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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 : 一條世故變色龍 (zt2) ？
- 錢既給蔣介石英譯過《中國之命運》，又擔任過《毛選》英譯委員會主任委員。
錢鍾書批判之四：錢先生學術之管窺錐指
錢先生的學術之“博大精深”幾乎是緊隨著《圍城》一書的暢銷而廣為人知的，正如《小聰明還是大智慧》一文中說的那樣，一度形成了象搶購暢銷書一樣瘋狂搶購《管錐編》與《談藝錄》的局麵。這倒讓我想起英國文學史上的一件事，據說英王讀了道奇森的《阿麗思漫遊奇境記》後，對作者大為心折，吩咐手下人以後凡是道奇森寫的書都要呈上禦覽，於是不久之後，道奇森的另一部著作便擺到英王桌上，是一本 600 餘頁的有關數學與邏輯學方麵的專著。人們的因為《圍城》而搶購《管錐編》與《談藝錄》從動機與心理上講恐怕與英王對道奇森的著作盲目的想當然完全吻合吧？因此我想人們針對《管錐編》與《談藝錄》的作法恐怕也應該與英王的不得不將道奇森的其他著作束之高閣相類似吧？至少我所認識的為數已不算少的收藏有錢先生的《管錐編》與《談藝錄》的人，就沒有一個人讀過全書。客觀地講，購而不讀完全是情理之中的，錢先生的著作之枯燥，即便有強烈的目的性與方向感，如果在閱讀方麵沒有良好的耐力，也是很難讀下去的。因此，錢先生學術之“博大精深”理智地看是在絕大部分人沒讀過他的學術著作的情況下廣為人知的。
其實錢先生學術著作的使人難以卒讀恐怕比錢先生學術的“博大精深”更加廣為人知吧？！隻不過人們通常很輕易地就把自己讀不下去進一步理解成錢先生的“博大精深”。這種想當然也無非是一種名人效應的外化，試想如果一個無名後學竟敢鬥膽象錢先生那樣寫一些別人看不下去的書，恐怕空洞乏味、言之無物、不知所雲等指責會一股腦吐到他頭上，因為通常情況下我們都更難原諒無名之輩對我們理解力的壓迫。但是理論上講，使人難以卒讀的確並不僅僅意味著“博大精深”，它也可能——甚至更可能是因為言之無物、文義空洞，使人讀後如墮茫霧，不知所雲。平心而論，曆代都不乏博大精深的學術，但使人難以卒讀的書與博大精深的書相比簡直是鳳毛麟角。年代久遠的且不說，即令近代章太炎的《國故論衡》、王國維的《殷周製度論》，現代陳寅恪的賅博、岑仲勉的篤實、呂思勉的貫通、馬一浮的秀徹，其書或有使人因學力有限看不太懂之處，但絕不至於使人難以卒讀。因此使人難以卒讀本身從事理上講，從情理上講都隻說明使人難以卒讀，如果不接觸這使人難以卒讀的文本，我們實在是無從斷言它是由於博大精深還是由於言之無物而使人難以卒讀的。因此我們當務之急還是回到錢先生的文本，但限於篇幅我們不能就文本做深入全麵的探討，在此我們隻能管窺幾例以為錐指。
錢先生行文之際思路相當活躍，以至於有時活躍到自己也難以把持的地步。例如《管錐編》第一冊第 272 頁《項羽本紀》“破釜沉舟”條中，錢先生先列舉了軍事史上有關“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若幹事例之後，忽然話鋒一轉，提到了佛家的“到岸舍筏”，還提到了《大慧語錄》中的“過河便拆橋，得路便塞路”，進而錢先生突然斷言：“譬一而已：兵家以喻無退反之勇氣，禪家以喻無執著之活法。”說禪家的“到岸舍筏”是譬喻固然不錯，但說“破釜沉舟”之類的軍事行為是一種譬喻，卻是徹頭徹尾的無稽之談。軍事行為，實“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恐怕任何一個哪怕是最平庸的軍事統帥也沒有閑情逸誌在醞釀軍事行動時做任何譬喻吧？！況且破釜沉舟曆史地看是項羽的軍事謀略，司馬遷隻是筆錄其事而已，我們總不至於認為項羽的破釜沉舟隻是司馬遷的一個精致的譬喻吧？！因此，雖然同是“過河拆橋”，實實在在的謀略與生動形象的譬喻是完全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錢先生在此將除了字麵相近之外毫無共同之處的兩件事硬牽到一起，難免會使人讀到這裏如墮茫霧，不知所雲。或者我們不妨更坦率地說：“兵家以喻無退反之勇氣”是一個錯誤判斷，因此如果我們不是如墮茫霧，則勢必為錯誤判斷所累，故而“如墮茫霧，不知所雲”至少在麵對錢先生這一則文字時倒可以使我們免受謬見之累。
錢先生行文之際為了更全麵地鋪排資料，有時甚至到了不惜不加鑒別地將程度水平幾近乎宵壤的內容放到一起的地步。例如《管錐編》第二冊第 448 頁《老子 ~ 四 O 章》 “反者道之動”條中，錢先生著力闡發了老子辯證法的深刻內涵，並與佛教的以破執為指歸的雙重否定的句式兩相參照，列舉了諸如《中論》、《肇論》、《維摩詰經》、《圓覺經》等典籍當中的許多至少從字麵上看頗為類似的句子，（其實其中也存在上文中所說的牽強之處，但限於篇幅我們就不贅述了）但是隨後錢先生竟列舉了白居易的詩句“本立空名緣破妄，若能無妄亦無空”以相佐證。須知白居易雖詩名頗著，但於佛法甚至談不上粗通，是徹頭徹尾的天橋把式——光說不練的野狐禪，關於這一點，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中已詳加考釋。錢先生在此卻不加鑒別地僅僅根據字麵外觀相近而將作為門外人的白居易的言論與佛、道兩家的精妙要論等量齊觀地羅列一處，其在讀者中有可能造成的不良影響（如形成對白居易之認識的假象等）恐怕僅次於前文提到的為謬見所累吧？！
錢先生學術著作中最鮮明的特色是經常在書中出現幾種語言，錢先生在接受彥火的訪問時就找助手的問題說過這樣一番話：“很難找助手，因為這本書（指《管錐編》）牽涉到幾種語言，助手不一定全部懂，所以還是要自己動手，單是查對引文就相當困難。”可見錢先生對書中出現幾種語言在讀者閱讀上形成的難度是相當有自知之明的，也就是說，錢先生是特別自覺地用幾種語言至少是客觀上形成了對讀者理解力的壓迫的。既然錢先生自知他的著述甚至連一些特選助手都不能適應，那麽他把在理解上如此令人絕望的著述公開出版麵世究竟是作何感想呢？誠然，我們自己的外語水平不夠是我們自己的責任，看不懂錢先生著作中的多種語言也隻能怪我們自己才學疏陋，錢先生精通多種語言，我們不應以己之淺陋強求錢先生對我們理解力的俯就。但我們從陳寅恪先生的著作中——盡管陳先生精通的語言比錢先生隻多不少——幾乎從未因我們理解的語言有限而感受的理解力上的壓迫，更何況，如果錢先生在小說創作中的脫“圍”而出是出於對讀者參差不齊的理解力的遷就，並且如果錢先生寫作出版《管錐編》等並非為了孤芳自賞，自娛自樂，而是試圖讓我們理解，那麽我們在此不惴冒昧鬥膽請求錢先生垂憐並遷就我們對異國語言的微薄理解力也不算唐突吧？
再次提到錢先生的創作，我還想補充一點。與錢先生的小說創作不同，在小說創作中錢先生幾乎做不到將自己的主觀寄予書中人物的主觀，最終特別直率地脫“圍”而出，從而給人留下了特別有才華的印象，但是在學術著述中，錢先生卻竭盡全力做到了將自己的主觀隱藏在前人的言論中，並因此給人留下了特別有學問的印象。這一區別恐怕正是寫作與著述的不同原則、不同依據——當然更主要的還是不同動力造成的吧？！所謂的將自己的主觀隱藏在前人的言論中，具體表現為言必有出處，哪怕是一個最簡單的判斷，隻要能在前人言論中找到出處，也絕不以自己的名義親口說出來，無論是《管錐編》，還是《談藝錄》，甚至包括比較正式的（有別於劄記形式的）《七綴集》，這樣的例子隨處即是，不勝枚舉。現在有研究者將這一作法說成現代西方比較時髦的闡釋學方法，但嚴格說來，它更近似於古已有之的箋注之學，隻要字麵語意相類，即將其實風馬牛不相及的資料不遺餘力地羅列一處，以至於無論是文本結構還是知識結構都表現得既博且雜，有章無識，例如陳熙晉的《駱臨海集箋注》、馮集梧的《樊川詩集注》等均屬此類，唯一不同的是，錢先生的箋注因為引證了幾種語言而顯得貌似比較文化，因此我們姑且可以名之為立足文化比較的新箋注之學。除堅持立足文本這一點外，它實在與現代西方意義上的闡釋學沒有太大關係。而這種新箋注之學的臃腫的文本結構與事倍功半的寫作與解讀過程，正是錢先生之著述使人難以卒讀的根本原因。但恐怕也正是錢先生這種使人難以卒讀的新箋注之學的臃腫的文本結構與事倍功半的寫作與解讀過程，使錢先生的學術給人留下了“ 博大精深”的印象。
可以我之陋見，錢先生學術之“博”從其著作之麵貌上看固然已是當之無愧了，但至於“大精深”與否，卻是見仁見智，難求共識的。“精深”有別於“博”是人所共知的，在此，我們有必要就學問的“大”的有別於“博”聊作辨析。學問的“大”有別於“博”之處在於“大”絕不僅僅是一個量的概念，並且“大”也絕非可以消極地通過量化積累自然實現，“大”是以情懷與境界為依托的對小我的堅決的超越，它不但是對終極關懷的由衷牽掛，也是對社會人生的深切關注，也正因此，“大”本身才首先成為大情懷、大境界，而後才生出大學問、大才華，否則，即令皓首窮經、日誦萬言、妙筆噴花、文成七步，也終究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核舟雕蟲，難登大雅。以此度之，學問堪稱“博大”者雖不似我們通常想象得那樣多，但也終不乏人。如乾隆年間的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外托訓義之名，深寄義理之辨，於奉程、朱為綸音之世，發假理學以殺人之實，堪稱“博大”；再如乾嘉時代的章學誠，《文史通義》談言微中，寄意遙深，憂時感世，針砭時弊，堪稱“博大”。相比之下，錢先生 “博”則固然“博”矣，這“大”字恐怕是萬萬擔當不起的吧？！至於“精深”，本來就是求“博”之人很難做到的，更何況錢先生嗜書成癡，率性而讀，三教九流，隨緣披覽，因此知識結構相當龐雜，據楊絳先生講，錢先生的知識點中甚至包括舊小說中每個好漢所用兵器的斤兩，從中我們正可見錢先生興趣之寬泛，涉獵之廣博。
從錢先生著述我們也可見，或許是由於錢先生出言謹慎，或許是因為錢先生識見不逮，總之每每在可以深入挖掘的關鍵處錢先生總是以若幹平鋪開去——而非深入下去——的引文輕輕帶過，就象在《圍城》中每到關鍵時刻錢先生就以各種調侃比喻衝上前台一樣，用前人言論適時地將自己掩藏起來，從而使讀者每每有言有未盡的失落感。
因此，綜觀錢先生的學術，“大”固然談不上，“精深”在文本上也沒有任何具體表現，擺在我們麵前的，到目前為止隻是“博雜”而已。而所謂的廣為人知的“博大精深”，恐怕也隻是人們對錢先生之學術缺乏充分詳實的了解與認識而引發的幻覺與夢境吧？！
錢鍾書批判之五：是超然還是冷漠？
錢鍾書先生的“騎在城牆上”與動輒將自己的主觀隱藏到前人的言論背後，是特別鮮明地體現於文本之中的，隻不過更多的人恐怕是把錢先生的這一顯著特征理解成錢先生的韻致超然了吧？這一方麵固然是錢先生一向以襟懷虛靜，淡泊名利作為自己主體形象之定位，另一方麵也是人們對“超然”內涵的誤解所致。
超然從字麵理解即 “卓然出世的樣子”，最早見於《老子 ~ 二十六章》的“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是形容人不為外物所累，不為俗塵所羈的能動的自由狀態，更客觀的表達就是“不站在對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麵”，這些都是為人們所熟知的。但人們恐怕忽略了至關重要的一點：雖然超然實際上經常的外在表現是“不站在對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麵”，但我們卻不能反過來說“不站在對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麵”的人就是超然的，“不站在對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麵”隻構成超然的一部分必要條件。鑒於此，我們當然不能再因為錢先生的“騎在城牆上”與動輒將自己的主觀隱藏到前人的言論背後這種主觀立場的曖昧想當然地斷定錢先生一定是韻致超然，而必須考察一下錢先生真實的精神境界。
錢鍾書和楊絳在南沙溝家中陽台
九十年代初期，四川盜版了錢先生的《圍城》，盜版的質量相當高，甚至比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正版還要精致，據說錢先生聞知後大為惱火，一再敦促出版社代他打那個官司。此事本身無可非議，它正說明了錢先生身為一個現代人，有很強的法製觀念，深知如何用法律手段保護自己的利益，但這種以特別激烈的姿態捍衛自己利益的作法至少與韻致超然完全不搭界，甚至還可以說是互相衝突的。而韻致超然本身又恰恰首先是一種生活態度。如果錢先生“騎在城牆”上都做不到“燕處超然”的話，那麽我們又何從想象錢先生“雖有榮觀”時的超然呢？
這倒使人想起魯迅《病後雜談》一文中的一段話：“所以我恐怕隻好自己承認‘俗’了，因為隨手翻一通《世說新語》，……千不該萬不該的竟從‘養病’想到‘養病費’上去了，於是一骨碌爬起來，寫信討版稅，催稿費。寫完之後，覺得和魏晉人有點隔膜，……”現代人自我空間較前人狹小，生活背景較前人複雜，因此對利益的依賴也較前人緊密，真正的超然也較前人更難以實現，這本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每個人麵臨自我的共同問題之一，可又有幾個人能象魯迅那樣坦然地——特別是公開坦然地麵對自己的不夠超然呢？
由於錢先生表現出了特別強烈的捍衛自己利益的法製觀念，而韻致超然本身又恰恰是前法治社會的一種以自律、自育為核心的生活態度，也就是說堅定的法製觀念與超然的生活態度雖不至於勢成水火，但也是絕不相融的，所以我們不得不承認，錢先生的所謂韻致超然其實隻是人們對其在創作與著述上表現出的“不站在對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麵”的騎牆姿態的誤解，由於韻致超然本身是一種人生態度而非寫作風格之類的東西，因此錢先生在文本中體現的“不站在對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麵”的騎牆姿態絕非韻致超然。
既然錢先生與韻致超然並無關係，而錢先生又著實表現出“不站在對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麵”這一超然的具體特征，那麽這中間的差別何在呢？換句話說，如果不是由於韻致超然，那麽是什麽使錢先生表現出了鮮明的“不站在對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麵”的特征呢？或者更直接地說，錢先生是憑借什麽使自己看起來很象是韻致超然的呢？
很明顯，如果不是因為超然，這種特別穩定地“不站在對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麵”的狀態就隻能因為冷漠了。由於人的鮮明的情感與主觀動態地看隨時隨地都可能表現出一些經不起推敲的特征，因此人們的自我教育通常來講總是指向自身的鮮明的情感與主觀的，也正因為此，作為對鮮明的情感與主觀之堅決否定的冷漠，如果沒有被發現，可以形成通常看起來特別經得起推敲的一些狀態，至少冷漠可以形成特別類似於超然的狀態。
說到冷漠，我想到《葛藤集》中的一個故事，說的是一位老婆婆供養一位庵主二十餘年，一次為了試一下庵主的功底，她吩咐給庵主送飯的女子緊抱住庵主，看他有什麽反映。送飯女照做了，麵對這一情形庵主表示：“枯木倚寒岩，三冬無暖氣。”老婆婆聽後很生氣，歎道：“ 20 年來我白養了一個俗漢。”隨即趕走僧人將庵燒了。這“枯木倚寒岩，三冬無暖氣。”就是我們所說的冷漠，但如果沒有這十個字想參照，庵主的表現至少在常人看來與坐懷不亂的大定力恐怕是沒有什麽區別的。
冷漠有別於冷淡，它並非對人或事物不留心，而是從主觀上缺乏對人或事物的關注，也就是說它不體現於人的興趣不振，而體現於人的情感狀況蒼白。換句話說，超然是對真性情而言的，必須有情可超才能談到超然，《世說新語 ~ 傷逝》第 4 條記載：“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在韻致超然儼然風氣的魏晉時代，作為士林領袖的王戎的超然顯得何其生動真切啊？
相比之下，錢先生“情之所鍾”固然不符，從堅持以法律手段捍衛自己利益的執著看來，“忘情”恐怕更是遠遠談不上了，至於是否在情感境界上淪於最下，卻不是我們晚學後輩可以輕易斷言的了。 ( 本文來源：網易曆史綜合 )
寫在人生邊上 序 by 錢鍾書
人生據說是一部大書。
假使人生真是這樣，那麽，我們一大半作者隻能算是書評家，具有書評家的本領，無須看得幾頁書，議論早已發了一大堆，書評一篇寫完繳卷。
但是，世界上還有一種人。他們覺得看書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寫批評或介紹。他們有一種業餘消遣者的隨便和從容，他們不慌不忙地測覽。每到有什麽意見，他們隨手在書邊的空白上注幾個字，寫一個問號或感歎號，像中國舊書上的眉批，外國書裏的Marginalia。這種零星隨感並非他們對於整部書的結論。因為是隨時批識，先後也許彼此矛盾，說話過火。他們也懶得去理會，反正是消遣，不像書評家負有指導讀者、教訓作者的重大使命。誰有能力和耐心做那些事呢？
假如人生是一部大書，那麽，下麵的幾篇散文隻能算是寫在人生邊上的。這本書真大！一時不易看完，就是寫過的邊上也還留下好多空白。
錢鍾書——《釋文盲》
在非文學書中找到有文章意味的妙句，正像整理舊衣服，忽然在夾袋裏發現了 用剩的鈔票和角子；雖然是份內的東西，確有一種意外的喜悅。譬如三年前的秋天 ，偶爾翻翻哈德門（Nicolai Hartmann)的大作《倫理學》，看見一節奇文，略謂有 一種人，不知好壞，不辨善惡，仿佛色盲者的不分青紅皂白，可以說是害著價值盲 的病(Wertblindheit)。當時就覺得這個比喻的巧妙新鮮，想不到今天會引到它。借係統偉大的哲學家（並且是德國人），來做小品隨筆的開篇，當然有點大材小用， 好比用高射炮來打蚊子。不過小題目若不大做，有誰來理會呢？小店、小學校開張 ，也想法要請當地首長參加典禮，小書出版，也要求大名人題簽，正是同樣的道理 。
價值盲的一種象征是欠缺美感；對於文藝作品，全無欣賞能力。這種病症，我 們依照色盲的例子，無妨喚作文盲。在這一點上，蘇東坡完全跟我同意。東坡領貢 舉而李方叔考試落第，東坡賦詩相送雲：“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平時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你看，他早把不識文章比作不別顏色了。說來 也奇，偏是把文學當作職業的人，文盲的程度似乎愈加厲害。好多文學研究者，對 於詩文的美醜高低，竟毫無欣賞和鑒別。但是，我們隻要放大眼界，就知道不值得 少見多怪。看文學書而不懂鑒賞，恰等於帝皇時代，看守後宮，成日價在女人堆裏 廝混的偏偏是個太監，雖有機會，確無能力！無錯不成話，非冤家不聚頭，不如此 怎會有人生的笑劇？
文盲這個名稱太好了，我們該向民眾教育家要它過來。因為認識字的人，未必 不是文盲。譬如說，世界上還有比語言學家和文字學家識字更多的人麽？然而有幾 位文字語言專家，到看文學作品時，往往不免烏煙瘴氣眼前一片灰色。有一位語言 學家雲：“文學批評全是些廢話，隻有一個個字的形義音韻，才有確實性。”拜聆之下，不禁想到格利佛(Gulliver)在大人國瞻仰皇後玉胸，隻見汗毛孔不見皮膚的 故事。假如蒼蠅認得字——我想它是識字的，有《晉書．苻堅載記》為證——假如蒼蠅認得字，我說，它對文學和那位語言學家相同。眼孔生得小，視界想來不會遠大，看詩文隻見一個個字，看人物隻見一個個汗毛孔。我坦白地承認，蒼蠅的宇宙觀，極富於詩意：除了勃萊克(Blake)自身以外，“所謂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國” 的胸襟，蒼蠅倒是具有的。它能夠在一堆肉骨頭裏發現了金銀島，從一撮垃圾飛到別一撮垃圾時，領略到歐亞長途航空的愉快。隻要它不認為肉骨頭之外無樂土，垃圾之外無五洲，我們盡管讓這個小東西嗡嗡地自鳴得意。訓詁音韻是頂有用、頂有趣的學問，就隻怕學者們的頭腦還是清朝樸學時期的遺物，以為此外更無學問，或者以為研究文學不過是文字或其它的考訂。樸學者的霸道是可怕的。聖佩韋（Sain te-Beuve)在《月曜論文新編》(Nouveaux Lundis)第六冊裏說，學會了語言，不能 欣賞文學，而專做文字學的功夫，好比向小姐求愛不遂，隻能找丫頭來替。不幸得很，最招惹不得的是丫頭，你一抬舉她，她就想蓋過了千金小姐。有多少丫頭不想學花襲人呢？
色盲決不學繪畫，文盲卻有時談文學，而且談得還特別起勁。於是產生了印象 主義的又喚作自我表現或創造的文學批評。文藝鑒賞當然離不開印象，但是印象何以就是自我表現，我們想不明白。若照常識講，印象隻能說是被鑒賞的作品的表現 ，不能說是鑒賞者自我的表現，隻能算是作品的給予，不能算是鑒賞者的創造。印象創造派談起文來，那才是真正熱鬧。大約就因為缺乏美感，所以文章做得特別花花綠綠；此中有無精神分析派所謂補償心結，我也不敢妄斷。他會怒喊，會狂呼， 甚至於會一言不發，昏厥過去——這就是領略到了“無言之美”的境界。他沒有分析——誰耐煩呢？他沒有判斷——那太頭巾氣了。“靈感”呀，“純粹”呀，“真理”呀，“人生”呀，種種名詞，盡他濫用。濫用大名詞，好像不惜小錢，都表示出作風的豪爽。“印象”倒也不少，有一大串陳腐到發臭的比喻。假使他做篇文章 論雪萊，你在他的文章裏找不出多少雪萊；你隻看到一大段描寫燃燒的火焰，又一 大節摹狀呼嘯的西風，更一大堆刻劃飛行自在的雲雀，據說這三個不倫不類的東西 就是雪萊。何以故？風不會吹熄了火，火不至於烤熟了雲雀，隻能算是奇跡罷。所以，你每看到句子像“他的生命簡直是一首美麗的詩”，你就知道下麵準跟著不甚 美麗的詩的散文了。這種文藝鑒賞，稱為“創造”的或“印象主義”的批評，還欠 貼切。我們不妨小試點鐵成金的手段，各改一字。“創造的”改為“捏造的”，取 “捏”鼻頭做夢和向壁虛“造”之意，至於“印象派”呢，我們當然還記得四個瞎 子摸白象的故事，改為“摸象派”，你說怎樣？這跟文盲更拍合了。
捏造派根本否認在文藝欣賞時，有什麽價值的鑒別。配他老人家脾胃的就算好的，否則都是糟的。文盲是價值盲的一種，在這裏表現得更清楚。有一位時髦貴婦對大畫家威斯婁(Whistler)說：“我不知道什麽是好東西，我隻知道我喜歡什麽東西。”威斯婁鞠躬敬答：“親愛的太太，在這一點上太太所見和野獸相同。”真的 ，文明人類跟野蠻獸類的區別，就在人類有一個超自我(Trans-subjective)的觀點 。因此，他能夠把是非真偽跟一己的利害分開，把善惡好醜跟一己的愛憎分開。他並不和日常生命粘合得難分難解，而盡量企圖跳出自己的凡軀俗骨來批判自己。所 以，他在實用應付以外，還知道有真理；在教書投稿以外，還知道有學問；在看電 影明星照片以外，還知道有崇高的美術；雖然愛惜身命，也明白殉國殉道的可貴。 生來是個人，終免不得做幾椿傻事錯事，吃不該吃的果子，愛不值得愛的東西；但 是心上自有權衡，不肯顛倒是非，抹殺好壞來為自己辯護。他了解該做的事未必就 是愛做的事。這種自我的分裂、知行的歧出，緊張時產出了悲劇，鬆散時變成了諷刺。隻有禽獸是天生就知行合一的，因為它們不知道有比一己奢欲更高的理想。好容易千辛萬苦，從猴子進化到人類，還要把嗜好跟價值渾而為一，變作人麵獸心， 真有點對不住達爾文。
痛恨文學的人，更不必說：眼中有釘，安得不盲。不過，眼睛雖出毛病，鼻子 想極敏銳；因為他們常說，厭惡文人的氣息。“與以足者去其角，付之翼者奪其齒 ”；對於造物的公平，我們隻有無休息的頌讚。
錢鍾書不是不可以批評，但是這樣的文章沒有批評到點子上！
真是很惡心！辨都懶得辨了。
欺負先生作古了是不是？覺得隻有錢鍾書罵這種人才罵得無比痛快！
這簡直就是欠罵的白癡加腦殘級人寫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