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蔣勁鬆：素食主義與廢除動物奴隸製——答路聖嬰同學的批評

【轉帖】蔣勁鬆：素食主義與廢除動物奴隸製——答路聖嬰同學的批評

作者：蔣勁鬆

奴隸主再寬厚，奴隸也會受到奴役和壓迫。
肉食者再體貼，動物也會受到殺戮和摧殘。

讀到路聖嬰同學的“悲壯的素食主義——讀《人天逍遙》” （《博覽群書》，2008年第9期），非常高興，這是進一步澄清素食主義理念的絕佳機會。衷心希望路聖嬰針對我的回應，繼續提出批評，雖然並不奢望在觀點上完全一致，但交流總是在增進理解。路文的題目是“悲壯的素食主義”，其實素食主義在中國與其說“悲壯”，還不說是“寂寞”，由於社會上普遍流行的誤解與偏見，素食主義甚至連作為批駁對象的資格都不具備。因此，任何質疑，哪怕是激烈的批評，都將有助於擴大素食主義的影響。

路聖嬰的大作觀點鮮明，思路清晰，曾多次修改，是一篇精心結撰的文章。路文的批評中，除了有幾處指出我的表達不夠精細嚴謹之外，主要是對素食主義理念的質疑與批判。這些質疑和批評較為係統全麵地反映了今天中國社會上流行的對素食主義的種種誤解與偏見，因此進一步的澄清與解釋很有必要。

一、中國傳統飲食文化是鐵板一塊嗎？

路聖嬰批評我對中國飲食傳統的問題上自相矛盾，一方麵說中國的飲食傳統是以植物為主的，因而是健康的，可是又批判其為醜陋的口腔文化。其實，這二者說的是不同側麵，並不矛盾。中國飲食傳統以植物為主，因此對動物的殺害在數量上就受到了控製，這不僅有利於人的健康，而且也有利於動物的保護。但是，另一方麵，由於中國文化的口腔化特征，國人常常過分強調飲食的快感，甚至為了滿足快感的極致，不惜對動物進行各種具有高度想像力的虐殺，也常常由於沉溺於快感而有害身體健康。從中國飲食文化對動物的虐殺以及對身體的傷害角度，稱呼中華烹飪文化的這些糟粕為醜陋的口腔文化，難道不是恰如其分嗎？顯然，我對中國飲食文化缺陷的批評，並不意味著就不可以稱讚其優點。

路聖嬰說，“飲食文化的精神意義就是人類理解、體會大自然的一種途徑，是身體與精神的結合方式。對食材和烹飪方法的精妙掌握正是人們融入自然的證明，既有豐富的博物學知識又有充分的生存智慧。”非常正確！我們之所以要提倡健康、文明、和諧的素食文化，正是因為飲食方式絕不僅僅是個人生活方式的自由選擇，它具有非常重要的倫理意義和生態意義。我對中國傳統飲食文化的批判，恰恰就是要揭示出這種理解、體會的途徑、身體與精神結合方式、對食材和烹飪方法精妙掌握中所包含的對無辜動物的殘忍、對身心健康的戕害、以及對自然和諧的破壞。

路文稱：“中國文化向來講究天人合一，在這樣的思維方式下產生的傳統飲食文化，體現著人與自然的關係。” 在諸如飲食注重時令節氣等方麵，中國傳統飲食文化的確表現出了高超的智慧，宇宙運行節奏的精微體認。但是，不可否認，而且路文也沒有否認的是，為了追求某種病態的口感，極其殘忍和野蠻地虐殺、虐食動物，也同樣是中國傳統飲食文化的一部分。它們反映了傳統社會中人對動物殘酷壓榨的側麵，這些虐食、虐殺的思路和手段與中國古代酷刑的驚人一致性體現了傳統社會中人與人關係中兇殘一麵。這部分顯然是傳統文化的糟粕，必須要予以譴責、批判乃至掃除的。

二、素食主義是對動物奴隸的徹底解放

路聖嬰也支持動物保護，但是批評我不該提倡素食主義。她強調說“聲援動物權利也不隻有 ‘口腹之欲’這個‘敵人’”，這太正確不過了。但我何曾主張捍衛動物權利隻有提倡素食一條途徑？動物保護可以在多種層次上展開，素食主義作為一種最為徹底和激進的策略，並不排斥其他策略和路徑。

路主張“正常的肉食行為我認為無可非議，肉食動物吃肉不屬於不道德的行為，否則難道要把其他肉食動物做個基因改造也變成‘素食者’；當然，人之作為人，既擁有各種權力，也能夠主動放棄自己的權力，也就是說可以放棄吃肉的權力，但我不讚同把放棄與否作為一項道德標準來要求全人類。”這很集中地體現了流行的肉食文化的偏見。

為什麽我們會把肉食行為叫做“正常的”？以什麽作為標準？吃人肉是不是正常的行為？顯然，路不過是以流行的社會習俗作為評判標準，來為屠殺動物的行為背書。素食主義恰恰就是要對流行的社會習俗的天然合理性進行批判和顛覆，強調權利的適用範圍應該從人擴展到同樣能夠感受痛苦的動物身上，主張應該尊重動物的權利，反對為了人類的口腹之欲迫害動物。路應該以更基本的論證來批評我的主張，而不是簡單地訴諸社會習俗。

“肉食動物吃肉不屬於不道德的行為，否則難道要把其他肉食動物做個基因改造也變成‘素食者’”。路聖嬰忘了一個倫理學的常識，道德評判隻對可以進行抉擇的道德主體才有意義。我們主張素食倫理當然是針對可以進行倫理抉擇的人類而言的。而且，道德評判對於那些無法選擇的人，無法為自己行為負責的人，如精神病人、嚴重癡呆症患者都是不適用的。因此，也就不存在什麽肉食動物是否道德，是否需要基因改造的問題了。

至於說人有吃肉的權利（“權力”一詞應當是誤用），這也隻有假定人可以隨便迫害動物，可以用動物的痛苦和死亡為代價來滿足自身的口腹之欲的前提下，才是合理的。路聖嬰“不讚同把放棄（吃肉權利）與否作為一項道德標準來要求全人類”，但卻從未提出任何倫理學的理由，隻是一再重複肉食文化的偏見。在一個極端男權的社會中，可能有（男）人會主張：“男人之作為男人，既擁有打老婆的權利，也能夠主動放棄自己打老婆的權利，但我不讚同把放棄打老婆權利與否作為一項道德標準來要求全體男人”。在我看來，這個邏輯和路聖嬰的思路並無本質的區別。

路聖嬰說，在傳統社會中，肉食用的動物基本上是家庭飼養的，動物的飼養與宰殺過程中多少都有感情的因素存在；獵人打獵，也會對懷孕和帶著幼仔的母獸手下留情，與之相比，今天的種種機械化養殖和屠宰更容易造成麻木和殘忍。這些我都同意。但是，並不能因此而否認肉食文化的殘忍和血腥，抹殺動物遭受的殺戮和痛苦。至於說：“在這種狀態下，人與自然和動物的關係更接近現在所謂的‘朋友’關係。”我不能不說，路聖嬰對於“朋友”的理解與我們絕大多數人相距甚遠。有句流行的諷刺是說：“朋友就是用來出賣的”。在路聖嬰這裏變成了更加可怕的：“朋友就是用來宰殺和吃掉的”。誰敢做小路同學這種意義上的“朋友”，那是很有可能被殺掉充饑的呀！

在《飄》中，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南方的奴隸製中也不乏溫情的成分，那些忠心耿耿的奴隸們也許會真心地愛戴主子，我們對於那些相對寬容大度，慈悲溫和對待奴隸的奴隸主們也會讚歎，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說奴隸製不是一種違反人性的製度。同樣，在肉食文化中，人們真誠流露出的某種對動物的同情與感情，也值得讚賞，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無視肉食文化對動物的製度性的、總體性的迫害。因為，它把對於動物的屠殺、折磨、奴役視為人類社會正常運行的一部分，視為人類文化發展的必要基礎。這樣就會使得生活在這種製度中的每一個人隨時隨地都在不知不覺中參與對動物的迫害，使得迫害動物的行為日常化、常態化、去道德化。

路聖嬰批評素食主義“或多或少地帶有宗教色彩”，變成佛教的“殺戒”。但她並沒有告訴我們，帶有宗教色彩為何不妥當，我也懷疑她對佛教的“殺戒”的內涵、具體規定以及設立理由可能隻有不準確的想像。我們不能不加分析地認定宗教的所有觀點都是錯誤的。站在動物保護的角度，我們認為佛教的“殺戒”是動物倫理的偉大表述。我也不同意，“佛教的素食是宗教原因的獨立係統，不適合與普遍的飲食傳統作對比”。我認為，佛教素食的理由至少包含了動物保護的觀念，完全可以用它來對比和批判那些血腥的、殘暴的迫害動物的所謂“普遍的飲食傳統”。在動物保護的立場上，稱之為“優良傳統”並不為過。

為什麽說素食主義“把類的矛盾化為類與個體的衝突”，路聖嬰並未詳細展開，我猜想她的意思大概是說，作為種群的動物如果遭受滅絕，是不能接受的。而作為個體的動物受到屠殺和虐待則是可以容忍的。問題是，為什麽人權要落實到個體上，而動物卻得不到這樣的待遇？顯然，這種觀點仍然是在無視作為個體的動物的權利，漠視動物日複一日遭受的苦難。至於說某個特定動物的活動如果傷害到了我們人類自身，也不是絕對不可以為了捍衛自身利益而剝奪動物的某些權益。例如，一條狗不幸得了狂犬病，瘋狂地撕咬行人，那麽在沒有其他辦法的情況下，撲殺它也是合理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可以在原則上否定狗的權利，而是說在一定條件下我們必須要在各種衝突的權利之間進行權衡。別忘了人也是動物，也需要保護人類的動物權利。正如，我們保障人權，但是對於挾持人質的恐怖分子，在多次勸降無效的情況下，一槍擊斃，也是合乎倫理的。

在奴隸製時代，奴隸主可以任意殺害自己所擁有的奴隸，殺害他人擁有的奴隸僅僅是侵犯了他人的財產權，奴隸自身並沒有權利。今天，我們認為一切人的權利都應該尊重，人權已經（或正在）成為普遍接受的觀念。而動物權利的普遍接受還需要繼續努力。盡管在邏輯上我們真的拿不出什麽理由，在權利問題上，可以將人與動物截然劃分。

我反對苛責素食的宣傳者和實踐者，路聖嬰的異議並不成立。如果反對素食的人，並不真正關心植物權利，那麽他們以植物權利來反對動物權利，除了有礙動物權利的保護，能帶來什麽實質的好處呢？無論是在生物學還是在日常理解中，動物距人類比植物要更近是不爭的事實。道德擴展的順序顯然是應該從動物開始才有意義。而且，提倡動物權利，是建立動物具有神經係統，會感到疼痛的基礎上的。植物並無相應特征。提倡植物權利，應該說清楚植物權利究竟是什麽。

即使相信植物權利，素食相對肉食來說也更有利於植物權利的保護，因為在從植物轉化為肉食的過程中，消耗的植物數量遠遠高於直接食用植物。肉食者不僅妨礙動物權利的實現，對植物權利的傷害也比素食者嚴重。因此，反對素食的效果，在任何情況下都僅僅是負麵的、消極的、違背倫理的。至於說仿葷素食說明素食者可能存在過度追求“口腹之欲”的傾向，當然可能！問題是，過度追求“口腹之欲”在倫理尤其是動物倫理上並沒有什麽過錯。就算這方麵有所欠缺，至少他們在不傷害動物這方麵要強於肉食者。而且，肉食者中自然也不乏過度追求“口腹之欲”的傾向。從總體上說，應該承認素食者表現要比肉食者強得多。

三、地方性知識不能免受批判

路聖嬰批判我的素食主義主張，搬出了現在頗受重視的“地方性知識”。我同意路的觀點， “中國傳統飲食文化和中醫等都是中國特色的地方性知識，都包含著肉食的成分”。路聖嬰還援引田鬆教授的曆史依據，主張千萬年的肉食傳統說明了曆史依據的充分性，而且中華土地上的種種生存智慧也不排斥肉食。

需要指出的是，路對地方性知識的理解是片麵的。按照近來科學實踐哲學的觀點，不僅傳統知識是地方性的知識。實際上，所有的知識，包括近代實驗科學都是地方性知識，因為知識的產生、辯護與應用都必須依賴於特定的情景。“地方性知識”並不就表示它可以免受批判，人類曆史上太多的地方性知識在不斷地發展、更新、替換、毀滅，其結果也是有喜有憂，不能一概而論。路聖嬰說，“在這裏，不是要分析評價這種標準如何，我隻是強調這樣一些已經變成傳統文化的東西，是地方性知識的一部分。”沒錯，但問題的關鍵恰恰就是，這種地方性文化是否要延續，還是要改進或替換？

我也同意，“以傳統飲食文化和中醫為代表的地方性知識需要自身的生存權利和空間”。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種生存權利和空間就是絕對的，它就能夠以犧牲動物權利為代價來確保自己的發展。地方性的知識和傳統也需要接受道德的衡量。納粹醫生與731部隊所作的實驗都是標準的科學實驗，但是我們不會因為現代科學“需要自身的生存權利和空間”，就聽任他們胡作非為。曆史上存在過的傳統太多了，偷盜、搶劫、行賄受賄、娼妓的曆史比現代科學來得都更加悠久。一味訴諸所謂的曆史依據，很可能會陷入一種無批判能力的困境。

人類曆史上存在著太多血腥、殘酷、野蠻、愚昧的傳統，在當時也曾往往被賦予了男性氣概等等文化意義，今天我們不再能容忍其存在。如角鬥士搏鬥傳統，在羅馬帝國曾經流行一時，應該比今天的拳擊和足球更能喚起民眾的熱情，優秀的角鬥士一如今日貝克漢姆那樣備受女粉絲崇拜。但是，我們今天並不會因為要保護角鬥士傳統這種“地方性知識”，就去捍衛奴隸製，捍衛這種血腥的暴力遊戲。同樣，在動物保護主義者看來，西班牙鬥牛雖是一種悠久的傳統，但違反了動物倫理，應該早日廢除。

我也承認，許多傳統在曆史的演變中在許多方麵已經寄託了人們複雜深厚的情感，積澱為富有意義的文化符號，並發展出了一些很精緻的文化成就，一旦被廢除，往往會引起許多人深沉的失落感覺。但是，這種曆史的、審美的因素再深重，也不能用來保護違反倫理的過時傳統。這就是說田鬆教授簡單地以曆史存在作為合理性的標準是站不住腳的。如義大利歌劇發展史上曾經有過為了保證歌唱者的聲音完美而強迫閹割男童的傳統，應該說這也是一種追求歌劇藝術極致的“地方性知識”，雖然在我看來很有些變態。這樣也許可以產生出無與倫比的藝術傑作，但是今天如果哪位歌劇藝術的狂熱愛好者，要用這種很“科學的”方法來栽培自己的兒子，道德和法律都不會尊重他這種發展“地方性知識的生存空間和權利”。人類的道德覺醒總是在不斷地衝擊著傳統的文化。

我本人強烈支持中醫發展，但是中醫現在不景氣與動物保護關係不大，而應該歸咎於科學主義的壓製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總體衰落。路聖嬰杞人憂天地擔憂：“全民素食不利於這樣的地方性知識的保存和傳承，中醫現在就已經遭到衝擊，如果再因為某些素食主義者的偏激而導致不可挽回的破壞，那就悔之晚矣。”且不說，目前中國和全世界素食人群如此之少，全民素食根本就是天方夜譚，不應該成為擔憂的前景。就算素食與中醫的發展有衝突，如果中醫隻有在殘害動物的前提下才能發展的話，我個人是可以放棄中醫的，我是要追問中醫存在合理性的。

更進一步，如果某種男子漢的英雄氣概必須要通過鬥牛、角鬥士等血腥殘酷的傳統才能得到很好體現的話；那麽我們不是要以這種男子漢的英雄氣概來為這種野蠻的傳統來辯護，反而是要追問：這種男子漢的英雄氣概究竟是不是像我們原來想像的那麽美好？它是不是正好體現了男權社會中壓迫關係，體現了兩性關係的扭曲？實際上女性主義就是這樣對傳統的男性氣概這種文化理想進行批判的。

因此，對肉食傳統的挑戰，其意義不僅僅在於保護動物本身，更可以透過對肉食文化的全麵顛覆，而對我們許多看似與飲食毫無關係的深層理念提出批評。這也是我認為素食主義是比女性主義更進一步的解放運動的原因所在。因為，女性主義從習以為常的兩性關係中發現了壓迫的權力關係，而素食主義則把這樣一種視角推進到在人們更加習以為常的肉食文化中去。

另一方麵，中醫與素食、動物保護之間的關係其實也並不是那麽水火不容的。動物保護向西醫提出的挑戰，可能大於中醫。西醫名目繁多數量驚人的動物實驗就備受動物保護主義者批判，在這一方麵中醫的壓力至少比西醫小得多。另外，就在中國古代，對於動物入藥其實也是有爭議的。曆史從來都不是鐵板一塊，都是充滿著分歧和衝突的，使用曆史依據來辯護，一定要小心謹慎。

《道藏》中有一則極具傳奇色彩的道教傳說，生動說明了道教反對動物入藥的立場。著名道士陶弘景，對於中醫發展有過傑出貢獻，多年潛心修行，希望早日成仙。一天，兩位青衣童子乘一隻白鶴，從天上降到院子裏，陶弘景非常高興地迎接，滿以為是太上老君派使者來接自己升天的。沒想到，青衣童子說，太上老君要召見的是他的仆人桓闔。陶弘景百思不得其解，心想自己多年努力修行，非常勤苦，為什麽到今天還沒有成仙，是不是犯了什麽過錯，請桓闔上天代問太上老君。結果，三天後桓闔回報陶弘景說：“你積累的功德其實已經很卓著了，但是你所著的本草藥方中，把虻蟲、水蛭等昆蟲當成藥物，這樣的藥雖然對人類有益，卻犯了殺生害命的罪。十二年之後，你將脫離你的肉體去世，到蓬萊仙島去任水監。”陶弘景就以草藥代替昆蟲，又寫了別行本草三卷來贖罪。後來他果然脫離肉體得道成仙。由此可見，在中國傳統的文化中對於動物入藥也有保留看法。

著名醫學家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大醫精誠》中有一段勸醫戒殺的箴言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說："自古以來賢達的醫生為人治病，多用動物做藥方。雖說人比動物要珍貴，但是動物跟人一樣也是愛惜自己的生命的。損彼利己，所有物類都會認為是不可取的，何況是有智慧的人？殺生以求生，離生也就更遠。所以我現在的方子不用動物入藥，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孫思邈建議，即使不得已要用動物入藥，也最好是利用自然死亡的動物。

關於動物保護的論述隻占我全書的五分之一，其中素食的論述又僅是動物保護內容的一部分，路對我的批評主要集中關於素食論述的在少數幾篇書評上，不乏斷章取義，以偏概全的現象。路聖嬰對我論證細節提出了許多批評，有些地方的確是我的表達有欠嚴謹，但大多屬於路的誤解。由於涉及麵太廣，展開解釋需要太多的篇幅，鑒於那些問題與素食主義的主題關係不大，就不在此回複了。

路聖嬰提到了動物在當代遭受了許多過去時代所沒有的迫害，她認為這些方麵更迫切地需要根本的改變。我的看法是，動物保護的途徑很多，如反對現代動物園，反對經濟動物的工廠化養殖，反對動物表演，保障動物福利等等，都很有意義，我都全力支持，提倡素食主義絕不意味著排斥這些努力。就在路聖嬰所批評的拙著中，也有相當篇幅涉及這些方麵。路對素食主義的批評，就好似一個同情奴隸悲慘命運的人，卻反對廢奴運動，認為隻需要反對那些過分虐待奴隸的暴虐行為就可以了。但是，在我看來，廢除奴隸製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素食主義對於現代動物保護運動最大的貢獻就在於，她向長期以來人們每天不假思索的社會習俗和基本文化製度挑戰，從最根基處動搖人們對人類與動物關係的意識形態。正如一位溫和慈祥的奴隸主，每天都在不知不覺中通過奴隸製在壓迫奴隸一樣，今天一位慈善和藹的肉食者，即使在他努力拯救動物的不懈奮鬥時，每天在餐桌上都在不知不覺中參與了對動物的殘酷迫害。雖然，全民素食很難在短期內實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大多數人都仍然會繼續肉食的習慣，但是，我相信素食主義的理念和宣傳，會逐漸改變人與動物的關係。正如廢除奴隸製從理念的宣傳到製度的實現花了千百年時間，但是在徹底廢除奴隸製之前，廢奴思想就已經取得了實際的成效。

路聖嬰說我的文字中“充滿了悲壯的革命式情懷，仿佛素食者是世界上掌握更高真理的少數人群，並似乎暗示了肉食必然是不道德的”。首先我並沒有簡單地認為肉食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道德的，那不符合邏輯。在沒有傷害動物的前提下，如一隻已經病死或者被老虎殺死的山羊，吃它的肉並沒有給山羊帶來痛苦和死亡，是與道德無關的。但是，一旦涉及到對於動物的屠殺、虐待，肉食就是違背動物倫理的，在動物倫理的意義上，肉食確實是在道德上有所虧欠的。雖然，這種新的倫理尚未被社會普遍接受。

坦率說，我的確認為，素食主義是一種在動物與人的倫理關係上比肉食文化更高的真理，否則我為什麽會提倡它？認為自己掌握了一種他人可能尚未認識的更高真理本身，並不是錯誤的、可羞恥的事，所有宣傳新觀念如環保理念的人都是如此，太正常不過了，但為什麽路文要對此指責呢？我知道，許多人對素食主義的許多理念是多少抱有同情的，但是他們往往抱怨“素食主義者太過傲慢”，甚至產生反感，我猜路文就是在表達這樣一種可以理解的情緒。

我的親朋好友大多數人都是肉食者，他們並沒有覺得我有什麽傲慢。也許，我的文字表達技巧可能有問題，也許少數宣傳素食理念的人不自覺地流露出某種傲慢的情緒；但是我認為，更有這樣一種可能：反對千百年來延續至今的肉食文化，對我們傳統理念衝擊太大，使得我們不能平心靜氣地去理解它。我們總是不假思索地假定根深蒂固的習慣和製度是天經地義的，在沒有考慮具體的論證之前，就拒絕承認有可能存在更高的真理和更高的道德。這種反應與邏輯和論證無涉，而與心理學相關；它並不能證偽新觀念，不過證明了舊觀念的根深蒂固。

但是，如果我們排除情緒的幹擾，真正用理性來思考，就會認為：

奴隸主再慈悲，也不如徹底廢除奴隸製。
肉食者再善良，也不如徹底廢除肉食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