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哥的文化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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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批判之六：口許桃源，誌在終南 （淺談錢先生的“養譽”）
在《小聰明還是大智慧》一文中我曾提到錢先生的善於“養譽”，在此我們就著重討論一下錢先生善於“養譽” 的有關問題。所謂“養譽”，從字麵理解就是鞠養護持自己的聲譽，它有兩個方向上的潛在含義，換而言之，也可以說有兩種實現的途徑：其一是“養正”，即修養正道；其二是“養望”，即矯飾招名。“養正”一詞出自《易~蒙》中的“蒙以養正”，意指以蒙昧隱默自養正道；而“養望”一詞則多次見於《晉書》，是當時人對沽名釣譽、欺世盜名的士林末流的通謂。那麽錢先生的“養譽”究竟是屬於“養正”還是“養望”呢？這要從錢先生一向的行止進行判斷，而不能僅僅通過錢先生的言論判斷，否則恐怕就從根本上違背了孔子的“聽其言，觀其行” 的告誡。
錢先生關於謙退守拙的言論有很多，比如他曾贈詩給一位名叫舒展的後學：“凋疏親故添情重，落索身名免謗增。”再比如接受彥火的訪談時，錢先生表示：“回憶，是最靠不住的，一個人在創作時的想象往往貧薄可憐，到回憶時，他的想象力常常豐富離奇得驚人。”在這段話的前麵，錢先生還表示：“一個作家不是一隻狗，一隻狗拉了屎，撒了尿後，走回頭路時常常要找自己留下的痕跡的地點聞一聞、嗅一嗅。至少我不想那樣做。”凡此種種，均從各個側麵表現了錢先生的淡薄名利的隱士氣，而且其中還夾雜一些對種種爭名奪利、自我標榜等陋風的書生氣的憤慨。僅從這些言語中，我們見到了一個栩栩如生的清高典雅、潔身自好、淡薄名利、勤於進取的錢鍾書先生。
但是錢先生的作為都是怎樣的呢？錢先生在世時，已有傳記行世，並且還有人在傳記中很不理智地譽之為“學界昆侖”，直接冒犯甚至違背了錢先生“落索身名”的主張，但錢先生這一次卻遠比追究盜版那次顯得大度，就象什麽也沒發生一樣坦然地接受了。並且，錢先生生前將《管錐編》、《談藝錄》等著述一再增補，難道錢先生對舊作的增補不是——借用錢先生的那個刻薄得有些出格的比喻——循著自己以前留下的痕跡邊聞邊嗅邊增補的嗎？至於自傳，錢先生倒是言出必踐地果真沒有寫，可偏偏《圍城》“火爆”不久，楊絳先生卻寫了《寫〈圍城〉的錢鍾書》一文，及時填補了這一空白，同時還特別輕易地將人引到“夫妻店兒”之類聯想上來。如果錢先生竟會斷言自己的生活伴侶筆下的自己與他所譏刺的自傳完全不是一回事，那麽恐怕錢先生不是在指鹿為馬，就是在掩耳盜鈴。
由此看來，至少在上麵三個方向上，錢先生均完全沒有做到言行相符，而且是特別消極的意義上的言行不符。
遺憾的是，凡此種種均被據錢先生自己講與其初衷甚相背離的錢先生越來越大的名聲遮蔽了，以至於得了錢先生贈詩的舒展竟對“落索身名免謗增”信以為真並在以該句為題的署名文章中表示：“他（指錢先生）是我國最甘寂寞的大學者之一。”錢先生自己恐怕也在此方向上做了努力，以至於不接受《東方之子》的采訪，記者排照時將頭蒙住等等軼事象晚春的柳絮一樣漫天飛舞，遺憾的是為時太晚了，當時的錢先生已聲名鵲起，似這等舉措隻能令錢先生特別“不情願”地在“落索身名”的相反方向上越走越遠。此時，我們回想一下《圍城》中對翰學愈、陸子瀟等人沽名釣譽、欺世盜名之種種伎倆的入木三分的刻劃，我們不難想象，以錢先生對人心的洞察力，絕不會不清楚自己的不接受《東方之子》的采訪，記者排照時將頭蒙住等行為勢必使自己走得離“落索身名”的境界越來越遠；我們其實也不難想象，最甘寂寞的錢先生既然知道自己的行為勢將導致“事與願違”的結果，為什麽還不及時和光同塵，隨遇而安，反倒堅持以近乎粗魯的強硬姿態堅持特立獨行，特別絕望地使自己的聲名越來越大。但錢先生已辭世一載，在先生身後，我們又能說什麽呢？我們隻能說，錢先生一生的“養譽”可概括為八個字：口許桃源，誌在終南。
所謂“口許桃源，誌在終南”其實是自陶潛以來的一種相當普遍現象。桃源作為陶潛對世外的真誠深切之向往的寄托，是真超俗、真隱逸的象征，它是建立在對自然的摯愛之上的，而非建立在對俗世的厭惡之上的，當然也就更不是建立在對俗世的向往與躁競的隱晦而巧妙的寄托之上的，它代表著“養正”一脈的傳統；而終南山，則是唐代盧藏用避世隱居，沽養高名之地，並且這避世隱居，沽養高名是直接以日後的征辟台閣，尊名崇位為目的的，正因為此，盧藏用的隱居當時即被司馬承禎刺為“終南捷徑”，並由此成為 “養望”的另一個代名詞。陶潛身後，想象其高致，追慕其遺風，爭相仿效者前仆後繼，但大多對陶潛生前的際遇心存忌憚，因此隻好在嘴上大大的推許桃源，（其實盧藏用自己也是傾向於把終南山說成桃源的）而心中卻念念不忘何時得踐終南捷徑得脫貧寂，顯耀聲名，這在一個很低的層次上恐怕也可以名為“雖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吧”？
當然，我們不能苛責錢先生以“養望”的方式“養譽”，我們也沒有必要苛責錢先生誌在終南卻偏偏要口許桃源的口是心非，一介書生，天付聰明，百無一用，名利心重，我們不妨設身處地地想象，如果換了我們。又能怎麽樣呢？
錢鍾書批判之七：飛揚跋扈為“錢”雄? (淺談錢先生的狂)
“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這是杜甫對李白的善意勸告，同時也是對李白其人的真實寫照。“為誰雄”一問秉心質樸、寄意委婉，並且直指“狂”的關鍵所在——狂的前提與方向。我們通常所謂的“狂”是指“縱情任性或放蕩驕恣的態度”，因此雖然其表現萬殊，但根本上講狂是一種特別自我的狀態，其共同的前提便是自我中心，唯其如此，狂者很難具備自我克製的能力而使自己不淪入傲慢的淵藪，熊十力先生是近現代的狂勇之士，猶有“流於我慢而不自知”之嫌。正因為此，孔子才取狂之際，複界以狷，以“有所不為”限製“進取”的有可能的濫觴，“有所不為”的狷就是自我中心的最良好的解毒劑之一——自我克製。當然，傲慢隻是真誠的狂者的流弊，因此“狷”也隻能成為真誠的狂者的自我中心的解毒劑，對於那種更大程度上把狂當作一種性格點綴的人而言，我們倒正可以從他的“不為”中洞見他的“狂”的本質。下麵，我們就來看看錢鍾書先生的“狂”。
錢先生的狂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有兩件事。其一是他在清華畢業之際，譽他為“人中之龍”的吳宓先生曾挽留他繼續在校深造，據後來的傳記作者講，當時錢先生表示全國之內沒有人配做“錢某人”的老師，並為此毅然遊學海外；其二是前些年適逢錢先生誕辰，錢先生的一個學生寫文章慶賀老師壽辰，文中提到錢先生不為重金所動拒絕了赴英國講學的邀請，當時錢先生表示那些英國人不配做“錢某人”的學生。這兩組文字行世之時錢先生尚在人世，且正在堅持《管錐編》後半部分的著述，因此應該是可以看到這兩組文字的，既然錢先生未予反駁，我們至少可以大體上斷定這兩件事是真實的。並且由於這兩件是一出自早年，一出自晚年，因此也恰可成為錢先生的“狂”在一個動態過程中的完滿寫照。
錢先生早年橫掃清華圖書館，被譽為年輕一輩的“人中之龍”，加之少年人恃才傲物，認為全國之內沒有人配做“錢某人”的老師實在是情理之中的。但是錢先生年逾古稀，功成名就，海內宗仰，聲聞異域，自己已成了權威宗師，卻又轉而認為有人不配做“錢某人”的學生，恐怕就有些不倫不類了。從孔子的“有教無類”的意義上講，任何人也不配認為別人不配做他的學生，特別是那種聽講學的而非耳提麵命的學生，因為講學畢竟不是武林高手收徒弟，文化傳播也沒有武林高手之間那撕扯不脫的狹隘的門戶觀念。如果說錢先生早年的“沒有人配做‘錢某人’的老師”的狂言隻是少年人不知天高地厚的反權威意識；（別說當時國內比錢先生高明者大有人在，即便錢先生已獨領風騷，海內一人，但聞道先後，術業專功，恐怕放言無人配為老師也是不知天高地厚吧？）那麽錢先生晚年的“有人不配做‘錢某人’的學生”卻充分說明了錢先生因缺乏最基本的情懷的蒼白冷漠而突現出的最具破壞性的傲慢。
那麽錢先生的傲慢是否是“狂”而不“狷”的躁進所致呢？事實恐怕令人遺憾地並非如此，至少我們有證據表明，錢先生的“狂”並非恣意胡為，不知謙退。錢先生在《宋詩選注》的港版前言的末尾寫道：“在當時學術界的大氣壓下，我企圖識時務、守規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聰明，稍微別出心裁。結果就象在兩個登子的間隙裏坐了個落空，……我個人的學識和偏狹也產生了許多過錯，都不能歸咎於那時候意識形態的嚴峻戒律，……”言外之意，似乎《宋詩選注》的不盡如人意與錢先生自己的一屁股坐空總是或多或少與當時的時勢有關。但是楊絳先生在《寫〈圍城〉的錢鍾書》中寫道：“一九五七年春，‘大鳴大放’正值高潮，他的《宋詩選注》剛脫稿，……”也就是說，錢先生一再強調的“大氣壓”竟是大鳴大放、百花齊放時期，是知識分子暢所欲言、勵精圖治的“早春”季節，從氣候上看並不存在必須讓錢先生坐到凳子間隙間的外在壓力。
這種時間上的細微的但卻至關重要的出入正可使我們對錢先生的“狂”有個較為清醒理智的認識。如果錢先生的《宋詩選注》脫稿於六七年，那麽他的坐空我們可以理解為身不由己；如果錢先生的《宋詩選注》脫稿於七七年，那麽他的坐空我們可以理解為心有餘悸；如果錢先生的《宋詩選注》脫稿於八七年，那麽他的坐空我們可以理解為力不從心。可錢先生的坐空恰恰是在全國上下的知識分子均以飽滿的熱情各抒己見的五七年初，對此，既然我們不能說錢先生心機深邃，狡猾異常，在繁榮的熱情中發現時運的危機而堅持未卜先知地“識時務、守規矩”，那麽我們就隻能認為錢先生的性情如此。但無論是見機頗早還是性情如此，恐怕與狂者之氣都是從根本上相悖相左的吧？！熊十力先生臨終之際（1968年）曾向天哭號：“國學亡了！”才是那個特定時代一個狂者“不識時務”的心聲，恐怕從意願上看，熊十力先生未必不願意象錢先生那樣“識時務”，而是同樣由於性情如此吧？
坦率地講，正是由於錢先生性情上習慣於坐在凳子間隙，因而錢先生的“狂”便失去了真誠的支撐而成為性格點綴，於是，錢先生既沒有老師也不要學生的“飛揚跋扈”恐怕也就隻是為“錢某人”自己而雄了。
錢鍾書批判之八：為了忘卻的批判
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斷言：“我們的時代在特別程度上是一個批判的時代，一切都必須受到批判。……隻有受得起自由和公開的考察與考驗的東西，理性才給以真誠的尊敬。”在前文中，我們對錢鍾書先生展開了係統的批判，或者更客觀地說是對錢先生的“自由和公開的考察與考驗”，結論是：錢先生很難得到理性的真誠的尊敬。現在，當我們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身的認識惰性之後，我們終於可以嚐試著對錢先生落實更為理智、更為中肯的認識了吧？
盡管楊絳先生在文字中一再著力刻劃錢鍾書先生的“癡”，但錢先生的確相當聰明，我們在此前上萬字的批判中，歸根結底我們的落腳點就是錢先生的聰明。說到錢先生的聰明，錢先生自己的一段文字最說明問題，在《讀伊索寓言》一文中，錢先生有這樣一段話：“蝙蝠碰見鳥就充作鳥，碰見獸就充作獸。人比蝙蝠就聰明多了。他會把蝙蝠的方法反過來施用：在鳥類裏偏要充獸，表示腳踏實地；在獸類裏偏要充鳥，表示高超出世。”僅就“聰明”這一角度來看，錢先生的這段文字幾乎可以看作他的“夫子自道”，錢先生不正是向讀國學的人講外語，再向說外語的人談國學，在小說家中是“博大精深”的學者，在學者當中又是妙喻層出的小說家，忽而腳踏實地，忽而高超出世。在這一起一伏，一出一進之間，錢先生獨特的“熱潮”便蔚然而興了。
錢先生的聰明並非是自作聰明，但坦率地講，錢先生的聰明由於其頑固的自我狀況而永遠地告別了智慧、勇氣等更為優秀的東西。無論如何，錢先生在學術氣氛比較寬鬆的五七年春在《宋詩選注》中完全自主地在兩個凳子的間隙裏坐了個落空，事後又企圖暗示凡此種種或多或少與當時的時勢有關，這件事現在看來應該算是錢先生人格上的恥辱。我們不妨追想一下錢先生的父親錢基博老先生的《中國文學史》，在白話文已風起雲湧的時代，錢老先生敢於堅持自己的主張，在書中對白話作家一字不提，雖所守非道，但這種敢於堅持自己的主張——曆史地看哪怕這主張是錯的——的勇氣不更使人欽佩嗎？盡管麵對別人時錢先生可以用種種詼諧機智的比喻解嘲消窘，但麵對他的父親錢老先生的執著的愚癡，錢先生的商人一樣的靈活與精明難道不正是對自己人格乃至於錢老先生遺風的一種誣蔑嗎？孔子曾說：“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這可及與不可及之間，不正摹畫出父子二人人格、學格、品格，以及對學術、對人生、對自我的態度的迥異嗎？
恐怕也正是由於錢先生的聰明派生的活躍，錢先生很多時候顯得不是一個很嚴肅的人，至少是一個不夠嚴肅的人。從學術上講，將不相幹的資料草率地羅列在一處、將良莠不齊的內容排列在一起均屬此類；從生活上講，楊絳先生在文字中給我們提供了相當詳實的資料，例如和自己女兒弄的一些頑童把戲等，其中最說明問題的還是錢先生幫自己家的貓與林徽因女士家的貓打架的事，據楊絳先生講：“鍾書特備長竹竿一枝，倚在門口，不管多冷的天，聽見貓兒叫鬧，就急忙從熱被窩裏出來，拿了竹竿，趕出去幫自己的貓兒打架。”楊絳先生恐怕是把這件事作為錢先生的情趣公諸於世的，但我們看到的隻是錢先生誌趣的無聊以及由此表現出的精神狀況的蒼白。試想，那一時期應該是與錢先生“迫於”學術界的大氣壓而“不得不”在兩個凳子的間隙裏坐了個落空相前後的時期，可錢先生在深受學術界大氣壓的“壓迫” 而不能一抒胸臆之餘，竟每天忙於幫貓打架，其專心致誌的程度不象是消遣，恐怕我們隻能名之為生活上的不嚴肅——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沒正形兒吧？隻是我們無從知道，錢先生在著述治學之際，是否也會在聽到貓兒叫鬧之後，馬上放下寫了半句話的筆衝出去幫自己的貓打架。如果是這樣，那麽與貓相比錢先生把學術放到什麽位置上了呢？如果不是這樣，那麽錢先生何以就不能等被窩涼了再出去幫貓打架呢？
所有這一切，均是關於錢鍾書先生的神話的有力注腳，也是“錢鍾書熱”當中錢先生本人燦爛光環的盲點。這些盲點，公平地講，倒不能完全歸咎於錢先生，因為我們在《小聰明與大智慧》一文中已經談到，所謂的“錢鍾書熱”其實是人們的認識水平在某些關節點上的停滯，是由理智的休眠引發的偶像意識，它不但是對“自明” 的遮蔽，我們甚至可以說它是“不經他人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的蒙昧狀態，總而言之它是人之認識惰性萌生的幻覺與夢境。因此這些盲點絕不僅僅是錢先生的能動性造成的，它們還是一些“文化追星族”在主觀上將對錢先生的認識與主觀意願相連接的必然結果，這些盲點充分說明錢先生絲毫沒有得到理性的真誠的尊敬，反倒得到不少非理性的崇拜。如果我們現在的批判還有一個現實目的的話，那就是希望能借此忘卻被崇拜的錢鍾書先生。
可是這漫長的批判終於可以結束時，我們將對此寄予怎樣的期望呢？平心而論，這樣的批判並非想揪起錢先生的紕漏不放，而是為了忘卻錢先生的紕漏以及對這些紕漏的遮蔽引發的幻覺與夢境，為了擺脫禁錮我們的蒙昧狀態，為了揭示“自明”。可麵對曆史，我們的努力恐怕終將是徒勞的，因為任何努力也不可能象曆史自身的規律一樣強有力。如果錢先生注定將成為曆史上的巨人，那麽這次為了忘卻的批判就無非蟬噪蛙鳴，輕薄為文而已，不能損錢先生於萬一；如果錢先生注定要以他本來的麵目在曆史上回歸自己的恰當位置，那麽即便沒有這樣一次為了忘卻的批判，曆史也將忘記所有它應該忘記的東西。麵對曆史，具體人的批判顯得太脆弱了。
但我還是要把這批判進行下去，倒不是出於“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執著，而的確隻是想不惴淺見，鉤沉發微，僅以我鄉之陋石，聊期他山之璞玉。 (本文來源,網易曆史綜合)
還是前麵我講過的，寫這種文章的人，對錢鍾書本人和他的家庭實際一點也不了解。 錢鍾書的性格在他們家根本不是什麽特別的。 作者連錢的本人都沒見過吧？真要想寫出有論據的文章來，先去研究一下錢的家庭和他的生長環境 （比如“無錫時代的錢基博和錢鍾書”）。錢家這幾十年出的卓越的學者教授根本不止錢鍾書一個，這個作者實在沒見過世麵，一副翻身農奴當家做主狀，可算是識字啦。。。
感動中國的作家：錢鍾書
——玩轉中西文化魔術師
文/越鵬
人生據說是一部大書。
??假使人生真是這樣，那麽，我們一大半作者隻能算是書評家，具有書評家的本領，無須看得幾頁書，議論早已發了一大堆，書評一篇寫完交卷。
??但是，世界上還有一種人。他們覺得看書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寫書評或介紹。他們有一種業餘消遣者的隨便和從容，他們不慌不忙地瀏覽。每到有什麽意見，他們隨手在書邊的空白上注幾個字……
??這種零星隨感並非他們對於整部書的結論。因為是隨時批識，先後也許彼此矛盾，說話過火。他們也懶得去理會，反正是消遣，不像書評家負有指導讀者、教訓作者的重大使命。誰有能力和耐心做那些事呢？假使人生是一部大書，一時不易看完，就是寫過的邊上也還留下好多空白……
??——錢鍾書《寫在人生邊上》序
????鍾情於書??兩耳不聞窗外事
??有外國記者曾說，“來到中國，有兩個願望：一是看看萬裏長城，二是見見錢鍾書”。簡直把錢鍾書看作了中國文化的奇跡與象征。
??其實如果沒有《圍城》，也許多數人並不知道錢鍾書，但知道的人中又有誰真正了解他和他的文字？有人甚至認定他是一個愛吊書袋的學究，或把他的絕俗看成老式的清高。
??然而麵對《管錐編》卻有人驚歎：“其內容之淵博，思路之開闊，聯想之活潑，想像之奇特，實屬人類罕見。一個人的大腦怎麽可能記得古今中外如此浩瀚的內容？一個人的大腦怎麽可能將廣袤複雜的中西文化如此揮灑自如地連接和打通？”
??他文風恣意幽默，充滿智慧與哲理以及對世俗的笑罵與揶揄，他以一冊僅僅十篇的散文集就位列現代散文大家，而其為數不多的幾篇短片小說更是風格迥異，寓意深刻，令人驚歎叫絕。
??他去世之後，一個熱愛他的讀者曾在報紙上撰文紀念，標題是《世界上惟一的錢鍾書走了》，這句話，可以代表所有對錢鍾書有一點點或更多了解的人們的共同心聲。
??他潛心讀書研究，不好拜客訪友，也討厭、憎恨別人拜訪，客來常以病謝，積函多不作複。因此，在人們心目中，他的形象便越加撲朔迷離，如雲中之龍，見首不見尾，時露一鱗半爪，令人想像、神往。錢鍾書非故作高深，故弄玄虛，大學者惜時如金，不借口舌而揚名，不浪擲光陰於交遊，此其一；甘於寂寞，不求聞達，此其二。胡思亂想是別人的事，於錢鍾書卻無關。
????童心蒼老??不幸成為神話或靶子
??錢鍾書的性格很獨特，他有一般才子恃才傲物的性格，也有一般才子不具備的童心，然而麵對一係列相繼而來的風雨，他的童心不得不跟著變得蒼老，雖然他的才氣仍不減當年，但他的熱情與欲望卻在逐年遞減，錢鍾書一度開始沉默。在許多年間，他似乎沒有什麽新作問世，放下手中犀利的筆，他開始由創作走向研究，用半輩子寒窗的寂寞，默默地為世界文化奉獻著自己的智慧。
??也許正是由於當年的《圍城》和後來的《管錐編》，他不幸成為了神話或靶子。迄今為止，錢鍾書被學界關注評論的曆史，已經有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來，許多中外著名人士，都對錢鍾書作了極高評價，稱之為“二十世紀人類最智慧的頭顱”。
??偶有文章涉及如何評論錢鍾書的議題，亦歧見旁出，也有一些人認為，錢鍾書並沒有什麽了不起，不應該給他過高的評價。一位博士生曾發表《我看錢鍾書》一文，聲稱：“在錢鍾書身上體現著中國現當代學人的根本欠缺：缺乏體係性建構的能力。”表示要給錢鍾書“上課”；1997年1月《羊城晚報。新聞周刊》上也有人撰文，批評錢鍾書不行，錢學有病。
??無論別人如何褒貶，錢鍾書卻等閑視之，1989年《錢鍾書研究》編委會成立，他對這事卻極力反對，曾向發起人之一、學者舒展抗議：“昆侖山快把我壓死了。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又說：“讀書人如叫驢推磨，若累了，抬起頭來嘶叫兩三聲，然後又老老實實低下頭去，亦複踏陳跡也。”
????橫掃清華??風華絕代的幽默才子
??1929年，錢鍾書考入清華，立即名震校園，不僅因為他數學隻考了15分，更主要的是他的國文、英文水平使不少同學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到清華後的誌願是：橫掃清華圖書館。他的中文造詣很深，又精於哲學及心理學，終日博覽中西新舊書籍。最怪的是他上課從不記筆記，總是邊聽課邊看閑書或作圖畫，或練書法，但每次考試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個學年還得到清華超等的破紀錄成績。
??孔慶茂的《錢鍾書傳》中曾寫到一則趣事：同學中一位叫許振德的男生愛上了一位漂亮女生，在課堂上就不住地向女生暗送秋波，錢鍾書本來上課就不聽講，他把許的眼睛向不同方向觀看的眼神變化都畫了下來，題為《許眼變化圖》，沒等下課就把畫傳遞給其他同學，一時在班上傳為笑談。直到若幹年後，居住在美國的許振德每提起舊事，還禁不住哈哈大笑，傳為美談。這也許是錢氏最得意的繪畫作品。
??1933年錢鍾書從清華外文係畢業，校長親自告訴他要破格錄取他留校，陳福田、吳宓等教授都去做他的工作，想挽留他，希望他進研究院繼續研究英國文學，為新成立的西洋文學研究所增加光彩，可他一口拒絕道：整個清華沒有一個教授有資格充當錢某人的導師。其率真狂傲可見一斑。
????癡氣率真??未將直氣折王侯
??雖然是學者，但錢鍾書處理起平常的事情也並不是一個“道貌的儒者”，生性率真的他反而有某些學者所不具備的癡氣，甚或是“凶玩”。
??有一種說法是在“文革”期間錢鍾書為了夫人楊絳與一對年輕夫婦打架，楊絳在《幹校六記》中亦有記載，但後來那對年輕夫婦又站出來說楊絳之說不實。一時間，學界也被攪得沸沸揚揚，許多學者也都卷入了這場紛爭，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也許我們並不關心個中曲直，但錢老先生以年邁之驅為妻子與年輕人拚力相毆，其率真癡氣反倒讓我覺的真實與純粹，天下又有哪個女子可以接受一個不敢為妻子出頭的男人呢？也許正是錢氏曾被神話，當我們看到他平凡的一麵時反而會覺得“可愛”。
??有句老話：不為雄名疏賤野，惟將直氣折王侯。但在錢鍾書，也許連折王侯也不必了。
??據黃永玉先生講“文革”期間，某天忽然有部門通知學部要錢鍾書去參加國宴。錢鍾書道：“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這是江青同誌點名要你去的！”“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
??“那麽，我可不可以說你身體不好，起不來？”
??“不！不！不！我身體很好，你看，身體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結果錢先生沒有出門。
??又一次黃永玉要寫一個有關“鳳凰涅槃”的文字根據，但一點材料也沒有。《辭源》，《辭海》，《中華大辭典》，《佛學大辭典》，《人民日報》資料室，北京城的民族學院、佛教協會都請教過了，沒有！
??忽然想起錢先生，連忙掛了個電話，錢先生就在電話裏說了以下的這些話：
??“這算什麽根據？是郭沫若1921年自己編出來的一首詩的題目。三教九流之外的發明，你哪裏找去？鳳凰跳進火裏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羅馬錢幣上有過浮雕紋樣，也不是羅馬的發明，可能是從希臘傳過去的故事，說不定和埃及、中國都有點關係……這樣吧！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在第三本裏可以找得到。”結果馬上找到，解決了所有的問題。
????力行不倦??打造中西文化園林
??錢鍾書的涉獵廣泛與博聞強記是出了名的，有大量的報道說他過目不忘，有著照相機的記憶功能。但說起他的文學成就，真正為人推崇的當屬《管錐編》。
??對於《管錐編》也有著各種各樣的評價，從夏誌清到司馬長風，從柯靈、舒展到李洪岩，見仁見智，不勝枚舉。
??我第一次讀到《管錐編》，卻已是1994年了，在此之前也隻是讀過《圍城》和他的部分散文及短篇小說，雖然喜歡得不得了，但真正在書店裏翻動他的《管錐編》時卻大有窒息之感，也許是出差在外的心情所致。當時在濟南的一個古籍書店，我終於將一套五卷本的《管錐編》捧回了旅館，連夜拜讀。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五冊。其中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對前四冊從先秦至隋代以來的經史子集1158頁內容的增訂，而第二部分是對前四冊及增訂內容進行的再增訂。錢氏六十五歲做《管錐編》，七十二歲出版《管錐編增訂》，而年近八十又做《管錐編增訂》之二，以如此之高齡對自己已經功業垂成的巨著作如此縝密繁瑣的訂補，且旁征博引涉及中西，僅引文就包括中、英、德、法、拉丁等數種語言。其治學精神著實讓人感動且歎服，似在學界未有第二人。
??將自己一生飽學之識匯於一冊，將廣袤複雜的中西文化如此揮灑自如地連接和打通。有人稱錢鍾書為文學寶庫、昆侖或是大海，但在我看來，《管錐編》更像是匠心別具的文化園林，將世間文化精華移天縮地，巧妙陳置，相映成趣，打造成立體的風景，讓人流連其中，驚異忘返。我曾順著他的目光，情不自禁地愛上了這片“文化風景”，而錢鍾書正是這座“文化園林”的向導和打理者。
??黃謹曾有言：當代學人，最不可思議者，當數錢鍾書。他不僅有驚人的淵博和睿智，更有無與倫比的文化包容力；他能夠像魔術師一般，把種種本不親和甚至相互排斥的東西，不落痕跡、天衣無縫地融在一起。此言極是。（完）??
1953年轉任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新時期又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院特邀顧問，還曾任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七、第八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錢先生博學多能，兼通數國外語，學貫中西，在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兩方麵均做出了卓越成績。民國時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寫在人生邊上》，用英文撰寫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裏的中國》，短篇小說集《人·獸·鬼》，長篇小說《圍城》，文論及詩文評論《談藝錄》。其中《圍城》有獨特成就，被譯成多國文字在國外出版。《談藝錄》融中西學於一體，見解精辟獨到。1949年後，錢先生出版有《宋詩選注》、《管錐編》五卷、《七綴集》、《槐聚詩存》等。錢先生還參與《毛澤東選集》的外文翻譯工作。主持過《中國文學史》唐宋部分的編寫工作。他的《宋詩選注》在詩選與注釋上都卓有高明識見，還對中外詩學中帶規律性的一些問題作了精當的闡述。《管錐編》則是論述《周易正義》、《毛詩正義》、《左傳正義》、《史記會注考證》、《老子王弼注》、《列子張湛傳》、《焦氏易林》、《楚辭洪興祖外傳》、《太平廣記》、《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的學術巨著，體大思精，旁征博引，是數十年學術積累的力作，曾獲第一屆國家圖書獎。錢先生的治學特點是貫通中西、古今互見的方法，融匯多種學科知識，探幽入微，鉤玄提要，在當代學術界自成一家。因其多方麵的成就，被譽為文化大家。60年來，錢鍾書先生致力於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淡泊名利，甘願寂寞，辛勤研究，飲譽海內外，為國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貢獻。
錢鍾書先生在文學研究和文學創作方麵的卓越成就，對於我們建設中國新文化，特別是在科學地揚棄中國傳統文化和有選擇地借鑒外來文化方麵，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錢鍾書先生給予中國文化的主要影響：一是以一種文化批判精神觀照中國與世界。在精熟中國文化和通覽世界文化的基礎上，錢鍾書先生在觀察中西文化事物時，總是表現出一種清醒的頭腦和一種深刻的洞察力。他不拒絕任何一種理論學說，也不盲從任何一個權威。
他畢生致力於確定中國文學藝術在世界文學藝術宮殿中的適當位置，從而促使中國文學藝術走向世界，加入到世界文學藝術的總的格局中去。為此，他既深刻地闡發了中國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蘊和獨特價值，也恰切地指出了其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他既批評中國人由於某些幻覺而對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毫不留情地橫掃了西方人由於無知而以歐美文化為中心的偏見。錢著對於推進中外文化的交流，對於使中國人了解西方的學術，使西方人了解中國的文化，起了很好的作用。二是以一種新的學術規範發展和深化中國學研究。中國是詩書禮義之邦，中國的學問源遠流長，中國學早已蔚成世界之顯學。在這個領域，一方麵是勤謹篤實，碩果累累，另一方麵卻是陳陳相因，難以出新。思想方法上的僵化固守和學術方法上的劃地為牢，極大地阻滯了前進的速度。在這種亟待變革的形勢下，錢鍾書先生的治學方法應運而生。他數十年間所實踐的“打通”、“參互”、“比較”的方法，努力使中國學自覺地成為一個科學的、開放的體係，從而獲致一個更深、更廣、更新的發展。三是以一種現代意識統領文學創作。錢鍾書先生生活在一個農業國，但是，他卻沒有小生產所固有的狹隘保守觀念；他的術業專攻是中國古代文學，但是，他卻沒有三家村學究的陳腐迂闊做派。錢鍾書先生的創作貫注著一種強烈的現代意識，這在中國現代文學中是並不多見的，有別於同時代的一般作品而與世界文學潮流頗為合拍。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他的文學創作都不是那種生吞活剝的東西，而是具有真正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為中國人也為外國人所喜愛的作品。四是以一種高尚的形象為中國知識分子樹立人格上的榜樣。在三、四十年代，錢鍾書先生不向惡勢力俯首，用文學作品辛辣地嘲弄了那個黑暗社會。1949年以後，錢鍾書先生雖然“經過九蒸九焙的改造”，“文革”中更是受盡淩辱和折磨，但是，智者是不可征服的。錢鍾書先生在任何時候都沒有忘記他作為一個學者，要為祖國和世界文化做出貢獻的曆史使命。他不走冷門，不投熱機，不計利鈍，不易操守，反對樹宗立派，隻是一心一意地搞研究、出成果。在當今之世，這種品格更其難能可貴。
《管錐編》是錢鍾書先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本書用典雅的文言寫成，引用了大量英、法、德、意、西原文，是一部不可多得、必然傳世的多卷本學術著作。三聯書店版4冊（中華書局版5冊）近130萬字，是作者研讀《周易正義》、《毛詩正義》、《左傳正義》、《史記會注考證》、《老子王弼注》、《列子張湛注》、《焦氏易林》、《楚辭洪興祖補注》、《太平廣記》、《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十種古籍時，所作的劄記和隨筆的總匯。本書考論詞章及義理，打通時間、空間、語言、文化和學科的壁障，其間多有新說創見，皆發前人之覆者，頗能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時之豪傑。書中引述四千位著作家的上萬種著作中的數萬條書證，所論除了文學之外，還兼及幾乎全部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本書未刊部分尚有考論《禮記》、《莊子》、《全唐文》、《杜少陵詩集》、《玉溪生詩注》、《昌黎集》、《簡齋集》等十種書的劄記。顯而易見，這部高品位的著作是錢鍾書先生數十年心血的結晶。本書出版後，在海內外學術界引起重大反響。盡管出版者中華書局起初並沒有為該書申報“國家圖書獎”，然而，博學的評委們還是公正地將其列入了首屆獲獎名單。
《談藝錄》是中國最後一部集傳統詩話之大成的書，也是第一部廣采西方人文、社科新學來詮評中國古典詩學詩藝的書。全書45萬字，古來詩家作品多所評騭，唐以後一些有代表性的詩人更被重點論列。本書征引或評述了宋以來的詩話近130種，中國詩話史上的重要著作幾乎都被涉及。舉凡作者之心思才力、作品之沿革因創、批評之流敝起衰等等，都包容其中。各節論述具體入微，多所創見，行文則或兼綜、或條貫，或評點、或專論，長短自如，不拘一格。采二西而反三隅，引述西方論著500餘種，內容包括曾作為思想理論界顯學的佛學、精神分析學、結構主義、文化人類學、新批評和較新起的流派如超現實主義、接受美學、解構主義等等。本書是研究中國古典詩歌的必讀書。
《七綴集》是文藝論集。本書基本上是《舊文四篇》和《也是集》的合編。收入本書的是七篇被錢先生戲稱為“半中不西、半洋不古的研究文章”。此書當與《管錐編》參互而讀。集中每篇文章就是管錐編》中某一節之鋪張揚厲、充類至盡；《管錐編》中每節劄記則如本書各篇之縮略提綱。
《宋詩選注》是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之一。卷首之序為錢鍾書先生多年潛心研究宋詩之後寫成的一篇重要詩學論文。文中不僅對宋詩的曆史地位及其成敗得失見解獨到，對中國古典詩歌的基本理論多所建樹，而且對詩文選政頗有創見。錢先生素喜以小說家自居，故往往以小說家筆法勾勒形象、點染軼事；語雖簡約，人物卻活脫跳出。其論評皆警醒顯豁，深入淺出，具體落實，常常別出心裁。
《圍城》是錢鍾書先生唯一的長篇小說，也是一部家喻戶曉的現代文學經典，有論者認為是現代中國最偉大的小說之一。《圍城》內涵充盈，兼以理勝於情，是小說中的宋詩。所謂“圍城”，如書中人物所說，是脫胎於兩句歐洲成語。英國人說：“結婚仿佛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麵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法國人的說法是：結婚猶如“被圍困的城堡fortresseassiegee，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城裏的人想逃出來。”本書的主人公方鴻漸本來不知道有“圍城”之說，然而，當他聽人說到“圍城”，並且經過後來的坎坷，便對“人生萬事，都有這個想法。”“圍城”是對一種人生情境的形象概括，也是對一種心理意態的巧妙把捉。“圍城”所描繪的，乃是人類理想主義和幻想破滅的永恒循環。古往今來，多少人都是從自以為天佑神助開始，而從意識到造化弄人結束。《圍城》中時起時伏，處處申說的，都是理想的不斷升騰和一再破滅。經常是事將成矣而毀即隨之，浪拋心力而已。許多人終身處於“圍城”境遇而不察，因此，“圍城”完全可以作為人類身處困境、屢遭挫折的象征。錢鍾書先生旁觀浮生，思慮沉潛；指點世態，寄慨遙深，以形而下示形而上，使讀者對人生恍然如有所知。本書風格幽默，妙譬可人，讀之頗可領略漢語文字的豐贍粹美。
《人·獸·鬼》是短篇小說集。共收作品四篇。其中，《上帝的夢》描寫了人的孤獨和人際關係的疏離；《貓》諷刺了一群無聊的知識分子，可以看作《圍城》的雛型；《靈感》所表現的是自作自受和精神產品的異化；《紀念》則是寫家人、夫婦間無法彌合與溝通的疏隔。
《寫在人生邊上》是散文集。收入《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等十篇。
作者帶著“一種業餘消遣者的隨便和從容”，以旁觀者的姿態對世道人心發表看法，博聞善說，睿智幽默，在中國現代散文史上算得上一個獨特的品種。
《槐聚詩存》是錢鍾書先生自己選定、並由楊絳先生抄錄保存下來的舊體詩集。錢先生自幼讀書學詩，幾十年間所作我看至少也有上千首。但錢先生自覺比較滿意而收入本集的，卻尚不足三百首，足見其標格之高。
書中言誌、抒情、感時、論詩之作，應有盡有，殊耐吟詠。其中古意、無題諸章，最具李義山風致。作者在序中自敘少年學詩門徑以及編定本書之原則與經過，引起讀者極大興趣。
像錢鍾書這樣才華卓絕的人要做的隻是超越自己，怎能要求他取悅像作者這樣蠢得像豬一樣的小人。
此人還不斷侮辱別人的智慧，真是惡心透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