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光路的《文革文鬥》和《文革武鬥》讀後感
歐陽龍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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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為止,在中央和全國層麵上描述文革的專著海內外都已經出了
一些[1],在個人層麵上描述文革中的經曆、見聞的回憶則多得不
勝枚舉。而像最近出版的鄭光路的《文革文鬥》和《文革武鬥》[2]
兩本書那樣,在省、市一級的層麵上描述文革的專著則還很少,而以
中文出書的更是少之又少[3]。
這兩部書以全國範圍的文革為主線,以四川和重慶為主要案例,同時
參考其他地區,展現了文革中1966年到1969年這段時間裏的
“文鬥”和“武鬥”。
由於作者鄭光路不僅經曆,而且親身參與了文革中的活動,從當時開
始就注意收集各種相關的資料,所以這兩部書擁有的原始材料非常豐
富,描述也十分生動具體。
例如,對於曾經震驚全國的1967年5月,成都132廠開槍流血
的武鬥,作者以客觀地態度講述了事件的來龍去脈,列出了具體的傷
亡數字。
又例如,作者對於四川幾大群眾組織,尤其是著名的成都保守派組織
“產業軍”的興衰也有具體的描述。而現有的文革記述,多數集中於
紅衛兵、造反派,較少記述那些被瓦解了的保守派。中外圖書館的文
革資料收藏,多以紅衛兵(保守的和造反的)、造反派的材料為主。
這兩本書所收集的保守派組織的原始材料,是比較豐富的。
作者以客觀的角度地描述文革當局和各派群眾組織參與文革的活動,
也是值得稱道的。作者所取的角度既不是“官方”的,也不是“反官
方”的。“官方”與“反官方”兩者都有出於政治目的而歪曲曆史真
相的偏向。
許多描述文革的回憶錄、口述史,多有片麵之處。例如當權派的回憶,
往往詳細記述自己被迫害的舊事,而對於自己參與、主導迫害別人,
則一筆代過,甚至完全不提,似乎從未發生過。也有當年的文革參與
者,仍然持有當年的“派性”,大肆渲染對立派別的劣性,對自己和
自己派別的錯誤、罪行或者完全忽略,或者輕描淡寫,或者強調客觀
環境使之而“不得已”。
這兩部書在擁有豐富的原始資料的基礎上,對文革中的許多事件和問
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觀點和結論,其中有些為以往的文革著述所忽視,
或者描述得不盡符合事實。
例如文革初期的派“工作組”事件,是毛澤東與劉少奇矛盾公開化的
大事件,劉少奇在較量中失勢而敗落,成為以後的文革發展最重要因
素。現有的官方說法是“當時,毛澤東不在北京,中共中央在劉少奇、
鄧小平主持下”“派出工作組”[4],“在江青、康生一夥的支持
和挑動下,不少學校發生轟趕工作組事件。為了堅持工作,一部分工
作組曾經不適當地采取了所謂‘排除幹擾’的某些措施。有些單位批
鬥了一些帶頭‘造反’、轟趕工作組的人,並加以‘反黨分子’、
‘假左派’、‘右派學生’等罪名。” [5]
然而,這隻是事實真相的一部分。鄭光路的這兩本書指出:“工作組
的‘工作’其實就是大肆整人,在群眾中分類排隊,劃分‘左、中、
右’,‘四類人’等。”[6],“打擊麵之寬,之狠,令人觸目驚
心,後任難以想象。這是文革運動後來縱深發展極重要原因和催化
劑。”[7]
這兩本書在例舉了大量的事實和數據之後,得出結論:“文革運動如
果真像劉少奇等人設想的就此結束,其整人後果比1957年‘反右
派運動’還要恐怖,不知有多少人、多少家庭要再過地獄般的生活。”
[8]
官方的說法給人的印象是:有人“造反”、“轟趕工作組”,工作組
“不適當地”打擊了這些人。
從這兩本書裏我們看到:工作組不僅僅是打擊反對他們的人,也打擊
其他被工作組認為有問題的人。即使是在那些並沒有人反對工作組的
地方,工作組照樣要劃出一大批“反革命”、“右派”加以打擊。
官方的說法隻能解釋為什麽有人起來造反。兩本書列舉的事實不僅能
夠解釋為什麽有人起來造反,而且能夠解釋為什麽一度有那麽多的群
眾支持造反。
關於“二月逆流”的描述,《文革武鬥》沒有僅僅局限於“大鬧京西
賓館”、“大鬧懷仁堂”,而是結合了“二月逆流”在各地,尤其是
四川的具體表現,指出了問題的實質是:“在文革十分重要而特殊的
時期內,還掌握軍權的中央及各省市幹部對江青等中央文革和各地
‘造反派’勢力的對抗,試圖恢複文革前的秩序。”[9]
在簡述了“大鬧京西賓館”、“大鬧懷仁堂”這些為官方大肆渲染的
事件之後,《文革武鬥》以專門的章節記述了四川的“二月鎮反”。
該書的客觀性表現在:既描述了激進的造反派在全國奪權的“一月風
暴”高潮中對成都軍區的圍攻,也描述了成都軍區、保守派組織、以
及另外一些造反派組織對圍攻者的瘋狂鎮壓。該書點出了問題的實質
是“成都軍區試圖恢複文革前秩序”。[10]
文化大革命發展到高潮,終於變成了“全麵內戰”的“武化大革命”。
中共官方的文革史將此歸咎於“林彪、江青一夥”“肆無忌憚地煽動
打倒一切、全麵內戰”,歸咎於“江青”“公然提出‘文攻武衛’的
口號。”[11]
王年一則含蓄地提到了“毛澤東指示:給左派發槍,武裝左派”。
[12]。對與毛澤東曾發出“武裝左派”的指示,當時的知情人王
力曾有說明。[13]
《文革武鬥》一書則直截了當地指出:“文革武鬥災難的造成,毛澤
東有難以推卸的責任。”[14]該書用專門的一節,以確鑿的證據
指明:毛澤東武裝左派的講話在前,江青的“文攻武衛”的口號在後。
該書以第一手資料證明:“鼓吹武鬥的‘武裝支持左派’的指示,是
由毛澤東為首的中央下達的”。而且這個指示確確實實傳達到了基層,
“四川省革籌第一號領導人(省革籌主任、成都軍區政委)張國華,
在1967年8月29日在軍區營職以上幹部會上”傳達了這一指示,
並且提出了在四川貫徹這個指示的原則和具體辦法。[15]
本文認為《文革文鬥》和《文革武鬥》這兩本書在形式和內容方麵都
具有獨特的、開創性的特點。作者完全可以在這兩本書的基礎上寫出
一部四川文革史,成為第一部以中文出版的、在省級層麵上描述文革
的通史。
最後,本文要指出這兩部書的不足之處:
雖然這兩部書具有資料、手冊的性質,但是這兩部書沒有一個索引,
這也是多數中文史書的一個共同缺點。建議作者在今後的再版、新書
中能提供一個較好的索引而更具使用價值。
這兩部書引用的資料很豐富,但是在格式上卻沒有將引用資料和作者
的描述與評論明顯地區分,因而使讀者感到混淆。建議作者今後能以
不同的字體、段落來區分引用資料和作者的描述與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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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筆者見到的全國範圍的文革史有:
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年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
Barnouin, Barbara, and Yu Changgen 《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
London :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3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
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6年
MacFarquhar, Rodreick and Schoenhals, Michael
《 Mao ’ s Last Revolution 》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鄭光路《文革文鬥 - 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文化之喧囂怪狀》
美國海馬圖書公司 2006
鄭光路《文革武鬥 - 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社會之特殊內戰》
美國海馬圖書公司 2006
[3]迄今筆者所見多是英文著作,中文著作尤其少。
較早的著作有以廣州文革為案例的:
Lee Hong Yong 《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Rosen, Stanley 《 Red Guard Fr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
Boulder: Westview, 1982
描述浙江文革的:
Forster, Keith 《 Rebellion and Fr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 Zhejiang, 1966-1976 》
New York: Sharpe, 1990
描述內蒙文革的:
Woody, W. 《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Inner Mongolia:
Extracts from an Unpublished History 》
Stokholm University Press, 1993
描述武漢地區文革的:
Wang Shaoguang 《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
Hong Kong: Oxford Univ. Press, 1995
徐海亮《東湖風雲錄 - 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
香港 銀河出版社,2005年
描述上海文革的:
Perry, Elizabeth, and Li Xun 《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Boulder: Westview, 1997
[4]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第92頁
[5]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第94頁
[6]《文革文鬥》第18頁
[7]《文革武鬥》第6頁
[8]《文革文鬥》第20頁
[9]《文革武鬥》第168頁
[10]《文革武鬥》第153頁
[11]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第156頁
[12]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266頁
[13]《王力反思錄》香港 北星出版社 2001年
第651頁,第810頁
[14]《文革武鬥》第232頁
[15]《文革武鬥》第2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