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 劉少華

譯者按：這是作家閻連科發表在紐約時報上的一篇文章，原文名The Year of the Stray
Dog。倉促譯就，未征得作者本人同意，歡迎轉載，請勿商用。

舊習難改。盡管離開農村老家已三十多年，我卻從未將元旦作為一年的開始。在我家鄉，一年真正的開始是大年初一。

農曆的2011年，對我來說，就像一條長長的隧道，沒有一絲光亮。

黑暗的2011年始自我兒子找工作。那時他已完成在英國的學業，帶著法學碩士學位回到中國。他堅信，若想在中國有所作為，需在法律係統中謀到一份公職。然而，因為不是黨員，他幾乎沒機會參加國家司法考試。

當他還在讀本科時，不止一次考慮過加入共產黨，每次都被我勸阻了：“難道人必須要成為黨員，才能獲得自己想要的生活”？作為一個父親，兒子的經曆使我感覺我應跪在黨的領導麵前，求他們給入黨和未入黨的年輕人同等的求職機會。

黑暗的2011並未中止。我最新的作品，《四書》——一本直麵中國人民在上世紀50年代末的大躍進以及隨之而來的饑荒中所受創痛的小說，被近20家出版社退稿。拒絕的理由幾乎是一致的：誰敢在中國出版我的書，誰就將被關掉。

這部小說花了我20年構思，2年時間寫作。作為一個作家，這本書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我也知道它將成為中國文壇一部重要作品。然而，中國出版業的現狀就是如此，對我來說，除了接受，別無它選。我隻能長籲短歎。

厄 運連連。伴隨著書不能在大陸出版的夢魘，我在北京的房子也被強拆了，理由是附近有條公路要拓寬。強拆如颶風來臨。沒人向我和鄰居們出示任何官方文件；賠償 沒有商量餘地，不管原有麵積多大，蓋房子花費多少，一律隻有50萬。大家還被告知，“誰願意跟政府合作，將會額外獎勵70萬。”兩項加起來共有約19萬美 金，看起來數額很大，實際上在今天的北京，這些錢在好地段也就能買個廁所。

居民們與強拆隊之間劍拔弩張，大家發誓，要用生命維護財產和尊嚴。

鬥爭持續了數月之久。一天黎明，小區的牆被強拆了。一些疲於應戰的老居民不得不被送到醫院去。隨後，一係列的盜竊案出現在小區，大家心知肚明，這隻是用來嚇唬居民們的策略而已。報警毫無價值，其幼稚程度與小學生報告說鉛筆被偷無異。

11月的最後一天，離強拆期限隻剩一天了，我在新浪微博上貼了一份對H和W的公開信，呼籲政府不要再跟被拆遷者玩“貓鼠遊戲”。我當然知道，這封信不會到達它該到的人手裏，但我希望它能吸引足夠的注意力，從而向當地政府施壓，在強拆期間避免流血衝突。

我的公開信被大量轉發，幾乎立刻傳遍全國。然而，它所產生的影響，如同在風中竊竊私語一般微弱。

12月2日，淩晨五點，一隊戴著頭盔的便衣男女，從窗戶闖入我鄰居家中。在向入侵者聲明他反對拆遷後，我鄰居被帶走關了起來。他家的一些大型家具被搬出門外，隨後房子被推土機鏟平。後來他回憶說，那天早晨他看到200多個戴頭盔的便衣圍在自家房子邊上。

整個12月裏，有30多戶被迫同意拆遷，我黑暗的2011年也就此結束了。這次經曆使我意識到，一個公民和作家的尊嚴，尚不如一隻餓犬向主人搖尾乞食重要；一個公民可享有的權力，還不如一個人手中握住的空氣多。

我很想哭。有時我甚至會想，若能在北京中心的天安門廣場哭一場，也是一個不小的特權吧。

在這個社會中，人們像狗一樣活著。我夢想能在我的書中大聲喊出這一切，並將我的呐喊變成優美的樂曲。這怪誕的人生和奇妙的夢境維持著我的生命，有時甚至給予我信心。然而，我也不斷的灰心、喪氣。

我身心俱疲，隻想離開這黑暗的2011年的北京，回到自己的家鄉去。我渴望能在家鄉開始一個全新的2012年，跟我的母親和親人們待在一起，讓他們簡單的溫暖帶走一切冰冷、焦慮和恐懼，遠離那些在2011年黑暗的隧道中包圍我的東西。

我回到了位於河南西部的家鄉嵩縣，與我80歲的老母、兄長、嫂子、侄女們一起過了十天。我們一起回憶過去、說笑話、打麻將。無人提及我的作品或是經曆過的不幸，我們像過著完美的生活一般。

每日所見，皆是燦爛陽光。每日所感，都是親人關愛。那十天，我們坐在電視前，一起看肥皂劇，看春節聯歡晚會。電視節目很一般，但家裏的暖意驅走了黑暗的2011年。我感覺很安心。

除夕夜，我們按照傳統，一起吃了頓餃子。母親把她的一些餃子分給我，以示關愛。一小縷頭發垂下來，她的臉上洋溢著幸福：“我們國家現在富強了，這多麽美妙！”她說，“我們現在能吃肉餡的餃子了，隔三差五吃，就跟以前窮的時候吃野草一樣多！”

我哥哥終其一生都是一個騎自行車到處送信的郵差，現在他退休了，開著我用版稅給他買的車子。“為什麽有人會恨政府呢？”一次他載我去看望一個住在山村裏的親戚時，在路上問我。“我們生活的很好，這還不夠嗎？”

我兩個姐姐都是農民。她們很愛看一個清宮肥皂劇，劇中的皇帝很聰明，做事遊刃有餘。姐姐們希望我也能寫一個那樣的肥皂劇本，既有錢，又有名。她們說，隻要寫出一個成功的肥皂劇就會讓整個家族臉上有光。

我不知道我的家人是真相信這些東西，還是隻想安慰我而已。我不知道這幾年獲得的財富，是否真的讓中國人民堅信，吃得飽、穿得暖真的比權力和尊嚴更重要？或者，在他們看來，一盤餃子，口袋裏的一點錢，比權力和尊嚴更有用？

我 沒問，也不想深究，因為我知道，根本就沒有明確的答案。於我而言，我更願意保持尊嚴，即便那意味著饑餓至死。這信仰在我的血液中流淌，這也應是文化人的基 本原則。然而，在今天的中國，對許多人來說，這隻是一派胡言。可是，我為何要抱怨？就連文化人都將食物和錢置於尊嚴之上，我怎能以此來批評我的親人們呢？

大年初六是出門的吉日，我該走了，親人們都趕來與我道別。與以往一樣，每逢這種場合，母親都會掉眼淚。但直到最後一刻，她才開口。

“多和有權有勢的人交朋友”，她在我耳邊低訴。“別做讓那些人反感的事。”

我走之後，哥哥給我發了一條短信。“大過年的，我就沒說給你聽。要記住：別管是為了什麽事，都別惹政府。”

我外甥陪著我到了最近的高速入口斜坡處。“我媽讓我告訴你”，那孩子吞吞吐吐地說，“照顧好自己的身體。別寫太多了。如果一定要寫，就寫點誇政府和國家的。別越老越糊塗。”

我點了點頭。

“告訴你姥姥、舅舅和媽媽：別擔心我，我很好。我寫的東西很好，我也應付的來。除了皺紋和白頭發越來越多，沒別的煩心事兒。”說完後，我開車離開。

一邊開車，沒來由地，眼淚倏然而至。我隻是很想哭。是為我母親、兄長、親人們以及那些同樣有了吃的就忘了尊嚴的陌生人們？還是為那些像我一樣熱愛權利與尊嚴卻活得像喪家犬之人？我不知道。我隻想大聲哭泣。

我停下車，任涕淚肆意橫流——落到我的臉上，流進我的心中。很久之後，眼淚幹涸了，我又發動了車。我在開回北京的路上，喘著粗氣、焦慮萬分，就像一隻迷失在黑暗隧道中的喪家之犬。

—— 原載: 紐約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