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一工程紀要》中一個錯位的類比

 

《五七一工程紀要》中一個錯位的類比

 

歐陽龍門

 

　　被指控為“林彪集團”武裝政變計劃的《五七一工程紀要》［１］在描述當時（１９７１年前後）的社會狀況時，使用了如下的類比：

　　－　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

　　－　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

 

　　本文通過研究當時的曆史材料、了解當時的社會環境得出結論認為：這是一個錯位的類比，更為恰當、更為準確的類比應該是：

　　－　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失業。

　　－　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勞改。

 

　　本文進一步認為：出現這種錯位的類比，與《五七一工程紀要》的草擬者當時的社會地位是相適應的。

 

一、“上山下鄉”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文革前主要是一種安排就業的手段。［２］［３］　　

   

    文革從１９６６年開始，進行到１９６８年，各行各業都陷於停滯狀態，大學不招生，工廠不招工，使當時在校的中學生無法升學、就業。一些地區在１９６８年開始動員中學生上山下鄉，雖然有些成效，但是阻力很大［４］。對此《人民日報》在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發表了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5]

   

　　在當時那個對毛澤東充滿“個人崇拜”的泛政治化年代，一項解決城市就業的措施就變成了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在全國開展起來。

　　

　　但是，“上山下鄉”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就業問題，實際上是把矛盾轉嫁到農村、轉嫁給農民、轉嫁給“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個人和家庭。因而引起一係列的社會矛盾，諸如青少年犯罪、“走後門”等等。“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也不認為自己的就業得到了解決，都千方百計地想各種辦法回到城裏。所以實際上是一種“變相失業”。

    　　

二、“五七幹校”

 

    １９６８年５月，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在紀念毛澤東“五七指示”發表兩周年時，把大批機關幹部送到慶安縣柳河的一所農場下放勞動，以後定名為“五七幹校”。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５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毛澤東對此批示道：“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於幹部是一個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要分批下放勞動。”［５］於是，全國各地都陸續辦起“五七幹校”，大批幹部和知識分子被下放勞動。

　　“五七幹校”大都在艱苦的邊遠農村，集中勞動、學習，有嚴格的紀律，不能隨意離開。有些還由軍隊或“工人宣傳隊”監督管理，所以許多親身經曆過“五七幹校”的人，都將他們的經曆類比為“勞改”或者“改造”。例如：

　　

    肖鳳在《〈蕭紅傳〉、我的筆名及其他》中寫道：“那時候，我從河南五七幹校勞改回到北京不過幾年時光。”

   

    陳虹在《中國作家與“五七幹校” 》中寫道：“因此當批鬥與勞改同時擺在他的麵前讓他選擇時，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去幹校接受體力上的懲罰與改造。”

    該文同時還提到：“張光年在他的《向陽日記》中也留下了相似的記載：‘我們是懷著真誠的願望，到幹校接受勞動改造的。’”

　　

　　何蜀在《對“文化大革命”曆史分期的思考》中寫道：“機關幹部無論‘左派’還是‘右派’被‘一鍋端’下放到五七幹校進行變相勞改。”

                            

    高駿千在《韋君宜二三事》中寫道：“這四年裏，我和韋君宜在‘五七幹校’一同改造，．．．”

 

三、結論一

　　

    基於以上簡述，本文認為將“上山下鄉”類比為“變相失業”，將到“五七幹校”類比為“變相勞改”更恰當、更準確。事實上，雖然許多人在引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的這些類比時，都是引用原文。但是仍然有不少人改用的本文的類比。例如：

 

    劉曉波在《林彪與毛澤東的衝突》中、鄭貽春在《現代君主論》中、馬怡陽在《重新評價林彪》中、方壺齋在《從美國總統辯論看中國政治透明 》中，都是將“上山下鄉”類比為“變相失業”，將“五七幹校”類比為“變相勞改”。

 

　　本文認為：並非這些人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原文，而是他們認為與本文相同的類比更能說明問題。

   

四、結論二

 

現有的材料都認為《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參與擬定者有林立果、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１］［７］。如果這種說法屬實，那麽出現這樣的類比錯位，與這些人的身份是相適應的。林立果當時任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作戰部副部長；周宇馳，當時任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於新野當時任是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處長；李偉信當時任空四軍政治部秘書處副處長。他們當時的社會地位屬於享有較多特權的社會精英集團，尤其是在空軍的領導機關，他們所能夠獲取的信息比其他的社會集團都要豐富。他們有一定的社會責任感，但又不免有些狂妄；他們能夠看到當時社會的弊病，了解到一些民眾的疾苦和怨言，所以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他們列舉出了：　　

　　－　農民生活缺吃少穿。

　　－　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

　　－　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現充當炮灰，後期被壓製變成了替罪羔羊。

　　－　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

　　－　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

 

    同時由於處在特權階層的地位，他們對民間的疾苦諸如“上山下鄉”、“五七幹校”、“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等等，沒有直接的、切身的感受，再加上《五七一工程紀要》隻不過是一份手稿，所以在表述的時候出現了本文認為的錯位的類比。

 

注釋：

 

　　［１］林立果、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五七一工程”紀要》　　

    　　　　　　　　　　　　　《華夏文摘增刊》（ｚｋ０２０９ａ）

    ［２］《人民日報》社論：《關於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

    　　　　　　　　　　　　　　　《人民日報》１９５７年４月８日

    ［３］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

　　　　　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　　　　　　１９６４年１月

    ［４］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天津延安中學軍訓組：《協助天津延安中學

　　　　　革委會做好畢業生上山下鄉工作的體會》　　　　　　　　　　　　　　　　　

　　　　　　　　　　　　　　　　《人民日報》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

　　［５］《人民日報》編者按　《人民日報》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

    ［６］《人民日報》編者按　　《人民日報》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５日　　　　　　　　　　　

    ［７］嚴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