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龍門
歐陽也的龍門陣
歐陽龍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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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
１９６７年一月下旬，為了防止“一月風暴”引起的全國大亂影響到
軍隊，林彪和幾位老帥製定了“軍委八條命令”，得到毛澤東的批準。
同時，幾位老帥和副總理在不同的場合對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作法提出
了指責。從１９６７年２月中旬開始，各地軍方以“軍委八條命令”
為依據，對造反派衝擊軍隊的過激行為進行反擊，將大量的造反派群
眾組織打成反革命，有的地方采取了開槍鎮壓、大規模逮捕等極端手
段。因而形成了“二月逆流”，使文化大革命出現重大的逆轉。
毛澤東嚴厲地批評了幾位老帥和副總理對文化大革命的指責。當毛澤
東發現文化大革命變成了“鎮壓反革命”運動時，他通過中央文革發
動造反派群眾組織對“二月逆流”進行反擊。不久，林彪也表態支持
文化大革命，並且配合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需要製定了“軍委十條命
令”，在事實上否定了先前的“軍八條命令”。此後，文化大革命再
度出現大的反複。
毛澤東在為各地造反派群眾組織平反、迫使軍隊轉向支持造反派的同
時，也考慮到穩定軍隊。鑒於林彪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表態，毛澤東決
定以林彪及其老部下為依靠來實現穩定軍隊的目的。
一、“二月逆流”前的文革局勢
二、“二月逆流”在中央和地方的表現
三、反擊“二月逆流”
四、反擊“二月逆流”的後果和影響
五、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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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逆流”在中共官方的話語中也稱為 “二月抗爭”［１］，［２］。
在中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是這樣定義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後，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
徐向前、聶榮臻等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同誌，在不同的會議上對‘文
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但被誣為‘二月逆流’而
受到壓製和打擊。”［３］
現在人們說起“二月逆流”，直接想到的就是“大鬧京西賓館”、
“大鬧懷仁堂”，但實際上並不僅止於此。事實上，由於“大鬧”的
幾位老帥和副總理在當時還有一定的權力，還有一定的影響，尤其是
在軍隊有實權和影響，更由於“二月逆流”之前、“二月逆流”期間
軍隊的一些作法一度得到毛澤東的認可，林彪的支持，所以，“二月
逆流”的在全國各地的影響比僅僅是“大鬧”要廣泛的多，波及到全
國許多省，在很多地方“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變成了‘鎮壓反
革命運動’”。［４］
接下來的“反擊二月逆流”同樣也不僅僅是毛澤東對“大鬧”的斥責，
也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各個方麵的一係列的活動。
“二月逆流”和“反擊二月逆流”是文化大革命中兩個猛烈的急轉彎。
造成這種反複的決定因素當然是毛澤東本人。在這段時間裏，林彪的
所作所為也是頗為複雜的，決不是像中共官方所描述的那樣，是“林
彪、江青一夥掀起的‘反擊二月逆流’的浪潮”。［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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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月逆流”前的文革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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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進行到１９６７年１月中旬，各級黨政機關基本上全部癱
瘓。在上海“一月風暴”的帶動下，奪權浪潮席卷全國，逐漸波及到
軍隊。根據毛澤東“應派軍隊支持左派廣大群眾”的指示，軍隊開始
介入各地的文化大革命。
軍隊要不要搞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對這一點地的態度是肯定的，他在
《五一六通知》中指出“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
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
他們的職務。”，“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
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 ... ”［６］
以後毛澤東本人不斷地重複自己的這個觀點。
１９６７年１月３０日，毛澤東在一個批語中寫道：“黨、政、軍、
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分子、右派分
子、 變質分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來，是大好事。
應由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倒，然後分別輕重，酌情處理。”
［７］
那麽軍隊中那些人是“走資派”呢？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澤東在
接見外賓時說：“我們的軍隊也不是沒有問題的。象賀龍是政治局委
員，羅瑞卿是書記處書記，總參謀長。”［８］
至於軍隊的文化大革命應該怎樣搞，衝擊和動亂達到什麽程度，毛澤
東的態度則是猶豫的，常常是模棱兩可，前後不一。
例如，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５日，《中共中央批轉軍委、總政關於軍隊
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中指出：“軍隊院校領導和教
職員中，確實有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壞家夥，一定要借文化大革
命的東風，把他們揪出來，徹底鬥，徹底批。”［９］
這就使文革的動亂波及到軍隊，先是軍隊院校成立了各種造反組織，
踢開黨委鬧革命，把矛頭指向本單位的當權派。隨後四處串聯，使部
隊文體單位、機關、醫院紛紛動亂起來，衝擊上級軍事機關，以至於
衝擊各軍、兵種司令部、國防部、中南海。
另一方麵，毛澤東也明白搞文化大革命，需要軍隊的支持，因此軍隊
需要一定程度的穩定。所以，也有“不準許衝進解放軍機關及所屬部
隊，也不許到部隊串聯和散發傳單”的指示［１０］，以及“我認為
十三個軍區不要同時搞，要有前有後”，“軍隊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
進行奪權鬥爭，因此軍隊和地方文化大革命要叉開”的想法［１１］。
基於毛澤東的不確定的態度，副統帥的林彪的辦法一是“口頭上緊
跟”，二是“行動上推托”。
“口頭上緊跟”表現在“一切請示主席，一切遵照主席的指示辦事”，
“對主席的指示要堅持執行，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
［１２］
“行動上推托”則是盡量少表態，盡量回避矛盾。對此，張雲生在
《毛家灣紀實》中有具體的描述：
當北京航空學院的造反學生到國防科委揪鬥趙如璋的時候，國防科委
副主任羅舜初請示林彪該怎麽辦，林彪的答複是：“不用答複。”
［１３］［１４］
當秘書匯報各省、市委受到造反學生的衝擊時，林彪說：“不要再講
了。”［１５］
當軍隊院校的學生衝擊國防部時，葉劍英和劉誌堅報告林彪，希望
林彪給出處理的指示，而林彪則對秘書說：“我沒什麽，就讓他們
去處理吧！”［１６］
盡管如此，林彪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與毛澤東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
是不一樣的。林彪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可以用他自己的話來說
是“升一批人的官，罷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１７］。林
彪在以後的行動中處處體現出這一點。
毛澤東要的是“天下大亂”［１８］，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
的“一場大革命”［１９］，這就不僅僅是要“升一批人的官，罷一
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而且要將機構整個砸爛。中央文革、
紅衛兵（保守的和造反的）［２０］、造反派都是毛澤東實現“天
下大亂”的工具。
林彪在這一點上與毛澤東有根本的區別。盡管林彪在口頭上緊跟毛澤
東、附和毛澤東，盡管毛澤東砸爛了黨和政府的機構，軍隊的機構在
整個文化大革命當中雖然受到衝擊，雖然有過局部的癱瘓，但是始終
沒有整個地砸爛。要將機構整個砸爛，這一點是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
文化大革命宗旨。具體到軍隊，毛澤東既有“砸爛”的一麵，也有
“穩定”的一麵；林彪則始終是強調和堅持“穩定”的一麵。
後來參與“二月逆流”的幾位老帥和副總理是積極支持文化大革命的，
對於整肅劉少奇也是讚成的。從八屆十一中全會前後的人事變動可以
看到：不僅僅是劉少奇從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上升到第二位，還
有除了陶鑄、陳伯達、康生上升到政治局常委以外，李富春也進入常
委；
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都進入了政治局（譚震林、陳毅、李先念已
經是政治局委員）；［２１］
陳毅、葉劍英、徐向前在１９６６年１月由中央軍委常委升任軍委副
主席（聶榮臻已經是軍委副主席）。［２２］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發展，他們對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具體作法有些意見，
而且用中央的官樣文章的話語公開表達出來。［２３］
在“穩定軍隊”這一點上，林彪與幾位老帥和副總理的意見是一致的。
所不同的是幾位老帥和副總理的傾向表現得比林彪要明顯一些，林彪
在言詞上要更顯得“緊跟主席”。
林彪與幾位老帥和副總理的分歧在於“升哪些人的官，罷哪些人的官，
保哪些人的官”。實際上幾位老帥之間也是有分歧的。例如下麵我們
會看到葉劍英和徐向前在這一點上的對立。
基於中央領導層的這種態度，隨著文化大革命在全國的展開，軍隊在
１９６７年１月開始受到越來越廣泛的衝擊。
從法律的角度來看，任何組織、團體、個人，不論出於何種原因，包
圍、衝擊國家機關、軍事機構都是違法犯罪的行為，都應該受到法律
的製裁。但是，由於毛澤東將政治淩駕於法律之上，認為“對反動派
造反有理”［２４］，於是任何行為隻要帶上“革命”、“造反”的標簽
就可以橫行無忌，就可以衝擊一切。
如果說對於１９６６年８月前後紅衛兵的暴行，毛澤東還可以讚賞、
林彪與幾位老帥和副總理還可以沉默的話［２５］，到了１９６７年
的２月，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被揪鬥的人已經不計其數，其中許許
多多的人遭到毒打和虐待，省、部級以上的幹部中已有張霖之、趙爾
陸、陶勇被鬥致死，閻紅彥、衛恒自殺。即使毛澤東還可以沉默，林
彪與幾位老帥和副總理已經不能沒有憤慨之意了。
如果說對於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前後，各級黨政機關受到的衝擊毛澤東
還可以拍手稱快、林彪還可以回避矛盾、幾位老帥和副總理還隻能發
點牢騷的話，到了１９６７年２月各級軍事機關受到衝擊，連吳法憲、
李作鵬、邱會作都因造反派的揪鬥而“東躲西藏”，而且各地軍隊的
負責人如許世友、韓先楚已經氣憤已極的時候，他們誰也無法袖手旁
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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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月逆流”在中央和地方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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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逆流”在中央的表現有：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９日和２０日的“大鬧京西賓館” ；
１月２８日，“軍委八條命令”的頒布；
２月１１日和２月１６日的“大鬧懷仁堂”。
為了表現“老一輩革命家同林彪、江青一夥的鬥爭”［２６］，中共
官方對這些事件進行了黑白兩極化的曲解，尤其歪曲了林彪在其間
的作用。而對於幾位老帥和副總理以及周恩來的一些言行則作了掩
飾，因為這些言行在官方後來的觀點中是“缺點錯誤”或者“違心的
話”。
“二月逆流”在全國各地則表現為軍方對造反派的整肅和鎮壓。如果
說中共官方對“二月逆流”在中央的表現作了曲解的話，那麽中共官
方對“二月逆流”在全國各地的表現則是加以掩蓋，因為這裏有許多
複雜的矛盾、血腥的場麵，即使完全按照中共官方的說法來看，也很
難分清“敵我雙方”和“誰對誰錯”。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９日和２０日的“大鬧京西賓館”，其焦點是關於
揪鬥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其實質是文革在軍隊中造成的動亂應當達到
什麽程度。
毛澤東本人對於“文革在軍隊中造成的動亂應當達到什麽程度”是不
十分確定的，對於是否要打倒蕭華也是猶豫的，這種猶豫一直持續到
１９６７年的夏季才見分曉。
中央文革一方，出於自身的機構的利益，希望把文革的烈火燒到軍隊，
把動亂的程度加大，所以支持揪鬥蕭華。而出席會議的軍隊的領導，
則有不同的打算：軍方作為一個整體，出於自身的機構的利益，希望
軍隊穩定。在機構穩定的前提下，要“升一批人的官，罷一批人的官，
保一批人的官”。那麽，升哪一批人的官，罷哪一批人的官，保哪一
批人的官，不同的山頭又有不同的想法。在“大鬧京西賓館”的具體
場合，葉劍英希望保蕭華，而當時擔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是
站在中央文革一邊，讚成揪鬥蕭華的。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以及其他
一些人，由於過去的一些個人因素，也是這個態度。
因此，在“大鬧京西賓館”的過程中，既有軍方整體與中央文革的對
抗，也有從徐向前和葉劍英的對抗體現出來的軍隊各山頭之間的矛盾。
中共官方的說法是在與中央文革的對抗中“徐帥一掌拍在茶幾上，把
茶杯蓋震落在地。葉劍英怒不可遏，用拳頭連連捶擊著桌子”。
［２７］
實際情況是徐、葉兩人在是否要揪鬥蕭華的問題上拍茶幾、捶桌子，
相互對抗。
《葉劍英傳》中隱諱地寫到了這一點：“過了一會兒，蕭華來了，徐
向前問他，昨晚到哪裏去了。蕭華躲躲閃閃。徐向前生氣地對蕭華說：
‘你是膽小鬼！你怕什麽？他們能把你吃掉嗎？’他盛怒之下，拍了
桌子，把茶杯蓋子和碟子都摔了。”
葉劍英“也大聲地說：‘他昨天半夜裏跑到我那裏去了，是我把他收
留下來的，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擔當！’說話間接捺不住滿腔怒火，
猛拍桌子，傷及右掌。散會回家以後，端茶杯覺得右手無力，秘書陪
他到軍事科學院門診部拍了片子，才發現右手掌骨遠端骨折。”
［２８］
《徐向前傳》的描述是：“肖華到會後，講了頭天晚上被抄家的經過。
徐向前氣得拍了桌子，茶杯蓋子摔到地上。葉劍英氣憤他說：肖華是
我保護起來的，如果有罪，我來承擔！說著，也拍了桌子，傷著了手
骨。接著‘大鬧京西賓館’一說就傳揚開了。”［２９］
當時在場的吳法憲後來證實：“作為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出於
責任，和陳伯達一起批評總政治部主任蕭華，於是引起兩位元帥之間
的對抗。”［３０］“與會的軍中高級將領見兩位老帥對拍桌子，誰
也不敢說話，有的見勢不好幹脆溜走了，一時會場大亂。”［３１］
對此，王年一含蓄地說道：“軍隊高級將領的抗爭極為複雜”。
［３２］
林彪的本意是保蕭華，認為“蕭華是總政治部主任，不能輕易點名打
倒；這樣大的事必須請示主席”。但是由於毛澤東的態度不斷反複，
所以代表林彪出麵的葉群的態度也不斷反複，直到 1 月２０日深夜毛
澤東表態保蕭華。［３３］
此後，林彪和江青大吵一場［３４］，甚至說“叫他們也來打倒我好
了”［３５］。
１月２２日，毛澤東接見了軍方高級將領，“一方麵要求軍隊要站在
革命派一邊，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另一方麵又耐著性子聽取了軍
方將帥們訴說挨整被鬥的情形，表態說要抓緊戰備，要穩定，要團結，
不要分裂。”［３６］參加過接見的陳再道後來說他當時得到的印象
是：毛主席“對造反派衝擊軍事機關是反感的，認為這裏麵‘一定有
壞人’。”“我當時的理解，主席的意思是要我們以退為進，做到有
理、有利、有節，退避三舍、四舍還不行，就要硬一點，就要執行軍
委八條命令，追究衝擊軍事機關的壞人。”［３７］
在這種情況下，中央軍委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８日頒布了“軍委八條
命令”［３８］。照中共官方的說法是：“經過老帥們的努力，
終於起草了軍委八條命令，分送給毛澤東和林彪，毛澤東把葉劍英、
陳毅、徐向前、聶榮臻四位老帥清去，一起對八條命令作了仔細研究。
他認為八條很好，並提出不準搞‘噴氣式’，不準戴高帽子的規定。
林彪也表示同意。”［３９］
王年一的說法是：“徐向前當時是全軍文革下組組長，提出要製定這
個文件”［４０］。然後引用了徐向前在他的自傳《曆史的回顧》裏
的描述。徐向前的原話如下：
“我們心急如焚，幾次打電話找林彪，他都不見。我實在憋不住了，
幹脆去‘闖宮’。一月二十四日晚飯後，坐車直趨林彪住地毛家灣。
林彪的秘書見我突然到來，不便阻擋，領我去會客室，林彪、陳伯達
正在交談。我開門見山，向林彪講了目前軍隊的混亂狀況，說：軍隊
要穩定，這樣亂下去不行，要搞幾條規定，如不能成立戰鬥織織、不
能隨意揪鬥領導幹部、不準奪權等。林彪連連點頭，說：是的，軍隊
不能亂，我同意軍委發一個文件。當即由他口述，秘書記錄，整理了
七條。接著，他說請葉、聶來研究一下。陳伯達便起身告辭。葉聶來
後，都讚成七條。確定由葉、聶和我去釣魚台，征求中央文革的意見。
我還特意打電話給陳毅同誌，請他到釣魚台開會，多一個人多一份力
量嘛。
我們到釣魚台，中央文革的人都在，陳伯達也在。他們把周總理也請
來了。我講了產生這個文件的因由，讓人念了文件內容，經反複討論
獲得通過。”
“‘七條’送到毛主席那裏審批，毛主席提議交住京西賓館的各大軍
區負責同誌討論一下，征求意見。大家討論中，鑒於昆明軍區曾反映
過有的高幹子女參與抄民主人士的家，影響不好，建議增加一條嚴格
管教子女的內容。我們采納，‘七條’遂變成了‘八條’。一月二十
八日下午五時，林彪和我一起去中南海將‘八條’送毛主席審批。毛
主席完全同意，當場批示：‘所定八條，很好，照發。’林彪拿到批
示後，對毛主席說：‘主席，你批了這個文件，真是萬歲萬歲萬萬歲
啊！’據我觀察，林彪當時有自己的算盤。他是國防部長，主持軍委
工作，軍權在握，軍隊大亂特亂，向毛主席交不了帳，對他不利嘛！”
［４１］
張雲生的說法與此有很大的不同：林彪“於１月２０日晚緊急約見葉
帥、徐帥、聶帥和楊代總長，商量對策。根據大家的討論，林彪歸納
了九條，經他口授，林辦秘書記錄並整理出來，交給當夜召開的中央
軍委、中央文革聯席會議討論，準備以軍委命令的形式公開發布。”
．．．“第二天早晨，葉帥打電話給林辦。葉帥說：‘我們昨晚在釣
魚台討論軍委命令的稿子，爭論非常激烈。我們拿去的九條，通過了
七條。’．．．”
“中午，釣魚台發來一份鉛印的軍委命令草稿清樣。這就是昨天釣魚
台會議討論通過的那七條。林彪聽說後，立即約見主席。主席當麵表
示同意這七條，並提議再加一條，加強對幹部子女的教育。這就是後
來傳遍全國全軍的那個軍委‘八條命令’。”［４２］
《徐向前傳》的說法與徐本人的說法大致相同，但是也指出草案最初
時“九條”而不是“七條”，在釣魚台“經討論改為七條”。“後來，
林彪把七條報到毛澤東主席那裏，主席批示：‘所定七條很好，照
發。’又批示：‘再加上一條關於管教幹部子女問題’。根據毛主席
的指示，將修改後的八條交住在京西賓館開會的各大軍區領導人討論。
１月２８日，徐向前陪同林彪到毛主席住處，毛主席同意照發。林彪
很高興，對毛主席說：‘你批了八條，真是萬歲，萬歲，萬萬歲！’”
［４３］
《聶榮臻傳》的說法：“作為軍委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這時實在
坐不住了。１月２４日晚，他和聶榮臻、葉劍英先後來到毛家灣林彪
住地，向林彪陳述了軍隊不能再這樣亂下去的理由，要求規定出一些
條條，以穩住軍隊。當晚，經反複研究，擬定了一個軍委命令初稿，
林彪同意後，叫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三人拿著這個命令初稿去征
求中央文革的意見。中央文革的討論會一直開到夜裏３點多鍾，周恩
來也參加了討論。江青等人知道這已經經過林彪的同意，沒有多說什
麽。第二天，就將命令初稿送請毛澤東審定。１月２８日下午，毛澤
東特地把林彪、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兒位老帥請到中南
海，詳細地進行了研究，並在命令初稿的基礎上又加上了‘要嚴格管
教好高幹子弟，不得任意抄家’的內容。接著，毛澤東親自批發了這
個文件。”［４４］
《葉劍英傳》的說法是：“葉劍英主持軍委碰頭會議，同其他幾位軍
委領導同誌反複商量，一致認為無論如何要穩住軍隊。葉劍英說：
‘我們軍隊要搞個法，搞個命令，搞個章程，不能把軍隊搞亂了。’
聶榮臻說：‘不能再亂下去了，軍隊要有個限製才行。’１月２４日
晚，徐向前、葉劍英和聶榮臻先後到毛家灣林彪住地，向林彪提出軍
隊要有個限製，要盡快搞個條令和規定。林彪同意，擬定了一個軍委
命令初稿，送中央文革討論，又報請毛澤東批示。毛澤東親自找幾位
元帥進行研究，最後審定批示‘很好，照發’。”［４５］
對比以上幾種說法：張雲生認為“軍委八條命令”在林彪的積極倡導
下形成的；徐向前本人、《徐向前傳》、《聶榮臻傳》、《葉劍英傳》
都說是林彪在徐、聶、葉的要求下擬定的，其中關於每個人的作用，
說法各有不同。雖然說法各有不同，但都認為是林彪擬定在先，毛澤
東批準在後，而不是中共官方說的幾位老帥擬訂、毛參與研究批準後，
“林彪也表示同意”。而且從徐向前敘述的“萬歲萬歲萬萬歲”來看，
林彪內心是非常希望有這麽一個命令的。
２月１１日和２月１６日的“大鬧懷仁堂”的直接誘因是：毛澤東在
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就陶鑄被打倒一事批評了江青和陳伯達。
會後李富春將消息傳播出去，再加上林彪與江青大吵，幾位老帥和副
總理受到了鼓舞，也覺得該出出氣了。正如毛澤東後來所說的：“大
鬧懷仁堂，是借我批評文革小組的東風。”［４６］
王年一、高文謙、紀希晨等人的書中均有關於這兩次會議的部分內容。
其中陳毅的話頗有意味。據王力說：在周恩來和康生對會議記錄作最
後整理時，陳毅認為記錄歪曲了他的一些話，要求刪去，被周恩來拒
絕。［４７］
“二月逆流”在全國各地體現為軍方對造反派的全麵回擊，在很多地
方表現為“二月鎮反”。中共官方對此完全不提，似乎文革中根本沒
發生過這回事。王年一的書中略說了“二月鎮反”幾個例子［４８］，
但沒有指明“二月鎮反”是“二月逆流”在各地的表現。事實上“二月
鎮反”是文革中有極大影響的事件。
各地軍方負責人在麵對文革初期的混亂局勢都感到非常的困惑，當軍
隊受到越來越嚴重的衝擊時，他們的困惑已經變成了不滿和憤怒。
“軍委八條命令”使壓抑已久的軍方拿到了反擊造反派的尚方寶劍，
紛紛對包圍、衝擊軍隊的造反派進行回擊和鎮壓。除了“八條命令”
之外，中央軍委常常還有針對但地具體問題的電報、命令或通知，支
持當地軍方的打擊造反派的行動［４９］。
各地軍方根據《軍委八條命令》和針對各地的具體命令，對造反派進
行了不同程度的“鎮壓”，很多地方都抓了人。廣東、福建、安徽、
河南、湖南都抓捕了造反派骨幹，取締了一些造反派組織。其中抓人
較多的有湖北、四川：武漢抓了兩、三千人［５０］，四川抓了近十
萬，僅成都就抓了兩萬［５１］。對抗最為激烈的是青海，發生了
“二二三流血慘案”［５２］。
到目前為止，我們沒有看到毛澤東對各地鎮壓情況的具體態度，但是
據推測毛應該是默認的。因為在這段時間裏，軍隊如此大規模的行動
沒有毛的認可是不可能的；同時，官方的輿論工具也對軍隊的行動表
示了支持：
２月１８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徹底粉碎反革命逆流》“對那
一小撮反動的首惡分子，要堅決鎮壓，絕不留情。”
２月２４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
柱石》“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軍委製定的方針政策，就是無產階
級的最高紀律。”“必須嚴格地、堅定不移地遵守這個最高紀律。”
又例如，中央文革對於鎮壓湖南的造反組織“湘江風雷”是表態支持
的［５３］。
所有這些，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毛澤東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由於毛澤東沒有明確的表態，緊跟毛澤東的林彪也不明確表態。
對此，張雲生寫道：“主席最初對（趙永夫處理）青海事件是持肯定
態度的。因為主席已有過內部指示：對那些肆意以武力反對和衝擊解
放軍的右派群眾組織，當一再的說服工作和忍讓態度不能奏效之後，
可以進行鎮壓。”［５４］
“‘二二三’當天，趙永夫通過電話向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葉劍
英元帥報告，說占據報社的人開槍尋釁，軍隊反擊，勝利地平定了
‘反革命暴亂’。葉稱讚說：‘你們打得對，打得好。’但不知為什
麽消息到了西寧大街上，‘葉副主席’變成了‘林副主席’。秘書向
林彪報告說，西寧傳說‘林副主席來電：你們打得對，打得好。’林
彪聽了一笑了之，不加評論，不置可否。”［５５］
軍方對造反派的打擊也是很極端的，造成不少的冤案。軍方照樣隻有
政治觀點，沒有法律概念。有時為了誇大造反派的違法行為，甚至采
用栽贓陷害的手法。［５６］［５７］
到了１９６７年的３月，各地的形勢顯得稍微平靜一些了。這時已經
有上海、黑龍江、山西、山東、貴州五個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員會
［５８］。在一些激進的造反派被鎮壓的省份，軍方也在考慮解放一
些領導幹部，依靠保守派或溫和的造反派來建立革命委員會。如果照
當時這種局勢發展下去，文化大革命可以按毛澤東的預想，在“二、
三、四月看出眉目來”［５９］
如果按１９６７年３月的狀態結束文化大革命的話，其結果與後來在
１９６８年９月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實際上的結
果所差無幾：
軍方在革命委員會中起主導作用，配上一些文革前的領導幹部，群眾
組織會在革命委員會中有一些代表，但沒有本質意義上的作用。
略有不同的是：當時軍方選擇的群眾組織代表是來自保守組織或溫和
的造反派組織；而後來實際上成立革命委員會的時候，群眾組織代表
來自溫和的或激進的造反派組織，不過這並沒有什麽實際意義。群眾
組織代表在革命委員會中起的作用實在是很有限。而且，不論是來自
溫和的還是激進的造反派組織，大都在接下來的“清理階級隊伍”、
“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等運動中被清洗了出去，有的還又
重新進了監獄。
然而毛澤東對這樣的結果並不滿意，認為這樣的文革結局是“反革命
複辟”，他要反擊這股“從上至下各級都有”的反革命複辟逆流。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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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擊“二月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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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大鬧懷仁堂”是 2 月１６日下午，當晚張春橋、王力、姚文
元整理了會議記錄，幾小時後，毛澤東召見了他們，聽取了匯報。
２月１９日臨晨，毛澤東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員開會。會前曾“通知林
彪去參加。林彪以‘身體不好’為由請假，派了葉群作為他的代表。”
［６１］
毛澤東在會上發了“無產階級的震怒”［６２］，對譚震林等人嚴厲指
責，說“你們就是要搞宮廷政變，你們就是要劉、鄧上台，中央文革
小組執行十一中全會的決議，百分之九十七八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
文革，我就反對誰，十一中全會決議你們都舉手通過了。為什麽執行
起來有抵觸呢？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大鬧懷仁堂，就是要搞
資本主義複辟。要對文化大革命發難。”［６３］
其中有一句話的確是說到了點子上：“十一中全會決議你們都舉手通
過了。為什麽執行起來有抵觸呢？”
毛澤東意味深長地說：“葉群同誌你告訴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穩當啊，
有人要奪他的權哩，讓他做好準備，這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和他
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遊擊。”［６４］
毛澤東此話的用意完全在於離間林彪與其他幾位老帥和副總理，將林
彪拉到自己一邊。所謂“他的地位也不穩當”、“有人要奪他的權”，
完全是子虛烏有的事。
為了拉攏林彪，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之前曾“特意把葉群找來單獨談話，
作了工作”，“並特許葉群今後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而後“又專
門指派江青代表他去做林彪的工作”。［６５］
毛澤東向林彪發出的這些信息，在一個月之後得到了林彪的回應。但
在當時，林彪的反應仍然任然是被動的。例如：
在第二次大鬧懷仁堂之後，譚震林給毛和林彪寫了內容大致相同的信
表示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６６］，而林彪也就隻在上麵批寫了“譚
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６７］
在當時的條件下，這並不是什麽嚴重的指責，並沒有上綱上線。
又例如：２月２０日，當江青和王力向林彪匯報１６日“大鬧懷仁堂”
的情況時，林彪也就“隻講了兩句話：‘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軍。陳
伯達隻是一個書生。’”［６８］
毛澤東在對幾位元帥和副總理的“大鬧”進行反擊的同時，也開始注
意到全國各地出現的軍方鎮壓造反派的現象，認為“從上至下各級都
有這種反革命複辟的現象，值得注意。”［６９］
與此同時，中央文革也積極行動起來，發動造反派起來策應。
首先是在北京，３月１４日，首都紅代會舉行十萬餘人的示威遊行，
主題是“痛擊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複辟逆流”，示威中的口號有：
“堅決打退從上到下的資本主義複辟逆流”、“把反攻倒算的譚震林
揪出來鬥倒鬥臭”、“誓死保衛中央文革”、“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
誰”、 “打倒譚震林”。［７０］［７１］
反擊浪潮隨後逐漸傳到全國各地，各地造反派紛紛喊出口號，要揪出
當地的“譚震林式的代表人物”，例如：武漢要救出“武老譚”陳再
道［７２］，廣州要“抓廣譚實際上就是抓黃永勝、劉興元”［７３］。
當林彪明確地知道了毛澤東反擊“二月逆流”決心以後，開始響應。
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０日，林彪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發表了長篇講話。
［７４］。林彪在這次講話中沒有直接提到“複辟逆流”，也沒有直
接對幾位副總理和老帥提出指責。林彪以他獨特的方式為文化大革
命作了辯護，講出了“損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成績是最大、最
大、最大”的名言。
這篇講話應該是代表林彪本人的看法的，根據秘書長雲生的回憶：盡
管秘書和葉群、林立果一起為林彪的這次講話準備了稿子，但是，
“林彪大都沒有照用。他有他自己的一套。”［７５］本文認為：林
彪“三二〇講話”是支持毛澤東反擊“二月逆流”的表態。
毛澤東對林彪的“三二〇講話講話”非常滿意。４月７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通知說：“我們偉大領袖毛主
席指示，林彪同誌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講話錄音，應向中國人民解
放軍人員和全國紅衛兵播放。
林彪同誌的講話，是一個極其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
報告，對指導當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指導人民解放軍正確
地介入地方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推動無產階級革命派在兩條路線的
鬥爭中進一步取得勝利，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７６］
４月２４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又將這份講話的整理稿正式印發全國。
３月２５日，在處理青海問題的會議上，林彪明確表態認為“青海問
題是一個大案件，是實行法西斯的大鎮壓”、“是一個反革命政變”、
“是帶槍的劉鄧路線”。
在解釋前一段時間的不同態度時，林彪說：“前幾天我們沒有調查清
楚，隻聽了趙永夫的謊言。原來他們把問題完全弄顛倒了。”
“趙造謠說：我給他們打電話，總理也打了電話，（總理插話：根
本沒有那樣的事）。他說打電話‘打得好’，都是捏造。”
與此同時，林明確地表明了自己對軍隊的看法：“我們的部隊大多數
是好的，但確有壞人，不但青海有，總政、總參、總後，各軍也
有，．．．”，“三個總部、空軍、海軍確有壞人。如果不是文化大
革命，空軍就會被壞人奪了權。他們不是把地位、人選都安排好了嗎？
海軍主持工作的幾個人也會被奪權。他們利用文化大革命向我們猛烈
進攻。總後也是這樣，黃克誠，洪學智和他們的爪牙，就抓了邱會作
同誌的小辮子，邱會作同誌小偷小摸的事有，應該燒，但邱會作是個
好同誌。總政也有，總參也有，都是壞份子。”“這場文化革命的鬥
爭，是階級鬥爭，不是宗派鬥爭。空軍的成均就是要奪權的，這是賀
龍搞的，這些壞家夥，你不鬥倒他，他就鬥倒你，不是什麽宗派鬥爭。
你想躲也是不行的，想防禦也是不行的，隻有進攻，這是不以人們意
誌為轉移的。我們一定要認真地進行文化大革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
革命進行到底。”［７７］
這是林彪就“升哪些人的官，罷哪些人的官，保哪些人的官”向毛澤
東發出的信息反饋。林的信息以後得到了毛的正麵回應。
從三月下旬開始，文化大革命又出現了明顯的逆轉：
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４日，中央發出了《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其中
專門提到了“毛主席和林彪同誌三月十一日對青海問題進行調查的批
示”，決定為造反派“八·一八”平反，將“趙永夫隔離收審”［７８］。
３月２７日，中央發出《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４月１日又轉發該
決定的附件，其中規定規定：“不得隨意宣布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
織”、“不得把群眾打成‘反革命’，不準亂捕人。僅僅因為衝軍區
和對軍區提意見，或對本地區、本單位的奪權有不同意見，而被打成
‘反革命‘的，應一律平反，被捕的，應一律釋放，通緝令，應一律
取消。”［７９］［８０］
４月２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確地對待革命小將》［８１］。
4 月 6 日，中央軍委發出的《十條命令》中規定“對群眾組織，無論
革命的、或者被反動分子所控製的，或者情況不清楚的，都不準開槍，
隻能進行政治工作。”“不準隨意捕人，更不準大批捕人。”“不準
任意把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更不準把革命組織宣布
為反革命組織。”“對於過去衝擊過軍事機關的群眾，無論左、中、
右，概不追究。”［８２］這樣就在實際上否定了１月２８日的《八
條命令》。
“軍委十條命令”是林彪主動製定的。張雲生在《毛家灣紀實》中說
是林彪當著黃永勝的麵口述的，“他一邊思索一邊說，黃永勝也偶爾
插上一句半句，我做了記錄”，最後，林彪“向我布置：‘把他整理
一下謄清後給葉群，讓她送文革去討論一下。”“這正中了釣魚台那
些人的心意，因此中央文革很快就通過了。”［８３］
麵對中央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的態度，各地軍方開始顯得不知所措，
隨後在執行中央決定的時候都有不同程度的抵觸情緒，但是大都還是
執行命令，釋放了抓捕入獄的造反派。在麵對毛澤東和中央文革要求
他們承認“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並且要轉向支持造反派的問題上，
行動各有不同，中央對他們的處理也各有不同。例如：
福州軍區、廣州軍區和湖南省軍區、濟南軍區和山東省軍區都做了檢
討，中央對他們的檢討都持肯定的態度。［８４］
對另外有些軍區則進行了改組，如內蒙古軍區［８５］和成都軍區
［８６］。
也有的軍區一直對中央的指示懷有抵觸情緒，其中抵觸情緒最大的當
然是武漢軍區。直到５月中旬，武漢軍區雖然釋放了大部分被捕的造
反派骨幹，但仍沒有釋放一些主要負責人。同時拒絕認錯檢討，並且
仍然堅定地支持保守派。後來為了解決武漢問題，毛澤東親自南下，
終於釀成震驚中外的“七二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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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擊“二月逆流”的後果和影響
＝＝＝＝＝＝＝＝＝＝＝＝＝＝＝＝＝＝＝＝＝＝＝＝＝＝＝＝＝＝
在毛澤東“無產階級的震怒”之下，幾位老帥和副總理“一個個麵麵
相覷，沒人敢吭聲”。［８７］
“毛澤東責令：陳毅、譚震林、徐向前‘請假檢討’，並分別同他們
幾個談話。”“２月９日，周恩來、李富春同陳毅談話，傳達毛澤東
的批評。由李富春、李先念、謝富治同譚震林談話；由葉劍英、李先
念、謝富治同徐向前談話。”［８８］
此後，“根據毛的決定，中央政治局從２月２５日到３月１８日，在
懷仁堂連續召開了七次政治局生活會，批鬥譚震林、陳毅、徐向前等
人。”［８９］被批判鬥爭的甚至還包括這些人的家屬。
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反擊“二月逆流”直接後果是幾位老帥和副總理
“靠邊站”，“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了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國
務院碰頭會”來決定黨和國家的大事。為此江青曾取笑說：“你周恩
來也得來開我們這個碰頭會，因為你那個碰頭會已經不起作用了。”
［９０］周恩來也隻好說：“以後你們做決定，我給你們辦事。”
［９１］
由於幾位老帥和副總理隻是反對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作法，並不是反
對文化大革命，所以毛經過考慮，認為還是需要這些人：一來劉少奇
的案子還沒最後搞定，二來這些人在各地軍方中還有相當的影響，所
以，毛澤東接下來又對這些人做了一點安撫：請他們到自己家裏開
“團結會”，說幾句安慰的話，讓他們於１９６７年的“五一節”在
天安門亮相。
既然毛澤東要做好人，林彪也就沒有必要作惡人。在得到毛的同意之
後，林彪派黃永勝和吳法憲到幾位老帥和副總理家去告知他們：毛已
同意“解放”他們了。但是，譚震林仍然沒有得到“解放”。［９２］
除譚震林以外，其他六位在１９６９年的中共“九大”都進入了新的
中央委員會。
毛的這些做法與他對各地軍方負責人的做法是一致的：
盡管各地軍方對造反派的鎮壓要比文革初期的工作組厲害得多得多，
打擊麵也廣的多，但是毛對他們的態度卻是比對工作組緩和的多，隻
是說：“許多外地學生衝入中南海，一些軍事院校衝進國防部，中央
和軍委並沒有斥責他們，更沒有叫他們認罪、悔過或者寫檢討，講清
問題，勸他們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衝軍事機關一事，卻看得太嚴重
了。”［９３］
又例如對成都軍區，毛澤東說：“犯錯誤是難免的，隻要認真改了，
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這些是錯
了，但他們改正也快，．．．現在另一種思潮又起來了，即有些人說，
他們那裏軍隊做的事都錯了，弄得有些軍隊支左、軍管、軍訓人員下
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這種情況，要沉得住氣，實事求是地公開向
群眾承認錯誤，並立即改正。另外，向軍隊和群眾雙方都進行正麵教
育，使他們走上正軌。我看現在這股風，不會有二月那樣嚴重，因為
軍隊和群眾都有了經驗。偉大的人民解放軍一定會得到廣大群眾擁護
的。”［９４］
毛澤東在糾正各地軍方對造反派的鎮壓，為造反派平反的同時，一麵
要求軍隊轉向支持造反派，一麵要求造反派不要和軍隊對立，要求各
造反派群眾組織團結起來實現“大聯合”“三結合”。
盡管４月６日頒發的“軍委十條命令”在事實上否定了先前的“軍委
八條命令”，毛澤東還是希望“過去的八條，現在的十條結合起來是
對的。”［９５］並且要求造反派：“我們要遵守‘八條’，解放軍得
遵守‘十條’”。［９６］
在這段時間裏，毛澤東不得不考慮穩定軍隊的具體辦法，首先要考慮
的就是通過那些人來穩定軍隊。王年一曾就此指出：
毛澤東在１９６７年４月間定下了一個秘而不宣的決策：“借重林彪
及其老部下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穩定北京軍內的局勢。意
圖是：通過穩定北京軍內的局勢，達到穩定全軍的局勢的目的；通過
穩定全軍的局勢，達到穩定全國的局勢的目的。．．．大概以
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３日為起點，實行了這個決策。”［９７］
這個決策體現在對“五一三事件”的處理。“五一三事件”的經過情
形，王年一、紀希晨、嚴家其［９８］都有敘述，張雲生的《毛家灣
紀實》中專門有一章介紹［９９］。王年一的文章《“五一三”事件
— 一場大有來頭的小型武鬥》［１００］的分析尤為精辟。
在處理“五一三事件”的過程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林彪堅決地支
持了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的保守派，即“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
而中央文革卻一反常態，沒有繼續支持他們以前一貫支持的反對吳、
李、邱等人的造反派，即“三軍衝派”。
如果沒有毛澤東的決策，一向“被動”的林彪不可能這麽堅決地支持
某一派群眾組織，一向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革也不可能這麽迅速地轉
向的。
本文要專門指出的是：毛澤東之所以作出這樣的決策、之所以決定
“借重林彪及其老部下”來穩定軍隊，是和林彪積極支持反擊“二月
逆流”的態度分不開的。
林彪在支持反擊“二月逆流”的時候給毛澤東發出過信息，對於升哪
些人的官、罷哪些人的官、保哪些人的官，表明了自己的態度。
“五一三事件”前後，毛澤東對於林彪的信息給與了回應。回應的結
果是：在空軍，保了吳法憲的官；在海軍，升了李作鵬的官；在總後，
保了邱會作的官。［１０１］
不僅僅是如此，在各大軍區的人事變動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哪些人升
官：
１９６７年３月，廣州軍區副司令員梁興初升任成都軍區司令員；
１９６７年５月，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調任成都軍區政委；
１９６７年７月，沈陽軍區副司令員曾思玉升任武漢軍區司令員；
１９６７年７月，武漢空軍副司令員升任武漢軍區政委（連升三級）。
［１０２］
毛澤東的這種有利於林彪的回應，是林彪堅決支持反擊“二月逆流”
的結果。
所以林彪後來說：“壞人鬥好人，好人挨了整，邱會作同誌被總後當
權派中的一小撮壞人搞了一個多月，幾乎被整死。海軍的李作鵬、王
宏坤、張秀川也是被整。吳法憲也是這樣。過去你們吃了苦頭，現在
嚐到甜頭。”［１０３］
我們也可以從這裏看出，毛澤東依靠林彪等人來穩定軍隊的重要性。
如果當時不是依靠吳、李、邱等人，以及“三軍無革派”的話，軍隊
各軍、兵種、各總部仍將是一片混亂，到“七二〇事件”爆發時局麵
將變得無法收拾。
以後毛澤東和林彪的一段對話，頗有意思：
毛澤東對林彪說：“現在有一種說法，要抵製錯誤的領導。這在群眾
中是可以的，但在軍隊中不能這樣。如果各人都按個人的意見辦，軍
隊怎麽能打仗？軍隊各人都按個人的意見辦，這樣軍隊就不象個樣子
了。還是你說的：‘理解的要執行，暫時不理解的也要執行。’”
林彪回答說：“這兩句話是很普通的兩句話。還是主席說得好，‘在
自己的意見被否決之後，不得在行動上有任何反對的表示。’要說對
的就執行，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對，行動起來各行其是，不就亂了套了
嗎？”［１０４］
但是，反擊“二月逆流”以後的文化大革命形勢並沒有按照毛的主觀
願望發展，還真是“亂了套了”。
毛的初衷是：軍隊支持造反派，造反派團結起來，解放一批幹部，實
現“大聯合”、“三結合”，成立革命委員會，達到天下大治。然而，
局勢的發展卻是：
群眾組織並沒有團結起來，反而更加對抗，在“二月逆流”中受到鎮
壓造反派組織與協助過鎮壓的保守派組織勢不兩立，例如在武漢；有
些地方保守派組織已經瓦解，但是造反派組織又分裂成對立的兩大派，
仍然勢不兩立，例如在成都。
軍隊也卷入了群眾組織的紛爭，支持某一派，甚至不同的軍隊係統支
持不同的群眾組織。在解放幹部的問題上，也是如此，不同的群眾組
織要解放不同的幹部，有些幹部支持這一派，另外一些幹部則支持那
一派。
於是不同的軍隊係統之間的矛盾、不同派係的幹部之間的矛盾、與群
眾組織之間的矛盾交織在一起，使局麵更為複雜。
軍隊和造反派的矛盾、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矛盾、造反派中間不同組織
的矛盾、不同的軍隊係統支持不同的群眾組織、不同的群眾組織要解
放不同的幹部，所有這些都被冠以“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甚
至“國共兩黨的鬥爭”，使對抗越來越激烈，一直發展到１９６７年
七、八月的全國性大武鬥，真如林彪所說“‘文化大革命’，變成武
化大革命嘍！”［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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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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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本文簡述了文革中的“二月逆流”、以及林彪在這段時間的言行，
綜上所述，本文得出以下結論：
“二月逆流”既表現為“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同誌，在不同的會議上
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也體現為各地軍
方對造反派實行的鎮壓。
“二月逆流”的產生，在最初階段時得到了毛澤東的默許、林彪的支
持。作為各地軍方鎮壓造反派的依據的“軍委八條命令”，是在林彪
的主導下、幾位老帥的參與和促成下擬定的，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
當毛澤東認為“二月逆流”的結果將導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時，他又對
“二月逆流”進行了反擊，並且拉攏林彪加入反擊。林彪“被動”了
一段時間之後表態支持文化大革命，具體表現有“三二〇講話”、三
月二十五日針對青海問題的講話、製定“軍委十條命令”。
鑒於林彪對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毛澤東決定以林彪及其老部下為依靠
力量來穩定軍隊。“五一三事件”的處理結果體現了毛澤東這一決策。
原載《百年林彪》紐約：明鏡出版社， 2007
＝＝＝＝＝＝＝＝＝＝＝＝＝＝＝＝＝＝＝＝＝＝＝＝＝＝＝＝＝＝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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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金春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第二版）
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第１５２頁
［２］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第三版）
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第１３０頁
［３］《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
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日
［４］《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
中發［６７］１４７號文件 １９６７年５月７日
［５］同［２］，第１４５頁
［６］《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
中發［６６］２６７號文件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
［７］毛澤東《對譚震林關於國務院農口幾個單位情況報告的批語》
１９６７年１月３０日
［８］毛澤東《接見卡博和巴盧庫時的談話（節錄）》
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
［９］《中共中央批轉軍委、總政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的緊急指示》
中發［６６］５１５號文件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５日
［１０］《中央軍委轉發毛澤東、林彪同意南京軍區黨委緊急請示中的
三條意見》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日
［１１］毛澤東《對軍隊文化大革命的指示》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７日
［１２］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３日
［１３］張雲生《毛家灣紀實》北京 春秋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
第２６頁
［１４］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
鄭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第８０頁
［１５］同［１３］，第４０頁
［１６］同［１３］，第５８頁
［１７］同［１２］
［１８］毛澤東《給江青的信》１９６７年７月８日
［１９］毛澤東《對中央文革小組就〈文匯報〉、〈解放日報〉奪權
事件的談話》１９６７年１月８日
［２０］“天下大亂”最初是由紅衛兵“破四舊”、抄家、揪鬥“牛鬼蛇
神”開始的，後來在衝擊各級黨政機關的過程中，紅衛兵分化為主動
衝擊的“造反派”，和反對大規模全麵衝擊的“保守派”或稱“保皇派”。
［２１］《中共中央關於八屆十一中全會選舉結果的通知》
中發［６６］４００號文件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４日
［２２］《中國共產黨曆屆中央委員大辭典１９２１－２００３》
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
［２３］同［１４］第１２３至１２５頁
［２４］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
［２５］雖然林彪在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幾次天安門講話中都讚揚了
紅衛兵的行為，但本文並不認為這些講話就是林彪本人的意思。這些
講話都是毛澤東授意、別的人寫成、林彪照本宣讀。
［２６］同［２］第１３９頁
［２７］同［２］第１３３頁
［２８］軍事科學院編寫組《葉劍英傳》
北京 當代中國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第４０９頁
［２９］國防大學編寫組《徐向前傳》
北京 當代中國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第３２１頁
［３０］金秋《權利的文化－文革中的林彪事件》（英文本）
斯坦佛大學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第９５頁
Jin Qiu. “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３１］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 明鏡出版社 ２００３，
第１９６頁
［３２］同［１４］，第２０７頁
［３３］同［１３］，第６５至６８頁
［３４］同［１３］，第１６３頁
［３５］同［３１］，第１９７頁
［３６］同［３１］，第１９６頁
［３７］陳再道《武漢“七二〇事件”始末》
載國防大學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
北京 １９８８年
陳再道的說法不確切，軍委八條命令在這次講話之後。不過從
這裏也可以看出：各地軍方打擊造反派也曾得到過毛的許可，至少在
陳再道是這樣理解的。
［３８］《中央軍委八條命令》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８日
［３９］同［１］，第１５３頁
［４０］同［１４］，第１９５頁
［４１］徐向前《曆史的回顧》
北京 解放軍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第８２８頁
［４２］同［１３］，第７６頁
［４３］同［２９］，第３２２頁
［４４］北京軍區編寫組《聶榮臻傳》
北京 當代中國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第３４４頁
［４５］同［２８］，第４１０頁
［４６］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
北京 人民日報出版社 ２００１，第２６９頁
［４７］麥克法奎爾、沈邁克《毛的最後革命》（英文本）
哈佛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MacFarguhar, Roderick and Michael Schoenhals
“ Mao ’ s Last Revolution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第５４１頁
［４８］同［１４］，第２０２頁
［４９］例如：在１月２８日命令頒布的當天，軍委發出了給新疆軍
區的電報，而後有在２月１１日在此發出措辭頗為強硬的電報，說：
“新疆軍區對公然違抗毛主席批準的中央軍委命令的分子執行紀律是
完全正確的。全體指戰員、革命師生、革命工人、革命幹部都必須支
持這個正確措施。希望所有包圍新疆軍區機關的革命群眾都自覺地回
到本單位去，向違抗中央軍委命令的現象作堅決鬥爭。否則，一切後
果，由衝擊新疆軍區的人員負完全責任。”（《中央軍委給新疆軍區
黨委的二封電報》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８日、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１日）
三天以後，“福建前線部隊”發表公告，表示要“對那些證據確鑿的
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采取專政措施！對不執行中央軍委命
令者，堅決實行紀律製裁！”２月６日，中央軍委將此公告轉發各軍
區“望參照執行”。（《中央軍委轉發福建前線部隊公告》１９６７年
２月６日）
２月８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對衝擊廣州軍區各造反派的命令》，
命令衝擊廣州軍區領導機關的造反派“立即撤退。．．．否則，一切
後果由你們負責。”
２月１５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製止昆明各軍事學校機關衝擊軍區
的通知》指出：昆明軍區“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正確的。你們應當
堅決捍衛和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軍委的八項命令，立即退出後勤大院。
．．．否則，你們中間的負責人，要對這一行動負責。”
２月１７日，中央軍委公布《給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川大“八二
六”戰鬥團的信》，信中指出：“如果你們繼續圍攻成都軍區，一切
嚴重後果，由你們完全負責。”
［５０］《戚本禹王力接見湖北代表座談紀要》
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５日
［５１］《中央首長接見四川地區代表時的講話》
１９６７年４月３日
［５２］丁抒《文革首次血案——青海“二·二三事件”》
載《華夏文摘》第三三八期ｚｋ０３０５ａ
［５３］《全軍文革辦傳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湖南“湘江風雷”、
“紅旗軍”的批示》１９６７年２月４日
［５４］同［１３］，第９６頁
［５５］同［１３］，第９２頁
［５６］同［５２］
［５７］《中央首長第四次接見青海代表會議紀要》
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４日
［５８］同［２］，第１６７頁
［５９］周恩來《在軍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３日
［６０］毛澤東《關於要注意反革命複辟現象的批語》
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８日
［６１］同［１３］，第９５頁
［６２］同［３１］，第２０７頁
［６３］同［４６］，第２７８頁
［６４］同［１４］，第２１６頁
［６５］同［３１］，第２０５頁
［６６］同［１３］，第７１頁
［６７］同［４６］，第２７４頁
［６８］同［４６］，第２８０頁
［６９］同［６０］
［７０］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首都紅衛兵》
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５日
［７１］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新北大》
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６日
［７２］同［３７］
［７３］葉曙明《遲澤厚訪談（節錄）》
載《華夏文摘》增刊第四六六期ｚｋ０５１１ｅ
［７４］林彪《軍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０日
［７５］同［１３］，第１０１頁
［７６］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
《關於播送林彪同誌講話通知》
中發［６７］１２３號文件１９６７年４月７日
［７７］林彪：《關於青海問題的指示》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５日
［７８］《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關於青
海問題的決定》
中發［６７］１１０號文件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４日
［７９］《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
中發［６７］１１２號文件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７日
［８０］《中共中央轉發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及附件》
中發［６７］１１７號文件１９６７年４月１日
［８１］《人民日報》社論《正確地對待革命小將》
１９６７年４月２日
［８２］《中央軍委十條命令》１９６７年４月６日
［８３］同［１３］，第１０６頁
［８４］例如：從１９６７年４月３０日中共中央《關於福建問題的
意見》可以看到：“福州軍區黨委和韓先楚同誌最近表示，．．．：
除證據確實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外，‘盡速放出被押人員，從速為被取
締的革命組織平反’”，所以“中央認為，韓先楚同誌采取這個措施是
好的。革命群眾組織應該歡迎韓先楚同誌的這些表示和措施。”同時，
告訴造反派：“不要組織群眾衝軍區。衝軍區是不宜的，不對的，”
但對以往的衝擊事件“不予追究”。
針對廣州軍區和湖南省軍區、濟南軍區和山東省軍區的類似文件：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全軍文革小組批發
“廣東省軍管會關於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訓和下一步的做法”
和“湖南省軍區關於貫徹廣州軍區首長指示的情況報告”》
中發［６７］１５１號文件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４日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全軍文革小組批發
的山東省軍區黨委“關於向革命群眾公開檢討支左工作中
的錯誤的情況報告”》
中發［６７］１７５號文件１９６７年６月４日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軍委文革小組批發
“濟南軍區黨委給山東省革命群眾的一封信”》
中發［６７］１８２號文件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２日
［８５］《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內蒙問題的決定》
中發［６７］１２６號文件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３日
［８６］《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
中發［６７］１４７號文件１９６７年５月７日
［８７］同［３１］，第２０７頁
［８８］同［４６］，第２７９頁
［８９］同［３１］，第２０９頁
［９０］同［３０］，第１０５頁
［９１］同［３１］，第２１２頁
［９２］同［３０］，第１０６頁
［９３］毛澤東《在中央關於安徽問題決定稿中加寫的一段話》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日
［９４］毛澤東《印發四川省釋放被捕、拘留、收容審查人員情況
報告的批語》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３日
［９５］毛澤東《無政府主義是對機會主義的懲罰》
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０日
［９６］毛澤東《對上海市革委會的指示》１９６７年５月
［９７］同［１４］，第２８６頁
［９８］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
［９９］同［１３］第１１２頁－第１２４頁
［１００］王年一《“五一三”事件 — 一場大有來頭的小型武鬥》
載《華夏文摘》增刊第二五五期ｚｋ０１０４ａ
［１０１］“九一三事件”以後梁興初、劉豐受牽連而罷官，見［２２］
［１０２］１９６７年６月，李作鵬任海軍第一政委，見［２２］
［１０３］同［２］，第１５７頁
［１０４］林彪《關於加強軍隊組織紀律性的指示》
１９６８年５月２８日
［１０５］同［１３］，第１０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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