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精神病學中，“妄想”是在病理基礎上產生的不符合實際的錯誤信念，是一種病態的判斷與推理；它本身與事實不符，但病人卻堅信不移，即使用充分的說理和有力的論證都難以動搖他的信念。妄想症又稱妄想型精神病，其特征是，由對某真實事件的曲解，進而逐漸形成一個複雜糾結的妄想係統。臨床研究顯示，妄想症患者中，常見的有誇大妄想、被害妄想、多情妄想、疑病妄想等。在這一症狀形成的過程中，情感對思維進程有明顯的影響，病人妄想的內容往往與病理的情感相一致。如情感抑鬱病人往往產生被害妄想；而躁狂病人往往產生誇大妄想。
從表中所列的毛澤東的恐懼妄想中可以看到：首先，這是一種“被害妄想”；其次，許多妄想不符合基本的生活常識，如天花板上怎麽可能“藏人”（後來發現不過是一隻野貓）；再次，他在政治方麵受挫的心態，作為一種重要的情感因素，影響著他的疑懼/妄想。醫生李誌綏還提到了毛的疑懼/妄想症的重要病理基礎：毛長期以來患“神經衰弱”而導致嚴重失眠，“事實上毛有兩種失眠症，一種是生理時鍾的混亂，另一種是俗稱的神經衰弱性失眠。……毛的神經衰弱有多種症狀——失眠、頭暈、皮膚瘙癢和陽萎，嚴重時他會有恐懼感，尤其在空曠的地方，他必須有人攙扶，否則會跌倒，在人多的場合也會發生。……毛的神經衰弱的最終根源，在於他對其他領導同誌可能反抗的恐懼。共產黨中沒有幾個毛真正信任的人。”[41]值得一提的是：毛以夜為晝的生活和工作習慣，使他永遠在黑暗中思維，而這種生活和工作方式隻會促使他在漫長的曠夜中加深各種無來由的猜忌和妄想。
2.毛澤東對“政變”的恐懼：理解“文革”期間政治演進的一條線索
了解到毛晚年可能有妄想型精神病症狀，便不難理解為什麽他會在“文革”中一手製造那麽多常人不可理喻的冤、錯、假案。毛的“被害妄想”與他發動“文革”的主要原因――所謂的“防止反革命政變”有直接關係。曆史已經證明，當年根本就不存在什麽“反革命政變”的動向或可能。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被害妄想”像一場不可擺脫的噩夢貫穿了毛的晚年，直至他死亡為止。究其原因，或許可以說，恰恰是毛自己為了打倒劉少奇，先組織文人秘密地造“輿論”，繼而調動軍隊，以政變的方式，用莫須有的罪名，推倒了黨內第二號人物，打擊了一大批各級幹部，因此毛潛意識裏往往會擔心別人也對自己搞所謂“反革命政變”。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他那個著名的關於“反政變”講話中說：“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采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係統都做了布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作這個文章。這是沒有完全寫出來的文章，沒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們就要學這個沒有印出來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這是很深刻很嚴重的問題。”[42]林彪所說的使毛恐懼了幾個月的“政變”者，指的是“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指責這幾個人試圖“政變”，確實毫無根據，而這4位毛的追隨者也從未有過如此想法。然而，毛的妄想居然引發了整個中共上層的互相猜疑指責。在5月2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林彪、陳毅、周恩來等人也毫無根據地指責朱德要“搞政變”、“黃袍加身”，以至於朱德嘲諷著反詰道：“我80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還說做事？……”[43]顯然，這又是一出天方夜談。
不久，毛的重要打手康生又指責當時主持軍委工作的賀龍要搞“二月兵變”。有關這一荒唐的指控，1980年的中共文件是這樣描述的：1966年春，北京軍區從外地調了一個團給北京衛戍區，擔負民兵訓練、維持社會治安的任務，衛戍區為此派人到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借房子。7月上旬，北京大學有人貼大字報，懷疑部隊向學校借房是要搞兵變。康生抓住這個捕風捉影的材料，不經任何調查，就在7月27日北京師範大學的群眾大會上，蠱惑人心，大講所謂彭真策劃“二月兵變”的經過，說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情”。當時北師大工作組組長孫有餘認為這是謠傳，康生就指控孫“替彭真辯護”，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的立場”，要罷他的官。還有一些人為此受牽連，挨批鬥。[44]
這種根據幾張莫名其妙的大字報所作的指控，本來就是完全的捕風捉影。但毛澤東對賀龍的態度卻就此改變，對賀龍從“保”到“棄”，將賀龍“隔離審查”，直至迫害致死。不少學者認為，促使毛下決心打倒賀龍，不隻是“二月兵變”這一莫須有的罪名，還因為毛擔心賀龍與蘇聯軍方可能的“勾結”。[45]1964年11月，中共派出由周恩來為團長、賀龍為副團長的黨政代表團去蘇聯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紀念活動。在11月7日的國宴上，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元帥私下向賀龍說：“我們已經把赫魯曉夫趕下台了，現在該你們把毛澤東趕下台了。”賀龍當場反駁，並立刻報告了周和毛。盡管賀龍以其行動向毛表示了忠心，但毛卻一直疑雲未消，最後終於在“文革”中將賀龍投入黑牢。賀龍不是毛的嫡係，卻一直對毛忠心耿耿，甘作“家臣”。在延安時期，毛執意要和江青結婚時，遭到政治局成員的反對。但時任軍中要職的賀龍挺身而出，為毛保駕，他用土匪腔說道：“堂堂一個大主席，討個女人有什麽了不起，誰再議論我槍斃了他！”一時頗得毛的歡心。然而，從毛對賀的多疑寡信、刻薄少恩，最終把賀作為假想的敵人加以消滅，似乎越是想接近毛、越是積極向毛表示忠心的人，卻容易引起毛的疑懼/妄想。從“被害妄想”症的臨床表現看，這是常見現象，患者的疑懼/妄想常常從他最接近的、印象最深刻的人和事開始。
從這一角度來分析“文革”初期被打倒的總參謀長羅瑞卿的命運，或許會有新的理解。羅瑞卿一直是人所皆知的毛的忠臣，他擔任公安部長期間，對毛的安全保衛可謂鞠躬盡瘁，幾乎達到了由羅自己親自擔任“私人保鏢”的程度。毛可能原先準備讓他將來代替體弱多病的林彪出任國防部長。但陰差陽錯的是，劉少奇在1965年5月接見一個外國客人時先把這個安排說了出來：“每個人都要準備自己的接班人，國防部長的接班人是羅瑞卿”。[46]劉的這一講話作為正式文件下發，毛澤東看了這一文件便產生了對羅的猜疑。心胸狹窄的毛不但無法容忍他的親信被自己正準備打倒的政治對手提名為國防部長人選，而且進一步懷疑劉、羅之間可能有類似“政變”之類的陰謀。於是，羅瑞卿就突然被關押了起來。
在中國古代的君主中，恐怕找不到幾個人曾連續地親手殺死或逼死自己安排的儲君。而毛澤東就偏偏這樣做了。從1966年到1971年的短短5年裏，他連續殺死或逼死了劉少奇和林彪，這兩個人都是他先後欽定的“接班人”。劉、林不但隸屬於毛的嫡係，而且都曾經對毛不遺餘力地大肆吹捧而獲得信任。劉少奇曾幫助毛在“延安整風”中擊敗了毛在黨內最強大的對手王明，又率先提出了“毛澤東思想”。毛得以發動“文革”，則完全得益於林彪倡導的對毛的個人迷信和林的“保駕護航”。然而，不可理喻的是，毛偏偏對這兩人的疑懼/妄想程度最深，時間也最長。
例如，1966年5月18日林彪關於“防止反革命政變”的講話，是他揣摸毛的本意並得到毛批準後的發言。林彪在講話中提到，毛為了防止政變，幾個月來“多少天沒有睡好覺”，這一陳述亦屬實情。當時，毛林關係正處於熾熱的政治“蜜月期”，官方媒體則將林彪稱為毛的“親密戰友”。可是，林彪在中央的會議上發表此講話後僅1個月，毛竟然在寫給江青的信中說：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曆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吧。……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麽用呢？他到北京5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凶，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隻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20世紀60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麵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47]從這封信的內容來看，明顯地，毛非常懷疑林彪大談政變的動機。5年後，林彪死了，為了證實毛對林彪的先見之明，毛的這封信被公布了出來。然而，這封信不也同時揭露了毛多疑的特征嗎？在毛、林的政治“蜜月期”裏，毛尚且如此懷疑林彪，那麽，毛什麽時候真正信任過任何掌握黨政軍大權的部屬呢？
有趣的是，按中共的官方說法，林彪及其死黨（其實是他的兒子林立果等人）在1971年確實策劃了暗殺毛的政變。即便此說屬實，那麽這一“政變”也可以說是毛的日益嚴重的“被害妄想症”一步步逼出來的。1970年9月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毛、林開始公開衝突。雙方的爭執焦點似乎是“設國家主席”問題。根據今天多位學者的分析，這其實是個偽命題：毛並沒有說一定“不設國家主席”，林也從沒有說他要當“國家主席”。[48]可是，研究者們通常止於此地，而忽略了對毛澤東的妄想心理的線索追蹤。毛在這次會議上發現，自己的“家臣”陳伯達（原任毛的秘書，後由毛指定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竟然與林彪意見一致，並為林搖旗呐喊，連毛的“大內總管”汪東興都曾一度站到了林彪一邊，這立刻引起了毛的疑懼。因為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家臣”的“不忠”，由此又可能聯想到林彪拉攏“家臣”和“大內總管”，是否圖謀不軌。廬山會議以後，林彪便被說成是“在廬山搞了一次未遂的反革命政變”。[49]毛的妄想症在廬山會議後日益嚴重，據李誌綏回憶，毛甚至把周恩來派來的3個診斷他得了“肺炎”的醫生，硬說成是“林彪派來毒害”他的特務。隨後，毛的關於林彪要搞“政變”的妄想似乎越來越強烈，他采取了一係列針對林彪的反常做法。例如，他作為黨的主席，公開破壞黨的紀律，在1971年8月至9月的南巡中，到處拉攏地方軍政大員，攻擊黨的副主席林彪，同時積極準備再發動一場類似打倒劉少奇那樣的宮廷政變。如同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和他的親信們在“571工程紀要”中所言：毛“是一個懷疑狂、瘧（虐）待狂，他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50]如果說，年輕氣盛的林立果等人產生了政變的想法，這也可以被看作是毛的“林彪欲政變”的“妄想症”逼出來的鋌而走險之舉。
3.毛澤東偏執型人格的政治後果
在毛澤東一生的最後20年裏，他的多疑已發展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例如，1959年，他把和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的衝突，與彭的乳名“彭得華”聯係起來，據此認為彭有危害毛的野心。毛在決定整倒彭德懷的哪一夜，“吃3次安眠藥仍然沒睡覺”，他對自己身邊的衛士田雲玉說：“你知道彭德懷原來叫什麽名字嗎？”“彭德懷原來叫彭得華，就是要得中華。”[51]再如，1971年林彪死後，毛澤東曾向人打聽說∶“李醫生（李誌綏）的兒子取名李重，重是千裏，誌在千裏，李誌綏是不是有野心？”[52]對這種現象，精神病學診斷可能會指為偏執型人格障礙。
按照醫學標準，偏執型人格障礙有如下表現：
（1）廣泛猜疑，常將他人無意的、非惡意的甚至友好的行為誤解為敵意或歧視，或無足夠根據，懷疑會被人利用或傷害，過分警惕防衛。
（2）將周圍事物解釋為不符合實際情況的“陰謀”，並可成為超價值觀念。
（3）易產生病態嫉妒。
（4）過分自負，若有挫折或失敗則歸咎於人，總認為自己正確。
（5）好嫉恨別人，對他人過錯不能寬容。
（6）脫離實際地好爭辯與敵對，固執地追求個人不夠合理的“權利”或利益。
（7）忽視或不相信與患者想法不相符合的客觀證據。因而很難以說理或事實來改變患者的想法。
患者的症狀至少要符合上述項目中的3項，方可診斷為偏執型人格障礙。具偏執型人格的人少有自知之明，對自己的偏執行為持否認態度。[53]
毛澤東晚年的性格特征幾乎符合偏執型人格的上述所有病症表現。心理學研究揭示，老年人的性格特點常常是其青壯年時期性格的加強和發展。青年人和中年人對自己心理和行為上的弱點，有時能自我控製，所以這些弱點未必會向極端傾向發展。但是，到了老年之後，人的自控力變弱，原來比較隱蔽的性格特征隨時可能暴露出來。毛自青年時代起就是一個“唯意誌論”者，又是一個激動型的詩人。他本來就容易受非理性的唯意誌和失控的激情所支配，到了他的晚年，這些性格特點便發展成為偏執的病態。
如果仔細分析毛澤東和他的“敵人們”的衝突之起源和發展，常常會發現，這些衝突的驟然升級，往往涉及一些相對來說無關緊要的事引發的意氣之爭。在許多場合，毛明顯地表現出上述偏執型人格的第6個特點，即“脫離實際地好爭辯與敵對，固執地追求個人不夠合理的‘權利’或利益”。毛在“文革”中反複表示：他與劉少奇的重大理論分歧爆發在1965年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54]當時，毛與劉就“四清”的一些問題有一些不同看法，劉在毛講話時插了話。據與會者回憶：他們隻是各說各的，沒有任何直接的衝突。會議閉幕前，鄧小平出於照顧毛的身體，建議他可以不參加閉幕式。不料毛不僅勃然大怒，還拿出了《憲法》和《黨章》，氣勢洶洶地興師問罪，說劉少奇和鄧小平剝奪了他的“言論自由”；毛甚至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麽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55] 按照毛的說法，就是在這次衝突之後他下決心要打倒劉少奇。現在看來，毛當時的反應完全與偏執型人格的第一個特點相符，“將他人無意的、非惡意的甚至友好的行為誤解為敵意或歧視”。
1966年8月4日，毛澤東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此前，毛原本同意劉少奇建議的派工作組進入大學的作法。但在這次會上，毛卻出爾反爾，不僅否認自己曾讚成派工作組，而且攻擊劉少奇通過工作組“鎮壓”“文革”。毛當眾指責挖苦劉少奇：“你在北京專政嘛，專的好！”毛還語帶威脅地說：“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這時，劉忍無可忍地表示：“無非是下台，有5條不怕（即不怕撤職、不怕降級、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牢殺頭——引者注）”。[56]本來，毛對劉的指責就屬於食言自肥、無端尋釁，一旦劉少奇稍稍表示了不滿，毛在偏執型人格的支配下，不但不肯認錯，而且雷霆震怒。於是毛進一步擴大事態，他馬上寫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把與劉的個人爭論歸結為與一個假設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鬥爭。同時，毛又改變大會議程，改組政治局，將林彪確立為接班人。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偏執型人格的第四個特點，即“過分自負，若有挫折或失敗則歸咎於人，總認為自己正確”。
從精神病病症的角度來解讀毛澤東晚年的多疑和殘忍，絕非標新立異或危言聳聽。實際上，在發動和領導“文革”的中共上層集團中，有病態人格和精神病病症的人絕不止毛一個人。例如，江青早在1959年就被多名專家診斷為有“強迫觀念和雙重人格”[57]；康生“建國後一段時期……被毛澤東冷落，中共許多領導大多熟知其整人善變的習性，同他疏遠，所以他一直稱病韜晦、深居簡出，而且患了很重的精神病。當時康生的病情挺嚴重，有幻視、幻聽的症狀，明明窗明幾淨，可他偏說有壁虎在爬動。” [58] 至於“副統帥”林彪，多名醫生（包括他的保健醫生）都診斷他精神有問題。“文革”初期李誌綏去為他檢查身體，一看到他就認定“是一個精神上不健全的人”。[59]法國學者皮埃爾。阿考斯和瑞士學者皮埃爾。朗契尼克寫過一本非常有名的書《病夫治國》。在該書序言裏他們寫道：“在人類曆史上的某些時候，瘋子，能見到幻像的人，預言者，神經官能症患者和精神錯亂者，曾經起過重大作用，而且不僅僅是在偶然的機會使他們生而為王的時候。通常，他們都造成了極大的破壞……”[60]中國那場瘋狂混亂的“文革”的領導者們，他們的病態不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嗎？
三、毛澤東的政治幻想：左右毛主義的重要因素
缺乏想象力的領袖人物很難開拓新的局麵，取得劃時代的成就；但沉溺於幻想中的領袖可能把國家作為巨大的實驗室，使整個民族陷入災難之中。不幸的是，毛澤東正屬於後者。很多晚年毛澤東的研究者在解釋他的錯誤時，常常把緣由歸結為毛的“理想主義”。但是他們忽略了一點，理想不同於幻想，不符合客觀實際和社會規律的理想隻能是空想和幻想。幻想是人抓住現存或曆史上某些事物的某些方麵，對它們進行觀念的加工，用觀念的聯係代替事物之間客觀的、真實的聯係，把這些個別的方麵加以誇大而虛構出來的東西。毛澤東的問題很大程度上與他的空想主義和幻想主義有關。如果說1958年“大躍進”中毛試圖通過“一天等於20年”、“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等荒唐的口號來“趕英超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這反映了他在經濟建設中遊離現實、陷入夢幻的空想主義，那麽，他發動“文革”時，企圖通過在上層建築領域內的“不斷革命”和“鬥私批修”來促進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建成一個反修防修的社會主義社會，則突出地表現了幻想對其政治實踐的影響。
從心理學角度來分析，在人類的正常生活中，幻想具有缺失補償的積極作用，是一種正常的精神現象。但是，當一個人把幻想一味當作現實，便可能被視為一種精神病症。在晚年毛澤東的日常生活中，不難發現他常常沉溺於幻想之中。據他的衛士長李銀橋回憶：1958年，毛澤東到上海。市委負責人為毛安排文娛活動，征求他的意見。毛澤東想了想說：還是看場“白蛇傳”吧。演出時，“毛澤東是很容易入戲的，用現在的話講，叫‘進入角色’。一支煙沒吸完，便擰熄了，目不轉睛地盯看台上的演員。……然而，這畢竟是一出悲劇。當金山寺那個老和尚法海一出場，毛澤東的臉色立刻陰沉下來，甚至浮現出一種緊張的恐慌。他嘴唇微微張開，下唇時而輕輕抽動一下，齒間磨響幾聲，似乎要將那老和尚咬兩口”：“毛澤東終於忘乎所以地哭出了聲，那是一種顫抖的抽泣聲，並且毫無顧忌地擦淚水，擤鼻涕。到了這步田地，我也隻好順其自然。我隻盼戲快些完，事實上快完了，法海開始將白娘子鎮壓到雷峰塔下……就在鎮壓的那一刻，驚人之舉發生了：毛澤東突然憤怒地拍‘案’而起，他的大手拍在沙發扶手上，一下子立起身：”不革命行嗎？不造反行嗎？‘……在他立起身那一刻，褲子一下子脫落下來，一直落到腳麵。“ 戲劇閉幕後，”全場的鼓掌聲終於將他喚醒。他稍一怔，也跟著鼓起了掌“。但是，在閉幕後接見演員時，”他是用兩隻手同’青蛇‘握手，用一隻手同’許仙‘和’白蛇‘握手。他沒有理睬那個倒黴的老和尚’法海‘……“[61] 這一觀劇細節顯示，毛很容易進入戲中的虛擬世界，不僅動情大哭，還拍案而起，以致掉了褲子，大失儀態。如果說這些舉止還可被理解為”進入角色“，那麽，他對”反麵人物“法海的仇恨，乃至於對扮演法海的演員的不理睬，便隻能用他不能正常地從幻想狀態中解脫出來加以解釋了。
如果說，毛在觀劇時表現出來的幻想型行為還隻涉及生活模式，那麽他在政治行為和政治認知上的習慣性幻想，則可能構成對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走向的關鍵性影響。更值得注意的是，習慣性幻想可能無意識地支配著他的認知和行為，使他的行動偏離理性軌道。現代心理學認為：無意是對某種對象不自覺的、不由自主的反映的認識，相當於“下意識”。[62]從這個角度來分析，毛澤東的政治行動常常很明顯地受潛意識和政治幻想的支配。下麵試作分析。
1.毛的“人民”情結和“帝王”幻境
在毛澤東的潛意識裏有一個深深的“人民”情結。一方麵，毛以為，“人民”永遠渴望著他的領導；另一方麵，他又把人民視為可任意擺布的子民。因此，他有理由隨時代替人民決定他們的利益，而“人民”會因為對他的依賴而緊緊跟隨。當黨的宣傳機器把他從“人民的大救星”抬高到“萬歲、萬萬歲”時，這種“人民”情結也脫離了理性認知，轉化為毛的潛意識。他不再相信，人民可能期待別的選擇；即便現實揭示出相反的情形，他的這種潛意識也不再改變，而是寧肯生活在自欺欺人的語境中。從更深層次來看，毛的“人民”情結其實不過是他的潛意識裏的“帝王情結”的外化和包裝而已。由於毛不便使用“帝王”話語，因此，他隻能用“人民”和“人民利益”來曲折地表達自己的馭民企圖；同樣地，他也隨時需要人民的“山呼萬歲”來確認自己“君臨天下”的感覺。1966年他先後8次接見上千萬各地赴京的“紅衛兵”，不僅僅是為了煽動這些幼稚的年青人為他“衝鋒陷陣”，也是為了體驗和感受對他個人的崇拜和盲從。當毛在天安門城樓上俯視廣場上激動若狂、山呼萬歲的百萬“紅衛兵”時，當天安門城樓被稱為“紅太陽升起的地方”時，毛的那種以“人民的天然代表”為包裝的“帝王情結”，得到了充分的滿足。
從50年代開始，從毛推行的一係列政策裏可以看出，人民在毛的政治生涯中隻不過是實現其政治幻想的工具，他從來不以民生為念，又時時想操縱民眾為自己的政治幻想服務。50年代後半期，在一次毛與李銳的談話中，李銳聽到毛說出了心中的真實想法：“他公開說，我們現在就是搞愚民政策，我們現在就是訓政時期”。[63]由此看來，“人民”和“人民利益”不過是毛的“愚民政策”的一個巧妙的道德籍口而已。
毛澤東一向申明並堅信，他發動的“文革”是符合占人口90%以上的“人民”利益的。1966年6月，正值“文革”風雲如火如荼之際，毛澤東在韶山寫了“七律。有所思”，以詩言誌，表達了自己發動“文革”的心跡。他寫道：“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憑闌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64]高華對此詩作了精彩的闡釋：“當然，人民是不會自發產生正確思想的，惟有人民的化身毛，才能給人民以思想，所以‘故國人民有所思’，實際上是毛代表人民在思索。”[65]7月8日，毛在給江青的信中提到：“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66]7月16日，毛在武漢暢遊長江，當狂熱的民眾歡呼“毛主席萬歲”時，毛回應道：“人民萬歲！”[67]8月18日，毛在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時在天安門上與林彪談話時又說：“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義。”顯然，毛認為，要使“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就需要由自己來發動“這個運動”加以推動。盡管他高呼“人民萬歲”的那一刻或許是真誠的，甚至可能連他自己也被感動了的，但同時他也堅信，對他高呼“萬歲”的“人民”隻能由他來代表、由他領導並任由他來“運動”。
與劉少奇、彭德懷相比，毛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行為特征是，當自己的政策給人民帶來嚴重的惡果時，毛不願意、也不敢麵對真相，而是時常退縮到幻想中去，自欺也欺人。例如，1959年6月下旬，毛澤東在上廬山開八屆八中全會前，回訪了故鄉韶山。在那裏，他親耳聽到了鄉親們對“大躍進”的抱怨，目睹了“公共食堂”的慘狀，也聽到了一些在第一線工作的基層幹部對“大躍進”已經出現的惡果的匯報。麵對這種極為困難、悲哀的局麵，毛澤東卻掉頭沉浸在自己的政治幻想中，吟出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1959年6月28日，“到韶山”）和“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裏可耕田”（1959年7月1日，“登廬山”）。這不是什麽“詩人的浪漫”，而是政治領袖用幻想來自慰。緊接著，全國發生了“三年大饑饉”，赤地千裏、餓殍遍野。毛澤東聽到了大量有關大饑荒的實情報告，不得不表示自己不再吃肉，以體現與民共苦，但與此同時，他再次用幻想中的“紅霞萬朵百重衣”和“芙蓉國裏盡朝暉”（1961年，“答友人”）等詩句，來虛構一幅歌舞升平的圖景以自欺欺人。與當時全國民眾極其悲慘的處境以及從肺腑中發出的悲愴求救的呼喚相比，與彭德懷在湖南民間考察後寫下的民謠“穀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麽過，請為人民鼓與呼”相比，毛的這種幻想是何等的不以民生為念，已毋需多言。從這一現象可以看出，從50年代起，毛在許多方麵經常本能地、無意識地欺騙自己，也試圖欺騙黨內各級幹部和民眾，同時創造並維護著他個人需要的自我愉悅的幻景。
到了毛的最後歲月，他其實已經意識到自己發動的“文革”遭到了全國上下多數人的抵製和否定。他曾經對身邊的親信表示：“我死後，可能不出一年，長了不出三、四年，會有翻天覆地。民心、軍心，我看不在（我們）這邊。”[68]顯然，他明白自己的“英明偉大”早晚會被顛覆。然而，他卻不願意承認自己這個“人民領袖”的失敗；相反，他頑強地死死抓住“君臨天下”的最後感覺。1976年元旦，在批判“右傾翻案風”的高潮中，毛已經是病入膏肓、苟延殘喘之身，但他在《人民日報》上高調發表了自己1965年寫的“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兩首詞。前一首詞中“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和“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等語句，誇張地表現了毛的唯意誌論和“萬物皆控於我”的意識；而後一首中“鯤鵬展翅九萬裏”、“背負青天朝下看”之類詞句，充分顯示了毛的那種淩駕於神州之上的自負和狂妄。20世紀40年代中期毛寫過“沁園春。雪”，詞語之間，蔑視“秦皇漢武”、“唐宗宋祖”，自信“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帝王情結”，躍然紙上。到了毛將死之即，他的這種心態毫無改變，盡管失敗在即，他依然幻想著自己能“鯤鵬展翅”式地在政治上隨意揮灑。更準確地說，毛此刻隻能在文學幻境裏體驗自己的“偉大”和“曆史地位”了。他生前看過的最後一部電影是“難忘的戰鬥”，當銀幕上出現了解放軍入城，市民和學生載歌載舞、敲鑼打鼓地夾道歡迎的鏡頭時，毛老淚縱橫。[69]這可以被看作是毛對自己當年的“成功”深深的依戀；也可以被理解為毛對自己晚年的失敗和“君臨天下”的即將逝去心猶不甘。
2.“公社”情結：毛的政治幻想
毛澤東還有一個深深植根於頭腦中的政治幻想，即“公社”情結。“大躍進”時期它表現為毛鼓吹的“人民公社”，其模式覓自《張魯傳》。“文革”時期，它又改頭換麵地變成了用馬克思主義包裝的“巴黎公社”。
毛對“巴黎公社”的鍾情可追溯到1926年，這一年3月18日他在國民黨政治講習班演講，題目便是“紀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義”。[70]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毛又用“巴黎公社”為理論武器整過彭德懷。[71]“文革”之初的1966年7月和8月，他把北大聶元梓等7人寫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稱為“20世紀60年代中國的巴黎公社宣言書，意義超過巴黎公社”[72]，“是20世紀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73] .在他主持製定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中也這樣寫道：“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麵的選舉製。候選名單，要由革命群眾充分醞釀提出來，再經過群眾反複討論後，進行選舉。……可以由群眾隨時提出批評，如果不稱職，經過群眾討論，可以改選、撤換。”[74]1966年11月，在毛澤東第6次接見“紅衛兵”時，“副統帥”林彪代表毛講話說：在毛主席正確路線的指引下，我國廣大革命群眾，創造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發展大民主的新經驗。這種大民主，就是黨無所畏懼地讓廣大群眾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的形式，批評和監督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機關和各級領導人。同時，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充分實現人民民主權利。沒有這種大民主，不可能發動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實現人們靈魂深處的大革命，不可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不可能鞏固無產 階級專政，不可能保證我們國家沿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道路前進。這種大民主，是毛澤東思想同廣大群眾相結合的新形式，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這種大民主，是毛主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新貢獻。[75]1967年1月31日，《紅旗》雜誌在1月奪權的高潮中發表了“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鬥爭”的社論，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毛主席把北京大學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稱為20世紀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這時，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預見到我們的國家機構，將出現嶄新的形式。”[76]
其實，被毛高度讚譽的聶元梓等人揭發北大校長陸平的那張大字報，與巴黎公社式國家機構重建，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當年，劉少奇下台前對此也百思而不解，他對伍修權說過：“我把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翻來覆去看了幾遍，實在看不出它的意義為什麽比巴黎公社宣言還要重大。”[77]比較習慣於理性思考的劉少奇可能至死也未明白，毛的“公社”情結並非理性認知，而隻是政治幻想，豈能以理論之？毛當時拉過“巴黎公社”這麵旗幟，不過是為了給自己鼓動全國“造反”、“奪權”提供一些馬克思主義包裝的理論依據和道德基礎罷了。那麽，毛當時是否真就“巴黎公社”模式深思熟慮了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與其說毛確認“巴黎公社”模式是取代當時的黨政權力結構的最佳選擇，還不如說，有關“文革”要走“巴黎公社”道路的說法，不過是折射出毛潛意識裏的“公社”情結。
毛在“文革”早期提出“巴黎公社”道路之後，中國還真出現了仿照毛的說法而建立的中國式“巴黎公社”。1967年2月5日，上海市“造反派”奪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權，建立了新政權組織，特地命名為“上海人民公社”。這是張春橋揣摸毛關於“巴黎公社”的說法而安排的名稱和形式。“上海人民公社宣言”稱：目前由各造反組織協商推舉群眾代表，與駐軍負責人和革命領導幹部組成“三結合的臨時的過渡性的權力機構，行使公社的領導權力”；最終目標是，“由革命群眾按照巴黎公社原則選舉產生”：“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工作人員，都隻有為人民服務的義務，絕沒有做官當老爺的權利。誰要脫離群眾，包辦代替，甚至壓製群眾，專斷獨行，就必須隨時撤換清洗”。[78]看起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闡述的“嶄新權力形式”的構想，正符合毛澤東反複宣稱的反官僚主義、追求政治平等、恢複巴黎公社偉大理想的“文革”目標。然而，它卻意外地遭到了毛澤東的激烈批評：“如果都改公社，黨怎麽辦呢？黨放在哪裏呢？公社裏的委員有黨員和非黨員，黨委放在哪裏呢？”“全國都改，就得發生改變政體，改變國號，有人不承認，很多麻煩事，也沒有什麽實際意義。”毛甚至說：“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現在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敗了，而是勝利了，那麽，據我看呢，現在也已經變成資產階級的公社了。……”不久，毛又說：“有人說選舉很好，很民主，我看選舉是個文明的字句，我說不承認有真正的選舉。”[79]
將毛對虛幻的“巴黎公社”道路的高度讚揚和對現實的中國式“巴黎公社”的刻意貶低加以對比，可以發現，原來他對巴黎公社全民選舉的民主新政體的憧憬，不過是他無意識中的幻境。當上海的“造反派”天真地按照幻境構築新政體時，毛卻從中看到了這種製度試驗對自己的“天下”的威脅。事實上，毛的“公社”情結不過是葉公好龍式的幻想，他還沒糊塗到把自己的權力建構在無法確實操控的海市蜃樓之上。毛發動“文革”的本意，無非是要清除黨內異己，確保大權獨攬。盡管他曾把幻想中的“巴黎公社”道路拿來作為揮舞的旗幟，但卻不願意真正的巴黎公社式民主選舉把他的權力體係變成虛渺的存在。所以，毛果斷地指示，“上海人民公社”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而“ 革命委員會”的產生，要在“大聯合”、“三結合”的基礎上由上級批準，這與“文革”前的任命製並無區別。於是，一場號稱以“改變官僚體製”為目的之“文化大革命”，最後仍然回歸到黨的集權專製。這個在“文革”中形成的新官僚體製，甚至比“文革”前的更加集權，更加專製，更加法西斯化。與此同時，所謂“巴黎公社的原則”也變成了故紙堆裏的垃圾。
3.毛的政治幻想的心理根源和行為表現
心理分析認為，意識與潛意識或無意識組成了人的精神世界。人的精神活動常常在它們中間尋求平衡。潛意識或無意識是意識的深層部分，包括原始衝動、本能以及各種欲望，由於社會標準不容，它們往往得不到滿足，被壓抑到無意識中。每當人的意識以及欲望受到挫折時，人就可能下意識地啟動“自我防禦機製”，以保護自己。這樣的“自我防禦機製”包括轉移／替代，合理化／文飾，反向（以相反的行為表現），歪曲，幻想，推諉，補償，升華等等。由於這種自我保護是在無意識狀態下進行的，便帶有自欺欺人的性質。從這個角度來看，以上關於毛的政治幻想的心理根源和行為表現就有了一些心理學方法的新解釋。
在毛澤東的心靈深處，他顯然自視為高於“秦皇、漢武”的“千古一帝”。但在當今世界，他已無法公開稱帝。因此對毛來說，他隻能經常性地通過“壓抑”把“帝王情結”藏到無意識中去。另一方麵，他也不時會啟動“轉移／替代”（用另一個目標替代原來的目標）機製，即采用冠冕堂皇的“人民”這一集合名詞來替代他的帝王情結。毛經常下意識地運用的另一種機製是“合理化／文飾”的手法。比如，他自命為“人民利益”的唯一代表，從而將自己不合理的行為合理化。毛在“文革”初期對“巴黎公社”的鼓吹，也充分表現了他把自己不合理的做法通過某種自欺性程序變成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的心理過程。而當他否定“上海人民公社”這一“巴黎公社”道路的實踐時，他使用的是“自我防禦機製”中典型的“反向”行為，即他的“自我”為了控製或防禦某些不被允許的衝動而有意識地作出相反的舉動，因此他不顧自己當初對“巴黎公社”道路的美譽，而毫不留情地貶低“巴黎公社”的不適用，又嘲笑全麵選舉的幼稚。
進一步來看，毛澤東打倒劉少奇並鏟除一大批黨內異己的“文革”運動，顯然是不合常理的。為了保護自己免受責難，毛的一係列行為模式基本上符合心理學所說的“自我防禦機製”。首先，他把自己與劉少奇之間無原則的“權力鬥爭”，深深地掩藏到無意識層次裏；其次，他用另一個“光明正大”的目標，來替代說不出口的真正目的，“繼續革命”就是一麵這樣的“旗幟”；再次，他用充滿道德感召力的“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充分實現人民民主權利”的訴求，試圖把冷酷的充滿私人目的的高層權力鬥爭合理化。
毛澤東1955年在嘲笑所謂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時說過：“他們不但需要欺騙別人，也需要欺騙他們自己，不然他們就不能過日子。”[80] 從心理分析的角度來認識，把這句話理解成毛澤東“文革”時期非理性心態的寫照，大概是十分恰當的。
【注釋】太多刪除
從表中所列的毛澤東的恐懼妄想中可以看到：首先，這是一種“被害妄想”；其次，許多妄想不符合基本的生活常識，如天花板上怎麽可能“藏人”（後來發現不過是一隻野貓）；再次，他在政治方麵受挫的心態，作為一種重要的情感因素，影響著他的疑懼/妄想。醫生李誌綏還提到了毛的疑懼/妄想症的重要病理基礎：毛長期以來患“神經衰弱”而導致嚴重失眠，“事實上毛有兩種失眠症，一種是生理時鍾的混亂，另一種是俗稱的神經衰弱性失眠。……毛的神經衰弱有多種症狀——失眠、頭暈、皮膚瘙癢和陽萎，嚴重時他會有恐懼感，尤其在空曠的地方，他必須有人攙扶，否則會跌倒，在人多的場合也會發生。……毛的神經衰弱的最終根源，在於他對其他領導同誌可能反抗的恐懼。共產黨中沒有幾個毛真正信任的人。”[41]值得一提的是：毛以夜為晝的生活和工作習慣，使他永遠在黑暗中思維，而這種生活和工作方式隻會促使他在漫長的曠夜中加深各種無來由的猜忌和妄想。
2.毛澤東對“政變”的恐懼：理解“文革”期間政治演進的一條線索
了解到毛晚年可能有妄想型精神病症狀，便不難理解為什麽他會在“文革”中一手製造那麽多常人不可理喻的冤、錯、假案。毛的“被害妄想”與他發動“文革”的主要原因――所謂的“防止反革命政變”有直接關係。曆史已經證明，當年根本就不存在什麽“反革命政變”的動向或可能。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被害妄想”像一場不可擺脫的噩夢貫穿了毛的晚年，直至他死亡為止。究其原因，或許可以說，恰恰是毛自己為了打倒劉少奇，先組織文人秘密地造“輿論”，繼而調動軍隊，以政變的方式，用莫須有的罪名，推倒了黨內第二號人物，打擊了一大批各級幹部，因此毛潛意識裏往往會擔心別人也對自己搞所謂“反革命政變”。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他那個著名的關於“反政變”講話中說：“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采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係統都做了布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作這個文章。這是沒有完全寫出來的文章，沒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們就要學這個沒有印出來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這是很深刻很嚴重的問題。”[42]林彪所說的使毛恐懼了幾個月的“政變”者，指的是“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指責這幾個人試圖“政變”，確實毫無根據，而這4位毛的追隨者也從未有過如此想法。然而，毛的妄想居然引發了整個中共上層的互相猜疑指責。在5月2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林彪、陳毅、周恩來等人也毫無根據地指責朱德要“搞政變”、“黃袍加身”，以至於朱德嘲諷著反詰道：“我80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還說做事？……”[43]顯然，這又是一出天方夜談。
不久，毛的重要打手康生又指責當時主持軍委工作的賀龍要搞“二月兵變”。有關這一荒唐的指控，1980年的中共文件是這樣描述的：1966年春，北京軍區從外地調了一個團給北京衛戍區，擔負民兵訓練、維持社會治安的任務，衛戍區為此派人到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借房子。7月上旬，北京大學有人貼大字報，懷疑部隊向學校借房是要搞兵變。康生抓住這個捕風捉影的材料，不經任何調查，就在7月27日北京師範大學的群眾大會上，蠱惑人心，大講所謂彭真策劃“二月兵變”的經過，說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情”。當時北師大工作組組長孫有餘認為這是謠傳，康生就指控孫“替彭真辯護”，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的立場”，要罷他的官。還有一些人為此受牽連，挨批鬥。[44]
這種根據幾張莫名其妙的大字報所作的指控，本來就是完全的捕風捉影。但毛澤東對賀龍的態度卻就此改變，對賀龍從“保”到“棄”，將賀龍“隔離審查”，直至迫害致死。不少學者認為，促使毛下決心打倒賀龍，不隻是“二月兵變”這一莫須有的罪名，還因為毛擔心賀龍與蘇聯軍方可能的“勾結”。[45]1964年11月，中共派出由周恩來為團長、賀龍為副團長的黨政代表團去蘇聯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紀念活動。在11月7日的國宴上，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元帥私下向賀龍說：“我們已經把赫魯曉夫趕下台了，現在該你們把毛澤東趕下台了。”賀龍當場反駁，並立刻報告了周和毛。盡管賀龍以其行動向毛表示了忠心，但毛卻一直疑雲未消，最後終於在“文革”中將賀龍投入黑牢。賀龍不是毛的嫡係，卻一直對毛忠心耿耿，甘作“家臣”。在延安時期，毛執意要和江青結婚時，遭到政治局成員的反對。但時任軍中要職的賀龍挺身而出，為毛保駕，他用土匪腔說道：“堂堂一個大主席，討個女人有什麽了不起，誰再議論我槍斃了他！”一時頗得毛的歡心。然而，從毛對賀的多疑寡信、刻薄少恩，最終把賀作為假想的敵人加以消滅，似乎越是想接近毛、越是積極向毛表示忠心的人，卻容易引起毛的疑懼/妄想。從“被害妄想”症的臨床表現看，這是常見現象，患者的疑懼/妄想常常從他最接近的、印象最深刻的人和事開始。
從這一角度來分析“文革”初期被打倒的總參謀長羅瑞卿的命運，或許會有新的理解。羅瑞卿一直是人所皆知的毛的忠臣，他擔任公安部長期間，對毛的安全保衛可謂鞠躬盡瘁，幾乎達到了由羅自己親自擔任“私人保鏢”的程度。毛可能原先準備讓他將來代替體弱多病的林彪出任國防部長。但陰差陽錯的是，劉少奇在1965年5月接見一個外國客人時先把這個安排說了出來：“每個人都要準備自己的接班人，國防部長的接班人是羅瑞卿”。[46]劉的這一講話作為正式文件下發，毛澤東看了這一文件便產生了對羅的猜疑。心胸狹窄的毛不但無法容忍他的親信被自己正準備打倒的政治對手提名為國防部長人選，而且進一步懷疑劉、羅之間可能有類似“政變”之類的陰謀。於是，羅瑞卿就突然被關押了起來。
在中國古代的君主中，恐怕找不到幾個人曾連續地親手殺死或逼死自己安排的儲君。而毛澤東就偏偏這樣做了。從1966年到1971年的短短5年裏，他連續殺死或逼死了劉少奇和林彪，這兩個人都是他先後欽定的“接班人”。劉、林不但隸屬於毛的嫡係，而且都曾經對毛不遺餘力地大肆吹捧而獲得信任。劉少奇曾幫助毛在“延安整風”中擊敗了毛在黨內最強大的對手王明，又率先提出了“毛澤東思想”。毛得以發動“文革”，則完全得益於林彪倡導的對毛的個人迷信和林的“保駕護航”。然而，不可理喻的是，毛偏偏對這兩人的疑懼/妄想程度最深，時間也最長。
例如，1966年5月18日林彪關於“防止反革命政變”的講話，是他揣摸毛的本意並得到毛批準後的發言。林彪在講話中提到，毛為了防止政變，幾個月來“多少天沒有睡好覺”，這一陳述亦屬實情。當時，毛林關係正處於熾熱的政治“蜜月期”，官方媒體則將林彪稱為毛的“親密戰友”。可是，林彪在中央的會議上發表此講話後僅1個月，毛竟然在寫給江青的信中說：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曆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吧。……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麽用呢？他到北京5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凶，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隻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20世紀60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麵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47]從這封信的內容來看，明顯地，毛非常懷疑林彪大談政變的動機。5年後，林彪死了，為了證實毛對林彪的先見之明，毛的這封信被公布了出來。然而，這封信不也同時揭露了毛多疑的特征嗎？在毛、林的政治“蜜月期”裏，毛尚且如此懷疑林彪，那麽，毛什麽時候真正信任過任何掌握黨政軍大權的部屬呢？
有趣的是，按中共的官方說法，林彪及其死黨（其實是他的兒子林立果等人）在1971年確實策劃了暗殺毛的政變。即便此說屬實，那麽這一“政變”也可以說是毛的日益嚴重的“被害妄想症”一步步逼出來的。1970年9月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毛、林開始公開衝突。雙方的爭執焦點似乎是“設國家主席”問題。根據今天多位學者的分析，這其實是個偽命題：毛並沒有說一定“不設國家主席”，林也從沒有說他要當“國家主席”。[48]可是，研究者們通常止於此地，而忽略了對毛澤東的妄想心理的線索追蹤。毛在這次會議上發現，自己的“家臣”陳伯達（原任毛的秘書，後由毛指定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竟然與林彪意見一致，並為林搖旗呐喊，連毛的“大內總管”汪東興都曾一度站到了林彪一邊，這立刻引起了毛的疑懼。因為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家臣”的“不忠”，由此又可能聯想到林彪拉攏“家臣”和“大內總管”，是否圖謀不軌。廬山會議以後，林彪便被說成是“在廬山搞了一次未遂的反革命政變”。[49]毛的妄想症在廬山會議後日益嚴重，據李誌綏回憶，毛甚至把周恩來派來的3個診斷他得了“肺炎”的醫生，硬說成是“林彪派來毒害”他的特務。隨後，毛的關於林彪要搞“政變”的妄想似乎越來越強烈，他采取了一係列針對林彪的反常做法。例如，他作為黨的主席，公開破壞黨的紀律，在1971年8月至9月的南巡中，到處拉攏地方軍政大員，攻擊黨的副主席林彪，同時積極準備再發動一場類似打倒劉少奇那樣的宮廷政變。如同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和他的親信們在“571工程紀要”中所言：毛“是一個懷疑狂、瘧（虐）待狂，他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50]如果說，年輕氣盛的林立果等人產生了政變的想法，這也可以被看作是毛的“林彪欲政變”的“妄想症”逼出來的鋌而走險之舉。
3.毛澤東偏執型人格的政治後果
在毛澤東一生的最後20年裏，他的多疑已發展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例如，1959年，他把和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的衝突，與彭的乳名“彭得華”聯係起來，據此認為彭有危害毛的野心。毛在決定整倒彭德懷的哪一夜，“吃3次安眠藥仍然沒睡覺”，他對自己身邊的衛士田雲玉說：“你知道彭德懷原來叫什麽名字嗎？”“彭德懷原來叫彭得華，就是要得中華。”[51]再如，1971年林彪死後，毛澤東曾向人打聽說∶“李醫生（李誌綏）的兒子取名李重，重是千裏，誌在千裏，李誌綏是不是有野心？”[52]對這種現象，精神病學診斷可能會指為偏執型人格障礙。
按照醫學標準，偏執型人格障礙有如下表現：
（1）廣泛猜疑，常將他人無意的、非惡意的甚至友好的行為誤解為敵意或歧視，或無足夠根據，懷疑會被人利用或傷害，過分警惕防衛。
（2）將周圍事物解釋為不符合實際情況的“陰謀”，並可成為超價值觀念。
（3）易產生病態嫉妒。
（4）過分自負，若有挫折或失敗則歸咎於人，總認為自己正確。
（5）好嫉恨別人，對他人過錯不能寬容。
（6）脫離實際地好爭辯與敵對，固執地追求個人不夠合理的“權利”或利益。
（7）忽視或不相信與患者想法不相符合的客觀證據。因而很難以說理或事實來改變患者的想法。
患者的症狀至少要符合上述項目中的3項，方可診斷為偏執型人格障礙。具偏執型人格的人少有自知之明，對自己的偏執行為持否認態度。[53]
毛澤東晚年的性格特征幾乎符合偏執型人格的上述所有病症表現。心理學研究揭示，老年人的性格特點常常是其青壯年時期性格的加強和發展。青年人和中年人對自己心理和行為上的弱點，有時能自我控製，所以這些弱點未必會向極端傾向發展。但是，到了老年之後，人的自控力變弱，原來比較隱蔽的性格特征隨時可能暴露出來。毛自青年時代起就是一個“唯意誌論”者，又是一個激動型的詩人。他本來就容易受非理性的唯意誌和失控的激情所支配，到了他的晚年，這些性格特點便發展成為偏執的病態。
如果仔細分析毛澤東和他的“敵人們”的衝突之起源和發展，常常會發現，這些衝突的驟然升級，往往涉及一些相對來說無關緊要的事引發的意氣之爭。在許多場合，毛明顯地表現出上述偏執型人格的第6個特點，即“脫離實際地好爭辯與敵對，固執地追求個人不夠合理的‘權利’或利益”。毛在“文革”中反複表示：他與劉少奇的重大理論分歧爆發在1965年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54]當時，毛與劉就“四清”的一些問題有一些不同看法，劉在毛講話時插了話。據與會者回憶：他們隻是各說各的，沒有任何直接的衝突。會議閉幕前，鄧小平出於照顧毛的身體，建議他可以不參加閉幕式。不料毛不僅勃然大怒，還拿出了《憲法》和《黨章》，氣勢洶洶地興師問罪，說劉少奇和鄧小平剝奪了他的“言論自由”；毛甚至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麽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55] 按照毛的說法，就是在這次衝突之後他下決心要打倒劉少奇。現在看來，毛當時的反應完全與偏執型人格的第一個特點相符，“將他人無意的、非惡意的甚至友好的行為誤解為敵意或歧視”。
1966年8月4日，毛澤東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此前，毛原本同意劉少奇建議的派工作組進入大學的作法。但在這次會上，毛卻出爾反爾，不僅否認自己曾讚成派工作組，而且攻擊劉少奇通過工作組“鎮壓”“文革”。毛當眾指責挖苦劉少奇：“你在北京專政嘛，專的好！”毛還語帶威脅地說：“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這時，劉忍無可忍地表示：“無非是下台，有5條不怕（即不怕撤職、不怕降級、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牢殺頭——引者注）”。[56]本來，毛對劉的指責就屬於食言自肥、無端尋釁，一旦劉少奇稍稍表示了不滿，毛在偏執型人格的支配下，不但不肯認錯，而且雷霆震怒。於是毛進一步擴大事態，他馬上寫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把與劉的個人爭論歸結為與一個假設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鬥爭。同時，毛又改變大會議程，改組政治局，將林彪確立為接班人。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偏執型人格的第四個特點，即“過分自負，若有挫折或失敗則歸咎於人，總認為自己正確”。
從精神病病症的角度來解讀毛澤東晚年的多疑和殘忍，絕非標新立異或危言聳聽。實際上，在發動和領導“文革”的中共上層集團中，有病態人格和精神病病症的人絕不止毛一個人。例如，江青早在1959年就被多名專家診斷為有“強迫觀念和雙重人格”[57]；康生“建國後一段時期……被毛澤東冷落，中共許多領導大多熟知其整人善變的習性，同他疏遠，所以他一直稱病韜晦、深居簡出，而且患了很重的精神病。當時康生的病情挺嚴重，有幻視、幻聽的症狀，明明窗明幾淨，可他偏說有壁虎在爬動。” [58] 至於“副統帥”林彪，多名醫生（包括他的保健醫生）都診斷他精神有問題。“文革”初期李誌綏去為他檢查身體，一看到他就認定“是一個精神上不健全的人”。[59]法國學者皮埃爾。阿考斯和瑞士學者皮埃爾。朗契尼克寫過一本非常有名的書《病夫治國》。在該書序言裏他們寫道：“在人類曆史上的某些時候，瘋子，能見到幻像的人，預言者，神經官能症患者和精神錯亂者，曾經起過重大作用，而且不僅僅是在偶然的機會使他們生而為王的時候。通常，他們都造成了極大的破壞……”[60]中國那場瘋狂混亂的“文革”的領導者們，他們的病態不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嗎？
三、毛澤東的政治幻想：左右毛主義的重要因素
缺乏想象力的領袖人物很難開拓新的局麵，取得劃時代的成就；但沉溺於幻想中的領袖可能把國家作為巨大的實驗室，使整個民族陷入災難之中。不幸的是，毛澤東正屬於後者。很多晚年毛澤東的研究者在解釋他的錯誤時，常常把緣由歸結為毛的“理想主義”。但是他們忽略了一點，理想不同於幻想，不符合客觀實際和社會規律的理想隻能是空想和幻想。幻想是人抓住現存或曆史上某些事物的某些方麵，對它們進行觀念的加工，用觀念的聯係代替事物之間客觀的、真實的聯係，把這些個別的方麵加以誇大而虛構出來的東西。毛澤東的問題很大程度上與他的空想主義和幻想主義有關。如果說1958年“大躍進”中毛試圖通過“一天等於20年”、“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等荒唐的口號來“趕英超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這反映了他在經濟建設中遊離現實、陷入夢幻的空想主義，那麽，他發動“文革”時，企圖通過在上層建築領域內的“不斷革命”和“鬥私批修”來促進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建成一個反修防修的社會主義社會，則突出地表現了幻想對其政治實踐的影響。
從心理學角度來分析，在人類的正常生活中，幻想具有缺失補償的積極作用，是一種正常的精神現象。但是，當一個人把幻想一味當作現實，便可能被視為一種精神病症。在晚年毛澤東的日常生活中，不難發現他常常沉溺於幻想之中。據他的衛士長李銀橋回憶：1958年，毛澤東到上海。市委負責人為毛安排文娛活動，征求他的意見。毛澤東想了想說：還是看場“白蛇傳”吧。演出時，“毛澤東是很容易入戲的，用現在的話講，叫‘進入角色’。一支煙沒吸完，便擰熄了，目不轉睛地盯看台上的演員。……然而，這畢竟是一出悲劇。當金山寺那個老和尚法海一出場，毛澤東的臉色立刻陰沉下來，甚至浮現出一種緊張的恐慌。他嘴唇微微張開，下唇時而輕輕抽動一下，齒間磨響幾聲，似乎要將那老和尚咬兩口”：“毛澤東終於忘乎所以地哭出了聲，那是一種顫抖的抽泣聲，並且毫無顧忌地擦淚水，擤鼻涕。到了這步田地，我也隻好順其自然。我隻盼戲快些完，事實上快完了，法海開始將白娘子鎮壓到雷峰塔下……就在鎮壓的那一刻，驚人之舉發生了：毛澤東突然憤怒地拍‘案’而起，他的大手拍在沙發扶手上，一下子立起身：”不革命行嗎？不造反行嗎？‘……在他立起身那一刻，褲子一下子脫落下來，一直落到腳麵。“ 戲劇閉幕後，”全場的鼓掌聲終於將他喚醒。他稍一怔，也跟著鼓起了掌“。但是，在閉幕後接見演員時，”他是用兩隻手同’青蛇‘握手，用一隻手同’許仙‘和’白蛇‘握手。他沒有理睬那個倒黴的老和尚’法海‘……“[61] 這一觀劇細節顯示，毛很容易進入戲中的虛擬世界，不僅動情大哭，還拍案而起，以致掉了褲子，大失儀態。如果說這些舉止還可被理解為”進入角色“，那麽，他對”反麵人物“法海的仇恨，乃至於對扮演法海的演員的不理睬，便隻能用他不能正常地從幻想狀態中解脫出來加以解釋了。
如果說，毛在觀劇時表現出來的幻想型行為還隻涉及生活模式，那麽他在政治行為和政治認知上的習慣性幻想，則可能構成對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走向的關鍵性影響。更值得注意的是，習慣性幻想可能無意識地支配著他的認知和行為，使他的行動偏離理性軌道。現代心理學認為：無意是對某種對象不自覺的、不由自主的反映的認識，相當於“下意識”。[62]從這個角度來分析，毛澤東的政治行動常常很明顯地受潛意識和政治幻想的支配。下麵試作分析。
1.毛的“人民”情結和“帝王”幻境
在毛澤東的潛意識裏有一個深深的“人民”情結。一方麵，毛以為，“人民”永遠渴望著他的領導；另一方麵，他又把人民視為可任意擺布的子民。因此，他有理由隨時代替人民決定他們的利益，而“人民”會因為對他的依賴而緊緊跟隨。當黨的宣傳機器把他從“人民的大救星”抬高到“萬歲、萬萬歲”時，這種“人民”情結也脫離了理性認知，轉化為毛的潛意識。他不再相信，人民可能期待別的選擇；即便現實揭示出相反的情形，他的這種潛意識也不再改變，而是寧肯生活在自欺欺人的語境中。從更深層次來看，毛的“人民”情結其實不過是他的潛意識裏的“帝王情結”的外化和包裝而已。由於毛不便使用“帝王”話語，因此，他隻能用“人民”和“人民利益”來曲折地表達自己的馭民企圖；同樣地，他也隨時需要人民的“山呼萬歲”來確認自己“君臨天下”的感覺。1966年他先後8次接見上千萬各地赴京的“紅衛兵”，不僅僅是為了煽動這些幼稚的年青人為他“衝鋒陷陣”，也是為了體驗和感受對他個人的崇拜和盲從。當毛在天安門城樓上俯視廣場上激動若狂、山呼萬歲的百萬“紅衛兵”時，當天安門城樓被稱為“紅太陽升起的地方”時，毛的那種以“人民的天然代表”為包裝的“帝王情結”，得到了充分的滿足。
從50年代開始，從毛推行的一係列政策裏可以看出，人民在毛的政治生涯中隻不過是實現其政治幻想的工具，他從來不以民生為念，又時時想操縱民眾為自己的政治幻想服務。50年代後半期，在一次毛與李銳的談話中，李銳聽到毛說出了心中的真實想法：“他公開說，我們現在就是搞愚民政策，我們現在就是訓政時期”。[63]由此看來，“人民”和“人民利益”不過是毛的“愚民政策”的一個巧妙的道德籍口而已。
毛澤東一向申明並堅信，他發動的“文革”是符合占人口90%以上的“人民”利益的。1966年6月，正值“文革”風雲如火如荼之際，毛澤東在韶山寫了“七律。有所思”，以詩言誌，表達了自己發動“文革”的心跡。他寫道：“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憑闌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64]高華對此詩作了精彩的闡釋：“當然，人民是不會自發產生正確思想的，惟有人民的化身毛，才能給人民以思想，所以‘故國人民有所思’，實際上是毛代表人民在思索。”[65]7月8日，毛在給江青的信中提到：“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66]7月16日，毛在武漢暢遊長江，當狂熱的民眾歡呼“毛主席萬歲”時，毛回應道：“人民萬歲！”[67]8月18日，毛在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時在天安門上與林彪談話時又說：“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義。”顯然，毛認為，要使“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就需要由自己來發動“這個運動”加以推動。盡管他高呼“人民萬歲”的那一刻或許是真誠的，甚至可能連他自己也被感動了的，但同時他也堅信，對他高呼“萬歲”的“人民”隻能由他來代表、由他領導並任由他來“運動”。
與劉少奇、彭德懷相比，毛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行為特征是，當自己的政策給人民帶來嚴重的惡果時，毛不願意、也不敢麵對真相，而是時常退縮到幻想中去，自欺也欺人。例如，1959年6月下旬，毛澤東在上廬山開八屆八中全會前，回訪了故鄉韶山。在那裏，他親耳聽到了鄉親們對“大躍進”的抱怨，目睹了“公共食堂”的慘狀，也聽到了一些在第一線工作的基層幹部對“大躍進”已經出現的惡果的匯報。麵對這種極為困難、悲哀的局麵，毛澤東卻掉頭沉浸在自己的政治幻想中，吟出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1959年6月28日，“到韶山”）和“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裏可耕田”（1959年7月1日，“登廬山”）。這不是什麽“詩人的浪漫”，而是政治領袖用幻想來自慰。緊接著，全國發生了“三年大饑饉”，赤地千裏、餓殍遍野。毛澤東聽到了大量有關大饑荒的實情報告，不得不表示自己不再吃肉，以體現與民共苦，但與此同時，他再次用幻想中的“紅霞萬朵百重衣”和“芙蓉國裏盡朝暉”（1961年，“答友人”）等詩句，來虛構一幅歌舞升平的圖景以自欺欺人。與當時全國民眾極其悲慘的處境以及從肺腑中發出的悲愴求救的呼喚相比，與彭德懷在湖南民間考察後寫下的民謠“穀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麽過，請為人民鼓與呼”相比，毛的這種幻想是何等的不以民生為念，已毋需多言。從這一現象可以看出，從50年代起，毛在許多方麵經常本能地、無意識地欺騙自己，也試圖欺騙黨內各級幹部和民眾，同時創造並維護著他個人需要的自我愉悅的幻景。
到了毛的最後歲月，他其實已經意識到自己發動的“文革”遭到了全國上下多數人的抵製和否定。他曾經對身邊的親信表示：“我死後，可能不出一年，長了不出三、四年，會有翻天覆地。民心、軍心，我看不在（我們）這邊。”[68]顯然，他明白自己的“英明偉大”早晚會被顛覆。然而，他卻不願意承認自己這個“人民領袖”的失敗；相反，他頑強地死死抓住“君臨天下”的最後感覺。1976年元旦，在批判“右傾翻案風”的高潮中，毛已經是病入膏肓、苟延殘喘之身，但他在《人民日報》上高調發表了自己1965年寫的“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兩首詞。前一首詞中“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和“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等語句，誇張地表現了毛的唯意誌論和“萬物皆控於我”的意識；而後一首中“鯤鵬展翅九萬裏”、“背負青天朝下看”之類詞句，充分顯示了毛的那種淩駕於神州之上的自負和狂妄。20世紀40年代中期毛寫過“沁園春。雪”，詞語之間，蔑視“秦皇漢武”、“唐宗宋祖”，自信“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帝王情結”，躍然紙上。到了毛將死之即，他的這種心態毫無改變，盡管失敗在即，他依然幻想著自己能“鯤鵬展翅”式地在政治上隨意揮灑。更準確地說，毛此刻隻能在文學幻境裏體驗自己的“偉大”和“曆史地位”了。他生前看過的最後一部電影是“難忘的戰鬥”，當銀幕上出現了解放軍入城，市民和學生載歌載舞、敲鑼打鼓地夾道歡迎的鏡頭時，毛老淚縱橫。[69]這可以被看作是毛對自己當年的“成功”深深的依戀；也可以被理解為毛對自己晚年的失敗和“君臨天下”的即將逝去心猶不甘。
2.“公社”情結：毛的政治幻想
毛澤東還有一個深深植根於頭腦中的政治幻想，即“公社”情結。“大躍進”時期它表現為毛鼓吹的“人民公社”，其模式覓自《張魯傳》。“文革”時期，它又改頭換麵地變成了用馬克思主義包裝的“巴黎公社”。
毛對“巴黎公社”的鍾情可追溯到1926年，這一年3月18日他在國民黨政治講習班演講，題目便是“紀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義”。[70]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毛又用“巴黎公社”為理論武器整過彭德懷。[71]“文革”之初的1966年7月和8月，他把北大聶元梓等7人寫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稱為“20世紀60年代中國的巴黎公社宣言書，意義超過巴黎公社”[72]，“是20世紀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73] .在他主持製定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中也這樣寫道：“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麵的選舉製。候選名單，要由革命群眾充分醞釀提出來，再經過群眾反複討論後，進行選舉。……可以由群眾隨時提出批評，如果不稱職，經過群眾討論，可以改選、撤換。”[74]1966年11月，在毛澤東第6次接見“紅衛兵”時，“副統帥”林彪代表毛講話說：在毛主席正確路線的指引下，我國廣大革命群眾，創造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發展大民主的新經驗。這種大民主，就是黨無所畏懼地讓廣大群眾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的形式，批評和監督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機關和各級領導人。同時，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充分實現人民民主權利。沒有這種大民主，不可能發動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實現人們靈魂深處的大革命，不可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不可能鞏固無產 階級專政，不可能保證我們國家沿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道路前進。這種大民主，是毛澤東思想同廣大群眾相結合的新形式，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這種大民主，是毛主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新貢獻。[75]1967年1月31日，《紅旗》雜誌在1月奪權的高潮中發表了“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鬥爭”的社論，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毛主席把北京大學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稱為20世紀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這時，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預見到我們的國家機構，將出現嶄新的形式。”[76]
其實，被毛高度讚譽的聶元梓等人揭發北大校長陸平的那張大字報，與巴黎公社式國家機構重建，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當年，劉少奇下台前對此也百思而不解，他對伍修權說過：“我把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翻來覆去看了幾遍，實在看不出它的意義為什麽比巴黎公社宣言還要重大。”[77]比較習慣於理性思考的劉少奇可能至死也未明白，毛的“公社”情結並非理性認知，而隻是政治幻想，豈能以理論之？毛當時拉過“巴黎公社”這麵旗幟，不過是為了給自己鼓動全國“造反”、“奪權”提供一些馬克思主義包裝的理論依據和道德基礎罷了。那麽，毛當時是否真就“巴黎公社”模式深思熟慮了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與其說毛確認“巴黎公社”模式是取代當時的黨政權力結構的最佳選擇，還不如說，有關“文革”要走“巴黎公社”道路的說法，不過是折射出毛潛意識裏的“公社”情結。
毛在“文革”早期提出“巴黎公社”道路之後，中國還真出現了仿照毛的說法而建立的中國式“巴黎公社”。1967年2月5日，上海市“造反派”奪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權，建立了新政權組織，特地命名為“上海人民公社”。這是張春橋揣摸毛關於“巴黎公社”的說法而安排的名稱和形式。“上海人民公社宣言”稱：目前由各造反組織協商推舉群眾代表，與駐軍負責人和革命領導幹部組成“三結合的臨時的過渡性的權力機構，行使公社的領導權力”；最終目標是，“由革命群眾按照巴黎公社原則選舉產生”：“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工作人員，都隻有為人民服務的義務，絕沒有做官當老爺的權利。誰要脫離群眾，包辦代替，甚至壓製群眾，專斷獨行，就必須隨時撤換清洗”。[78]看起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闡述的“嶄新權力形式”的構想，正符合毛澤東反複宣稱的反官僚主義、追求政治平等、恢複巴黎公社偉大理想的“文革”目標。然而，它卻意外地遭到了毛澤東的激烈批評：“如果都改公社，黨怎麽辦呢？黨放在哪裏呢？公社裏的委員有黨員和非黨員，黨委放在哪裏呢？”“全國都改，就得發生改變政體，改變國號，有人不承認，很多麻煩事，也沒有什麽實際意義。”毛甚至說：“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現在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敗了，而是勝利了，那麽，據我看呢，現在也已經變成資產階級的公社了。……”不久，毛又說：“有人說選舉很好，很民主，我看選舉是個文明的字句，我說不承認有真正的選舉。”[79]
將毛對虛幻的“巴黎公社”道路的高度讚揚和對現實的中國式“巴黎公社”的刻意貶低加以對比，可以發現，原來他對巴黎公社全民選舉的民主新政體的憧憬，不過是他無意識中的幻境。當上海的“造反派”天真地按照幻境構築新政體時，毛卻從中看到了這種製度試驗對自己的“天下”的威脅。事實上，毛的“公社”情結不過是葉公好龍式的幻想，他還沒糊塗到把自己的權力建構在無法確實操控的海市蜃樓之上。毛發動“文革”的本意，無非是要清除黨內異己，確保大權獨攬。盡管他曾把幻想中的“巴黎公社”道路拿來作為揮舞的旗幟，但卻不願意真正的巴黎公社式民主選舉把他的權力體係變成虛渺的存在。所以，毛果斷地指示，“上海人民公社”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而“ 革命委員會”的產生，要在“大聯合”、“三結合”的基礎上由上級批準，這與“文革”前的任命製並無區別。於是，一場號稱以“改變官僚體製”為目的之“文化大革命”，最後仍然回歸到黨的集權專製。這個在“文革”中形成的新官僚體製，甚至比“文革”前的更加集權，更加專製，更加法西斯化。與此同時，所謂“巴黎公社的原則”也變成了故紙堆裏的垃圾。
3.毛的政治幻想的心理根源和行為表現
心理分析認為，意識與潛意識或無意識組成了人的精神世界。人的精神活動常常在它們中間尋求平衡。潛意識或無意識是意識的深層部分，包括原始衝動、本能以及各種欲望，由於社會標準不容，它們往往得不到滿足，被壓抑到無意識中。每當人的意識以及欲望受到挫折時，人就可能下意識地啟動“自我防禦機製”，以保護自己。這樣的“自我防禦機製”包括轉移／替代，合理化／文飾，反向（以相反的行為表現），歪曲，幻想，推諉，補償，升華等等。由於這種自我保護是在無意識狀態下進行的，便帶有自欺欺人的性質。從這個角度來看，以上關於毛的政治幻想的心理根源和行為表現就有了一些心理學方法的新解釋。
在毛澤東的心靈深處，他顯然自視為高於“秦皇、漢武”的“千古一帝”。但在當今世界，他已無法公開稱帝。因此對毛來說，他隻能經常性地通過“壓抑”把“帝王情結”藏到無意識中去。另一方麵，他也不時會啟動“轉移／替代”（用另一個目標替代原來的目標）機製，即采用冠冕堂皇的“人民”這一集合名詞來替代他的帝王情結。毛經常下意識地運用的另一種機製是“合理化／文飾”的手法。比如，他自命為“人民利益”的唯一代表，從而將自己不合理的行為合理化。毛在“文革”初期對“巴黎公社”的鼓吹，也充分表現了他把自己不合理的做法通過某種自欺性程序變成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的心理過程。而當他否定“上海人民公社”這一“巴黎公社”道路的實踐時，他使用的是“自我防禦機製”中典型的“反向”行為，即他的“自我”為了控製或防禦某些不被允許的衝動而有意識地作出相反的舉動，因此他不顧自己當初對“巴黎公社”道路的美譽，而毫不留情地貶低“巴黎公社”的不適用，又嘲笑全麵選舉的幼稚。
進一步來看，毛澤東打倒劉少奇並鏟除一大批黨內異己的“文革”運動，顯然是不合常理的。為了保護自己免受責難，毛的一係列行為模式基本上符合心理學所說的“自我防禦機製”。首先，他把自己與劉少奇之間無原則的“權力鬥爭”，深深地掩藏到無意識層次裏；其次，他用另一個“光明正大”的目標，來替代說不出口的真正目的，“繼續革命”就是一麵這樣的“旗幟”；再次，他用充滿道德感召力的“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充分實現人民民主權利”的訴求，試圖把冷酷的充滿私人目的的高層權力鬥爭合理化。
毛澤東1955年在嘲笑所謂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時說過：“他們不但需要欺騙別人，也需要欺騙他們自己，不然他們就不能過日子。”[80] 從心理分析的角度來認識，把這句話理解成毛澤東“文革”時期非理性心態的寫照，大概是十分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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