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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 劉少華
譯者按：這是作家閻連科發表在紐約時報上的一篇文章，原文名The Year of the Stray
Dog。倉促譯就，未征得作者本人同意，歡迎轉載，請勿商用。
舊習難改。盡管離開農村老家已三十多年，我卻從未將元旦作為一年的開始。在我家鄉，一年真正的開始是大年初一。
農曆的2011年，對我來說，就像一條長長的隧道，沒有一絲光亮。
黑暗的2011年始自我兒子找工作。那時他已完成在英國的學業，帶著法學碩士學位回到中國。他堅信，若想在中國有所作為，需在法律係統中謀到一份公職。然而，因為不是黨員，他幾乎沒機會參加國家司法考試。
當他還在讀本科時，不止一次考慮過加入共產黨，每次都被我勸阻了：“難道人必須要成為黨員，才能獲得自己想要的生活”？作為一個父親，兒子的經曆使我感覺我應跪在黨的領導麵前，求他們給入黨和未入黨的年輕人同等的求職機會。
黑暗的2011並未中止。我最新的作品，《四書》——一本直麵中國人民在上世紀50年代末的大躍進以及隨之而來的饑荒中所受創痛的小說，被近20家出版社退稿。拒絕的理由幾乎是一致的：誰敢在中國出版我的書，誰就將被關掉。
這部小說花了我20年構思，2年時間寫作。作為一個作家，這本書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我也知道它將成為中國文壇一部重要作品。然而，中國出版業的現狀就是如此，對我來說，除了接受，別無它選。我隻能長籲短歎。
厄 運連連。伴隨著書不能在大陸出版的夢魘，我在北京的房子也被強拆了，理由是附近有條公路要拓寬。強拆如颶風來臨。沒人向我和鄰居們出示任何官方文件；賠償 沒有商量餘地，不管原有麵積多大，蓋房子花費多少，一律隻有50萬。大家還被告知，“誰願意跟政府合作，將會額外獎勵70萬。”兩項加起來共有約19萬美 金，看起來數額很大，實際上在今天的北京，這些錢在好地段也就能買個廁所。
居民們與強拆隊之間劍拔弩張，大家發誓，要用生命維護財產和尊嚴。
鬥爭持續了數月之久。一天黎明，小區的牆被強拆了。一些疲於應戰的老居民不得不被送到醫院去。隨後，一係列的盜竊案出現在小區，大家心知肚明，這隻是用來嚇唬居民們的策略而已。報警毫無價值，其幼稚程度與小學生報告說鉛筆被偷無異。
11月的最後一天，離強拆期限隻剩一天了，我在新浪微博上貼了一份對H和W的公開信，呼籲政府不要再跟被拆遷者玩“貓鼠遊戲”。我當然知道，這封信不會到達它該到的人手裏，但我希望它能吸引足夠的注意力，從而向當地政府施壓，在強拆期間避免流血衝突。
我的公開信被大量轉發，幾乎立刻傳遍全國。然而，它所產生的影響，如同在風中竊竊私語一般微弱。
12月2日，淩晨五點，一隊戴著頭盔的便衣男女，從窗戶闖入我鄰居家中。在向入侵者聲明他反對拆遷後，我鄰居被帶走關了起來。他家的一些大型家具被搬出門外，隨後房子被推土機鏟平。後來他回憶說，那天早晨他看到200多個戴頭盔的便衣圍在自家房子邊上。
整個12月裏，有30多戶被迫同意拆遷，我黑暗的2011年也就此結束了。這次經曆使我意識到，一個公民和作家的尊嚴，尚不如一隻餓犬向主人搖尾乞食重要；一個公民可享有的權力，還不如一個人手中握住的空氣多。
我很想哭。有時我甚至會想，若能在北京中心的天安門廣場哭一場，也是一個不小的特權吧。
在這個社會中，人們像狗一樣活著。我夢想能在我的書中大聲喊出這一切，並將我的呐喊變成優美的樂曲。這怪誕的人生和奇妙的夢境維持著我的生命，有時甚至給予我信心。然而，我也不斷的灰心、喪氣。
我身心俱疲，隻想離開這黑暗的2011年的北京，回到自己的家鄉去。我渴望能在家鄉開始一個全新的2012年，跟我的母親和親人們待在一起，讓他們簡單的溫暖帶走一切冰冷、焦慮和恐懼，遠離那些在2011年黑暗的隧道中包圍我的東西。
我回到了位於河南西部的家鄉嵩縣，與我80歲的老母、兄長、嫂子、侄女們一起過了十天。我們一起回憶過去、說笑話、打麻將。無人提及我的作品或是經曆過的不幸，我們像過著完美的生活一般。
每日所見，皆是燦爛陽光。每日所感，都是親人關愛。那十天，我們坐在電視前，一起看肥皂劇，看春節聯歡晚會。電視節目很一般，但家裏的暖意驅走了黑暗的2011年。我感覺很安心。
除夕夜，我們按照傳統，一起吃了頓餃子。母親把她的一些餃子分給我，以示關愛。一小縷頭發垂下來，她的臉上洋溢著幸福：“我們國家現在富強了，這多麽美妙！”她說，“我們現在能吃肉餡的餃子了，隔三差五吃，就跟以前窮的時候吃野草一樣多！”
我哥哥終其一生都是一個騎自行車到處送信的郵差，現在他退休了，開著我用版稅給他買的車子。“為什麽有人會恨政府呢？”一次他載我去看望一個住在山村裏的親戚時，在路上問我。“我們生活的很好，這還不夠嗎？”
我兩個姐姐都是農民。她們很愛看一個清宮肥皂劇，劇中的皇帝很聰明，做事遊刃有餘。姐姐們希望我也能寫一個那樣的肥皂劇本，既有錢，又有名。她們說，隻要寫出一個成功的肥皂劇就會讓整個家族臉上有光。
我不知道我的家人是真相信這些東西，還是隻想安慰我而已。我不知道這幾年獲得的財富，是否真的讓中國人民堅信，吃得飽、穿得暖真的比權力和尊嚴更重要？或者，在他們看來，一盤餃子，口袋裏的一點錢，比權力和尊嚴更有用？
我 沒問，也不想深究，因為我知道，根本就沒有明確的答案。於我而言，我更願意保持尊嚴，即便那意味著饑餓至死。這信仰在我的血液中流淌，這也應是文化人的基 本原則。然而，在今天的中國，對許多人來說，這隻是一派胡言。可是，我為何要抱怨？就連文化人都將食物和錢置於尊嚴之上，我怎能以此來批評我的親人們呢？
大年初六是出門的吉日，我該走了，親人們都趕來與我道別。與以往一樣，每逢這種場合，母親都會掉眼淚。但直到最後一刻，她才開口。
“多和有權有勢的人交朋友”，她在我耳邊低訴。“別做讓那些人反感的事。”
我走之後，哥哥給我發了一條短信。“大過年的，我就沒說給你聽。要記住：別管是為了什麽事，都別惹政府。”
我外甥陪著我到了最近的高速入口斜坡處。“我媽讓我告訴你”，那孩子吞吞吐吐地說，“照顧好自己的身體。別寫太多了。如果一定要寫，就寫點誇政府和國家的。別越老越糊塗。”
我點了點頭。
“告訴你姥姥、舅舅和媽媽：別擔心我，我很好。我寫的東西很好，我也應付的來。除了皺紋和白頭發越來越多，沒別的煩心事兒。”說完後，我開車離開。
一邊開車，沒來由地，眼淚倏然而至。我隻是很想哭。是為我母親、兄長、親人們以及那些同樣有了吃的就忘了尊嚴的陌生人們？還是為那些像我一樣熱愛權利與尊嚴卻活得像喪家犬之人？我不知道。我隻想大聲哭泣。
我停下車，任涕淚肆意橫流——落到我的臉上，流進我的心中。很久之後，眼淚幹涸了，我又發動了車。我在開回北京的路上，喘著粗氣、焦慮萬分，就像一隻迷失在黑暗隧道中的喪家之犬。
—— 原載: 紐約時報
The original article was written in Chinese. NYTimes version is English translation.
脖子上的狗圈鬆了一格便搖尾巴了？
過去窮， 知道是為什麽嗎？是因為你被剝削了，又幾乎沒賞的； 現在有吃的，不過是這個國家的剝削政策從“殺人吃肉”（奴隸社會性）過度到“養肥再吃”（資本社會性）而已。
“畢竟很多文學藝術是離不開國家或私人的財力支持的。”？？？ 私人的財力 -- 廢話，哪樣事不需私人的財或力？
四大名著是國家支持的？ 輝煌的古代文學藝術哪一個是國家支持的？
頂nightrose。
我覺得閻沒有看不起老家的人。 老家人要求低感到幸福也很好。有些人願意知足常樂，有些人願意不斷追求，誰也不要責怪誰。
和政府作對是風險大，可是政府不被監督也是問題。
我在中國時互聯網還沒有普及，根本沒有現在中國網民如火如荼的時事探討和對政府的輿論壓力。黨員和非黨員的待遇相差更大，人們普遍沒有什麽工作流動性和區域流動性，戶口管理比現在要死的多。
我在中國時周圍人的人均居住麵積也都很小。現在雖說大城市房價上漲嚴重，但是我的同學朋友們也都有不小的住宅（不管是租的還是買的），當時參加工作10年的單身人員還住在單位宿舍，或是結婚的住一間房還要公用廚房衛生間的也很常見。
更不要說當時人們普遍的物質資源匱乏，我小時有幾個月糧店斷了豆油，憑票也買不到，隻好想辦法從肥肉裏榨豬油，或是做菜幹脆不放油。小時候買一隻漂亮的油筆還要高興好久，等等等等。
現在的中國無論從物質上，還是從精神上，與西方國家的差距絕對是減小了而不是擴大了。當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未必完美，畢竟經過了文革的徹底批判，但是感覺對傳統文化感興趣並學習研究的人也增加了，比如電視節目中的傳統著作講解，各種文化表演等等。畢竟很多文學藝術是離不開國家或私人的財力支持的。
你錯了，應當是“原始人以食為天，文明人以尊嚴為命”。
譬如我不能用一袋巧克力來引誘你。
就像下麵即為所說的，人的追求有一定次序，通常隻有在基本需求滿足了之後，才會想要更高層的。正因為他過去若幹年都吃得飽穿得暖，物質條件豐富，有可能事業還很順利，所以已經忘了基本需求不能滿足是什麽樣的了。所以對他親人的快樂也不能理解。
什麽是尊嚴，什麽是權力？當印度70%的人口沒有潔淨的飲水供應，90%的人口沒有衝水廁所時，他們有選票就能有尊嚴了麽？你能責備他們用選票換候選人發放的現金麽？
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不是給精英們用來歧視那些為溫飽和掙紮的人們的。若是有些人已經沒有吃穿之憂，可以去追求自己相信的理念，投入到自己熱愛的事業中去，應該感到幸運，而不是看不起那些遠未能如此無憂的人們。這就好像貴族們不用工作而可以整天研究音樂藝術，然後看不起泥腿子麵朝黃土背朝天地從地理刨食，或者工人在生產線上進行重複勞動。
我早就把自己定位為喪家犬，除了和作者一樣的原因外，更痛心於不能結束的文化革命。瘋狂的拆遷，不亞於斷根之斧；篡改的曆史，猶如絕育之藥。。。。 諸位，你願在中國儲藏財富嗎，你還認為中國有家的溫暖嗎？海外漂泊又失去精神之根的人，莫不如喪家之犬？
中國的知識分子曆來不被民眾所理解、所支持、所尊重。他們屬於被嘲笑、被挖苦的對象，像孔乙已；毛奪取政權後，他們更成為被打倒、被踐踏的對象，是為“臭老九”。
毛從心底蔑視文化人，欲摧毀一切知識和文化，他發動的曆次的大規模的群眾性的對文化的圍剿運動，暗合了中國這個以流氓無產者為主要成份的民眾的心，他們的合謀、合流、合作，成功地完成了那場被稱為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當然，對中國知識分子以及他們的民主訴求的最後圍剿，摧毀了這個民族文化、精神中最優秀的部分，徹底摧毀中華民族最優秀的階層——“士”，其功勞薄上，不要忘了還有“六四”以及之前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
在這個國度裏，作家的精神創作，從來沒有獲得像在別的國家、別的民族那樣受到應有的尊重；作家呢，更是一錢不值。閻連科即是其中的一例，活得像個喪家犬。
所以就有了無數作家改變了初衷（如你信中所說），停止了寶貴的有價值的精神攀援和藝術領域的探索；整個社會不再有精神的攀援和藝術創作，剩下的就隻是功利和苟且；記得早在“六四”運動之後，冰心問過，沒有了“士”中國會如何？今天，我們看到了答案，那就是，
摧毀了被稱之為社會的良心的“士”階層之後，以庸人哲學、功利主義為基礎的沉渣泛起的社會亂象。
閻的哭，又何尚不是整個中國知識分子的痛哭，是喪鍾在敲響。
馬斯洛把人的需要歸納為五大類，由低到高分成五個階層，象金字塔一樣：
生理需要：是人類本能的最基本的需要，位於多層次需要構成的“金字塔”圖式的底部。這種需要包括衣、食、住、行及延續種族的需要等。
安全需要：實質上是生理需要的保障。包括生命安全、財產安全、職業安全、勞動安全、環境安全和心理安全等。
社交的需要：也可稱為歸屬和愛的需要。包括社會交往，從屬於某一個組織或某一種團體，並在其中發揮作用，得到承認；希望同伴之間保持友誼和融洽的關係，希望得到親友的愛等等。
尊重的需要：即自尊、自重，或要求被他人所尊重。包括自尊心、信心、希望有地位、有威望，受到別人的尊重、信賴以及高度評價等。
自我實現的需要：是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標，位於金字塔的頂端。包括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潛力，表現自己的才能，成為有成就的人物。馬斯洛說：“音樂家必須演奏音樂，畫家必須繪畫，詩人必須寫詩，這樣才會使他們感到最大的快樂。是什麽樣的角色就應該幹什麽樣的事。我們把這種需要叫做自我實現。”
轉來馬洛斯的一些話來解釋作家與他家人思想之斷裂的現象的思考。不管你把自己定位在精英還是大眾，首先應該定位自己是一個個人，在海外就更是了，而個人隻應該說是自己的想法和觀察，思想，遭遇。也許我在閱讀你的遭遇時看見了我的身影於是有了共鳴，這是文學所以有永恒的魅力。如果不是工作要求，不要替政府解釋他們做了什麽功績，因為那是應該的，那叫為人民服務。批評和監督是公民的權利和責任。
哈哈！
謝謝點綴君的回複。
二，由於毛發動的曆次的大規模的群眾性的對文化的圍剿運動，成功地讓中國民眾打心底裏鄙薄文化藝術。他們隻講功利，不尊重精神領域的創作，不把曾經為這個民族創作了很多優秀的作品的作家當回事。這種深植民族性格的東西已經摧毀了作家的有價值的精神攀援和藝術、思想領域的探索，正在摧毀並將徹底摧毀中國的“士”階層。
三，閻在文章中表現出的與親人之間交流的斷層，我以為那是一個有著清醒的個體意識的人與隻求溫飽、委屈求全的人群的區別。那的確是令人悲哀、值得痛哭的事。
昨天把文章轉發給國內的一作家，他回複說，這篇文章使得他徹夜沒睡。下麵是拷貝他的信的部分內容——
想到了沙葉新老師，真正的外圓內方，誰也惹不起。而當年我異常敬佩的張承誌，成了左派領袖？！偏執狂。馬原竟然在熬日子了？韓少功到處出國講學，出場費五萬，用公款報銷差旅費？平凹賣字畫兒？而忠實抽最為廉價的劣質煙，我離開西安的時候，他沒地方住，房子給兒子結婚用了，他住在了辦公室，沒暖氣，燒的蜂窩煤爐，我倆談話時他圍在大衣和半條被子裏取暖……當然現在住進了所謂的藝術家大廈，那是扶貧開發項目？還是麵子工程？中國的作家們，個個如喪家之犬，從孔子開始，數一數看？也包括出國的，讀劉賓雁的最後文章，總是落淚，他想回來看看，或者死在自己的國土上，也沒辦到……
我所不喜歡的是他從字裏行間流露出“我的痛苦比你們的幸福高尚”這種情緒，以及從而產生的屈原式的“舉世皆濁我獨清”的態度及由此產生的自憐。事實上農村老百姓的幸福和少數利益受損害的人群的痛苦都是客觀事實，並不能用一種現象抹煞另一種。因為他提到的問題投合了西方媒體的口味，又用一個很巧妙的對比（食物對尊嚴）把中國政府在改善人民基本生活條件方麵的功勞一筆勾銷，所以能在紐約時報上發表。（我看他不如把自己的20年手稿送到台灣去出版好了，讓他全書翻譯成英文出版恐怕有難度）。
中國政府近幾十年來集中解決經濟增長問題，要讓多數人生活條件有顯著提高，這個目標的確達到了。但是在新的平台上又有新的問題產生，比如貧富不均，社會保障體係的缺失，政府的言論控製，以及一黨專政等等。恰恰是因為多數人都吃飽穿暖，有一定財富，才會有更高層次的問題出現，比如房產的保護，人們的政治訴求和言論自由的需求。打個不恰當的比喻，閻連科房子被拆遷，至少說明他還有在北京的房產資本，換成美金也有19萬。他老家的親人們有幾個身價如此？他自己的起點高了，就要看不起那些混得還沒他好，卻對自己生活很滿足的人，這難道不是有點文人自憐的意味麽？
任何一個政府的政策都有人讚成，有人反對，有人受益有人受損，即使民主選舉選出來的政府也無法讓所有人滿意。關鍵是看是受益的人多還是受損的人多。當然遵循會哭的孩子有奶喝的原則，知識分子及精英們更能夠和善於把自己的情緒和意見表達出來並吸引人們關注。像閻的親人那些不上網寫文的人們的態度就更容易被淹沒了。
謝謝。真地喜歡這篇文章。
蔣方舟的東西越寫越好了，前段時間曾讀過她的一篇好像是2011年紀事，佩服她小小年紀，有著那麽深刻的洞察力。
事實上所謂文人的獨立思考和文學創作的特立獨行並不是沒有他的血脈之繼承，而是在那些千絲萬縷的聯係中走出來的觀察和超越，回到這個具體的例子上，閻連科如果想的與他父老鄉親一模一樣，我們恐怕也不會有機會在這裏討論他的作品和文章了。
特別致謝杜姐轉來的文章在這裏供大家一睹。
回複原鳴子的評論:
感謝原鳴子君的提醒！可是閻連科的這篇文字並不是文學創作，僅僅是篇隨筆，是他自己一年的經曆與心態的披露，所以對這篇短文的理解與評價離不開作者本人。如果這是一篇小說，那就另當別論，不能與作者混為一談。。。
另外，關於他與他的親人是兩種思維一說，我是這樣看的，如果一個作家的情懷不能同自己親人相一致，特點他的親人又代表了中國的多數群體，那就是很悲哀的了。
閻連科這個人是一個沒有找到自己定位的人，不再乎你有怎樣的政治見解，而在於你是不是能安心地扮演你所選擇的角色，他離開家時在車裏獨自忍不住流淚的情節就說明他很困惑，很迷茫。不是做革命家的料，還是不要打腫臉充胖子好。
這就是《喪家犬的一年》中文版所給我的直觀感覺。
他是市民社會的思維。
其實作家隻要能很準確地描寫出現實就已經了不起了。
愛從才子身上尋找道德製高點的習慣大概和中國的傳統科舉製度有關，考上的人必須作官必須道德高尚。
作者是蔣方舟
希望不因為她的年紀而小看這篇文章的意思，所以我開始沒寫上～～～
翻譯得很好啊。。。是原汁原味的中文。。。讚一個。。。
閻連科一個農民的兒子，思想卻很激進，不能苟同。他的《為人民服務》就寫得很不善良，反映作者的心理很黑暗，很陰毒。他年紀不小了，還讓親人擔心實在是不應該，也沒有責任心。其實他真是不如他的那些被他很小看了的親人們，他的那些親人才是質樸可愛的人。nightrose的見解很犀利，我讚同。閻這個人的確很矯情，既要當勇士，又十分地自憐，給人的感覺特別不好。這樣的廣而告之，實在是自取其辱。相信美國人會看得一頭霧水，不會有什麽好印象。
作家往往都有顆非常敏感的心，俺能理解他與家人精神交流斷層而生出的苦惱，更能理解一個知名作家遭20家出版社退稿的痛楚。
謝謝分享。能貼出作者的名字嗎？
請心妹讀一讀這個：
中國作家夢魘
2012年04月23日 20:31:30分類：未分類
看了閻連科老師的《喪家犬的一年》，很難過，匆匆寫了一篇文章。
去海口見馬原。
緣起是一個紀錄片項目。二十年前，馬原做過一個《中國作家夢》的記錄，采訪了110個作家，內容有關他們那時候的生活和寫作狀態。
如果你把它看做中國版的《巴黎訪談》，那就錯了。在《中國作家夢》裏，作家們聊的最多的，不是“你覺得卡夫卡和海明威誰對小說語言的貢獻最大？”，而更類似於“你覺得王朔和蘇童誰更有錢？”
在當時的采訪裏，有幾個問題是被問得最多的：“你家住多大的房子？”“你的稿費是多少？”“你海外版稅能拿多少？”
那時候的鐵凝，語氣中有可以想象的天真情態：“我愛音樂，愛做菜，愛芭蕾。”“我的菜做得很好，我寫的小說不能賺錢，我還可以開個飯館。”她當時是河北省作協主席。
那時候的劉心武由於《班主任》《5·19長鏡頭》等一係列針砭時弊的小說，而成為時代最紅的作家，他已經在大談文學商業化的前景和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采訪過後的一年，他轉入紅學研究。
那時候的餘華還住在宿舍，他一邊撓著腿一邊說“我就想寫出霍桑的《紅字》那樣偉大的作品。”一年之後，《活著》出版了。
回看過往，有趣的是和今朝的對照。時代弄潮兒們也曾風生水起，堅守者們也曾守得雲開。今日的命運和當時的豪言遙遙呼應，中間隔著中國文學失落的二十年。
失落的二十年，相對的當然是黃金的八十年代。七十年代，政治壓製的年代中，有知識有文化的少年人被放牧至管理相對鬆散的鄉村，閱讀貧瘠，思想卻自由，翻過幾座大山隻為了促膝短談。
禁忌壓抑的七十年代過去，政權開始遲到地尋找執政合法性，慌忙彌補失去的信用，在大環境的鼓勵和默許下，思潮反彈式地井噴而出，王蒙說那時候的作家“各領風騷三五天”。
先鋒寫作興起，作家們自封東邪西毒南帝北丐。那時候更像是文學上的大躍進，作家們都是興奮而樂觀的，覺得照這樣下去，三五年之內就夠趕超英美。二十年後，馬原才承認，歐美文學發展了幾百年，中國白話文寫作才不到一百年，與自己師承的歐美大師“齊肩”，豈是我輩、我後輩、我後後輩能完成的？
八十年代的作家們是明星，他們既拿著體製內的工資，又有額外的稿費收入，周圍沒有什麽人下海致富，他們的生活相當優越。不僅如此，每當一部小說出版，就會像現在又出了一部宮鬥劇一樣引起社會範疇的反響與討論。作家走在街上，會被粉絲攔住，熱情地討論他的作品。伍迪·艾倫夢回的巴黎，在中國也曾出現過。
然後是1989，八十年代提早一年結束了。那一年，我印象最深的小說，是張承誌的《西省暗殺考》，小時候讀，覺得哪裏是書寫，簡直是一碗熱騰騰的剛歃了的血。
馬原做采訪的時候，剛好處於“時間結束了”這個戛然而止的時候。他想做文學的斷代史，他意識到雖然這些作家還處於創作的盛年，但是有些東西改變了，永久地、不可逆轉的。
文學的式微自此開始，雖然接受采訪的大部分作家對此還毫無察覺。可從他們反複詢問彼此的稿費和收入的焦慮，大概也能窺得端倪。
我沒有想到的是，馬原會把這次采訪當做人生中的一次敗筆，這部花了兩年錄製的紀錄片不僅沒有賣出去，還讓他中斷小說寫作，一中斷就是二十年。
那之後沉默的不隻是一個兩個。
魯迅講過最殘忍的故事，不是《娜拉出走之後》，而是《在酒樓上》：革命人永遠是年輕，也隻能是年輕，為了理想永遠熱淚盈眶不是作秀就是鄉願，熱血總會化為虛無啊。“五四”時候充當啟蒙者的進步青年呂緯甫，在墜入現實生活後變得頹唐失落。
呂緯甫說：“我在少年時，看見蜂子或蠅子停在一個地方，給什麽來一嚇，即刻飛去了，但是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回地點，便以為這實在很可笑，也可憐。可不料現在我自己也飛回來了，不過繞了一點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來了，你不能飛得更遠些麽？”
馬原也飛回來了，他時隔二十年又寫了新小說。他如今患了絕症，在海口養病，房子正對著海。我去海口那幾日剛好下大雨，烏雲鋪天蓋地撲向海，隻間隔一條細細的白線，這樣的末日不知道是不是日日上演。比他小三十歲的妻子是海南本地人，運動員出身的修長四肢，眼如小鹿，抱著他們精靈可愛的兒子。這畫麵已經像是小說開篇。
馬原這二十年和作家少有來往，最近的一次相聚是因為隱居雲南的作家洪峰被打，吹響了作家的集結號，餘華等作家紛紛奔赴雲南去探望。
馬原有些欣慰地說：“當地的政府,對我們的態度很好。還是比較害怕我們這些作家的影響力。”
我聽了，卻覺得非常非常難過。大概是因為剛剛追憶完黃金的八十年代——雖然馬原也認為那是不正常的，如今在一個村政府暴力後的安撫中便得到安慰。
中國作家夢，從與歐美大師齊名的夢，變成了暢銷賺錢的夢，到最後，退守成了陶淵明的“田園夢”。
——“田園夢”也不得啊，閻連科老師的房子亦被強拆。看他寫的新文《我的喪家犬的一年》，看他寫維持尊嚴的困難，寫怪誕悲慘的人生，不再能給他力量，而隻有無力和灰心。與強權對抗是死，不願與野蠻文明直視的自我放逐也不得。
作家的責任是什麽？格雷·厄姆格林曾說，他不希望對社會上其他受害者負特殊責任。但是，他想作為一個作家，起碼有兩項義務：一是根據他自己的觀察來反映真實情況，二是不接受政府的任何特殊優惠。而現在，以上兩點似乎都需要具有格外的道德標杆和格外的勇氣才能完成的事情。
中國作家夢啊，到現在還沒醒，早就成了夢靨吧。閻連科老師前段時間發短信說：“已經在寫新長篇了，心也慢慢安靜下來了。”在夢魘中，恐怕也需要繼續寫作吧，因為那也需要有人記錄。
You did not understand the theme of the article well. Before their houses were removed, the author's neighbors at Beijing used to have happy life too. They had good food to eat and good houses to live in. But human-made tragedy may come to you and them anytime and anywhere. In other words, their happiness is in great uncertainty. That is what humanright is about.
在我看來他和他家鄉親人的區別在於他在過去一年中的利益受到損害，而他親人則是得到了好處。
政治本來就是討論資源與權力的分配問題，沒有多崇高。若說有些人權鬥士是為其他人爭取權利而奮鬥值得尊敬的話，這篇文章的作者主要是在爭取他自己的利益,更沒什麽值得仰視的。若是把他放到既得利益集團之內，他說不定就沾沾自喜，驕傲滿足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