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法勤工儉學時的鄧小平，時年16歲。
我自己能夠對半開就不錯了。但有一點可以講，我一生問心無愧。你一定要記下我的話，我是犯了不少錯誤的，包括毛澤東同誌犯的有些錯誤，我也有份，隻是可以說，也是好心犯的錯誤。不犯錯誤的人沒有。
——1980年8月21日、23日鄧小平會見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時兩次談話
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出來工作，從一九七七年到現在是七年，我相信沒有犯大錯誤。但究竟怎樣，讓曆史去評價吧!
—— 1984年3月25日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談話
一盞多麽明亮的生命之燈熄滅了，一顆多麽偉大的心髒停止了跳動。然而，鄧小平！這個不朽的名字，在中華大地，在五洲四海到處傳頌。這位以自己的一生書寫中華民族嶄新曆史的偉人，這位以自己的深情熱愛著自己祖國和人民的東方老人，走完了他人生中最後一段征程。
他的身軀永遠離開了我們，他的骨灰也撒入大海，但是，他的光輝業績、偉大思想、高尚品格永遠留在億萬人民心中！
這位老人曾經這樣告訴我們：“作為一個為共產主義事業和國家的獨立、統一、建設、改革事業奮鬥了幾十年的老黨員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屬於黨、屬於國家的。”“老黨員”、“老公民”，多麽普通而又富有深刻內涵的稱呼啊！
“我自從18歲加入革命隊伍，就是想把革命幹成功，沒有任何別的考慮，經曆也是艱難的就是了。”
鄧小平說這段話時，心情是很平靜的。他已經80歲了，而1922年時，他才18歲。當時的鄧小平在法國參加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以此為起點，他義無反顧地走上了無產階級職業革命家的道路。
“在我一生中，最高興的是解放戰爭的三年。……建國以後，成功的地方我都高興。”
鄧小平說這段話時，心情相當愉快，從百色起義到浴血太行，從挺進中原到決戰淮海，從橫渡長江到進軍西南；由左右江畔到太行山上，由大別山麓到喜馬拉雅山腳下，他和他的戰友們南征北戰，出生入死，終於在開國大典的隆隆禮炮聲中，站立在雄偉的天安門城樓上，注視著巍然屹立的中國人民的雄姿。
“自己一生最忙的就是這10年。”
鄧小平說這段話時，心緒是很複雜的。工作繁忙對他來說是微不足道的，用他自己的話說，“革命者還能不做事?芽”隻是在1956年到1966年他出任總書記期間，黨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在指導思想方麵出現了兩個發展趨向：一個是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發展趨向，另一個是錯誤的發展趨向，兩者在發展過程中並非截然分開，許多時候都是相互浸透和交織，有時共存於同一個人的認識發展過程中。錯誤趨向的積累和發展，到後來終於暫時壓倒了正確的發展趨向，導致 “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我一生中最痛苦的當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鄧小平說這段話時，內心感到非常痛苦是無疑的。作為一個職業革命家，最大痛苦莫過於眼看著黨和國家、人民的利益遭受巨大損害、破壞而又無能為力。同時，鄧小平本人一生中的“三落三起”就有“二落二起”發生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而決定自己“起落”的力量大都是來自毛澤東。以往正是毛澤東對自己格外信任，著力舉薦，自己也對毛澤東特別敬重。
“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出來工作，從1977年到現在是七年，我相信沒有犯大錯誤。但究竟怎樣，讓曆史去評價吧！”
鄧小平說這段話時，心裏非常坦然。在第三次“起”之前，他曾這樣表示：我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芽既然當了，就不能夠做官，不能夠有私心雜念，不能夠有別的選擇。鄧小平複出了！而這一次的複出比較前兩次更為輝煌，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率領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開創了今天這樣的改革開放新局麵。成功地開辟了在改革開放中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道路。在他這次複出直至走完人生裏程的近20年中，鄧小平和中央領導集體的其他成員一起，做出了關係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兩大曆史性貢獻：一個是領導全黨總結建國以來的曆史經驗，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堅持科學地認識和評價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係；另一個是創立和發展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並在這個理論指導下製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作為當代的政治家，如果能做出兩大貢獻中的一個就已經很了不起了，而鄧小平則做了兩個，做得那樣完全，那樣卓有成效。並把這兩個貢獻中的內在聯係銜接得那樣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