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良之流一再炫耀的“四大自由”究竟是什麽貨色？[zt]

李悔之





毛澤東時代每一位中國人民都享有“四大自由”的權利，毛澤東時代人民“當家作主”、擁有“最大的人權”……等等，是當今中國毛左人士一再拿來炫耀的話題。而張宏良先生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尤其是對毛澤東時代的“四大自由”，具有偉大政治抱負的張宏良先生更是一再對此大做文章。他在《建立人民民主的大眾政治製度》一文中論述道：

“第一，四大自由為代表的公民民主權力保護製度。

通過憲法賦予每個公民“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四大自由的權利，拆除自由表達民主訴求的權力門檻，資本門檻和知識門檻，是大眾政治製度的首要原則，是中國文化大革命對人類政治文明發展最重要的貢獻。”

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更是把“四大自由”的吹得神乎其神：

“無論是美國總統奧巴馬，還是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或者是毛澤東主席生前，都可以直接任命一個老百姓當部長，全世界唯獨目前中國的胡錦濤主席做不到。奧妙就在於當今西方國家的社團民主和輿論自由，與中國文革時期的群眾組織和四大自由，具有相同的政治功能和曆史作用”。

在其它文章中，張宏良還把“四大自由”最主要的表現形式——大字報，吹得神乎其神：

大字報是文革大民主最根本的保證，是大眾政治最根本的製度基礎，是保障所有公民具有民主權利的根本政治條件，是中國人民對世界政治文明最偉大的貢獻。

現代西方國家的共同訴訟製度和當今中國的網絡民主，都是文革大字報製度的政治產物。

如果說文革期間的大字報是貼在牆上的，現代西方國家共同訴訟製度的大字報是貼在法庭上的。

毛澤東的“四大自由”，不但成了張宏良力主回歸毛澤東政治路線的一張王牌，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甚至成了“中國人民對世界政治文明最偉大的貢獻。”——當今中國教授級知識分子中，恐怕隻有張宏良才有這個膽量與勇氣說出這種話來了。

那麽，“四大自由”究竟是什麽貨色？它果真與張宏良一類毛左人士所吹噓的那樣嗎？

其實，隻要是毛澤東時代的過來人都會知道，毛澤東時代所謂的“四大自由”，即：“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直到一九七五年一月，即毛澤東逝世前一年才被正式列入憲法。所以，說毛澤東時代便通過憲法賦予每個公民“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四大自由的權利，純屬子虛烏有之說。

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時代人民享有所謂的“四大自由”，是毛左人士撒下的一個當代中國最大的政治謊言之一。

下麵，筆者將分幾個方麵進行論證：

一、所謂的“四大自由”，說到底是“欽定有限自由”和政治鬥爭工具。

“四大自由”的性質，作個最形象的比喻，它就像我國大多數鄉鎮的地方武裝部所掌管的槍枝一樣，隻要有“敵情”或有其它任務之時，才發放給民兵。一俟“敵情”消除或任務完成，槍枝隨即被收回鎖在武器庫中。

而“四大自由”亦一樣——因為它從來是當作一件政治任務下發給民眾的。而政治任務一旦完成，“自由”也就隨即被收回來去了。如果這時人們還想鬧“四大自由”，輕則是目無組織紀律，重則是“與黨唱對台戲”，乃至“反黨反社會主義”！——“土改”如此；“三反、五反”如此；“反胡風”如此；“反右”如此；“四清”如此；“文革”如此；“批林批孔”如此；“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如此……

所以，毛澤東時代的所謂“四大自由”，其實是典型的“欽定有限自由”——這個自由必須是最高當局決定給予，下麵的群眾才可以行使這個權利。然而，一旦政治任務完成了，“四大自由”也隨即被收了回去。

在毛澤東時代，“四大自由”不過是絕代權謀家毛澤東慣用的政治鬥爭工具，以及其政黨開展政治運動的一種手段——在毛澤東掌權的二十七年間，每當民眾享有“四大自由”權利之時，沒有一次不是在毛澤東及執政黨發動政治運動期間。

所以，“四大自由”的矛頭，曆來隻能針對黨的敵人和黨所打擊的對象。或者隻能針對毛澤東黨內的政治對手。否則，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與人民為敵！”而如果有人將矛頭對準黨，對準毛澤東，對準社會主義，必遭“全黨共誅之，全民共討之”。乃至死無葬身之地。因而，在“文革”之中有無數的人因言獲罪，其中不少被處重刑乃至死刑，遇羅克、張誌新不過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有些毛左人士一再說：在毛澤東時代，人民群眾如果發現當官的有官僚作風，便可以行使“四大自由”權利對他們進行批評或批判。其實，在“文革”未暴發前，這種現象是根本不存在的。誠然，在“文革”打倒劉少奇階段中的兩年多時間裏，這種情況確實存在。不過，劉少奇被打倒，各級“革命委員會”成立後（省長改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市長則稱“市革命委員會”主任；縣長則改稱“革命委會會”主任；廠長則改稱“廠革命委員會”主任。由此類推。都由同級黨委第一書記兼任。這種狀況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才結束），這種權利又被取消了——如果這時有人想行使“四大自由”權公開批評或批判“革命委員會”的頭頭們，就是“走資派的反攻倒算”行為，就是“翻文化大革命的賬”！就是“現行反革命”！

“四大自由”的虛偽性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中，更是暴露無遺——

一九五七年那場舉世聞名的“大民主運動”，始於中共的整風運動——在運動開始前，毛澤東及其黨中央一再要求廣大黨員、幹部“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精神，開展‘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運動，以糾正黨內的錯誤和不正之風”

毛澤東及其黨中央更是用極為誠懇的態度邀請黨外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踴躍發言，大膽揭露，積極幫助中共整風”。然而，當人們還沒有真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還沒有“大膽揭露”之時，在一些刺耳的意見麵前，毛澤東就受不了，認為“事情正在發生變化”了。“言者無罪”之許諾也就不算數。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右”便開始了。縱然是官方的統計資料，當時也有五十多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這些秉著一股赤誠之心向執政者提意見的知識分子，為此飽受嚴酷政治鬥爭打擊，有些人甚至由此家破人亡！

而在整個“文革”期間，“四大自由”的政治鬥爭工具性質更是暴露無遺——

打倒劉少奇，是毛澤東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後就開始醞釀的重大政治舉措。一九六四年“四清”運動後的一次會議上，毛澤東甚至當著眾人麵怒斥“劉少奇你有什麽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

不過，毛澤東要真正打倒劉少奇，並不像他所說的那樣容易——因為這時劉少奇翼毛已豐，是黨中央第一副主席，更是國家元首。黨羽遍布全黨。當然，任何時候都掌握著軍權不放的毛澤東可以隨時用武力廢掉劉少奇。但如果這樣，後患將是十分嚴重的。與動輒用槍斃、暗殺手段將黨內政敵置於死地的斯大林相比，慣於在政治上將對手搞臭的毛澤東無疑顯得“仁慈”、高明不知多少倍。所以，絕代權謀家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後，決定用“人民民主”的形式名正言順地打倒劉少奇。

而群眾對等級森嚴社會製度的不滿，對黨內嚴重官僚作風和腐敗現象的積怨，則成了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最佳突破口——首先，毛澤東公開大造輿論，認為中共黨內有二個“司令部”，一個是以他為首的“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另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雖然這個“司令部”的“司令”沒有明指是誰，然而，矛頭所指卻昭然若揭……經過一番精心的謀劃後，一場旨在打倒劉少奇的“文革”便正式開始了。

所以，在“文革”前期，“四大自由”矛頭隻能對準以劉少奇為首的“黨內走資派”，以及“一切牛鬼蛇神”。隻能聲討“走資派”對抗“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反革命”行為。對與毛澤東政治結盟的林彪、周恩來、康生，以及陳伯達、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人——即“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成員，如果沒有得到毛澤東的首肯，任何人也不敢對他們行使“四大自由”的權利。否則，就是“現行反革命”行為！當然，如果得到毛澤東的默許或首肯則是另一回事。例如：曾為“文革”立下汗馬功勞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就因為行為過於激烈，惹了中共元老派的眾怒，因而，一代權謀家毛澤東基於穩定政治局勢之考量，最終還是將他們當作替罪羊罷官治罪了事。

而在“文革”中期——即林彪事件過後的“批林批孔”運動期間，“四大自由”的矛頭隻能對準“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一切“反革命罪惡行為”，隻能批判陳伯達的“唯生產力論”，隻能將矛頭對準“孔老二”（孔子）的“反動複辟思想”。……

而在“文革”後期，“四大自由”的矛頭，隻能對準鄧小平為首的“走資派”，隻能針對所謂的“右傾翻案風”，隻能對準鄧小平的“白貓黑貓論”。……

話到這裏，有些沒有經曆過毛澤東時代的人會問：事關老百姓衣食住行的國計民生問題，可以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式向政府提出意見或批評嗎？答案是絕對否定的——縱然每天餓肚子，你也不能發牢騷說“現在吃不飽肚子”，萬一給人打個小報告，這可是一個嚴重的罪行——“對現實不滿”，或曰“汙蔑大好的革命形勢”！輕則大會批判鬥爭，重則給你戴上一個“壞分子”帽子。

在毛澤東時代，無論是工廠還是農村，經常放下生產勞動開展“政治學習”、“批鬥大會”、遊行示威……如果有人敢說這是瞎胡鬧，更是不可饒恕的罪行——“隻問生產不問政治”，“埋頭拉車不看路”，乃至“與毛主席黨中央唱對台戲”等帽子隨即會扣到你頭上。等待你的是“批鬥大會”，重者則關進“學習班”接受“思想教育”和“勞動改造”。

毛澤東時代，由於計劃經濟和絕對公有化體製存在著諸多極為嚴重弊端，導致民眾的產生積極性極為低落。所以，在毛澤東執政的二十七年間，中國糧食長期不能自給。然而，毛澤東為了成為世界革命領袖，在國內物質匱乏，民眾經常缺食少穿的情況下，經常用大批糧食及各種物品“支援世界革命”。對此，民眾雖然心懷怨恨，但人們卻絕對不敢將內心的想法在公眾場合表露——因為如果這樣，立即便會有人將你的“反革命言論”告上去，等待你的是聲勢浩大的批鬥大會。“情節嚴重”者則同隨後要關進“學習班”接受長時間的強迫“學習”和“勞動改造”。

總而言之：毛澤東時代的所謂“四大自由”，其實不過是“欽定有限自由”，不過是政治鬥爭工具而已！

二、“四大自由”，其實是毛澤東一個享有的“自由”。

在毛澤東時代，真正享有“四大自由”的，全中國其實隻有毛澤東一人！而能享受“四大自由”攻擊豁免權的，也隻有毛澤東，以及毛澤東所欽定的保護對象——例如“文革”期間，中央“文革小組”曾規定：任何人也不準貼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的大字報，更不準對他們發表一切不滿的言論。“公安六條”甚至規定：凡是攻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人（實際包括江青），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都要受到懲辦。

在毛澤東時代，除了毛澤東本人之外，任何人都隨時可能成為“四大自由”攻擊和打擊對象——縱然是一生最善於揣摸毛澤東心理、對毛澤東竭盡忠誠、最善於進行政治自保的周恩來，在晚年住院期間，也受到一些“革命群眾”大字報攻擊（其實是毛澤東的授意的）。

所以，“四大自由”並不是誰都可以行使的，其中，“五類分子”，被劃為“牛鬼蛇神”的“黨內走資派”，以及不屬於“五類分子”的其它臨時“壞人”，絕對不可以行使“四大自由”的權利。就是對運動稍有不同看法的人，例如對“文革”的暴力武鬥行為有看法的人，也往往瞬間被剝奪了“四大自由”的權利——縱然是時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黨內排名隻在周恩來之後的陳伯達，在廬山會議上隻因附和了林彪的個別言論，也立刻被領袖批為“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並隨即遭到全黨點名批判。

更具反諷意味的是：陳伯達這位跟了領袖大半輩子的老秀才，領袖的文膽，竟在廬山會議上被領袖定性為：“陳伯達早期就是一個國民黨反共分子，混入黨內後，又在1931年被捕叛變，成了特務，一起跟王明，劉少奇反共……”

毛這番言論，恐怕是世界上最荒唐的政治笑話了——陳伯達這位“國民黨反共分子”，竟作了自己的秘書近三十一年！劉少奇這位老“反共分子”，則作了黨內第二把手時達二十多年！而王明這位“反共分子”，則成了多年黨的事實領袖！

在毛澤東時代，最令人心寒的是：被剝奪了“四大自由”權利的人，對“革命群眾”的批判鬥爭，不能作任何辯護。否則，就是“認錯態度不好”，或者是“不認罪服罪”——縱然是國家主席劉少奇，因不服“革命群眾”的無限上綱上線，以及不滿“革命群眾”強加的諸多誣蔑不實之詞，曾寫出字報進行辯護，因而導致“革命群眾”更瘋狂的鬥爭和暴力毆打。最具反諷意味的是：“文革”初期，寫出了全國第一篇“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聶元梓，以及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等學生運動“五大領袖”，曾為毛的“文革”立下汗馬功勞。然而，後來因學生的嚴重的武鬥行為激起了黨內老幹部的強烈反彈，因而，他們最終與王力、關鋒、戚本禹一樣，被最最偉大的領袖毛主席作為替罪羊打入大牢。而在整個“文革”期間，不知有多少類似上述五人的“革命群眾”，一夕之間從擁有“四大自由”權利的“革命群眾”，莫明其妙地成為“全民共誅之”的“反革命”。

所以，張宏良關於毛澤東時代“通過憲法賦予每個公民“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四大自由的權利之說，是徹頭徹尾的絕世謊言。事實上，毛澤東時代，七億中國人之中，隻是相當一大部分“革命群眾”才享有欽定有限“四大自由”權。卻至少有數千萬，乃數以億萬計的人並不享有欽定有限“四大自由”。

三、“四大自由”根本不是所謂的“大民主”，而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暴力。是蠻不講理的瞎胡鬧。

有些毛左人士曾一再炫耀說：

“文革”期間，“革命群眾”可以充分運用“四大自由”的權利，自發成立造反組織，造“走資派”的反，與他們作鬥爭……

而事實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自從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晚上,清華大學附中十幾個學生在學校附近的圓明園舊址集會,決定成立“青年近衛軍”組織後，全國各地“造反兵團”隨即如雨後春筍般地成立。然而不久，就有無數參與者卻從“革命群眾”轉眼間成了“反革命成員幫派成員”——因為你所參加的造反組織究竟屬於左派，還是中間派，或者是右派，這要由中央“文革”定性。所以，在“文革”前期的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六八年底，全國由中央“文革”直接下令解散或宣布為“反動組織”、“右派組織”的，簡直數不勝數！在這種情況下，不知有多少人昨天還是神氣無比、趾高氣揚的“革命群眾”，第二天便因所在的造反組織被宣布為“反動組織”而隨之被為認定為“反革命幫派成員”！乃至成為“現行反革命”！隨即接受另一派“革命群眾”的批判和鬥爭！因此，“文革”期間常常可以看到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現象——有些人昨天還拿著剪子在他人頭上理“十字架”（在“走資派”和“反革命分子”頭上理“十字架”，是“文革”期間“革命群眾”最喜愛用的懲罰形式之一），第二天便被人用剪子在自己頭上理“十字架”；有些人昨天還在台上唾沫飛揚怒斥跪在台前的“走資派”和“反革命”，第二天便被跪在台前，接受另一批“革命群眾”的“憤怒聲討”和毆打！

這裏還要特別指出的是：“文革”期間，“革命群眾”運用“四大自由”手段對黨內“走資派”進行批判和鬥爭，絕對不是什麽發揚“民主”的行為，而是蠻不講理的、口號式的攻擊和漫罵，乃至是赤裸裸的打擊報複——試想：這種批評並不是麵對麵的、心平意和條件下進行的，而是用貼大字報形式進行，更多是采用群眾大會形式進行的。而且，被批判的一方是絕對不得反駁“革命群眾”批判的。隻能毫無條件地認錯。更多是隻能無條件“認罪”——因為你越辯護，就證明你“認罪態度惡劣”，因而罪加一等！等待你的必然是震耳欲聾的口號聲，以及雨點般的“無產階級鐵拳頭”！

因此，這種“大民主”能達到什麽效果就可想而知了。整個“文革”期間究竟造成多少冤假錯案也就可想而知了。

對“文革”期間的“四大自由”，中共元老譚震林便一針見血地指出：

“‘四大’根本沒有民主的意義，而是文革小組強有力的棍棒。文革小組需要打擊誰，一夜之間滿城大字報。受到大字報揭發、批判、打擊的同誌，個人任何辯論的大字報，不管寫了幾張，是貼不出去的，即使貼上了，也立即被別的大字報所覆蓋。因此，不能說它是‘大民主’。”

毛澤東時代的所謂“四大自由”，其實是何等滑天下之大稽的荒唐事——它表麵上是發動群眾，發揚民主。實際上，它和真正的民主毫無共同之處，它隻不過是毛澤東及其政黨為達到政治目的，而慣用的一種政治鬥爭手段而已。

四、張宏良“建立四大自由為代表的公民民主權力保護製度”的諾言，純粹是一個攏絡、斂聚人心而撒下的一個彌天大謊。

毛澤東時代離我們隻有三十多年。那個時代所發生的一切，我們這些過來人無不曆曆在目。有些痛苦與荒謬，仿佛就發生在昨天。然而，張宏良之流為了達到將中國拉回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目的，竟然在當今中國仍有數億從那個時代的過來人的情況下，就不顧一切地撒下一個彌天大謊，其“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極端思維徹底暴露無遺。

張宏宏在《建立人民民主的大眾政治製度》一文中，信誓旦旦地對人們許諾道：

通過憲法賦予每個公民“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四大自由的權利，拆除自由表達民主訴求的權力門檻，資本門檻和知識門檻，是大眾政治製度的首要原則。

通過對毛澤東時代的所謂“四大自由”的剖析，人們不難發現所謂的“四大自由”是何種貨色。而野心勃勃的張宏良之流為了達到將中國拉回毛澤東時代的企圖，竟然把“四大自由”這種荒謬不堪的東西當作“中國人民對世界政治文明最偉大的貢獻”拋出來以混淆是聽，蠱惑人心，攏絡人心，斂聚人心，凝聚“革命力量”。不但徹底暴露出其“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極端思維，而且，其極為拙劣的政治謀略和極為低能的政治手碗也徹底暴露在世人麵前——因為隻要稍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都會一眼望穿張宏良這一極為低等、鄙劣的欺騙手段——這裏無妨作一個大膽的假設：退一萬步而言，“四大自由”果真像張宏良之流所說的那樣美好，中國也倒退回毛澤東政治體製，張宏良之流果真能兌現通過憲法賦予每個公民“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四大自由的權利麽？注意：是每一位公民，而不是僅以毛左人士為代表的“革命群眾”！對此，隻要稍有一點思考能力的人都不難作出正確的答案——比張宏良溫和、寬容不知多少的鄧小平尚且不能容忍西單牆的大字報，何況政治立場極為偏急，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極端毛左人士！！！

結束語

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條件下，當今國人缺少一種自由表達意見的渠道和方式。令當今一些國人懷念“四大自由”這種畸形自由民主，從某種角度而言，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現在要爭取的，決不是“文革”中的那種畸形民主，那種扭曲的言論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