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一說李井泉

         在四川的曆屆省委書記當中,名聲最好的是趙紫陽,名聲最差的是李井泉。            

       

        客觀地說，文革前的地方官員，尤其是各省委書記，在執行中央的過左政策中，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是，李井泉在一味取悅上司，罔顧民間疾苦這一點上是尤其過分的。

 

        李井泉主政四川十七年（1949 – 1966），一貫極左。通常是在中央已經過左的政策上再加倍偏左。對此，白樺的評語是比較貼切的：“李井泉不僅不折不扣，而且變本加厲地執行極左的方針，硬是把一個天府之國治理成一個饑餓之鄉，在四川，有口皆罵，實在是很不容易！很多四川人在“文革”中對李井泉有過冒犯，但至今不悔。”（白樺：《我所見到的胡耀邦》）

 

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全國的“右派分子”人數是55萬多人，占知識分子總數的百分之十一，而四川被打成“右派分子”人數是5萬餘人，四川的知識分子人口比例低於全國，“右派分子”的人口比例則遠高於全國。另外還有6萬多人被打成“中右分子”。

 

        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李井泉是圍攻彭德懷的最賣力者之一。其間有派係的因素，也有現實的因素。派係的因素是李井泉屬賀龍一派，賀龍因為與彭德懷有曆史恩怨，在“廬山會議”上被老毛挑起攻彭，李井泉當然也得賣力。現實的因素則因李井泉治下的四川在“大躍進”中屬“人禍”最重的幾個省，出於自保也非得鬥倒彭德懷不可。

      從1958年到1962年，四川官方的死亡統計數字是812萬餘人。在中央已經開始糾正左的政策的時候，李井泉出於打擊反對者的需要，還扣住老毛的《黨內通信》不下發，致使四川的經濟複蘇晚於全國其他省份。丁抒的《從“大躍進”到大饑荒》、《人禍》，東夫的《麥苗兒青菜花黃---川西大躍進紀實 》對此有較詳細的描述。當時死人最多的省份是四川、河南、安徽、甘肅、山東。除了四川以外，河南的吳芝甫、安徽的曾希聖、甘肅的張仲良、山東的舒同都被調離了省委第一書記的職位去任閑職。隻有李井泉，不僅沒調職，還被提升為西南局第一書記。

        “七千人大會”上,中央收到了四川幹部的檢舉信,檢舉李井泉欺瞞中央。同時, 李井泉受到眾多與會代表的非難,還有人要求中央將李井泉調出四川。李井泉在鄧小平的保護下過了關，回川以後不是認真改過，反而動用公安機關追查檢舉人，圖謀打擊報複。

 

        李井泉最為人痛恨的事是在1959年宣布四川省糧票作廢，使得許多人勒緊褲腰帶積攢的一點存糧化為烏有。直到今日，四川的還有人提起此事就憤憤不平。（見 愚人：《大饑荒遺事》、何蜀：《為民請命的“蕭李廖反黨事件” 》）     

       

        李井泉最為人痛恨的話是當有人談起“大躍進”餓死人的時候，李井泉說：“中國這麽大，哪朝哪代沒有人餓死！”完全沒有把餓死人這件事當回事。（見丁抒：《從“大躍進”到大饑荒》）

 

        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在說起河南餓死人的時候表示過：“我欠河南五千萬人民的債一輩子也還不清。”

 

       當時分管農業的省委副書記廖誌高（1965年接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後來也承認：“在當時的情況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製定、執行有關政策或工作中失誤主要有三條：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員的自留地恢複得遲了，這兩條比全國其他各省市大約遲了半年到一年；特別是錯誤地搞反瞞產私分，雖然時間不長，但影響大、後果嚴重。這三條失誤給群眾帶來更大困難，對人口非正常死亡問題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是我們應當記取的沉痛教訓。”

 

       不知李井泉對自己在大躍進中的所作所為有何感想，至今沒見到這方麵的材料。

 

        李井泉是在南昌起義的部隊撤出南昌的時候參加革命的。後來到井岡山、到中央蘇區，一直作到紅四軍秘書長，所以文革前在四川有李井泉是老毛的秘書的說法。長征中一、四方麵軍會師以後，李井泉派到左路軍，和四方麵軍一起南下。後來，二、四方麵軍會師以後又在二方麵軍任職，從此以後一直在賀龍手下。兩人關係極好，據龍門陣稱是兒女親家。賀龍與鄧小平解放初期在重慶建立了非同一般的關係，因而鄧小平對李井泉也十分看重。

 

        李井泉作風霸道，容不得半點不同意見。四川文革前的老幹部基本上是三個部分：跟隨賀龍、李井泉南下的一野晉綏幹部，跟隨劉伯承、鄧小平入川的二野幹部，四川地下黨幹部。李井泉的做法是排擠二野，打擊地下黨。當然如果誰要是給他提意見，那就不管是哪個山頭都得打擊。以下是幾個著名的冤案：

１９５８年１月，重慶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張文澄，隻因對某上級領

導人的不民主作風提出了批評，就被打成右派分子，並在宣傳係統中

整出一個打擊麵很大的“張文澄右派反黨集團”。（見何蜀：《紅岩》

作者羅廣斌在“文革”中）

     1963年4月，重慶市委幹部蕭澤寬（市委常委、組織部長）、李止舟（市委候補委員、副秘書長）、廖伯康（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團市委書記）對西南局領導人李井泉的左傾錯誤提出批評，被打成了"蕭、李、廖右傾反黨集團"。（見何蜀：《為民請命的“蕭李廖反黨事件”》）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在各地仿效北京“揪三家村”的

高潮中，又一批原地下黨人被李井泉當作“黑幫分子”拋了出來。曾在四

川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的原西南局辦公廳副主任張黎群被打成了“反黨反社

會主義分子”；西南局宣傳部副部長馬識途、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李亞群、

著名作家沙汀三人被打成了四川的“三家村”。（見何蜀：《紅岩》作者

羅廣斌在“文革”中）

 

此外，還有在文革中影響極大的劉結挺、張西挺夫婦的案件。其實
劉、張二人亦屬極左，因與李井泉不和，文革前劉結挺被撤銷了宜賓地

委書記，張西挺被撤銷宜賓市委書記。文革中劉、張起來造反，成

為全國知名的造反派幹部，九大時分別為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文

革後被判刑，所以此案至今未見到一個公正客觀的描述。

 

        1966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發表以後，彭真和老毛對抗，一直拖到11月29日才在《北京日報》轉載。李井泉對於是否在《四川日報》轉載，也很傷腦筋。於是打電話給鄧小平，恰好鄧小平不在，於是又給賀龍打電話。賀龍明確回答說：不轉載。這樣一來《四川日報》一直拖到12月14日才轉載。這一點後來成為紅衛兵、造反派攻擊李井泉的口實。

文革中，李井泉遇到了比他更左十倍的紅衛兵、造反派，被鬥得家破人

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的綁架（見何蜀的《“紅衛兵綁架李井泉”始末》）；

夫人肖裏在揪鬥中頭發全部被扯光，最後含冤自殺；兒子李明清因為反

對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毆打致死。實在是很慘。

        文革中，老毛還多次說李井泉的壞話, 例如 “四川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困難, 主要是劉、鄧、李井泉搞的，他們把劉結挺打成反革命，把他開除黨，這次才翻過來。”， “四川、貴州最亂，主要是賀（龍）、羅（瑞卿）、李（井泉）搞的”。

        所以，李井泉不僅和各大局書記、省委書記一樣受到打擊，被定為“走資派”，而且還在《中共中央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中被定性為搞“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獨立王國”。文革以前，每年的國慶節，成都市中心的明代皇城都要模仿北京天安門城樓的式樣裝扮起來，稱為“小天安門”。這時候也成了“搞獨立王國”的罪證。實在是很冤。

如果我們問他一句：“中國這麽大，哪朝哪代沒有人冤死！”他又

怎樣想呢？

        “林彪事件”後李井泉被解放出來，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一直低調，直到1989年去世。

李井泉萬死不能贖其罪，其子死得好，死得該，死得妙！正應了我們四川人的話叫，斷子絕孫，不得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