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司徒雷登事跡被刪登教材變反麵人物
“九•一八”事變爆發，走在燕大遊行隊伍前最方帶頭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正是杭州口音的司徒教務長。抗戰期間，這位有風骨的美國知識分子拒絕與日本合作被關了3年零8個月，雖然沒把牢底坐穿，但卻使他個人的聲望如日中天。
這個在中國生活了半個多世紀的美國傳教士，被新中國領袖毛澤東“欽點”之後，成了美帝國主義侵華政策失敗的象征。他在中國辦了27年教育，為抗日坐牢近4年，使他的國際聲望如日中天。他常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更甚於是一個美國人”
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司徒雷登逝世46年之後，他的骨灰於2008年11月17日，安葬於杭州市北的半山鎮安賢園，昔日燕京大學的學生已是耄耋之年，在中國南方煦暖的冬日迎接老校長回到出生地杭州，美國現任駐華大使雷德也出席了骨灰安放儀式。
司徒雷登更像一位杭州人，杭州話比美語更流利，他1876年在杭州耶穌堂弄出生地的那幢兩層小樓三年前已對遊人開放。
回家的日子
現在，杭州又多了一處憑吊司徒雷登的處所，杭城北部半山鎮半山生態公墓安賢園，一座新立的墓碑上簡單地概括了他的一生：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學首任校長。
司徒雷登與中國的早期高等教育有不解之緣，在籌備之江(即錢塘江)大學後，他又於1919年被聘為燕京大學首任校長，並用27年時間，成就了自己一生最華彩的篇章，在北京西北角燕園實現了他的教育夢想。1946年杭州市授予他榮譽市民稱號，那把象征著他可以隨時進入杭城的金鑰匙，現在耶穌堂弄司徒雷登故居展出。
出生於滿族正紅旗世家的傅涇波追隨司徒雷登44年，司徒雷登生前視自己這位秘書為“兒子、同伴、秘書和聯絡官 ”。1949年，73歲的孤單老人司徒雷登回美國後，沒有房屋沒有資產，“僅有不到買一盒冰激淩的存款”，他與傅家共同生活了13年，並在傅家終老。傅涇波的兒子傅履仁在骨灰安放儀式上說：“司徒雷登先生的一生都奉獻給了中國的教育事業，回到中國是他最後的心願。”
雷德大使認為，中國是司徒雷登先生熱愛的國家，今天他完成了人生旅途。他相信教育是加深兩國關係的重要途徑之一，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變化，他一定會非常高興。
從錢塘江畔出發，這位美國人見證並參與了20世紀上半葉發生在神秘東方的一係列摧枯拉朽的變革。在旅居加拿大的燕京大學校友、曆史學家林孟熹看來：“整個20世紀大概沒有一個美國人像他那樣，曾長期而全麵地卷入到中國的政治、文化、教育各個領域，並且產生過難以估量的影響。”
歸程一波三折
傅涇波遵照司徒雷登的遺願，1973年、1984年兩次訪問北京時，都向有關方麵提出司徒骨灰回葬燕園的請求。1985年傅涇波邀請身在加拿大的校友林孟熹到自己華盛頓的家裏，並請林代擬一封給鄧小平的函件，此函提到司徒雷登遺囑中重要的兩條，懇請同意將他的骨灰回葬燕園，並將當年周恩來相贈的明代花瓶送回中國(該條遺囑於1988年5月執行，傅涇波之女傅海瀾將花瓶送交南京梅園新村周恩來紀念館收藏)。很快，1986年3月19日，傅涇波寫給林孟熹的信中就提到：“已晤敘兄，函件與草擬之鄧函統統由敘兄轉遞。”“敘兄”，就是當時的中國駐美大使韓敘，燕大校友。
林孟熹在他修訂過的《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中，記錄了司徒雷登骨灰回葬中的幾個關鍵時刻，1986年8月6日，傅涇波函告林孟熹“今晨盧、方二位參讚來訪，言及司徒校長骨灰與夫人合葬於現時北大校園問題，並急於知曉我何時能赴北京完成此事。”事情看上去很順利，當年9月9日，林孟熹又在傅涇波處看到一封以北大校務委員會主任王學珍名義簽發的公函，同意司徒雷登之骨灰以原燕京大學校長名義安葬於臨湖軒。
喜悅之餘，大家認為墓碑要認真設計一番，另外馬上轉入冬季，86歲高齡的傅涇波實在不宜遠行。然而，司徒雷登回葬燕園的這次機會，就這樣丟失了。兩個月後，從北大傳來消息，讚成與反對骨灰回葬的人數各半。回葬緩辦的正式通知是 1987年4月到達傅涇波手中的。
為此，1987年5月，60歲的林孟熹受87歲的傅涇波之托，到北京拜訪了北京大學黨委書記王學珍，一同來北大的，還有香港燕大校友會副會長鄭介初。王學珍告訴林孟熹，“同意司徒回葬一事是經由黨中央書記處圈閱同意的，是不會改變的，但如今北大校園內有不少反對聲音，故需有一定時間進行思想說服。”王學珍很有信心，並轉告傅涇波放心。隨後，王學珍還陪同林孟熹和鄭介初在臨湖軒初步選定墓地的具體位置。1999年，北京大學方麵還表示原則同意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園。但是1999年5月7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悍然轟炸了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司徒雷登的遺願執行就此停擺。
今天中美關係發生了巨大變化，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礎上，離別中國60年後，司徒雷登終於回歸不願離去的這個國度，他的父母兄弟都安息在杭州西湖，他本人安臥在杭州半山鎮，算是回到了家人身邊，但是這裏沒有他的妻子路愛齡。1 926年路愛齡在燕京大學去世，她是燕京大學安葬的第一位逝者，燕園也是司徒雷登遺囑中的安息地。1952年北京大學與燕京大學合並，路愛齡墓地在文革中被夷為平地，原墓址早已挪作它用。唯一能執行的，就是遺囑中另一句“安葬於其他任何地方”。
燕園之父
司徒雷登把一個名不見經傳、各自為政的“Peking University”建成了一所“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的著名大學
那位瘦高的西方男人，經常騎著毛驢在北京城裏城外轉悠，有時他的坐騎會變成一輛奇怪的兩輪車。1919年，中國騎自行車的人還很少，隻有紫禁城裏10多歲的皇上和他的兄弟，以及城外的少許幾個洋人。
這是個42歲的美國人，剛被教會從南京派到北京來，他想給自己新接手的這所學校，找個更有發展空間的校址。在南京金陵神學院任希臘文教授之前，這位牧師服務於杭州，那是他熱愛的地方，熟悉程度勝於美國家鄉。
美國長老會派這位名叫John Leighton Stuart的牧師到北京來，是希望通過這位“南京教會事業委員會主席”和“美聯社駐南京特約記者”的努力，使一所幾家合辦的教會大學“Peking University”，發揮出其在華應有的作用。
地處北京盔甲廠的匯文大學和燈市口的協和大學(包括通州協和大學)，幾拔人馬，都在強調自己，無法合作。美國 “學生誌願參加海外傳教運動”領袖羅伯特•史庇爾認定了，隻有司徒雷登這樣深切了解中國、中英文俱佳、思想開朗、在華人青年中具有影響的人，才是那所“Peking University”校長的不二人選。
同時代的兩個“北京大學”
幾乎沒什麽人支持司徒雷登到北京接手這個爛攤子，朋友中隻有後來創辦了《時代》周刊的享利•盧斯博士支持他北上履新，不過盧斯提醒說：上任前先了解一下財政狀況。
燕京大學著名校友冰心的老師包貴思女士1936年寫《司徒雷登博士傳略》時，提到了當時的財政問題：“那時的燕大是一無可取。我們很局促地住在城內，沒有教員也沒有設備，學生不到百人，教員中隻有兩位中國人。許多西方教員，不合於大學教授的條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經費有一半是落空的”。驅使司徒雷登成行的，是他多年來想在中國辦一所好大學的願望。初到盔甲廠校址(今北京火車站附近)時，這位失望的校長隻看到五間課室、三排宿舍、一間廚房、一間浴室、一間圖書室、一間教員辦公室、網球場和籃球場，德國人建的一座兩層廠房被改作課堂和實驗室，還有一個很大的名字：“Peking University”(北京大學)。
此時，蔡元培在北京黃城根附近辦的另一所“北京大學”已享譽中外，並對兩所學校用著同一英文名字提出了質疑。這一年，蔡校長的學生掀起了“五四運動”並在6月初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6月8日，司徒雷登就職“Peking University”，但是這天盔甲廠的學生們全都營救和迎接被捕愛國同學去了。
聯姻哈佛
司徒雷登為這所各持一詞、中學水準合並起來的大學取名“燕京大學”。學校如果建在崇文門附近，已經沒有持續發展的空間，以驢代步的形象就成了司徒雷登到處找地皮時期的一個剪影。北京城內遍尋不到一塊能夠拓展的地方，倒是在清華大學堂訪友時，發現了對麵的勺園。勺園坐落在通往頤和園的幹線上，離城五公裏，由於通向皇家苑囿的緣故，這裏還具公路便利。觸動這位中國通心靈的另一個原因，就是此地離西山不遠，山上那些極盡中國古建精髓的廟堂，正是他心儀的地方。司徒雷登決心與清華大學堂比鄰而居，這一決定使得海澱西北角這幾塊相連成片的皇家廢園，成為日後幾十年裏中國學生、學者最向往的地方。
但他仍然沒有錢。此後的幾年他和好友盧斯從中美兩國民間四處“化緣”。每看到乞丐，他都會覺得自己是屬於這一群體的。
燕京大學缺錢，但金錢不是唯一能夠成就燕京大學的條件。它還需要一位靈魂人物，一批有影響力的學術導師。於是，司徒雷登很快就請到劉廷芳、洪業等人，在20世紀20年代初，由顧隨、容庚、郭紹虞、俞平伯、周作人、鄭振鐸撐起了國文係，陳垣、鄧文如、顧頡剛等創辦了曆史係。1931年至1934年，馮友蘭在燕京大學完成了他上下兩卷《中國哲學史》。這裏還創辦了中國早期的新聞係，1945年9月踏上密蘇裏軍艦，見證日本投降儀式的三名中國記者朱啟平、黎秀石、曾恩波都是燕大出身。
司徒雷登的外功練得很精彩，他得知美國鋁業大王霍爾為教育捐贈了大筆遺產，並有一部分指定用於研究中國文化。遺囑規定，這筆基金需由一所美國大學和一所中國大學聯合組成一個機構才能執行該計劃。最初的幸運兒是蔡元培的“北京大學”，在盧斯的引薦下，司徒雷登與霍爾遺囑執行人克裏夫蘭律師談得“一身冷汗”，不過，這身汗換來了第一年50萬美元的經費，條件是一年後必須讓克裏夫蘭認為，燕京大學是“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學”。第二年，律師兌現的不是承諾中的50萬元，而是150萬美元。
盡管學校發展令合作方滿意，但司徒雷登自己也明白，以燕京大學起步時期的實力，聯姻世界一流地位的哈佛大學，實在是一件幸運而令人得意的事情。他曾經說過：“承蒙哈佛當局欣然允諾，將他們那所大學的美好名字同中國一所小小的教會學校連在一起，實在令人感激。”
這樣高的起步，使燕京大學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裏，就成為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堂齊名的綜合性大學。
超越教會學校的作為
燕京大學是所教會學校，司徒雷登是位牧師，正是他在自己當校長期間提出了“使燕大徹底中國化”的發展方向，擺脫了教會辦學狹隘的宗教範疇。他宣布宗教不再是必修課，師生不一定要去做禮拜。他認為“燕大必須是一所經得起任何考驗的、真正意義上的大學，傳授的真理應該是沒有被歪曲過的。至於信仰什麽或如何表達信仰，則完全是個人的私事”。這些製度都是1929年燕京大學在中國教育部注冊前就提出來的。1929年以後，注冊了的燕京大學，校長一定得是中國人，司徒雷登就作為教務長來保證“讓老師盡可能自由地去從事他們的工作”。
徹底的中國化並不排斥現代教育的步伐，燕園裏男女同校，與世界著名大學交換師生，學校裏洋溢的不是宗教氣息，而是世界主義的氛圍。燕京大學能容納各種學術流派，左傾教授黃卓在經濟係開講“社會主義”，他的學生就全都搶著去看馬克思的《資本論》。
在這種辦學方針下，京郊燕園的師生和城裏北京大學的師生一樣，始終緊隨著中國社會的脈動。1934年在美國的司徒雷登接到火速返校的急電：燕大學生反對國民黨政府對日不抵抗政策，開始罷課，與反對罷課的外籍教師嚴重對立。司徒雷登在上海下船時，第一句話就問燕大的學生到南京請願了嗎？得知他的學生罷課跑到了南京，才算放心。他說：“如果此次燕京學生沒有參加請願，那說明這些年來我的教育就完全失敗了！”
“九•一八”事變爆發，走在燕大遊行隊伍前最方帶頭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正是杭州口音的司徒教務長。抗戰期間，這位有風骨的美國知識分子拒絕與日本合作被關了3年零8個月，雖然沒把牢底坐穿，但卻使他個人的聲望如日中天。
日軍1937年入境以後，北大、清華等大學都避難昆明，在特殊年代締造了西南聯大這樣一個影響深遠的學術帝國。燕園以教會出身升起美國國旗留守北京，“治外法權”保護這塊華北抗日運動的堡壘，硬是在北平撐了四年。
撐到1942年，燕京大學不得不避至西南辦學，總參某部離休幹部江康1944年考入在成都複課的燕京大學，他告訴本刊，自己入學時司徒雷登正在北京坐牢，但在成都那幾年燕大各屆師生都很懷念司徒雷登，抗戰勝利後學校搬回燕園，任了大使的司徒雷登每年都會在過年過節時回到燕京大學，但此時的身份，已經不允許他像以前那樣可以和學生們隨便交談。在江康的回憶中，司徒雷登這時見了他，隻問問學業和生活上的情況，而不談政治，但也有個別同學主動找老校長深入地問一些政治問題。
雖然在政治上，司徒雷登不認同共產黨，然而在抗戰年代，抗日以及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卻能在燕園自由出版，他本人也同情、保護和轉移了不少抗日誌士。對於這些，共產黨人並沒有忘記，毛澤東抗戰勝利後在重慶第一次見到司徒雷登時，還向其熱情地表示過：“久仰！久仰！你們燕大同學在我們那邊工作得很好啊！”
牧師司徒雷登
今天，北京大學未名湖畔的臨湖軒還在，它曾是友人送給司徒雷登的私人庭院，司徒校長把他變成了學校辦公地，臨湖軒的名字是冰心取的。1929年6月15日，這位燕大學生後來的燕大教師，與社會學係教授吳文藻結婚時，就是在臨湖軒辦的婚禮。婚禮合影上，站在一對新人正後方的就是主持人司徒雷登牧師。臨湖軒的婚禮遠不止一樁，1935年費孝通與王同惠也是在這裏結為伉儷。
冰心對司徒雷登的回憶中，有一節內容使這位美國人看上去更為親切，他不再是教育家，不再是一位失敗的大使，而是回歸為上帝使徒和眾人的仆人：“這團體上上下下、前前後後，總有上千上萬的人，這上千上萬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裏，都短不了他。為嬰兒施洗的是他，證婚的是他，喪禮主儀的也是他。你添了一個孩子，害一場病，過一次生日，死一個親人，第一封短簡是他寄的，第一盆鮮花是他送的，第一個歡迎微笑，第一句真摯的慰語，都是從他而來的。”
此時的司徒雷登，是一位盡職的神職人員。
尷尬在教材中
離開燕園的司徒雷登，變成一個悲劇符號，在中學課本裏時隱時現。
最為家喻戶曉的，是毛澤東在革命新形勢下的宣言《別了，司徒雷登》，這篇文章中，他“隻好挾起皮包走路”。
另一篇是聞一多先生在1946年7月15日悼念李公樸被國民黨殺害的大會上，所作的《最後一次講演》，講演當天下午，聞一多以身殉誌。這份講演稿中，原有一段關於司徒雷登的文字，在特殊的曆史年代中被刪除後載入中學教科書。
聞一多在人們耳熟能詳的“我們的光明，就是反動派的末日”下麵寫道：“現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長在中國，受的美國教育。他住在中國的時間比住在美國的時間長，他就如一個中國的留學生一樣，從前在北平時，也常見麵。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這不是說司徒雷登有三頭六臂，能替中國人民解決一切，而是說美國人民的輿論抬頭，美國才有這轉變。”
接下去是那句著名的號角“李先生的血，不會白流的”。1946年8月2日發表在《民主周刊》第三卷第十九期的這篇講演稿比較完整，也能看出正義的學者相互之間的熟悉以及對美國政府與人民的區別認識。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聞一多年譜長編》時，忠實地再現了這一曆史。
錯誤時間尷尬身份
這位知識分子在一個錯誤的時間，為自己的祖國盡忠，自己也成了慘敗的悲劇符號
正是由於司徒雷登卷入中國政治之深，造成了中國人多年來對他嘲諷。他的教育思想、政治觀點、對蔣介石的失望，以及離開中國時的真相，在21世紀初逐漸解密的一些出版物中，才有所披露。
司徒雷登在中國的最後三年，1946至1949年作為美國駐華大使的身份，始終尷尬在國共兩黨的鬥爭之中，在就任大使前的一次歡迎會上，他將來送行的胡適與自己做了對比，並說：“他幸運地辭去了出使國外的使命(胡辭去了駐美大使的職務)，返回了北平當大學校長，可我卻要離開這最可愛的城市和那令人滿意的事業，去從事一項前途未卜的使命，而這正是胡博士所避開的。”
毛澤東曾保護司徒雷登
曆史以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四萬萬同胞的勝利，結束了20世紀的上半葉，勝利者毛澤東一篇氣勢恢弘的《別了，司徒雷登》宣告一個半殖民半封建時代的終結，也使這位在他的祖國幾乎無人了解的美國人，在中國具有了美國侵華政策徹底失敗的符號意義。
事實上，毛澤東除在檄文中發出了勝利者的宣言以外，在作派上也是一位勝利者：百萬雄師成功渡江後，在4月27 日淩晨4點，三十五軍官兵擅自闖入了司徒雷登的住宅，致其一改儒雅暴跳如雷。毛澤東得知後，立即給粟裕和劉伯承致電：三十五軍到南京擅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必須引注意??三十五軍進入南京紀律嚴明，外國反映極好，但是侵入司徒住宅一事做得很不好。”
此時，陳毅的部隊馬上就要接收上海，在製定《入城守則》時，陳毅強調：部隊入城後一律不準進民宅。這一規定得到了總前委的肯定。毛澤東得知“不入民宅”後，連說四個“很好！”
英軍蒙格馬利元帥看到三野官兵在上海露宿街頭的照片後，說他終於明白了為什麽共產黨能夠打敗美軍裝備的國民黨數百萬大軍。
不願離去，想見中共最高領導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情願地離開他生活過半個世紀的土地，登機回國。這種不願離去的思想，全部記錄在他的“百日日記”中，時間是1949年5月至8月。
作家傅國湧說，在8月2日回國之前，司徒雷登曾經通過左、中、右幾條渠道，希望能接觸到毛澤東和周恩來，向中共表示他想留下的願望。這些天來，日記中出現最多的就是“等待”。
江康也向本刊提到，當時很多人勸司徒雷登“先斬後奏”，不要向美國國務院請示。但是身為大使，他還是走了程序，於是事情越發複雜起來。
前國務委員、外交部長黃華曾是燕京大學學生會主席，1935年肄業奔赴延安。他是毛澤東1945年對司徒雷登所說的“燕大同學在我們那邊工作得很好”中的一位，1949年主持接收國民黨外交部的，正是司徒雷登的這位高足。
外交題材作家陳敦德在《崛起在1949：開國外交紀實》中，披露了來自兩個世界的同班同學1949年5月7日的會麵，灰軍裝的黃華會晤了司徒雷登秘書紳士派的傅涇波。傅為老師進行了開脫，諸如：司徒雷登這一年多來已經感受到自己對國民黨的錯誤認識，美國已停止援蔣；司徒雷登不懂外交，馬歇爾又為國民黨所包圍，致使在對國共兩黨的調停中失敗等。傅涇波還按司徒雷登的意思，表示與國民黨簽署的《中美商約》可以修改。最後傅告訴黃華，國民黨本想讓司徒雷登一同撤至廣州，但大使不願走，他要等機會與共產黨接觸，並想繼續擔任駐新中國大使。作家傅國湧認為，這種願望一方麵出自他對中國半個世紀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麵來自於他的基督教情懷，希望通過非對抗的形式實現世界融合。
黃華將此談話電告華東局，並得了毛澤東的七條指示：可以以非正式的方式與司徒雷登見麵，以偵美國政府意圖；談話應該持適當友善的態度，莊重而和氣；對於司徒想繼續當大使並修改商約，不要表示拒絕等。但是這次私人會麵針鋒相對不歡而散，不同的世界觀下實在是無法求同存異——那差異太大了。
司徒雷登還曾通過國民黨愛國將領陳銘樞、民盟葉篤義等人，以回北京燕大過生日看老友等各種理由，想與周恩來和毛澤東接觸，北京也曾同意安排會麵。後來又生枝節，美國國內對尚未成立的新中國持觀望態度，各派分歧很大，美國方麵還催促司徒雷登在回國前去廣州見蔣介石，司徒雷登找理由回避了與蔣的接觸。這段時間裏，中共確立了“一邊倒”的外交政策。
就在這架飛機上，他看到了美國國務院發表的《白皮書》，明白了自己完全是一隻政策失誤的替罪羊。司徒雷登回美國後的境遇更為不堪，美國政府對他下了“封口令”，反共排外的麥卡錫主義迫害接踵而至。
司徒雷登在一個錯誤的時間裏斡旋在外交界，這使得他的愛無處安放，而更合適他的身份還是教育家。
來源: 新世紀周刊
“九•一八”事變爆發，走在燕大遊行隊伍前最方帶頭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正是杭州口音的司徒教務長。抗戰期間，這位有風骨的美國知識分子拒絕與日本合作被關了3年零8個月，雖然沒把牢底坐穿，但卻使他個人的聲望如日中天。
這個在中國生活了半個多世紀的美國傳教士，被新中國領袖毛澤東“欽點”之後，成了美帝國主義侵華政策失敗的象征。他在中國辦了27年教育，為抗日坐牢近4年，使他的國際聲望如日中天。他常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更甚於是一個美國人”
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司徒雷登逝世46年之後，他的骨灰於2008年11月17日，安葬於杭州市北的半山鎮安賢園，昔日燕京大學的學生已是耄耋之年，在中國南方煦暖的冬日迎接老校長回到出生地杭州，美國現任駐華大使雷德也出席了骨灰安放儀式。
司徒雷登更像一位杭州人，杭州話比美語更流利，他1876年在杭州耶穌堂弄出生地的那幢兩層小樓三年前已對遊人開放。
回家的日子
現在，杭州又多了一處憑吊司徒雷登的處所，杭城北部半山鎮半山生態公墓安賢園，一座新立的墓碑上簡單地概括了他的一生：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學首任校長。
司徒雷登與中國的早期高等教育有不解之緣，在籌備之江(即錢塘江)大學後，他又於1919年被聘為燕京大學首任校長，並用27年時間，成就了自己一生最華彩的篇章，在北京西北角燕園實現了他的教育夢想。1946年杭州市授予他榮譽市民稱號，那把象征著他可以隨時進入杭城的金鑰匙，現在耶穌堂弄司徒雷登故居展出。
出生於滿族正紅旗世家的傅涇波追隨司徒雷登44年，司徒雷登生前視自己這位秘書為“兒子、同伴、秘書和聯絡官 ”。1949年，73歲的孤單老人司徒雷登回美國後，沒有房屋沒有資產，“僅有不到買一盒冰激淩的存款”，他與傅家共同生活了13年，並在傅家終老。傅涇波的兒子傅履仁在骨灰安放儀式上說：“司徒雷登先生的一生都奉獻給了中國的教育事業，回到中國是他最後的心願。”
雷德大使認為，中國是司徒雷登先生熱愛的國家，今天他完成了人生旅途。他相信教育是加深兩國關係的重要途徑之一，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變化，他一定會非常高興。
從錢塘江畔出發，這位美國人見證並參與了20世紀上半葉發生在神秘東方的一係列摧枯拉朽的變革。在旅居加拿大的燕京大學校友、曆史學家林孟熹看來：“整個20世紀大概沒有一個美國人像他那樣，曾長期而全麵地卷入到中國的政治、文化、教育各個領域，並且產生過難以估量的影響。”
歸程一波三折
傅涇波遵照司徒雷登的遺願，1973年、1984年兩次訪問北京時，都向有關方麵提出司徒骨灰回葬燕園的請求。1985年傅涇波邀請身在加拿大的校友林孟熹到自己華盛頓的家裏，並請林代擬一封給鄧小平的函件，此函提到司徒雷登遺囑中重要的兩條，懇請同意將他的骨灰回葬燕園，並將當年周恩來相贈的明代花瓶送回中國(該條遺囑於1988年5月執行，傅涇波之女傅海瀾將花瓶送交南京梅園新村周恩來紀念館收藏)。很快，1986年3月19日，傅涇波寫給林孟熹的信中就提到：“已晤敘兄，函件與草擬之鄧函統統由敘兄轉遞。”“敘兄”，就是當時的中國駐美大使韓敘，燕大校友。
林孟熹在他修訂過的《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中，記錄了司徒雷登骨灰回葬中的幾個關鍵時刻，1986年8月6日，傅涇波函告林孟熹“今晨盧、方二位參讚來訪，言及司徒校長骨灰與夫人合葬於現時北大校園問題，並急於知曉我何時能赴北京完成此事。”事情看上去很順利，當年9月9日，林孟熹又在傅涇波處看到一封以北大校務委員會主任王學珍名義簽發的公函，同意司徒雷登之骨灰以原燕京大學校長名義安葬於臨湖軒。
喜悅之餘，大家認為墓碑要認真設計一番，另外馬上轉入冬季，86歲高齡的傅涇波實在不宜遠行。然而，司徒雷登回葬燕園的這次機會，就這樣丟失了。兩個月後，從北大傳來消息，讚成與反對骨灰回葬的人數各半。回葬緩辦的正式通知是 1987年4月到達傅涇波手中的。
為此，1987年5月，60歲的林孟熹受87歲的傅涇波之托，到北京拜訪了北京大學黨委書記王學珍，一同來北大的，還有香港燕大校友會副會長鄭介初。王學珍告訴林孟熹，“同意司徒回葬一事是經由黨中央書記處圈閱同意的，是不會改變的，但如今北大校園內有不少反對聲音，故需有一定時間進行思想說服。”王學珍很有信心，並轉告傅涇波放心。隨後，王學珍還陪同林孟熹和鄭介初在臨湖軒初步選定墓地的具體位置。1999年，北京大學方麵還表示原則同意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園。但是1999年5月7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悍然轟炸了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司徒雷登的遺願執行就此停擺。
今天中美關係發生了巨大變化，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礎上，離別中國60年後，司徒雷登終於回歸不願離去的這個國度，他的父母兄弟都安息在杭州西湖，他本人安臥在杭州半山鎮，算是回到了家人身邊，但是這裏沒有他的妻子路愛齡。1 926年路愛齡在燕京大學去世，她是燕京大學安葬的第一位逝者，燕園也是司徒雷登遺囑中的安息地。1952年北京大學與燕京大學合並，路愛齡墓地在文革中被夷為平地，原墓址早已挪作它用。唯一能執行的，就是遺囑中另一句“安葬於其他任何地方”。
燕園之父
司徒雷登把一個名不見經傳、各自為政的“Peking University”建成了一所“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的著名大學
那位瘦高的西方男人，經常騎著毛驢在北京城裏城外轉悠，有時他的坐騎會變成一輛奇怪的兩輪車。1919年，中國騎自行車的人還很少，隻有紫禁城裏10多歲的皇上和他的兄弟，以及城外的少許幾個洋人。
這是個42歲的美國人，剛被教會從南京派到北京來，他想給自己新接手的這所學校，找個更有發展空間的校址。在南京金陵神學院任希臘文教授之前，這位牧師服務於杭州，那是他熱愛的地方，熟悉程度勝於美國家鄉。
美國長老會派這位名叫John Leighton Stuart的牧師到北京來，是希望通過這位“南京教會事業委員會主席”和“美聯社駐南京特約記者”的努力，使一所幾家合辦的教會大學“Peking University”，發揮出其在華應有的作用。
地處北京盔甲廠的匯文大學和燈市口的協和大學(包括通州協和大學)，幾拔人馬，都在強調自己，無法合作。美國 “學生誌願參加海外傳教運動”領袖羅伯特•史庇爾認定了，隻有司徒雷登這樣深切了解中國、中英文俱佳、思想開朗、在華人青年中具有影響的人，才是那所“Peking University”校長的不二人選。
同時代的兩個“北京大學”
幾乎沒什麽人支持司徒雷登到北京接手這個爛攤子，朋友中隻有後來創辦了《時代》周刊的享利•盧斯博士支持他北上履新，不過盧斯提醒說：上任前先了解一下財政狀況。
燕京大學著名校友冰心的老師包貴思女士1936年寫《司徒雷登博士傳略》時，提到了當時的財政問題：“那時的燕大是一無可取。我們很局促地住在城內，沒有教員也沒有設備，學生不到百人，教員中隻有兩位中國人。許多西方教員，不合於大學教授的條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經費有一半是落空的”。驅使司徒雷登成行的，是他多年來想在中國辦一所好大學的願望。初到盔甲廠校址(今北京火車站附近)時，這位失望的校長隻看到五間課室、三排宿舍、一間廚房、一間浴室、一間圖書室、一間教員辦公室、網球場和籃球場，德國人建的一座兩層廠房被改作課堂和實驗室，還有一個很大的名字：“Peking University”(北京大學)。
此時，蔡元培在北京黃城根附近辦的另一所“北京大學”已享譽中外，並對兩所學校用著同一英文名字提出了質疑。這一年，蔡校長的學生掀起了“五四運動”並在6月初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6月8日，司徒雷登就職“Peking University”，但是這天盔甲廠的學生們全都營救和迎接被捕愛國同學去了。
聯姻哈佛
司徒雷登為這所各持一詞、中學水準合並起來的大學取名“燕京大學”。學校如果建在崇文門附近，已經沒有持續發展的空間，以驢代步的形象就成了司徒雷登到處找地皮時期的一個剪影。北京城內遍尋不到一塊能夠拓展的地方，倒是在清華大學堂訪友時，發現了對麵的勺園。勺園坐落在通往頤和園的幹線上，離城五公裏，由於通向皇家苑囿的緣故，這裏還具公路便利。觸動這位中國通心靈的另一個原因，就是此地離西山不遠，山上那些極盡中國古建精髓的廟堂，正是他心儀的地方。司徒雷登決心與清華大學堂比鄰而居，這一決定使得海澱西北角這幾塊相連成片的皇家廢園，成為日後幾十年裏中國學生、學者最向往的地方。
但他仍然沒有錢。此後的幾年他和好友盧斯從中美兩國民間四處“化緣”。每看到乞丐，他都會覺得自己是屬於這一群體的。
燕京大學缺錢，但金錢不是唯一能夠成就燕京大學的條件。它還需要一位靈魂人物，一批有影響力的學術導師。於是，司徒雷登很快就請到劉廷芳、洪業等人，在20世紀20年代初，由顧隨、容庚、郭紹虞、俞平伯、周作人、鄭振鐸撐起了國文係，陳垣、鄧文如、顧頡剛等創辦了曆史係。1931年至1934年，馮友蘭在燕京大學完成了他上下兩卷《中國哲學史》。這裏還創辦了中國早期的新聞係，1945年9月踏上密蘇裏軍艦，見證日本投降儀式的三名中國記者朱啟平、黎秀石、曾恩波都是燕大出身。
司徒雷登的外功練得很精彩，他得知美國鋁業大王霍爾為教育捐贈了大筆遺產，並有一部分指定用於研究中國文化。遺囑規定，這筆基金需由一所美國大學和一所中國大學聯合組成一個機構才能執行該計劃。最初的幸運兒是蔡元培的“北京大學”，在盧斯的引薦下，司徒雷登與霍爾遺囑執行人克裏夫蘭律師談得“一身冷汗”，不過，這身汗換來了第一年50萬美元的經費，條件是一年後必須讓克裏夫蘭認為，燕京大學是“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學”。第二年，律師兌現的不是承諾中的50萬元，而是150萬美元。
盡管學校發展令合作方滿意，但司徒雷登自己也明白，以燕京大學起步時期的實力，聯姻世界一流地位的哈佛大學，實在是一件幸運而令人得意的事情。他曾經說過：“承蒙哈佛當局欣然允諾，將他們那所大學的美好名字同中國一所小小的教會學校連在一起，實在令人感激。”
這樣高的起步，使燕京大學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裏，就成為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堂齊名的綜合性大學。
超越教會學校的作為
燕京大學是所教會學校，司徒雷登是位牧師，正是他在自己當校長期間提出了“使燕大徹底中國化”的發展方向，擺脫了教會辦學狹隘的宗教範疇。他宣布宗教不再是必修課，師生不一定要去做禮拜。他認為“燕大必須是一所經得起任何考驗的、真正意義上的大學，傳授的真理應該是沒有被歪曲過的。至於信仰什麽或如何表達信仰，則完全是個人的私事”。這些製度都是1929年燕京大學在中國教育部注冊前就提出來的。1929年以後，注冊了的燕京大學，校長一定得是中國人，司徒雷登就作為教務長來保證“讓老師盡可能自由地去從事他們的工作”。
徹底的中國化並不排斥現代教育的步伐，燕園裏男女同校，與世界著名大學交換師生，學校裏洋溢的不是宗教氣息，而是世界主義的氛圍。燕京大學能容納各種學術流派，左傾教授黃卓在經濟係開講“社會主義”，他的學生就全都搶著去看馬克思的《資本論》。
在這種辦學方針下，京郊燕園的師生和城裏北京大學的師生一樣，始終緊隨著中國社會的脈動。1934年在美國的司徒雷登接到火速返校的急電：燕大學生反對國民黨政府對日不抵抗政策，開始罷課，與反對罷課的外籍教師嚴重對立。司徒雷登在上海下船時，第一句話就問燕大的學生到南京請願了嗎？得知他的學生罷課跑到了南京，才算放心。他說：“如果此次燕京學生沒有參加請願，那說明這些年來我的教育就完全失敗了！”
“九•一八”事變爆發，走在燕大遊行隊伍前最方帶頭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正是杭州口音的司徒教務長。抗戰期間，這位有風骨的美國知識分子拒絕與日本合作被關了3年零8個月，雖然沒把牢底坐穿，但卻使他個人的聲望如日中天。
日軍1937年入境以後，北大、清華等大學都避難昆明，在特殊年代締造了西南聯大這樣一個影響深遠的學術帝國。燕園以教會出身升起美國國旗留守北京，“治外法權”保護這塊華北抗日運動的堡壘，硬是在北平撐了四年。
撐到1942年，燕京大學不得不避至西南辦學，總參某部離休幹部江康1944年考入在成都複課的燕京大學，他告訴本刊，自己入學時司徒雷登正在北京坐牢，但在成都那幾年燕大各屆師生都很懷念司徒雷登，抗戰勝利後學校搬回燕園，任了大使的司徒雷登每年都會在過年過節時回到燕京大學，但此時的身份，已經不允許他像以前那樣可以和學生們隨便交談。在江康的回憶中，司徒雷登這時見了他，隻問問學業和生活上的情況，而不談政治，但也有個別同學主動找老校長深入地問一些政治問題。
雖然在政治上，司徒雷登不認同共產黨，然而在抗戰年代，抗日以及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卻能在燕園自由出版，他本人也同情、保護和轉移了不少抗日誌士。對於這些，共產黨人並沒有忘記，毛澤東抗戰勝利後在重慶第一次見到司徒雷登時，還向其熱情地表示過：“久仰！久仰！你們燕大同學在我們那邊工作得很好啊！”
牧師司徒雷登
今天，北京大學未名湖畔的臨湖軒還在，它曾是友人送給司徒雷登的私人庭院，司徒校長把他變成了學校辦公地，臨湖軒的名字是冰心取的。1929年6月15日，這位燕大學生後來的燕大教師，與社會學係教授吳文藻結婚時，就是在臨湖軒辦的婚禮。婚禮合影上，站在一對新人正後方的就是主持人司徒雷登牧師。臨湖軒的婚禮遠不止一樁，1935年費孝通與王同惠也是在這裏結為伉儷。
冰心對司徒雷登的回憶中，有一節內容使這位美國人看上去更為親切，他不再是教育家，不再是一位失敗的大使，而是回歸為上帝使徒和眾人的仆人：“這團體上上下下、前前後後，總有上千上萬的人，這上千上萬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裏，都短不了他。為嬰兒施洗的是他，證婚的是他，喪禮主儀的也是他。你添了一個孩子，害一場病，過一次生日，死一個親人，第一封短簡是他寄的，第一盆鮮花是他送的，第一個歡迎微笑，第一句真摯的慰語，都是從他而來的。”
此時的司徒雷登，是一位盡職的神職人員。
尷尬在教材中
離開燕園的司徒雷登，變成一個悲劇符號，在中學課本裏時隱時現。
最為家喻戶曉的，是毛澤東在革命新形勢下的宣言《別了，司徒雷登》，這篇文章中，他“隻好挾起皮包走路”。
另一篇是聞一多先生在1946年7月15日悼念李公樸被國民黨殺害的大會上，所作的《最後一次講演》，講演當天下午，聞一多以身殉誌。這份講演稿中，原有一段關於司徒雷登的文字，在特殊的曆史年代中被刪除後載入中學教科書。
聞一多在人們耳熟能詳的“我們的光明，就是反動派的末日”下麵寫道：“現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長在中國，受的美國教育。他住在中國的時間比住在美國的時間長，他就如一個中國的留學生一樣，從前在北平時，也常見麵。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這不是說司徒雷登有三頭六臂，能替中國人民解決一切，而是說美國人民的輿論抬頭，美國才有這轉變。”
接下去是那句著名的號角“李先生的血，不會白流的”。1946年8月2日發表在《民主周刊》第三卷第十九期的這篇講演稿比較完整，也能看出正義的學者相互之間的熟悉以及對美國政府與人民的區別認識。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聞一多年譜長編》時，忠實地再現了這一曆史。
錯誤時間尷尬身份
這位知識分子在一個錯誤的時間，為自己的祖國盡忠，自己也成了慘敗的悲劇符號
正是由於司徒雷登卷入中國政治之深，造成了中國人多年來對他嘲諷。他的教育思想、政治觀點、對蔣介石的失望，以及離開中國時的真相，在21世紀初逐漸解密的一些出版物中，才有所披露。
司徒雷登在中國的最後三年，1946至1949年作為美國駐華大使的身份，始終尷尬在國共兩黨的鬥爭之中，在就任大使前的一次歡迎會上，他將來送行的胡適與自己做了對比，並說：“他幸運地辭去了出使國外的使命(胡辭去了駐美大使的職務)，返回了北平當大學校長，可我卻要離開這最可愛的城市和那令人滿意的事業，去從事一項前途未卜的使命，而這正是胡博士所避開的。”
毛澤東曾保護司徒雷登
曆史以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四萬萬同胞的勝利，結束了20世紀的上半葉，勝利者毛澤東一篇氣勢恢弘的《別了，司徒雷登》宣告一個半殖民半封建時代的終結，也使這位在他的祖國幾乎無人了解的美國人，在中國具有了美國侵華政策徹底失敗的符號意義。
事實上，毛澤東除在檄文中發出了勝利者的宣言以外，在作派上也是一位勝利者：百萬雄師成功渡江後，在4月27 日淩晨4點，三十五軍官兵擅自闖入了司徒雷登的住宅，致其一改儒雅暴跳如雷。毛澤東得知後，立即給粟裕和劉伯承致電：三十五軍到南京擅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必須引注意??三十五軍進入南京紀律嚴明，外國反映極好，但是侵入司徒住宅一事做得很不好。”
此時，陳毅的部隊馬上就要接收上海，在製定《入城守則》時，陳毅強調：部隊入城後一律不準進民宅。這一規定得到了總前委的肯定。毛澤東得知“不入民宅”後，連說四個“很好！”
英軍蒙格馬利元帥看到三野官兵在上海露宿街頭的照片後，說他終於明白了為什麽共產黨能夠打敗美軍裝備的國民黨數百萬大軍。
不願離去，想見中共最高領導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情願地離開他生活過半個世紀的土地，登機回國。這種不願離去的思想，全部記錄在他的“百日日記”中，時間是1949年5月至8月。
作家傅國湧說，在8月2日回國之前，司徒雷登曾經通過左、中、右幾條渠道，希望能接觸到毛澤東和周恩來，向中共表示他想留下的願望。這些天來，日記中出現最多的就是“等待”。
江康也向本刊提到，當時很多人勸司徒雷登“先斬後奏”，不要向美國國務院請示。但是身為大使，他還是走了程序，於是事情越發複雜起來。
前國務委員、外交部長黃華曾是燕京大學學生會主席，1935年肄業奔赴延安。他是毛澤東1945年對司徒雷登所說的“燕大同學在我們那邊工作得很好”中的一位，1949年主持接收國民黨外交部的，正是司徒雷登的這位高足。
外交題材作家陳敦德在《崛起在1949：開國外交紀實》中，披露了來自兩個世界的同班同學1949年5月7日的會麵，灰軍裝的黃華會晤了司徒雷登秘書紳士派的傅涇波。傅為老師進行了開脫，諸如：司徒雷登這一年多來已經感受到自己對國民黨的錯誤認識，美國已停止援蔣；司徒雷登不懂外交，馬歇爾又為國民黨所包圍，致使在對國共兩黨的調停中失敗等。傅涇波還按司徒雷登的意思，表示與國民黨簽署的《中美商約》可以修改。最後傅告訴黃華，國民黨本想讓司徒雷登一同撤至廣州，但大使不願走，他要等機會與共產黨接觸，並想繼續擔任駐新中國大使。作家傅國湧認為，這種願望一方麵出自他對中國半個世紀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麵來自於他的基督教情懷，希望通過非對抗的形式實現世界融合。
黃華將此談話電告華東局，並得了毛澤東的七條指示：可以以非正式的方式與司徒雷登見麵，以偵美國政府意圖；談話應該持適當友善的態度，莊重而和氣；對於司徒想繼續當大使並修改商約，不要表示拒絕等。但是這次私人會麵針鋒相對不歡而散，不同的世界觀下實在是無法求同存異——那差異太大了。
司徒雷登還曾通過國民黨愛國將領陳銘樞、民盟葉篤義等人，以回北京燕大過生日看老友等各種理由，想與周恩來和毛澤東接觸，北京也曾同意安排會麵。後來又生枝節，美國國內對尚未成立的新中國持觀望態度，各派分歧很大，美國方麵還催促司徒雷登在回國前去廣州見蔣介石，司徒雷登找理由回避了與蔣的接觸。這段時間裏，中共確立了“一邊倒”的外交政策。
就在這架飛機上，他看到了美國國務院發表的《白皮書》，明白了自己完全是一隻政策失誤的替罪羊。司徒雷登回美國後的境遇更為不堪，美國政府對他下了“封口令”，反共排外的麥卡錫主義迫害接踵而至。
司徒雷登在一個錯誤的時間裏斡旋在外交界，這使得他的愛無處安放，而更合適他的身份還是教育家。
來源: 新世紀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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