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十條》的模糊語言與造反派的互相攻擊

《紅十條》的模糊語言與造反派的互相攻擊

歐陽龍門

《紅十條》是指１９６７年５月７日發出的《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因為該決定共有十條內容，所以稱為《紅十條》（見附錄）。《紅十條》的第５條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要幫組革命群眾組織恢複和發展，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團這樣的革命組織，要注意同紅衛兵成都部隊及其他革命組織加強團結，不要互相攻擊，而轉移了鬥爭目標。各革命組織，都要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頓思想，整頓作風，整頓組織，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

出人意外的是這段話不僅沒有使得兩派“加強團結”，“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反而使兩派“互相攻擊”。有趣的是：兩派在“互相攻擊”的時候，都以這段話為依據，都利用了“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團這樣的革命組織”這句話的語言模糊性，對“這樣的”三個字作了有利於自己的解釋，得出結論認為：“革命的大聯合”應該以自己這一派為核心。

在描述兩種不同的解釋之前，讓我們先來介紹一下當時的曆史背景，也就是廣義的語言環境。

在《紅十條》下達之前，成都和四川其他許多地方的群眾組織分為三派：一是以“成都產業工人戰鬥軍”為核心的“產業軍”保守派；二是以“紅衛兵成都部隊”為首的“紅成派”；三是以“川大八二六”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為主的“八二六派”。

“紅成派”和“八二六派”都是造反派，起初“川大八二六”隻是“紅衛兵成都部隊”的一個支隊。後來“川大八二六”攻擊“紅衛兵成都部隊”總部的造反不夠堅決，不夠徹地，是“右傾機會主義”，所以分裂出來自成一派。而“紅成派”則攻擊“川大八二六”是“極左”、是“分裂主義”。

在１９６７年初的“一月風暴”奪權過程中，“八二六派”把矛頭指向成都軍區，因而在後來的“二月鎮反”運動中被打成“反革命”，遭到嚴厲鎮壓，大量的成員被抓進監獄。作為學生組織的“紅衛兵成都部隊”沒有卷入與成都軍區的對立，所以沒有遭到鎮壓，但是同屬於“紅成派”的一些工人組織還是被當成“反革命組織”被取締。

成都軍區原本打算在鎮壓了造反派之後，以“產業軍”為主體，以“紅衛兵成都部隊”為團結對象實現“大聯合”、“三結合”，然而１９６７年４月的中央軍委命令（《軍委十條》）、《人民日報》的社論《正確對待革命小將》、以及《中共中央處理安徽問題的決定》使局麵發生了逆轉。被抓進監獄的造反派成員獲得了釋放，受到鎮壓和打擊的造反派開始恢複發展。

這時，由於還存在共同的敵人，“八二六派”和“紅成派”的矛盾暫時被掩蓋起來，兩派合力向“產業軍”發起進攻，武鬥不斷，直到１９６７年５月６日發生了流血事件，５月７日《紅十條》下達。

《紅十條》的下達使保守派的“產業軍”很快土崩瓦解。按照中央的意圖，“八二六派”和“紅成派”應該能夠迅速聯合起來，實現“大聯合”、“三結合”。因為：以李井泉為首的“走資派”已經被打倒（第１條）；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組織已經平反（第２條）；成都軍區的領導班子已經改組，中央也指定了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第３條）。按說道路已經鋪平，障礙都已經掃清，成立革命委員會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然而《紅十條》出來還不到一個月，“八二六”和“紅成派”卻鬧開了。兩派都認為應該以自己這一派為核心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和“三結合”，兩派都以《紅十條》為根據，都引用了上述的這段話。

“八二六派”的解釋是：《紅十條》之所以說“這樣的”革命組織，是因為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團革命最堅決、造反最徹底，受到了“走資派”的打擊和鎮壓，被打成過“反革命”。因此要以我們為核心來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和“三結合”。《紅十條》說：“要注意同紅衛兵成都部隊及其他革命組織加強團結”，這就是講明了要以我們為核心，來團結你們。你們隻是團結的對象，我們才是要注意團結別人的核心。

“紅成派”的解釋是：《紅十條》之所以說“這樣的”革命組織，是因為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團革命在過去的革命造反過程中，經常攻擊“紅衛兵成都部隊及其他革命組織”，破壞團結，造成分裂，“轉移了鬥爭目標”。因此，《紅十條》要特別提醒“這樣的”組織，“注意團結”，不要再犯錯誤。“這樣的”犯過錯誤的組織當然不能成為核心。

兩派由互相攻擊發展到武鬥，武鬥又從棍棒發展到槍炮、坦克，整整鬥了一年，一直鬥到１９６８年５月，才以軍隊為核心組成了“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當然兩派中那一派也沒有當上“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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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

　　一、以李井泉為首的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長期以來，把四川省當做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獨立王國。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等人堅持執行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共中央決定撤銷李井泉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的職務，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撤銷李井泉的成都軍區第一政委的職務。

　　二、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成都軍區在反對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頑固追隨者黃新亭、郭林祥的鬥爭中表現是好的。成都軍區在支援地方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特別是在支工、支農方麵，是有成績的。但是，成都軍區個別負責人從二月下旬以來，支持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背後操縱的保守組織，把革命群眾組織“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和“川大八•二六戰鬥團”等，打成了反革命組織，大量逮捕革命群眾。他們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變成了“鎮壓反革命運動”。同時，擅自調動部隊到宜賓，支持宜賓軍分區、支持宜賓地委內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鎮壓革命群眾組織和革命群眾，實行大逮捕。在萬縣軍分區，還製造了武裝鎮壓群眾的流血慘案。在其他一些軍分區和地委，也或輕或重地犯了這樣的錯誤。成都軍區個別負責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經中央指出後，成都軍區就很快地開始進行改正。五十四軍的領導同誌，及時作了檢討，行動上也改得快。毛主席在四川的一個文件批語中指出：“犯錯誤是難免的，隻要認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這些是錯了，但他們改正也快。”

　　三、由新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軍區政委張國華同誌、司令員梁興初同誌和前宜賓地委書記劉結挺同誌、前宜賓市委書記張西挺同誌負責組織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以張國華同誌為組長，梁興初、劉結挺同誌為副組長。籌備小組的成員，應該吸收革命群眾組織的主要負責人、軍隊及其他適當的負責人和經過革命群眾同意的地方上的革命領導幹部參加。

四、宜賓地區由王茂聚、郭林川同誌負責組織宜賓地區的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在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領導下進行工作。　　
　　其他專區和省屬市或者成立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或者成立軍事管製委員會，由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討論決定，報請中央批準。
　　各專區和省屬市的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成員，按第三條規定的原則處理。

五、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要對四川全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眾組織、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進行妥善處理，一律平反，一律釋放，並且依靠其中堅定的左派作為骨幹，搞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死難的革命群眾、革命幹部，要進行撫恤。對確有證據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另案處理。
要幫組革命群眾組織恢複和發展，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團這樣的革命組織，要注意同紅衛兵成都部隊及其他革命組織加強團結，不要互相攻擊，而轉移了鬥爭目標。各革命組織，都要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頓思想，整頓作風，整頓組織，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

　　六、要響應毛主席號召，大力進行擁軍愛民，向軍隊和群眾雙方都進行正麵教育，加強軍民團結，嚴防壞人調撥軍民關係。偉大的人民解放軍一定會得到廣大群眾擁護的。要向全體指戰員和廣大革命群眾宣傳毛主席關於相信和依靠群眾，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軍、相信和依靠幹部大多數的指示。

　　七、要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夥。在四川省軍隊內部，在幹部和群眾中，要對劉、鄧、李等人進行充分的揭露和批判。這個批判，要同處理當前的問題和籌備革命的“三結合”臨時權力機構統一起來。

　　八、廣泛宣傳中央軍委的八條命令和十條命令，中共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和批語。這些文件中規定的原則，要嚴格執行。

　　九、對為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操縱的保守組織主要是進行政治思想工作，使其中的廣大群眾覺悟起來自己造反，同個別的壞頭頭和背後操縱他們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決裂，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劃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來。要教育受過壓製的革命群眾組織，按黨的政策辦事，不要對保守組織的群眾進行打擊報複，而要對他們進行說服教育，把他們也看做反動路線的受害者。一切群眾組織，都隻許文鬥，不許武鬥，不許打、砸、搶、抄、抓。煽動武鬥的壞人，必須追究。

　　十、關於五月六日成都發生流血事件，中央將作為專案處理。對於槍殺群眾的凶手，特別是事件的策劃者要，依法處理。一切群眾組織的槍支彈藥，都一律由成都軍區負責收回封存。對各群眾組織中受傷的人，由成都軍區負責安排治療，對死者要進行撫恤。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