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龍門
歐陽也的龍門陣
雨後送傘談“四人”（下）
歐陽龍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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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央出了修正主義”為什麽沒有人“起來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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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毛生前多次說，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大家要“起來造反”，
然而等到“四人幫”被粉碎的時候，卻不見了動靜。上海曾經有點苗
頭，結果也歸於煙消雲散。這是為什麽呢？
究其根本原因，還是在於老毛自身，在於老毛自己的“無法無天”，
在於老毛自己的“全麵專政”。
這裏，老毛其實麵臨一個兩難的局麵：要麽建立一套規則、一套客觀
標準，定義好什麽是“修正主義”、什麽是“走資派”，當“中央出
了修正主義”大家該怎麽辦，對“走資派”因該用什麽程序和方式來
“打倒”。這樣做的問題是：有沒有這樣一套製度和可操作的規則；
即使有了製度規則，老毛自己要不要遵守。老毛顯然是不願意遵守規
則的，如果遵守規則的話，“文化大革命”根本就沒法發動起來。老
毛願意的是自己“無法無天”。老毛自己當球場老板，自己當總裁判，
自己當“四人”隊的教練，自己直接調動球場保安隊。誰是“修正主
義”，誰是“走資派”並沒有一個可應用的客觀標準，一切由自己說
了算，真是方便得很，愜意得很。
但接下來又麵臨另一個問題，那就是一旦自己不在了，繼任的老板便
可以依樣畫葫蘆。他說誰是修正主義誰就是修正主義，隻要他能調動
球場保安，他就可以抓捕任何球隊，宣布比賽結束、自己勝利。而恰
恰這個繼任老板不是“四人幫”而是“三人組”。
說來說去還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有了製度保障，“四人”
就可以有正當的權利而不會被“一舉粉碎”，但是有了製度保障，嚴
格遵循規則，老毛也不可能發動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有“四人”隊
的橫行；老毛就是不願受製度約束，才組建“四人”隊，發動文化大
革命，讓自己和“四人”隊“無法無天”地橫衝直撞。但是，別人當
了老板也可以照樣辦理，招來球場保安，將“四人”隊抓捕入獄，還
要扣上“反對毛主席”、搞“修正主義”的大帽子。
對此老毛並非沒有認識，他隻是沒有辦法解開這個兩難的死結，衡量
諸多因素，他還是以自己的“絕對權威”為第一選擇。所以他說：
“林彪一夥如上台，搞修正主義很容易。”豈止是林彪，在老毛的權
威體製之下，隨便誰上台，隨便搞什麽主義都是不難的。於是，“中
央出了修正主義”，大家要“起來造反”便成了一句空話。
“四人幫”也不是沒有一兩個死黨，也不是沒有一點權力基礎，上海
就有幾個人提出過“四人”被抓是“右派政變”、是“修正主義上
台”，並且計劃過施行武裝暴動。也有人提出過：即使失敗了，“也
可以像巴黎公社那樣用鮮血教育下一代”。
當時上海真要是有“武裝暴動”，其結局當然是被鎮壓，同時給社會
和人民帶來不幸。但這未必不是“四人”和老毛希望的。然而終歸還
是紙上談兵，牆上畫虎。
事後諸葛亮認為，其根本原因還是在老毛：老毛一方麵號召“造反有
理”、號召“反潮流”、號召“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大家要起來
造反”，但是另一方麵推行“無產階級的全麵專政”、“黨是領導一
切的”、“一切行動聽指揮”。其中的“造反”“反潮流”就必須聽
從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指揮。於是培養出來的幹部就隻能是聽從上級指
示，而不能像巴黎公社的烈士那樣能為自己心中的真理犧牲。上海那
幾個有條件當烈士、為文革犧牲的人，也就是在等這個下命令、等那
個發指示的囉囉嗦嗦之中被繳了械的。
對於老毛和“四人”來說這是不幸，對上海人民來說卻是免遭血和火
的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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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人”在曆史上有什麽意義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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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隊被球場保安抓捕之時，球場內外曾是一片歡呼。這就說明，
“四人”不僅得罪了球場的代理老板華國峰、球場保安汪東興、對立
的球隊“元老隊”、“三七隊”，也得罪了大多數的觀眾和球迷。這
一點在老毛去世之前的“天安門事件”即“四五運動”中就已顯現端
倪。其實“四人”不過是為老毛、為老毛的“文化大革命”背了口大
黑鍋。
老毛自己也說過：文化大革命，讚成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老毛
知道,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文化大革命“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麵內戰”。
不論文化大革命有多麽冠冕堂皇的理論、多麽美妙動聽的理想，但
“打倒一切，全麵內戰”傷害的人太多、麵太廣，所以在“四人”被
抓捕、文革被否定的時候有不少人拍手稱快。正如列寧曾經引用過一
句著名的格言說：幾何公理要是觸犯了人們的利益，那也一定會遭到
反駁的。
與此同時，事後諸葛亮認為：文化大革命沒有給多少人帶來多少利益，
所以當文化大革命被否定時，也沒有什麽人站出來捍衛它。
文化大革命使“當權派”中的多數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前麵已
經說過。這使得的“四人幫”失去了“黨心”“軍心”。即使有一些
人在文革中得到升遷，他們也都在文革的不同時期遭受過打擊，所以
並不是完全滿意，例如華國峰、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陳
永貴等等。像“四人”那樣的純粹受益者是少之又少。
知識分子整體被看作“臭老九”，受到歧視。其中的中上層被當作
“反動學術權威”，成為文化大革命的第二打擊對象，受到迫害的程
度較之第一打擊對象“走資派”有過之而無不及。其中的教師群體受
到的打擊尤烈，使中國幾千年傳統的“師道尊嚴”蕩然無存。
文革中青年學生，廣大人民群眾在毛澤東的煽動下起來造當權派的反，
組成了各種不同的紅衛兵和群眾組織。這些組織首先分為保守派和造
反派兩大類，在保守派被打垮的地方，造反派又分裂成不同的派別。
隨著運動的反複，翻來覆去，今日這派得勢，明日那派掌權，保守派
得勢的時候打擊造反派，造反派掌權的時候加倍打擊保守派，也打擊
不同派別的造反派。鬥爭從文鬥搞到武鬥，從拳頭棍棒搞到坦克大炮，
直把個文化大革命搞成了武化大革命。今天整人的明天被整，明天被
整的後天加倍整人，整來整去大家都是輸家，沒有一家滿意。
尤其是青年學生，最後到頭來落的是“上山下鄉”。這些人的怨氣是
可想而知的。
就算是被捧為“領導階級”“領導一切”的工人，得到了什麽實惠呢？
工資幾乎十年沒漲，住房長期緊張，尤其是子女的“上山下鄉”成為
家家戶戶頭痛之事。農民和曆朝曆代一樣，照舊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
貧窮地區很多人缺吃少穿，難以溫飽。
當然，以上這些有可能是局勢所然，不完全是“四人”能掌控的。
但是，也有一些較大的利益集團本可能成為“四人幫”群眾基礎，成
為文化大革命的捍衛力量，卻被“四人幫”和老毛自己削弱：
造反派：文革動亂的高潮時期，人們“鹹與造反”，形成眾多的群眾
組織，不論其動機如何，總之是與文化大革命休戚相關。其中的一些
頭頭如蒯大富、聶元梓、翁森鶴等等成為全國知名的造反派，進入革
命委員會擔任負責人，其中最突出者當然是上海的王洪文。然而，在
文革高潮之後的多次運動，諸如“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
“清查五一六”之中，受到維護秩序的軍方和重新上台的“走資派”
的毀滅性的打擊，紛紛被整肅，以致下獄。而老毛或者為向軍方和
“走資派”妥協、或者因記恨這些造反者在文革中的失控，竟未加以
援手，江青等人也是聽之任之，令其自生自滅。於是其中絕大多數人
心灰意冷，覺得是被人利用。日後仍然讚成文化大革命的是少之又少。
此乃老毛與“四人”之一大敗筆也。否則今日為文化大革命叫好的人
還要多得多。
工農兵學員：文化大革命廢除了高考製度，大學三年沒有招生。等到
大亂過去，老毛用推薦製度選拔學生入學。以老毛和“四人”的邏輯，
這些人應該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應該像“百卷英雄”張鐵生那樣，
可能成為“四人”的群眾基礎。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第一，這些人當
中學習成績好的，並不一定對文化大革命真心擁護，反而認為自己早
就該上大學了，是文化大革命耽誤了自己；第二，老毛的“推薦”製
度搞來搞去，搞成了“後門”製度、“關係”製度，包括老毛自己本
人就通過後門送了幾個女生入學，這些人隻領“後門”“關係”的人
情，也不對文化大革命感恩戴德。於是，具有諷刺意義的事情出現了：
在１９７６年的“四五運動”中不少的工農兵學員成了反對“四人”
的力量。
要說“四人”在曆史上有什麽意義沒有，事後諸葛亮認為：“四人”
的敗落成為一個例證，說明任何政治勢力沒有一個鞏固的、具有一定
規模的利益集團為其群眾基礎都是站不住腳的。正如球隊需要廣大的
球迷一樣。
又要“一切行動聽指揮”。又要“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地方要敢造反”，猶如水火不相容，豈可兼得？真是老糊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