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夢溪
《周易》
一向不敢讀《易》。孔子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我的不讀《易》，倒不是對孔子的話言聽計從，而是懵懵懂懂的不願意讀不想讀。可是去年和今年，忽然想讀《易》了。版本用的是周振甫的《周易譯注》，取其簡便，字體行款均適合閱讀。紙張也輕，可攜之舟車。順序先讀係辭，次讀象辭，再讀彖辭，又次文言，最後爻辭。等於倒著讀。主要讀白文，個別語詞參考周注，譯文則未及寓目。係辭上下傳，原來已經熟悉，但總有常讀常新之感。餘敦康先生近年治《易》有成，遇有難解處，則電話求教，彼此談而樂之。
《孟子》
《論語》和《孟子》是我童幼時念的書。《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念完，就是這《語》、《孟》。兩廂比較更喜歡《論語》，字少好讀，背也容易。《孟子》黑壓壓一片一片的，先產生厭倦心理，常念不下去。雖也記住許多段落，終究引不起興趣。五十年代之後，便與《語》、《孟》基本隔絕。《孟子見梁惠王》以及“魚我所欲”、“今夫奕之為數”等篇章中學課本裏有，屬單篇閱讀。大學古代文選文論課，再次接觸《語》、《孟》，也僅限於詩論等一小部分，並未逐章通讀。 1988年我提出小學應設《論語》選讀課，而未及《孟子》。平時給學生開書目，也常有《語》無《孟》。我對孟子的成見夠深的了。今年四月地震，想起了“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於是細細地讀了幾遍《孟子》。已往認為孟子的話說得太多，現在知道他麵對國君世人的置疑，無法不把問題講個周身透徹。於是開始親近孟子。儒家心性學說，孟子的論述大大向學理的深層走了。他相信道德理性的絕對價值。他是痛乎言之，不得不如是。所謂“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由於正研究宋儒的思想，孔、孟是宋儒直接承續的思想源頭，無意中閑適閱讀又和學理探求結合了起來。我用的是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本，方便參酌《論語》，兼及《大學》、《中庸》。
《二程集》上下冊
中華書局“理學叢書”本，王孝魚點校，2004年第二版。宋明儒的書，我最早讀的是王陽明，連吳光等編校的《王陽明全集》也讀了，讀而大好之。還明白了義寧陳氏之學何以宗王學。《周子通書》也喜歡，但他的《太極圖》老弄不清爽。再就是《朱子語類》，當然也多次讀過。惟二程的著作，望而拒之。近來研究馬一浮，無法不碰這洛陽兩兄弟。馬的義理直承程朱，而歸宗“六藝”。沒想到明道（學者稱程灝為明道先生）、伊川（程頤為伊川先生）的書，引起我如此大的興趣。他們語簡理近，自我守持得牢。“行事在審己，不必恤物議，恤物議而忘審己，豈心馳矣”，是他們的名言。學問上是否有真收獲，可“於心氣上驗之”。二程說：“思慮有得，中心悅豫。”因此他們主張學問是快樂的。甚至，心中和樂，方可以減少鄙詐之心。故曰“學至於樂則成”。宋儒都“主敬”，二程著力尤甚。人心易紛繞，患在無有主。“如何有主？敬而已矣。”其論誠、敬的關係：“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卻須敬而後能誠。”誠和敬都是當下之人性所匱乏者。我曾說“ 敬”是傳統文化中最具普世價值的理念，是中國文化背景下通往信仰的直捷橋梁。讀《二程集》，持論益堅。
二程子敬天恤民，對“視民如傷”四字體味無逾，明道為縣吏時，嚐書之坐處，自愧弗屆。“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是孔子的話，二程發揮說：“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者將以為亂。”學者為己，證明學風之純正，官吏為己，證實吏治的腐敗。而“強有力”的權勢階層，本來應該好禮如儀，而宋代的此一階層，實際上是在製造秩序的混亂。如無切膚之痛，二程子不會作如是的批評。宋的走下坡路，實緣於吏治的腐敗。理學家為“理 ”所障，是未曾細讀宋儒之書的懸擬之詞，現在我不這樣看了。難怪朱熹敬重二程，而年長二程十有餘歲的張載，見二程談《易》，自己寧可撤帳讓賢。二程子精於《易》道，重新詮釋孔孟，回歸“六藝”經典，而最終又歸於一《易》之大道。
《張載集》
“理學叢書”本，章錫琛點校，中華書局1978年版。我們中國文化研究所學術廳的牆壁上，一直鑲嵌著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一有名的“橫渠四句教”。對“關學”的創主張子，自不陌生。但《張子全書》以前卻不曾讀過。我所說的讀，是指閑適的閱讀，而不是為了寫論文豎摘橫取的讀。不過今年寫了《“橫渠四句教”的文化理想》一文，解張的《西銘》，而探其源流，似亦難避“功利閱讀”之嫌。心安者是張集諸文，未嚐一字有遺。張亦通《易》學，著有《易說》，但最重要的著作仍為《正蒙》十七篇。《太和》居《正蒙》之首，其論“氣”向為治哲學者所重視。《紅樓》第二回冷氏關於氣之賦人一段，實來自張子。張主敬重禮，曰“不敬則禮不行”。張的思想直承孟子，“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堪稱八字真經。程朱都推張子，稱其為孟子後之第一人。張詩“千五百年無孔子，盡因通變老優遊”，似亦頗自許。但和程朱比較，氣尚不夠寬舒。張子文簡理深，文采斐然。但涉及到對待佛道“二氏”的態度，子厚（張載字子厚）和二程一樣，未免不夠徹底，盡管明顯吸收了“二氏”的思想，卻千方百計“辟佛”，彷佛彼此了無幹係。
王船山《張子正蒙注》
中華書局1975年版。因讀《張載集》而連帶讀此書，非閑適閱讀，可不論。
馬一浮《泰和會語》和《宜山會語》
近年一直在讀馬，研究兼閑適閱讀。手邊有浙江古籍出版社和教育出版社版的《馬一浮集》三厚冊，早已勾劃簽夾得不成樣子，承吳光教授又送我一套，始得解困。兩《會語》是馬一浮1938年5月至1939年1月為浙江大學師生所講論，始在江西泰和，繼在廣西宜山。浙大竺可楨校長嚐前往聽講。但《會語》並非講課記錄的整理，而是馬先生為講課手寫的文字稿。此次閱讀，更關注馬的國學即“六藝之學”的論述，已成《馬一浮和六藝論》，刊於《中國文化》今年秋季號。當世言國學者多矣，然取義甚歧。國故之省稱，固有之學術，傳統之盛宴，無稱不有。其實馬一浮對國學之立名，本有置疑，但他說：“今揩定國學者，即是六藝之學，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學術，廣大精微，無所不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