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基督教入華曆史的誤解

基督教近代入華作用及性質之再認識

張文舉
摘要：基督教近代入華以來，大批傳教士在傳教外，為中國人民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這尤其表現在教育、醫療衛生、慈善事業、科技、先進政治思想的傳播、轉變不良社會風習等方麵。然而，基督教近代入華也引起了極大的誤解甚至曲解，遭受到了巨大的反對和抵製，概括言之，這誤解不外將基督教妖魔化、政治化、異類化和愚昧化。四種反教理由，大抵不出蒙昧主義、民族主義、國粹主義、理性主義、科學主義等幾種思想傾向，而很少顧及事實之全部與學理之深入。這中間的第二條，即政治傾向中，相當原因應歸之於西方的殖民侵略及傳教方式上的問題；其餘三條，皆屬於我們應從自身認真檢討的範圍。
關鍵詞：基督教；積極影響；誤解；妖魔化；政治化；異類化；愚昧化
中圖分類號：B97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04）01-0030-04

基督教近代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無論在文化，還是在社會影響上，都是十分重要的曆史事件。但是，在一個半世紀後的今天，反思來路，我們卻發現，不論是社會大眾與意識形態接受或拒斥它時的心態和理由，還是一些學者對它進行的研究和了解，都比較缺乏一種基本的尊重全麵事實的精神,和理性分析的態度；往往簡單指責甚至盲目攻擊者多，深入了解和理解卻少。針對這一情況，本文欲提請人們注意，基督教在近代入華以來，對中國社會積極影響之一麵，及引起極大誤解甚至曲解的一麵，尤其是嚐試對此誤解予以清理，以稍稍糾正一下我們認識上的偏識，並期望能引起我們進一步深入探究與思考的願望。
一
鴉片戰爭以來，基督教（不論新教還是天主教）在中國得到了迅速的傳播。據1923年中國基督教教會年鑒報告：“基督教在全國1073縣中，沒有占據的隻有126縣，其餘都樹了基督教旗幟。”另據1922年出版的英文版《中華歸主》的統計，僅從1900年到1920年的20年間，全國的新教徒已至36.6萬多人，差會達130個，有外國傳教士6204名，教堂1萬多；到1937年，教徒增至65萬人。天主教會也有相應的發展，1900年時天主教徒為74萬人，1920 年增加到190多萬；到1936年，達280萬人。許多傳教士不遠萬裏來華傳教，都是抱著純正善良的宣講上帝福音的動機，與商務和政治並無牽涉。舉第一位來華新教教士馬禮遜為例，在他由英國申請來華時，曾遭英當局激烈反對，後輾轉美國始克成行；來華後，他又遭東印度公司諸般為難。又如揚州教案的受害者，中國內地會創始人戴德生，曾說：“假如我有千金英鎊，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如我有千條生命，不留下一條，全部獻給中國。”在義和團運動（庚子教難）中，戴德生創立的內地會，有58人被害，此外還有21名兒童。但在事後的索賠中，戴德生主動放棄賠償要求，即使中國政府情願賠償，也不接受，以示和不平等條約劃清界限。
大批教士來華後，深入內地，備嚐艱辛，傳教外，為中國人民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產生了廣泛影響。諸如教育平民、施醫救急、撫孤慈幼、賑濟災民、破除迷信、戒絕鴉片、禁賭廢娼、解放婦女等等。教會在中國所辦學校取得驚人的發展。1889年，教會學校學生總數不到17000人。到1918 年，教會學校約13000所，學生總數約35萬名。估計到1926年，教會學校總數約達15000所，學生共約80萬名。而到了1937年，教會學校在校學生估計總數約100萬名，其中大學生約8000名，中學生約9萬名，其餘為小學生及一些神學院校學生。其中基督教重點放在大學，天主教則放在小學和神學。另據統計，在1914年，教會學校有12000多所，學生約25萬名；當時中國官立學校共57267 所，學生共約163萬名，與教會學校的比例學校是5：1，學生是6：1,由此可見教會教育在當時的比重了。教會特別重視高等教育事業。據1917年日人統計，在外國人辦的初等學校中，學生數占當時中國學生總數的4%，中等學校占11%，而在外人辦的高等學校中，學生數占當時中國新式學校學生總數的80%。 1926年以前，中國國立大學隻有北京大學1所，省立大學隻有山東大學、北洋大學兩所，私立大學5所，而基督教會所辦大學，則有16所，著名者如基督教所辦之蘇州東吳大學、上海聖約翰大學、北京燕京大學、廣州嶺南大學、濟南齊魯大學、杭州之江大學、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湖南湘雅醫學院等。包括天主教所辦之北京輔仁大學、上海震旦大學、天津工商學院。除過普通教育外，在針對殘疾人所進行的特殊教育方麵，基督教會亦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首創之功，不可磨滅。總之，在教育上，單就美國言，如郭沫若1950年在政務院第65次會議上報告總括的：“根據1936年的調查，美國教會及救濟機關在中國的‘投資 ’總額達4190萬美金。其中，動費用占47%。”教會教育在40年代亦有很大的發展，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止。誠如胡適所言，“這幾十年來，教會在中國設立了很多優良的大學和中學，它們對於近代的學術實在有很多的貢獻和影響，可惜現在又都沒有了。”所有這些學校的設立，為介紹西方先進的科技文化和人文學術，引進西方新式教育體製，造就一代新式人才，無疑起了開先河的作用，其對幾千年的舊式封建教育，形成巨大的衝擊力，客觀上加快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醫學上，據1936年第13期《基督教會年鑒》統計，基督新教34個差會在華創辦的醫院，分布全國各地，至抗戰爆發，總數達260 個。此且不算天主教會所辦醫院。《劍橋中國晚清史》講，“1876年有412181名病人在40所醫院和診所接受過治療；30年後，據報道每年至少有 200萬病人在250所教會醫院和診所接受治療。”有人總結過，“教會醫療事業從1835年開始，一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間，在中國共設有25000 張病床，5000萬美元的投資，平均每年約有400名外國醫護人員在這些醫院工作。”舉創建中國第一個精神病院的美國長老會的嘉約翰博士為例，他從 1854年5月15日到達中國之日起，一直到1901年8月15日在廣州去世，差不多有半個世紀之久主持博濟醫院的業務。據統計，嘉約翰醫生診治的門診病人達74萬人次，住院病人達4萬人次，曾為49000餘病人動過外科手術，翻譯了34部西醫西藥書籍，培訓了150名西醫人才等。可以說他為中國的醫療事業奉獻了畢生精力。另據統計，至辛亥前，西人譯著西醫書籍達100多種，內容涉及診斷法、繃帶包紮法、皮膚病、梅毒、眼病、炎症、醫學原理和實踐、藥物學、熱病、衛生學、外科學、解剖學和生理學等，其基本為傳教士所為；此外，他們還開辦藥廠、創辦醫學報刊，傳播現代醫學知識。所有這些作為，無疑為救治當時處在水深火熱中的中國民眾的疾苦，起到了相當積極的作用。
西方科技知識的傳布，首先受益於傅蘭雅、丁韙良、林樂知等一批傳教士的翻譯之功。比如曾在上海江南製造局任翻譯長達28年之久的傅蘭雅，是在華傳教士中向中國介紹西方科學技術著作數量最多的人，據其《譯事述略》收錄，至1878年出版的各類西方科技著作達97種，以工程技術為主，包括算學、化學、汽學、天文、醫學、物理學、軍工業等，還有史學和法學等。費正清另有過統計，傅蘭雅“一生翻譯了129篇譯文，其中有57篇自然科學，48篇應用科學，14篇陸海軍科學，10篇曆史和社會科學。”（此處翻譯所謂“篇”，許多實際是“部”，即著作）他們不僅譯書著述，還介入實踐，指導當時洋務派興辦各類實業。總之，如有人總結的，“傳教士在近代中國開辦的報館，醫院和學校，其內部經營管理是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產物。這些機構一般來說，管理民主化、科學化、辦事有效率，用人精幹，建築實用，設備新穎，這些為中國文化教育醫療事業的興建提供了借鑒。 ”
在政治方麵，如範文瀾先生認為的，在華新教教士是“變法運動的別一推動力”。這體現在三個方麵：一是變法思想的傳播，得力於傳教士所開設的報館，他們於其間介紹西洋文化，以啟發民智。二是英國蘇格蘭長老會教士韋廉臣在上海成立廣學會，以林東知、丁韙良、李佳白、艾約瑟、李提摩太等一批傳教士為主，通過西學著作的翻譯，為維新誌士變法提供了理論。三是教士們創辦的《萬國公報》，多刊載時局論文及中外重大政治法令，有力推動了變法運動的發展。費正清說，“基督教傳教士在最初喚醒中國人使之感到需要變法這一方麵，曾起過重要作用（據說康有為在1898年對一個記者說過，他轉而主張變法，主要歸功於李提摩太和林樂知的著作）；此外，他們還幫助形成了改革派自己的方法、思想甚至世界觀。”辛亥革命時期，許多革命誌士與基督教士均有密切交往，受其影響，許多人如孫中山等受洗成了基督徒，他們為革命為中國之命運出生入死，置個人安危和小利於不顧，實在與其信仰所提供的精神力量分不開。
眾所周知，基督教會在舊中國的慈幼事業以及賑災救濟活動中，有過大量作為，起過重要影響，有些甚至是開創性的。比如他們設立育嬰堂、孤兒院、盲童學校、聾啞學校等機關，收容棄嬰、孤兒和各類殘疾兒童，對他們進行撫養和教育，使他們能夠長大成人，並能融入正常的社會生活。“解放前,僅在上海一地每年至少在街頭或垃圾箱裏可以找到18000具童屍。遇到災荒，更是成群的嬰兒被拋棄。”尤其女嬰。育嬰堂正是針對這種情況而開辦的慈善機構。開辦於1867年的上海聖母育嬰堂，“據累計，到1935年該堂已收容過嬰兒17000餘名。”當然，許多育嬰堂因條件簡陋，傳染病時有發作，死亡率很高。遇到這種情況，一些士紳人等便捏造各種荒誕不經的謠言，鼓動不明真相的群眾鬧事，而這正是許多教案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不管怎樣，對此類慈幼撫孤的善舉，我們應有一同情的理解，不可求全責備。那怕在興辦時是出於什麽動機，畢竟我們在棄嬰，而別人在為我們收養棄嬰，我們畢竟沒有人首先想到過要辦育嬰堂、孤兒院。舊中國災害頻仍，每遇災情，總有許多傳教士前往災區了解災情，發??捐活動；他們還成立各種救災組織，從事長期係統的救濟事業。①
另外，中國舊傳統中許多惡習，比如纏足、納妾蓄婢等，多賴傳教士之努力而得徹底改變或大為改變。例如我國婦女之天足運動，便由李提摩太等首先提倡，他於1895年設天足會，利用廣學會書報廣事宣傳，他們奔走各地，開會演說，終於造成風氣，在短短數十年間將行之千年的舊習完全鏟除。他們還禁止納妾蓄婢，反對娼妓，設法讓她們從良。在禁戒鴉片的活動中，教會主持推動各種戒煙組織，出錢出力竭力扼阻鴉片流毒全國。
最後，我們以下麵一段話作結，以期引起我們應有的反省：“基督教在中國無益也固不少，但其為益於中國者極多，如基督教在教育上，社會上，道德上的成績，斑斑可考，不能一筆抹殺。他們自己不信教則已，不能痛詆一切。而且自己沒有建設計劃，徒尚空言，急其不急，而不以這些精神、財力、光陰，以作更大更重要的社會服務，反欲略教會裏之建設事實且推倒之。他們愛國救人的事業似稍遜於犧牲一己，遠別家鄉而為我同胞育盲啞，洗麻瘋，開學校設醫院之外國人……我們以為這是破壞和消極的舉動，正見他們需要良好宗教以重生其精神生命。”
二
基督教在近代入華以來，盡管傳教士尤其中國教民隊伍良莠不齊，而傳教動機也並非人人純正，傳教心態也未必能完全避免居高臨下的西方優越論的殖民心態；在傳教方式上，則常借助於一些不平等條約的保護，置教士教民於特權者地位；甚至在傳教士中間，確實也有人借傳教之名作了醜惡的事情。但有關這方麵的研究，已經很多，而傳教過程中的正麵活動，及大量正麵人物與事件，我們卻長期諱莫如深，不願麵對，可它們畢竟是基本事實，而且是主要事實。對這些事實進行解釋和評價時，僅僅用“傳教手段，動機不純”一筆帶過，恐怕也失之於過分簡單。我們認為，宗教與政治、商貿和帝國主義海外殖民擴張，畢竟是兩回事；教會內部的不良分子與不良行為，畢竟與教義及教會全體應該分開對待；而在中國人的反應中，盲目仇教、盲目排外，與愛國主義也似乎應該予以區分。正是在以上方麵，我們一直缺乏嚴肅的理性態度，我們拒絕基本事實，拒絕量化分析的方法。近代以迄當代，麵對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曆史事實，我們不論在當年的直接對待上，還是在後來的學術探討上，往往是盲目化情緒化的時候多，以同情與了解的態度對待和研究則少矣。
在對待上，最典型的有義和團運動(庚子教案)中的殺教民、殺傳教士、焚毀教堂。據基督教廣學會季理斐（Rev. D. M. Gillivray）所著的《庚子教案受難記》的不完全統計，從1900-1901年12月，義和團殺死來華的天主教主教5人、教士48人、修女9人、修士3人、中國教徒30000人；殺死的外國基督教新教傳教士188人、教徒5000人，教堂有近3/4被毀。[12]（P513）再有此後一係列大小教案；在20年代，又有知識界發起的非基督教運動，一直持續六年多時間。所有這些行為、事件甚至運動產生的原因，分析起來，不出四種：
其一，是把基督教妖魔化，許多地方紳民，包括許多官吏，相信並傳布各種汙穢荒誕的誣教言論。如教堂以迷藥誘人入教；教士能以術禦女，或以媚藥奸淫婦女；男女同室聽道聚會，被認為男女群聚行淫亂之事；育嬰堂被指責為“誆騙嬰兒，挖目剖腹，吸食腦髓”；教會醫院被懷疑挖眼剖心以為藥，西醫解剖屍體或製作之人體標本，均被認為是出於各種匪夷所思的邪惡動機；甚至教會所辦慈善施舍事業，亦被認為隻是為了誘騙愚民入教；信徒臨終聖事被認為教士挖取死人眼睛以為煉銀之藥等等。以上之想象，多首出於士紳之口，與基督教實際相去甚遠，其於基督教毀損若何，可以不論；但這中間難道沒有折射出我們的文化道袍下麵，所遮掩著的淫穢與汙濁嗎？設以健康的文化心態，會這樣想象別人嗎？義和團時期，“義和團在解釋攻打教堂屢次失利和遭受重大傷亡的原因時，常說是因為對方有裸體婦女從屋裏跑出來；守衛者在塔尖上懸掛婦人皮和其他‘穢物’；洋人剖開孕婦的肚子，然後把她們訂在牆上。據說天主教守衛者還有一麵用婦女陰毛編織的‘萬女旄’，用它在塔尖上指揮作戰時能阻止義和團的神仙附體。”這些說法，僅僅用“愚昧”二字來認識，是遠遠不到位的。
其二，是把基督教政治化，許多人認為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這一看法實在多出誤解，起因有四：第一、誤太平天國之拜上帝教與天主教相同，其實它乃一中國特色的四不象。清廷痛恨洪秀全者，一並及於天主教，認為其煸惑人心，圖謀不軌。第二、天津條約》和《南京條約》等不平等條約中，有保護外人傳教及教民利益條款，從而置教士、教民於一特殊群體中，使傳教活動大大超出了純粹宗教範圍。這中間尤以法國運用政治、軍事力量對於天主教給予保護為典型，他們幹涉地方行政司法事務，偏袒教民，引起官民極大憤慨。如此，西方教士遠道來華布道的宗教動機，已與各國政府的對華侵略混合為一，難以分別；並且，這中間確實出現過不少十分傷害中國主權和利益及民族感情的事件。第三、教會內部出於傳教或賑災目的，所作的一些社會調查、數據統計，以及繪製的地圖表格，被誤認為間諜行為；另外，由於傳教士到達中國後，深入內地，無遠弗屆，三教九流，無不接觸，傳教的方式方法又異於國人所能了解、理解和接受的範圍，這一切，亦易引起懷疑和猜測。當然，我們不否認個別傳教士幹過與自己身份不相稱的醜惡事情，也不排除一些統計和圖表為帝國主義分子所利用的情形。第四、不少入教者素質極為低劣，實為地痞流氓無賴之徒，入教以獲得庇護。他們逃避政府政令役稅，犯案可倚勢從輕，其跋扈鄉裏，為所欲為，外來教士每每不察或難察實情，有意無意袒護之，於是引起公憤和官紳對基督教之鄙視。費正清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指出：中國的有教養和有社會地位的教徒的人數從來都微不足道。中國有了基督教信徒，但“他們從來人數不多，也幾乎隻限於貧苦的農民和市民、犯罪分子和其他聲名狼藉的人、以及通商口岸上弄得貧無立錐之地的人。對於大多數與現狀仍然像魚水一樣和諧的中國人來說，基督教不僅缺乏號召力，也好像是一種明顯的威脅。”有些中國教徒“利用他們和外國人的關係進行敲詐勒索和拒不納稅。特別令人憤憤的是，中國教徒普遍樂於依仗教會的支持和庇護，同非基督教徒的對手打官司。某些傳教士（主要是天主教傳教士）縱容、甚至鼓勵這種行為。因為他們能夠對衙門施加相當大的影響，使得有時做出偏袒基督徒壓製非基督徒的、是非顛倒的裁決。事情一發不可收拾到這種地步，即莠民自然要紛紛攀附教會，這便進一步加劇了中國教徒和普通中國人之間的摩擦。”備受教案困擾的曾國藩在奏折中寫到：“凡教中犯案，教士不問是非，曲庇教民；領事亦不問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爭鬥，平民恒曲，教民恒勝。教民勢焰愈橫，平民憤鬱愈甚。鬱極必發，則聚眾群思一逞。”曾出使歐洲且思想極為開明的郭嵩燾在1877年明確指出：“天主教以護教為名，恃其權利，以縱庇之。於是作奸犯科，一依教堂為抗官之具。至有身犯重罪入教以求庇者，有與人為仇依附教士以逞其毒者。府、縣、廳、鎮凡建天主堂者，地方則不得安其生。”
其三，是在文化上把基督教異類化，認為其不講倫常道德，類於禽獸。這些觀點主要集中於舊式士紳與官僚階層。現錄湖南士紳全省公檄如下，很能說明當時士人階層的總體看法：天主教“不掃墟墓，不祀木主，無祖宗也；父稱老兄，母稱老姊，無父子也；生女不嫁，留待教主，無夫婦也；不分貧富，入教給錢，無廉恥也；不分男女，赤身共沐，無羞惡也。”很顯然，這裏邊有些是文化與習俗之差異，有些則是誤解甚至是莫須有。另，湖南衡陽紳民呈請禁教的公呈有議論說：“竊維天主教者，肇自島夷，情同禽獸，前古未之有也。”“設使彼教終得行於中華，則數千年衣冠禮儀之邦，一旦化為倮蟲人之域，狷狷獸畜禽群，豈不大可痛哉！豈不深可恨哉！” 如此想法與情緒，讓人莫名所以。有人指出，同治年間多次反教案件中，“士紳人物常是主要策劃者與煸動者，而讀書應考的士子則常是打教的群眾。”談到義和團運動（庚子教案），1900年5月底隨英國侵華軍艦“奧蘭度”號來到天津，並參加了戰爭的G??吉普斯準尉，在他後來寫的《華北作戰記》中，有這樣一段話：“每一事件都清楚地表明：災禍並不是來自中國人民，而是來自清朝的官吏以及文人階層。官吏和文人們通常雖不直接參與暴行，但是，他們教唆、煽動亂民對平安相處的基督教‘蠻夷’橫加淩辱，甚至迫害。”以上情況，主要當然是由於文化差異及閉目塞聽，所導致的觀念與行動上的大的誤解與衝突；然而，這裏也不能排除現實利益因素的考慮。梁啟超曾指出過，“耶教之入我國數百年矣，而上流人士從之者稀。”原因何在，大可深思。
其四，是在文化上把基督教愚昧化，認為基督教與科學完全對立，將其等同於黑暗與愚昧的迷信。這種看法主要集中在五四前後覺醒的一批新式知識分子中間，至今依然沒有根本性的改變。20 年代的“非宗教大同盟宣言”及“非基督教同盟宣言”均持此觀點，“我們自誓為人類社會掃除宗教的毒害，我們深惡痛絕宗教之流毒於人類社會，十倍千倍於洪水猛獸。有宗教可無人類，有人類應無宗教。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好笑的宗教，科學、真理既不相容。可惡的宗教，與人道主義完全違背。”“我們於一切宗教中特別反對基督教。”這批新式知識分子，在五四前後都受到西方科學與民主精神的洗禮，他們多受科學至上主義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及費爾巴哈、尼采等人思想的影響；又於20年代初受羅素、杜威來華講學所宣傳的實用主義，尤其是羅素的反基督教立場的影響，所以堅決反對宗教尤其基督教。然而，我們且聽聽當時個別的不同聲音，梁啟超對非宗教同盟“討武檄”式的電報，及“滅此朝食”一類的激烈言辭提出批評，他認為這種做法淹沒了“懇切嚴正的精神”，並暴露出國民“ 虛驕的弱點”。傅銅認為非基督教運動本身便帶有宗教色彩，並且是非科學的，“所發表的都是情感上的話，都是門外漢的反對。”《劍橋中國晚清史》指出：“20世紀中國人反對基督教的主要論據之一是，它的主張與現??教士在十九世紀把西方科學傳入中國時都起了主要作用。……新教徒創作的科學和數學著作比所有其它非宗教問題的著作的總數還要多。”這一現象的存在，至少告訴我們，宗教與科學之間的關係，比所謂的對立要複雜得多。
總括以上四種反教理由，大抵不出蒙昧主義、民族主義、國粹主義、理性主義、科學主義等幾種思想傾向，而很少顧及事實之全部與學理之深入。這中間的第二條，即政治傾向中，相當原因應歸之於西方的殖民侵略及傳教方式上的問題外，其餘三條，皆屬於我們應從自身檢討的範圍。難道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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