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
史海
中國新聞周刊：解讀危機處理中的政府角色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24日12:31 中國新聞周刊
政府與NGO組織艱苦的磨合
“三農”的危機與轉機
甕安的救贖
浙江：市場危機中的政府救援
出租車罷運處理：黃金48小時如何把握
華南虎照：一場放任的“危機”
秋風：政府轉型的方向
中國新聞周刊：危機處理中的政府角色
2008年，是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所稱“最困難的一年”，2月的冰雪災害、5月的汶川地震、6月底的甕安事件、9月的三聚氰胺事件、重慶出租車罷工等社會事件爆發的同時，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和由此引發的中國經濟風險使得這一年具備了多種危機交織並存的色彩。但另一方麵，危機的壓力，也使得各方麵尤其是政府執政理念和治理方式出現了變革和進步。
除了天災之外，一係列大事之所以發生，與30年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以及政治社會治理模式、經濟增長模式、社會分配不公等問題的積累有諸多關係。無論如何，一場旨在使得社會更加公平、發展模式更加科學、社會治理更加公開、透明、高效的變革將成為一段時間內的主旋律。事實上，不管是還地權於民並致力於破除城鄉二元體製，還是經濟結構的調整，還是加大反腐力度本身，都昭示著迫切的改革意願。
本刊將從危機處理中的地方政府入手，去考察危機中的政府行為。在一些危機中，地方政府怎麽處理、化解這些危機，進而改革執政方式，從而使得社會更良好的運行。在危機中尋找轉機，不但是地方政府的自覺，也是中國30年改革開放之後進一步前進的動力之所在。
政府與NGO組織艱苦的磨合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24日12:31 中國新聞周刊
大地震：政府青澀對接NGO
大地震中的誌願者大潮，也許標誌了中國公民社會的發端，但誌願者與政府在地震救援和重建中的青澀對接和磨合，也提出了新的課題
★ 本刊記者/陳曉舒(發自四川綿陽)
2008年5月12日14：28分，大地震發生。不久，綿陽市委書記譚力站在市委大樓——火炬大廈前分配任務。共青團綿陽市委書記廖雪梅馬上趕過來。
交通局的立馬去疏通交通；公安局安排人手維護秩序、疏散群眾；建設局趕緊去查看房屋倒塌情況……所有部門都安排到任務，不是“重要部門”的團委卻沒有領到活。
那時，還沒有人意識到，各地誌願者已經開始趕往災區。很快，主管誌願者工作的團委對各種新形式的誌願者及組織開始感到“應付不過來”。
“來了這麽多誌願者，沒有人協調他們，肯定會亂套”
綿陽市團委總共就10個工作人員。12日傍晚，市委安排機關幹部進北川救援，問到團委：“能夠去幾個人？”
廖雪梅不假思索：“我們能去50個人。”安排的幹部很吃驚：“團委有這麽多人嗎？”廖雪梅說：“我們有誌願者。”
這時，廖雪梅還沒有顧及到開始從四麵八方湧來的民間誌願者，而是想動用團委的力量自己去組織誌願者。
她帶著工作人員跑到綿陽醫科學校。所有學生都在操場上避震，廖雪梅搬來一張桌子，衝著操場大聲喊話：“現在從各縣過來很多傷員，需要我們這些有專業技能的同學去接救，誰願意當誌願者就來這裏報名。”
一時間，無數學生湧過來，團市委工作人員簡單登記了學生的資料，將排在前頭的150個學生拉到火炬大廈前。進行簡單的動員之後，廖雪梅將這些誌願者分配到各個醫院。留下一部分誌願者等著進北川救援。
13日北川道路搶通。廖雪梅帶著誌願者進入北川，抵達北川中學的救災指揮部。這時，北川縣團委書記馬曉燕正帶著一部分災民撤離到綿陽九洲體育館。
共青團北川縣委總共有3人編製，事實上隻有兩人在崗。馬曉燕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也顧不上其他來幫忙的了，自己趕緊撲進去救人。”
廖雪梅說：“先進來救援的人大多束手無策，消防官兵手中沒有重型器械，同樣也沒有辦法，機關幹部更隻能做些精神撫慰，幫忙發放一些物質。”
13日下午，北川縣城的大喇叭開始通知：“群眾、無關人員和非專業人員撤離現場。”廖雪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我們組織誌願者搶險也不是很有經驗，也隻能撤離，避免在那裏擁堵。”
回到綿陽市，團市委工作人員告訴廖雪梅兩個消息：“大量的受災群眾已經湧向綿陽，現在都被安頓在九洲體育館。”“全國各地來了很多誌願者。”
廖雪梅第一反應是：“誌願者和團委是聯係在一起的。來了這麽多誌願者，沒有人組織他們，協調他們，肯定會亂套。”
她向自己的工作人員提出要接待外來誌願者：“這不是領導布置的任務，也沒有人顧得過來。但我們應該不講價錢把這件事情承擔起來。”
馬上就有人提出異議：“書記，我們忙不過來。”光是九洲體育館裏的災民區，團市委就要負責兩個，五六百人需要挨個去登記造冊，這就得用五六個人。各個醫院的誌願者還需要團市委的其他人去協調。
廖雪梅勸導工作人員：“你們要有高度的敏感性，這麽多人過來，沒有人去組織他們，接待他們，給他們搭建一個工作平台，有些誌願者來了情緒很激動，是要出事的。他們會說，我們來了怎麽都沒事幹，就要說到我們綿陽市的抗震救災的服務機製。”
而當時的情況是，許多誌願者到了災區不知道該做些什麽，綿陽市政府也確實需要人手幫忙。
“青澀”對接
廖雪梅讓工作人員簡單拉一橫幅“共青團綿陽市誌願者服務點”。擺一張桌子，安排一個人，放一摞登記表。同樣，在綿陽下屬的各縣市建立九個誌願者服務點，各大醫院也建立簡單的服務點。
廖雪梅還親自到廣播台、電視台呼籲來綿陽的誌願者到服務點登記。13日晚8時，共青團四川省委也發出《關於抗震救災援助災區的倡議書》，倡議“四川全省青年以及社會各界愛心人士向災區人民伸出關愛之手”。
對接外來誌願者的工作開始有步驟進行。先是自願者登記姓名、特長、年齡，個人誌願者登記完了，在一邊等待分配工作。團隊自願者根據他們的特長馬上進行對接。
廖雪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西安戶外拓展運動團體來了5個人，全身上下裝備齊全，說他們能進去救人，我就馬上聯係抗震救災指揮部，給他們開路條，說清楚到北川找誰報到，然後聯係誌願車，馬上把他們拉到北川。”
從14日開始，進入北川就需要綿陽市抗震救災指揮部的路條。很多個人誌願者來到綿陽並沒有和團市委聯係登記，而是直接去了北川，結果被擋在外麵，不得不折回火炬大廈登記，索取路條。
也是這一天，馬曉燕在九洲體育館組織了熟悉地形的北川誌願者返回北川。為不熟悉地形的外來消防部隊、地震救援隊伍帶路。
從這一天開始，已經有無數誌願者進入北川進行搶險工作。“那段時間到北川有登記的誌願者有6000多人，絕大多數是80後。”同樣也是80後的馬曉燕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怎麽去協調這些外來誌願者成為她的工作重點。馬曉燕將有登記的誌願者簡單分為救援、醫療、心理輔導、清潔、物資供應協調、衛生防禦、宣傳攝影等組別。各組又分成若幹小組。每個小組再劃分為若幹小隊，選出一名帶隊人。
當然，大多數誌願者更願意從事救援的誌願服務。有一個誌願者找到馬曉燕，說自己有特殊功能——鼻子聞得到，可以進行救援。遇到這種情況，馬曉燕不得扯開嗓子勸說：“到災區來幹什麽都是一樣的。”
而在綿陽的誌願者服務點，著急進北川進行救援的誌願者將服務點的桌子掀翻了好幾次。一個湖北來的誌願者拍著桌子衝團市委的工作人員嚷嚷：“我們是來救人的。這麽長時間都不幫我們聯係，你們的效率也太低了。這邊晚一分鍾，裏麵就少一個人。”
手忙腳亂的團市委工作人員，不得不抽身協調這些誌願者。為了提高工作效率，團市委工作人員打出兩份《誌願者工作宣傳資料》，告訴誌願者：不要衝動、理智對待，能夠做什麽和最好不做的事情。
廖雪梅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後怕：“最後統計的結果是，那段時間來綿陽的誌願者有10萬人，災民也就10萬人，相比之下，我們工作人員隻有10人。”
九洲體育館外，救災物資堆得像山一樣高，這些物資的發放由政府工作人員負責。許多誌願者替災民過來求情，能不能拿一床被子，也往往產生矛盾。
北川縣團委工作人員李沙負責在九洲體育館安撫災民。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我們經常會因為一塊麵包和災民、誌願者吵起來。工作人員很多都被罵哭了，團市委的工作人員還差點和誌願者打起來。”
6月份，一個外來的團隊誌願者和團市委工作人員對接工作也產生了矛盾。之前這個團隊要進北川救人，團市委不肯放行，最終他們是自己進去服務的。
返回後，他們希望能拿到誌願服務的標識和證明，團市委工作人員稱標識已經全部發放完。該團隊誌願者稱工作人員的態度極其惡劣，雙方衝突起來。團市委的工作人員被打傷了頭部。此後的爭吵變得更加激烈。團市委受傷工作人員的父母對這群誌願者說：“像你們這樣的誌願者我們不歡迎，哪裏的回哪裏去。”
這個誌願團體在北川做了很多服務，最後在政府部門這邊吃了閉門羹。他們不服氣，找到了廖雪梅，要求：一必須給他們道歉，並且明確答複，他們在這工作是不是不被歡迎的？二給他們全體誌願者發誌願標示；三由團市委書記給他們簽誌願服務證明。
起初雙方誰也不肯讓步。廖雪梅喊來特警，誌願者們不得不讓步。其中一個誌願者在廖雪梅的筆記本上簽寫道：“我們隻會被摧毀，永遠不會被征服。一起都會好起來。”
像這樣的情況，廖雪梅遇見的不止一次。有個外來誌願者在綿陽集結了一個20多人的團隊到九洲體育館服務，自己管理物資，也幫災民搞募捐。
“政府的規定是，救災物資必須指揮部統一分配，募捐必須經民政部批準，不然不能隨便募捐。”廖雪梅說。結果這一隊誌願者被警察、民政局，各個機關反複盤查。
誌願者希望團市委能夠理解他們的工作：為災民做事，好幾天沒有休息，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募捐的錢全是給災民的，為什麽違規，憑什麽把我們趕走。
這一場爭執持續了五六個小時。廖雪梅說：“溝通了三個小時也沒有結果，我就先離開了，最後一直到晚上零點，都沒有爭執完。”
5月底到達綿陽，一直服務至今的“中國心”領隊高思發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我們募捐的物資都會自己發放到災民手中。如果通過團縣委，他們放到下一級單位，在一級一級往下放，最後放哪誰也不知道。”
對於之前不敢涉及募捐，高思發也想通了：“一開始也不敢接受現金資助，因為怕審查起來，說不清。萬一說我們利用捐助自己賺錢呢。現在心裏坦蕩蕩，又是為老百姓做事，不害怕了。”
“我們並不想搶占政府的工作”
5月29日，共青團綿陽市委下發《唐家山堰塞湖排險告誌願者書》，希望“誌願者不要盲目行動，外地誌願者最好盡快返鄉。”6月3日，又下發《致誌願者書》，稱“抗震救災工作重點轉移到恢複生產、災後重建上，需要能長期紮根綿陽工作、專業化的建設隊伍……不論是當前的物質條件，還是救災形勢，都不宜過多群眾進入綿陽。”
隨著救援工作的結束和政府部門的疏導，大批外來誌願者退出了綿陽市。北川重建辦團委副書記李曉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現在外地誌願者以募集物資、幫扶、心理援助為主，隻有四五支隊伍留下來。主要是以本地的青年突擊隊為主，有近50支，這些都是各縣市自己組織的。”
“中國心”就是以募集物資為主的誌願團隊。總領隊高思發5月底從新疆趕回綿陽，落戶綿陽市安縣花垓鎮，把自己房子當作貨倉來使用，每天帶著自己的隊員奔波到災情最重的村落，進行物資發放。
“物資捐贈都是我們經過實地調查。這個地方確實需要這些物資，然後和村幹部聯係，我們親自將物資發放到災民手中。”高思發說。許多費用是他和另外一個領隊劉劍峰個人墊付的。
在高思發看來，民間誌願者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往往和政府是不一樣的。平時不需要打太多交道，各做各的工作。
在北川團縣委，李曉光指著一包物品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是我們下鄉組織的一個實現學生心願的活動。這些都是別人送給學生的禮物，但是路途遙遠，把這袋東西送過去，運費都比這袋禮物都貴。”
李曉光說：“像這種情況，就需要誌願者幫忙。”而高思發笑稱：“他們找了我們‘中國心’，他們沒錢送過去，我們哪來的錢？”
高思發更願意發放一些有實際用途的物資：“災區過冬特別冷，我們送棉被、軍大衣，比那些小禮物手套要實際，我們不想做一些形式主義。”對於那些更多依靠政府的誌願團體，“中國心”領隊劉劍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同他們聯係不多，每人的理念不一樣。”
當然，也有一些誌願團體並不認同這種觀點。北京富平學校是一個NGO組織，負責人王忠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沒有和政府合作，誌願服務不能長久。”
北京富平學校10月份成功地將政府和企業拉到一起合作，在綿陽市下屬的縣級市江油市開展長期的社區服務誌願項目。王忠平說：“現在誌願者進入災區服務很難被通過，需要有很好的資源。”
王忠平稱他們遇見了願意接納他們的好官員，也就是對接這個項目的江油市團委副書記曾鬆亭。
曾鬆亭向《中國新聞周刊》坦言：“NGO組織是肯定要參與社會事務的，政府隻能引導、鼓勵、支持、服務，不能提管理。”
參與這項誌願服務的企業拜耳集團的負責人曾慧敏也表示：“我們進行誌願服務隻是做政府想做卻做不到的事情，並不想搶占政府的工作。”
令人回味的一幕是：在拜耳公司的一位高管考察“拜耳博愛計劃”時，曾鬆亭對他說：“其實事情是你們做的，最後光環都戴到我們頭上來了。”那位高管回應：“你很厚道。”
“三農”的危機與轉機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24日12:31 中國新聞周刊
“個人的收益權利有了，合作的權利也有了，再喊出‘農民階級’來，就不奇怪了吧？”
★ 本刊記者/楊中旭
“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發揮我國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其他勞動群眾推動我國生產力發展基本力量的作用，又支持新的社會階層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的作用，使全體人民都滿腔熱情地投身改革開放偉大事業”。12月1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改革開放30周年紀念大會上如是說。
即使是最近5年來年年參與中央一號文件起草的三農問題權威專家，在聽到“農民階級”這一詞匯之後，第一反應都是“中央精神有了新變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闡述人民民主專政時，做了如下概括：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而農民階級這一詞匯，權威三農專家表示：“這從未出現在中央一號文件當中”。
包括於建嶸在內的一些三農學者分析，在農民的身份定位上，中央此番給出了鮮明的信號。
危機
時光倒流5年，著名三農學者陸學藝曾經當麵向一位中央領導建言：農村問題有著結構性矛盾，如果在土地和戶籍問題上不取得突破，“天王老子來了也管不了”。
作為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的老所長，陸學藝的言論，一直在高層有著足夠的影響力。但在本世紀初的幾年，更多對中央決策產生影響的，卻是不斷嚴峻的三農形勢。
其中的標誌性事件，來自一個叫李昌平的年輕科級幹部的上書。2000年，他以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的身份致信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直言“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這次上書，將三農問題的關注度擴展到全國各個階層。
麵對各界日益高漲的“解決三農問題”呼聲，中央最為顯著的一個回應，便是從2004年開始的連續5個中央一號文件。這5個文件，分別將農民增收、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新農村建設、現代農業、農業基礎作為主題，幾乎涵蓋了農業生產的方方麵麵。
而在中央財政對三農的投入上，5年來更是呈直線增長之勢，2004年2626億元，2005年2975億元，2006年3395億元，2007年3917億元，2008年5625億元。這一增幅，遠非同期GDP的增幅所能比較。
但曆史往往是吊詭的。從上世紀末到2007年，農民收入與城鎮居民收入差距卻從1：2.6擴大到1：3.3，人均收入差距絕對額從5300元拉大到9600元。
2007年歲末，北京市大興區禮賢鎮黎明村黨支部書記劉瑞山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當著幾個村民的麵說了兩個“搞不懂”：一、為什麽2004年的糧食直補，補到每個農民口袋裏是150塊，飼料卻很快漲價200塊？二、為什麽我們種出來的西紅柿，在鎮裏麵每公斤隻能賣上6毛錢，被流通商運到市內就能賣上1塊8？
在中共中央十七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的頭一年，中國農業產值為GDP的11.3%，而農業人口卻占到了全國人口的55.1%。
同樣在十七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頭一年，北京市大興區禮賢鎮黎明村的多位村民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京開高速征地之時，對村裏的補償“非常低”，“北邊的龐各莊，每畝補8萬；我們在南邊，每畝隻有2.5萬”。
麵對地方政府的強勢，城郊結合部的農民隻能“認虧”。黎明村的村支書和村委會主任一度試圖與上麵理論，但村民們說，兩個人很快就被“摁了回來”。
根據長期研究上訪問題的三農學者於建嶸的統計，全國範圍的上訪，約三分之一與土地相關，全國農村的上訪，約三分之二與土地相關。
近十餘年來，因為土地問題，農民收入問題誘發的群體性事件一直未見中斷，幹擾了和諧社會的構建。根據於建嶸對台灣土地問題實地考察得出的結論，大陸似乎正在複製1972年前的台灣土地危機。
“和我們一樣，在1972年台灣新村變革之前，也是以轉移支付作為緩解社會矛盾的主要手段的，但效果卻並不明顯”。於建嶸說。
轉機
始於1972年的台灣土地改革，以及農會的獲準成立，成為台灣農民生存狀態的分水嶺。就在2004年中央通過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和諧社會”這一概念之前，社會學者孫立平、三農學者於建嶸等人被請進中南海獻策。於建嶸隻談了一件事，就是他在台灣的所見所聞。
“我當時說，和諧社會的構建，必須以農民的生存狀態改變作為基礎”。於建嶸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類似的建言，中央已經多次收到過。從後來的政策演進來看，中央事實上已經開始在沿著解決三農問題的“路線圖”前進。
始於十六屆五中全會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通過“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這20個字，劃定了解決三農問題的終極目標。
同樣在2004年和2005年，一位長期參與一號文件起草的三農學者前後投入了差不多一整年的精力，來對農民專業合作社問題展開研究。
推動農會的成立，是學者們的共識。原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今年已年屆95歲的杜潤生老人曾說，他最希望看到的兩件事，一件是土地確權，一件是成立農會。
杜潤生在職時，和他的夥伴們一起，曾經在80年代末期給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遞交報告，建議成立農會。
在中央不斷通過轉移支付等手段增加三農投入，旨在解決三農問題的新世紀，成立農會的動議再度浮出水麵。
起草十七屆三中全會一號文件的一位人士前往日本調研。日本農會的負責人告訴他，盡管近些年來日本農會也發生了機構臃腫等問題，麵臨改革壓力，但在曆史上，卻有值得自豪的貢獻：日本戰後的工業化過程中，農民之間收入差距沒有被拉大，城鄉之間收入差距也未被拉大，農會功不可沒。
求教過程中，日本農會的負責人建議，中國農會的變革，可以先從金融做起。
三農學者圈裏的目標，是造就一部名為《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法律，設想是：通過農民這一自然人群體的聯合，在市場經濟活動中獲得“人多力量大”的優勢，以改變農村散戶多，易被市場強勢方各個擊破的局麵。
起草時，有很容易就能夠取得的共識。例如，在農民這一自然人加入農民專業合作社這一問題上，大家的意見非常統一，“此社非彼社也”——當年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淹沒了自然人的產權；而專業社卻是建立在尊重個人產權的基礎上，自願加入，自願退出——當然，無論加入還是退出，都是有規則的。
但起草的過程中，同樣有非常不容易繞過的門檻。根據現行法律，法人共分4種：行政單位法人、事業單位法人、企業法人和自然人。而專業社屬於合作性質，是否要仿造一些國家的“合作法人”，在中國開辟出一個新的名詞？
全國人大常委會農業委員會做了一番隸屬於自己專業的調研，發現這一名詞的變更，需要修改多達29部的法律，工作量太大。最後的方案是，把農民專業合作社看作是一個“特殊的企業法人”，在工商局進行登記注冊。
《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在2006年10月31日的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4次會議獲得通過，並在2007年7月1日開始施行。也許是因為過於專業的原因，很少有媒體對此給予關注，而起草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說，這是“一個了不得的事情”。
比如該法第4條規定：農民專業合作社對由成員出資、公積金、國家財政直接補助、他人捐贈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財產所形成的財產，享有占有、使用和處分的權利，並以上述財產對債務承擔責任。
“這就是製度化的農村合作金融”。起草者說。
此法實施一年半以來，專業社的數量已經超過了5萬家，並開始在價格談判上獲得相應好處。雖然在該法實施期間，仍不斷有農民無力與大資本對抗的狀況，對此起草者的回應是，長效機製的短期效果，並不會那麽明顯。
而就在這部法實施之後，另一個連帶的問題也浮出了水麵。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隻是明晰了經營權，卻未明晰產權。農民以自然人身份加入專業社，手中卻無產權清晰的商品。
同一時期，土地確權成為十七屆三中全會的主題詞。據《中國新聞周刊》了解，始於1998年的土地確權，在長達10年的時間內，遇到重重妨礙落實的阻力。
2008年金秋，十七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通過了《農村改革發展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中稱，要“搞好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完善土地承包經營權功能，依法保障農民對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權利”。
“個人的收益權利有了，合作的權利也有了，再喊出‘農民階級’來，就不奇怪了吧？”一號文件的一位起草者說。
對於改革的路線圖，學者於建嶸曾經在《嶽村政治》中這樣表述：三農問題的基本出路在於，其一，對貧困農民給予適當社會保障，給大多數農民以公平機會參與經濟發展，積極推進小城鎮建設，加速農民的分化和身份轉移；其二，建立合理產權製度，將農民有效和有序重新組織起來；其三，農民需要加強對自己的改造，要從傳統的小生產者變成為市場經濟的參與者。
巧合的是，7年之後，這些想法正在一步步變為現實。
前路仍迢迢
和農村合作金融機製見效慢一樣，十七屆三中全會帶來的轉機，也無法一蹴而就。
就在《農村改革發展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公布的次日，中央某權威媒體發表題為“中國土地承包權有望加速大範圍流轉”的消息，遭到一位以直言著稱的三農學者的嚴厲批評。他在多次學術會議上直言：三中全會裏哪個字說到要“加速大範圍流轉了”？
這一消息發布之後3天，一位山東省的開發商老板就告訴自己的員工，趕快把公司在農村裏的那些地都利用起來。員工不解：怎麽利用？老板回答：種上蔬菜就行！員工恍然大悟，如果土地“加速流轉”，現在種上蔬菜，無論是未來被征用也好，自己開發也好，都將有不菲的收益。
而這，卻並非隻是一家新聞媒體和一個老板的理解。就在十七屆三中全會閉幕之後，某省隨即召開了學習三中全會精神動員大會。該省省委機關報次日的標題是：推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
一號文件起草者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明言，三中全會決定的初衷隻有兩個：一、保護18億畝紅線；二、增加農民收益。采取的具體方法是，通過落實土地確權，使“拿地變得困難”，這與“加速土地流轉”顯然是兩碼事。
在這一問題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注點並不一樣，全會決定中有“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不得改變土地集體所有性質。不得改變土地用途、不得損害農民土地承包權益”字樣，但前述山東省老板等地方利益集團更為關注的，顯然是改變土地用途後的衍生收益。
據《中國新聞周刊》了解，為防止新圈地運動，中央已經注意到一些省份的“越格”舉動，並會在適當時機再次強調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三個不準”。
甕安的救贖：千名幹部大巡訪重塑官員形象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24日12:31 中國新聞周刊
2008年 6月28日，貴州甕安縣。一個少女之死，引發震驚中外的一場群體性事件。此後，這個位於貴州腹地的小城開始了一係列整肅——換縣委書記、縣長，千名幹部大巡訪，將大量經費投入民生等
甕安等待重生
★ 本刊記者/ 蔡如鵬(發自貴州甕安) 劉震(攝影)
2008年12月20日，位於貴州腹地的甕安縣迎來了久違的陽光。趁著難得的晴天，村民李秀華一早就開著自家的拖拉機，和鄉親們一起修整門前的山路。
時隔半年，當記者再次見他時，這個36歲的漢子依舊木訥。幹活時，很少說話；坐下來，也是一個人悶悶地抽煙。
年長他3歲的妻子羅平碧話要多一些。進屋後，她一邊招呼《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坐，一邊轉身到裏屋拿出一個小盒子，“你們上次要我女兒的照片，這是後來找到的，你們看看”。
照片上的女孩活潑可愛、笑容可掬。半年前，正是這個女孩的非正常死亡，引發了甕安“6·28”群體性暴力事件。
事件雖然早已平息，但這對夫妻卻仍沒有從悲傷中走出來。晚上想念女兒的父親總是輾轉反側，難以入眠；如今提起女兒，母親還是忍不住落淚。
這個家庭麵臨著一次重生。當然，需要重生的還有因暴力事件被置於輿論漩渦中的小城——甕安。
清理積案
“6·28”事件中被焚燒打砸的縣政府大樓現已粉刷一新。同樣遭到燒砸的公安局辦公樓，除了玻璃外牆上隱約可見的煙熏痕跡，也恢複了原樣。隻有木結構的縣委大樓，在大火中付之一炬。如今，原址上沒有再建其他建築，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新修的花園。
縣城街巷裏的喧鬧與熙熙攘攘的人群，也讓人很難聯想到半年前的那場暴力事件，一切似乎都已遠去。
不過，在甕安人的記憶裏，“6·28”事件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這是我一輩子經曆過的最大的事。”一位老甕安人對記者說，他期望“這件驚動了中央的大事”，能早日還甕安一個平安。
“6·28”事件發生後，中共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曾到甕安視察。他說，這次事件表麵的、直接的導火索是女中學生的死因爭議，但背後深層次原因是當地在移民安置、建築拆遷、礦產資源開發等工作中，侵犯群眾利益的事情屢有發生，積怨過深。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前後兩次的采訪中了解到，在“6·28”事件之前，甕安縣就曾發生過數起群體事件——隻是因為沒有媒體報道，所以並不為人所知。其中一起，上百村民打砸了鄉派出所和鄉政府辦公樓。
這起事件源於貴州省最大的水電站——構皮灘水電站工程，該工程涉及甕安縣北部天文、龍塘等幾個鄉鎮的移民4000多人，其中農業人口3000多人。
移民安置工程始於2002年下半年。當時，村民們認為縣移民局給的安置費過低，有被截流的嫌疑，拒絕搬遷。
2004年12月14日，時任縣長王勤帶領一些幹部，到龍塘鄉做工作。上千村民攔住縣長的車，希望“討一個說法”。村民們說，如果王勤等人“講不清楚補償為什麽這麽低”，他們“就不放他走”。
後來，縣公安局趕去營救。在解救時，雙方發生了衝突。據一位村民回憶，村民有多人被打傷。群情激昂的村民隨後打砸了龍塘鄉派出所和龍塘鄉黨委和政府辦公樓。
“‘6·28’事件看似偶然，實屬必然，遲早都會發生。”石宗源說。
所以，今年7月剛上任的縣委書記龍長春到任後不久就表示，逐一清理解決各類曆史積案，化解民怨，將是甕安縣今後的工作重點之一。
7月11日，《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縣城中心廣場舉行的“縣委書記大接訪”活動中看到，500多名人手拿材料、頂著烈日，排著100多米的長隊等待龍長春接訪。
一位趕了60多裏山路的農民告訴記者，這是他第一次有機會“麵對麵地向縣委書記反映問題”。此外，甕安縣還開展了“千名幹部大巡訪”“千名教師大家訪”“公檢法司‘四長’大聯訪”和“鄉鎮幹部大走訪”等舉措。
截至12月，縣鄉兩級領導共接待群眾來訪2121件、3449人，累計回複信訪問題1809件。“一些涉及人數較多、群眾反映強烈的重點信訪問題已得到妥善解決。有效地疏通了民怨‘堰塞湖’。”縣信訪局局長鄧太華說。
鄧太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反映的問題主要集中在移民搬遷、企業改製、舊城改造、礦群矛盾和社會治安等5個方麵。
“對一些重點信訪曆史積案縣委書記親自督辦，抽調政治素質好、工作經驗豐富的幹部組成工作組，重點處理。”鄧太華說，“比如，本著讓利於民的原則，我們妥善解決了部分退休老同誌反映的崗位津貼被扣發和交通局收費站撤銷後職工的工作安置等一批信訪突出問題。”
改善民生
依托豐富的磷、煤、鐵、鋅等礦藏資源，甕安的經濟在所屬的黔南州一直居於前列。但在很大程度上，這些很少惠及46萬甕安民眾。
龍長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6·28”事件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原先對改善民生投入不夠，“該花錢的地方舍不得花錢”。
“比如道路綠化交給園林局去做，政府又不給錢，他們就靠罰款，這樣做群眾的怨氣很大。對公安部門的投入也不夠，幹警也去罰款，還打白條，最後發展到有的黑惡勢力被抓後，花一兩萬就可以放出來。”龍長春說，“關注民生不夠，導致不少部門與民爭利，產生了各種矛盾，最後形成疊加效應，引發群體性事件。”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7月份在甕安玉山鎮采訪時了解到，該鎮有大大小小近20家磷礦廠，其中很多手續不齊。鎮黨委書記胡德楷對記者說，隻要向鎮裏一次性交2萬～4萬元就可以開采，因為“縣裏給我們的經費太少了”。
無序開礦引發了大量的礦群糾紛。其中，最普遍的是土地征用的補償問題。“6·28”事件後，永和鎮的幾位村民到縣信訪辦反映，2006年7月，一家礦廠征用他們土地時，不按當年的安置標準補貼，而是1999年的標準。
除此之外，開礦時“放炮”(即用炸藥炸礦石)，對礦區環境，特別是水源的影響，也是村民反映強烈的問題。
如玉華鄉岩根河村的村民，從2007年起就反映因當地磷礦開采，導致水源汙染，三個村民組1800多人的飲水出現困難。
甕安縣監察局局長吳應忠曾查處過類似的案件。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縣人大10月30日表決通過了《關於建立甕安縣和諧礦區建設基金的議案》，即按照“誰開發、誰保護，誰破壞、誰治理”的原則，明確礦主的責任，保證治理資金和措施落到實處。
而在“6·28”事件中，有160多名學生參與了打砸搶燒，暴露出教育工作存在突出問題。
事件發生後，縣政府陸續撥給縣教育局3600多萬元，“補上了從2002年以來欠撥的所有教育經費”，縣教育局副局長陳全福說。
他告訴記者，原來由於教室緊缺，致使縣城中小學班額過大，平均每班學生達118人，最大班額高達118人，“老師根本管不過來”。
甕安縣城的中小學生超過1萬人。其中，很多學生來自周邊的鄉鎮，在學校附近租房住宿，缺少家長管教，經常與閑散人員混在一起。
“幾乎每天學校門口都有人打架。群架或者單挑，帶著馬刀、匕首、木棍等凶器。打架者包括學生和遊蕩在社會上的‘小混混’，學生打老師在這裏也不是新鮮事。”陳全福說。
有了經費，教育局對現有的4所中學進行了新建，同時利用暑假招考選調教師及時補充師資，基本解決了“大班額”問題。
陳全福還告訴記者，他們已經投入1100萬元，征了160多畝地，準備新建甕安五中。“那時，我們將徹底解決‘大班額’的問題。”
除了還清教育的曆史欠賬外，縣政府還把農村低保標準從年人均補助360元提高到460元；發放低收入家庭租賃住房補貼200多萬元，惠及1000多戶居民；製定了《甕安縣房屋拆遷補償辦法》，確保拆遷戶的合法權益不受損害。
這些關注民生的舉措，正逐步收到成效。以前征地拆遷是最難的，但最近政府為縣城新區征800畝地，“隻用了3天時間”，龍長春說。
重塑形象
“6·28”事件發生後的第5天，黔南州召開了深化打黑除惡專項鬥爭動員大會。該州州委書記吳廷述在會上，講了一個小插曲。
他說，事件發生後，一個工作人員問縣政府門口一個賣早點的老太太怎麽還敢營業，老太太的回答是“他們針對的是你們，又不是我們”。另外，燒汽車時，公安人員勸阻不了，但一個商店的小老板對人們說“那輛車是我的，要用，你們不要燒”。結果打砸者就不燒了。
吳廷述感歎道：“為什麽打砸人群不聽我們的話，卻能聽他們的話？為什麽幹群關係會緊張成這個樣子？”
事實上，“6·28”事件對甕安縣的官員觸動非常大。他們中的很多人至今不願與記者談論此事。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官員說，這次事件對甕安的負麵影響太大了，“大家的內疚感還是很深的，都覺得臉上沒光”。
“6·28”事件之後，縣主要負責人在官員中開展了“我為誰工作，我為誰負責，我怎樣工作”的思想討論，反思事件發生的深層次原因。縣委書記龍長春說，“反思時，很多人都流淚了”。
龍長春到甕安後不久，就發起了基層官員作風教育整頓活動。“這被當作一項非常大的工作來做。我們組織了上千名幹部下基層，由縣級領導帶隊，走村入戶，訪貧問苦，為群眾辦實事。”這位縣委書記說。
活動中，最令他感動的是，前不久發生了一起車禍，一輛中巴車翻入山溝裏，山坡又陡植被又密，聞訊趕來的群眾與警方一起施救，“大家一麵在山坡上砍出一條路，一麵搭成人牆，把傷員一個一個從溝裏傳遞上來”。而此前，警察們常常出現在礦權糾紛、移民搬遷、房屋拆遷等矛盾現場，站在民眾的對麵。
據省農調隊抽樣調查，“6·28”事件前，甕安群眾對官員作風滿意率僅為27.6%。開展作風教育整頓活動後，群眾對幹部作風滿意率上升至85.6%。
“其實，老百姓對我們的要求並不高，隻要能夠關心他們，能夠公正地處理問題，他們就接受你。”龍長春說。
為了重塑良好形象，甕安縣還對官員隊伍進行了整頓。縣紀委書記毛全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6·28”事件後，全縣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查處39件50人，受黨紀處分29人，政紀處分21人。
甕安縣委組織部部長莫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受處分的幹部主要是利用職權謀取私利。“其中有一個鄉鎮的黨委書記、副書記、鎮長和副鎮長4名幹部，都因收受礦主賄賂受到了嚴厲的處理。”
政法機關則查處13名涉黑、涉惡幹部，其中11已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並被清理出幹部隊伍。縣政法委書記、公安局局長龐鴻對記者說，“我們隻有堅決清除幹部隊伍中的害群之馬，才能重新贏得民眾的擁護”。
浙江：市場危機中的政府救援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24日12:31 中國新聞周刊
記者問到在這場危機中，地方政府應該扮演什麽角色，張金如沉吟了一下：“雖然市場才能起主導作用，但政府絕對不能無所作為”
★ 本刊記者 楊龍(發自杭州 溫州 紹興)
對於“打火機大王”黃發靜來說，今年溫州市煙具行業協會的年會，讓他這個副會長特別不是滋味。
往年，至少是300人熱熱鬧鬧聚在一起，今年卻開了不到10桌。空蕩的餐廳裏麵，拉著“攻堅克難，共渡難關，攜手共進，重振雄風”的橫幅，使會場顯得越發淒涼。
一年前，溫州的打火機企業還有500多家，一年過去後，開工的隻剩下不到80家。
從2008年年初開始，不僅是打火機行業，整個製造業都感受到了生存的危機。
浙江省發改委主任厲誌海，從3月份就職以來，幾乎沒有睡過一個安穩覺。2008年4月18日，他在提交給省政府的第一季度全省經濟形勢報告中提到：中小企業的生存問題麵臨著嚴峻的考驗。
這場日益加劇的危機中，“大政府”角色逐漸浮出水麵。浙江省各級政府幾乎動用了行政、金融、財稅等所有資源，逆境中強勢救市。
“三個千億”+“三個百億”
厲誌海連續三個季度向政府作出的全省經濟形勢與對策建議匯報中，都對形勢認定為“嚴峻”，他在第三季度匯報更稱，由於金融危機和經濟減速的影響，“經濟下行趨勢進一步明顯。”
上半年的一係列宏觀政策的組合拳，增加了企業運轉的難度。浙江省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近20%的浙江企業出現虧損。
在這一背景之下，浙江省救市計劃動作頻頻：
8月底浙江省發布《重大項目建設行動計劃》，計劃未來五年內打造“三個千億”工程，即千億基礎網絡工程、千億惠民安康工程以及千億產業提升工程，預計完成總投資6460億元。
繼三個千億工程之後，11月中旬，浙江省政府推出三個百億工程：省級財政新增100億元用於重大項目建設；今明兩年通過取消和暫停部分行政性收費項目、減免困難企業相關稅費等途徑，再減輕企業負擔100億元；明年通過企業增值稅轉型改革，減輕企業稅負100億元。
“財和稅是地方政府手中僅有的兩個武器。宏觀調控之下，地方政府隻能從地方財稅入手給經濟體輸血，保持地方經濟的增長。”浙江省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官員說。
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在為《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分析浙江的民營企業困境時提到，困境由兩方麵所致，上半年國際經濟形勢的動蕩多變，生產成本增加、人民幣升值、原材料價格上漲等經營環境，使本來就不高的製造業利潤空間更低，這是外部環境的衝擊。
但關鍵還是企業的“內功”。以溫州為例，製造業低成本、低價格的工業戰略導向長期運作，本身就違背了經濟發展的規律。這些內部矛盾多年來沒有很好消融、化解，下半年的金融危機，讓企業的資金鏈緊張，無以為繼。潛伏的危機終於在新的環境中火山般爆發。
紹興“強勢政府”
紹興經濟早些年的成功轉型升級，使紹興的大多數中小企業躲過了2008之劫。
省發改委主任厲誌海評價說，紹興的產業集群優勢比較明顯，已經形成了規模效應，麵對危機的抵抗力會更強。
但即使是厲誌海口中產業結構較為合理的紹興，也依然無法全身而退。
紹興的企業危機，更多出現在大企業之中。
在浙江的民營企業中，有一張幾乎羅織了所有大中型企業的擔保網。各家企業之間通過互相擔保，從銀行獲得擴張所亟須的資金。企業之間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2008年8月以來，紹興的金雄輕紡集團、華聯三鑫、江龍控股、五環氨綸、縱橫集團等相繼停產。戲劇性的一幕是，浙江縱橫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袁柏仁以70億元的財富入圍胡潤2008年百富榜，成為榜單中唯一的紹興本土企業家。然而僅半個月後，“縱橫帝國”就因資金鏈斷裂轟然崩塌。
縱橫倒閉危機，瞬間波及至整個紹興。為縱橫集團提供擔保的企業一共有7家，擔保總額約15.5億元。而縱橫集團又為19家企業提供擔保，總額近30億元。這個網絡還可繼續擴展……
於是可以理解，為什麽縱橫集團的倒閉，會引發當地企業的一片恐慌。
被下屬評價為“性格溫和”的市委書記張金如，此時顯示了“鐵腕”手段。政府成立了規模史無前例的工作組，迅速介入倒閉風潮，被稱為“紹興各級政府對危機企業拯救力度最大的一次行動”。
政府的思路是，不論縱橫集團怎麽重組、清算，首先要切斷擔保鏈，保證其他企業不受影響。進駐縱橫集團總部的工作組匯聚了26名領導，下設生產保障、債權債務核查、信訪維穩、債權債務處置和重組洽談5個專項工作組。
雄蜂實業集團是首先受到波及的擔保企業。政府承諾，將其名下一塊約300畝的工業用地，由政府出資將其收回，改為商業用地，增加土地抵押貸款的額度。再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將這300畝土地注入雄蜂實業集團，化解該公司在銀行的不良資產。
同時紹興市計劃成立政府出資的擔保公司，部分承擔重點擔保企業的擔保責任，同時，政府要求，在縱橫集團重組或破產清算過程中，銀行繼續支持重點擔保企業。
地方政府及時出手，設立“防火牆”，避免了多米諾骨牌的連鎖反應。
“最困難的還不是返鄉的農民工，他們至少回家有地種，有飯吃。留在紹興，沒有拿到工資不能回家的農民工們才是最困難的。” 張金如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切斷擔保鏈的同時，停產企業的工人亦成為政府擔心的重要因素。
政府采取了“拉郎配”的方式，將縱橫集團的生產車間以每個月8萬元的價格，租用給紹興本地一家化纖企業——浙江古纖道新材料有限公司，用以繼續維持4000餘名工人的生計。
這場規模浩大的拯救行動，能否讓奄奄一息的企業重燃生機仍是個未知數，但當地政府的強勢護盤之舉，無疑讓陷入擔保圈的其他企業得以暫時脫困。
做企業不能做的事情
危機來襲之際，政府的服務姿態變得更為主動。一些中小企業多年來想做，而又無能為力之事，此時由“大政府”來操作。
“水深、浪急、魚肥”。這是多次赴俄羅斯處理“清關”事件的溫州市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局副局長劉鋌，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對俄羅斯市場做出的評價。
近三年來，溫州對俄的出口增幅都在30%以上，今年1～9月份，對俄出口6.15億美元。
風險也如影隨形。2008年9月11日，俄羅斯官方以打擊“灰色清關”為由，對莫斯科的阿斯泰市場進行突擊檢查，400家溫州企業，約10億美元的貨物被查扣。
由於不少溫州產品是通過“灰色清關”運到俄羅斯的，沒有完備的清關完稅證明，按俄強力部門說法“屬於無主貨物，應予以罰沒”。2002年、2005年、2008年溫州鞋連續因為清關問題被俄羅斯查獲。
這次涉及溫州的400餘家企業，大部分是規模較小的鞋廠。上半年的經濟形勢，已經使中小企業資金鏈條出現緊繃。近三個月的貨物滯留，溫州將要麵臨的恐怕又是一輪停工潮。而麵對逐漸萎縮的市場，溫州的許多企業都坦承，10月之後，幾乎難以拉到訂單。“魚肥”的俄羅斯市場尤其顯得珍貴，多數溫州企業都表示，不會放棄俄羅斯市場。
擺在小企業麵前的難題是，俄羅斯不僅要求有正規的通關手續，還必須在當地注冊成立一家公司，聘請俄羅斯人出任會計師、會計，並要求必須有阿斯泰市場倉庫的租賃合同，對於多數資金不過千萬的中小企業來說，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清關事件發生後，商務部與其他幾省涉及“清關”問題的官員到溫州，專門舉行對俄出口企業座談會，討論應對事宜。
臨危受命的溫州市政府，通過商務部與俄羅斯方交流。麵對中小企業無法解決的清關難題，由政府出麵，擬在俄羅斯成立公益性質的“浙商聯合服務有限公司”，解決浙商在俄羅斯的出口難題。
“這樣的經濟形勢下，隻能幫助企業爭取每一分市場，降低每一分風險。”劉鋌說。
保住信心
處於危機中心的浙江省，幾乎每一級政府和企業都會提到“信心”。
早在今年3月份，一份調研報告就曾在溫州掀起一場軒然大波。這份報告來自於溫州市中小企業促進會。該會會長周德文宣稱“溫州大約20%的中小企業處於停工、半停工狀態。”這個論斷被媒體解讀為“倒閉潮”，使溫州備受關注。
盡管溫州市政府後來一再辟謠，但5月的統計數據確顯示，溫州近四成規模以上企業，產值都在下降。
“我不相信，停工的這70%的打火機廠，都是因為做不下去了。是因為他們看不到希望。” 黃發靜說。盡管沒有贏利，黃發靜的廠子還是依舊堅持著，“我起碼要保證今年，我的500名員工，一個都不裁，這是源於責任心，但是一年後，我也不能保證。”
打火機大王此時坐在沙發上，不停地擺弄手中自己生產的打火機。
溫州市政府依舊在給大家打氣，不承認“倒閉潮”的說法。6月份，溫州市政府召開“政企聯動”企業服務年活動千人動員大會。副市長孟建新在動員會上說：“溫州人什麽苦沒吃過？政企聯動，一定能夠渡過難關！”
此後，政府部門走訪了6000多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梳理出200多個具體問題和難題，承諾逐步解決。熟悉溫州商界的人士稱，一個月後，他曾按照這200個問題，致電熟悉的企業，這些問題，解決掉的不到兩成。
“不管解決的效率如何，這至少展現了政府與企業共渡難關的姿態。”周德文認為。
“我們的中小企業形勢較好，不是我們聰明，是我們的問題暴露得早。”紹興市委書記張金如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說。紹興市大唐襪業產業群、嵊州領帶產業群等所形成的規模效應，降低了單個企業應對危機的風險。在全國紡織產業普遍不景氣的情況下，大唐襪業集群的贏利數據顯然令人欣慰：至9月底，整個襪業集群利潤比去年同比增長15%。
情怡襪業董事長何建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以往產業集群內有企業資金鏈斷裂，如果資金缺口不大，一般由行業協會想辦法，有錢的大企業出資幫忙解決。上半年，集群內一企業因資金鏈斷裂即將停產，資金缺口為1000萬，但危機之下，其他企業都忙於自保，無力顧及。消息通過行業協會向上反應至主管金融的副市長手中，通過政府與銀行溝通，這1000萬資金迅速到位。
“並不是說一個企業倒掉有多麽可怕，而是在這樣的時刻，信心對於市場很重要的。”市委書記張金如說。
記者問到在這場危機中，地方政府應該扮演什麽角色，張金如沉吟了一下：“雖然市場才能起主導作用，但政府絕對不能無所作為。”
“好的企業，我們要支持；為了穩定，馬馬虎虎的企業，我們也要保。非常落後的企業，隻能讓它死！”這位市委書記說。
出租車罷運處理：黃金48小時如何把握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24日12:31 中國新聞周刊
一個突發公共事件的處理，前48小時最為關鍵。“第一時間” 成為重慶市政府處置出租車罷運的工作準則。而在事發當天上午，新華網以“罷運”的字眼率先披露此事。而以往類似事件發生後，當地政府的通常作法是對新聞單位實行“封口”
★ 本刊記者 / 劉炎迅 (發自重慶)
2008年11月3日到12月1日——不到一個月，中國出租車業共發生“罷運”事件19起。
管理費過高、黑車泛濫、油價高、加液化氣難等，被媒體多次提及。與此同時，民眾如何與政府對話並獲得回饋，也成為事件帶給社會的思考。
在應對如此的公共危機時，各地政府最終選擇了協商的方式，溫和地化解矛盾——而這確是一個重點。
其中，重慶出租車罷工事件中的政府作為最為典型。
起因
今年7月，重慶的士司機們就有罷運之意，他們約定在7月14日當天集體“休息”。彼時奧運在即，政府迅速采取了行動予以化解。
但重慶市出租車行業沉屙難愈，黑車被認為是其中病根之一。
公開信息顯示：2007年底，重慶市主城區假冒、克隆出租車已達1500～2000輛，當時正規出租車總量為7000多輛，兩者之比接近1：3.5。
在的士司機看來，誇張的比率背後是政府執法部門的監管缺位。如果政府能更好地構築一個與民溝通的意見渠道，罷運或許不會一再發生。
事後，重慶官方已經不願意就此多談，麵對《中國新聞周刊》的采訪要求，該市運管部門委婉拒絕。
不止重慶，在先後出現的士罷運的城市，事發前司機們都試圖通過工會等正常渠道去申訴各自的問題，但當時的政府相關部門顯然未引起足夠重視，這在無形間促使矛盾積聚。
最初24小時
11月3日，重慶主城區出租車司機開始“集體休息”。
當天上午，新華網以“罷運”的字眼率先披露此事。而在以往，類似事件發生後，當地政府的通常做法是對駐地新聞單位實行新聞“封口”，鮮有直接報道，即使披露用詞也被嚴格限製。
中共重慶市市委外宣辦的一位李姓官員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罷運當天，他們和各媒體接觸時，“秉著實事求是的原則，不壓製，不封鎖”，並且“每天都將進展和政府處置措施及效果及時向社會公開”。
罷運初始，重慶市道路交通管理局認為是“少數人操縱了這次出租車全城罷運事件”，公安機關也在城區以高壓姿態勸阻罷運並告知公眾將全力調查操縱罷運的“幕後黑手”。
但很快，這些定調有了變化。當日上午，重慶市政府召開緊急會議，啟動應急預案。在隨後的新聞發布會上，重慶市官方已經將這一事件的定性由“少數人操縱”改為“因受阻不能正常營運”。麵對司機們提出的“管理費過高、加氣難、租價不合理及黑車泛濫”等四項要求，重慶市交通委員會的負責人開始明確表態——“罷運的四項訴求有其合理性”。政府發言人說：“由此給廣大市民帶來的出行不便，我們表示深深的歉意。”
3日下午，重慶市政府已經做出決定，啟動出租車票價調整的調研工作，征求各方意見，按照相關程序，提出方案。
與此同時，重慶市交通委員會在人民廣場組織了近100輛出租車，試圖展開恢複運營。但遺憾的是，這些車子很快又返回廣場——他們遭到了部分同行的攔截或打砸。
黃金48小時
11月4日，官方媒體新華社發出《重慶主城區出租車全部停駛》《重慶市主城區出租車全城罷運，主要四大原因》等滾動報道。
下午4時許，重慶市交委舉行事發後48小時之內的第二場正式新聞發布會。重慶市交委副主任梁培軍公開承認，事件背後有4個原因：一是出租車企業與駕駛員利益分配存在矛盾；二是主城區出租車存在加氣難問題未得到徹底解決；三是出租車租價結構不合理；四是非法營運車輛擾亂正常秩序。
細心的觀察人士發現，最初的48小時之中，官方相關官員在公開表態時，沒有出現“一小撮”“黑惡勢力參與組織策劃”“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等用語。
而在這段事件內，重慶有關部門陸續推出的處理措施還包括：下調“板板錢”——就是“車份兒”；被砸車輛由企業和車主自行出資修理；著手建立出租汽車駕駛員分會；嚴禁偷拍糾違行為，偷拍者將被處理甚至清退出執法隊伍，還要在攝像點前擺設樣式統一的公告牌，公告牌內容統一為“前方有移動攝像點”，有關部門還要發布最新的“電子眼”分布地圖。
重慶市交委副主任梁培軍說，截至4日上午9時30分，3200輛出租車上路恢複運營；截至14點，複運車輛已經達到4000多輛。
但危機並未完全過去，據不完全統計，僅4日就有103輛出租車被攔截或打砸，因此4日上路複運的很多出租車，都摘掉了頂燈。
此時，重慶市警方開始出手。涉嫌打砸車輛的人員陸續被強製帶離現場接受審查，少數人被拘留。在關鍵路段，更多的警察來回巡視。
與此同時，重慶市政府會同交通部門一起，多次召集出租車公司負責人開會，要求所有車輛必須上路正常運營。“汽車被砸造成的損失一律由公司負擔，並免收今天的‘份兒錢’”。這是當時政府對司機們的承諾。
4日晚，情況發生根本性好轉，聚集在重要路段的出租車司機逐漸散去，大多數出租車上路運營。5日8點，重慶出租車全麵恢複運營秩序。
一個突發的公共事件，最初的48小時最為關鍵。 “第一時間” 成為重慶市政府處置此次公共事件的工作準則。“一麵調研果斷處置，一麵公開信息，把相關決策第一時間向全社會公布。”事後，有評論人士如此總結重慶市政府的作為。
“一把手”與民對話
5日，重慶市政府召開第三次新聞發布會。
會上，政府新聞發言人崔堅指出，重慶市交委長期疏於管理，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中共重慶市委、市政府責成市交委對此作出深刻檢查,同時要“舉一反三，切實做好全麵整頓和強化管理等工作”。
就在“重慶山城，人人爭說罷運潮”之際，一場“的哥的姐們”從來沒有想到過的“座談會”開始了。
6日上午10時，重慶電視台臨時中斷了正常播出節目，宣布將直播市委書記薄熙來與出租車司機、市民代表的座談會。
重慶市公安局的副局長高曉東對此解釋說，出租車營運已基本正常，但公安機關仍需出動大量警力，以維持營運秩序，保護出租車司機的人身安全，並及時控製打砸人員。但是到11月6日，這一事件並未得到徹底解決。因此，市委書記、市長和出租車司機的對話，仍是必須的。
高曉東對《中國新聞周刊》一再強調，事件中警方是非常克製、柔性與合法的。“我們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在市委政府的指揮下，化解‘的哥的姐’心中的堅冰。”
“我認為廣大出租車司機這次有意見是事出有因。政府首先要檢討工作。要反躬自問，研究我們自己哪兒做得不足，哪兒做得不好，或者說有官僚主義處理得不及時。政府有關部門都要通過這次事件來認真地加以總結。”這次直播的座談會上，薄熙來說。
長達兩個半小時的電視直播，首開國內電視媒體參與公共危機應對先河。分析人士指出，重慶的“電視辦公”是一次“民意、聚民智、感民心”可貴嚐試。
據專業數據顯示，這檔電視新聞直播的收視率為1.07，收視份額為12.12，在重慶電視同時段曆年收視份額排名第二位。
重慶廣電集團(總台)電視新聞中心在直播座談會的同時，派出8組記者分別到加氣站、車站、碼頭等人流集中的地方采訪，並請專家為這一事件的解決把脈，采訪人群涉及普通市民、專家學者、出租車從業人員、教師、機關幹部等。這些作為在以往類似的事件中也是不多見的。
媒體第一時間公布出租車“停運事件”，表明政府的態度，及時給公眾提供了思考的機會。之後更有許多觀眾通過手機短信建言，對矛盾解決起到了促進作用。
重慶市社科院研究員孫元明認為，“薄熙來與部分出租車司機代表、市民代表麵對麵談話，高層領導直接傾聽群眾訴求，這一做法，開啟了政府應對處置公共突發事件的新方式。”
11月10日之後，在海南三亞、甘肅永登、廣東汕頭、茂名等地的罷運現場，一再上演類似的地方政府高層與司機直接對話的一幕，充分而直接的交流，讓罷運在最短的時間裏得到解決。
罷運之後
11月18日，經重慶市政府第22次常務會議研究決定，給予重慶市交委主任丁純，交委副主任、市運管局局長梁培軍行政警告處分。
相似的問責在很多地方出現，比如三亞，罷運事件進行到第五天即11月14日，三亞交通局黨委書記李明德、局長陳治邦、分管道路交通的副局長易治軍等三位主要負責人引咎辭職。三亞市主管交通的副市長郭保紅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問題的根子還是有關官員沒有做好。三亞市委常委、組織部長、常務副市長楊逢春說，這是三亞市首次啟動問責製，也是三亞首例因突發性公共事件而引咎辭職的黨政官員。
早在2005年，重慶一些出租車司機就提出過要成立“出租車司機聯合工會”的要求，但重慶市總工會認為其沒有企業工會為基礎，無法組建。
日前重慶市總工會等部門已聯合下發通知，要求重慶市155家出租車公司在11月底前建立工會組織。重慶市總工會基層組織建設部部長胡興化接受《中國新聞周刊》的采訪時，很興奮地說：“過去的這段時間，我們在出租車司機組建工會等工作上成果很大。”
據其介紹，重慶市總工會邀請重慶主城區出租車企業、個體經營者代表和出租車駕駛員代表，在11月18日的下午展開平等協商，就出租車營運收入分配、駕駛員參加社會保險、加強出租車營運管理等事項達成一致意見。
在與司機的對話中，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坦承，“現在有出租車公司的協會，但是沒有出租車司機的協會”，成立能代表出租車司機權益的協會組織，將是官民順暢溝通的機製保證。
重慶市交通運輸管理局出租處處長騰雲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事發後，為了更好的保證出租車司機們的合法權益，他們力主在已經存在的出租車行業協會中，增加了一部分出租車司機會員。同時，重慶市官方還設立了“經理接待日”，這讓很多司機感覺到政府對出租車行業的問題確實重視起來了。
從目前來看，以規範化的勞動合同來界定出租車司機與出租車公司之間的關係，仍然是最為有效的選擇。
為了保證的士司機的燃料需求，重慶市政府還在過去的幾周裏，新增了十萬立方米的天然氣供應，出租車加氣難的問題有所緩解。
與重慶“罷運”引發全國出租車行業罷運熱潮一樣，北京、上海、廣州等一些城市迅速激活了來自政府內部的“連鎖反應”——及早找問題，而後解決，反躬自省與未雨綢繆。各地政府都在尋求長期有效解決出租車行業問題的方案。12月11日，杭州市正式公布促進出租車行業健康穩定發展的13條舉措，為出租車司機減負，尤其引人關注。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指出，“重慶市政府在解決罷運事件上確實為地方政府做出了示範，但矛盾是長期積累的，現在各地的措施有些隻是暫時解決了表麵問題，更多實質性的問題尚有待進一步解決。”
此前的2008年11月13日，中華全國總工會辦公廳發出通知，推進出租車企業組建工會。幫助企業建立健全職代會製度、平等協商集體合同製度，暢通職工參與企業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渠道。
12月10日，交通運輸部公路司副司長陳勝營在接受交通部官方網站采訪時表示，出租車的問題，目前更多的是涉及穩定，但從長期規範管理來看，也要從改革的角度思考問題，積極研究製定製度、政策，出台法規。交通運輸部已經委托有關部門進行調研，為出租車行業的改革做準備。“這種改革也會通過經濟手段，我們發現這些事件中，都涉及了出租車司機的收入問題。”
而專家開出的治本之策已重複過多次——改變行政特許下的公司化經營壟斷運行收益的體製，政府可以考慮放開對出租車的數量限製和許可權限製，通過市場競爭，優勝劣汰。
“在危機中尋找轉機，避免危機再次來襲，是一個責任政府的首要之責，也是民眾福祉之根本所在。”重慶市道路運輸管理局副局長孫悅說。
華南虎照：一場放任的“危機”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24日12:31 中國新聞周刊
2008年12月19日，被判緩刑的周正龍突然聲明“虎照是真的”，塵埃似乎落定的“華南虎照事件”風波又興。這一起在當事官員看來並不大的事件，讓地方政府在互聯網時代陷於一輪又一輪的輿論危機之中
★ 本刊記者/韓永(發自陝西)
半年多了，王萬雲的血壓一直下不來。
2008年五六月，他隔三差五地被叫去談話，有時是公安廳，有時是監察廳，談話的核心隻有一個：你到底有沒有參與作假？
每次談完話，他都要留下詳細的記錄，記下他們問了什麽，自己說了什麽。
6月29日，他被撤職。
此前，他已在陝西省林業廳野生動植物保護處處長的位子坐了8年，是副廳級職位的有力競爭者。
“華南虎照不是一件大事”
手支在沙發幫上，王萬雲笑得和善。而在2007年10月《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見他時，他態度生硬，氣勢逼人，又夾雜著幾分焦慮。如今，他卻低調得讓人覺得有些“不自然”。
在受世人關注的瀕危動物可能出現的地方，瀕危動物的蹤跡就成為當地人們和政府的一種特殊“政治”。2007年10月12日，陝西省林業廳宣布陝西發現華南虎，證據為陝西安康市鎮坪縣城關鎮文采村村民周正龍10月3日拍攝到的華南虎照片。
此時，王萬雲相信這些照片是真的。這不是因為他們進行了嚴格的鑒定，而是因為此前1年多由林業廳組織、耗資60萬元的華南虎考察所得，讓人很難相信山裏沒有老虎——村裏的牲畜隔三差五地被襲擊，疑似華南虎腳印的足跡被發現，還有人栩栩如生地描述與大型貓科動物狹路相逢的場景。“過去的幾十年，村民們說，虎嘯從來都沒有停止過。”
認定虎照為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大家覺得周正龍雖有點非同尋常，但畢竟還是個農民，他作這種假，勇氣是個問題，能力更是個問題。
當時，陝西省林業廳已經開始部署華南虎保護區的第一步工作——在鎮坪開展包括土壤、水源等野生華南虎棲息地環境狀況以及華南虎種群數量、活動範圍的綜合性調查。
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建立有嚴格的申報程序，其中一個條件是必須成立兩年以上的省級自然保護區才有資格申報。陝西省林業廳有關官員表示，由於華南虎是極度瀕危的物種，申請過程爭取一步到位，直接建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有報道說，保護區的經費申請工作已在籌劃中，數額達上千萬元。
10月24日，國家林業局聽取了陝西省林業廳關於2006年開始的華南虎調查工作及鎮平縣野生華南虎照片情況的匯報，決定組織專家赴當地進行野生華南虎資源狀況專項調查，但認為“照片真假並不是國家林業局需要確定的範圍”。
參與第一次鑒定的三位專家之一、西北大學退休教授劉詩峰說：“別說林業廳的人這麽想，我也這麽想。”“即便沒有這些照片，我也認為是真的。”這種先入為主的情緒讓第一次鑒定的過程有些流於形式，他現在想起來還有些後悔。
所以，網絡上質疑初現，王萬雲就下意識地進行反駁。初期的質疑漏洞百出，批駁起來也看似理直氣壯。比如有人質疑：周正龍本來可以用更長焦距的鏡頭將老虎拉得更近，這樣成像就會更清晰，但他沒有這樣做。王萬雲對此有一個在網上流傳甚廣的回擊：“首先我們要清楚周正龍不是攝影師；其次，敢問哪位拍攝者能在距離老虎20米遠的地方，氣定神閑地對焦、取景再拍攝呢？”
王萬雲的回擊僅僅是一種分析，缺乏實證支撐，不僅沒有平息網上的質疑，相反引發出一些新的話題，進而衍生出更多、更難以回擊的質疑。
王萬雲始終認為，“華南虎照不是一件大事，與楊佳案沒法比，與甕安事件也沒法比。”“就算是假的，危害又有多大呢？”但是他忽視了網絡時代的邏輯，事件的大小、危機的大小，因互聯網而發生了變化，輿論潮的引爆方式也發生了變化，更何況網民也能敏銳地感覺到瀕危動物背後所存在的巨大利益。
虎照公布第四天，率先對虎照發起質疑的專業攝影網站“色影無忌”，推出一個看似無可挑剔的質疑：網友“第一印象”將已發布的幾張虎照，製作成通俗易懂的三維動畫。在該動畫中，老虎周圍的景致因為拍攝角度的不同而有所變化，而三張照片中的老虎竟然完全重疊。稍懂平麵與立體幾何的人都知道：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隻有一種，即照片中的老虎是一隻“平麵虎”。此後，該網站屢屢因流量過大而出現登陸困難。
一直在觀望的傳統媒體如獲至寶，紛紛出動，各路記者浩浩蕩蕩開往西安和鎮坪。鎮坪本是個萬人小城，突然間冒出來這麽多肩扛相機、身穿仔褲、操著天南地北普通話的“體麵外鄉人”，很多人奔走相問：“這到底出了啥子事了嘛？”
時任陝西省林業廳信息宣傳中心主任的關克不信這個邪。他在2007年10月28日的博客中寫道：“你(‘第一印象’)的PS手法實在不算高明，其中有兩副圖像處理得跟水彩畫差不多。”暗示該三維動畫中的兩幅照片是經過PS處理的。
為周正龍代言的結果不僅沒有說服網民，反而激發起更為強烈的反彈。在10月28日的博文《是什麽把真老虎變成了紙老虎》中，關克寫道：“把那麽多的屎盆子、尿盆子砸向一個做出重大貢獻的普通農民，這不公平！要砸，你們來砸我吧！”這篇博文的點擊率高達134212，其中大多數留言，非常具有攻擊性。
一個可能被人忽略的事實是：陝西省林業廳新聞發言人孫承騫極少發言，以至於關克不得不在博客上一再澄清自己隻是一家之言，新聞發言人另有其人。
被鑒定憋死？
2007年11月16日，“年畫虎”的出現，讓一直穩定的挺虎陣營開始出現分化。王萬雲的第一感覺是：太像了，這回有點懸。
21日，“色影無忌”華南虎臨時論壇發布公告——該論壇自即日起關閉，因為“11月16日出現的年畫虎和隨後兩天各地相繼出現的牆畫，標誌著華南虎事件已經畫上句號”。
此前遲遲不能進入二次鑒定程序的虎照，也迎來轉機。12月9日，國家林業局和陝西省政府責成陝西省林業廳重新委托國家權威機構，對照片進行二次鑒定。
隨後的1個月內，王萬雲與林業廳的其他官員往北京跑了七八次。先後找了3家鑒定機構，卻被一一拒絕。公安部物證鑒定中心的理由是：我們隻接受公、檢、法的委托，鑒定刑事案子。該中心工作人員還說：“不想浪費納稅人的錢。”
司法部司法鑒定中心的理由則是：隻鑒定人，不鑒定動物。
第三家被傳拒絕鑒定的華夏物證鑒定中心，則表示從未拒絕陝西省林業廳的委托，隻是對方從未正式做出委托，也沒提出具體的鑒定要求。該中心一位負責人表示，鑒定虎照，並非隻有頂級的鑒定機構才能做。此前，該中心曾接受網易的委托，對“華南虎照”進行鑒定，結論是“平麵虎”。
王萬雲說，陝西省林業廳一直希望國家林業局能主持鑒定，這樣不僅更有說服力，跟鑒定機構的協調也要方便得多。“再說，國家一級動物本來就屬於國家林業局直管。”
國家林業局新聞發言人曹清堯的公開解釋是：“國家林業局的主要職責是野生動物的保護和資源調配。我們的行政職能不能調位，也不能越位。”
當時，受華南虎事件的拖累，陝西省政府也遭遇嚴重的公信力危機。據西北大學劉詩峰教授介紹，陝西省內似曾組織過虎照的鑒定，但憚於說服力不夠，最終沒有公布。
此時，有關華南虎照的信息，中國最主要的三個搜索引擎“百度”“穀歌”和“雅虎中國”，網頁都已上百萬。一個“強烈要求陝西省人民政府就華南虎事件做出回答”的帖子，點擊量輕易突破30萬大關。
事情被“炒”到如此地步，王萬雲有點埋怨“輿論引導”的分配不“公”，“像甕安事件、楊佳襲警案，哪個不比華南虎照大，但又有哪個炒成華南虎這個樣子？！
“當下的製度，養了一批懶人”
王萬雲明白，事情越往後拖，對自己越不利，“如果2007年這事能解決，興許給個警告處分就夠了。到了今年6月，不撤職都不行了。”
尋求外部支援未果，陝西省政府開始尋求內部解決的可能。2008年2月4日，陝西省林業廳因“草率發布發現華南虎的重大信息”，在媒體上向公眾公開道歉。此前，陝西省政府辦公廳發布對林業廳的批評通報，指其違反了《陝西省政府信息公開規定》和《陝西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建立政府新聞發布製度的意見》的有關規定，並且“造成了不良的社會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政府形象”。
陝西省省直機關一位處級幹部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分析，林業廳選擇在春節前夕公布致歉信，是有考慮的。一方麵，道歉信本身暗含了有人要為可能的不良後果承擔責任的意思；另一方麵，春節前夕向網民作解釋，也有借節日的喜氣衝淡這一事件的考慮。
一位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陝西省政府對虎照的關注比大家想象的要更早一些，隻是一開始寄希望林業廳自己能妥善處理，後來寄希望第二次鑒定能平息爭論，再後來寄希望國家林業局能主持公道，待上述的想法全部落空後，唯一的出路就隻有內部處理了。
林業廳的致歉信被網民看做“偉大勝利的第一步”，網友“漫漫求索路”為此寫下：“今夜無眠，對酒當歌。痛飲何哉，淚光輝輝。”
但直到2008年3月份的全國兩會，照片的二次鑒定仍然沒有取得任何進展。除了相關人員一致“痛陳”的鑒定無門，2008年6月接替關克就任陝西省林業廳宣傳中心主任的趙德懷，則含蓄地批評了有關人員的不作為，“當下的製度，養了一批懶人。”
3月4日，陝西省長袁純清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被問到華南虎照問題，他表示陝西省政府對該事件的態度是明確的，“但是在即將開幕的兩會上，我們應該把精力主要放在審議政府工作報告上。”
從5月開始，王萬雲開始被公安廳和監察廳的人叫去談話，“他們一直追問我是否參與虎照造假，我就實話實說。”那樣的日子天天提心吊膽，向來穩定的血壓也在不知不覺中提了上去。
與此同時，周正龍的家裏被搜出年畫虎和虎爪模具。警方按照拍攝現場定位物之間的距離關係，以及虎照中的“虎”與定位物之間的比例關係，最終推算出該“虎”的大小：長約27厘米，寬約35厘米。
陝西省公安廳新聞辦一位劉姓主任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公安廳的調查工作都是在省政府的直接領導下進行。
6月29日，陝西省政府新聞辦召開新聞發布會，正式宣布華南虎照造假的消息。13位“涉虎”官員也分別受到從誡勉談話到開除公職的處理。
在6月28日的博客上，朱巨龍選載了明代楊慎的《臨江仙》，“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他為博文取題叫“感悟人生”。他和孫承騫在這一事件中被免職，但黨組成員身份仍在。
關克則選載和氏璧的故事：卞和得一璞玉，獻給厲王，使人鑒別，說是石頭，斷其左足；武王即位，卞和再次獻玉，鑒別仍是石頭，斷其右足；文王即位，卞和抱玉於荊山下慟哭，文王問由，答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戮之而漫，此臣之所以悲也。”文王令人剖之，果得寶玉，是為“和氏璧”。
在虎照事件中，林業廳共有8人受到處分，被撤職的關克和王萬雲是最重的兩個。
2008年6月30日，在處級以上幹部整風大會上，陝西省政府常務副省長屢次提及：一些幹部麵對公眾質疑，多次發表失當和錯誤言論，參與有違公務人員職責的爭論，甚至在省監察廳打過招呼後也不消停，“這加重了媒體對此事的關注程度，加劇了惡劣影響。”
塵埃既定，在陝西省林業廳，虎照事件不許再提，否則嚴肅處理。趙德懷說：在林業廳，虎照就像心裏的一個傷疤，永遠不希望再有人提起。
2008年12月19日，一個月前被判2年零6個月緩刑3年的周正龍，突然發表聲明，稱“虎照是真的，沒有作假”，要求重新作出鑒定。
政府轉型的方向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24日12:31 中國新聞周刊
★ 文/秋風
回首2008年，可謂大事不斷：一方麵，中國成功舉辦了奧運會，但另一方麵，又出現了6月底的甕安事件、8月的三聚氰胺事件、10月以來的各地出租車罷運潮。當然，更大的事件是中國經濟出現明顯衰退跡象，自11月以來，政府采取了一係列強勁措施，試圖刺激經濟增長。
在所有這些事件中，政府都是主角。政府做了很多事情，政府享受了榮耀，同時也麵臨考驗。但如果稍加分析就會看出，這其實是一枚硬幣的兩麵。
傳統中國，在治理體係上一直存在“小政府”取向。這是前現代的國家的普遍特征。比如，作為基層權力機構的縣政府，在明清兩代，甚至“一人政府”亦曾出現。這樣的政府，可以想象，除了征稅和維持基本社會秩序之外，沒有其他職能。
現代中國的曆史即始於對政府的改造，晚清士大夫經曆甲午之敗終於意識到，中國要在由現代民族國家構成的世界上存在，就必須變成現代民族國家，其基本特征就是，擁有一個強政府，足以有效地執行法律、有效地動員資源。為此，士人設想，應當允許人民——主要是紳士——參與公共事務，使之成為公民，因此而與國家產生休戚與共之感，具有國民意識。由此而有了清末與民初的立憲努力，其核心乃在於建立國會及地方自治。
此一努力失敗之後，在歐陸新思想影響下，知識分子心態急劇激進化，由此出現了具有強烈革命意識的政黨，並建立了革命政府。這成為20年代之後中國政治的根本特征。不論是國民黨、共產黨，都試圖利用政府權力對包括經濟在內的社會結構、乃至於人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進行全麵改造，惟其程度和能力有別而已。其中特別重要的一個特征是，政府異常重視國家的經濟製度安排與政府對經濟過程的控製。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政黨和政府，仍大體上保持著這個特征。當然，80年代之後，政府的目標大大地溫和化了。尤其是在90年代以來，政府集中於在維護社會穩定的基礎上追求經濟的高速增長。原來用於改造社會的國家控製與動員體係，現在轉而用於經濟增長。這種體製既不同於歐美，也不同於東亞其他國家與地區，盡管有人經常把中國歸入東亞模式。
正是這樣的體製，部分地為經濟高速增長創造了某些條件。毫無疑問，中國經濟的真實增長，並未超出經濟的經典解釋：增長來自企業家能力的釋放。不過，各級政府所采取的種種超常規的政策、做法，使中國經濟表現出超常規的績效，人們經常以“奇跡”來形容之。比如，政府維持著廉價的要素資源，政府為投資者、經營者創造良好的環境。很多人因為這一經濟奇跡而讚揚政府的行為模式。
然而，如果說政府的行為模式促成了經濟高速增長，那政府的行為模式同樣也造成了嚴重問題。諸多群體性事件的形成，就與政府未能厘清其與企業的關係，存在極大關係。麵對此次經濟衰退，人們紛紛強調消費的重要性。但消費之所以受到抑製，與政府的政策導向有關；也與經濟增長收益在整個社會的不均衡分配有關，而這同樣與政府采取的增長導向的社會政策直接相關。
可以說，目前種種社會問題已經顯示，政府需要轉型，需要重新定位。簡單地說，政府自身需要轉變對治理責任與權力的認知，轉型為一個“常態政府”。常態政府沒有自己特定的實體性目標，相反，政府更多地是為人們體追求其目標提供一個法律框架和執行機製，為不同群體提供一個進行公共決策的平台。簡而言之，常態政府的職能就是維護正義的社會秩序，以及向國民提供最基礎的福利保障。
過去幾年來，政府一直在試圖轉變職能，人們也提出了法治政府、服務型政府的理念，今年發生的種種社會現象似乎對政府轉型提出了更為迫切的要求。政府當然可以關心經濟增長，但政府首先應當關注正義；政府當然應當針對各種問題製定政策，但這政策應當由民意透過法定程序來決定。有了這樣的政府，經濟固然可以保持增長，而民眾個人的價值、及其他社會價值也不會被忽略，社會方可維持平衡與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