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金秋的《文革中的林彪事件》

書評：金秋的《文革中的林彪事件》

歐陽龍門

金秋所著的《權利的文化　―　文革中的林彪事件》一書，於１９９９

年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１］，至今尚未見有中譯本。

此書因其作者的獨特而具有一定的獨到之處，對於關注“林彪事件”

的人們來說，值得一讀。

首先，作者是吳法憲的女兒。吳法憲曾任第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員，以後又被定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

主犯，於１９８１年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七年。判刑後不久就被安置到

濟南保外就醫，２００４年去世。去世前留下的手稿，為此書大量引

用。到目前為止，吳法憲的手稿尚未正式出版，所以此書引用的手稿

內容應該是迄今最具權威的吳法憲的說法。擁有一些別人所不具有的

材料，是此書的第一個特點。

其次，作者金秋於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５年在美國夏威夷大學學習，

獲得了曆史學的博士學位。以後一直在美國的大學任教。這樣的學曆

和經曆使作者能夠使用西方的史學研究方法來對“林彪事件”進行研

究。這是此書的又一個特點。相對於中國的研究者來說，作者為“林

彪事件”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看問題的角度；相對於西方的研究者

來說，作者又具有對“林彪事件”及其背景、甚至於對整個中國政治

文化背景的更具體、更切身的體驗。

尤其要注意到的是：此書出版於１９９９年，至今已有７年了。此書

所提出的與中共官方不同的說法，現在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所了解。

而在７年前，此書的說法無疑有它的先見之處。

一、此書的要點和獨特之處

在此書的第１章“引言”中，作者認為中共官方對林彪的指控並未能

回答以下三個問題：１）林彪為什麽要搞所謂的“政變”？２）林彪

為何出逃？３）林彪為何機毀人亡？

此書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具有一定的獨特性：“從政治角度看，文

革體現了神化般的領袖和處在體製化過程中的官僚政府之間的對立的

結果。．．．從社會角度看，文革正如毛理解的那樣，表達了對官僚

體製本身的積怨。從文化角度看，文革是傳統的儒家價值觀和共產革

命精神的衝突。從經濟角度看，文革是一場實驗，其目的在於創造一

個以農民的平均主義原則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從而否定資本

主義的、市場導向的經濟。”

此書的第２章“毛澤東和文化革命的理論”簡要地介紹了中共建國以

後的曆史，提到了“反右”及以後的大躍進、整肅彭德懷的廬山會議、

大饑荒、七千人大會、四清等等，作為文革發生的背景。此書指出毛

的“繼續革命”理論是文革的理論基礎。

此書認為毛在１９６２年１月“七千人大會”後曾在黨內一度處於劣

勢，但是毛隻用了７個月的時間就奪回了主動權，其標誌就是

１９６２年９月的八屆十中全會公報中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

爭”。

第３章的標題為“中國的老年政治和文化革命”，此書在這一章的開

頭引用了西方的一些學者使用老年心理學對政治領袖人物作的一些行

為分析，其中包括對毛澤東作的一些行為分析。雖然本書隻是簡要地

介紹了一些有關的結果，但是為有這方麵興趣的讀者提供了一些繼續

深入了解的線索。

這一章總結了中共建國以後黨內鬥爭的模式：１）毛對某人開始不信

任，２）毛在黨內各級幹部中造輿論反對某人；３）全黨批評某人，

某人檢討；４）給某人定罪。

第４章“林彪和文化革命”介紹了從井崗山時期開始的林彪與毛的曆

史關係，尤其談到了文革前“學習解放軍”的運動，並且認為這個運

動是為文革作準備。

此書認為林彪是完全“被動”地參與文化大革命的，是被毛拉上文革

的戰車的。根據吳法憲的說法，林彪既不願意參加決定全麵發動文革

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也不願意做那個唯一的副主席。

這一章簡述了文革初期各級黨政軍機關受到的衝擊，尤其生動、具體

地描述了空軍司令部和吳法憲本人受到的衝擊。

這一章對“二月逆流”的介紹具有其獨特之處：

１）在通常人們知道的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９日的“大鬧京西賓館”之

後，老帥們本來是要在２月１１日周恩來主持的“抓革命、促生產”

會議上發難攻擊中央文革的，周恩來察覺了這一點，匆匆地結束了會

議，而使老帥們未能遂願，於是才有２月１６日的“大鬧懷仁堂”。

２）在１月１９日的“大鬧京西賓館”中，徐向前是站在中央文革一

邊與葉劍英發生衝突的。到了２月１６日，徐向前才和葉劍英、陳毅

等人一起批評中央文革。

３）毛反擊“二月逆流”的時候康生積極地組織老帥們身邊的工作人

員（秘書、警衛）、服務人員（廚師、司機）對老帥及他們的家屬進

行批判。後來毛又表示對老帥們隻是“教育”一下的時候，是林彪、

黃永勝、吳法憲出麵為老帥及家屬們解脫的。

本書評認為，此書的敘述固然是事實，但卻隻是事實的一個方麵。另

一個方麵是：在整個文革中林彪有其被動的一麵，也有其主動的一麵。

例如，林彪於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０日“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就是對“二月逆流”的反擊，是對文革的積極肯定。這篇講話曾作為

中央文件傳達，此書完全不提這一點。在參考文獻中也沒有列出這篇

講話。

又例如，武漢“七二〇事件”後林彪、吳法憲等人的積極主動表現，

此書也完全沒有提及。

第５章“權力集團之間的衝突”介紹了文革中著名的“五一三事件”、

“楊、餘、傅事件”、九大的政治報告、九屆二中全會的“設國家主

席”之爭。這一章是此書最有特色的一章。

關於“楊、餘、傅事件”中楊成武的下台，此書提供了目前為止最合

乎邏輯的說法：在吳法憲和楊成武的對峙當中，林彪明確地作出了保

吳而棄楊的決定，但是林彪和吳法憲並不想（？）也不可能（！）打

到楊成武，最後還是毛對楊成武的命運作出決定。

中共官方宣傳說楊成武是被動地接受了以他的名義發表“大樹特樹”

的文章。此書則以吳法憲的手稿指出：在這篇文章發表以後，楊成武

曾洋洋自得地對吳法憲吹噓這篇文章的巨大威力，羅瑞卿看了這篇文

章立馬就交待了自己從未正式入黨的問題。

中共官方文件提出的林彪想做國家主席的一個關鍵證據是：葉群曾經

對吳法憲說：“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麽辦？往哪裏擺？”其出

處是吳法憲的交代材料。

此書對這句話專門作了澄清：吳法憲在手稿中承認葉群並沒有對他說

過這樣的話，自己是在“專案組”的高壓下做了偽證。這個偽證之所

以采用這種說法，是因為汪東興對江西省軍區司令員程世清說過類似

的話，程世清將此話轉告吳法憲。吳法憲在高壓下歪曲了事實，將此

話說成是葉群對自己說的。吳法憲在手稿中承認：自己的交代材料中

有多處的偽證，這隻是其中之一。

第６章“中國政治中的家庭”首先介紹了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家庭特征，

這對於西方的讀者和中國的讀者都有一定的意義。西方的讀者因其文

化背景，有可能並不很明了家庭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作用；而中國的

讀者則有可能身處其中而把一些特點認為是自然而普遍的。

接下來此書介紹了以江青和葉群為例的、中共革命中的夫人政治，但

是應該而沒有提到王光美也是類似的一例。

這一章談到了林豆豆和林立果為例的“太子黨”，介紹了林立果進入

空軍之後的的一些活動；講述了吳法憲所說的“林立果可以指揮整個

空軍”的上下文；指出了林立果在空軍的活動逐漸失控、以至於在九

屆二中全會以後林立果在背後到處講吳法憲的壞話。

第７章“林彪事件”和第８章“結論：林彪的悲劇”簡述了“九一三

事件”的經過，所依據的材料主要是張寧的書［２］、林立衡的申述

材料（未公布）、吳法憲的手稿（未公布）、以及作者對張寧、林立

衡的采訪。針對官方的說法，此書的結論有：官方指控林彪“謀殺毛

澤東”、“南逃廣州，另立中央”都隻不過是林立果等人的策劃，並

未付諸行動，林彪對此並不知情，黃、吳、李、邱等人更是一無所知；

林彪準備以“被動”的方式麵對毛澤東的清算，出逃完全是突發的，

是林彪家庭成員各自的不協調的行為造成的。

二、此書的不足和錯誤之處

此書自然也有它的不足和錯誤之處。最大的不足在於此書隻說了林彪、

吳法憲在文革中的被動的一麵，而沒有說他們在文革中的主動的一麵。

事實上主動和被動兩方麵都有。例如本文第一部分中指出的林彪在反

擊“二月逆流”時的主動，林彪、吳法憲在武漢“七二〇事件”後的

主動表現。

此書引述了吳法憲在文革初期受衝擊、被整肅的一麵，卻沒有描述他

如何整別人的一麵：例如，在武漢“七二〇事件”以後的批鬥陳再道

的會上，吳法憲曾動手毆打陳再道（見［３］）。

事實上，像吳法憲這樣的中共“老革命”，甚至毛澤東本人，在其一

生的革命生涯中是少不了“整人”和“人整”的。

其次，此書介紹的權力集團的鬥爭，隻有林、江集團之間的矛盾，事

實上文革中權力集團的鬥爭還不止於這兩個集團。而這兩個集團也有

他們合作的一方麵，兩個集團也曾有他們共同的敵人。這些此書都沒

有提到。

任何一本書，錯誤總是難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此書中的有些

錯誤卻是一個研究“林彪事件”的專家、一個中共高級將領的後代、一

個與林彪的家庭有家庭來往的人，在一本專門研究“林彪事件”的、而

且是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中所不應該犯的。現舉例如下：

關於彭德懷在華北會議上因“百團大戰”受到批判的事，此書將“華北”

（ North-China ）錯寫成“華東”（ East-China ） :

In 1945, at a meeting called the East-China Forum,Mao and his

party comrades had critized Peng for his direction of the

controversial Hundred Regiments Campaign... （第５０頁）

在引用了戚本禹的批判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之後，此書寫道：

In May, Hongqi published an article by Qi Benyu, ..., openly

accusing Liu of being a “ representative of imperilism, 　 feudalism,

and a reactionary bourgeois class ” , “ a false revolution, ” and

a “ Chinese Khrushchev ” . （第５ 9 頁）

戚本禹的文章登載於１９６７年《紅旗》雜誌１９６７年第５期，發行日

期是１９６７年３月３０日，《人民日報》４月１日轉載。而不是此書說

的“五月”。

此書提到長征時說長征是從“井岡山地區出發”的：　

In 1934, the CCP and the Red Army had to leave their revolutionary

base in the Jinggang Mountain area and trek to 　 northern China ...

The trek later became known as the Long March. （第 64 頁）

此書的參考文獻中列有索爾茲伯裏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如果作者

認真讀過索爾茲伯裏的書的話，就應該知道：紅軍自１９２９年撤出井岡山

以後就再也沒有回去過（見［４］第２７頁）。作者似乎也應該知道：吳法

憲參加紅軍的時候（１９３０年），紅軍已經撤出井岡山地區；吳法憲參加

了１９３４開始的、從中央蘇區出發的長征（見［５］第８２４頁）。中央

蘇區不是、也不包括井岡山。

有關解放海南島，此書是這樣寫的：

....on April 26, 1950, the Fourth Field Army captured Hainan Island

after an earlier futile effort by the Third Field Army that had

cost 7,000 lives.. （第 69 頁）

此書的說法很容易讓人誤解為：第三野戰軍進攻海南島，損失了七千人而未

能成功，然後第四野戰軍拿下了海南島。事實上第三野戰軍損失了七千人而

未能成功的是進攻金門島，而不是海南島。第四野戰軍吸取了第三野戰軍失

敗的教訓，一舉成功地拿下了海南島。兩者不是一回事。

此書說：

....on September 19, 1966, Wan Xiaofang, party secretary 　 of Tianjin,

died after students kidnapped and abused him; ... （第 90 頁）

此處 Wan Xiaofang ”應該是“ Wan Xiaotang ”（萬曉塘）之誤。

說到毛澤東在文革中視察大江南北時，此書說：

“ In June 1967, Mao toured the South to check on the progress of the

Curtural Revolution.... ” （第 100 頁）

事實上應該是“七月（ July ）”而不是“六月（ June ）” ( 見［５］第２６９頁 )

此書中兩次提到江青在文革前長期負責“北京市政府的”文化藝術工作：

The highest position she(Jiang Qing) had held until then(1966) was

section chief in charge of artwork in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of

Beijing. （第 144 頁）

Jian Qing ...had long been in charge of an office of cultural

affairs in Beij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第 148 頁）

這種說法是不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江青“曾任中央人民政府

文化部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宣傳部電影處處長”。江青的

簡曆中沒有在“北京市政府”中擔任任何職務的紀錄。（見［４］第

２６７頁）

此書說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林立果是“清華大學”的學生：

Wh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gan, he(Lin Liguo) was a student

at Qinghua University. （第 155 頁）

“清華大學”應當是“北京大學”之誤。（見［５］第３７８頁）此書參

考文獻中列有王年一的書［５］，這個錯誤不應當出現。

此書談到毛澤東為了“摻沙子”而將李德生放進軍委辦事組：

Li Desheng, whom Mao transferred from the Shengyang region to

Beijing to be a member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Working Group,...

（第 192 頁）

此書顛倒了李德生任職沈陽和進入軍委辦事組的時間，事實上李德生進入

軍委辦事組是在１９６９年４月，此前在安徽任職。擔任沈陽軍區司令員

是１９７３年１２月，“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之後。（見［４］第

３２０頁）

［１］ Jin Qiu. “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２］張寧．“塵劫”　香港明報出版社　１９９７

［３］陳再道．“武漢‘七·二 O 事件’始末”　

　　　載“中國老年”１９８３年１０月號

［３］ Salisbury, Harrison E. “ 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 ”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5

［４］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曆屆中央委

　　　員大辭典（１９２１－　２００３）”中共黨史出版社　２００４

［５］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