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摯愛中華——戴德生傳記(2)

(2009-03-17 01:09:20) 下一個
摯愛中華——戴德生傳記(2)

第二章 從阿羅本到郭實獵

基督教進入中國的曆史,是由一段富傳奇性的經曆開始。主後431年,一個叫涅斯多留(Nestorius)的人被攻擊為散播異端者,但到了第五世紀末。波斯一地愈來愈多人信仰他所傳揚的教義,他的信眾通稱為涅斯多留派, 而且逐漸向東擴展。到了主後635年,屬於涅斯多留派基督教的一名傳教大阿羅本(A-lo-pen)抵達中國,來到大唐帝國的京城——長安。皇帝待他禮遇有加,而且學習基督教義,容許甚至下令讓它在國內傳播。

涅斯多留派在中國稱為景教,在華流傳超過二百年。景教在中國建有很多教堂,深受佛教感染的中國人稱之為寺廟,傳教士的影響多在教堂之內,並不深入民間。

主後845年,景教遭受逼迫。唐朝的皇帝反對寺廟和莊田,禁止佛教,解散寺院,命令僧侶還俗,影響遍及所有宗教,景教也受牽連。在以後的幾百年裏,信徒大大減少。到了987年,一位從中國返抵歐洲的傳教士說,他在偌大的中華帝國之中,再找不到半點基督徒的蹤跡。

十三世紀時,蒙古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國北部後,認為應當尊重各種宗教,所以涅斯多留派得以在中亞一帶重新崛起,更在1275年忽必烈統治中國時,於北京設立了大主教。

與此同時,馬可勃羅(Marco Polo)也數訪中國。首先是馬可勃羅的叔叔從忽必烈處帶回一度給羅馬天主教皇的手諭,要求派遣博學之傳教士赴華,「以公正不阿的論據,證明基督教之信仰超越了其他它教,比它們真實得多。」

二十年來,這要求仍未受重視,其後才有教皇派遣大約翰(John Of Monte Corvino)赴華之舉。大約翰約於1294年抵達北京,受到忽必烈的繼承人帕木兒(Timur)熱情款待。皇帝自己並未歸入基督教,據說他是「拜偶象太久了」。大約翰建築了一所教堂,聲稱他在1305年之前,已替超過六千名信徒受洗。為此教皇卡裏門五世(Clement V)封他為大主教。但在1328年,大約翰逝世後,中國的教會又進入長達兩個世紀的低沉時期。

1557年,葡萄牙人在香港不遠的澳門建立了據點。這個葡萄牙殖民地從此成為許多傳教工作的跳板,包括著名的天主教耶穌會(Jesuits)傳教士利瑪竇(Matthew Ricci)。1600年,利瑪竇抵達北京,透過他修理時鍾及繪畫地圖的技巧,博得皇帝的稱讚。利瑪竇在北京十年,逐漸建立了一個為數二千人的教會,信徒包括一些著名氏族和傑出的知識分子。他也出版了一套中國教會禮儀守則及其它的基督教書籍。

利瑪竇跟後來許多的傳教士一樣,在華傳教時,麵對著一些難題:如何用中文辭匯解釋基督教的真理?哪一些中國古代的習俗可以被基督教所接受?如果要中國人接受基督教,一定要減少它的異域特性——但說時容易做時難。經過許多學習和思考,利瑪竇認為中國人有關敬拜孔子的禮儀和對家庭的觀念,有其社會意義,華人基督徒可繼續遵行。他相信中國基督徒最終可以自己定出持守或廢棄的指標。

繼利瑪竇之後,有德國籍耶穌會士湯若望(Johanne Adam Schall vonBell),他在1622年抵達北京。湯若望通曉天文學,能準確地預言日蝕、月蝕的時間,在皇宮的欽天監和曆學館中得到一份差事。那時基督徒的人數增加得很快,其中包括了皇帝的一位妃嬪和她的兒子。在大明帝國滅亡之後,湯若望幸保性命,而且得到滿清皇朝的任用。

在十七世紀中,除耶穌會外,還有天主教方濟各會(Franciscans)及道明會(Dominicans)的傳教士在華工作,也均有一些成績。1674年羅馬教廷設立了第一位中國主教。

然而關於如何稱呼神及哪些中國禮俗可被教會接納等爭論性的問題,卻仍然存在,甚至後來使教廷和中國教會的關係惡化,產生磨擦。踏入十八世紀,對基督徒的逼迫增加了,教友大為減少,教堂也受到毀壞。到了十八世紀末,天主教在中國的基業幾乎完全崩潰,隻有少數勇敢的傳教士仍在暗地裏堅持和奮鬥。

戴德生的父親應該常常提到第一位到華傳教的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他在1807年9月乘一艘美國商船抵達廣州。他初時差不多被迫在躲藏中過活,但到了1809年,他卻被英國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聘任為「通事」(翻譯),給他薪金,也給他安全和保護。他成為一位中國語文及哲學的專家,他說中國人的智慧是「神賜予任何族類中一件最大的禮物」。

馬禮遜在廣州工作二十五年,這也是歐洲人唯一能踏足的中國土地。馬禮遜認為中國人最需要的是基督,他努力不斷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為的是更有效地向他們傳講福音。1814年,他為第一個中國信徒施洗;1819年,他完成了中文新舊約聖經的翻譯工作;之後他又完成了第一部漢英字典。愈來愈多中國基督徒受洗加入教會,其中一位後來更受按為牧師,在華人當中傳教。

然而,當馬禮遜在1834年逝世時(戴德生當時隻有兩歲),在中國傳道的機會並不比他來時好得了多少。直至那時,隻有三名來自歐洲的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工作。負責印刷的麥都思教士(Walter Meshurst)在1817年來華,以中國裝束在內地旅行,並分發福音小冊;衛三畏(Wells Williams)在1833年抵華,他就是後來著述《中華帝國》(The Middle Kingdom)一書的曆史家;還有一位來自美國的醫生伯駕(Peter Parker),他在廣州開設了一家眼科醫院,使一般中國人稍減對傳教土的歧視。

在戴德生的青年時期,已久聞一位傳教士的大名、他就是荷蘭傳道會差派到中國傳教的郭實獵(Gutzlaff),後來成為英國殖民地香港政府的翻譯。郭實獵的書籍鼓舞了英國許許多多年輕基督徒的心靈,他在中國沿岸的種種傳奇事跡,對於商人、海員及政客皆耳熟能詳,令人津津樂道。郭實措有一個想法,就是訓練中國基督徒到全國的十八個省份傳教。 他成立了以中國基督徒為主的聯會,協助推行分發聖經和教導聖經的工作。

可惜郭實獵被他屬下的華人信徒欺騙了,他機構裏的人幾乎全是騙子及吸食鴉片煙的癮君子,他們所寫的旅行布道日記都是虛報的,所呈遞的受洗信徒名單也多是捏造的。當郭實措獲悉這一切,他極之灰心失望;他雖然竭力重組一切,但新工作還未開始,他就鬱鬱而終了。

中國人的仇外情緒是十分普遍的,除了廣州外,外國人均不準到任何地方。縱使英國的基督徒為中國傳教工作已經祈禱了將近半個世紀,但最後令中國的大門打開的,卻是西方列強加予中國政治和經濟壓力。中英鴉片戰爭之所以在1839年爆發,一方而是由於英國不顧中國政府的反對,堅持要向中國售賣印度鴉片,另一方麵也因為中國對貿易關係的限製,以及對外人的不平待遇和敵視。

1842年,鴉片戰爭終以簽訂南京條約結束了。英國人得到的利益包括:割讓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五口(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開放;外國人享有治外法權;外國可以在各條約口岸設立領事館,領事官員可和地方官平起平坐;英國人民可免受淩辱和限製等等。南京條約中沒有提及宗教,但傳教士當然和商人一樣盡量利用這個機會。

當然,傳教土都討厭戰爭,但他們相信神借此打開了中國的福音大門。然而後來基督教常為人詬病者,亦是由於它隨著堅船利炮而進入中國。

南京條約使英國的基督徒察覺到一個新時機已然來臨,傳教士可以到中國去,在條約口岸和租界裏學習中文,甚至興建房子、設立學校、開辦醫院和建立教堂。由於郭實獵的事跡和異象,以及湧現各種新機會,英國的商人籌辦了一份鼓勵海外傳教的刊物,稱為《海外布道雜誌)(The Gleaner in the Missionary Field),從其於1850年3月創刊開始,戴德生的家庭即已訂閱這份刊物。此外,戴德生又發現在倫敦有一個由不同宗派人士組成,名叫中國協會(Chinese Association )的組織,也在計劃征召到中國去的傳道人,和現存的差會加強合作,要把救恩傳到未聞福音的中國內陸各個省份。

戴德生寫信給中國協會的秘書長皮爾士(George Pearse),要求協會提供資料,使他可以把協會及它向中國傳道的工作介紹開去。

他又聽聞班土尼鎮公理會的牧師有一本麥都思著的《中國的現在與將來》( China:Its State and Prospects),決定嚐試借來閱讀。

「你要借這本書,當然不成問題,」牧師說:「但請問所為何由?」

戴德生回答說:「神呼召我把生命獻出了到中國傳道」

「那麽你計劃怎樣到中國去呢?」

「我不知道。但我想我會象初期猶太地的十二使徒和七十個門徒一樣,沒有杖,沒有袋,沒有糧,沒有錢,出去時全然倚靠那供應的主 。」

牧師把手輕輕放在戴德生的肩膊上,說:「啊,孩子,當你稍為長大一點,你就會變得聰明一些;這種想法在基督還在地上時是很好的,但現在可不同了。」

許多年之後,戴德生回憶當年舊事,說道:「我現在已經長大多了,但並沒有變得聰明一點。我隻是愈來愈相信如果我們遵照主的指示,也完全相信他對初期使傳所作的保證,那麽這些指示和保證在昔日有效,今天也同樣適合我們的時代。」

麥都恩的書著重醫療傳道的價值,所以戴德生決定集中於醫學研究,作為到中國傳教的準備。他也開始多作戶外運動,又舍棄羽毛的床褥及其它舒服的享受,訓練自己,準備迎接前麵艱難的日子。

他開始用心地學習中文。這當然不是件易事,一位早期的傳教士曾經說過,這需要「鐵打的身體、銅造的肺、橡木的頭、鋼的雙手、鷹的眼睛、使徒的心、天使的記憶力,以及瑪士撒拉的生命」才能成功。

戴德生手頭沒有中文的文法書和字典,他隻有一本中文官話的路加福音。他和表弟約翰一起學習。他們首先在英文本裏找到一節經文,然後再找十來處不同的經文,若內中有一個詞語是與第一節裏的相同,他們便翻開中文聖經找尋第一節經文的所在,又找另一節有詞語的經文;換句話說,他們是從英文詞匯著手,學習中文詞匯。他們把這些字匯及其意義寫在紙條上,又從其它的句子中找出相同的詞語,以作參考。並且把這些中文字匯用筆寫在英文字典中,意思若不肯定,可先用鉛筆記下,直至肯定後,才用鋼筆寫下來。

這樣,他們慢慢地掌握了一些常用的中文字。

戴德生每天早上五時起床用功。他寫信給戴賀美說:「如果我真要到中國去,我必須學習。我既然決定要去,現在隻有努力作好準備。我打算溫習拉丁文,學習希臘文和基本的希伯來文,以及一切的普通常識,請多為我禱告。」

1849年聖誕,戴賀美返家度假,但她並非獨自一人,和她一起來的是一位年輕活潑的少女,名字叫韋瑪莉(Marianne Vaughan)她是哈拿姨母所辦學校中的一位教師。韋瑪莉的出現使戴德生很高興。雖然戴德生全家都懂音樂和彈琴。但聽韋瑪莉的彈奏和獨唱,真有如沐春風、如在天國之感!她是個極有吸引力的少女,而且對戴德生也很有好感。

戴氏兄妹和韋瑪莉時常到山頂騎馬。在假期還未結束之前,戴德生感覺自己已沐浴在愛河中。就目前來看,戴德生並未有顧慮到韋瑪莉對中國的興趣並不濃厚。

對於戴德生來說,1850年是困擾的一年。他清楚知道神呼召他到中國去,但怎樣才可知道韋瑪莉是否應該同行呢?與她分離卻又是何等痛苦難受!戴賀美的建議是,如果他要帶韋瑪莉同往,最好是由一個龐大的差會差派出去。

「對是對的」,戴德生說「但哪一個差會適合呢?」

衛斯理會在中國沒有宣教站。英國聖公會有一兩個分會,但他又不屬於聖公會的;浸信會及其他一些獨立教會也有差派傳教士到中國去,但他的觀點和他們並不一樣。至於中國協會,則經濟拮據。

「隻有神是我唯一的希望,我不需要其它……」

「你猜猜她知道我愛她嗎?」戴德生寫信問戴賀美。「或者,你認為她關心我嗎?請坦白告訴我!」

妹妹的回信(已然不存)使戴德生有點摸不著頭腦 。「我不知道讀過你的信多少遍了,尤其是最後一次讀時,心中更夾雜了希望和恐懼,但我決定交托給主!」

在父親的藥店工作五年,使戴德生成了配藥方麵的專家,但他希望自食其力,而且覺得要成為醫生的助手,他更要在醫學知識上求進步。

他繼續和中國協會的秘書長皮爾士通信,協會也慎重考慮派遣戴德生到中國的可行性。皮爾士認為協會可以先送戴德生到倫敦醫院接受醫學訓練,作為到中國傳教的準備。

戴德生不能接受這個安排,因為他沒有能力負擔在倫敦的生活費。就在這時,荷爾(Hull)一位忙碌的醫生——哈拿(Hannah)姨母的妹夫赫迪醫生(Dr Robert Hardey)——正需要一個助手,戴德生就這樣到了荷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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