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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一條世故變色龍(zt4)？
· 錢既給蔣介石英譯過《中國之命運》，又擔任過《毛選》英譯委員會主任委員。
吳組湘對錢鍾書說：“你的著作裏根本沒有你自己！”
錢鍾書。吳組湘先生是錢鍾書先生的同窗學友。在一次同學會上，兩位八旬的老人擁抱在一起，吳先生卻說了一句冰冷的話：“你的著作裏什麽都有，就是沒有自己。”
事後錢先生寄了一套厚厚的《管錐編》給吳先生：“我的書，你都沒讀懂！”不平之氣，溢於言表。吳先生去世了，而錢先生成了一個活的神話。吳先生去世後，沒有人敢質疑這個神話。於是，神話越傳越神奇。據說錢先生曾在病房用蛋糕砸到記者的攝像機鏡頭上，眾人五體投地，這年頭，誰不想上電視亮亮相？但我總覺得這些故事像是變了味的美酒，薑太公早就釀過了。你薑太公不願釣魚，也沒有
人強迫你釣，你何必垂著敲直了的魚鉤整天坐在水邊？
無疑，錢鍾書是一位優秀的學者。但他並非奧林匹斯山上的神祗，否則在那些悲慘的日子裏，他何必拚命抓《毛選》英譯本編委會負責人這根救命的稻草呢？錢先生字默存，然而，要是他真的保持沉默，他就不可能生存下來了。
大學者，除錢鍾書外。還有陳寅格。新政權邀其北上任學術要職，陳氏卻要約法三章：“不學馬列，不參加會議，不見高官顯貴。”如此不識時務，日後隻能落得個悲慘下場。“‘讀史早知今日率’、’‘讀書久識人生苦’”，看透人世滄桑而不作鄉願之人，這需要阿基米德支起地球的勇氣。
在《柳如是別傳》中，我讀出了陳寅惜的麵貌音容；在《管錐編》中，我讀到了密密麻麻的注釋，而錢鍾書自己的麵目卻模糊不清。
錢鍾書既參與英譯蔣介石《中國之命運》,又當上《毛澤東選集》英譯本編委會負責人
錢鍾書翻譯英文版“毛選”四卷 (人民政協報)
錢鍾書先生被譽為中國的文化昆侖，其學問被稱之為“錢學”。但從1950年到1956年，錢先生幾乎沒有文章發表。這六七年時間，一個大學問家怎能無論著問世？他在這段時間內做些什麽工作呢？
在這段時間裏，錢鍾書先生擔任《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主任委員。
《毛澤東選集》是毛澤東思想的集中體現。對於“毛選”，郭沫若曾讚譽“有雄文四卷，為民立極”。把“毛選”四卷準確地譯成英文，是極為嚴肅的政治任務。誰能領銜擔此重任，當然是非錢先生莫屬了。
錢鍾書清華大學畢業後,考取牛津大學留學生，其考試成績名列榜首。他在牛津大學愛克賽特學院攻讀英國文學。留學期間，牛津大學出版一套 “東方哲學、宗教、藝術叢書”，聘請錢鍾書擔任特約編輯，他是編輯組中惟一的一個中國學生。錢鍾書的代表作《管錐編》中征引西方學者和作家達千餘人，征引包括數種語言的著作1780多種。很多引用的外文是錢鍾書先生憑他超人的記憶默寫出的。由此可見他英文造詣的權威性。1950年，中央有關領導幾次邀他擔任《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經過慎重考慮，他方應允。並非錢先生高傲，而實在這是一項艱巨而又具有風險性的工作啊。這是關係到把毛澤東思想公諸於全世界的大事，不允許有絲毫的偏差。接受這一任務後，錢先生為此付出大量心血。他負責英文翻譯、審稿、定稿工作，極端認真，一絲不苟，絕不放過任何一個微小的枝節問題。他家住北京西郊中關村，而工作地點在東城區，每天要坐車走很遠的路。令人欣慰的是，以他的學問和能力，“毛選”四卷英譯本，達到了“ 信、達、雅”。由於這項工作在當時具有保密性質，鮮為人知，而錢先生又從未張揚，很少有人知道“毛選”四卷英譯本中飽含著大學者錢鍾書先生六年的心血與汗水。
1960年，他又參加毛澤東詩詞英譯本的定稿工作。這個定稿小組的組長是袁水拍，組員有喬冠華、錢鍾書、葉君健。袁水拍是文藝界領導、詩人，葉君健用英文寫過長篇小說《山村》，皆一時俊才。而錢先生則腳踏中西文化，集學者、作家、詩人於一身，其作用可想而知了。這一工作一直持續到 1966年，“文革”中停止。直到1974年秋天，他們又開始工作，完成審定毛澤東詩詞英譯的工作。
英譯“毛選”、“毛主席詩詞”工作與博大精深的“錢學”可能會搭不上邊，熱愛錢鍾書著作的讀者應知錢先生曾為此而付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錢鍾書的英語水平並不咋地
禦用翻譯錢鍾書副博士鬧了一個大笑話(作者:USTC2)
錢鍾書在《圍城》裏竭力賣弄英語,肆意刻薄他人。但他自己在第一章就鬧了一個大笑話。
錢鍾書在《圍城》第一章裏寫道:
"相傳愛爾人的不動產（Irish fortune）是奶和屁股；"
對英語有所了解的人,一看就知道錢鍾書又在不懂裝懂、信口亂說了。
其實, "Irish fortune"是個俚語(slang), 它的意思查查字典就明白了,很明顯, "Irish fortune"是指女子的vagina or vulva(陰道或陰戶), 與奶和屁股毫無關係。更貽笑大方的是,錢鍾書望文生義, 把"Irish fortune"照字麵翻譯成"愛爾人的不動產"(實際上, "fortune"不能翻成"不動產",這裏就不計較了), 於是有了下麵莫名其妙的說法:
愛爾人的不動產是奶和屁股。
Q:怎樣翻譯"Let's go Dutch"?
A:錢鍾書很可能會這樣翻: "讓我們去荷蘭"。
錢鍾書打架風波:仗勢欺人,亂咬亂打
張晨
南洋商報2000年3月31日
名作家、學者錢鍾書在文革時期為住房問題，與評論家林非大打出手！錢鍾書夫人楊絳最近撰文首次披露這起打架事件的始末。但是林非的太太對這事件的起因與經過卻另有說法。這事件的背後，其實有深層的社會原因……
一樁中國"文革"期間的"舊聞"－－發生在著名作家、學者錢鍾書、楊絳夫婦與名散文作家、評論家林非、肖鳳之間的打架事件，最近經中國媒體披露之後，頓然成為海內外文化人茶餘飯後的熱門話題。
事情起因於楊絳的新作〈"摻沙子"到"流亡"〉。自錢鍾書1995年去世後，楊絳一直未有作品問世。但去年11月下旬，楊絳出人意料地在廣東的《南方周末》以幾乎一個整版、近5000字的篇幅發表了這篇新作。
楊絳的說法：錢鍾書被欺忍無可忍
不久，中國權威的專業性文學報紙－－上海《文學報》於今年1月底全文轉載了這篇文章。文章披露了中國"文革"期間，錢、楊家裏摻進了"沙子"：一對"革命男女"。楊絳在文章中說："'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一項革命措施，讓'革命群眾'住進'資產階級權威'的家裏去。據我後來得知，這叫'摻沙子'。'沙子'其實隻是需要住房的人，政治麵貌和表現各各不同。"這對男女仗其"革命"背景屢加欺壓，錢、楊一忍再忍。終於有一天忍無可忍，雙方大打出手。
按照楊絳的說法，錢鍾書和楊絳事後為恐報複，被迫"流亡"達3年之久。楊絳文章中的"革命男女"指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新文學研究專家和散文作家林非，及北京廣播學院教授肖鳳。錢鍾書和楊絳當時住的是中國科學院宿舍，共有4間房，朝南3間，中間是客廳。1966年8月中旬，錢氏夫婦被打成"資產階級學術權威"。1969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組織"革命群眾"住進"資產階級權威"的家裏去，錢氏夫婦房子也被分掉一半。他們讓出西盡頭的兩間臥房，留下麵積略大一些的客廳和套間自己住。不久，另一家人便搬進去了，這家人便是林氏夫婦。
另一個說法：錢鍾書"仗勢欺人"
麵對楊絳的指責，肖鳳也在1月底的上海《文學報》發表長文〈林非被打來龍去脈〉進行了反駁。肖鳳在文中說，"文革"中，他們全家三代4口人都住在一間僅10平方米的小屋中。當時的一名掌權的文學評論家看他們家實在太小，動了惻隱之心，讓他們搬遷到錢氏夫婦的住所。
其實，當時正值"文革"的"鬥批改"階段，整個單位都調整住房。在錢氏夫婦居住的這座4層樓的宿舍裏，還另外搬進了十對中青年夫婦的家庭，即被楊絳稱之為的"沙子"。這些"沙子"在"文革"結束後出現了好幾個大名鼎鼎的學者，比如劉再複等。
肖鳳在文章中認為，"仗勢欺人"的是錢、楊夫婦而不是他們。事發後，錢氏向當時的一個高官，也是他"大學時代的一位夥伴"（可能是外交部長喬冠華或中共中央委員胡喬木）哭訴。在打架事件中，林、肖夫婦或被打傷，或被咬傷，但自始至終均未還手。事後怕遭迫害的也是他們而非錢、楊。肖鳳還強調，楊絳品性不好，是"笑麵虎"；肖鳳指錢家欺侮女婿，其女婿還是"造反派"頭子。
對於這次衝突的前因後果及當時情形，除在楊絳咬傷肖鳳、錢鍾書用木棒打傷林非這件事上雙方所言相近以外，當事人楊絳、肖鳳各執一詞。其爭論主要集中在事件的起因、打架的過程和事後的遭遇等方麵。
較多的看法是：反映當年知識分子窘境
這樁"文革"中的舊聞曝光後，有中國文化界人士說：像錢鍾書這樣聞名遐爾的大家，像林非這樣當年已嶄露頭角的評論家竟然都相煎甚急，大打出手，由此可以旁證近來一批新潮批評家的論斷：20世紀中國文壇，沒有什麽作家有值得驕傲的人格，能讓人從內心感到欽佩。也有人說，現在常讀到官場中副手雇人殺正職、上司遣人害下級之類的黑幕消息，沒想到兩對文化人夫婦打架，竟然也下手極狠，差點鬧出人命。這真是"人性本惡"。
但比較多的看法是："打架事件"深深打上了曆史的烙印，從這曆史的舊聞中至少可以讓我們看到：當年知識分子窘困的生存狀態，當年人與人之間異化了的複雜關係。10年"文革"浩動令人瘋狂，逼人瘋狂－－不論是凡夫俗子，還是文人雅士都難以例外。
不用生氣，那時環境差，他們仍然是可愛的。畢竟是人。
本人因讀過錢鍾書先生的很多作品，也認真了解過那段曆史，所以對先生才學和人品很是佩服和敬重。
如果要對錢鍾書先生頂禮膜拜，那實在是對先生的侮辱。正因為他的特立獨行，與眾不同才遭到這些莫明其妙的指責和猜測。
小人之心千萬不可度他人之腹，自己留著把玩就好了。
錢鍾書打人一事
相關評論：
錢鍾書先生和楊絳先生為中國文化界和學術界的著名人士，其學術地位和曆史地位自有公論，非任何人能夠動搖。然而不幸做了名人，也難逃名人的遭遇。一段時間以來，對錢、楊二位的非議不斷，由於在學術上難以下手，隻能通過其他方麵做文章，近日更達到一個不大不小的高潮，《魯迅研究月刊》近期刊登了一篇名為《林非被打真相》的文章，該文公然指稱楊絳先生為“造謠者”，文章的作者為自稱“出生於清高的知識分子家庭”，“人格比造謠者要高尚得無可比擬”的肖鳳女士。肖女士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發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樁公案，當事者為已經故世的錢鍾書先生和錢瑗女士（錢鍾書先生的女兒），以及仍然健在的楊絳先生，林非和肖鳳。林非者，本名濮良沛，而肖鳳則為濮良沛太太趙鳳翔女士的筆名。
說到濮良沛，原來也是名人，貴為魯迅研究會會長，魯迅研究專家。在《中國當代文庫.散文精品袖珍典藏本第一輯》中，收有《林非散文》一部，可算得是散文大家，當然也屬於“清高的知識分子”之列。
濮良沛在魯迅研究方麵的權威，在《魯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2期文壇史料欄目的編者說明中可見一斑：
本刊係純學術研究刊物，由於特殊原因，本期破例刊登兩篇與魯迅研究無關的文章。今年十一月十九日，《南方周末》發表了楊絳先生的文章《從“摻沙子”到“流亡”》；十二月一日《中華讀書報》又予以轉載。十二月四日，林非先生致本刊編輯部信說：“已嚴肅要求兩家報紙刊登澄清謠言的文章，等待他們的答複。已有新聞出版署負責人明確告知，如得不到公平處理，即可訴諸法律。”又說：“已有主持公道和憎惡謠言的幾位先生表示，可在有關報紙上發表澄清謠言的文章。寄上肖鳳寫的此文，務請在貴刊上發表”。林非先生信中還表示：“一個魯迅研究者被謠言汙（原文如此，引者注）陷，作為研究魯迅的權威刊物，發表另一方澄清事實的文章，應該是正常的，讓廣大讀者判斷，符合新聞公正的原則。”現將肖鳳文章予以刊發，同時轉載楊絳先生的《從“摻沙子”到“流亡”》一文，其中是非曲直，讀者定能做出正確判斷。
顯然，濮良沛確實是魯迅研究的專家，對其不敬，幾等同於對魯迅先生的攻擊，因此即便是作為純學術研究的《魯迅研究月刊》，也隻好破天荒地對林非被打之真相作一番研究，以維護“新聞公正的原則”。隻是真的有點為《魯迅研究月刊》的編輯們擔心，在濮先生致編輯部的信中，確實顯露了其魯迅研究的功力，深得拉大旗做虎皮的個中三昧。專家在信中已經明說“一個魯迅研究者被謠言汙陷，作為研究魯迅的權威刊物，發表另一方澄清事實的文章，應該是正常的”，而編者竟在說明中說什麽“破例刊登兩篇與魯迅研究無關的文章”，不知在專家的權而且威之下，這一期《魯迅研究月刊》的處境想來非常窘迫，編輯們應該怎樣才算“公平處理”而不被“訴諸法律”，不違背“主持公道和憎惡謠言的幾位先生表示，可在有關報紙上發表澄清謠言的文章”的旨意，又能夠向新聞出版管理部門解釋本期是否符合其辦刊宗旨呢？
《魯迅研究月刊》的編輯們可能還不知道濮良沛不僅是魯迅研究專家，還是散文大家，因此在編者說明中沒有提到，早在1995年趁錢鍾書因病住院，濮良沛就在一篇題為《小災小難》的散文大作中，以文字的形式，將這段公案按他自己的說法“公諸於眾”。這篇散文到底散布了些什麽，茲照錄有關段落，供大家賞析：
“我還記得另一樁小小的災難，這要歸咎於在貧困和窘迫的生存環境裏，似乎不該奢侈地生兒育女。我原來隻住著一間狹小的房屋，從兒子誕生之後，母親高興得合不攏嘴，可是三代同堂擠在一起，連轉動身子的空間都剩不下來，再加上尿布掛在臨時吊起的繩子上，竟像在萬國旗下過著擁擠不堪的日子。
有位當時擔任“革委會”主任的文學批評家，騎著腳踏車來探望我，真從心裏感謝他的關懷，想趕緊招呼他坐下，卻騰不出一席之地。他瞧著我如此可憐的處境，竟動了惻隱之心。當時正值“文革”期間的“鬥批改”階段，不少人都調整了住處。這位批評家也讓我搬遷，跟一個愛說掌故的同事充當鄰居。有位後來大名鼎鼎卻又流亡海外的同事，也跟我同時搬的家。”
果然是散文大家，進駐到“資產階級權威”家中的“摻沙子”行動，原來不過是“跟一個愛說掌故的同事充當鄰居”。不知濮大家是否因為對“充當鄰居”一事總感到不太踏實，又或許是因為這種“充當鄰居”的勾當無論如何即便高明如濮大家者也難以用一兩句話就說成是“小災小難”，不惜大費筆墨，多方辯解。在訴說三代同堂擁擠不堪之餘，又有當時擔任“革委會”主任的文學批評家，動了惻隱之心，讓我搬遷，跟一個愛說掌故的同事充當鄰居。在對這位當時擔任“革委會”主任的文學批評家恭維之中輕巧地就把“摻沙子”的責任歸到了這位批評家身上。濮先生還不放心，申明當時正值“文革”期間的“鬥批改”階段，不少人都調整了住處。特別要指出有位後來大名鼎鼎卻又流亡海外的同事，也跟我同時搬的家。看來濮先生還是有點兒心虛，要拉上不少人包括大名鼎鼎卻又流亡海外的同事以證明其在“鬥批改”中的“革命行動”是我道不孤。
“開始還相安無事，偶或笑嘻嘻地說幾句《世說新語》裏的掌故。不久之後，他的女婿被學校裏定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516分子’，他就整天咒罵這正倒黴的小輩。駙馬爺覺得走投無路，竟剛烈地懸在樹上自殺了。”寥寥數語，就將一樁逼人致死的罪惡，坐實在了“愛說掌故的同事”身上，並且還順手將一頂反“516分子”的幫凶的帽子轉送了出去。接下來濮先生林非筆鋒一轉：“這事情的前前後後，我們都看在眼裏，卻從來不敢流露自己的想法，更不敢去議論和打擾。可是他的態度卻大大地改變了，當我們經過他的門口時，他竟一絲不掛地坐著，還念念有詞，罵罵咧咧。有一天早晨，他竟掄起棍棒，直往我妻子的頭頂揮去，我連忙抬起左臂抵擋，當時就被打得紅腫起來，接著皮膚又變成紫黑的顏色。我趕往醫院去治療，一位善良的女大夫細心地用膏藥給我敷上，很心疼地嘟囔著，怎麽能這樣殘忍地打人？”如此說來，濮氏夫婦不僅將此事的前前後後都看在眼裏，而且是記在心頭，在二十多年後，趁這位同事病重之時，再以散文的形式散布開來，這是否也是不敢議論和打擾的一種表現形式呢？奇怪的是“開始還相安無事，偶或笑嘻嘻地說幾句《世說新語》裏的掌故的同事”，經此事之後，盡管有善解人意的濮氏夫婦充當鄰居，居然無緣無故的“在有一天早晨，他竟掄起棍棒，直往我妻子的頭頂揮去”，在濮良沛的筆下，這同事如同瘋子一般，而他本人似乎是人見人愛的尤物，在挨打之後，除了濮太太“心疼不止”（見肖鳳文章）外，還有一位女大夫，很心疼地嘟囔著，繪聲繪色，妙不可言。
此文作於何時尚未能就教於濮先生，不過就書上所記應不晚於1995年4月5日。發表的次數也決不止於一次，筆者所知最近的一次是1999年的1月6日。至於除了在《林非散文》之外還在何處發表過，尚未來得及考證，想來赫赫如濮先生者，如此妙文，用者必眾。
濮先生的高明之處，還在於此文所說的是何人何事，需明眼人看了才知，直如魯迅先生所說的冷箭和暗箭，令人防不勝防。無怪乎《魯迅研究月刊》的編輯們和善良的讀者們會以為是楊絳先生首先將這段公案公之於眾。事實上，錢鍾書先生和楊絳先生根本就不願意再重提這件往事，隻是因了濮良沛在其散文中的含沙射影，同時，關於此事，一直有種種不同的說法在各種渠道和媒體上流傳，為了真實的說明這段曆史，楊絳先生才在錢鍾書先生去世之後，將這段親身經曆寫出來。
肖鳳在《林非被打真相》一文中寫到“為了澄清咬人者發表的造謠誣陷的文字，我隻好放下手裏正在撰寫的稿子，將二十六年前的那件事實真相寫出來公諸於眾。”小子不敏且不才，如果不知道有濮先生的大作在前，真真的以為趙女士乃溫良淑女，二十六年來首次將“事實真相寫出來公諸於眾”。心中難免疑惑，尊夫多年以來不斷將此事公諸於眾所欲何為？其中即便是與你趙女士的大作對比也頗多可疑之處，是否也可歸於“造謠誣陷的文字”？
濮氏夫婦一再聲稱楊絳先生的文章是造謠誣陷。通觀肖鳳全文，實際上與事實有關的隻有三件事情，即濮家搬遷，王得一之死引起的種種問題，打架。在這三件事下，又可分為若幹具體的事件。
“沙子”
1、
濮家搬進錢家的時間和原因，濮和趙的文章基本一致，看得出趙文在這一部分完全是在濮文的基礎上修改的。在文革的鬥批改階段，三代同堂地方不夠住，由時任“革委會”主任的某文學批評家安排搬遷。楊絳先生的文章說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一項革命措施，讓“革命群眾”住進“資產階級權威”家裏去。據我後來得知，這叫“摻沙子”。“沙子”其實隻是需要住房的人，政治麵貌和表現各各不同。1969年5月間，鍾書對我說：“要分房子了，我們得分掉兩間，xxx（即筆名xx的某專家）要迎養母親，子孫三代人，至少得住兩間房。對照看來，楊絳先生除了沒有提到某文學批評家及其作用外，時間、地點、人物、原因等與濮趙二人的說法無一不符。而這位文學批評家卻對濮家搬進錢家的做法評論為“鵲巢鳩占”，這“鵲巢鳩占”一詞不免使人對濮、趙的關於這位文學批評家的說法生出了疑問。此外，當年搬家的其他人家，有小孩的不在少數，但除了濮家之外，都隻分到一間房，唯獨濮家分到兩間，趙在其文章中暗示是因為保姆的原因，但在那個年代，即便是對“革命群眾”也斷沒有因為保姆而分房的，因此迎養母親顯然是濮家提出分兩間房的唯一理由。
2、
既然是迎養母親而分到房，濮良沛母親在新分到的房中又隻住了幾天就回了南方，從此再沒有來過，盡管濮老太太已經不能來證明說過什麽或者沒有說過什麽，事實就是如此。趙女士所謂咬人者說我的婆母是為了分配住房才趕來充數的，這純粹是造謠。不知道在趙女士的字典中造謠與事實這兩個詞是否正好互換了？
“自殺”
錢家女婿王得一之死所引發的矛盾是導致打架和錢家不得不流亡的導火索，並且其影響一直延伸到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同時也是這樁公案的焦點，並且在濮、趙的文中均提到了王自殺的原因，人命關天，容不得半點含糊。而在這個問題上，濮、趙的說法相互之間矛盾重重。
趙鳳翔關於此事寫到：
“她偶或露麵的女婿，聽說是北京某著名大學赫赫有名的“造反派”二把手，可是在當時風雲突變的“文革”狂潮中，該所大學的“造反派”一把手突然失寵於“中央文革”的“旗手”，他忍受不了嶽母家中種種陰沉和發怒的眼光，竟懸掛在大學校園裏一棵老樹椏上自殺了。我們本來是絲毫也不知曉的，自己正麵臨著種種壓力，已經感到焦頭爛額，身心交瘁，哪有閑暇去過問人家的事情，這還是聽到住在旁邊單元裏一位紅學大師的夫人匆匆說起的。”
上述引文中的重點號為筆者所加。濮趙二人為夫婦，敘述兩人共同經曆的同一件事情，濮又寫在前麵，按照常理，不論所述是否事實，趙的說法應該與濮的說法保持一致，以免互打耳光。實際上，隻要對比濮趙的文章，就可以看出在很多地方趙文不過是濮文的翻版，趙鳳翔連濮良沛關於尿布的描寫都照抄不誤。然而，在這個關鍵點上，濮趙的說法卻出現了不尋常的矛盾。按照濮的說法，王得一的死因有兩條：王被學校定成“516分子”；在倒黴之後又被錢鍾書整天咒罵走投無路而自殺。在濮說中，學校定王為“516分子”是因，錢鍾書咒罵王是果，學校是主犯，錢鍾書是從犯，都是逼人致死的凶手。而按趙的說法，王得一的死因隻有一條：王所在大學的“造反派”一把手突然失寵於“中央文革”的“旗手”，作為“造反派”二把手的王得一“忍受不了嶽母家中種種陰沉和發怒的眼光”而自殺。如此看來，逼死王得一的凶手，不是如濮所說的學校和錢鍾書，而是“嶽母家中種種陰沉和發怒的眼光”。
趙的說法不但與濮的說法矛盾，而且離奇。就算王是“造反派”的二把手，“造反派”一把手突然失寵於“中央文革”的“旗手”與其有何關係，趙含糊其辭，所謂可以殺人的“嶽母家中種種陰沉和發怒的眼光”與“中央文革”的“旗手”以及“造反派”
的一把手的失寵有何關係，趙也說不出來，隻是簡單的將事情拉在了一起，沒有任何邏輯關係。更為離奇的是，按趙的說法，“對王得一的死因，我們本來是絲毫也不知曉的，這還是聽到住在旁邊單元裏一位紅學大師的夫人匆匆說起的。”這位紅學大師的夫人是否說起過，說的又是什麽暫且不論，姑且認可趙女士的說法，奇怪的是住在旁邊單元裏的紅學大師夫人居然可以向就與錢家住在一套房裏的“我們”，“匆匆說起”王得一忍受不了嶽母家中種種陰沉和發怒的眼光，竟懸掛在大學校園裏一棵老樹椏上自殺了這樣的話，按照趙女士的說法，這位紅學大師的夫人就該有特異功能，竟可以透過牆壁感應到“我們”所看不到的錢家的“種種陰沉和發怒的眼光”，且具有通靈神通，可以與靈魂對話，從王得一的冤魂處得悉他是“忍受不了”“種種陰沉和發怒的眼光”而死。既然趙女士寫得出這種種離奇的文字，我們就不得不問一聲趙女士，到底那位紅學大師的夫人說過你指稱她說過的這些話沒有？如果她確實說過一些話，她的原話又是什麽？如果趙女士居然能夠證明確實如其所說，那麽，有何科研機構對這位夫人的特異功能做過測試？測試的結果又如何？對這些問題，趙女士必須有個交代，今天畢竟已經不是那個年代了，自己編造謊言誣陷他人要負法律責任，捏造別人編造謊言誣陷他人，更是要負法律責任的。
趙把自己寫的文字叫做“真相”，而濮寫的則為散文，比較兩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文字，濮的說法更像“真相”，趙的說法則是用鬼話寫成的散文了。在濮的散文中，為了進一步增加其說法的可信度，強調指出這事情的前前後後，我們都看在眼裏，“我們”即濮本人和趙鳳翔，“這事情”說的是王得一自殺，而且是“前前後後”“都看在眼裏”的眼見為實，絕不是什麽掐頭去尾的道聽途說。趙在“真相”中卻說“這事情”
我們本來是絲毫也不知曉的，這還是聽到住在旁邊單元裏一位紅學大師的夫人匆匆說起的，同樣兩個人，對同樣一件事，從“前前後後”“都看在眼裏”到“本來是絲毫也不知曉”“這還是”“聽到”別人“匆匆說起”這樣一種變化，唯一的解釋是要麽這兩人中有一人是撒謊者，要麽兩人說的都是謊言。
關於王得一的死，楊絳先生在《幹校六記》中寫到過：
“我們“連”是一九七○年七月十二日動身下幹校的。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圓還有得一。這次送我走，隻剩了阿圓一人；得一已於一月前自殺去世。
“得一承認自己總是“偏右”一點，可是他說，實在看不慣那夥“過左派”。他們大學裏開始圍剿“五一六”的時候，幾個有“五一六”之嫌的“過左派”供出得一是他們的“組織者”，“五一六”的名單就在他手裏。那時候得一已回校，阿圓還在工廠勞動；兩個人不能同日回家。得一末了一次離開我們的時候說：“媽媽，我不能對群眾態度不好，也不能頂撞宣傳隊；可是我決不能捏造個名單害人，我也不會撒謊。”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階級鬥爭如火如荼，阿圓等在廠勞動的都返回學校。工宣隊領導全係每天三個單元鬥得一，逼他交出名單。得一就自殺了。”（《幹校六記》，p13-p14，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2月）
據錢鍾書生平簡表，錢鍾書是1969年11月下放到河南羅山“五七幹校”，1972年3月從幹校回到北京，而王得一被隔離審查是70年初，被迫害自殺一事發生在1970年6月。錢鍾書在王得一自殺前後根本就不在北京，不知濮氏夫婦是如何將錢鍾書“整天咒罵”被定為“516分子”的王得一，使其自殺的“前前後後”“都看在眼裏”的？嚴重的情況是，關於王得一的冤案，北師大的黨組織早有明確的公開的結論，該結論寫道：“70年初，王得一同誌被錯誤審查，在極左路線和軍工宣隊搞逼﹑供﹑信的巨大政治壓力下，於1970年6月13日淩晨不幸去世。”鐵的事實證明，楊絳先生的記述是準確無誤的。相反，也證明濮良沛不是在寫散文，而是在以謠言殺人。在那個瘋狂的年代，一個善良正直的人為了能夠不撒謊、不害人而被逼死了，濮良沛不但沒有表現出一點點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正義感，連作為一個人對於死者家屬最起碼的同情之心和憐憫之心都沒有，冷嘲熱諷猶嫌不足，更將既不在場毫不知情的錢鍾書先生指為殺害獨生女兒丈夫的凶手，而且是在二十多年後錢鍾書先生重病住院期間。對如此行徑，任何一個知道真相的人都想要問：濮良沛，你的心是什麽心？任何善良的人，都不會懷疑，如此居心，定將受到應有的懲罰。
楊絳先生在《從“摻沙子”到“流亡”》中，說到了濮氏夫婦當年的表演。
“鍾書下放幹校以後，我下放幹校前夕，女婿得一因“五一六”案含冤自殺。這件事，我打算等我自己下幹校後，親自一點一點告訴鍾書，免得他經受不起。當時吳世昌先生和鍾書同在幹校，而他的夫人嚴伯升和錢瑗是同事。我怕消息走漏，求嚴伯升幫助我們保密，她非常同情。革命女子想必知道了我們隱瞞。我下幹校後，錢瑗一個在家裏，她在廚房裏當麵質問：“你愛人‘下幹校’啦？怎不回來探親呀？”錢瑗說：“他已經去世了。”隨後，錢瑗聽到他們屋裏哈哈大笑。這是我們事後才知道的。原來男沙子是整“五
一六”而為“革命”立功的人。”
“1972年3月，我們夫婦由幹校回家。7月間，我們學部下放幹校的全體人員也都回北京了。他們回北京後，仍天天開會、“學習”。“老先生們”（多數是以前的“牛鬼蛇神”）隻在家“學習”，有時到所裏開會。鍾書開始寫他的《管錐編》，我翻譯《堂·吉訶德》，錢璦在北師大教學，天天早出晚歸。這時，我們和文學所，外文所的許多革命群眾，因相處多時，已經是很親善的“不戰之友”了。可是摻入了我家的革命男女，好像還在“繼續革命”，“不斷革命”。我們的忍耐再忍耐，似是尚未“觸及靈魂”。我女婿得一的自殺，是我家的一款大罪。知罪隱瞞，罪加一等。革命男女經常選中這個傷處，來觸及我們的靈魂。例如男女佯裝作夫妻相罵介，女的大叫：“我要上吊了！”有一天（該是星期日），軍宣隊領導餘震同誌帶著另一位較年輕的部隊領導到我家訪問。革命女子不知是告狀呢還是示威，鶯聲曆曆地在門外罵“五
一六的臭寡婦！”錢瑗聽了隻悄悄轉過身，不讓別人看見她的臉。餘震同誌對這罵深不以為然。他表示了他的不同意。我不記得他是怎麽說的，隻記得他掏出口袋裏的筆記本，在上麵記了又記。隨同來訪的那位同誌也掏出他的筆記本子上記了又記。兩位同誌想必還健在呢，也許他們還記得。”
這段描寫，有時間，有地點，有證人，事情經過敘述的一清二楚，使得濮良沛的謠言不攻自破。不但將其夫婦倆當年的惡行曝了光，而且也使世人能夠看清楚，濮良沛之所以還要在二十多年後寫出如此散文，自有其曆史根源，決不是偶爾的無心之作。
前此隻敢以暗箭傷人的濮良沛終於坐不住了，現在是其妻趙鳳翔一馬當先。趙女士不愧是“文化大革命”鍛煉出來的“革命戰士”，一出手就是似曾相識的“某某某某真相”，開篇又見“xxxx年xx月x日是一個黑暗的日子”，文中“造謠”、“誣蔑”等字眼隨處可見，更以耳熟能詳的“奉陪到底”收尾，這些在當年“文攻武衛”中幾成固定套路的文革八股，今日一見，毛骨悚然，真以為又回到了那個年代。
趙女士在文章中口口聲聲說人造謠，卻又將其夫言之鑿鑿的這事情的前前後後，我們都看在眼裏來了一個乾坤大挪移，成了我們本來是絲毫也不知曉的，更生生地拉上“一位紅學大師的夫人”作了替罪羊（此乃濮家慣技，濮和趙均在搬家一節用過），變作了都是聽她“說起”的。顯而易見，濮良沛在這裏心虛了，居然不顧被人揭穿的危險，要趙鳳翔務必於此處加以遮掩。但正所謂欲蓋彌彰，濮氏夫婦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行徑，恰恰說明了他們在王得一之死上做的文章是如何地見不得陽光，而楊絳先生對他們在那個年代所作所為的描寫又是何等的精確。請看，當年脆生生罵的那一聲“五一六的臭寡婦”被餘震同誌記在了筆記本上，趙女士一番生拉活扯，又是“旗手”，又是“造反派”，還有什麽“一把手”“二把手”，全然不顧堂堂大學教師如此邏輯混亂會招人恥笑，就是不敢露一點“516分子”的字樣，以示真的是絲毫也不知曉，更害怕暴露出濮良沛在“文革”中整“五一六分子”立過功的老底，隻恨原先考慮不周，濮良沛白紙黑字寫在了那裏，如何能賴得掉。或許是出於本性，即便在這百般抵賴也不能自圓其說的端口，趙女士仍然沒有忘記要咬人一口，先將“愛說掌故的同事”改為“嶽母家中”，以免被人捉住痛腳，再將“百般咒罵”換為“種種陰沉和發怒的眼光”，表明自己不但從來沒有“咒”過和“罵”過，而且連這兩個字都不知道，然後冷冷地斷言這“偶或露麵的女婿”是因為“忍受不了嶽母家中種種陰沉和發怒的眼光，竟懸掛在大學校園裏一棵老樹椏上自殺了”。如同趙女士本人當年就在現場一樣，連“校園裏一棵老樹椏”這樣的細節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一點都不象是聽人“匆匆說起”，更不可能是絲毫也不知曉。
看到這種種謊言，再聯係到其夫不僅當年是文學所整“五一六分子”的幹將（濮良沛曾作為“重點攻心組”的成員直接辦了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XXX和XXX同誌的專案），而且在事情過去二十多年以後，錢鍾書先生重病在身之時，還能夠不依不饒地暗地裏向“五一六分子”的家屬射出一支冷箭，對濮良沛所謂卻從來不敢流露自己的想法，更不敢去議論和打擾的表白，趙鳳翔宣稱自己正麵臨著種種壓力，已經感到焦頭爛額，身心交瘁，哪有閑暇去過問人家的事情的辨解，完全有理由相信，在這些表白和辯解的背後，才是真正的事實。而濮氏夫婦的所作所為，豈止隻是如濮家阿姨所說的“真是一對白XX”，直可稱得上X心X肺。
“打架”
1、打架的起因。濮良沛在其散文中沒有說，用的是孔夫子寫《春秋》的筆法，刪而不述。目的顯而易見，就是要給人造成錢鍾書是一個瘋子的印象。
楊絳先生是這樣說的：
“12月2日是星期日，大家的休沐日。我家請一個鍾點工小陳來洗衣服。革命女子也要她洗，並且定要先為她洗。錢瑗說，小陳是我家約來的。革命女子揚著臉對錢瑗說：“你不是好人！”隨手就打她一耳光。我出於母親的本能，不自量力，立即衝上去還手。錢瑗是看慣紅衛兵行徑的，不願媽媽效尤，拉著我說：“媽媽，別——”可是她拽不動我，就急忙由大門出去了。（她是去找居委會主任的，當時我沒有理會。）鍾書這時在套房的窗下看書，我記不清外間的門是開著還是關著，反正他不知道過道發生的事。”
趙鳳翔寫的是：
“那時候大家都還沒有見過洗衣機，正好院子裏有一位幫助人們洗衣服的農村大娘，大家都稱呼她為“餘嫂”，我也請餘嫂幫助洗衣服。1973年12月7日，適逢我剛從郊區農村返京，就請餘嫂替我洗洗從農村帶回來的衣服，因為幾天之後還得帶著兒子下鄉，時間很緊張，讓餘嫂趕快洗起來。可是咬人者故意抬杠，堅持要餘嫂先給她洗，她的時間比我的充裕得多了，為什麽要如此著急，於是就爭論起來了。”
首先是時間，楊絳先生說的是12月2日，星期日（筆者注：楊絳先生文中此段以1972年3月開頭，一路寫下來，沒有在此處注明年份，但在文末楊絳先生明確說明在下一個星期天，1973年12月9日，開始了長達三年的流亡生活，可知楊絳先生說的是1973年12月2日）。我想楊絳先生或者是記日記，或者對此事記憶猶新，所以連星期幾都可以寫出來，將當年的事情說得清清楚楚。查萬年曆表，1973年12月2日果然是星期日。而且，1973年全中國都在“抓革命，促生產”，不但沒有雙休日，非節假日必須上班，職工不可以隨便留在家中。從雙方的描述看，錢家一家三口，濮家參加工作的兩口子整天均在家，也間接說明了這一天是假日。趙鳳翔卻說是1973年12月7日，相差5天。據《文學報》第119期轉載趙鳳翔文章後的編者注：林非先生稱，肖鳳記載日期據林非被打傷後醫治的病曆卡為證。按照濮良沛本人的說法，治傷的女醫生對他很是心疼，中文“心疼”一詞，並不是對什麽人都可以用，如趙鳳翔對濮良沛可以用而且已經用了（在趙文中，趙說她對濮被打“心疼不止”）。濮良沛搞中國文學研究多年，對中文詞匯的微妙用法不會不知，特意用上“心疼”一詞，可知這女大夫與他關係很不一般，而趙文中再寫到此處時，除絕口不提女大夫三字外，更將“心疼”二字拉回到自己身上，按照濮氏夫婦的一貫行徑，當他們極力要掩蓋某件事的時候，這件事就一定有使其露出馬腳之處。因此，這病曆卡的來曆本身就很值得懷疑。而且1973年12月7日是星期五，也不是什麽節日，如果病曆卡的日期居然是12月7日，除了更證明了其可疑外，隻能說明他們連這個問題都要撒謊。
其次是人物，楊絳先生說的是有四個人，楊絳本人、錢瑗、錢家請來洗衣服的鍾點工小陳，再加上趙鳳翔。在趙鳳翔的文中，沒有提到錢瑗。當年錢瑗與二老相依為命，時值星期日，又是洗衣服之類的身為女兒須要做的事情，不可能不在場。趙鳳翔否認錢瑗在場，就是想要抵賴她先打了錢瑗一個耳光這一事實。還有一點，洗衣服的大嫂姓陳，並非姓餘，當時正當中年，楊絳先生當年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故稱她為小陳。錢家確實有過一位做保姆的餘姓大娘，人稱餘奶奶，但當時已不在錢家。趙鳳翔張冠李戴，將“小陳”錯當作餘奶奶，如果不是別有用心，就是已經記不清當年的事情了，無論是哪種情況，趙鳳翔描述的可信度，都是很低的。
再就是打架的起因，雙方的描述除了錢瑗一事外，事實上並無太大的出入。這是趙鳳翔文中很少的幾處符合事實的地方之一，因為直到現在她都認為當年她在這件事情上的所作所為是理直氣壯的。首先，趙鳳翔的“我也請餘嫂幫助洗衣服”實際上就是在錢家請來“小陳”洗衣服的時侯，不由分說地將自己的衣服拿出來讓她“趕快洗起來”，在趙鳳翔看來，“小陳”不但應該為她洗衣服，而且她和濮良沛“革命工作”繁忙，“時間很緊張”，錢鍾書和楊絳不過是在躲著炮製大毒草，“時間比我充裕的多”，不讓她先洗衣服，就是“故意抬杠”，到底誰是“在她的心目中，別人都比她低一等甚或是好幾等，供她頤指氣使”的人不是很清楚了嗎？趙鳳翔在這種思想意識之下，同時，配合著濮良沛對“五一六分子”及其家屬的“攻心”行動，對錢瑗說出“你不是好人！”這句話，幹出隨手就打她一耳光這種事，完全符合其性格，即便沒有“小陳”作證，任何人都可想而知。
2、打架的過程。楊絳先生是這樣說的：
"這時兩個革命男女抓住我的肩膀和衣領，把我按下地又提起來，又摔下，又提起來，又摔下。小陳當時在場。她向別人說，那女人要挖我的眼睛。我不知道她是什麽根據，革命女子沒有挖我的眼睛，我隻感到有手指在我臉上爬。我給跌摔得暈頭暈腦，自知力弱不勝，就捉住嘴邊的一個指頭，按入口內，咬一口，然後知道那東西相當硬，我咬不動就鬆口放走了。我記不清自己給跌摔了多少次。"
趙鳳翔寫的是：
"在雙方的情緒都很激動的口角中，她忽然伸出雙臂要抓我的臉龐，我長得比她高，趕緊向後仰起頭，並且伸出雙手擋住她，沒想到她竟用自己雙手緊緊抓住我右手的食指，飛快地塞進嘴裏狠命咬了一口，當時抽來就鮮血迸流。她這個動作是如此的突然和迅猛，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所以沒來得及躲閃。中國有句老話說，“君子動口不動手”，連大字不識半個更畫不成圓圈的阿Q都懂得這個道理，想不到她竟會如此行事。俗話說十指連心，我疼痛得大叫起來，林非從房間裏奔了出來，想要解救我。咬人者的丈夫也從他的房間裏奔了出來，雙手舉起一根大木棍，朝林非就殘忍地掄了下來，咬人者自己也承認，如果不是林非趕緊伸手擋住木棒，打中頭顱的話，後果將不堪設想。"
"咬人者誣稱我們將她提起又摔下了不知多少次，請問我們哪裏有這種大力士般的力氣？造謠造得實在是太荒唐了。而且既然已經跌得暈頭暈腦，怎麽又能夠像她自己不得不承認的咬我的食指呢？打了和咬了人，還要可惡地造謠，真是不知天下有羞恥事。在此次衝突中，我們自始至終都是隻動口沒動手，咬人者和打人者則是有罵又動手。他們的表演和所作所為，讓我看清了他們本來的麵目。麵對著她的造謠生事，我深深地慶幸自己的人格比造謠者要高尚得無可比擬了。"
在上麵的不同說法中，濮良沛為了要證明錢鍾書殘忍到無緣無故打女人的地步而撒的謊，用趙鳳翔自己的話就可以揭穿，不必多說。對於曆史來說，細節也往往十分重要，比如錢鍾書打濮良沛用的棍子還是被濮氏夫婦打散的小架子板。麵對濮氏夫婦先動手打人的事實，楊絳先生在文章中明確的說明了她和錢鍾書先生不僅打了人，咬了人，而且踹了人。而且錢鍾書打的就是濮良沛，而楊絳則咬了趙鳳翔的手指，這方麵的事實，濮良沛和趙鳳翔盡管在大喊大叫楊絳造謠時大約也不會否認。濮氏夫婦最忍受不了的是楊絳先生說出了他們夫婦倆曾將楊絳先生提起來又摔下去不知多少次的惡行，不僅指責楊絳先生造謠造得實在是太荒唐了，還重三倒四的說楊絳先生打了和咬了人，還要可惡地造謠，真是不知天下有羞恥事。趙鳳翔不承認他們夫婦倆曾將楊絳先生提起來又摔下去不知多少次，論據是兩句反問，一句是："請問我們哪裏有這種大力士般的力氣？"聽這口氣讀者恐怕無人不以為這夫婦倆必定男的文弱，女的纖小，而楊絳定是如《水滸》傳中的孫二娘。濮氏雙雄是否有這般力氣，以數據說話：楊絳先生身高不滿1米5，曆來身材瘦小，有照片為證，當時已年過60，體重不會超過40公斤。濮良沛身高約1米8，趙鳳翔身高在1米7左右，不僅在當時，即便是在今天，兩人都可稱得上是彪形XX，而且正當壯年，以二對一，不能把楊絳似小雞般提起來又摔下去才怪。趙鳳翔的另一句反問是："而且既然已經跌得暈頭暈腦，怎麽又能夠像她自己不得不承認的咬我的食指呢？"這句話首先是不通，其次問得更是奇怪，大約趙女士在正常的情況下，經常的將別人的手指頭放在自己的嘴裏，否則為何居然就不能理解如果不是已經跌得暈頭暈腦，以楊絳先生這樣的身份，這樣的年紀、這樣的教養，就算你趙鳳翔的手指頭上沾滿蜂蜜，又怎麽可能會捉住往嘴裏送？趙鳳翔文裏的語病和邏輯混亂，隨處可見，又如這一句："而當我有時跟她的眼光交織在一起時，似乎也感覺到了她仇恨的心情，後來她丈夫如此凶惡地猛擊大棒，更是證明了這一點"，看來被毆打和咬噬的命運，從開始時就籠罩於我們的頭頂了。“我”這個人如何可能跟“她的眼光”“交織在一起”？“她丈夫”“如此凶惡地猛擊”的既然隻是“大棒”，又怎麽能打到你丈夫的身上？她仇恨的心情，仇恨的是誰？誰又做了什麽使得她如此仇恨？從開始時到底是從何時開始？開始了以後又如何了？語法不通，邏輯混亂。對於如趙女士這樣出身“清高”，名牌大學中文係畢業的“知識分子”，犯下如此低級的錯誤，除了中文沒有學好之外，更重要的恐怕是心術不正，所以漏洞百出。
無論是在濮良沛的散文裏，還是在趙鳳翔的“真相”中，都花了大量的篇幅控訴錢鍾書如何的仗勢欺人，使濮良沛惶惶如喪家之犬，生怕被送去了北大荒。這些謊言，無憑無據不說，且可憐複又可笑。對此，我們隻須指出如下事實，在打架之後，流亡在外長達三年之久的是兩位老人和他們的失去愛人的女兒，而在這三年中濮良沛一家卻安之若素的住在錢家的房子裏。濮氏夫婦所說的那位曾對他們動了惻隱之心的當過“革委會”主任的文學批評家對錢鍾書先生當年的情況這樣寫道：
"錢鍾書先生平素與人無爭，在“文革”中沒有貼過別人的大字報，也沒有在會上批評表態。應該平安無事吧？卻有一張大字報駭人聽聞地誣陷他汙蔑“毛選”。如果誣陷得逞，當時可治死罪。他用一頁紙的小字報，在一旁做了確鑿有據的批注申辯。繼之宿舍又被人鵲巢鳩占，夫妻二人隻好避難在所裏，在一間沒有任何生活設施的辦公室棲身逾冬。這就是他在《老至》一詩中寫的：“耐可避人行別徑，不成輕命倚危欄！”因為他被聘毛澤東詩詞外文本的最後定稿工作，當時紅人袁水拍也不得不屈尊時常乘車前來垂詢。一次，一張紅色大請柬專人專程送到機關轉交給他本人，是請他赴國宴。這是政治殊榮，需要保密。而這大紅柬飛降的消息已經不脛而走。錢先生本人卻以身體不適推謝了。憑他受到的恩寵，鑒於他當時的生活困境，隻要向上麵有所請求或暗示，不難有所改善，顯然他沒有。是不是如他在《管錐編》中所說的“隨遇而安”而不是“求安”？"
（《一寸千思》，p430，遼海出版社，1999年四月）。
這位文學批評家寫下上麵這段文字的時候，未必知道濮良濮的“紀實”
散文，更不可能知道趙鳳翔後來捏造的“真相”，否則，他將會作何評論呢？
至於趙鳳翔在她的“真相”中，還有一段關於楊絳先生“造謠、攻擊和欺負別人”的文字，因為事涉他人，自有別人會去與她理論，謹遵照魯迅先生的教導，就當是臭狗屎一般，連眼珠子都不屑於轉過去。
“靈魂”
正如錢鍾書先生所感歎的那樣，"和什麽人等住在一起，就會墮落到同一水平。"楊絳先生也深深地自責："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們決不願意做的事，而我們都做了──我們做了不願回味的事。"楊絳先生雖然私下裏確實絕口不再談論或講究，如果楊先生不說，有誰會相信錢鍾書先生和楊絳先生會打人，踹人，以至咬人，而且這被打，被踹，甚至被咬的人是濮良沛和趙鳳翔這樣的人？筆者在中國社科院工作期間所聽到的關於這段往事的種種說法，都認為是濮良沛和趙鳳翔打了錢鍾書和楊絳。這些說法流傳甚廣，以至於在濮良沛有一次去香港開會期間，一位香港的學者不知道坐在身邊的濮良沛就是文革中住進錢家裏的鄰居，向他問到：聽說錢鍾書在文革期間被鄰居毒打，你是文學所的人，一定知道這個鄰居是誰吧？當場弄得濮良沛麵紅耳赤，無言以對。但麵對接二連三的謠言和不實的傳言，楊絳先生肩負著曆史責任，十分明確地指出："鍾書不願再提的事，我始終沒有向他再提過，可是從“摻沙子”到流亡的那番往事，畢竟是我一生難忘的親身經曆，也是應該讓大家知道的一段曆史。別人的傳說，都不詳，不盡，不實。我應該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這段往事公之於眾，我的話可有我負責。"為了留下一個真實的曆史，楊絳先生坦白地把她和錢鍾書先生曾經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這樣不光彩的事都寫了出來，不因為當年濮氏夫婦的種種惡行和二十多年後濮良沛暗地裏的含沙射影而沒有實事求是的講清楚：濮良沛和趙鳳翔是被打和被咬之人，濮良沛沒有打過錢鍾書。這也和當年錢鍾書先生在殘忍的高壓下大無畏地奮起反抗一樣，光明磊落。這是何等坦蕩的胸懷和氣節，這才是真正對自己﹑對曆史負責的態度。對比濮良沛和趙鳳翔在這件事情上白紙黑字寫下的謠言和謊言，到底誰是造謠者，到底是誰的人格“高尚得無可比擬”，難道不是很清楚嗎？
可以對活著的和死去的名人和偉人評論甚至非議，應該是社會進步的一種表現。名人甚至於偉人除了他或她的偉大之處外，會有種種的問題、毛病乃至於有不光彩之處。有人指出，有人批評，或者是自己指出，自我批評，是一件好事，如此，曆史才可能真實，偉人才能偉大，社會才能進步。但是，這種指出，必須是真正的事實，這樣，我們才會有真正的曆史和真正的偉人，我們也才可能以真實的曆史為借鑒，奉真實的偉人為楷模。
對二十多年前的這段往事，或者有人會以為，有什麽必要再在今天來糾纏。但是，我們的曆史包括了二十多年前的那次文化大革命，不管承認或者不承認，正如發動這場大革命的那位偉人所預言：這是一場觸及每個人靈魂深處的大革命，這場大革命的影響將會十分深遠。任何一個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不可能不將那段曆史帶到今天，不同的隻在於每個人現在是如何在心底看待那段曆史和自己在那段曆史中的表現，今天又如何通過自己的行為來對待那段曆史對自己的影響。
楊絳先生在濮良沛﹑趙風翔的不斷歪曲曆史事實的情況下，不得不說的曆史，雖然不是指我們整個民族整個國家的曆史，但這段已經成為曆史的往事確實反映了那段曆史以及那段曆史對經曆了那段往事的人的影響。
為了那段曆史永遠不再重現，讓我們永遠不要忘記那段曆史。這也是我們要深切地感謝楊絳先生的。
魔鏡裏的錢鍾書
張建術
去年10月30日，夏衍生日那天，夏的女兒給同住一個醫院的錢鍾書送來一塊蛋糕，錢先生髒器衰竭症狀剛消失，病情緩解，胃口大開。他坐在床上邊品嚐蛋糕，邊與人談天說地。突然發現被記者的攝像機捕捉，錢老先生一撩被子，連人帶頭帶蛋糕就捂了進去，也全然不管白、紅奶油弄得滿頭滿身滿被子。
遙想當年，錢鍾書名震清華，後來，他也以恃才傲物、喜臧否人物、擅諷刺文學聞名於世。然而，他的同學老友裏，北有吳晗，南有傅雷，皆遭橫死。晚年喬冠華亦足堪谘嗟。唯獨他錢先生，晃晃悠悠走過來，曆40載變遷而聲望日隆、光彩益熾。深層的原因外人無法道出，表層的原因卻可淺淺看見：《毛澤東選集》英譯組主任委員的身份，給了他12年的平安清靜，此為一。閉門讀書，不沾政治，謹守默存，此為二。第三條，則該歸功於他過人的洞察力和聰明了。“文革”中他也掛了牌子，掃過樓道，被遣往幹校勞動。那時錢鍾書是為自己未完成的書而活著的，他渴望在墮入衰竭之前再來一次“金翮健摩空”，不了此願，這輩子太冤。
1974年至1977年，錢鍾書全力以赴投入《管錐編》的寫作。他說自己寫作的目的是“銷愁舒憤，述往思來，托無能之詞，遣有涯之日。”……錢鍾書的清華校友胡喬木，最先發現了這部空前之作的價值，並促其順利出版。今人評：“《管錐編》不僅是錢鍾書最能傳世的代表之作，恐怕也是學術史上壁立千仞的一個高峰吧。”
1978年9月至1980年底，是中國作家、學者錢鍾書在國際學術會議上大放異彩的季節。一位叫費景漢的漢學家，這樣描述座談會上的錢鍾書：會場上最出風頭的要算是錢鍾書——他給我的印象是機智，善於征服別人。他在茶話會上提到一位美國詩人，他用優美的英文背誦一段那位詩人的詩作。提起另一位德國詩人，他就用標準德文背誦了他的一篇作品。再提及一位拉丁詩人，他也能用拉丁文來背誦一段。這些詩人未見得是什麽大詩人，提及的詩作也未必是他們的重要之作，但錢鍾書卻能出口成章，流利無滯地背出，真是把在場的美國人嚇壞了。
其實，這些嚇壞了的外國人還不知道有一部真正能嚇壞他們的書《管錐編》，正在由中國大陸的中華書局出版。這些美、法、意、日和東歐的漢學家們，卻都知道《圍城》。
進入80年代，從天上往錢家掉金子的事接二連三。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曾竭誠邀請他前往講學半年，開價16萬美金，交通、住宿、餐飲費另行提供，可攜夫人同往。像這樣的價碼，恐怕也是讓大陸的歌星大腕們咋舌的吧！可錢鍾書卻拒絕了。他對校方的特使說：“你們的研究生的論文我都看過了，就這種水平，我給他們講課，他們聽得懂嗎？”英國一家老牌出版社，也不知從什麽渠道得知了錢鍾書有一部寫滿了批語的英文大辭典，他們專門派出兩個人遠渡重洋，叩開錢府的門，出以重金，請示賣給他們。錢鍾書說：“不賣。”與錢鍾書簽署了《圍城》版權協約的美國好萊塢片商，多次盛邀錢鍾書夫婦時間自便地做客觀光，隨便吃住，或監督影片製作，他們都搖頭婉拒。
黃佐臨之女黃蜀芹，之所以在如鯽的導演堆裏獨得錢鍾書親允開拍《圍城》電視劇，實因懷揣老爸一封親筆信的緣故。錢鍾書是個別人為他做了事一輩子都記著的人。40多年前錢鍾書困居上海孤島寫《圍城》之時，黃佐臨導演上演了楊絳的四幕喜劇《稱心如意》和五幕喜劇《弄真成假》，並及時支付了酬金，才使錢家渡過了難關。錢鍾書40多年後報還此義助。
夫人楊絳笑錢鍾書一輩子開不了錢莊。古典文學組的人找他借錢，他問：“你要借多少？”答：“1000。”錢鍾書說：“這樣吧，不要提借，我給你500，不要來還了。”同一個人二次來借，他還是如法炮製，依舊對折送人。他當副院長期間，給他開車的司機弟兄出車上街撞傷行人，急切中找錢鍾書來借醫藥費。聽清情況後，他問：“需要多少？”司機答：“3000。”他說：“這樣吧，我給你1500，不算你借，就不要還了。”
有人評論說，錢鍾書說到底是數學不好，隻學會了個被二除，假如有人求借百萬，又該怎麽辦呢？凡進過錢鍾書家的人，都不禁驚訝於他家陳設的寒素。沙發都是用了多年的米黃色的卡麵舊物。多年前的一個所謂書架，竟然是四塊木板加一些紅磚搭起來的。
沒有人能弄明白錢鍾書究竟看過多少書，但他家裏卻幾乎沒有書。相傳猶太人認為把知識的財富裝進腦子裏，比置什麽財產都劃算、安全。錢公館主人較之猶太人，有過之而無不及。“我都姓了一輩子‘錢’了，還會迷信這個東西嗎？”他指著孔方兄的怪臉說。
楊絳在“錢鍾書與《圍城》”這篇文章裏，寫到了丈夫的許多“癡氣”、“傻氣”，歸根到底都是童心與童趣。楊絳寫了他手舞足蹈看《福爾摩斯探案集》，寫了他給妻子臉上畫花臉，寫了他往女兒被窩裏藏笤帚疙瘩、埋“地雷”，寫了他幫貓打架不怕天寒夜冷，寫了他愛看魔鬼飛跑後部撒氣的西洋淘氣畫……卻似乎漏掉了寫他還愛看當代偵探小說（包括克裏斯蒂的），漏掉了他愛看兒童動畫片，愛看電視連續劇《西遊記》……錢鍾書看《西遊記》與眾不同。邊看邊學邊比劃，口中低昂發聲不住，時而孫悟空，時而豬八戒，騰雲遁地，“老孫來也”，“猴哥救我”，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詠之歌之，不一而足。
看過了舞過了還沒過足癮，又左挑點毛病右挑點遺憾，一連寫好幾篇短評，起個化名裝入信封，歪歪斜斜摹仿小學生字體寫上投寄地址，8分錢小郵票一貼，扔進郵筒裏。上海《新民晚報》的編輯接信在手，莫名大惑：“這是哪裏的小孩子寫來的，怎麽連個發出地址都不曉得寫？稿費寄給誰？”拆開一看，文章真好，正是熱點話題。“發了。”
其實稍稍聯係一下就不難發現，那個活潑膽大有本領、敢管玉帝叫“老兒”的孫猴子，從小時候就潛移默化地鑽入了錢鍾書的性格裏，以至於人家萬乘之尊的英國女王到中國，國宴陪客名單上點名請他時，他竟稱病推掉。事後，外交部的熟人私下詢及此事時，錢鍾書說：“不是一路人，沒有什麽可說的。”
巴黎的《世界報》上刊文力捧中國作家錢鍾書，極言：中國有資格榮膺諾貝爾文學獎殊榮的，非錢莫屬。每天看外國報紙的錢鍾書，迅速作出反應，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筆談式文章曆數“諾獎委”的曆次誤評、錯評與漏評。條條款款有根有據，讓人家順著脊梁流汗，並且他一反公論斷言，諾貝爾發明炸藥的危害還不如諾貝爾文學獎的危害為甚。
更早的時候，諾貝爾評獎委員會的漢學家馬悅然上府拜訪他。錢鍾書一麵以禮相等，一麵尖銳地說：“你跑到這兒來神氣什麽？你不就是仗著我們中國混你這碗飯嗎？在瑞典你是中國文學專家，到中國來你說你是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的專家。你說實話，你有投票表決權嗎？作為漢學家，你在外麵都做了什麽工作？巴金的書譯成那樣，欺負巴金不懂英文是不是？那種爛譯本誰會給獎？中國作品就非得譯成英文才能參加評獎，別的國家都可以用原文參加評獎，有這道理嗎？”80年代初，某“頭牌學者”拚湊了一本《××研究》，錢鍾書翻閱後，即下斷語：“我敢說×××根本就沒看過××的原著。”真是明眼如炬，讓此等人物沒處躲沒處藏。這也就難怪有人按捺不住公開咒他：“錢鍾書還能活幾年？”一些年來，由於拒絕與傳媒合作，錢鍾書這個人，也似乎漸成“魔鏡”中影像了。當我們把錢鍾書這麵“魔鏡”翻轉過來看時，便發現鏡子背麵有一行鐫刻的字跡：做完整的人錢鍾書身上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優秀部分與生俱來的突出要求和願望：守住自己的精神園地，保持自己的個性尊嚴。
怎麽不能評名人？隻是不能這樣下三濫，不顧事實，一麵之辭地亂評。
很惡心！
所以讚同山哥的貼文！
另外，難道普通人沒有資格評論一個名人嗎？
您還看不上錢先生？您還知道您姓什麽嗎？
totally agree!自己長不高,就算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巨人還是巨人,你還是你.
LZ 應當先成為一條龍再來譴責錢鍾書變顏色！
否則真沒資格,一個笑話而已！
錢先生參加毛選翻譯工作，而不狐假虎威；和夫人專心讀書，而不躋身政治；辛勤工作，而將所得全部無名捐出；潔身自好；而又真心幫助他人，已屬人中極品，不知山哥為何以此長文來讓大家感到錢先生竟然是個變色龍。
捫心自問，如果這樣的話我們人人都是啊！
錢先生和夫人的英語“不咋地”實讓人詫異！錢先生和夫人都留過洋，翻譯過英文書不說，他們經常和人交流用英文也不說，錢先生在國外大學演講時震驚四座難道講的是中文？！
至於打架事件，錢先生及夫人曾公開在自己的文章中承認過錯誤，這本身就說明他們人格之可貴。可是我們動腦想一下，明明自家的房子為何分出兩間給外人住？如果你說是時代問題，那麽在那個時代什麽人能搬進去呢？恐怕比較而言林非才是那個“弄潮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