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中的共產國際指示及亂碼電報——與楊奎鬆先生商榷

「西安事變」中的共產國際指示及亂碼電報

————與楊奎鬆先生商榷

歐陽龍門　 司馬清揚

　　楊奎鬆先生在《西安事變新探》一書中說西安事變以後「中共中央究竟什麽時候得到來自蘇聯的指示，而張學良對於蘇聯的態度又有什麽樣的反應？時至今日，這兩個問題仍舊沒有真正得到解決」（１）。而他解決了第一個問題，他斷言：「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中共中央沒有收到共產國際或斯大林關於西安事變問題的任何一份電報指示」（２）。對於共產國際在１２月１６日發給中共的指示，楊先生認為「沒有能夠被譯出來」（３）。

　　楊先生的主要根據如下：

　　１）毛澤東、周恩來都說：２０日以前沒有收到過共產國際的指示；毛澤東還說：共產國際１６日的來電是亂碼，「完全譯不出」；

　　２）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絡是「由張聞天負責的」，所以如果共產國際有指示，應該不止毛澤東一個人知道；

　　３）斯諾所說的宋慶齡在西安事變時「曾經利用她的電台向陝北的中共中央‘轉發’過斯大林的這封電報」，以及張國燾說的「莫斯科的回電於十三日的晚間到達」，隻是「不確切的」「傳說」。

　　本文考查了楊先生的資料來源，本文參考了其他一些資料來源，本文認為：我們雖然不能肯定中共中央在這段時間裏肯定收到過共產國際的指示，但是楊先生關於中共中央在這段時間裏肯定沒有收到過來自共產國際的指示的斷言，其根據是靠不住的。正所謂「說有容易，說無難」，而楊先生要說的是「無」。

　　再有一點，中共中央沒有收到共產國際的指示，並不等於毛澤東沒有收到過共產國際的指示。楊先生承認：「有人懷疑，是否真的存在電報譯不出來的情況？是不是毛澤東，因為自己前此對策與蘇聯不同，因而有意利用這一點搞了一個‘時間差’？」，對此楊先生認為「這種懷疑是缺少根據的」（４）。

　　本文認為，這種懷疑並非缺少根據，倒是楊先生的斷言缺少根據。

　　

　　以下本文對楊先生的根據逐點進行分析。

　　一、毛澤東、周恩來的說法是不是真的？

楊先生列舉了如下事例：　　

　　１２月１６日，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有電報指示給中共中央，但是「沒有能譯出來。中共中央１８日曾就此給共產國際發電稱：接連兩電‘勤務組弄錯了，完全譯不出，請即檢查重發，至要’。」這就是所謂的「亂碼電報」（５）。

　　１２月１７日，毛澤東說：「我們對遠方（即指蘇聯——引者注）政府已做幾個報告，尚無回報。」１２月１８日，周恩來從西安「致電中共中央，說明他已告訴張學良還不知蘇聯的意見」（６）。

　　１２月１９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在報告中明確講：‘國際指示還未到’，．．．」（７）。

　　這裏，周恩來的說法實際來源於毛澤東的說法。於是，所有關於２０日前共產國際沒有關於「西安事變」的指示、共產國際的來電是亂碼的說法，都來源於毛澤東。那麽毛澤東說法是不是真的呢？

　　對於亂碼的說法，張戎在《毛：鮮為人知的故事》中質疑道：「毛後來稱莫斯科十六日的電報‘勤務組弄錯了，完全譯不出’，稱他十八日要求莫斯科重發。這不可能是事實。中共核心的收發報員告訴我們，電報譯不出會馬上要求莫斯科重發，不可能等兩天。更何況在這樣關鍵的時刻」（８）。這裏所說的中共核心的收發報員為康一民（９），以後擔任過周恩來的秘書（１０）。

　　所以，我們可以對楊先生的說法提出質疑：會不會是毛澤東收到了電報，謊稱是亂碼，進而說「國際指示還未到」。盡管楊先生認為「共產國際十二月十六日來電偶爾出現搞亂電碼和譯不出來的情況，應當是可信的」（１１），然而這麽重要的電報為何要等兩天才要求重發，確實是無法解釋的。

　　楊先生又認為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絡是「由張聞天負責的」，所以如果共產國際有指示，應該不止毛澤東一個人知道。於是我們轉入下一個問題：

　　二、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係是誰負責？

　　楊先生說：「就當時的中共中央內部分工來說，需要弄清楚的是，黨的總負責人還是留蘇學生出身的張聞天，而非毛澤東。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係，也是由張聞天負責的。」 「這一點與四十年代以後毛澤東因為與共產國際發生意見分歧，不得不嚴格控製中共中央與共產

國際聯絡電台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１２）。

　　毛澤東曾經長期嚴格控製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和蘇聯的聯絡電台，不容其他任何領導人插手。這一點似乎是沒有爭論的，楊先生也承認這一點。

　　那麽，這種控製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則有不同的說法。

　　高華的說法是「從１９３５年末開始」：「毛深知掌握與莫斯科來往秘密電訊對其政治生涯的極端重要性，從１９３５年末開始，毛就直接控製與莫斯科的電訊交通，而不容其它任何領導人插手，從而確保自己在信息掌握、研判及利用上獲得任何人無法得到的優勢與便捷」（１３）。

楊先生的說法則是「四十年代以後」。

　　高華的說法來源於當事人師哲和張國燾。楊先生沒有列出他的資料來源，但是與師哲的說法是一致的。師哲這樣說：「１９４０年末，我們同莫斯科建立了非常可靠的空中聯絡，但是隻有毛主席一人有權使用」（１４）。「往來的電訊，不但都由毛主席親自處理，而且全存在他那裏，向誰傳達或傳閱，也由他決定。據我所知這類文件一直沒有傳達過（指作為文件傳達），隻是涉及到重大問題時，由毛主席在書記處或政治局會議上口頭介紹一下。就是說，他認為有必要時，才在上述兩種會議上談談，否則作罷」（１５）。

　　由此可以看出控製的嚴密。

　　師哲說是從「１９４０年末」開始的。因為，師哲是在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５日才從蘇聯到延安的（１６）。在此之前是什麽情況，師哲沒有說。但我們並不能因為師哲說是從「１９４０年末」開始，就得出結論說：在此之前並非如此嚴密。

　　在此之前的情況，張國燾回憶說：「當時毛澤東最注意的是控製通訊機構，已達到封鎖消息的目的：（一）所有中共中央於莫斯科來往的密電；（二）中共與西安方麵的聯絡，諸如國民黨南京政府人員，張學良、楊虎城等部以及其他派係和人員的通信等；（三）軍委會和各地紅軍部隊的聯係，凡一切命令指示、人員調動和軍事情報等等，都是毛澤東一個人包辦」（１７）。

　　比較以上各種說法，可以認為：師哲和張國燾是當事人，楊先生基於師哲的說法得出「四十年代以後」的結論，而高華則基於師哲和張國燾兩個人的說法得出「從１９３５年末開始」的結論。

　　如果楊先生認為張國燾的說法並不足信，那麽，我們再來看看當事人葉子龍的說法。

　　葉子龍於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底，調軍委機要股任譯電員，不久後升任機要股股長，此後一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了２７年。１９３６年５月，機要股升為機要科，葉子龍任科長，同時兼任毛的機要秘書。這些情況在２０００年出版的《葉子龍回憶錄》（１８）都有記載。

　　１９９７年，葉子龍在接受采訪時專門指出：

　　「當時中央的電台收到的電報，均立即送到機要科譯出，經謄抄由葉

　　子龍送給毛澤東；毛澤東決定電文傳閱的範圍，葉子龍再轉交中央其

　　他領導人。而中央及軍委對各地或前線各部隊有何指示，亦交與葉子

　　龍，經機要科送給電台發出」（１９）。

同時葉子龍還說：在收到西安事變的電報之後，「毛澤東看完電報笑了，對葉子龍說：‘要有好事了。’繼而讓他把電報送給中央其他領導人閱看」（２０）。

　　綜上所述，如果有共產國際直接發給中共中央的電報、或者共產國際通過宋慶齡轉發給中共中央的電報，那麽這些電報是直接交給毛澤東，而不是張聞天。即使張聞天當時是當時的黨的負責人，更大程度上張更是一個政治局會議召集人的角色而已。

　　所以本文認為，毛澤東是有條件向中共中央其他人隱瞞共產國際的電報的。並不是像楊先生說的：「絕不可能出現共產國際的電報指示被個別人扣押起來而拖延向政治局傳達的事情」（２１）。

　　三、宋慶齡有沒有可能向中共轉交斯大林的電報？

　　楊先生解釋說：「中共中央早期或許曾經試圖與宋慶齡的電台建立通訊聯係，但是由於中共中央和宋慶齡的電台功率不大，所以兩者之間的聯係始終沒有建立起來」（２２）。

　　首先，這個功率小絕對不是聯係不起來的原因和理由。關於無線電問題，當時的宋慶齡設在上海的電台功率是１５瓦，而後期的海南島的馮白駒所領導的瓊崖遊擊隊，與陝北中共中央聯絡的電台，其功率不是１５瓦，而是５瓦，但在夜深人靜之時，仍然能收發與陝北聯絡的電報。這是因為半個世紀前，電訊還不發達，空中電波相互幹擾的狀況遠沒有現在這樣嚴重。因此，宋慶齡在上海的１５瓦電台，在夜間或早晚，很容易就能與陝北電台通報（２３）。

其次，陝北的中共中央當時也並非沒有大功率電台。對此，我們可以參看張震的回憶：

「中共上海中央局通過宋慶齡等人的幫助，買到了一部大功率電台，

並且通過地下黨運到了陝西韓城，由國民黨第１７路軍的團長閻揆

要轉交。．．．１９３６年１月中旬，我們４師奉命和軍團部騎兵

團一起，南下韓城接受電台。．．．因情況不明，電台未能接到。

後來，這部電台由兄弟部隊接回」（２４）。

　　所以，楊先生所說的中共與宋慶齡之間的聯係因為「電台功率不大」「始終未曾建立起來」，是「缺少根據的」。

　　我們再來看宋慶齡是否接到過共產國際關於西安事變的指示；如果接到過，是什麽時間接到的；接到以後是否向陝北的中共中央轉發：

　　第一，本文認為宋慶齡在１２月１２日深夜或１３日接到過共產國際的指示。因為，在西安事變發生的當天晚上，孔祥熙曾會見宋慶齡並請她在一件擬好了的譴責張學良犯上的聲明上聯署簽字，宋慶齡當即斷然拒絕，並說：「張學良做得對，如果我處在他的地位，也會這樣做，隻是我會做得更甚於此」（２５）。然而到了第二天，宋慶齡對事變的態度來了個１８０度大轉彎。宋慶齡擬請胡子嬰陪其到趟西安去勸說張學良釋放蔣介石（２６）。

　　本文認為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明確指示，是無法解釋宋慶齡前後的態度變化的。

　　第二，本文認為斯諾所說的宋慶齡曾向陝北中共中央轉交共產國際的指示，並非沒有可能。

　　斯諾在《紅色中華散記》中介紹了他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與宋慶齡的一次談話中得知，宋慶齡在西安事變時曾轉送過斯大林給毛澤東的電報，電文中說：如果中國共產黨不利用他們的影響使蔣獲釋，莫斯科就將斥責他們為土匪。並將在全世界麵前予以譴責。同時斯諾還記述到，毛收到這封電報時勃然大怒，一遍咒罵一邊跺腳（２７）。

　　楊先生引用了斯諾的以上說法，認為「要證明這個傳說的不確切應該說並不十分困難」（２８），楊先生的根據有兩點：其一是「中共中央與蘇聯有著直接的通訊聯絡，完全沒有必要舍近求遠」；其二是因電台功率不夠大「宋慶齡這時與中共並沒有直接的電訊聯絡」（２９）。

　　「其一」不能算作一個可靠的根據，隻是「沒有必要」這樣做，並非不能這樣做。我們也可以認為共產國際通過一切可能的手段，確保其指示到達中共中央，而且實施之。「其二」我們已經說過，電台功率並非楊先生所說的那樣是一個問題。

　　對楊先生來說「十分困難」的還有：特裏爾在《毛澤東傳》是這樣描述的：「正當中共處理這一棘手難題的時候，莫斯科來了一份令人不可思議的電報。斯大林認為，綁架蔣介石肯定是日本人的陰謀， 張學良和共產黨應該立即無條件釋放蔣。似乎毛看到這份電報後勃然大怒，毛把電報撕得粉碎，一邊跺腳一邊咒罵」（３０）。

　　特裏爾雖然也是引用了斯諾的敘述，但是他在采訪黃華的時候，當時任外交部長的黃華證實了這一點（３１）。

　　最後，本文認為張國燾的在回憶錄中提到的「莫斯科的回電」，並不是共產國際發給中共的指示，而是在保安接收的《真理報》和《消息報》評論的無線電廣播譯稿，而張國燾誤認為那是共產國際來電，這也可以看成是毛壟斷電台通訊的一個旁證（３２）。

　　綜上所述，雖然我們缺少直接的第一手材料證明中共中央在１２月２０日之前接到過來自共產國際的電報，但是像楊先生這樣如此匆忙的肯定「在十二月二十日前，中共中央沒有收到來自共產國際或斯大林關於西安事變問題的任何一份電報指示」卻是「缺少根據的」，

而懷疑毛澤東向中共中央其他人隱瞞共產國際電報並非毫無道理。

注釋：

（１）楊奎鬆：《西安事變新探》（台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５）頁３２２

（２）同（１），頁３２６

（３）同（１），頁３２７

（４）同（１），頁３２７

（５）同（１），頁３２７

（６）同（１），頁３２６

（７）同（１），頁３２９

（８）Jung Chang and Joh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5),187

（９）同上，頁６７９

（１０）王凡：《葉子龍的往事回顧》載《知情者說（２）》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８）頁２４０

（１１）同（１），頁３２８

（１２）同（１），頁３２７

（１３）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０），頁６０

（１４）師哲：《在曆史巨人身邊一師哲回憶錄》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１），頁２０１

（１５）同（１４），頁２０３

（１６）同（１４），頁１４９

（１７）張國燾：《我的回憶》（北京：東方出版社，１９９８），第三卷，頁３４５

（１８）葉子龍：《葉子龍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９）同（１０）頁２２５

（２０）同（１０）頁２２７。這裏要指出微妙的一點：

　　　　１９９７年葉子龍在接受采訪（１０）時的說法，和２０００

　　　　年出版的《葉子龍回憶錄》（１８）的說法有些不同，前者

　　　　要比後者「出格」，後者更為「官方」。本文估計是有關方

　　　　麵進行了幹預。例如：後者刪除了以上所引的（１０）中第

　　　　２２５頁的內容；後者在說到西安事變的電報時，把說法改

　　　　成了：「我立即把電報交給毛澤東，他還沒有休息。看過電

　　　　報以後，高興地說：‘喔，去睡吧，明天會有好消息！’」

　　　　（見（１８）頁３９），刪去了「繼而讓他把電報送給中

　　　　央其他領導人閱看。」

（２１）同（１）第３２７頁

（２２）同（１）第３２３頁

（２３）畢萬聞：《畢萬聞《英雄本色　——　張學良口述曆史解密》

（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２），頁３１３

（２４）張震：《張震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３），頁１０８；

　　　　李思慎、劉之昆：《李立三之謎》（北京：人民出版社版，２００５），

　　　　其中說；「１９３６年６月，上海的地下黨組織把一台百瓦電台設法送到了陝北。」

（２５）傅紹昌 ：《宋慶齡在西安事變中》載《民國春秋》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２６）胡子嬰 ：光耀日月氣貫長虹　――　回憶宋慶齡名譽主席在救國會時期二、三事》

　　　　載《宋慶齡紀念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頁１１２

（２７）同（１），頁３２２；

　　　　又見Edgar Snow: 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1936-1945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２８）同（１），頁３２２

（２９）同上

（３０）特裏爾（Ross Terrill）著，劉路新 高慶國 譯《毛澤東傳》

　　　（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頁１７７

（３１）Ross Terrill: MAO: A Biography（New York：Harper Colophon, 1980）449

（３２）關於張國燾對於「電報」的回憶的具體論述非本文所討論，可以參閱《關於我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方針問題》載《黨史研究資料》１９８２年第１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