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從江西“蘇區”一路殺到延安，從延安一路殺到北京，再從北京殺向全國。殺，殺，殺，是毛澤東生命的主旋律，美其名曰 “偉大的革命任務”。
毛澤東在他早年的著作中就說，“革命不是清客吃飯，描龍繡花，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力，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力”。暴力，就是要放火殺人！他不但對革命的“敵人”爛捕爛殺，對自已的同誌也是如此。遠在30年年代，正當“滿懷崇高理想”的共產黨人與國民黨人浴血奮戰的時候，在湘贛中央蘇區、閩西蘇區、湘鄂西蘇區、鄂豫皖蘇區卻發生了數次消滅自己人的大“肅反”（肅清反革命）運動，至少有數萬人被屠殺。毛澤東當時是總前委領導，始終處於大肅反的組織者地位。毛認為贛西南蘇維埃政府與地方軍隊中有大批AB（反布爾什維克）團分子，甚至超過1/4。事發的起因是毛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剛剛建立，卻遭到敢於直批毛澤東的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對其權威的挑戰。結果，最先被逮捕的就是江西行委書記李文林等120餘人，以後逐漸株連達到4400到5200人之間，殺了幾十個AB團團長，永新縣接連把六屆縣委打成了AB團，隻允許一個自首，其餘全殺了。老紅軍蕭克回憶道：“軍政治部告訴我們，你們那裏有AB團，並具體指出幾個人……就憑這一句話，根本沒有別的材料，就把他們抓起來了。提審他們時都不承認，一打，一審，就承認了，還供出十幾個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幾個人抓起，再打，再審，又供出幾十個”。被捕的人被“雙手吊起來用牛尾竹竿子毒打”，或者“用香火或洋油燒身”，“一批批一批批綁出去殺了”。
當紅軍中曾經反對毛的人肅清得差不多了，毛澤東便著手對付江西共產黨人。1930年12月3日，毛澤東派李韶九去江西領導人所在地富田。當時毛給了李一張單子，單子上都是那些對毛有所不滿的人。毛下令要“來一個大的破獲，給以全部撲滅”。12月5日，李韶九帶著一連人馬日夜兼程，趕往富田，立即逮捕了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金萬邦（省蘇軍事部長）、周冕（省蘇財政部長）、馬銘（省蘇秘書長）、劉萬清（原四軍政治部主任）等8人。從7日到11日，李韶九不分白天黑夜，四處捕人、審訊。10日夜，李韶九下令槍斃要犯17人；11日夜，又下令處決24人，其中有省行委員7名。12月9日，富田肅反人員兵分三路，掀起更大規模的捕人狂潮。由於李韶九等人的濫捕、濫殺，終於釀成了揭竿另立的富田事變。省行委常委叢允中曾經說：“李韶九捕捉AB團是受毛澤東指使，是毛澤東希望將江西老幹部一網打盡，造成清一色的毛黨，好安安穩穩地當皇帝”。
項英、任弼時等人都認為打AB團、肅反擴大化的原因是幫派主義，毛澤東應負主要責任。當時中央派來的三人團之一的顧作霖，嚴詞斥責毛澤東：“毛澤東從來不檢討自己，而一味武斷地把反對你的同誌當作反革命殺了！你是什麽立場？”毛澤東領導的總前委反AB團運動，導致了非常嚴重的政治後果。據蕭克上將回憶，僅在其四軍即打AB團占全軍人數五分之一。黃克誠說：“如果不是毛澤東在組織路線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蘇區排斥毛澤東，當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江西肅反後來又擴展到其他紅區。
賀龍回憶：“洪湖的區縣幹部在肅反中是殺完了。紅三軍中到最後有的連隊前後殺了十多個連長。夏曦在洪湖一直殺了幾個月，隻在這次肅反中就殺了一萬多人。”閩西蘇維埃政府35名執委和候補執委中半數以上被殺害，僅1931年5月中旬就逮捕了“社會民主黨分子”1670人，其中700餘人被處決。紅四軍主力4個師12個團的幹部中，僅倪誌亮、王樹聲幸免，餘皆被殺；僅30團被殺的幹部就有500人之多。白雀園大屠殺，殺不過來自己的“同誌”，就用機槍掃。 薄一波說，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共產黨員比死在國民黨手中的共產黨員多得多。
1937年紅軍敗退到延安後，由於毛打著“抗日民主”的欺騙旗號，使大後方數十萬不明真相的青年知識人湧向所謂的“革命聖地”。不久，親信康生秉承他的意誌，以“肅奸肅特”為名，在大後方延安開展了所謂的“搶救運動”，對數以萬計的有正義感的革命青年進行拘捕審查和治罪下獄，《野百合花》作者王實味就是在這個時期被殺掉的。總之，毛一路打劫，一路放火，一路殺人，用極端暴力的手段，推動他的赤化革命。
二，崇蘇媚蘇“一邊倒”，不惜國人生命塗炭，冒然卷入所謂“保家衛國”的“抗美援朝”戰爭，並借用戰爭大肆坑殺人民，美其名曰“鞏固紅色政權”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為了與蘇聯抗衡避免毛澤東倒向蘇聯，一開始極力拉攏即將奪取政權的毛澤東。在內戰之初，美國就停止了對蔣介石的一切援助，宋美齡赴美求援空手而歸；國民黨政權撤出南京，蘇聯大使館跟著跑，唯獨美國大使館不動，美外交人員留在炮火連天的南京要“與中共接觸”；蔣介石逃到台灣，美國政府發表聲明，稱國民黨是“被中國人民所拋棄”，允許共產黨軍隊進攻台灣；美台之間連續9個月斷絕了所有的往來。毛澤東積極準備“解放台灣”的戰爭；美國發表聲明，支持新中國加入聯合國；英國開始了與中國的建交談判，美國還提出以50億美元的無償援助，換取與毛建交（以上資料見《作家文摘》）。可是抱著極左思維一心想倒向蘇聯作兒皇帝的毛澤東卻說：“不要急著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建交。”“政治是不可以用金錢購買的。”就這樣，毛澤東錯過了一次營造有利的國際環境的機會。不但如此，此時的斯大林、毛澤東還慫恿金日成率先發動了“解放”朝鮮南半島的朝鮮戰爭。但隨著美軍的介入，北朝鮮敗回三八線。斯大林於是又慫恿毛澤東與美軍作戰，想以此削弱蘇聯的東方強國——中國，並阻止中國統一的大業。斯大林假裝許諾為毛的軍隊提供空中支援和武器裝備，毛澤東決定參與朝鮮戰爭。中共政治局開會大多數人反對出兵朝鮮，毛也一度作罷。可是後來毛與彭德懷一席話後，未經政治局討論擅自作出了出兵朝鮮的決定。而斯大林此時卻表示不提供空中支援了。結果中國人民誌願軍以極其劣勢的裝備參戰犧牲了30多萬人、後期供給被美軍切斷而餓死凍死30多萬，總共死亡70多萬人（見《遠東朝鮮戰爭》），而美軍才陣亡5萬4千2百46人。朝鮮戰爭中美軍抓獲中國戰俘2萬餘人，其中14000人去了台灣，6673人在經曆絕食等“鬥爭”後返回大陸。開始毛澤東用鮮花迎接，後來全部戰俘打成了“投敵叛徒”，有的被開除出黨，有的逮捕法辦，大部分折磨致死。毛澤東的論斷是：為什麽不殺身成仁，要去當俘虜？
在“抗美援朝”戰爭的同時，毛澤東為了徹底消滅失掉政權的國民黨起義人員和投誠人員以及原有的地方勢力（鄉保甲長），在國內發起了聲勢浩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史稱鎮反），從1950年10月到1952年10月，在不足兩年的時間內，先後殺了國民黨舊政權人員71萬餘人，關押勞改了300多萬人。以殺人為已任的毛澤東，多次理直氣壯不斷向全國各地大軍區、地市委下達鎮反指標和鎮反命令，在指示中說： “應當放手殺幾批”， “應殺者均殺之” ，“殺反革命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殺幾批反革命。”（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殺，殺，殺，真是一個殺人魔王的變態心理。
“鎮反”剛一結束，接著又是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三反”、“五反”運動，由批判電影‘武訓傳’引發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 “農業合作化運動”、 “機關肅反”運動，對私人工商業者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史稱對私改造）。這些運動雖沒有大規模的抓人殺人，但卻徹底摧毀了中華民族幾千年固有的善良與誠實的美德，使全民族籠罩在恐怖的陰影之中，連一聲咳嗽都得環顧左右。
三，大興文字獄，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肆意搜查個人來書信，編造政冶謊言，羅織罪名，撲殺不順眼不聽話的鯨綆之士，美其名曰“純潔革命隊伍”。
縱是曆史上製造文字獄的朱元璋，以文殺人的清雍正、乾隆，如果和毛澤東相比，也小巫見大巫，自歎弗如。第一次文字獄是“胡風反革命集團”案。
胡風是左聯作家，一貫支持共產黨的赤色革命，反對國民黨專製獨裁，僅因生性耿直，不尊命於歌功頌德文學，於1955年向中共書寫了30萬言的《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被毛澤東說成是“反革命意見書”，親自斷頭去尾摘編胡風與友人來往書信，為《人民日報》加評加按，活生生地打成“反革命集團”。此案共牽連2100多人入獄，許多人被整死，如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彭柏山被活活打死。胡風被抓10年後才被判刑14年，刑滿後又不釋放，他上書要求釋放，結果被判無期徒刑。接著以此為借口，在開展了“機關肅反運動”，對全國企事業單位近五百多萬幹部進行曆史審查，集中學習，限製行動自由，搜查信件，收繳私人書籍，至少有一百萬人蒙冤。
第二文字獄是《劉誌丹》小說案。劉誌丹的弟媳李建彤寫成歌頌劉誌丹的小說，結果被毛澤東說成“利用小說反黨，這是一大發明。”副總理習仲勳被打成“彭（彭德懷）、高（高崗）、習反黨聯盟”，12000人受到迫害，許多人喪命。連習仲勳吃過8次飯的飯館經理也被誣為“習仲勳的交通員”而被捕，株連湖南飯店等50幾戶，逮捕10多人，打死6人。國家經委副主任賈拓夫被害死，一機部副部長白堅被鬥致死，湖南勞動局副局長劉宗煥被專政隊沉河淹死，工人出版社社長高麗生被打死，連為李建彤帶過路的陝北貧農王悅賢、劉景華也被打死。
四，開啟“以言治罪，以言殺人”的曆史先河。借幫助黨“整風”為名，實為政治陷阱，一夜之間把全國近百萬知識精英，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使千萬個幸福家庭破碎，數十萬人死於勞改折磨之中，美其名曰“打退資產階級向社會主義的進攻”。
1956年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先後發生了波匈事件，毛澤東惶惶不可終日，為鞏固其統治地位，製服敢於直言有民主自由精神的廣大知識人和年輕的革命幹部，巧設“引蛇出洞”的“陽謀”奸計，開展所謂的除“三害”的“整風運動”，號召大家給黨“提意見”，並信誓旦旦宣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騙人鬼話，結果使五十多萬知識人上當受騙，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加上沒有戴右派帽子的右派，為180萬人）使得他們妻離子散，家庭破碎，親友受到株連，整整毀了兩代人。眾多受害幸存者雖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提起此事至今仍有哭聲眼淚，他們大好青春全葬送在勞累的“改造”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們中不少皎皎者還被殺掉，僅北京大學就有女大學生林昭、沈元、張錫琨、黃宗羲等，還有北京農機學院學生陸魯山、北工大學生孫本喬、四川大學的女大學生馮元春、蘭州農校女教師毛應星、中央編譯局翻譯王桐竹、外貿部姚祖彝、湖南農民報編委劉鳳翔、重慶渣滓洞的幸存者、市委黨校馬列主義教員周居正等幾百人。慘絕人寰，不忍書紙，多麽年輕的生命啊！不，他殺的不僅是生命，是正直、是正義、是良心、是忠誠、是民族的真正脊梁！
一個災難還沒有結束，第二個災難又旋風般的降臨。1959年在廬山糾偏的會議上，“唯我彭大將軍”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因為民請命，建言毛澤東以老百姓為重不要再搞“升虛火，發高燒”的“大躍進”，結果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帶頭人。時為外交部常務副部長的張聞天（當年毛澤東的頂頭上司）、解放軍上將總政主任譚正、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均入圍成了“反黨”幹將，全國立馬掀起“拔白旗”的“反右傾運動”，致使300多萬忠誠之士的幹部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下放”的“下放”，解職的解職。自此人們再不敢說實話講真話，諾大的中國成了謊言王國，位居要津的達官貴人者皆是作奸犯科媚諛之輩。
五，瘋狂的大躍進，人為的大饑荒，毛澤東活活餓死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多老百姓，是中國自有文字記載以來的兩千多年間因自然災害而死亡的全部人口，還多出七百六十四萬多人。美其名曰：“幹革命就是要死人”。
。1958年4月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為取悅毛澤東，在一篇社論中竟然無恥地說：“燦爛的政治思想之花，必然結出豐碩的經濟之果”。
“政治思想之花”指“反右鬥爭”，“豐碩的經濟之果”指“小資產階級狂熱病”的“大躍進”（彭德懷語）。由於毛澤東好大喜功，逆天行事，他以為“反右鬥爭”死死封住了人民嘴巴，沒有人再敢於說東說西，貿然提出“一天等於20年”，“超英趕美”的“大躍進”、“大煉鋼鐵”，結果不到三年時間，活活餓死了3000多萬中國人。我們從無饑饉“天府之國”的四川，也餓死了1250萬人（見原省委書記廖伯康回憶錄）。
二OO五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對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國大饑荒的曆史檔案在一定範圍內有限製的解封。這是官方正式內部公布的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權威數據：
一九五九年，全國十七個省級地區，有五百二十二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萬八千多人。
一九六O年，全國二十八個省級地區，有一千一百五十五萬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萬多人。
一九六一年，全國各地區有一千三百二十七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萬七千多人。
一九六二年，全國各地區有七百五十一萬八千多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萬八千多人。
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總數是：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人（見辛子淩《千秋功罪—紅太陽的殞落》）。
據專家統計：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執政之前兩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發生二百零三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先後共死亡二千九百九十一萬多人。（《大自然探索》一九八四年第十期，陳玉霞、高建國《中國曆史上死亡一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的時開特徵》）而毛澤東在三年大躍進時期，活活餓死中國人的總數是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人，比中國兩千多年間因自然災害而死亡的全部人口還多七百六十四萬人。這就是魔鬼毛澤東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也是毛澤東不顧人民死活，瞎指揮瞎折騰的必然結果。
六，“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妄圖把“黨天下”變成“毛天下”，不顧人民死活悍然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造成中華民族曆史上空前浩劫：一億人挨整，有兩千萬人死於非命，浪費損失一萬三千億人民幣。美其名曰：打倒“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
毛澤東這個魔鬼，為了把餓死三千萬中國人的罪行嫁禍於國家主席劉少奇，搞“家天下”的封建世襲製，假“革命”之手，“反修防修”之名，悍然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先後打倒中共八屆中央委員123名，其中有88人分別誣陷為“特務”、“叛徒”、“裏通外國分子”、“反黨分子”。還采用各種卑鄙伎倆，假“紅衛兵”和“造反派”之手害死國家主席劉少奇、國防部長彭德懷、軍委副主席賀龍、外交部長陳毅以及陶鑄、羅瑞卿等幾十位老一代革命家。除此，全國有一億人挨整，有兩千萬人死於非命，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國計劃會議上）說的國民收入損失5000億，浪費和減收共計一萬三千億人民幣的特大罪惡。將其碎屍萬段也難解中國人民心中之恨！
據不完全統計，從1968年8月18日到12月7日，全國先後有數十萬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有一千多萬戶人家被抄家。計北京市有十一萬四千多戶被抄，上海市十萬戶被抄，它所轄的郊區川沙縣，是個五十多萬人口的小縣，竟有七千八百多戶人家被抄。遠在浙江嵊縣，有八千餘戶被抄。連僻遠的雲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也有五百六十五戶被抄。山東威海市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戶被抄家。
在損毀曆史文物方麵，更是令人痛心疾首。北京市一九五八年第一次普查時政府明令保護的六千八百四十三處古跡，有四千九百二十二處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北京體育學院紅衛兵還登上頤和園佛香閣，砸了釋迦牟尼佛像。北京師範大學二百餘名紅衛兵，跑到山東曲阜孔廟造反，召開了搗毀孔廟的萬人大會。還給毛澤東發來電報說［敬愛的毛主席：我們造反了！我們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們拉出來了，‘萬世師表’的大匾被我們摘下來了，孔老二的墳墓被我們鏟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頌德的廟碑被我們砸碎了，孔廟中的泥胎偶像被我們搗毀了……］，僅譚厚蘭率領的紅衛兵，共毀壞文物六千餘件，燒毀古書二千七百餘冊，古字畫九百多軸，曆代石碑一千餘座，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七十餘件，珍版書籍一千多冊。其他名人陵墓，如炎帝陵、成吉思汗墓、朱元璋墓、項羽墓、霍去病墓、張仲景墓、諸葛亮墓、嶽飛墓、袁崇煥墓、王羲之墓、吳承恩墓、吳敬梓墓、蒲鬆齡墓、張之洞墓、康有為墓、徐誌摩墓、傅抱石墓、徐悲鴻墓、張自忠墓、瞿秋白墓等，都被破壞。洛陽城東的白馬寺，建於東漢永平十一年（公元六十八年），明嘉靖年間（一五五六年）重修。這座中國第一個佛教寺院被紅衛兵發動附近農民搗毀。十八羅漢堂被徹底破壞。兩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被焚。稀世之寶白玉馬被砸爛。幾年後，流亡中國的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要來朝拜白馬寺。周恩來總理隻好將北京香山碧雲寺的十八羅漢和故宮收藏的貝葉經運到洛陽白馬寺，掩飾文化大革命的野蠻和罪惡。四川樂山背靠鳥尤山麵對青衣江的大佛，高達七十米，紅衛兵砸不了，就將背後鳥尤寺的五百羅漢挨個斬首。山西大學紅衛兵到佛教聖地五台山破四舊。砸爛廟宇佛像，開和尚、尼姑的鬥爭會，然後強迫二百八十九名僧尼還俗，回原籍生產隊當了社員。陝西周至縣境內有存留兩千五百年的道教聖地說經台，傳說是《道德經》作者李耳講學的地方。這座道觀，以說經台為中心，方圓十裏之內，散布著五十多處古跡，包括唐太祖李淵修建的宗聖宮。文革中都遭破壞。紅衛兵命令道土們剃頭刮須，還俗成家。哈爾濱市尼古拉大教堂，是世界上僅有的兩座東正教大教堂（另一座在俄國），教堂建築連同經卷、器皿，全被紅衛兵搗毀。
在此期間，曾與毛澤東麵折廷爭的梁漱溟，回憶紅衛兵抄家的情景說：[他們撕字書，砸古玩，還一麵撕一麵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藝兒]。最後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三代為官購置的書籍和字書，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統堆到院裏付之一炬。……紅衛兵自搬自燒，還圍著火堆呼口號。當紅衛兵抱出兩本大部頭洋裝書《詞源》和《辭海》時，我出來阻止了。我說，這是兩部誰都用得著的工具書，而且是一位外地學生借給我的，如燒了就無法物歸原主了。紅衛兵不理我，還是把這兩部書扔進了火海，還一邊說：[我們革命的紅衛兵小將，有《新華字典》就夠了。]紅學家俞平伯五十年代被毛澤東欽定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者]。自是紅衛兵的重點攻擊對象。抄家時用麻袋劫走了俞家幾代僅存的藏書，一把火燒掉了俞氏收藏的有關《紅樓夢》研究資料。前交通部長章伯鈞是著名的[大右派]，藏書逾萬冊。他的住所被附近一所中學的紅衛兵占用作為[紅衛兵總部]。冬天到來時，章氏藏書成了紅衛兵頭頭們晝夜烤火取暖的燃料。後來，除少數善本被北京圖書館收藏外，其餘全部被送往造紙廠打了紙漿。在上海，畫家劉海粟珍藏的書被紅衙兵抄出後，堆在街上燒了五個多小時，焚毀字書文物不計其數。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沈尹默是名滿天下的書法大家。年屆八十四歲的沈老怕自己的[反動書畫]殃及家人，又擔心焚燒時讓外人看見告發，罪加一等，將畢生積累的自己的作品和一批明清大書法家的真跡一件一件地撕成碎片，在水盆裏泡成紙漿，再手攥成紙團，讓家人夜深人靜時拎出家門，倒進蘇州河。字畫裱褙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國寶級文物，如宋徽宗的山水畫，蘇東坡的墨竹，文徵明和唐伯虎的作品。他耗盡家財、費盡心血收藏的名人字畫，被紅衛兵付之一炬。他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的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在蘇州桃花塢木刻年畫社的畫家淩虛，五十年代曾手繪一幅長達五十尺的《魚樂畫冊》，被政府拿去，作為國寶送給印尼總統蘇加諾。他用了幾十年工夫，收集到的上千張中國各地的古版畫，連同他的國寶級佳作，通通被紅衛兵燒毀。
1967年8月28日，在長沙毛澤東下令開槍，打死“反革命”遊行群眾101人。大興縣殺“四類分子”325人，22戶被殺絕。湖南道縣農村紛紛組成“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大隊幹部隨意處決人，紅色大屠殺致死上萬人喪命。屠殺的手段有：刀砍、銃打、鐵烙、活埋、沉河、尖刀刺、鈍刀剮、鋤頭挖、繩子勒、石頭砸、數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藥炸、幾十人丟進紅薯窖用火活活熏死，還采用砍頭、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切指、斷肢等種種手段，慘不忍睹。文革中，冀東案迫害8萬4千人，死亡2955人；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案致死14000人；內蒙古人民黨案致死11622人。廣西武鬥死亡10萬多人，廣西武宣縣、隆安縣、大興縣、上林縣、武鳴縣、蒲北縣、靈山縣、貴縣都發生了大規模的煮吃“反革命分子”心、肝、肉的吃人事件。葉劍英曾說，文革造成了2000萬人死亡（漢學家麥諾教授估計，非正常死亡773萬人），上億人受迫害。可是, 至今中共領導層裏的毛派人物，仍把一切罪惡都推之於林彪、四人幫的頭上。他們成了替罪羊。真正的罪魁禍首卻逍遙法外，仍然是“偉大的領袖”，可他的老婆江青說了實話：“我隻是毛主席的一條狗！”
七，驕奢淫逸，生活放縱，腐化墮落，玩弄女性，抄襲剽劫，毫無人格，道貌岸然，從不恤民，卑鄙齬齪，形同禽獸。還美其名曰：“偉大導師”。
毛澤東是個腐敗的不擇手段的獨裁者。彭德懷曾斥責他“後宮佳麗，粉黛三千”，在中南海成立文工團目的是“選妃”。一位中南海文工團女琴師說，毛澤東沒一個品位。他一見著漂亮女人就拉人上床，他任何辦公地方都有“密室”。他對女性從來不尊重，包括自已的妻子，是個見異思遷的淫君。原配夫人楊開慧為他身陷囹圄時，他在井崗山上早與賀子珍合歡交眠；在延安當著賀子珍麵竟與他人上病，當賀子珍赴蘇聯養病期間，他又與江青同室姘居；在與江青結婚後又與許多女人“暗渡陳倉”。有人統計，他玩過的女人不少於一百人，在死前還在玩女人，任何時候身邊都佳麗如雲，自然活不到“萬歲”。
他的驕奢更是驚人，每次外出坐專列，數千警察、軍隊保護他。一切人、一切車輛皆服從其特權——讓路。毛每次外出要花費上百萬元。毛去蘇聯訪問，也用專機把木板床運去（毛的樸素隻是他的農民習慣而已。當要花很多錢維持他的“樸素”時，他毫不猶豫地折騰）。即使三年饑荒時期，全國到處都在為毛建豪華別墅。除各省市首府外，一些中等城市如包頭、鞍山等也競相效尤，其數量之多，古今中外少有。外交部當時的總務司長等人從各地觀摩回來後說，有些地方裝修標準在北京釣魚台賓館之上。
有些別墅是毛澤東親自交辦的。除廬山“美廬”旁的一處外，1959年6月毛回韶山時，向省委提出在滴水洞“造點房子”，說以後可以來此辦公、休息。這座別墅，連修公路、美化環境在內，耗時兩年，耗資1點2億。有人計算，如果毛澤東用建別墅的錢去買糧賑災，可供湖南餓死的248萬饑民吃一年。本人2001年曾去韶山滴水洞參觀，留有一首詩：“君王席上一戲言，百萬民膏扔此間，寂寞行宮寒光鎖，借問疆吏可汗顏？”
在全國到處都餓死人的時候，毛命令把人民大會堂北京廳改成「一一八會議室」，裏麵的裝璜、家具、陳設、吊燈遠勝於克裏姆林宮。而且，中南海的春藕齋也被重新粉飾裝修，成為毛的專用舞廳。在餓殍遍野時，毛居然把舞會由每周一次改為兩次，可謂鶯歌燕舞，。
紅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的《毛澤東遺物事典》記載上有：三年饑荒期間毛澤東的菜譜（被宣傳為饑荒時期“不吃肉”） 1961 年4 月26 日，幾位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為毛澤東精心製作了西菜菜譜，包括七大西菜係列，即魚蝦類、雞類、鴨類、豬肉、羊肉類、牛肉類、湯類。其中有：蒸魚卜丁、鐵扒桂魚、煎（炸）桂魚、軟炸桂魚、烤魚青、莫斯科紅烤魚、吉士百烤魚、烤青菜魚、菠蘭煮魚、鐵扒大蝦、烤蝦圭、蝦麵盒、炸大蝦、咖喱大蝦、罐燜大蝦、軟炸大蝦、生菜大蝦等等。60年代初，工作人員為毛製作的雞類西菜有：黃油雞卷（雞排）、軟煎雞徘、雞肉餅、雞肉元、大王雞肉餅、雞肉絲、罐燜雞、紅燜雞、蔥頭燜雞、青菜燜雞、紙包雞、雞丁敏士、椰子雞、奶油雞等等。60年代初毛澤東吃過的豬肉類西菜有：烤豬排、烤豬腿、炸豬裏幾、炸豬排、餾豬排、法國豬排、意式奶豬等等，毛澤東吃過的西菜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馬駿、白燴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燴牛尾等等。
《黨史文苑》載：據汪東興回憶：1967年10月毛親自查了自己的稿費存單，達570多萬（相當於現在的三個億左右），是當時中國的首富。而毛的文章卻大多為胡喬木、田家英、康生等人所代寫（“毛選”中的文章90％以上是秘書們所寫），《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都不是毛的作品，隻是冠以毛的名字發表或成為毛的講話稿，稿費全部歸毛。1964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轉文化部黨組《關於改革稿酬製度的請示報告》——廢除了印數稿費的製度，隻采用字數稿酬，後來全國報刊、出版以及任何創作又取消了稿費製度，全國唯有毛澤東一個人享受特權在拿稿費，而且是按印數稿費拿。毛的著作大多不是人民自己掏腰包購買，而是國家、單位花錢購買，發給人民，結果每個家庭都不止擁有一套兩套“毛選”。著作不斷地再版，聲稱“手不沾錢”的毛澤東不斷地違規拿錢, 是個典型的口是心非的混帳！
毛的錢是怎樣花的呢？據王彬彬的《為批評正名》敘述：毛的稿費收入首先是用於貼補生活之用。毛澤東每月工資404．8元，江青330 元，他們的收入是當時中國普通工人收入的十倍。但遠不夠他們開銷，於是每年從稿費中拿出一萬元（相當於現在的二三十萬）用於個人生活，結果毛還被宣傳為“艱苦樸素，粗茶淡飯”愛民的“領袖”。從1965年至1976年2月，毛澤東先後9次提取了38萬元人民幣和2萬美元的稿費給了江青；從1967年至1976年5月，毛澤東先後5次提取15萬元給了張玉鳳，又給了護士吳某2.5萬元，給了汪東興4萬元，但沒有見過毛拿自己的稿費去做公益事業或者救貧濟困——即使是對曾經養育過、乃至成就過他的偉業的“福地”井岡山、遵義、延安、西柏坡等長期以來相當貧窮的地區，“偉大領袖”也沒有掏過腰包。
毛澤東不但沒有感激過貧窮的鄉親，而且多次公然為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叫好。比如日本首相田中訪華，田中為日本侵華口頭道歉，毛卻說：“我們還要感謝日本呢。沒有日本的侵略，也就沒有我們的勝利”。
辛子陵在《打開文化大革命黑匣子的密碼——毛澤東傳位心路追蹤》寫道：“毛澤東晚年曾經多次提出自己身後班子的名單：黨主席——江青；總理——華國鋒；人大委員長——毛遠新或王洪文。可見，隨著毛澤東的去世，毛家天下的班子已經形成，幸虧毛岸英早死了，否則他就是中國的金正日。周恩來去世後，毛澤東讓政治局討論總理人選。政治局提了三個人：華國鋒、李先念、張春橋。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還有一個重要的議題：增補江青為中共中央副主席。這是由汪東興提議的，附和的人有張春橋、姚文元和吳桂賢。討論此議題時，葉劍英、朱德離開了會場，李先念不表態，華國鋒、王洪文、陳錫聯、吳德、紀登奎表示要請示毛主席。江青“謙虛”了一下，表示堅決擁護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自己不當什麽副主席，繼續當批鄧的“過河卒子”。主持會議的華國鋒認真地記下了江青的話，並要列席會議的毛遠新把整個會議情況完整地匯報給毛主席。
1976年1月底，毛澤東圈了華國鋒為總理，並加上“副主席”，圈掉李、張和江青。據姚文元回憶：“毛澤東還召見汪東興、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我，說：‘誰提江青為黨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誠，是汪還是張提的？誰提是誰在害她，逼我早死，你們要擁江，應該等我死後。’”
毛澤東欽點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準太子毛遠新激烈反對，認為華國鋒能力太低，主持個會連話都說不清楚。毛把手臂往下一壓，說：“我就是要用這個沒能力的。”毛再也找不到“蕭何”了。他看中華國鋒無能力、無班底、無野心，有這“三無”，毛死後，他隻能把政權交給江青，是個最理想的二傳手。這是毛澤東心中的如意算盤。
天安門事件後，毛澤東精神上受到很大打擊，身體一天不如一天，來日無多了。他不再繞山繞水，顧左右而言他，不得不把身後事明白交代。據姚文元在回憶錄中披露，天安門事件後，毛澤東曾多次提及身後班子的名單：
黨主席：江青；
總理：華國鋒；
人大委員長：王洪文或毛遠新；
軍委主席：陳錫聯。
毛還將這一名單詢問了政治局委員們的意見。
“你辦事，我放心。”不是毛澤東傳位給華國鋒的遺詔。”
1982年12月3日上午，在公審四人幫的法庭上，當指控江青有反黨奪權的野心，攻擊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時，江青高聲叫板，把全場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我要告訴你們一件事。”她對靜下來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給華國鋒寫‘你辦事，我放心。’的話，”——她環顧四周，她的眼鏡成了法庭中照相機的焦點——“這不是毛主席給華國鋒寫的全部內容，至少還寫了六個字：‘有問題，找江青’。”結果，法庭大亂。
江青在混亂中冷笑：“我無法無天。”
我們再 看看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林彪是怎樣反思毛澤東的：林彪在日記中寫道：“主先臣後”，“主倡臣和”，“終生不犯錯誤之法……跟著轉、喊”，“勿講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眾，他一個人頂億萬人，所以和他的關係搞好了，就等於對群眾搞好了，這是最大的選票”，“堅決的左傾高姿態”，“決議不好也同意——頭等大事，不然是書呆子”。葉群記錄的林彪講話還有：“三不主義：不負責，不建言，不得罪”，“三要：要響應，要表揚，要報好消息。”林彪正是按照這些原則投毛之所好的。
所謂林彪整人，隻是對毛澤東想整的人說了幾句狠話而已，如對羅瑞卿、賀龍。羅瑞卿因為竊聽器的事而被毛欲置之死地，賀龍因為長期不願奉承毛而被毛懷疑——賀龍家裏從來不掛毛澤東的像；全國學毛選時，賀龍卻說“應當好好學習劉主席著作”；毛澤東接見運動員，賀龍站在門口，10分鍾就走了；有一次，運動會上高奏《東方紅》，賀龍起身就走；毛澤東擺家宴過生日，賀龍稱身體不好沒去，可是卻在家裏打撲克；批判劉、鄧，賀龍不發言，毛澤東逼他發言，賀龍卻說：“我上不了綱喲”。因此，毛澤東懷疑賀龍是另外一個彭德懷，必欲除之，讓人揭發他“二月兵變”、想當主席。
林公開大批彭德懷，私下裏卻說彭的“萬言書是對的，就是急了點。”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毛吹成“中國幾千年，世界幾百年才出一個的天才”，但私下裏卻說“劉少奇在理論上比毛主席講得透”，“劉少奇、鄧小平是好同誌，拿掉劉沒有道理。”林彪個性清高，聶榮臻說：元帥中，隻有林彪、彭德懷兩個敢頂撞毛主席。林彪反對出兵朝鮮，拒絕率兵入朝；反對大躍進，說毛澤東“憑空想胡來”。1966年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毛澤東讓林彪當接班人，林彪推辭不受，還寫了一份報告繼續推辭。毛在這個報告上作了批示，堅持讓林彪作接班人，林彪竟把毛的“欽批”報告撕碎扔進了痰盂。
毛澤東強迫林彪做接班人，但林彪或許是因為身體不好，他是寡欲的，他多次聲明不當國家主席；林彪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但卻把日常工作委托給了葉劍英。從1967年到1970年，林彪僅一次在住地召見過軍委辦事組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丘會作，約20分鍾，談的僅僅是防止蘇聯對北京的突然襲擊；黃永勝當軍委辦事組組長和總參謀長前後，林彪隻見過他兩次，林彪從未單獨接見過吳法憲，對李作鵬也僅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過一次，丘會作在文革期間從來沒有麵見林彪的機會。林彪甚至在文革數年也沒有對軍委辦事組下達過象樣的命令。可就是這樣一些零散的人，被毛澤東捏造為“林彪反革命集團”。
原來，林彪與“四人幫”等毛澤東的走狗水火不容。林彪集團的人都是受到毛澤東、四人幫的殘酷打擊而投靠林彪的。黃永勝直到1980年出庭受審時還大罵江青“大流氓！大壞蛋！”吳法憲、李作鵬、丘會作等人皆是受盡批鬥淩辱，後來被林彪暗中保護了起來。林彪他們稱江青為“白花蛇”，張春橋為“眼鏡蛇”，姚文元為“響尾蛇”。林彪多次當眾大罵江青，還說要“斃了她”；一次，陳伯達想辭掉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職務，可林彪勸他：“你不占住這個位子，她（江青）就會上去，禍害的人會更多”；隻是因為江是毛的夫人，林彪又要讓葉群與江青套關係。1971年，林在蘇州大哭一場，提出要“清君側”，搞掉張春橋等幾個奸佞，搞掉“三蛇”，架空毛，實施“新政”，“新政第一條就是：中止文革，搞民富國強。”
據林彪秘書張雲生的回憶錄：林彪與毛澤東最大的矛盾是在起草中共九大報告中。毛讓林彪主持起草該報告，林彪、陳伯達起草了題為《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的報告，提出國內的主要矛盾不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的矛盾”，所以應當集中精力“發展生產”，應當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搞“民富國強。”陳伯達也說：“還是應當搞好生產，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盡搞運動，運動就像伯恩斯坦說的運動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毛澤東看了報告初稿以後大怒，決定另起爐灶，讓張春橋、姚文元重新起草政治報告。張、姚起草的報告由林彪在大會上宣讀，當時林彪麵色鐵青，肺都要氣炸了。念完報告回到家裏，葉群說：“我真擔心，你都念錯了。”林彪說：“多念錯一點才好呢！”
據最近開禁的《林彪工作劄記》：林對毛“文革”中的陰謀了如指掌，如林彪劄記中記載：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風吹得很勁。毛提出，讓葉群多關心政治大事，創條件參加實際一線麵上工作。問了葉群行政級別，說：“十四級，太低、太低！”毛的辦公室主任是七級、八級。毛說：“不能再幹等著，國慶節後準備對各大區第一書記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義造反，中央不正確的就可以不執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變，不要怕亂，不要怕造反。大亂才能大治，是我革命鬥爭實踐中的思想理論結晶”。毛要從輿論上、組織上發動進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陽謀外出，由劉（少奇）主持中央會議，經劉除“彭、羅、陸、楊”作第一步，再通過毛的政治鬥爭綱領文件，鏟除劉、周、鄧，這是毛的陰謀。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毛已決意要除劉、鄧。劉鄧提議，六一年八月召開黨的九大。毛說：要請長假調理。六四年五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開九大。毛說：要返故鄉休息。毛指：六一年是要複辟搞修正主義，六四年是排斥毛奪權。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一月革命，上海奪權鬥爭，是“B52”（毛澤東）授權眼鏡蛇（張春橋）、婆娘（江青）搞的。全國各處，從上至下、天南地北展開奪權鬥爭。誰奪誰的權？婆娘代“B52”到處放炮，到處打、砸、搶、抓、鬥，到處埋下仇恨種子。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局勢繼續亂，二十五個省區告急癱瘓。動用武裝部門、保衛部門武器參與武鬥。雙方都堅持忠於同一個神，同一個魂，同一個旨。
九大之後，毛決心除掉林（毛最終逼死林彪，出於三大原因：林彪的以經濟建設為重心的思想與毛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嚴重衝突，為了自己身後不被否定，毛必須在打倒劉少奇之後乘勝追擊，打倒林彪，甚至後來試圖打倒周恩來；當初為了打倒劉少奇，毛澤東秘令林彪坐鎮中央軍委，為他掌握軍隊，結果軍委辦事組都是林彪的人；毛認為批判張春橋的“二月逆流”是林彪推動的，當時以林彪為代表的“槍杆子”與以張春橋為代表的“筆杆子”水火不容），林多次求見毛而不得，林彪甚至為此大哭了一場。一次，江青讓林彪到釣魚台，林以為毛要接見，匆匆趕去，結果隻是跟江青照了相，沒有見到毛澤東，林彪氣憤填膺。毛始終不給林彪任何解釋的機會。廬山會議上，本來是康生首先提出要設國家主席，林彪從未提出，而且多次表態：如果設立國家主席，由毛主席擔任，我林彪絕對不當。但毛澤東要借機打倒林彪，他跑到南方大肆進行非組織活動，到處聲稱：有人想分裂中央，想當國家主席。
毛澤東逼迫林彪出逃，林彪不想認罪，認罪了必然是劉少奇、彭德懷的下場。林彪說：“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這裏。一是坐牢，二是從容就義”。（以上均見林彪秘書的回憶錄）中央本可以阻止林彪從北戴河出走，當時全國的飛機都禁止升空，唯獨允許林彪的飛機起飛，毛澤東還十分瀟灑地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去吧”，其實，毛胸有成竹，飛機上早就安了定時炸彈。
文革中，一份批判文革的信——《中國共產黨非常中央委員會致全黨的公開信》傳到林彪處，林聽講後一言不發，但隨後又把信要了去，說“再看看”，可見，這封信引起了林彪的共鳴。林彪曾說：“文化大革命，要變成‘武化’大革命嘍！”林彪兒子林立果等人在《571工程紀要》中寫道：“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統治集團內部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他們的革命對象實際上是中國人民，而首當其衝的是軍隊和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人”，“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製獨裁式的家長製生活。”
毛澤東的語錄，原文大致如此：“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農民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見《毛選一卷-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