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引發了“武漢七·二O事件”

是誰引發了“武漢七·二O事件”

 

歐陽龍門

 

目前流行的有關１９６７年７月“武漢七·二O事件”的說法

（見［１］［２］［３］［４］以及附錄），基本上都是采用當事

人、當時的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的說法［５］。本文附錄即是一

例，其中認為“由於王力等人從中破壞”，引發了“武漢七·二O

事件”。本文不否認這種說法。但是，本文認為這隻是引發的因素

之一，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主要的。引發“武漢七·二O事

件”的因素不止一個，而其中最主要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毛澤

東本人常常出爾反爾、乾剛獨斷、臨時改變主意而不顧其他當事各

方的做法。

 

由於陳再道是事件的當事人，其敘述難免有傾向，所以本文力

圖將有關事件的另一些情況加以描述。

 

　　首先是中央關於解決武漢問題的四點指示。這四點指示是：

一，武漢軍區支左大方向錯了；

二，要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組織“工總”平反；

三，“工總”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

四，“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１］

 

必須強調的是：這四點指示是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基調，在毛澤

東、周恩來於１９６７年７月去武漢之前就決定了的。是毛澤東、周

恩來、中央文革小組，自然也包括江青，達成的一致意見［6］［７］

［８］。有關這一點，陳再道是明白的，同時也是刻意回避的。現在

流行的說法則有意說成隻是中央文革或者王力個人的意思［１］，這

是講不通的。

 

四點指示的基調與兩個月前發出的《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

的決定》的精神是一致的。所以，可以認為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在當

時是打算比照“四川模式”來解決武漢問題，那就是：軍隊從支持保

守派轉而支持造反派，“對為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操縱

的保守組織主要是進行政治思想工作，使其中的廣大群眾覺悟起來自

己造反，同個別的壞頭頭和背後操縱他們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

派決裂，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劃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

路線一邊來。”［９］

 

其次是在同意四點指示的前提下，毛澤東、周恩來和以江青為首

的中央文革各有不同的側重。毛澤東本人在文革中既有希望“天下大

亂”的一麵，也有希望動亂保持在一定程度之下的一麵。在武漢問題

上毛澤東既有比照“四川模式”解決武漢問題的意圖，也有與“四川

模式”不完全相同的意圖。例如，毛澤東的本意有可能是要“保陳再

道”，而不是象對成都軍區的負責人那樣打倒。所以，出發前，毛澤

東對周恩來說過：“走，我們到武漢保陳再道去。”但是前提是要

“陳再道支持造反派。”［５］

周恩來在整個文化大革命當中都是力圖將動亂的程度減到最低。

但是，這必須以不忤逆毛澤東的意誌為前提。一旦發現毛澤東的真實

意圖，周恩來總是盡力去貫徹。在處理武漢問題的時候也是如此。不

論周恩來內心是否同意四點指示，他都要盡力去貫徹。

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則代表了毛澤東希望“天下大亂”的一麵。

對於陳再道以及各地軍方負責人，中央文革的態度是：如果他們不聽

話，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就要通過造反派對他們展開鬥爭。至於鬥到

什麽程度，是不是能打倒，則還是毛澤東說了才算數。

至於林彪，目前還沒有材料證明是否參與四點指示的擬定。但是，

“武漢七·二O事件”的最後結果，是林彪樂意看到的。林彪是“武

漢七·二O事件”的受益者。

可以預料的是：如果當時中央以正式的文件發出四點指示，則武

漢的局勢將如同四川：保守派組織將會瓦解，造反派又會分裂、武鬥。

後來事態的發展也是以這個模式結局的。但是，當時中央並沒有這樣

做，並沒有將四點指示形成正式的文件下發。於是，造反派方麵通過

小道消息得到了四點指示的精神，增強了與保守派對立的信心和決心。

而保守派方麵由於中央並沒有明確的指示，又有軍隊的堅決支持，仍

然堅持原有的、鎮壓造反派的立場。於是兩派對立越來越嚴重，武鬥

不斷，生產、交通、人民的日常生活都受到影響。

 

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４日，毛澤東、周恩來、謝富治、王力分別抵

達武漢，企圖在保守派和造反派勢不兩立的狀態下來解決武漢問題。

由於對陳再道和武漢軍區不完全信任，毛澤東到武漢並沒有讓陳再道

知道。對外的說法是謝富治、王力代表中央來解決武漢問題。周恩來

先於毛澤東到達武漢，在毛澤東將要下榻的東湖賓館作了各項安排，

其中包括撤走了屬於保守派的服務員，換上了造反派的服務員。［８］

毛澤東在７月１５日和１６日兩次召集周恩來、汪東興、楊成武、

餘立金、謝富治、王力、李作鵬開會，聽取謝富治、王力處理西南各

省問題的匯報。

與此同時，周恩來在７月１５日至１８日連續四天召集武漢軍區

師以上負責人開會，聽取武漢軍區的匯報。周恩來在會上傳達了中央

的四點指示，從而引起陳再道以及武漢軍區一些負責人的抵觸。對此

周恩來象對待參與“二月逆流”的幾位副總理和老帥一樣，“苦口婆

心”地勸說陳再道等人向毛澤東承認“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而且轉

告陳再道，毛澤東要保他的意圖。周恩來還肯定了武漢軍區抓革命促

生產的成績，並且為武漢軍區承擔責任，說解散造反派“工總”是受

了他一次講話的影響。周恩來也預見到：“工總起來之後，可能對百

萬雄師進行報複，這個工作由中央來做。”然而，由於四點指示在根

本上否定了武漢軍區的支左工作，否定了保守組織“百萬雄師”，周

恩來並沒有能消除陳再道等人的抵觸情緒，正如陳再道後來說的：

“當時，我們沒有體諒總理的難處，不承認犯了路線錯誤。”［５］

為此，７月１８日晚，周恩來領陳再道和武漢軍區政委鍾漢華晉見了

毛澤東。毛澤東再次重申了要保陳再道，而不是要打倒，而且還要造

反派擁護陳再道。但是，前提仍然是要陳再道承認“犯了方向路線錯

誤”，要陳再道支持“支持造反派”。陳再道口頭上也答應了。此後，

周恩來離開武漢。

現在流行的說法是：周恩來離開武漢以後，謝富治和王力到造反

派一方向他們傳達了中央的四點指示，從而激發了造反派的鬥誌，向

保守派發起挑釁。保守派則因此被激怒而衝擊東湖賓館要揪鬥王力，

於是爆發了“武漢七·二O事件”。

這裏被有意或無意忽視的是：

１）周恩來傳達四點指示在前，謝富治和王力公布四點指示在後。

盡管周恩來是在武漢軍區的幹部會上傳達的，謝富治和王力是在會見

造反派的時候公布的，其結果都是在社會上廣泛流傳開來。

２）四點指示並不是謝富治、王力的個人意見而是中央的決定。

被有意或無意忽視的、最為重要的一點是：毛澤東本人在到達武

漢以後，改變了主意，認為保守派“百萬雄師”和造反派“工總”兩

派都是革命群眾組織，兩派應當實現“大聯合”。為此毛澤東有一係

列的指示，後來廣泛地傳達。諸如最有名的是“在工人階級內部，沒

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

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還有“你們想一想，一個

工廠，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們相信嗎？”等等。這

就等於是推翻了四點指示的基調，但是又沒有正式作出決定否定四點

指示。而周恩來、謝富治、王力等人仍然停留在四點指示的基本精神

上來解決問題。毛澤東突然提出的“百萬雄師”也是革命群眾組織的

說法無疑為陳再道和武漢軍區壯了膽，增強了他們支持保守派、與造

反派對抗的信心和決心。

為此我們要問：毛澤東為什麽不在形成四點指示之前提出兩派都

是革命群眾組織，應該實現大聯合，而要在正式決議形成之後才改變

想法？如果說改變想法是正確的，為什麽不重新召集有關人員形成新

的決定？答案是：毛澤東不僅常常出爾反爾，而且常常把自己淩駕於

組織之上，無法無天，隨便推翻已經形成的決定。

毛澤東這種新的想法也許更為合理，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沒有緩

和兩派的矛盾反而使矛盾加劇。設想當時的局麵，我們不難看到：兩

派群眾組織和武漢軍區幹部戰士都受到階級鬥爭理論的蠱惑，把對方

看成不共戴天的階級敵人，把雙方的鬥爭看成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

爭，怎麽可能接受對方也是革命群眾組織的觀念？

文化大革命當中的各派都善於從毛澤東和中央的指示中去各取所

需，尋找於自己有利的部分。

造反派剛剛被打成反革命遭到鎮壓，突然又獲平反，加上有中央

四點指示，正是士氣高昂，怎麽可能不去報複保守派，甚至企圖打垮

保守派？怎麽可能去擁護把他們當成反革命而鎮壓的陳再道？

保守派有武漢軍區的強有力支持，對造反派的平反本來就不服氣。

現在造反派要打垮自己，而同時又有“兩派都是革命群眾組織”的毛

主席指示，怎麽可能不起而反擊？在當時情況下保守派的憤怒和壓抑

是可想而知的。他們無法抱怨周恩來，當時情況下很多人也想不到抱

怨毛澤東、即使有人想到了也不敢抱怨毛澤東。他們隻好把一腔怒火

發泄到王力身上。於是爆發了“武漢七·二O事件”。

以後局勢的發展便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於是毛澤東隻好又重

新回到四點指示的精神，按照“四川模式”解決了武漢問題。“百萬

雄師”也和四川的“產業軍”一樣被摧毀。毛澤東當初要保陳再道的

願望也未能實現。陳再道和鍾漢華都遭到撤職、批鬥。林彪成為“武

漢七·二O事件”的贏家，事件後林彪體係的劉豐成為武漢軍區政委。

 

縱觀事件的發展過程，王力作為中央文革的代表，偏於造反派一

方，邊對挑起事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同時，以陳再道為首的武漢軍

區也毫不掩飾地偏於保守派。雖然目前還沒有陳再道或者武漢軍區其

他人直接策劃“武漢七·二O事件”的證據，但是並非僅僅是“百萬

雄師”的成員參與了事件，武漢軍區的基層官兵也直接卷入了事件，

對此陳再道至少是未加製止，而且是幸災樂禍的［５］。這也是挑起

事件的一個因素。

 

本文的結論是：毛澤東本人的出爾反爾是引發了“武漢七·二O

事件”的最主要因素。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的出爾反爾是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