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現代心理學認為：理性是人所特有的一種思維屬性，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理性起著極大的作用。但是，人的精神生活並非純理性的，人們同時還受情感、欲望、意誌、直覺、理想、幻想、靈感、潛意識、習慣等等因素的影響，這些不自覺的、自發的、偶然的、非邏輯的精神現象便是人的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的精神活動。[1]
作為“文化大革命”發動者的晚年毛澤東一直是“文革”研究的熱點。然而，海內外的大多數研究主要是分析毛的理性層麵，諸如他的思想、理論、政策等，而對他在“文革”中大量的非理性精神現象及其政治結果，至今還缺乏充分的討論。就毛澤東和“文革”研究而言，他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視。這首先是因為，作為“文革”中唯一的“偉大領袖”，他的非理性對曆史進程能起到一般人、甚至所有“中央首長”的總和都起不到的巨大作用。其次，在晚年的毛澤東身上，種種個人的非理性因素——他的意誌、情欲、幻想、猜疑等等，表現得極為突出。其中，他的私人情欲、病態人格、潛意識等，往往導致他本來就錯誤的決策中非理性因素的失控，從而大大加重了“文革”這場政治運動的災難程度。其實，毛澤東自己從不諱言、更自傲於他自己的非理性行為。例如，在“文革”中他曾公開自喻為，“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2]
作為20世紀最大的獨裁者之一，他的種種非理性行為導致了中華民族甚至是整個當代世界史上最大的災難。顯然，對毛澤東的研究，非常有必要從理性層麵的思考，拓展到非理性層麵的辨析。本文是筆者在這方麵的一個初步嚐試。
一、政治現象背後的私生活因素
在社會關係所允許的範圍和程度內，人的情欲和性欲對社會曆史發展產生的重大影響是毫無疑問的。由於人的情感和性欲，產生了血親和婚姻等重要的社會關係，而這些社會關係一旦形成，對處於社會峰端的政治領袖的影響往往不可低估。在中國古代政治史中，君王因私人情欲的原因、或因荒淫無道而直接導致國家衰亡，或因專寵後妃造成後宮幹政，陷整個王朝於混亂中，此類實例不勝枚舉。
從這個角度去看，人們很可能會自然地想到江青。她在“文革”中扮演了不可一世的角色。雖然毛有時會批評她，但總體來看，毛對江青的行動是相當放縱的。為何如此？是因為她受到毛的寵愛嗎？事實恰恰相反，江青之所以得以“幹政”，源自她在毛的私人情欲方麵失寵。
1.江青為何在“文革”中能橫行霸道？
1949年江青35歲時，雖然風韻猶存，但她與毛在中南海豐澤園中已分居兩室，很少得到毛的眷顧了。這當然與毛澤東一貫在婚姻上有始無終、喜新厭舊的特點有關，但也與江青的婦女病不無關聯。那時江青得了嚴重的子宮頸口糜爛，後來又被診斷為子宮癌，而不得不去蘇聯治療。麵對性欲極為旺盛的毛澤東，江青的疾病使她自然地失去了毛在性關係方麵對她的依戀。毛澤東礙於其“領袖”形象而不便離婚，但又想滿足婚外性欲，這就需要得到其合法夫人江青的默認。當然，這種默認也自然伴隨著丈夫對其名義上的妻子的某種補償。以毛氏夫婦的地位，在一切生活開支均可由國庫支付的情況下，毛若對江作金錢上的補償，並無實質性意義，最可能的就是在政治地位和權力方麵作出補償型承諾。據陳小雅考證，毛江之間的夫妻關係的演變早在50年代初就開始了。據在毛身邊多年的工作人員在“文革”中的回憶：“毛和江談了一次話，有了‘協議’，毛向江點明了自己的私生活問題，毛要江不要過問毛的私生活，代價是毛在政治上提拔和保護江”。[3]
為了適應這個調整，江青對外也大造輿論，宣稱自己和毛澤東早已沒有“夫妻生活”，他們的關係隻是“政治夫妻”；對此，毛澤東也不諱言，予以配合。 [4]
然而，毛不斷拈花惹草的行為畢竟會傷害江青原本就十分敏感的自尊，也加劇了她對於隨時可能失去合法的“夫人”地位的心理恐懼。為了化解這種恐懼，她自然渴望通過在政治上充當毛的得力打手，不斷攫取權力，從而穩定自己與毛的“政治夫妻”關係。正是這種病態的恐懼和野心，使得江青從延安時期一個性格溫順的女性逐漸變成一個刻薄待人、歇斯底裏的怨婦，進而在“文革”中成為一個瘋狂報複、暴戾恣睢的“冷宮怨後”。據王光美回憶，毛澤東在1950、1960年代非常喜歡請年輕漂亮的王光美一起遊泳，還派秘書專車接送。有一次，遊完泳上來已是晌午，主席留我們吃飯。飯擺好了，江青還沒有來，催了兩次，仍不見蹤影。大家說：“請主席先用餐， 好早點休息，我們等江青同誌來了再吃。”毛主席說：“咱們一起吃吧！”大家剛坐好，江青回來了。她一見這場麵很不高興，立即沉下臉來，生氣地說：“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5]雖然王光美當場陪笑、平複了江青的情緒，但江青的猜忌無疑導致了她在“文革”中對王光美的“兩個女人間的戰爭”。雖然曆史不能假設，但我們仍然可以想象，倘若毛和江在中共建國後的夫妻性關係和諧、江青沒有因上述病態的恐懼和渴望所造成的陰暗心理和瘋狂個性，“文革”時期某些領域內她所造成的人道災難至少可能有所減輕。毋庸違言，江青在“文革”中的不可一世以及“文革”後的可悲下場，在很大程度上與她身後那位尋花問柳的風流丈夫的情欲有關。
2.從“竊聽事件”到“彭、羅、陸、楊反黨集團”
毛澤東預謀和發動“文革”，可以追溯到震動中共上層對毛的“竊聽事件”，而所謂的“竊聽”則與毛的私生活情節被泄漏有關。據國內官方媒體披露：1961年春，毛乘坐專列到廣東、山東一帶調查研究。某日，毛和一位服務員在專列上的辦公室裏談話。談話結束，服務員步出，恰遇專列上的另一工作人員。後者得意地告訴前者，他知道剛才毛與服務員的談話內容。服務員問他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員便展示了錄音裝置及設備。此服務員轉身便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聞訊後，大發雷霆。“秘密錄音”的事情就這樣鬧大了。[6]官方媒體的這則報道掩蓋了最重要的事實，即這位“服務員”的性別及她與毛的關係。這位“服務員”是青年女性，乃與毛有性關係的“女友”。更敏感的是，那位負責錄音的工作人員所錄下的，是她和毛在專列中發生性關係時的話語和聲音。當毛的這位“女友”向毛匯報後，毛澤東當即惱羞成怒、大發雷霆，指責為“特務手段”。其實，對毛澤東的錄音是中央書記處1958年12月決議、1959年開始執行的。這是當時主持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彭真等人為了緊跟毛澤東而采取的一個拍馬屁的決定，即把毛澤東外出時的談話都錄下來，以便他們隨時了解毛的思路，在工作中主動討毛的歡心。沒想到的是，在陰差陽錯之中錄下了毛的私生活放縱，又被毛的“女友”告密，於是引發了一場令毛澤東勃然大怒的政治風暴。此事當時的處理結果是，具體執行這一錄音計劃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毛的機要室主任葉子龍和劉少奇秘書、周恩來秘書等人承擔了責任，錄音員當了替罪羊[7].但毛心裏仍然懷疑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中央一線領導人那“想留下毛談話的資料，以後好寫黨史”的解釋。毛反詰道：“他們是不是從現在就開始準備赫魯曉夫式的黑報告？”看來，毛把此事判斷為中國式的“水門事件”了。[8]毛的醫生李誌綏在回憶這一事件時寫道：“使他更為震動的是，錄音安裝了幾年，身邊的人竟然沒有一個向他‘通風報信’，最後讓他知道了‘情況’的是他的‘女友’。由此，他認為身邊的人並不可靠，比較可靠的是‘女友’，這些人往往告訴他真的情況。”[9]結果，“竊聽事件”使毛身邊最貼身工作人員的性別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從50年代的男衛士群體變為60年代的“女友”群體。
一直在事件現場的李誌綏認為，這一“竊聽事件”是毛和劉等人關係敵對化的一個轉折點，它對毛以後發動“文革”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毛的私生活的放縱早已是領導間公開的秘密，然而，這些秘密一旦被留在了錄音帶上，很可能在將來構成對毛的權力的潛在威脅，因此使得毛產生了極大的恐懼。毛認為，這是“中央這幾個人”—即其他中央常委和書記處—針對他采取的特務手段。聯想到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作法，毛擔心這是黨內高層有人企圖反對他的準備行動之一。從這時起，他對“中央”的隔閡增加了，懷疑更大了。這些疑懼終於在“文革”中爆發出來。[10]以“文革”的名義，毛澤東實現了他隱忍多年的報複“竊聽事件”的企圖。“文革”一開始，楊尚昆便被調離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位置，隨即被打成“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主要成員。中共中央1966年5月24日文件“中共中央關於陸定一同誌和楊尚昆同誌錯誤問題的說明”寫道：楊尚昆“不顧中央多次關於禁止安設竊聽器的決定，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私錄毛主席和常委同誌的講話，盜竊黨的機密。”[11]在這一“反黨集團”中，楊尚昆和彭真都與“竊聽事件”有直接關聯。
3.“文革”的發端：毛澤東對“李慧娘”一劇的反感從何而來？
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對自己放蕩的私生活的態度是極端虛偽的。一方麵，他在性關係方麵極端放縱，肆無忌憚；另一方麵，他又要欺世盜名，維持“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因此，他對任何可能的披露或影射其私生活的事情，都會無端猜疑，甚至惱羞成怒，興起風波。1963年，文藝領域裏“批鬼戲”的風波，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先聲，這場風波的發端與毛的非理性私人情欲有很大關係。
1963初，經工作人員提議，毛為了消遣，調新編昆曲曆史戲“李慧娘”到中南海演出。不料該戲的內容是，南宋末年奸臣賈似道私生活淫亂，在西湖殘殺想爭取愛情自由的寵姬李慧娘，結果李慧娘化作厲鬼向賈複了仇。無巧不成書，在毛看此戲之前，他的一個女友向他提出，要和外麵自由戀愛的男青年結婚，但是毛不肯批準，為此她罵毛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玩弄女性”，被毛踹下床去。剛發生了這起不大不小的宮闈風波，偏偏安排毛觀看的是如此劇情的“李慧娘”，毛馬上下意識地認為，此戲是在影射他同樣是驕橫淫逸的私生活。據當時陪同毛澤東觀戲的李誌綏回憶：當演出至賈似道攜帶眾姬妾遊西湖征逐歌舞，遊船中途遇到裴生，李慧娘脫口而說：“美哉少年”時，我心知道不妙了。西湖恰好是毛最喜歡去的地方。接下來演氣憤異常的賈似道殺死寵妾李慧娘。我記憶中演員穿了白衫翩翩舞蹈的一幕，是心猶未甘的李慧娘化作鬼魂，向賈似道報仇的情節。當時我看到毛的神態一變。毛除了偶然大發脾氣外，很少讓他的不悅流露於外。但我學會了觀察他情緒的變化——鎖緊眉頭，眉毛高挑，身體僵直。我心想犯了忌諱了，好像以戲劇演出來嘲弄他玩弄女性和年老荒唐。這情節使人想起了毛不準機要員和她的愛人結婚的事，她那時罵毛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玩弄女性”。[12]
果不其然，毛馬上發動了對“李慧娘”和所有“鬼戲”的批判。一方麵，他讓江青找上海的柯慶施在《文匯報》發表罕見的長達1萬3千多字的文章，題目是“駁‘有鬼無害’論”。文章提到：“李慧娘”等鬼戲“發揮‘異想遐思’，致力於推薦一些鬼戲，歌頌某個鬼魂的‘麗質英姿’，決不能說這是一種進步的、健康的傾向。”[13]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還正式發出文件，指責近幾年來“鬼戲”演出漸漸增加，要求全國各地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像的題材。[14]就這樣，因毛偶然看戲時毫無道理地懷疑該戲“影射”了他的私生活，便釀成了一場政治上的軒然大波，成了“文革”的導火索，還為後來批吳晗的“海瑞罷官”提供了從“影射史學”入手進行上層政治鬥爭的範例。
4.毛澤東是如何無意之中打破了精心維持的軍隊高層政治平衡？
“文革”開始後，毛身邊年輕的性夥伴有增無減。對這些圍著他“女友”，他常常懷有一種征服欲和性幻想交織的心態。在他晚年和孟錦雲、張玉鳳等最親密的女友談論《紅與黑》和香港電影“雲中落繡鞋”等作品中情欲關係時，他總是把兩性關係解釋為一種征服者的“階級戰爭”，並把這種有權者對無權者的權力征服和男性對女性的暴力占有合理化。[15]毛的這種對女性的權力征服欲體現了古已有之的君王心態，古代的君王就常把被征服的部落或國家的後妃納為自己的女奴或嬪妃，而且認為，占有了這些女人的身體，才能保證她們的忠順。另一方麵，毛又常常把自己幻想為《紅樓夢》裏的賈寶玉，理應得到眾多美女的青睞和忠誠，以致於他的“女友”有一次都在背後笑他，“分不清楚人家對領袖的熱愛和男女的相愛”[16].毛的這種奇怪的心態使他“把女人做享樂工具外，還做政治工具。如江青說她是毛的一條狗，要她咬誰就咬誰，……利用性關係為政治服務，毛是史無前例的”。[17]
毛不僅使用“女友”充當他的政治工具，這些“女友”有時也能滿足毛的政治需要。例如，林立果和他的“小艦隊”要刺殺毛的陰謀，就是毛的一個“女友”（謝靜宜）通過她在空軍黨委辦公室工作的丈夫（蘇延勳）得到消息後及時密報毛的。[18]但是，“文革”中毛的“女友”們有時也會出於自己所屬派別的利益，向毛報告一些片麵的消息，或提出一些特殊的政治性要求，而毛在情欲的支配下，有時會答應她們的要求，結果反而破壞了毛自己建立的權力製衡。1967年震動全國的“5.13事件”便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5.13”事件是1967年5月13日發生在北京展覽館禮堂的一場小型武鬥。武鬥的雙方是“演出派”（即“老三軍派”）和“衝派”（即“新三軍派”），雙方為如何組織演出而大打出手。前者是1966年冬至1967年春空軍、海軍、總後勤部機關及其所屬文體單位、院校等群眾組織中的所謂“保守派”。他們在空軍保吳法憲，在海軍保李作鵬，在總後保邱會作，人數較少。而後者是所謂的“造反派”，人數較多，他們反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得到了“無產階級司令部”（如“中央文革”和周恩來）的支持，總政治部主任肖華、代總參謀長楊成武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這一派。當時，周恩來堅決要求兩派聯合演出，目的是維持軍內的林彪嫡係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和由毛自己掌控的肖華、楊成武這一派之間必要的政治平衡。[19]這樣的平衡其實也體現了以江青為代表的“文革派”和林彪集團之間的平衡。可是，這一微妙的平衡被毛本人無意間打破了。
事情起自1967年4月，毛在中南海的臥室裏見了空政文工團女演員、他的“女友”劉素媛、邵錦輝等人。劉屬於保吳法憲的少數派，她向毛哭訴，“造反派在文工團奪權後，就將三人趕出宿舍……她們已經在街上轉了三天”。毛於是對劉和另外兩個女友表了態：“他們不要你們，我要你們。他們說你們是保皇派，你們保的是我嘛，我就是那個‘皇’囉。”毛不但讓他的“女友們”直接去找中央軍委“文革小組”的葉群，還派了毛的秘書徐業夫去找葉群，讓葉替劉及另兩個女孩平反。葉當然立即照辦，還找來空軍司令員吳法憲，任命劉為空軍政治部文工團“革命委員會”主任，這樣劉一下子變成了紅極一時的人物。此後，劉和另外兩個女孩在中南海進進出出，常常一住下來就是5天10天。[20]
林彪的秘書張雲生對葉群與劉素媛等人的會麵有如下記載：1967年4月的一天，主席的秘書徐業夫到了毛家灣。葉群接待後，把我叫了去，說：“張秘書，我去接見空軍文工團的幾個演員，你跟我去做一下紀錄。……葉群又神秘地悄悄地對我說：”不要小看他們，那是通天的！‘“在接見中，因為葉群深知她們和毛的特殊關係，便首先問她們：”你們經常去中南海，沒有問一下’最高‘（指毛澤東）是什麽態度嗎？“劉素媛回答說：”主席說，我也是保吳法憲的。“於是，葉群便積極地建議她們：”你們人少，可以找海軍、北京軍區、總後等單位同一觀點的串連一下，與他們聯合演出。“結果，”葉群的主意確實發揮了作用。小劉等人經過串連，很快就和海政文工團、戰友文工團一些同觀點的人聯合排練了一些小節目。5月13日，她們在禮堂舉行試驗演出，由於這一演出是背著軍內各單位文藝團體居於多數的對立麵群眾組織搞的，結果遭到了這些組織的衝擊“。[21]這次演出違背了周恩來和肖華關於兩派要聯合演出的指示，肖華便勸他們不要堅持演出；然而，因為有毛對這些”通天女友“們的承諾，林彪就公開表示支持演出。結果激發了雙方的武鬥。事後，林彪又利用這一事件，通過葉群的幕後操縱，掀起了打倒肖華的政治風暴。但是幕後的促成者，卻仍然是毛澤東和他的女友們。根據”文革“研究者黑雁南的記載，對打倒肖華最致命的”最高指示“——”肖華是扶不起來的天子“，就是毛通過他的”女友“劉素媛、邵錦輝等人的”私人通道“向葉群、吳法憲等人傳達的。[22]6月9日，林彪又帶上他的嫡係人馬和”中央文革“成員們，在人民大會堂觀看了”老三軍派“一派的演出，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都作了報導。此舉大長了”老三軍派“的威風。從此，林彪等人通過”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即”老三軍派“），從”中央文革“手裏奪過了對軍隊單位”文革“的指導權，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成了”林副主席直接支持“的”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領袖。他們馬上在6月初組建了由吳法憲、邱會作和張秀川（李作鵬的副手）組成的”軍委臨時看守小組“，即後來林彪的”軍委辦事組“的前身。[23]”軍委辦事組“的成員在”九大“上都進入了中央政治局。等到毛澤東認識到，一個尾大不掉的林彪軍人集團已經對他的絕對權力形成了威脅，軍隊係統內政治平衡格局被完全打破時，為時已晚，毛隻能設法動”大手術“來解決了。毛在1970年廬山會議上和林彪鬧翻後，對軍隊的那幾個”女友“的角色已有所覺察，劉和她那兩位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的朋友，都不再被允許進入中南海。由於劉和葉群、林彪關係密切，毛懷疑劉是林彪的特務；當時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在空軍權傾一時，毛甚至認為她們三人都是林立果派來的。[24]和曆史上任何一個放蕩淫逸的君主一樣，毛有時也不得不為自己的”權色交易“付出政治代價。
5.江青奉命打擊葉劍英，毛澤東為何“撤火”？
70年代初，各地的掌權者，尤其是軍隊幹部，紛紛利用特權為子女親友“開後門”，安排入學、參軍。這股歪風邪氣成為全國民怨沸騰的一個焦點。1974年初，毛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之原本意圖是，幫助江青等毛的嫡係幫派從周恩來、葉劍英等人手裏奪取更多的國務院和軍委的掌控權。1月24日、25日，江青和遲群、謝靜宜等人連續召開了軍隊和國務院係統的“批林批孔”大會。會上江青公開點名葉劍英“開後門”送子女參軍上大學的問題。之後，江青、張春橋等人又在《人民日報》和地方報刊上登出一係列高校清查“開後門”學員的文章，比較有名的有南京大學政治係工農兵學員鍾誌民的“一份申請退學報告”等。[25]當時江青等人抓住這一問題，向確實有腐敗問題的葉劍英等人開刀，既能贏得民心，又可在軍內擴充勢力，甚至可能在毛的支持下對軍隊大權重新洗牌。麵對這樣的壓力，葉劍英在1月30日向毛澤東寫了關於自己的“嚴重錯誤”的“檢討”。
但是，在“走後門”問題上，毛澤東卻出麵幫葉劍英的忙，妨礙了江青等人打擊葉劍英、插手軍隊事務的盤算。毛在2月15日給葉的複信中說：“劍英同誌：此事甚大，從支部到北京牽涉幾百萬人。開後門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麵性。批林批孔，又夾著（批）‘走後門’，有可能衝淡批林批孔。小謝、遲群講話有缺點，不宜下發，我的意見如此。”[26]毛的說法顯然又是強詞奪理，故意曲解。江青、遲群所批判的是“走後門”這種方式，並沒有給“前門”或“後門”進來的人定性。毛澤東的這段“最高指示”後來成了“開後門”之風的護身符，對全國性的黨風腐敗起了極壞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那麽，毛澤東為什麽要這麽說呢？據毛後來向唐聞生、王海容解釋：“走後門的人 ……我也是一個，我送幾個女孩子到北大上學，我沒有辦法……現在送她們去上大學，我送去的，也是走後門，我也有資產階級法權，我送去，小謝不能不收，這些人不是壞人。”[27]顯然，這些人是毛的“女友”。毛之所以說，“我沒有辦法”，不得不“開後門”送她們上大學，顯然是因為與這些“女友”之間有約定的“權色交易”。據當年北大曆史係的範達人回憶：“1973年，北大曆史係來了3位女學員，他們的年齡大約在27、8歲，3人無單位推薦，不知從何處來，有人試圖打聽她們的底細，3人都守口如瓶，不透自己的身世。班主任甚為惱火，揚言一定要將他們的情況弄清楚，否則就不準她們在係裏學習，校黨委知道以後，派人找班主任談話，做了一番勸說。”後來這些女孩子告訴範達人說，她們原來是浙江省文工團的樂器演奏員，是“毛澤東同意，通過謝靜宜安排到北大曆史係學習。”[28]據範回憶，這類和毛直接有關的神秘女學員，北大還有好幾個。另據中共資深幹部沈容回憶，毛還通過周恩來安排他的“女友”“開後門”到北京外語學院讀書。[29]
顯然，毛自己因為有“權色交易”，帶頭“開後門”送了為數不少的“女友”上大學，所以他無法抓“元老派”“開後門”的把柄、藉此整倒他們。像當年為“女友”任憑林彪排擠聽命於毛的肖華、楊成武一樣，這一次是為“女友”而“放”葉劍英“一馬”。當然，在這件事上退讓，並不意味著他就不想打擊葉劍英。兩年後，他還是用不合程序的中央文件，宣布葉劍英“生病”，“由陳錫聯同誌負責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30]然而，這時候才剝奪葉劍英的軍權，為時已晚。葉已經贏得了在軍內苦心經營兩年的時間，他“病退”前形成的盤根錯節的勢力，資曆尚淺的陳錫聯根本無法壓製或者忽視。毛死後不久，他生前竭盡全力扶持的“文革”派就栽在葉劍英勢力的手裏。毛若再世，當悔之莫及。
6.“毛辦”“負責人”：“陪睡丫頭”張玉鳳
談到毛在“文革”時期的私生活，就不能不涉及他與其晚年的“寵妾”張玉鳳的關係。據李誌綏回憶，1970年毛與林彪發生摩擦，結果導致來自空政文工團的“女友”劉素媛失寵，此後張玉鳳正式調入中南海。在她陪伴毛度過其風燭殘年的最後6年時光裏，張在中國政治尤其是宮闈政治中的地位，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首先，她從毛的生活秘書變為“機要秘書”，掌管著毛的私人保險櫃，此櫃裏有一批黨和國家的特級絕密文件，其中不乏許多高級幹部寫給毛的檢討書、認罪書、告密信等，這些材料反映了許多高層領導人的人格和品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這些人的“生死簿”。在高層政治鬥爭中，誰掌握了這批文件，就等於變相控製了黨政軍大權。其次，她完全取代了毛澤東的家人，獲得了實質上的“妻子”的地位。毛澤東臨死前的幾年，隻有她和另一位“女友”孟錦雲能進入毛的房間，而且隻有張才聽得懂毛因病而含糊不清的講話。而毛所有的“最高指示”和批複的文件都要經過張玉鳳之手，以致於毛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懷疑：“誰知道這些同意或批評，有多少是真的或是歪曲了的。”[31]幾年前張玉鳳的一則回憶提到，毛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江青、汪東興和張玉鳳，提出了毛之後政治局常委班子的名單，毛遠新、汪東興、張玉鳳作了記錄。該名單順序為：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32]當然，我們完全可以把毛的這一荒唐昏亂的身後安排，當作是一個行將就木的老人臨終前對自己的寵妾的一種表麵性的政治安慰（看起來更象是毛當著張的麵所做的臨終授命），因為這種安排絕無可能實現。但從中仍然可以看到，張在當時中國政治中的地位以及她含而不露的政治企圖心，否則她為什麽不當麵拒絕毛將她列入政治局常委的安排？這一安排也有可能是她向垂死的毛要政治名分的結果。
從1970年到毛去世，張對毛的影響遠遠超出一個“陪睡丫頭”（江青對張的蔑稱）的範圍。張實際上扮演著毛的妻子的角色，掌管著毛的所有生活，而晚年的毛對她的依賴日深，如此江青就事實上從毛的生活中完全“出局”了，隻剩下一個徒具虛名的“妻子”名分。了解張玉鳳的真實地位，對理解分析毛晚年的高層政治具有非常關鍵的意義。那時，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毛的私人親友，無論是討論國策大計，還是私人訪問，都必須經過張的通報之後，方能決定見與不見。[33]由於毛晚年根本不願見江青，江青曾不斷地對張“巴結”、“獻殷勤”，即便如此，張和江的關係仍然不和諧。一方麵，她們之間的“大婦”和“小妾”的爭寵奪利關係極難緩和；另一方麵，張也是個醋勁十足的潑辣女人。1971年她曾因為怠慢了毛的一個“客人”而與毛互相罵“狗”，大吵一場，結果曾一度被毛趕出中南海。這個“客人”其實是毛以前的一個文工團“女友”——陳姓女士，此人後來去香港後在報刊上披露了這一內幕。[34]從目前極為有限的已公開披露的材料來看，張玉鳳（包括孟錦雲）都未在毛麵前為江青美言。例如，孟錦雲在回憶中提到，毛澤東和她（指張玉鳳）慎重地談過與江青公開離婚的打算。[35]另據中共中央文件披露，張玉鳳和江青自1973年底起多次因張保管的毛澤東的幾百萬稿費發生嚴重衝突。江青甚至公開叫嚷：毛的存款“不要小張管，要遠新管。”[36]“文革”中毛對江青最嚴厲的批評（即批評“四人幫”）正是發生在此次衝突之後。不難猜測，張玉鳳在毛嚴厲批評江青一事上很可能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還有另外兩個年輕女人——毛當時的聯絡員唐聞生和王海容——也時常離間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唐、王兩人當時比較認同周恩來和鄧小平的政治理念，又與江青有私人矛盾，於是就利用毛的聯絡員的身份，在極為封閉孤獨的毛麵前講了許多江的壞話。當然，王海容同時也在背後大罵張玉鳳。[37]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著名學者餘英時教授總結毛澤東的治國方式時，使用了“在榻上亂天下”的比喻。此語有兩重意思，其一指毛喜歡在床上辦公的怪癖；其二指毛在“文革”中“視女人為工具”，表現了“他的冷酷而兼放縱的生命的一個環節。”[38]確實，毛澤東的晚年生活在情欲橫流的溫柔鄉裏，然而，他也為情所累，會不時地陷入和引發與他身邊的女人之間的“戰爭”。例如，1976年5月11日，不知因為什麽無聊的事，毛與張玉鳳大吵一場，結果導致心肌嚴重梗塞。當時雖然搶救了過來，但此事大大地縮短了毛的壽命。[39]毛生前雖然“妾嬪”成群，但死後屍骨未寒，其正配夫人便被投入監獄，最後以自殺終結生命。對於“在榻上亂天下”的毛澤東，這顯然是一種政治報應和嘲諷。
二、從多疑到妄想：毛澤東對“政變”的恐懼與“文革”的演進
多疑是一種病態人格，但任何獨裁者都或多或少地呈現多疑的特征。由於他們在自己奪取和維持權力的道路上運用了不少陰謀詭計，以己推人，他們自然會隨時防範他人效法自己來顛覆他們手中無上的權力。然而，多疑在某些情況下會發展成妄想症的精神病態。例如，當獨裁者力圖加強自己的權力而缺乏足夠的自信和智謀時，便會把猜忌變為妄想和行動，殘忍的政治清洗便可能發生。另外，步入晚年的獨裁者的身體心理都可能發生器質性病變，使本來未必嚴重的多疑和妄想症明顯加劇。他們會不斷妄想出種種不真實的“敵人”來，又運用他們手中不受限製的權力，采用極端手段來清除假想的“敵人”。
1.毛澤東的妄想症狀及其與政治形勢起伏的關係
據李誌綏回憶：毛澤東極度的疑懼/妄想症起源於1956年以後對中共“八大”反“個人迷信”等路線的不滿，“他逐漸有一種非理性的懷疑恐懼，但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時，才完全成形。” [40]筆者依據李的回憶，將毛的若幹妄想症特點與當時的政治局勢對比，按時間順序列表供讀者參考。
時間和地點 事 件 政治形勢
1958年初，四川金牛壩 懷疑遊泳池被下毒 周恩來等人“反冒進”
1965年底，江西南昌 懷疑自己發燒為下毒所致 北京彭真等人抵製批判《海瑞罷官》
1966年2月， 武漢梅園招待所 懷疑房間天花板上藏有壞人 接見彭真等人以後，彭等人帶來北京“中央”同意的“二月提綱”
1966年7月，回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 懷疑被裝了竊聽裝置 認為劉鄧等人在中央仍占優勢
1966年7月，搬到玉泉山1號樓 懷疑這裏有毒 同上
1966年7月，從玉泉山搬到釣魚台國賓館 懷疑“仍不安全” 同上
1966年8月，從釣魚台搬到人民大會堂118廳 居住一段後仍然懷疑不安全 與劉少奇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發生公開衝突
1966年底，搬到中南海遊泳池 住下後不再要求搬家 基本上掌握了對劉少奇鬥爭的勝利
1969年5月，出巡武漢、杭州和南昌 發覺服務員全部穿了軍裝，懷疑被他們監視，要他們全部撤走 開始和林彪發生矛盾
1970年9月後，中南海 懷疑原空政文工團的“女友”劉素媛、邵錦輝等人是林彪的“特務”，不允許她們再進入中南海 和林彪在廬山會議上因“國家主席”問題發生衝突
1970年9月後，中南海 懷疑診斷他得了肺炎的醫生是林彪派來毒害他的 同上
作為“文化大革命”發動者的晚年毛澤東一直是“文革”研究的熱點。然而，海內外的大多數研究主要是分析毛的理性層麵，諸如他的思想、理論、政策等，而對他在“文革”中大量的非理性精神現象及其政治結果，至今還缺乏充分的討論。就毛澤東和“文革”研究而言，他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視。這首先是因為，作為“文革”中唯一的“偉大領袖”，他的非理性對曆史進程能起到一般人、甚至所有“中央首長”的總和都起不到的巨大作用。其次，在晚年的毛澤東身上，種種個人的非理性因素——他的意誌、情欲、幻想、猜疑等等，表現得極為突出。其中，他的私人情欲、病態人格、潛意識等，往往導致他本來就錯誤的決策中非理性因素的失控，從而大大加重了“文革”這場政治運動的災難程度。其實，毛澤東自己從不諱言、更自傲於他自己的非理性行為。例如，在“文革”中他曾公開自喻為，“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2]
作為20世紀最大的獨裁者之一，他的種種非理性行為導致了中華民族甚至是整個當代世界史上最大的災難。顯然，對毛澤東的研究，非常有必要從理性層麵的思考，拓展到非理性層麵的辨析。本文是筆者在這方麵的一個初步嚐試。
一、政治現象背後的私生活因素
在社會關係所允許的範圍和程度內，人的情欲和性欲對社會曆史發展產生的重大影響是毫無疑問的。由於人的情感和性欲，產生了血親和婚姻等重要的社會關係，而這些社會關係一旦形成，對處於社會峰端的政治領袖的影響往往不可低估。在中國古代政治史中，君王因私人情欲的原因、或因荒淫無道而直接導致國家衰亡，或因專寵後妃造成後宮幹政，陷整個王朝於混亂中，此類實例不勝枚舉。
從這個角度去看，人們很可能會自然地想到江青。她在“文革”中扮演了不可一世的角色。雖然毛有時會批評她，但總體來看，毛對江青的行動是相當放縱的。為何如此？是因為她受到毛的寵愛嗎？事實恰恰相反，江青之所以得以“幹政”，源自她在毛的私人情欲方麵失寵。
1.江青為何在“文革”中能橫行霸道？
1949年江青35歲時，雖然風韻猶存，但她與毛在中南海豐澤園中已分居兩室，很少得到毛的眷顧了。這當然與毛澤東一貫在婚姻上有始無終、喜新厭舊的特點有關，但也與江青的婦女病不無關聯。那時江青得了嚴重的子宮頸口糜爛，後來又被診斷為子宮癌，而不得不去蘇聯治療。麵對性欲極為旺盛的毛澤東，江青的疾病使她自然地失去了毛在性關係方麵對她的依戀。毛澤東礙於其“領袖”形象而不便離婚，但又想滿足婚外性欲，這就需要得到其合法夫人江青的默認。當然，這種默認也自然伴隨著丈夫對其名義上的妻子的某種補償。以毛氏夫婦的地位，在一切生活開支均可由國庫支付的情況下，毛若對江作金錢上的補償，並無實質性意義，最可能的就是在政治地位和權力方麵作出補償型承諾。據陳小雅考證，毛江之間的夫妻關係的演變早在50年代初就開始了。據在毛身邊多年的工作人員在“文革”中的回憶：“毛和江談了一次話，有了‘協議’，毛向江點明了自己的私生活問題，毛要江不要過問毛的私生活，代價是毛在政治上提拔和保護江”。[3]
為了適應這個調整，江青對外也大造輿論，宣稱自己和毛澤東早已沒有“夫妻生活”，他們的關係隻是“政治夫妻”；對此，毛澤東也不諱言，予以配合。 [4]
然而，毛不斷拈花惹草的行為畢竟會傷害江青原本就十分敏感的自尊，也加劇了她對於隨時可能失去合法的“夫人”地位的心理恐懼。為了化解這種恐懼，她自然渴望通過在政治上充當毛的得力打手，不斷攫取權力，從而穩定自己與毛的“政治夫妻”關係。正是這種病態的恐懼和野心，使得江青從延安時期一個性格溫順的女性逐漸變成一個刻薄待人、歇斯底裏的怨婦，進而在“文革”中成為一個瘋狂報複、暴戾恣睢的“冷宮怨後”。據王光美回憶，毛澤東在1950、1960年代非常喜歡請年輕漂亮的王光美一起遊泳，還派秘書專車接送。有一次，遊完泳上來已是晌午，主席留我們吃飯。飯擺好了，江青還沒有來，催了兩次，仍不見蹤影。大家說：“請主席先用餐， 好早點休息，我們等江青同誌來了再吃。”毛主席說：“咱們一起吃吧！”大家剛坐好，江青回來了。她一見這場麵很不高興，立即沉下臉來，生氣地說：“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5]雖然王光美當場陪笑、平複了江青的情緒，但江青的猜忌無疑導致了她在“文革”中對王光美的“兩個女人間的戰爭”。雖然曆史不能假設，但我們仍然可以想象，倘若毛和江在中共建國後的夫妻性關係和諧、江青沒有因上述病態的恐懼和渴望所造成的陰暗心理和瘋狂個性，“文革”時期某些領域內她所造成的人道災難至少可能有所減輕。毋庸違言，江青在“文革”中的不可一世以及“文革”後的可悲下場，在很大程度上與她身後那位尋花問柳的風流丈夫的情欲有關。
2.從“竊聽事件”到“彭、羅、陸、楊反黨集團”
毛澤東預謀和發動“文革”，可以追溯到震動中共上層對毛的“竊聽事件”，而所謂的“竊聽”則與毛的私生活情節被泄漏有關。據國內官方媒體披露：1961年春，毛乘坐專列到廣東、山東一帶調查研究。某日，毛和一位服務員在專列上的辦公室裏談話。談話結束，服務員步出，恰遇專列上的另一工作人員。後者得意地告訴前者，他知道剛才毛與服務員的談話內容。服務員問他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員便展示了錄音裝置及設備。此服務員轉身便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聞訊後，大發雷霆。“秘密錄音”的事情就這樣鬧大了。[6]官方媒體的這則報道掩蓋了最重要的事實，即這位“服務員”的性別及她與毛的關係。這位“服務員”是青年女性，乃與毛有性關係的“女友”。更敏感的是，那位負責錄音的工作人員所錄下的，是她和毛在專列中發生性關係時的話語和聲音。當毛的這位“女友”向毛匯報後，毛澤東當即惱羞成怒、大發雷霆，指責為“特務手段”。其實，對毛澤東的錄音是中央書記處1958年12月決議、1959年開始執行的。這是當時主持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彭真等人為了緊跟毛澤東而采取的一個拍馬屁的決定，即把毛澤東外出時的談話都錄下來，以便他們隨時了解毛的思路，在工作中主動討毛的歡心。沒想到的是，在陰差陽錯之中錄下了毛的私生活放縱，又被毛的“女友”告密，於是引發了一場令毛澤東勃然大怒的政治風暴。此事當時的處理結果是，具體執行這一錄音計劃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毛的機要室主任葉子龍和劉少奇秘書、周恩來秘書等人承擔了責任，錄音員當了替罪羊[7].但毛心裏仍然懷疑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中央一線領導人那“想留下毛談話的資料，以後好寫黨史”的解釋。毛反詰道：“他們是不是從現在就開始準備赫魯曉夫式的黑報告？”看來，毛把此事判斷為中國式的“水門事件”了。[8]毛的醫生李誌綏在回憶這一事件時寫道：“使他更為震動的是，錄音安裝了幾年，身邊的人竟然沒有一個向他‘通風報信’，最後讓他知道了‘情況’的是他的‘女友’。由此，他認為身邊的人並不可靠，比較可靠的是‘女友’，這些人往往告訴他真的情況。”[9]結果，“竊聽事件”使毛身邊最貼身工作人員的性別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從50年代的男衛士群體變為60年代的“女友”群體。
一直在事件現場的李誌綏認為，這一“竊聽事件”是毛和劉等人關係敵對化的一個轉折點，它對毛以後發動“文革”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毛的私生活的放縱早已是領導間公開的秘密，然而，這些秘密一旦被留在了錄音帶上，很可能在將來構成對毛的權力的潛在威脅，因此使得毛產生了極大的恐懼。毛認為，這是“中央這幾個人”—即其他中央常委和書記處—針對他采取的特務手段。聯想到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作法，毛擔心這是黨內高層有人企圖反對他的準備行動之一。從這時起，他對“中央”的隔閡增加了，懷疑更大了。這些疑懼終於在“文革”中爆發出來。[10]以“文革”的名義，毛澤東實現了他隱忍多年的報複“竊聽事件”的企圖。“文革”一開始，楊尚昆便被調離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位置，隨即被打成“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主要成員。中共中央1966年5月24日文件“中共中央關於陸定一同誌和楊尚昆同誌錯誤問題的說明”寫道：楊尚昆“不顧中央多次關於禁止安設竊聽器的決定，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私錄毛主席和常委同誌的講話，盜竊黨的機密。”[11]在這一“反黨集團”中，楊尚昆和彭真都與“竊聽事件”有直接關聯。
3.“文革”的發端：毛澤東對“李慧娘”一劇的反感從何而來？
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對自己放蕩的私生活的態度是極端虛偽的。一方麵，他在性關係方麵極端放縱，肆無忌憚；另一方麵，他又要欺世盜名，維持“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因此，他對任何可能的披露或影射其私生活的事情，都會無端猜疑，甚至惱羞成怒，興起風波。1963年，文藝領域裏“批鬼戲”的風波，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先聲，這場風波的發端與毛的非理性私人情欲有很大關係。
1963初，經工作人員提議，毛為了消遣，調新編昆曲曆史戲“李慧娘”到中南海演出。不料該戲的內容是，南宋末年奸臣賈似道私生活淫亂，在西湖殘殺想爭取愛情自由的寵姬李慧娘，結果李慧娘化作厲鬼向賈複了仇。無巧不成書，在毛看此戲之前，他的一個女友向他提出，要和外麵自由戀愛的男青年結婚，但是毛不肯批準，為此她罵毛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玩弄女性”，被毛踹下床去。剛發生了這起不大不小的宮闈風波，偏偏安排毛觀看的是如此劇情的“李慧娘”，毛馬上下意識地認為，此戲是在影射他同樣是驕橫淫逸的私生活。據當時陪同毛澤東觀戲的李誌綏回憶：當演出至賈似道攜帶眾姬妾遊西湖征逐歌舞，遊船中途遇到裴生，李慧娘脫口而說：“美哉少年”時，我心知道不妙了。西湖恰好是毛最喜歡去的地方。接下來演氣憤異常的賈似道殺死寵妾李慧娘。我記憶中演員穿了白衫翩翩舞蹈的一幕，是心猶未甘的李慧娘化作鬼魂，向賈似道報仇的情節。當時我看到毛的神態一變。毛除了偶然大發脾氣外，很少讓他的不悅流露於外。但我學會了觀察他情緒的變化——鎖緊眉頭，眉毛高挑，身體僵直。我心想犯了忌諱了，好像以戲劇演出來嘲弄他玩弄女性和年老荒唐。這情節使人想起了毛不準機要員和她的愛人結婚的事，她那時罵毛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玩弄女性”。[12]
果不其然，毛馬上發動了對“李慧娘”和所有“鬼戲”的批判。一方麵，他讓江青找上海的柯慶施在《文匯報》發表罕見的長達1萬3千多字的文章，題目是“駁‘有鬼無害’論”。文章提到：“李慧娘”等鬼戲“發揮‘異想遐思’，致力於推薦一些鬼戲，歌頌某個鬼魂的‘麗質英姿’，決不能說這是一種進步的、健康的傾向。”[13]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還正式發出文件，指責近幾年來“鬼戲”演出漸漸增加，要求全國各地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像的題材。[14]就這樣，因毛偶然看戲時毫無道理地懷疑該戲“影射”了他的私生活，便釀成了一場政治上的軒然大波，成了“文革”的導火索，還為後來批吳晗的“海瑞罷官”提供了從“影射史學”入手進行上層政治鬥爭的範例。
4.毛澤東是如何無意之中打破了精心維持的軍隊高層政治平衡？
“文革”開始後，毛身邊年輕的性夥伴有增無減。對這些圍著他“女友”，他常常懷有一種征服欲和性幻想交織的心態。在他晚年和孟錦雲、張玉鳳等最親密的女友談論《紅與黑》和香港電影“雲中落繡鞋”等作品中情欲關係時，他總是把兩性關係解釋為一種征服者的“階級戰爭”，並把這種有權者對無權者的權力征服和男性對女性的暴力占有合理化。[15]毛的這種對女性的權力征服欲體現了古已有之的君王心態，古代的君王就常把被征服的部落或國家的後妃納為自己的女奴或嬪妃，而且認為，占有了這些女人的身體，才能保證她們的忠順。另一方麵，毛又常常把自己幻想為《紅樓夢》裏的賈寶玉，理應得到眾多美女的青睞和忠誠，以致於他的“女友”有一次都在背後笑他，“分不清楚人家對領袖的熱愛和男女的相愛”[16].毛的這種奇怪的心態使他“把女人做享樂工具外，還做政治工具。如江青說她是毛的一條狗，要她咬誰就咬誰，……利用性關係為政治服務，毛是史無前例的”。[17]
毛不僅使用“女友”充當他的政治工具，這些“女友”有時也能滿足毛的政治需要。例如，林立果和他的“小艦隊”要刺殺毛的陰謀，就是毛的一個“女友”（謝靜宜）通過她在空軍黨委辦公室工作的丈夫（蘇延勳）得到消息後及時密報毛的。[18]但是，“文革”中毛的“女友”們有時也會出於自己所屬派別的利益，向毛報告一些片麵的消息，或提出一些特殊的政治性要求，而毛在情欲的支配下，有時會答應她們的要求，結果反而破壞了毛自己建立的權力製衡。1967年震動全國的“5.13事件”便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5.13”事件是1967年5月13日發生在北京展覽館禮堂的一場小型武鬥。武鬥的雙方是“演出派”（即“老三軍派”）和“衝派”（即“新三軍派”），雙方為如何組織演出而大打出手。前者是1966年冬至1967年春空軍、海軍、總後勤部機關及其所屬文體單位、院校等群眾組織中的所謂“保守派”。他們在空軍保吳法憲，在海軍保李作鵬，在總後保邱會作，人數較少。而後者是所謂的“造反派”，人數較多，他們反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得到了“無產階級司令部”（如“中央文革”和周恩來）的支持，總政治部主任肖華、代總參謀長楊成武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這一派。當時，周恩來堅決要求兩派聯合演出，目的是維持軍內的林彪嫡係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和由毛自己掌控的肖華、楊成武這一派之間必要的政治平衡。[19]這樣的平衡其實也體現了以江青為代表的“文革派”和林彪集團之間的平衡。可是，這一微妙的平衡被毛本人無意間打破了。
事情起自1967年4月，毛在中南海的臥室裏見了空政文工團女演員、他的“女友”劉素媛、邵錦輝等人。劉屬於保吳法憲的少數派，她向毛哭訴，“造反派在文工團奪權後，就將三人趕出宿舍……她們已經在街上轉了三天”。毛於是對劉和另外兩個女友表了態：“他們不要你們，我要你們。他們說你們是保皇派，你們保的是我嘛，我就是那個‘皇’囉。”毛不但讓他的“女友們”直接去找中央軍委“文革小組”的葉群，還派了毛的秘書徐業夫去找葉群，讓葉替劉及另兩個女孩平反。葉當然立即照辦，還找來空軍司令員吳法憲，任命劉為空軍政治部文工團“革命委員會”主任，這樣劉一下子變成了紅極一時的人物。此後，劉和另外兩個女孩在中南海進進出出，常常一住下來就是5天10天。[20]
林彪的秘書張雲生對葉群與劉素媛等人的會麵有如下記載：1967年4月的一天，主席的秘書徐業夫到了毛家灣。葉群接待後，把我叫了去，說：“張秘書，我去接見空軍文工團的幾個演員，你跟我去做一下紀錄。……葉群又神秘地悄悄地對我說：”不要小看他們，那是通天的！‘“在接見中，因為葉群深知她們和毛的特殊關係，便首先問她們：”你們經常去中南海，沒有問一下’最高‘（指毛澤東）是什麽態度嗎？“劉素媛回答說：”主席說，我也是保吳法憲的。“於是，葉群便積極地建議她們：”你們人少，可以找海軍、北京軍區、總後等單位同一觀點的串連一下，與他們聯合演出。“結果，”葉群的主意確實發揮了作用。小劉等人經過串連，很快就和海政文工團、戰友文工團一些同觀點的人聯合排練了一些小節目。5月13日，她們在禮堂舉行試驗演出，由於這一演出是背著軍內各單位文藝團體居於多數的對立麵群眾組織搞的，結果遭到了這些組織的衝擊“。[21]這次演出違背了周恩來和肖華關於兩派要聯合演出的指示，肖華便勸他們不要堅持演出；然而，因為有毛對這些”通天女友“們的承諾，林彪就公開表示支持演出。結果激發了雙方的武鬥。事後，林彪又利用這一事件，通過葉群的幕後操縱，掀起了打倒肖華的政治風暴。但是幕後的促成者，卻仍然是毛澤東和他的女友們。根據”文革“研究者黑雁南的記載，對打倒肖華最致命的”最高指示“——”肖華是扶不起來的天子“，就是毛通過他的”女友“劉素媛、邵錦輝等人的”私人通道“向葉群、吳法憲等人傳達的。[22]6月9日，林彪又帶上他的嫡係人馬和”中央文革“成員們，在人民大會堂觀看了”老三軍派“一派的演出，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都作了報導。此舉大長了”老三軍派“的威風。從此，林彪等人通過”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即”老三軍派“），從”中央文革“手裏奪過了對軍隊單位”文革“的指導權，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成了”林副主席直接支持“的”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領袖。他們馬上在6月初組建了由吳法憲、邱會作和張秀川（李作鵬的副手）組成的”軍委臨時看守小組“，即後來林彪的”軍委辦事組“的前身。[23]”軍委辦事組“的成員在”九大“上都進入了中央政治局。等到毛澤東認識到，一個尾大不掉的林彪軍人集團已經對他的絕對權力形成了威脅，軍隊係統內政治平衡格局被完全打破時，為時已晚，毛隻能設法動”大手術“來解決了。毛在1970年廬山會議上和林彪鬧翻後，對軍隊的那幾個”女友“的角色已有所覺察，劉和她那兩位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的朋友，都不再被允許進入中南海。由於劉和葉群、林彪關係密切，毛懷疑劉是林彪的特務；當時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在空軍權傾一時，毛甚至認為她們三人都是林立果派來的。[24]和曆史上任何一個放蕩淫逸的君主一樣，毛有時也不得不為自己的”權色交易“付出政治代價。
5.江青奉命打擊葉劍英，毛澤東為何“撤火”？
70年代初，各地的掌權者，尤其是軍隊幹部，紛紛利用特權為子女親友“開後門”，安排入學、參軍。這股歪風邪氣成為全國民怨沸騰的一個焦點。1974年初，毛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之原本意圖是，幫助江青等毛的嫡係幫派從周恩來、葉劍英等人手裏奪取更多的國務院和軍委的掌控權。1月24日、25日，江青和遲群、謝靜宜等人連續召開了軍隊和國務院係統的“批林批孔”大會。會上江青公開點名葉劍英“開後門”送子女參軍上大學的問題。之後，江青、張春橋等人又在《人民日報》和地方報刊上登出一係列高校清查“開後門”學員的文章，比較有名的有南京大學政治係工農兵學員鍾誌民的“一份申請退學報告”等。[25]當時江青等人抓住這一問題，向確實有腐敗問題的葉劍英等人開刀，既能贏得民心，又可在軍內擴充勢力，甚至可能在毛的支持下對軍隊大權重新洗牌。麵對這樣的壓力，葉劍英在1月30日向毛澤東寫了關於自己的“嚴重錯誤”的“檢討”。
但是，在“走後門”問題上，毛澤東卻出麵幫葉劍英的忙，妨礙了江青等人打擊葉劍英、插手軍隊事務的盤算。毛在2月15日給葉的複信中說：“劍英同誌：此事甚大，從支部到北京牽涉幾百萬人。開後門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麵性。批林批孔，又夾著（批）‘走後門’，有可能衝淡批林批孔。小謝、遲群講話有缺點，不宜下發，我的意見如此。”[26]毛的說法顯然又是強詞奪理，故意曲解。江青、遲群所批判的是“走後門”這種方式，並沒有給“前門”或“後門”進來的人定性。毛澤東的這段“最高指示”後來成了“開後門”之風的護身符，對全國性的黨風腐敗起了極壞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那麽，毛澤東為什麽要這麽說呢？據毛後來向唐聞生、王海容解釋：“走後門的人 ……我也是一個，我送幾個女孩子到北大上學，我沒有辦法……現在送她們去上大學，我送去的，也是走後門，我也有資產階級法權，我送去，小謝不能不收，這些人不是壞人。”[27]顯然，這些人是毛的“女友”。毛之所以說，“我沒有辦法”，不得不“開後門”送她們上大學，顯然是因為與這些“女友”之間有約定的“權色交易”。據當年北大曆史係的範達人回憶：“1973年，北大曆史係來了3位女學員，他們的年齡大約在27、8歲，3人無單位推薦，不知從何處來，有人試圖打聽她們的底細，3人都守口如瓶，不透自己的身世。班主任甚為惱火，揚言一定要將他們的情況弄清楚，否則就不準她們在係裏學習，校黨委知道以後，派人找班主任談話，做了一番勸說。”後來這些女孩子告訴範達人說，她們原來是浙江省文工團的樂器演奏員，是“毛澤東同意，通過謝靜宜安排到北大曆史係學習。”[28]據範回憶，這類和毛直接有關的神秘女學員，北大還有好幾個。另據中共資深幹部沈容回憶，毛還通過周恩來安排他的“女友”“開後門”到北京外語學院讀書。[29]
顯然，毛自己因為有“權色交易”，帶頭“開後門”送了為數不少的“女友”上大學，所以他無法抓“元老派”“開後門”的把柄、藉此整倒他們。像當年為“女友”任憑林彪排擠聽命於毛的肖華、楊成武一樣，這一次是為“女友”而“放”葉劍英“一馬”。當然，在這件事上退讓，並不意味著他就不想打擊葉劍英。兩年後，他還是用不合程序的中央文件，宣布葉劍英“生病”，“由陳錫聯同誌負責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30]然而，這時候才剝奪葉劍英的軍權，為時已晚。葉已經贏得了在軍內苦心經營兩年的時間，他“病退”前形成的盤根錯節的勢力，資曆尚淺的陳錫聯根本無法壓製或者忽視。毛死後不久，他生前竭盡全力扶持的“文革”派就栽在葉劍英勢力的手裏。毛若再世，當悔之莫及。
6.“毛辦”“負責人”：“陪睡丫頭”張玉鳳
談到毛在“文革”時期的私生活，就不能不涉及他與其晚年的“寵妾”張玉鳳的關係。據李誌綏回憶，1970年毛與林彪發生摩擦，結果導致來自空政文工團的“女友”劉素媛失寵，此後張玉鳳正式調入中南海。在她陪伴毛度過其風燭殘年的最後6年時光裏，張在中國政治尤其是宮闈政治中的地位，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首先，她從毛的生活秘書變為“機要秘書”，掌管著毛的私人保險櫃，此櫃裏有一批黨和國家的特級絕密文件，其中不乏許多高級幹部寫給毛的檢討書、認罪書、告密信等，這些材料反映了許多高層領導人的人格和品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這些人的“生死簿”。在高層政治鬥爭中，誰掌握了這批文件，就等於變相控製了黨政軍大權。其次，她完全取代了毛澤東的家人，獲得了實質上的“妻子”的地位。毛澤東臨死前的幾年，隻有她和另一位“女友”孟錦雲能進入毛的房間，而且隻有張才聽得懂毛因病而含糊不清的講話。而毛所有的“最高指示”和批複的文件都要經過張玉鳳之手，以致於毛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懷疑：“誰知道這些同意或批評，有多少是真的或是歪曲了的。”[31]幾年前張玉鳳的一則回憶提到，毛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江青、汪東興和張玉鳳，提出了毛之後政治局常委班子的名單，毛遠新、汪東興、張玉鳳作了記錄。該名單順序為：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32]當然，我們完全可以把毛的這一荒唐昏亂的身後安排，當作是一個行將就木的老人臨終前對自己的寵妾的一種表麵性的政治安慰（看起來更象是毛當著張的麵所做的臨終授命），因為這種安排絕無可能實現。但從中仍然可以看到，張在當時中國政治中的地位以及她含而不露的政治企圖心，否則她為什麽不當麵拒絕毛將她列入政治局常委的安排？這一安排也有可能是她向垂死的毛要政治名分的結果。
從1970年到毛去世，張對毛的影響遠遠超出一個“陪睡丫頭”（江青對張的蔑稱）的範圍。張實際上扮演著毛的妻子的角色，掌管著毛的所有生活，而晚年的毛對她的依賴日深，如此江青就事實上從毛的生活中完全“出局”了，隻剩下一個徒具虛名的“妻子”名分。了解張玉鳳的真實地位，對理解分析毛晚年的高層政治具有非常關鍵的意義。那時，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毛的私人親友，無論是討論國策大計，還是私人訪問，都必須經過張的通報之後，方能決定見與不見。[33]由於毛晚年根本不願見江青，江青曾不斷地對張“巴結”、“獻殷勤”，即便如此，張和江的關係仍然不和諧。一方麵，她們之間的“大婦”和“小妾”的爭寵奪利關係極難緩和；另一方麵，張也是個醋勁十足的潑辣女人。1971年她曾因為怠慢了毛的一個“客人”而與毛互相罵“狗”，大吵一場，結果曾一度被毛趕出中南海。這個“客人”其實是毛以前的一個文工團“女友”——陳姓女士，此人後來去香港後在報刊上披露了這一內幕。[34]從目前極為有限的已公開披露的材料來看，張玉鳳（包括孟錦雲）都未在毛麵前為江青美言。例如，孟錦雲在回憶中提到，毛澤東和她（指張玉鳳）慎重地談過與江青公開離婚的打算。[35]另據中共中央文件披露，張玉鳳和江青自1973年底起多次因張保管的毛澤東的幾百萬稿費發生嚴重衝突。江青甚至公開叫嚷：毛的存款“不要小張管，要遠新管。”[36]“文革”中毛對江青最嚴厲的批評（即批評“四人幫”）正是發生在此次衝突之後。不難猜測，張玉鳳在毛嚴厲批評江青一事上很可能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還有另外兩個年輕女人——毛當時的聯絡員唐聞生和王海容——也時常離間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唐、王兩人當時比較認同周恩來和鄧小平的政治理念，又與江青有私人矛盾，於是就利用毛的聯絡員的身份，在極為封閉孤獨的毛麵前講了許多江的壞話。當然，王海容同時也在背後大罵張玉鳳。[37]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著名學者餘英時教授總結毛澤東的治國方式時，使用了“在榻上亂天下”的比喻。此語有兩重意思，其一指毛喜歡在床上辦公的怪癖；其二指毛在“文革”中“視女人為工具”，表現了“他的冷酷而兼放縱的生命的一個環節。”[38]確實，毛澤東的晚年生活在情欲橫流的溫柔鄉裏，然而，他也為情所累，會不時地陷入和引發與他身邊的女人之間的“戰爭”。例如，1976年5月11日，不知因為什麽無聊的事，毛與張玉鳳大吵一場，結果導致心肌嚴重梗塞。當時雖然搶救了過來，但此事大大地縮短了毛的壽命。[39]毛生前雖然“妾嬪”成群，但死後屍骨未寒，其正配夫人便被投入監獄，最後以自殺終結生命。對於“在榻上亂天下”的毛澤東，這顯然是一種政治報應和嘲諷。
二、從多疑到妄想：毛澤東對“政變”的恐懼與“文革”的演進
多疑是一種病態人格，但任何獨裁者都或多或少地呈現多疑的特征。由於他們在自己奪取和維持權力的道路上運用了不少陰謀詭計，以己推人，他們自然會隨時防範他人效法自己來顛覆他們手中無上的權力。然而，多疑在某些情況下會發展成妄想症的精神病態。例如，當獨裁者力圖加強自己的權力而缺乏足夠的自信和智謀時，便會把猜忌變為妄想和行動，殘忍的政治清洗便可能發生。另外，步入晚年的獨裁者的身體心理都可能發生器質性病變，使本來未必嚴重的多疑和妄想症明顯加劇。他們會不斷妄想出種種不真實的“敵人”來，又運用他們手中不受限製的權力，采用極端手段來清除假想的“敵人”。
1.毛澤東的妄想症狀及其與政治形勢起伏的關係
據李誌綏回憶：毛澤東極度的疑懼/妄想症起源於1956年以後對中共“八大”反“個人迷信”等路線的不滿，“他逐漸有一種非理性的懷疑恐懼，但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時，才完全成形。” [40]筆者依據李的回憶，將毛的若幹妄想症特點與當時的政治局勢對比，按時間順序列表供讀者參考。
時間和地點 事 件 政治形勢
1958年初，四川金牛壩 懷疑遊泳池被下毒 周恩來等人“反冒進”
1965年底，江西南昌 懷疑自己發燒為下毒所致 北京彭真等人抵製批判《海瑞罷官》
1966年2月， 武漢梅園招待所 懷疑房間天花板上藏有壞人 接見彭真等人以後，彭等人帶來北京“中央”同意的“二月提綱”
1966年7月，回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 懷疑被裝了竊聽裝置 認為劉鄧等人在中央仍占優勢
1966年7月，搬到玉泉山1號樓 懷疑這裏有毒 同上
1966年7月，從玉泉山搬到釣魚台國賓館 懷疑“仍不安全” 同上
1966年8月，從釣魚台搬到人民大會堂118廳 居住一段後仍然懷疑不安全 與劉少奇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發生公開衝突
1966年底，搬到中南海遊泳池 住下後不再要求搬家 基本上掌握了對劉少奇鬥爭的勝利
1969年5月，出巡武漢、杭州和南昌 發覺服務員全部穿了軍裝，懷疑被他們監視，要他們全部撤走 開始和林彪發生矛盾
1970年9月後，中南海 懷疑原空政文工團的“女友”劉素媛、邵錦輝等人是林彪的“特務”，不允許她們再進入中南海 和林彪在廬山會議上因“國家主席”問題發生衝突
1970年9月後，中南海 懷疑診斷他得了肺炎的醫生是林彪派來毒害他的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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