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人事布局中的陶鑄

文革初期人事布局中的陶鑄

司馬清揚 歐陽龍門

摘要：陶鑄之所以能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之際成為中共第四號人物，完全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所致。在毛澤東最初的人事布局中可以看出用林彪、鄧小平、陶鑄“三駕馬車”代替劉少奇和周恩來的苗頭。其中陶鑄可以起到聯結林、鄧的關鍵作用，調和二人由來已久的矛盾。然而由於林彪表現出的與鄧小平“勢不兩立”的態度、又由於鄧小平表現出的對劉少奇不能“反戈一擊”的態度，使毛澤東的意圖未能如願。鄧小平的做法在實際上避開了林彪、江青的直接的鬥爭鋒芒，同時給毛澤東一個台階，為以後複出埋下了伏筆。以後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種種做法，不僅加深了他和對立麵的矛盾，而且更是讓毛澤東覺得陶鑄十分“不識相”，最後終於讓陶鑄下台。陶鑄的下台，也使周恩來的作用成為“不可或缺”，讓周恩來暫時站住了腳跟。陶鑄的下台，在毛澤東看來完全是“咎由自取”。陶鑄的下台，是毛澤東至死不悔的決策。

一、陶鑄“上升”的背景

文革伊始，彭真被毛澤東打倒，改組中央書記處勢在必行。鄧小平揣摩聖意，推薦陶鑄進京，無疑是符合毛澤東的要求的：首先，陶鑄同劉少奇一直有些積怨，在黨內是人所共知的“冤家對頭”。同時陶鑄是個直性子，愛放炮，敢放炮，可以用來炮打“中央的修正主義”，炮打 “資產階級司令部”。

在延安整風時期，擔任軍委秘書長的陶鑄被作為“靶子”進行搶救，受到折磨，以後是毛澤東伸出以援手得以獲救。同時，在柯慶施被整的事情上，陶鑄仗義執言，對整人的劉少奇表示不滿，留下積怨 [1] 。

在建國後的“高、饒事件”中，陶鑄曾經配合高崗向劉少奇“開炮”。以後又在不同場合、以不同方式表達出對劉少奇的不滿。例如，當劉少奇已經明確地成為了黨的第二把手以後，陶鑄還以曲折的方式表達說：“如果選鄧小平當國家主席，我舉雙手讚成。” [2]

但是有一點，毛澤東當時並不完全了解，那就是到文革前夕，陶鑄與劉少奇的矛盾已經有些緩解。根據陶鑄的自述，劉少奇在陶鑄承認錯誤後，寬宏大量，使得陶鑄對劉的看法大為改變。進而因為陶鑄讚成劉少奇的建國路線方針，陶鑄已經成為靠近劉少奇的一位地方大員 [3] 。１９６５年１月，陳伯達發覺毛澤東要整劉少奇時，告訴了王力，王力建議由陳伯達會同陶鑄、彭真去做劉少奇的工作。筆者認為：雖然毛澤東對陶鑄向劉“靠近”不會毫無察覺， 但是毛澤東並不認為陶鑄已經成為劉係人馬，依然認為陶鑄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旨行事，能夠 擔任進攻劉少奇的先鋒。

　　在此，筆者還要著重指出的是： 陶鑄是精通並善於進行黨內鬥爭的人 [4] 。正如單世聯評論：陶鑄在１９５０年的 廣西剿匪問題和１９５２年的廣東土改問題上顯示出極強的鬥爭能力。葉劍英說：“有人告了我的禦狀，陶鑄這個人，在廣西一腳踢開了張雲逸，到廣東，又一腳踢開了我葉劍英。” [5] 張雲逸、葉劍英都是軍內元勳，除了毛澤東的信任支持外，陶鑄如果不善於黨內鬥爭，也是不可能勝出，取而代之。陶鑄的這種黨內鬥爭經驗是獲得毛澤東青睞的重要資本。

　　除了毛澤東的賞識以外，陶鑄和鄧小平良好的個人關係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曾誌在談及陶鑄同鄧小平之間的關係時說：陶鑄說， “１９４９年，二野進軍西南，路經武漢時我才第一次見到鄧小平。鄧小平調中央後，也僅是公事來往，交往不深。１９５８年‘八大’後，鄧小平擔任總書記，之後接觸就多了，關係也更密切。我對鄧小平的感覺，確是好的。在１９５４年的黨代會上，曾說過這樣的話：如果黨內允許拜師的話，當主席的學生我不夠格，但我願拜鄧小平為師。” [6]

另外，以往為人所忽視的是，陶鑄還同林彪的關係私交很好。陶鑄是可以不敲門通報直接見林彪的人之一；在整肅羅瑞卿之前，林彪曾私下向陶鑄交底； [7] １９６６年元旦前夕，陶鑄備受壓力，林彪曾特意給陶鑄以“被動被動再被動”的忠告。 [8]

在毛澤東文革初期的人事布局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種苗頭：分化劉少奇、周恩來，打到劉少奇之後，周恩來則是下一個被打到目標。 正如陳毅在 文革初期 一針見血：“說什麽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舊政權的矛盾，說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劉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來。” [9]

而周恩來對此也並不是沒有思想準備。文革伊始，周恩來就在門廳前麵準備了一個小包，裏麵裝著簡單的洗漱用具，準備隨時被抓走，到時候隻需提上這隻小包。 [10]

作為替代，毛澤東準備安排 鄧小平接替劉少奇負責黨務係統，並且兼管中央專案組；啟用陶鑄接手周恩來的政務係統；林彪則作為黨的二把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時主持軍隊事務。

林彪與鄧小平長期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勢同“一山不容二虎”，陶鑄正好在其中起到一種溝通的作用，因為陶鑄和林、鄧兩個人均有很好的個人關係。

毛澤東從１９６４年底就開始為發動文革做準備。陶鑄就逐漸成為毛澤東的棋盤上一枚重要的棋子。１９６５年１月，陶鑄同謝富治一起被補增為國務院副總理。次年 5月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並取代陸定一兼任中央宣傳部長，並在１９６６年６

月２３日出任專為文革成立的中共中央宣傳部文革小組組長。 [11]

陶鑄之所以能當上中央宣傳部部長，和他大力頌揚毛澤東不無關係。自１９６６年初，陶鑄主管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就宣傳毛澤東個人以及毛澤東思想方麵無疑在幾個大區內是首屈一指。僅舉二例：

（ 1）２月２４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中南局的《決定》，在該消息上麵是通欄大字口號“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們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毛澤東所指的“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語言，在這一版上全齊！

（ 2）5月２９日，《羊城晚報》再發表社論《三論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內稱：“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是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指路明燈。……毛澤東同誌不僅是中國人民最敬愛的偉大領袖，而且在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革命人民中享有最崇高的威信，成為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偉大的旗手”。“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所肩負的空前偉大的曆史任務，就更需要自己的英明領袖，需要具有最偉大天才的革命舵手”。 [12]

陶鑄接管後的中央宣傳部，在毛澤東眼裏應該不再是“閻王殿”，對於文革的順利發動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至少陶鑄和陸定一相比，毛澤東覺得會順手很多。在 7月中旬，毛澤東曾經派李誌綏回到北京，找陶鑄了解文革形勢。 [13] 應該說，毛澤東對於陶鑄這段時間的工作是滿意的。按照毛澤東的意見，經中央同意，陶鑄除分管中宣部外，還分管中組部、教育部、文化部、衛生部、體委、新華社、人民日報、出版局、廣播事業局等，還參加中央軍委的領導工作（筆者注：關於陶鑄參加軍委工作，並不確實）。 [14] 在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進一步把陶鑄提拔為中共第四號人物，可見毛澤東對其是寄予厚望托付重任的。 [15]

文革開始以後，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態度是鮮明的。盡管鄧小平在大躍進失敗以後和毛澤東有些疏遠，而劉少奇越走越近，以至於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和劉少奇、周恩來站到了一起，但是毛澤東始終是將劉、鄧是分開的。在 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醞釀過程中， 經毛澤東親自審定的政治局常委排列次序，鄧小平的位置比文革發動前提升了。按照王力和陳伯達的回憶以及《周恩來年譜》中的記載，陶鑄是從下麵被毛澤東“勾”上來的，也就是說本來鄧小平的排名比後來的高。 [16] 而鄧小平在這次改選中，是全票當選。 [17] 這足以說明毛澤東還是要用鄧小平的，鄧小平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還分管中聯部、中調部等，其中更重要的是鄧繼續擔任“彭、羅、陸、楊專案審查委員會”主任。根據王力的回憶，１９６７ 年７月１４日，毛澤東在武漢同他談話時，對鄧小平作了“高度的評價”。王力寫道：“他（指毛澤東 ——— 引者注）說，他不同意並列地提打倒劉、鄧的口號。接著說：‘打倒一年、頂多打倒兩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來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懷相比。指揮兩個野戰軍的，隻有一個鄧小平。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小平出來。” [18]

然而，由於林彪所持的與鄧小平 “勢不兩立”的態度，由於鄧小平在林彪、江青的咄咄逼人的攻勢之下采取的“避其鋒芒”的態度，又由於鄧小平對劉少奇未能“反戈一擊”的態度，使毛澤東的這個初衷未能實現。這也就是毛澤東常說的“形勢比人強”、“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的 政治局擴大會上，本來是要批劉少奇的，而林彪和江青卻認為主要的危險不是劉，劉已經被“一張大字報”打倒，現在主要危險是鄧。林彪批判鄧小平同自己爭戰功，把鄧小平同彭真、吳晗和北京市委問題等捆綁相連，指責鄧小平和吳晗打的是“政治撲克”，是敵我矛盾。 [19]

這並非毛澤東的本意。從鄧小平在常委中的排序和分工等跡象看，毛澤東是要留下鄧小平的。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專門找鄧小平談了一次話，要他和林彪搞好關係，配合他在人事上的安排和布局。因為 鄧與十帥中的九帥關係都很好，唯獨從不與林來往。 鄧小平回憶說：“ 文革開始的時候，主席找我談話，讓我和林彪搞好關係，我答應了，但與林彪談了一次就談崩了。” [20] 可以這麽說，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毛澤東要鄧小平 “ 跟林彪搞好關係 ” ，林彪、鄧小平共處為其最重要的布局。但是林彪把鄧批成那個樣子，兩人就無法共識了。鄧對康生說，因為把我提成敵我矛盾，我沒法工作了，常委分配我的工作，由康老管吧！ [21] 林彪整鄧，破壞了毛澤東的部署，種下毛、林之間的芥蒂之因。

與此同時，鄧小平的表現也是耐人尋味的。在十月份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不僅沒有揭發批判劉少奇。反而在檢討中主動 把自己同劉少奇相提並論， 提出“ 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的劉少奇同誌和我二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這張大字報中，一針見血的指出我們所犯錯誤的性質 … ” [22]

以後，林彪和陳伯達公開將劉、鄧並提作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加以批判。陳伯達的講話在中央工作會議一結束就在 全國各地廣泛流傳開來 。

由於鄧小平無法繼續工作，劉少奇負責的黨務工作隻好由周恩來暫時擔當。其間林彪也曾短暫地主持過中央工作，但最終還是主要由周恩來負責黨、政兩方麵的事務。

陶鑄自然是無法很快接手周恩來這兩個攤子的，於是周恩來也就不可能很快地被排除。毛澤東對於鄧小平則采取了“冷藏”的辦法，以備後用。

二、陶鑄“倒台”的過程

“打倒陶鑄”原本不在毛澤東的文革戰略部署之中，不僅如此，毛澤東原本還打算重用陶鑄。但是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陶鑄同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衝突不斷。陶鑄在某些事情上的做法，不能不使毛澤東認為陶鑄已經成了繼續深入發動文革的“絆腳石”，必須加以整肅。相比之下，周恩來對於文化大革命和對於中央文革小組的態度，更能夠讓毛澤東和江青所接受。局勢的發展、兩人各自的表現，終於導致了陶鑄的“倒台”和周恩來的“保全”。

上麵說過，陶鑄在調到中央以後的工作， 對於文革初期毛澤東的戰略部署是積極響應並支持的， 毛澤東也是滿意的，這就有了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升到排名第四的結果。然而，也就是從這時開始，毛澤東開始對陶鑄不滿。

首先，陶鑄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 沒有象毛澤東預期的那樣向劉少奇猛烈開火。從陶鑄的角度來看，也許是由於在“高饒事件”中因為反對過劉少奇而犯錯誤的教訓，所以有些 躊躇不前。對此，毛澤東當時雖有不滿但尚未計較，仍然重用陶鑄。

８月、９月，中央和國務院的工作主要是周恩來和陶鑄兩人在管，毛澤東後來表示過對兩人這段時間工作的不滿。

１９６６的１０月１日國慶節， 十一個常委都上了天安門。但是到了晚上，毛澤東用坐“敞篷車”的特殊方式告訴世人那些人屬於真正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當時陶鑄還是坐敞篷車的一員。而劉少奇、鄧小平、朱德、陳雲被排除在外。 ^[23] 但是陶鑄在宣傳上對十一個常委是照章辦事，同樣對待。所以毛澤東事後對此評價到：國慶節十一個常委都要有照片，是陶鑄搞的。 [24]

不僅如此，當陶鑄發現鄧小平沒有一個靠近毛澤東的鏡頭時，便把陳毅靠近毛澤東的一張照片換成了鄧小平。 [25] 　這就是當時有名的“換頭術”，後來也成為陶鑄的罪名之一。

１０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陶鑄的秘書馬恩成回憶：“這次會上我沒有見到陶鑄，在簡報上也沒有看到他發言。會議快結束時，陶的秘書張漢青來看我和薛光軍，並問了我們會議的情況和中南局機關的情況。我問他，為什麽未見陶鑄同誌發言？張說 : 陶鑄最後有一個書麵發言，可能交得晚了，來不及印出。對此，我不便再多問，但已感覺到陶鑄可能左右為難，處境不妙。” [26] 陶鑄仍然堅持在黨的領導下搞文革，反對在農村工礦企業深化文革，連續搞了幾個社論和指示，所有這些，雖然毛澤東畫了圈，但是正如王力認為：毛澤東內心是不滿意的，這些同毛澤東的文革思維是背道而馳的。 [27]

這時毛澤東認為陶鑄留在中央已經不合適了，讓他和譚震林到中南和華東地區視察。但是譚震林說工作忙，又受到衝擊，不能成行。毛澤東就讓陶鑄自己一個人下去。但是陶鑄卻賴在中央不走！ [28] 這時 毛澤東還沒有下定決心要打倒陶鑄。但是隨後而來的幾件事卻使毛澤東的態度發生了很大改變。

１１月１０日“安亭事件”發生，張春橋的處理得到了毛澤東的讚許，做出了“先有事實，後有概念”的肯定的結論。而陶鑄的態度則是大相徑庭。陶鑄就在王洪文率眾臥軌的前夕，主持討論了“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的人民日報社論。其目的正如陶鑄所說：就是要把他們（上海的潘國平、王洪文等）壓下去，寫這社論把他們壓下去。 [29]

然後是唐平鑄告發陶鑄“換頭術”的問題。

１１月２７日，江青指使關鋒、戚本禹列舉了陶鑄七大罪狀，指責陶鑄實際上仍在執行“劉鄧路線”，更為嚴重的是，此報告斷言陶鑄同毛澤東提倡的“炮打司令部”唱對台戲。 [30] 　

１１月２８日，江青在 “檢閱”文藝大軍的大會上說：“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誌，周恩來同誌，陳伯達同誌，康生同誌，以及其他許多同誌，都肯定了我們的成績，給過我們巨大的支持和鼓舞！”而這個講話是 經過毛澤東精心修改的。 [31] 很明顯，陶鑄不再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也不再屬於“無產階級司令部”！

接著，毛澤東決定要陶鑄在１２月６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 檢討，這是毛澤東第一次直接表態要陶鑄檢討，實際上就是批鬥。 [32]

１２月２６日， 毛澤東在以借過生日為名，實在向其親信路線交底。毛澤東明確說道：“少數不肯回頭，堅持錯誤，陽奉陰違，耍兩麵派的人，一定要被群眾打倒，這極少數人是咎由自取”。毛澤東所引“咎由自取”是陶鑄的原話。 [33] 對於“不識相”的隻能打到。正如王力所回憶到：這時主席定了開批評陶鑄的生活會。這個會於１２月底在懷仁堂召開，總理主持，叫“生活會”。這個會明明白白地說批評陶鑄、叫陶鑄作檢討的會。這個會上的發言是一邊倒，無產階級革命家也一直批評陶鑄，主要發言是陳伯達。主席定了要開這個會，大家議論是要陳伯達發言。 [34] 王力的回憶、和曾誌的回憶都說在這次生活會是一邊倒地批評陶鑄，隻有李富春說要不讓陶鑄回中南算了。王力還回憶了一個細節：毛澤東曾說，希望你們能開個會把陶鑄揪出來才好呢！ [35] １２月２９日，毛澤東最後一次和陶鑄談話，毛澤東再次批評陶鑄：“你怎麽還不下去。？” [36] 　陶鑄不明就裏，以為毛澤東還在保自己。會見以後，立即將談話內容通報了周恩來和林彪。 周恩來當即作出了布置，說：“過了新年，陶鑄同誌就出發。” [37] 林彪則說了“你呀，現在就被動”和“要被動被動再被動”的忠告。 [38] 然而這些都為時已晚，因為毛澤東已經決定要打倒陶鑄，隻是還在考慮到打倒的時間和方式。

12 月 30 日，“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隊”不知得到什麽暗示，“突然狂放了起來，強迫陶鑄立即接見。” [39] 　接見中，陶鑄與發生了正麵衝突。

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中央文革小組接見了這支造反隊，接見中陳伯達、江青、康生表了態，隨後“打倒陶鑄”的消息傳遍全國。 [40] 　至此，陶鑄在毛澤東的文革人事布局中被剔除。

三、陶鑄“倒台”的幾個關鍵因素

陶鑄倒台原因，諸如 沒有象毛澤東預期那樣對劉少奇猛烈開火、試圖把群眾運動納入黨組織的領導的軌道、試圖重新組織建立書記處製度、“換頭術”、與中央文革小組尤其是江青不斷發生衝突等等，已有大量文章論述，也可以參閱拙作《陶鑄之死內幕》。 [41]

這裏我們要列舉 陶鑄“倒台”的幾個關鍵因素，其中有些在以往或者被忽視，或者被歪曲。

陶鑄之所以被打倒，第一關鍵的因素當然是毛澤東。而不是像中共官方說的“林彪、江青一夥”以突然襲擊的手段把陶鑄打成“中國最大的資產階級保皇派”，並列為“第三號最大的走資派”而打倒。 [42]

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陶鑄被打倒，１月８日，毛澤東就說：

“ 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極不老實，鄧小平說還可以。陶鑄在十一中全會以前堅決執行了劉鄧路線，十一中全會後也執行了劉鄧路線。在紅衛兵接見時，在報紙上和電視裏照片有劉鄧鏡頭，是陶鑄安排的。陶鑄領導下的幾個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們也管不了，紅衛兵一來就管住了。

　　陶鑄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了，紅衛兵起來就解決了。” [43]

江青、陳伯達在 林彪在陶鑄被打倒的事件之中，起了一種催化劑的作用。當林彪、周恩來、以及陶鑄本人都還蒙在鼓裏的時候，他們已經知道了毛澤東要打倒陶鑄的底牌。當毛澤東還在考慮采取什麽方式來打倒陶鑄的時候，他們搶先把這一決定公之於眾。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０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針對江青、陳伯達沒有報告中央就公開在群眾中點名打倒陶鑄這件事，批評他們：“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你這個江青，眼高手低，誌大才疏。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你們兩個人幹的。”他還說：“我看現在還同過去一樣，不向我報告，對我實行封鎖，總理除外，總理凡是重大問題都是向我報告的。”毛澤東最後要文革小組開會，批評陳伯達、江青。 [44] 此番話並不能看作是毛澤東不同意打倒陶鑄，隻是因為“中央有一些老幹部提出意見，認為一個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倒台，沒有經過中央開會研究，是不合程式的” [45] 　此番話隻是 批評他們“打倒”的方式不對 。 這種批評，正如王年一評論：令人啼笑皆非。毛澤東不也是 “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麽？既然打倒錯了，為什麽不推翻這個打倒而讓陶鑄照舊工作呢？” [46]

林彪在陶鑄被打倒的事件之中，處於一種中性的位置。由於陶鑄的位置所在，其命運並不是林彪所能決定的。所以盡管兩人以往的關係很好，林彪沒有、也不可能對陶鑄加以保護。同時林彪也沒有參與打倒陶鑄。是在陶鑄告訴林彪，說毛澤東仍然要保自己之後，林彪才忠告陶鑄要“被動”。 [47] 這個忠告實際上已經為時已晚，因為毛澤東此時已經決定要“打倒”陶鑄，而隻是因為在考慮以什麽方式來“打倒”。

周恩來 在陶鑄被打倒的事件之中的作用相當微妙，至今很少有人提及。有記錄說，陳伯達、江青宣布打倒陶鑄的時候，周恩來、王力也在場。 [48] 　王力則表述得較為含糊，說在場的有“ 陳伯達、康生、江青、我，還有別人。 ” [49]

周恩來本人的解釋則是：“我們分手後，我去給陳鬱（廣東省省長）打電話，回來見他們正接見紅衛兵，我坐下來聽了一會兒，陳伯達、江青、康生他們話已講過了，我沒有聽到。” [50]

　　在此之前的１２月６日批評陶鑄的會議上，周恩來批評陶鑄講過“懷疑一切”。 [51] 　事實上，周恩來不僅在這次會議上，而且在陶鑄倒台之前、之後都有在公開場合及私下裏對“懷疑一切”的說法表示過不滿。 [52]

同樣是在這次會上，周恩來讓陶鑄作了自己的“擋箭牌”。會前，在毛澤東否定了由穀牧等人搞的“十五條”的情況下，穀牧不知情，仍然搞了個匯報提綱。陶鑄知道毛澤東態度，但是 沒有製止。周恩來也知道有這麽一個提綱，也沒有製止。毛澤東對此十分惱火，決定借此批鬥有關人員，除了穀牧之外，還有周恩來和陶鑄是涉案人員。在這次會議上，陶鑄一個人頂下了所有責任。正如高文謙所述，周恩來在此事上不過並沒有站出來為此承擔責任，也沒有給陶鑄等人開脫，聽由他頂下全部的責任，相反還注意撇清和其中的幹係。 ^[53]

四、陶鑄“倒台”以後

陶鑄被打倒以後，文化大革命繼續迅速地向縱深發展：造反的浪潮從文教單位發展到工廠農村，以至於軍隊，各級黨政機關紛紛被奪權，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從“路線錯誤”上升到敵我矛盾。

陶鑄被打倒以後，周恩來暫時站住了腳跟，使周恩來的作用更加無人可替。陶鑄對待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諸如將運動納入黨組織的領導、不讓運動進入工廠農村、盡量讓各級幹部少受衝擊，這些都和周恩來的想法一致，但是這些帳都算到了陶鑄頭上。陶鑄實際上給周恩來作了“擋箭牌”，讓周恩來有機會改弦更張，繼續留在文革的戰車上。

陶鑄被打倒以後， 毛澤東始終堅持這一決策，至死未改。

早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毛澤東就意識到文化大革命打倒的幹部太多。但是，他當時的看法是：“多了不怕，將來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調到別的地方工作。 [54] 　以後他也確實這樣做了。但是陶鑄的問題卻一再升級。

１９６７年９月，姚文元發表 《評陶鑄的兩本書》 [55] 公開點了陶鑄的名，指陶鑄為叛徒，將“ 懷疑一切 ”、“打倒一切”的罪名算在陶鑄頭上。毛澤東認為該文“極好”，兩次為該文加批語，並且擬定文章的標題。 [56]

事實上，陶鑄對於“懷疑一切”既有過模棱兩可之中隱藏的不同意，也有過明確的支持。在陶鑄倒台以後，這筆帳完全算到了他的頭上。而在陶鑄平反以後，一些歌頌他的人又完全否認陶鑄支持過“懷疑一切”。這兩種說法都有失偏頗。陶鑄與“懷疑一切”是一個值得進一步的討論的問題，此處限於篇幅，不做深入闡述。我們準備另文討論。

１９６８年，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還說：“王任重是內奸，國民黨。陶鑄也是曆史上有問題。” [57]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陶鑄在安徽合肥去世。

“林彪事件”以後，老幹部大量地被解放、平反、複職、落實政策，但是始終沒有陶鑄。

１９７３年，在給陶鑄的妻子曾誌落實政策的時候，有人問及曾誌的問題，毛澤東說：“曾誌有什麽問題，陶鑄是陶鑄。”在否定曾誌有問題的同時，仍然肯定陶鑄有問題。 [58] 　

直到１９６７年３月毛澤東去世前不久，江青還在 十二個省區座談會上 說：“ 打倒一切，懷疑一切”“那是陶鑄的” [59] 　江青的這個講話毛澤東是知道並且作過批示的。 [60] 毛澤東去世後不久，江青又在公開場合重複了這一說法。 [61] 　所以我們說：“打倒陶鑄” 是毛澤東至死不悔的決策

五、結論

　　陶鑄的“上升”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重要的人事布局，其意圖在於以林彪、鄧小平、陶鑄的三架馬車代替劉、周係統。但是林彪的壓力下，鄧小平不得不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工作會議之後出局。這個時候，以陶鑄代替周恩來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

其後陶鑄對於文化大革命言行、對於中央文革小組的“對抗”態度都令毛澤東日益不滿。相比之下，周恩來對於文化大革命則是更順從毛的旨意，對於中央文革小組采取更加“忍讓”的態度。

當毛澤東已經對陶鑄暗示甚至明示要他離開中央以後，陶鑄仍然堅持不走，而且仍然企圖按照自己的意誌來左右文化大革命，與中央文革小組無法相處。於是毛澤東作出了打倒陶鑄的決定。在毛澤東尚未決定以何種方式來打倒陶鑄之前，江青、陳伯達搶先將這一決定公之於世。

陶鑄倒台使周恩來的作用暫時更為重要，地位暫時更為鞏固。

陶鑄倒台在毛澤東看來完全是“咎由自取”，同時也是毛澤東至死不悔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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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０） 第３０８－３０９頁；

　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第４４９頁

[2] 　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９１）

　第７１頁

[3] 　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廣州：廣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第４５２頁

[4] 　單世聯：《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選自《單世聯文集》

[5] 　楊立：《帶刺的紅玫瑰 ── 古大存沉冤錄》（廣州：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１９９７）　 　　

　第１２３頁

[6] 　曾誌：《如煙往事難忘卻》載周明主編《曆史在這裏沉思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年紀實 》（北京：華夏出版社１９９６）

[7]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The Tragedy of Lin Biao

　 (Honolulu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第１０，１７５，１７９，２０９頁

[8] 權延 赤 ：《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９１）

　第２１４－２１６頁

[9] 周秉德 ：《我的伯父周恩來》（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第２５５頁

[10] 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第２８１頁

[11] 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２０００）

　第６卷，第６８頁

[12] 餘汝信： 《 短暫的蜜月：１９６６年毛、林關係的幾個問題》

　載丁凱文主編：《百年林彪》（紐約：明鏡出版社 ２００７）第２７１頁

[13] 李誌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第４４８，４５１頁

[14] 煥然：《 心底無私天地寬——陶鑄在“文革”中 》載《湘潮》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15] 閻長貴：《陶鑄是怎樣成為第四號人物_的》載《黨史博覽》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16] 詳見 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第４１７頁；　　

　陳曉農：《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２００５）第２８９頁；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６）》下卷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７） 第４６頁

[17] 王年一：《王年一手稿（文革漫談）》 載“林彪網站”（ www.linbiao.org ）

[18]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 香港： 明鏡出版社，２００３）第５０１－５０８頁

[19]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 香港： 明鏡出版社，２００３）第５０１－５０８頁

　 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第４１９－４２１ 頁

[20]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０）第３７頁

[21] 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第４２１頁

[22] 鄧小平：《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的檢討》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３日

[23] 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第４２０－４２１頁

[24] 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第５０８頁

[25] 曾誌 《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第４５１頁

[26] 馬恩成：《陶鑄在１９６６》載 《 百年潮》１９９９年第１１期

[27] 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

[28] 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 第４４０ 頁；

　 煥然：《 心底無私天地寬——陶鑄在“文革”中 》載《湘潮》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29] 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 第４６８頁

[30] 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 第４６９頁；

　馬齊彬：《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增訂本（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１）

　 第２０８頁

[3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７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２）

　第１６３－１６６頁

[32] 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第４６８頁

[33] 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第４５９ 頁

[34] 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第４７２頁

[35] 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第４７６頁

[36] 曾誌 《一個革命的幸存者》 廣州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第４４４ 頁

[37] 陳丕顯：《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38] 權延 赤 ：《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９１）

　第２１４－２１６頁

[39] 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 第４４５頁

[40] 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 第４４７頁

[41] 蓑笠翁：《 陶鑄之死內幕 》見“林彪網站” www.linbiao.org

[42]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第三版（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２００６）

　第１１５頁

[43] 毛澤東：《關於陶鑄問題的講話》１９６７年１月８日

載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44] 逄先知：《毛澤東傳》（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２００４）

[45] 陳曉農：《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２００５） 第３２６頁

[46] 王年一 《文革漫談》存哈佛手稿，另見於“林彪網站” www.linbiao.org

[47] 權延 赤 ：《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９１）

　第２１４－２１６頁

[48] 陳伯達等對“赴廣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的指示，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

　載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49] 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 第４７５頁

[50] 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第４４８頁

[51] 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 第４７３頁

[52] 　陶鑄倒台之前有：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２日《周恩來對首都大專院校代表和全國廿五省市紅衛兵的談話》，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７日《周恩來與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八·八”紅旗戰鬥團談話記要》等等 ；

　　　 陶鑄到台之後的有：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５日《周恩來在“首都科技界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上的講話》，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１日《周恩來、李先念接見財貿係統代表的講話》等等，均載於載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私下的講話參見：

陳曉農：《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２００５） 第３２４頁

[53]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 紐約： 明鏡出版社，２００３）

[54]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工作匯報會議上的講話》１９６６年１０月

　載《毛澤東思想萬歲》（武漢版）第２７７頁

[55] 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載《人民日報》１９６７年９月８日

[56] 毛澤東：《對〈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的幾段批語》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０日，２８日

載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57]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３日

載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58] 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 第５０２頁

[59] 江青：《江青在打招呼會議期間擅自召集的十二省區會議上的講話》１９７６年３月　　　　

　２日，載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60] 毛澤東：《關於 “ 風慶 ” 輪問題的批語》１９７６年３月１０日

　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１３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２）

[61] 江青：《在清華大學的講話節錄》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日

　載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