可！”……　　在這方麵，陳科長表現得最明顯。在審訊中，她是個唱“白臉”的角色，與韓處長的聲色俱厲相對應，那些勸解安撫的話多半由她說、解押還押也多半由她和書記員出麵。每次她到幹部值班室來提我，都要關切地問問我吃的怎麽樣、睡的怎麽樣、思想轉過彎來沒有等等，還不時地幫我翻好領子、扯扯衣服，說：“這麽漂亮的姑娘伢，怎麽一點風度都沒有了！”她甚至幾次對我說：“劉丹紅，將來出去，你可不要恨我們呀！”……我有時甚至覺得陳科長的態度有幾分討好的色彩了。不過，人在這種處境下，對於善意和關懷就如久旱之於甘霖，哪怕對於一個微笑都極其敏感。雖然陳科長也是專政我的人之一，但她常能給我一些溫詞軟語，我自然是覺得她更可親些，對她的勸戒也更聽得進一些。　　這天上午提審結束後，隻有陳科長一個人送我回號子。一路上，又是拍我的肩膀又是為我撩頭發，象對親姐妹一樣誠懇地說：“劉丹紅啊，我私下裏對你說句真心話，人嗬，該轉彎的時候就要轉彎，你這麽死強著沒有任何意義，對你自己沒有任何好處！”那副恨不能掏出心來給我看的誠摯和關切，使我幾乎被打動了。我真想對她說：“事實是這樣的……但是，你覺得，我能這麽照直說嗎？”——我幾乎要這麽跟她商量了，然而，舉目所及的一排排鐵門鐵窗，使我這瞬間的感動立即被堅如磐石的不信任感給擋住了。我真怕眼前看到的誠懇一轉眼就變成了勝利者背後的得意：“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我已經把劉丹紅的真話給套出來了！”……當人處於一個被“專政”的位置上時，又敢信任誰呢？　　我趁機試試她的真假，於是，也極其誠懇地說：“我心裏明白，你對我最好，你是真心同情我。我也最願意跟你說話！”我停了一下，瞥了瞥周圍，見四下寂靜無人，便貼近陳科長，小聲，但是極其堅決地說：“這兒沒別人。您能不能告訴我：謝小慶和費遠‘到底’被抓了沒有？！”……我聽得見自己的聲音由於乞求而微微顫抖，摯切的渴望燒得我的眼睛幾乎冒火。陳科長明白我的意思：我現在最難受的，就是對情況不摸底。如果謝小慶、費遠沒有被抓，我就可以把一些事情推到他們的頭上；如果他們已經被抓，我就痛痛快快地“坦白”，總之，正因為不明情況，我才受這麽大的煎熬……陳科長同情地看著我的眼睛……我迎視著她，用渴求的目光捕捉著她臉上每一絲細微的表情：“陳科長，您要是為難，您不必說！您暗示我一下就行！”我盼望著陳科長能點一下、或搖一下頭，或用眼神給我一個暗示：一旦我心中有了底，我就可以少受多少折磨呀！我進一步讓她放心：“陳科長，審了我這麽久，您還不了解我嗎？對幫助過我的人，我是至死都不會損害的！”……　　陳科長幾乎要說了！她看著我，喉頭動了幾動。我張著嘴巴緊張地期待著……但，她終於還是把話咽了回去，取而代之的是：“劉丹紅，你總問別人幹什麽？你怎麽不想想自己？你不恨他們呀！”我別過頭去，臉上立即恢複了冷漠。我失望了！什麽叫“恩德”呀？你們要我將來有了出息，不要恨你們。萬一真有了那一天，千人萬人稱讚，我不會在意。恰恰是現在這種時候，不必說一個字，隻是眨一眨眼，給我一個暗示，我劉丹紅會沒齒不忘！！眼下沒有一個人，天知地知，我寧死也不會連累你嘛！為什麽就沒這份同情心呢？……不，也許同情心是有的，不過人性就是戰勝不了黨性，同情就是戰勝不了專政中的立場、原則，良知就是戰勝不了對自身利害的顧慮。畢竟，沒有幾個人會為了幫助別人而舍棄個人的安危……我的心又重新恢複得象鐵一樣冰冷堅硬。（以下略——編者）（以下摘自《情義無價》第九章“碧血籠牢，百煉成鋼繞指柔”。作者以“窩藏包庇反革命通緝要犯”的罪名在武漢市的刑事犯看守所被關押了一年半有餘。　這一章描寫了刑事犯監獄中的環境、製度、特定的“監獄文化”，以及作者在死囚牢房的經曆和感受。——編者）（此前略——編者）　　在同為“階下囚”的監獄人犯中，存在著嚴格的等級製度。等級製度的重要標誌，就是在號子裏“分檔”和“走過場”。　　在武漢市公安局第一、第二看守所的每個監號中，關押人數從五、六個到十餘個不等。吃喝拉撒睡全在裏麵。一溜大通鋪從頭檔（牆頭）到末檔（靠廁所），依次標誌著在此監號時間的長短和地位的高低。第一擋叫“頭擋”，是號長“牢頭獄霸”；二擋是“甩手”，即“什麽也不管”；三擋是“管事”，相當於“大管家”；四擋五擋是“釘頭”，即打手；六檔以後的則全部為“揣模子”，即窩囊廢、受氣包，有時號子裏的“揣模子”達七、八個甚至十來個，卻被幾個上層階級壓迫得除了夢話，整天一句話都不敢說……在武漢市所有的看守所中，都流行著官方在正麵宣傳中禁止，卻屢禁不止的“走過場”的陋習。　　所謂“走過場”，就是例行的“下馬威”。在牢頭獄霸的指使下，老犯人群起毆侮新來者，將其製服，從此遵守號子裏自定的各種規矩。如果說《水滸》中林衝挨的“殺威棍”還是由獄卒來打的，那麽武漢監獄中的殺威棍則是由犯人自己（或在看守暗示下）來進行的。　　讓我們旁觀一次典型的“走過場”的情形——　　鐵門“哐啷啷”一聲響，又一個新犯子被丟了進來，老犯子們象在座山雕的威虎廳裏一般，在床上依次坐成一排，一聲不響。幹部把門一鎖，走了。新犯子在耽耽虎視下瑟縮在門口不敢動。幾分鍾的時間壓迫後，“管事”用指尖招呼新犯子：“過來，過來！”新犯子剛剛往前走了兩步，又被厲聲喝令“枯倒（蹲下）！”新犯子哪敢不從？老老實實蹲下後，管事拖著腔，冷冷地問：“為麽事進來的？”新犯子規規矩矩地交待坐牢的原因，低頭蹲著不敢動。牢頭獄霸則在“一擋”翹腳叼煙，做出一副甩手掌櫃的樣子，欣賞著治下的管理。聽完新犯子的自我介紹，管事站起身來，邁著方步，慢慢踱到新犯子麵前，伏下身去，看著新犯子的眼睛，臉上還笑眯眯的。猛然間笑麵虎變成了煞麵神，管事“唰”地伸出手臂，一個張開的巴掌直觸到新犯子臉上，惡狠狠地喝道：“這是麽事？”新犯子被嚇得一跳，戰戰兢兢地答：“五！”“啪啪啪啪”，管事幾個耳光扇得密不透風，然後再次把巴掌狠觸到新犯子臉上：“再看，這是麽事？！”新犯子往往帶著哭腔說：“不曉得。”“啪啪啪啪”又是幾個耳光扇得新犯子昏天暗地，管事這才一字一頓地“教導”：“這叫‘伸－手－不－見－五－指’！這是個黑暗的地方！！記牢了？”“記牢了，記牢了！”新犯子一迭聲地應著。管事又吩咐：“去去去，到那邊去洗個澡！”無論春夏秋冬，新犯子得立即脫光了洗個冷水澡，隨身穿來的好衣服隨即被“孝”了，奉獻給一直在頭檔抄著手“運味”的牢頭獄霸。　　新犯子衝完冷水澡後，被命令伸開雙臂赤條條地貼牆站著，由“釘頭”動手，當胸狠狠打七拳，再轉身，背後打八拳（所謂“前七後八”）。如果新犯子年紀大，或比較文弱，或所犯的事兒在犯子們看來不可恨，那麽牢頭會發話：“來個‘愛情點子’（注：溫柔一點），前三後四。”……　　“走過場”手段殘酷，花樣繁多，除此之外，還有什麽“蝦子過河”、“開追悼會”、“騎摩托”、“吃定心饃”、“放風箏”……不時有人被打殘甚至致死。常有新犯人不堪忍受折磨，淒厲的慘叫聲在監獄上空彌蕩，令人不寒而栗。（此處有刪節——編者）　　在這種特殊環境中，察言觀色的本領是非常重要的。公檢法的人以及監獄幹部，隻要一開口，三兩句之間，我就知道是“來者不善”還是“所來非惡”。不光是我，或許是生存本能所致，監獄裏，人的感覺器官都變得格外敏銳，平常的聰明人，到了這裏，很快就會變為長於應變的精靈鬼。我剛來時，心裏憋得難受，經常站在風門的窺視孔前往外看，一次，一個女外勞的見我又站在門前流眼淚，就靠過來輕聲安慰我，可話沒說完就板起臉來走開了。我那時就很遲鈍，根本沒有反應過來是怎麽回事。不一會過來一個幹部，往門裏看了看，沒說什麽，走了。從此以後，隻要我再站在門口，同號的就會把我拉開，說幹部交代過，不讓我往門口站……我現在當然不會那麽傻了。由於沒有自由，犯子之間的很多交流根本不用語言，一個眼神，一個看似不經意的動作，彼此心領神會。我在號子裏弄筆、弄紙、寫信、收信、傳信，外防幹部，內防奸細，幾乎全是靠耳朵聽動靜、眼睛來說話。　　或許正是由於有距離、有壓抑、有禁忌，監獄裏人的感情特別強烈而濃重。所謂深沉含蓄大約屬於象我這一類還沒有徹底灑脫起來的人，刑事犯子們則沒那麽累。他們在看得這麽緊的地方居然還能談情說愛，愛得驚天動地、無法無天。一男一女根本沒見過麵，隻是通過打電話（注：不同的號子之間隔牆喊話稱為“打電話”，距離遠的叫“打長途”）、或各自聯案的介紹而牽上了線，倏忽之間便愛得死去活來，一天到晚，情書頻傳，封封讓人肉麻；大庭廣眾之下六棟與八棟，或五棟與七棟之間你愛我我愛你地呼來喊去，毫不遮掩。為了見麵和互遞情物，這些犯子們想出來的辦法，真讓你佩服他們有上天入地之能，若說荒唐十足荒唐；一旦被幹部雙雙擒住，男號子一個門板鐐、女號子一個門板鐐，個個一鎖十來天，可是哥哥呼妹妹，妹妹哭哥哥，受盡苦楚，尤言不悔，倒也羨煞天下的無情人。一旦與男號的聯係被徹底封殺，女犯中的幾個“假小子”便成了寵物，她們的情書作為“奇文”，我還收藏過幾封，可惜被幹部抄監時給扔了。（此處有刪節——編者）　　在監獄這個特殊的學校裏，我的思想和行為也逐漸產生著變化。剛來時，我如履薄冰、噤若寒蟬，呆久了，我也有點學“油”了。　　在二所，由於隻有我一個女政治犯，在精神深層我是極其孤獨的。我是如此強烈地盼望著能與“同類”們建立聯係，以至於後來竟產生了一種奇妙的心理：我對凡是戴眼鏡的人都本能地感到親切。有一次，我們號子裏的電燈壞了。在看守所，燈是由幹部控製的，白天熄，晚上亮，整夜長明，所以燈泡一壞，立即要修。修燈泡的都是男外勞的，每次兩個人，扛一個長長的大梯子，進來後，一個扶梯子，另一個上去換燈泡。看守所是一個嚴格實行“性別隔離”的地方，每次修燈泡的進號子之前，都是女幹部先進來，喝令我們：“都坐好坐好！”於是全號子的人都乖乖地貼牆邊坐成一排，擺出一副不苟言笑的樣子。男犯子進來後也是連眼睛都不敢斜，在女幹部的監督下，在女犯子們盯盯的注視下，換上燈泡低頭就走。有一次，來修燈的男外勞中居然有一個戴了副眼鏡！我跟女外勞的打聽了一下，她說這個戴眼鏡的是個詩人，叫了一個很怪的名字，我說是不是叫“野牛”，她說對對對，好象是叫個什麽動物。我於是決計要和野牛聯係，因為我知道，他是我哥在外麵的朋友，這次是因為參與八九民運抓進來的。　　可是怎麽才能聯係上呢？燈不壞，他們是不會來的；即使來了他們也不敢抬頭；即使抬頭了他也不認得我；，我們號子的燈不知什麽時候才會壞，等半年以後燈壞了，說不定他早被轉走了。　　但我還是很快就有了辦法。　　牢友們都在風場裏作活的時候，我一個人在號子裏往空中拋鞋子玩，高高地往燈泡的位置拋。太輕了夠不著，但又不能太使勁，一定要用柔軟的拖鞋，因為我的目的隻是把燈絲打掉，而一定不能把燈泡打破，否則幹部就會知道燈熄了是人為的破壞。我試了一次又一次，頭抬暈了，眼發花了，手也軟了，隻好作罷。過了幾天我繼續試，終於成功了，整整好好燈絲被打散了，燈泡卻一點也沒有破。於是讓牢友喊報告，女外勞的告訴了幹部，幹部通知男外勞的來修燈。一切都按我的計劃在進行。　　果然還是那兩個男外勞的，其中一個瘦瘦高高的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幹部依然盯得牢，男犯子依舊目不斜視。但我不著急。等他們收起梯子準備出門時，我站了起來。我這時候站起來不算違規，因此幹部不管。我故意東張西望地不看腳下，眼看就絆到了一個水盆上，於是我的橋子急得大喊：“劉丹紅，當心水盆！”隨著橋子喊出我的名字，我立即掉頭看那個戴眼鏡的表情，如果他是野牛，他一定會顯出吃驚的樣子，因為我知道，野牛知道我在二所，他隻不過不知道我在哪個號子而已……可惜的是，那個戴眼鏡的毫無反映。　　事後，我再次讓女外勞的幫我打聽，才知道，野牛被判了一年勞教，早已送走。那個戴眼鏡的不是他。　　還有一次，有幾個外麵的人到二所來參觀，其中一個年輕女子在上麵泛泛看了之後還不過癮，又湊到一號的門口從風眼往裏看。我在牢房裏恰好站在門口，見她那副又好奇又憐憫又嫌惡又自我優越的表情，不禁惡作劇地衝著她做出一副“壞人”的表情，“噢”地嚇了她一下。她象見了鬼一樣慌得掉頭便跑，我開心得撫掌大笑。笑罷之後，不禁在心裏感歎：所謂“社會人”，說到底就是個“位置”！曾幾何時，我作為一個心理專業的大學生，到全國最大的勞改農場聚集地沙洋去實習，就是帶著這副居高臨下的表情去參觀監獄、去與犯人們談話。想不到三年後的今天，我自己倒成了被參觀的對象！小時候，作為一個“班幹部”，我有時也會學著老師的語氣，對班上的淘氣同學說：“你再這樣下去，長大非坐牢不可！”沒想到所謂“壞學生”並沒有坐牢，反倒是我這個“好學生”長大以後坐了牢……現在想一想，自己當初的那種優越感是多麽淺薄、多麽虛榮、多麽有偏見！……眼下，淪為最底層、被人歧視和厭惡的階下囚，我反倒變得超然了。我不再特別看重“別人怎麽看我、怎麽說我”之類的問題，我不再會強烈地感到受他人“位置”的壓迫，我也開始注意克服自己頭腦中固有的一些偏見……　　在內心裏，我常常自省。我希望自己變得灑脫，但不要淪落；我覺得對我這樣從小隻會當好孩子的人來說，學“油”一點並沒什麽不好，我相信自己絕不會學“壞”。對於“變”或者“不變”，我認真地思考過。我覺得如果經曆了人生這麽大的變故，我竟然一點變化也沒有，那說明我太遲鈍、太不善於從生活中汲取經驗；反過來，如果我一旦遭受了一些劫難，便蛻變得麵目全非，那又說明我過去二十幾年形成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太沒有根基、我這個人太沒有“定性”。我希望自己“變”而又“不變”、“是我”而又“非我”。（以下略——編者）□　寄自美國＜[e-mail]＞～～～～～～～～～～～～～～～～～～～～～～～～～～～～～～～～～～～～【後　　記】　　　　　　　　　　　　　　　故事外的故事　　　　　　　　　　　　　　　•劉丹紅•（這是《情義無價》由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時，作者寫的出版後記——編者）　　從小，在我心中，作家是一些高雅而閑逸的人物，寫作是一個詩意而浪漫的過程。我從來沒有想到，當我構造自己的作品時，除了智力和體力上的付出之外，還常常要象“做賊”一樣心虛戒備、要反複承受情感衝擊的痛苦、長久地被惡夢所纏繞……　　七年前的此時、此刻——一九九零年的五月十四日夜，我正在武漢市第二看守所的監號裏，為書中寫到的那個最後被槍斃了的小保姆值夜班。可以說，眼下這本書最初的構思，就來源於那些為死刑犯值班的不眠之夜。隻有在那樣的深夜裏，我受到的監控和幹擾最少，我隻須用衣服或被子的一角遮住牢門的方向，而不必顧忌來自頭頂和號子內部的監視。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那些難捱的日日夜夜，每當我不無幾分自戀地設想：如今自己所經曆的一切都可能成為未來的寫作素材時，那種完全不適於人類的生活就相對而言變得比較容易忍受了。　　出獄後，由於必須謀生自立和尋求發展，因此本書的整個寫作過程都是在奔波轉徙當中、在工作學習之餘完成的。業餘時間零零碎碎，很難進入創作狀態。為了真實地描寫當年的特殊環境和心態，我不得不強迫自己回憶當時的情境、重溫當時的感受，在心理上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經曆那些恐怖和痛苦，把幾近愈合的傷疤一次又一次地揭開。那當然不是一種愉快的體驗。經常是這樣：下班後一個人悶坐在房間裏，長久地醞釀感情，好不容易進入了狀態，寫不了兩頁，往往已是午夜時分，為了次日能夠按時上班，我又不得不強迫自己停筆休息。然而，一旦觸碰了那些由於時過境遷幾乎已經痊愈了的傷口，往往又會被情感的慣性拖著走，以致經常是長久地流淚、徹夜地失眠……白天，我是一個理性而開朗的社會人，晚上，則滿腦子都是監獄、審訊和人生的滄桑……可以說，在過去的這些年裏，這種近乎“自虐”的情感體驗和白天夜晚人格角色的截然衝突，伴隨了我整個的寫作過程。　　技術和工具的問題也一直困擾著我。我始終沒有一台屬於自己的電腦。本書最初的手稿是用紙筆寫的，後來的輸入和修改全部是在夜晚和周末，借用朋友們辦公室的電腦完成的。由於始終漂泊不定，我先後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方借用過十幾部電腦，先後用過五、六種不同的中文軟件。　　一九九四年我回湖北申請護照，白天為各種手續奔波，夜晚，借一位同學單位裏的電腦寫稿。為了不給那位同學帶來麻煩，我總是在夜裏十點鍾以後才去幹活。每天一到辦公室，第一件事就是用從家裏帶去的厚厚的窗簾把窗子嚴嚴實實地遮上，連門縫都用紙堵上。大燈不敢開，隻在稿紙上頭點一盞微弱的台燈。一旦外麵有了人聲，我立即嚇得大氣都不敢出……每當淩晨頂著寒星壯著膽子疲憊不堪地走回住處的時候，往往禁不住感歎：這回真正明白了什麽叫“心血之作”。　　一天，那位同學驚惶失措地來找我，一見麵就說：“你的文件出事了！”一瞬間，我腦子裏又象書中所描寫的那樣，“轟”地一聲炸開了。我當即的反應是：雖然我用了密碼，可是文件還是被他的同事發現了，同事告到了領導那裏，領導又通知了公安部門，現在有關方麵正在就這樁“反革命寫作事件”展開調查……我馬上想到的後果是：出國的事完了！護照肯定不會發給我了！我也許又將麵臨審訊。尤其令我不安的是可能會因此而連累這位事實上並不知情的同學……待我強做鎮靜地問到底出了什麽事時，同學告訴我：他的一位同事使用電腦時出了問題，把內存的所有文件都消掉了。同學問我是否在軟盤上留下了拷貝文件，我說沒有。這就是說，我十幾萬字的書稿，全部前功盡棄了！……這令我同學極為不安。然而，聽到是這麽一回事，我竟然輕鬆地笑了。無論將十幾萬字的書稿重新寫一遍是多麽艱難，對我來說，這畢竟不是最壞的事！　　本書的寫作更是一個與惡夢時時相伴的過程。出獄後在中國大陸的五年中，我平均每個月都要做一兩次惡夢，在《華夏文摘》發表本書初稿的那一時期，更是頻繁到幾乎每星期都做幾次惡夢。夢的主題極為相像：永遠是到處隱藏這部書的底稿和寫作資料，永遠是怎麽藏都覺得不保險，永遠是眼看就要被搜查的人發現了……一九九六年春到美國之後，我一邊適應新的生活，一邊完成了本書的最後修改。目前，盡管我依舊隻能用工作之外的時間寫作，依舊要熬夜，但，總算結束了纏繞我多年的惡夢。　　作為一部紀實性的文學作品，我知道《情義無價》遠遠不夠成熟。海外以及官方與此案有關的許多線索對我來說，至今還是個“黑箱”；此外，我也常常苦於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文學功底有限，不能很好地把握這一題材；時間的限製也使本書的修改未能盡如人意。然而，盡管充滿了遺憾，它總算是完成了，即將麵世了。這也算是對與我共患難的朋友們、對自己的一段人生曆程有了一個交待。　　這部作品從醞釀到出版的時間較長，也有一個客觀的好處，那就是我本人的心態也同時在變化和成熟。我希望我沒有把本書簡單地寫成一個現代版的“英雄故事”，我希望它是一部真實的關於“人”的故事。目前，站在這塊與祖國隔洋相望的土地上回眸反觀當年的那段經曆，我甚至從中品出了幾分荒誕。喬裝打扮更名換姓的潛逃、暗語傳信單線聯係的神秘、麵對審訊時的柔腸寸斷或威武不屈、在監獄中的忍辱負重和英雄主義……這些都應當是我們在古典小說中看到的情節，它本不應當發生在二十世紀後期我們生活的這個物質財富和現代科技高度發達的時代。現代社會的政治運作，根本不應當是這種“對敵鬥爭”的模式！事隔多年，無論對於當初“出賣”了我們的人，還是那些抓我們審我們關我們的人，我都諒解了。我覺得他們和我們一樣，都在一個特定的曆史時期扮演了一個不無戲劇化的角色。　　不過我並不為自己曾經扮演過一個具有某種荒誕色彩的戲劇化形象而感到羞澀。捫心自問：難道我願意扮演這麽一個角色嗎？如果沒有政府如臨大敵般的通緝，我們有什麽必要以地下工作的手段去掩護和轉移朋友？當然，當局一定會說：如果沒有那些“精英”們搞“動亂”，政府又何必通緝他們？那麽我們進一步的問題就是：一九八九年千千萬萬的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他們的訴求又是什麽呢？我想，其中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中國的政治從此走上寬容、理性、協商、和解、彼此妥協的民主之路。在那樣的政治格局下，不同觀點和陣營的人們之間將不再是刀光劍影你死我活的關係。不光是在政府體製內與體製外，不需要對敵鬥爭的模式，就是同一政黨內部，也不應當出現殘酷血腥的殊死之爭。因此，說當年的事情有幾分“荒誕色彩”，不是說我們對情義的固守錯了，不是說我們的英雄主義情懷錯了，而是說，這樣的事情從根本上就是不應當發生的，中國根本就不應該給本書的這些主人公們提供當“英雄”的機會！在一個不健康的社會裏，當需要英雄的時候卻不能產生英雄，那是這個民族的悲哀；但是，一個社會，如果不斷地有產生那種古典式悲劇英雄的需要，那是這個民族更大的悲哀。從這個角度看，我們當年為情義而做出的選擇，正是為了今後不再有類似的考驗出現；在這個意義上，我倒真希望本書所紀錄的這個故事，在今後的中國，成為絕本。　　在這部書稿即將殺青的時候，傳來消息，中國對刑事訴訟法進行了修改，取消了收容審查製度，並且明文規定被調查者在關押之初就有聘請律師的權利。我知道，本書所描寫的一些事實，在生活於法製健全的社會中的人們看來是難以理解的。比如在入獄之初，使我備受折磨的問題便是：我無法確定這一案件的當事人是否真的已經被捕。其實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我當時的確不可能信任公安人員，但隻要有一位律師告訴我真情，我所經受的煉獄般的痛苦和我在審訊中給預審人員製造的障礙就可大大減免了。但是，按照中國當時的法律，別說是請律師，就是給家人寫一封僅僅是報安的信件都不得不采用違反監規的秘密方式。　　對有關法律的修改使我看到了中國法製進步的一線希望。作為中國不健全的法律的犧牲品，我真希望本書中所描寫的那些殘酷的事情——諸如，由於不能及時定案或沒有證據定罪，就把人無限期地關押在看守所——再也不要在那塊土地上發生了。　　“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這或許正是寫作本書時筆者心境的寫照。由於與現實生活距離太切近的緣故，並不是所有真實的事件都記錄在本書中了，甚至有些極為精彩的情節也不得不忍痛割愛。但本書中所記載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實的，至少是筆者所了解到的真實。我相信，關於本案及其主人公們更全麵、更深刻、更人性化的故事，將在不遠的將來，與廣大讀者見麵。　　感謝我的親人，是他們的理解和支持使我得以度過這些年的艱難時光；感謝同案的難友們，是他們為我提供了大量珍貴的第一手素材並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給予我許多鼓勵；感謝獄中的囚友以及公檢法的一些人士，是他們的友好和幫助使我對監獄生活尚存溫馨記憶；感謝《華夏文摘》以及吳放女士首先發表這部作品的初稿，並做專題采訪，為這個故事帶來了更多的讀者；感謝明鏡出版社的總策劃何頻先生以及各位編、校人員在時間緊迫的情況下加班加點使本書得以在“六四”八周年問世；我還要感謝那些我暫時不能提及他們姓名的人士，以及我不可能一一提及姓名的人們，是他們的“情”和“義”使我對情義的信念終生不悔……我要把這本書獻給一切在坎坷歲月中曾經關心和幫助過我的人！——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四日夜至十五日淩晨於美國華盛頓 返回頁首 smooth注冊於:2005-08-16帖子:554所在地: Boston 發表於: 6/11/2010 17:28 發表主題: -------------------------------------------------------------------------------- 一個六四<窩藏犯>的故事..........劉丹紅我叫劉丹紅。十年前的此時——也就是一九八九年的九月下旬，我正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市從事一項秘密工作：幫助被中國政府通輯的異議人士逃離中國大陸。一個月之後，我在武漢市的街頭被秘密綁架，在一所刑事犯監獄關押了一年半並受到審判。我於一九九一年四月獲釋，一九九六年三月到美國。“窩藏包庇反革命通輯要犯”一九八九年，我剛剛大學畢業，在北京一家體製外的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六四”事件後，我所在研究所的所長陳子明和副所長王軍濤被中國政府視為八九民運的“黑手”，在全國進行通緝。追捕這兩個人，當時被中國公安部列為頭號大案。 當時陳隱居在中國南部沿海，而王則被武漢市的朋友隱藏在深山中。八九年九月份，公安部的追捕聚焦到了武漢，王的安全受到極大的威脅。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陳王一旦被捕，有被判處死刑的危險。於是陳王在北京的兩位朋友策劃了一個救助行動，試圖以偷渡的方式將他們轉移到海外。北京的一位朋友負責與香港民主團體救助大陸民運人士的“黃雀行動”聯絡，我則被委派到武漢去尋找王的下落。一九八九年十月，在非常恐怖的氣氛中，我與掩護王的武漢朋友秘密取得了聯係，並與前往武漢接應的北京朋友會麵，由他護送王到廣州交給香港“黃雀行動”的人。我完全沒有想到，這位北京朋友此時已成了公安部門的內線，他在武漢與我的會麵完全是一個圈套，公安部門已經在我周圍布下了天羅地網。事後才知道，這位北京朋友在行動開始後不久便被捕，由於承受不住審訊的強大壓力，將我們的計劃全部告訴了官方，並答應配合公安部門誘捕他昔日的朋友們。《紐約時報》前駐北京記者紀思道（Nicholas D·Kristof）在《 覺醒的中國 》（ 《China Wakes》 ）一書中記錄了他對那位出賣朋友的北京人的采訪。我也寫了一本題為《情義無價——公安部頭號反革命大案》的書，詳細記載了我們救助異議人士的驚險過程以及我們被捕後在監獄中的經曆和見聞。這次救助行動的失敗不僅使我們所要保護的兩名異議人士落入官方之手，也導致十七位參與救助行動的人士被捕，其中包括我和我的哥哥。我是以“秘密綁架”的方式被捕的。那是八九年十月二十日傍晚，我正騎著自行車行進在武漢市的大街上，突然有兩輛汽車從左後方急駛而至，攔頭逼住了去路。還沒等我反應過來，車裏已一言不發地衝下幾條大漢，幾雙大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鉗住我的雙肩，將我飛快地塞進一輛小轎車內。進去後，立即被一左一右牢牢架住雙臂，並且蒙上了雙眼。我對自由世界最後的視覺印象是街上行人驚異的目光。直到十八個月後我被釋放時，才知道自己被關押在一個什麽樣的地方。我被關押在湖北省武漢市第二看守所。從一個好孩子、好學生、天之驕子一下淪為階下囚，每天和各種各樣的刑事犯朝夕相處，使我對中國的底層社會、對中國的司法係統、對人性都有了切近的認識。我將自己在監獄中的很多見聞和體會寫在了《情義無價》一書中。今天在有限的時間裏，隻能給大家談兩個問題：一是被判處死刑者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所受到的待遇，二是我在獄中是如何打破嚴密的信息封鎖，與外界溝通信息，並且秘密從事寫作的。目睹死囚生前倍受折磨根據國際人權組織的統計，中國每年判處死刑的人數，比全世界其他國家死刑人數的總和還要多。在我被關押的十八個月中，有三個女犯從我的身邊被拖出去槍斃。而被判處死刑者生前所遭受的痛苦，極少有外人知道。身體飽受摧殘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底的一天，我正與同號的人一起，按監獄的要求做火柴盒，監號的鐵門突然被打開，幾位穿警服的女公安出現在門口，一臉嚴肅。正在我們不知所措的時候，兩個在監號外麵勞改的女犯抬進來一塊比門板還大的木板，木板的左右上方各焊著一副手銬，下方則焊著一副腳鐐。一位女看守告訴我們，有一個殺人犯一審被判了死刑，在等待終審判決期間，需要我們照顧她的生活。一聽說是殺人犯，我的頭腦中立即浮現出一個身材高大、目光凶悍的女人的形象來，並且對於將要和這樣的人相處感到有些恐懼。但進入我視線的那個殺人犯卻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那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婆，身材瘦弱而矮小，皮膚白細，表情惶恐。她一邊溫順地走進門來，躺到那個木板上，一邊躲閃著女公安和我們的目光。從她的眼睛裏，我第一次體會到，人的目光可以不是“向外射”，而是“往回縮”的。這個老太婆按照指令躺到木板上，將雙手平舉起來，被人銬在左右兩側的手銬上，雙腳伸直，被銬到腳鐐上。這樣一來，她這個人就整個被鎖在了那塊木板上，如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一樣。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一種新發明的刑具，叫“板子鐐”，凡是一審被判處死刑的犯人，從法庭一回來，立即要被鎖到板子鐐上，有時看守所也用板子鐐來懲罰嚴重違反監規的在押者。這個殺人的老太婆叫王國珍，是湖北農村的農民。她請我給她寫上訴材料，為此詳細向我講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案情。她年輕時學過唱戲，共產黨到她家鄉的時候，年輕漂亮的她被一個共產黨的縣長娶走。後來那個縣長說她是“繡花枕頭”，把她拋棄了。她又嫁了個農民，生兒育女，現在孩子們也都長大了。作農民，勞累而且收入低，她不喜歡農村生活，於是到武漢市揀垃圾賣，結果有一天被一個城裏老頭騙奸。王國珍殺死了那個老頭，並拿了他們家幾件舊衣服，因此以“盜竊殺人罪”被判處死刑。 每當監獄看守巡視牢房時，王國珍都會膽怯地將幾句“官話”重複一遍又一遍：“幹部們啊，真是對不起你們呢呀，我犯了這大的法，給政府添了這多麻煩！”——看得出，她是真心地感到不安。自從被縣長拋棄，幾十年來，她一直是個社會角落的升鬥小民，還從來沒有象成為死囚之後這樣被如此多的“政府的人”所關注，她為此誠惶誠恐。每天躺在木板上，看起來很舒服，實際上非常痛苦。王國珍被鎖在板子鐐上十天之後，我們請求監獄看守把她解下來讓她洗個澡。當時她雙腿顫抖，必須扶著牆壁才不至於跌倒。原來，因為雙腿長期不能彎曲，韌帶已經被拉鬆了，幾乎喪失功能。那時我才明白，為什麽在中國，很多死囚被宣判或被拉去槍斃時，需要有人架住才能站立和行走。過去還以為是被嚇癱了，直到自己與死囚同牢相處，才知道他們很可能是剛剛從鐐銬上解下來，身體已經被摧殘得相當虛弱了。被一審判處死刑的犯人在等待二審（也就是終審判決）期間，就這樣一天二十四小時地平躺著被牢牢鎖在板子鐐上，什麽時候終審判決下來，什麽時候這個苦刑才算結束。如果是改判無期或死刑緩期執行，就被從板子鐐上解下來送往勞改隊；如果是維持原判，便被反銬雙手，押出去聽宣判，隨即被送往刑場。所以說，板子鐐是無數死囚生命中的最後一站。至於從一審到終審判決的時間，短則二十天，長則半年甚至一年。公檢法部門給死囚上如此殘酷的刑具的理由之一是：要保證死刑犯在被押上刑場的那一刻，仍然是活著的。如果在執行死刑之前死囚已經自殺了，他們便要負責任。至於在此之前，這些死囚活得有多麽痛苦，那就顧不得了！我曾好幾次在夜深人靜時，聽到男號子那邊的死囚大聲吼叫：“要搞（死）就快點搞！莫讓老子受這個罪呀！！……”對這些死囚來說，最痛苦的並不是被槍斃，而是在臨死之前所遭受的這番折磨；相對於板子鐐給他們帶來的煎熬，死，已經成為一種幸福的解脫。死前沒有尊嚴板子鐐不僅將人的身體束縛到最大程度，它還同時使人失去獨立和尊嚴。人即便戴著手銬和腳鐐也還能行動，能勉強料理自己的生活，而一旦躺到了板子鐐上，便如同一個全身癱瘓的病人一樣，吃飯喝水要別人喂、大小便也要別人料理。在看守所，照顧死囚的工作全都由其他的在押者無償承擔，我在獄中便一直擔任這樣的工作。我們不僅要照顧死囚的吃喝拉撒，還要二十四小時為他們值班，輪到值夜班的時候是不能睡覺的。我總是盡已所能地給死囚最好的照顧，還扮演牧師和法律顧問的角色。但也有一些女犯，尤其是年輕人，對照料死囚很不耐煩。一位十七歲的小妓女就經常嗬斥王國珍，如果恰好在她值班的時候王國珍要大小便，她就大罵不止，嚇得王寧可尿褲子也不敢讓她伺候。即使照料死囚的人比較有同情心，從不虐待死囚，被鎖在板子鐐上的死囚也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他人的負擔，因而在內心感到愧疚和不安。還有一些死囚很自尊，因為不願意麻煩別人端屎端尿，就自覺減少進食和喝水的數量。就這樣，他們在人間最後的日子裏，還得忍受尊嚴的喪失和饑餓的折磨。不能與親人訣別王國珍知識水平很低，對法律一團混沌。而公檢法部門的人為了避免她知道真相後大哭大鬧，帶來管理上的麻煩，始終沒有詳細向她解釋她可能受到的處罰。因此，直到把她從板子鐐上解下來送往刑場的那一刻，她都不知道自己會被處死。在板子鐐上，她一直想著今?去勞改隊的事，還經常唱“雄糾糾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中國在參加韓戰時的歌曲）……王國珍犯案後從農村家裏被逮捕的時候，兒子正準備結婚，家人並不知道她犯了什麽樣的罪。待一個月後兒子辦完婚禮，到監獄中給媽媽送衣服的時候，赫然見到媽媽的名字刊登在法院的布告上，並被打上紅叉。王國珍已經於當天早晨被槍斃了。據當時在場的人告訴我，王的兒子捧著布告，完全驚呆了！信息剝奪和精神禁錮盡管審訊中的逼供使人痛不欲生，盡管惡劣的生活條件使我全身浮腫、盡管我要適應弱肉強食的監獄文化……但這都不是監獄生活中最痛苦的一麵。真正最令人難以忍受的是信息的隔絕和嚴格的精神控製。在我被關押的那所刑事犯看守所中，官方除了提供極其粗劣的食物，令在押者能夠“活下來”之外，其餘的一切都是不允許的。設法給親人報信我入獄之初，朝思暮想的就是給父母通個音訊，因為我和哥哥都是在街上被秘密綁架的，對父母來說，意味著一兒一女突然失蹤了。這對他們是多麽大的打擊，他們又會是多麽心焦啊！但是，我們在“收容審查”期間（尚未確定有罪），不僅不允許與親人見麵、不允許請律師、不允許看書，甚至不允許給家人寫封僅僅是報安的信。我對監獄的看管人員說你們可以檢查我的信件，我什麽別的都不寫，就是告訴家裏人，你們沒有虐待我。可就是這樣的信也不準寫。但我無論如何也要給家裏通個音訊！在與同監號的難友熟悉之後，我發現其中有幾個人的案情不嚴重，可能會先後釋放，於是我便請她們在心中記住我一個親戚的地址（怕官方檢查我父母的信件），請她們出獄以後給我家寫封信。難友們都很同情，一口答應下來，並且每天把我親戚的地址和我要他們寫的內容背誦好幾遍。果然，我入獄後不到兩個月，同監共有三個人先後獲釋。他們之中的一位一出獄就給我家寫了一封信，我父母據此才知道我和哥哥被關押在什麽地方。因為沒有署名，我至今不知道那位寫信者是難友中的哪一位。獄中積累寫作素材每一個在押者被送入監號之前，都要先被搜身，甚至連皮帶和鞋帶都得取下，紙筆更是監獄中的大忌。既然基本的權利、合理的要求以公開的方式得不到允許，我也就隻有偷偷地幹了。沒有紙和筆，沒關係，我們有的是辦法。最初是用牙膏皮當筆，做火柴盒用的原料當紙。牙膏皮含鉛，寫在塗了薄薄一層牙膏的火柴盒原料上，頗有點鉛筆的效果；後來我就有了幾支圓珠筆芯，使用的紙張主要是香皂的包裝紙以及衛生紙。衛生紙的質量很差，我往往要給它們先打上補丁才用。 得到圓珠筆芯對我獄中的寫作而言是一場革命。下麵就給大家講一個我如何得到圓珠筆芯的小故事。有一天我被帶到監獄醫務室看病，在走廊上看到一位在外麵勞動的素不相識的男犯子向我使眼色。我一看到那個男犯的眼色，就知道他是在暗示我什麽，而絕不是在調戲我。在監獄這種特殊環境中，人的感覺器官變得格外敏銳，特別會察言觀色。由於沒有自由，難友之間的很多交流根本不用語言，一個眼神，一個看似不經意的動作，彼此心領神會。於是在走進醫務室的時候，我故意落在看守的後麵，並把手非常自然地背在身後。就在看守已經走進醫務室而我還沒有進去的一瞬間，我感到有人在我身後走過，同時有一件細小的東西落在了我的手中。我不露聲色地將那個小東西在背後塞入袖子中，沒有任何大動作，看守絲毫也沒有起疑。待回到監號中偷偷一看，果然是一支圓珠筆芯。其實那個男犯人我根本不認識，但是在那所監獄中，我們這個案子的知名度很高，刑事犯們都表示佩服我們的“義氣”，因此願意主動幫助我們。大家在同一個環境中生活，他們知道我需要什麽。 就這樣，在無數人的幫助下，我和同案的朋友們基本上能夠得到外部的信息。我在監獄中寫了大量的文字資料，並且絕大部分都在我出獄前成功地傳遞了出來。待我出獄後整理時，發現竟有厚厚的三大本。出獄後在中國大陸四處漂泊的五年中，我就是以這些在監獄中積累的素材為依據，寫成了一本二十三萬字（中文）的紀實文學《情義無價》，由加拿大明鏡出版社出版。我以自己的親身經曆，為中國的政治運動以及人在政治運動中的命運、為中國的監獄和司法係統，作了一份曆史的見證。□(本文為作者在勞改研討會上的發言)劉丹紅 著 《情義無價——公安部頭號反革命大案》(COMRADESHIP KNOWS NO PRICE)◎ 加拿大明鏡出版社出版 520 頁 全球發行 ◎ 美國黎明亞文化公司郵購 ◎ 地址：LEEMIA CULTUREP.O.BOX 57425, WASHINGTON,DC. 20037◎ E-MAIL: [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