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能奉獻的唯有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
~ 英國首相丘吉爾於二戰期間在國會的演講，（“I have nothing to offer but 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
寫這兩章的時候，丘吉爾的這句名言忽然出現在腦子裏。這該也是我父母對孩子的心聲吧。
我以前以為我會是最好最溫柔的媽媽 ，就象我的媽媽一樣，而且自然而然的就會是。後來發現全然不是這麽回事兒，這讓我且驚且悔 – 原因之一就是：我對孩子的投入太少了，也遠不夠耐心。不是做了父母，馬上就 成為最無私最奉獻的一個人了。當父母的，要在撫養孩子和自己的多重目標理想裏權衡和掙紮。投入的多少，懸殊大著呢。
對我父母來說，讓全家吃飽穿暖，沒有太難；但要掙出額外的開支，難得很，因為掙錢的渠道太少了。我們小時候很羨慕那些掙工資的人，因為旱澇保收，不用靠天吃飯。可是我爸爸後來在鄉政府做了一個職員，整個74-81 年代，他的月工資一直是39元錢。從81-85，也不過漲到 45 元。1981年，兩個哥哥上大學了。要謝謝政府，哥哥們在大學裏領著一等助學金， 省儉著可以支付大部分飯錢，可是所有別的衣食住行的開銷呢？全靠父母額外的辛勞和血汗。整整16 年， 甚至父母的大半生，都在想法設法，為掙錢掙紮，辛苦備至。
最早的記憶裏，冬天的時候，有人來我家買豬肉。我出生那年，爸爸蓋起了自己的房子，一個小家終於有個像樣的小窩立足了，可是欠了三四百塊錢 的饑荒。那是從生產隊借的，要逐年從工錢裏扣，結果五年間家裏就沒開過餉，就是說，爸爸幹了五年的活兒，拿不回家裏一分錢。隻能靠自給自足或賣一點兒農產品。
爸爸開荒種糧，偷偷地賣給缺糧的人家。有幾年間，北方有客人來我們那兒收購土豆，因為土豆需要換代才長得好。爸爸緊緊盯著這個機會，每年在自家的自留地裏主種土豆，又找人拉近乎，打招呼，爭取讓人家買我們的。
後來當地有了鄉辦工廠，媽媽也走出家門，三班倒去幹活。我記得我的生活一下子亂了，沒人給我梳頭了，我隻好自己紮著歪歪扭扭的辮子。中午回家吃飯，等得著急，因為媽媽回家有時比我們還晚呢。
真正的艱難，是從哥哥們上高中離家住校開始。媽媽管錢，她會挺驕傲地說：“俺從來沒有象有的人家，把家裏搞得一分錢也沒有。”她說的一分錢，是字麵意義上的。家裏有一對瓷的小肥皂盒，裏麵放著一些硬幣。有時候那就是家裏全部的存錢。
可是媽媽盡量避免這種絕望境地，她的訣竅是“預警”，或者叫“危機升級”: 有時家裏還有五塊或十塊錢呢，她會告訴爸爸說金融危機了，到底線了。爸爸當然恐慌。 可是爸爸有多少辦法呢？最主要的是預支工資。
爸爸一再地說單位的出納的好話，對那人很感激，因為他總是很體諒地給爸爸開綠燈。同事也很理解爸爸的難處，羨慕他有三個很出色的能念書的孩子。
爸爸在單位幹活很賣力，每年都能拿到困難補助。記得最高時兩百塊，相當於半年的工資，對我們家來說，是筆巨款呢。爸爸也格外地兢兢業業，保持好印象。記得1984年，開始實行包產到戶，每個村子一下子多出好多事兒來。爸爸花了三個月，每天起早貪黑，到一個村子去幫助丈量土地、分地、幫會計算賬、做年終決算等等，直到年末。
那個村子離我們家較遠。家裏有一輛舊自行車，我上初中時，走路需要大概半小時，可是騎自行車，不僅快，而且還覺得神氣。那時一輛新的也就一百五十來塊錢，可是家裏哪裏有這個閑錢。回想起來我非常不懂事，常跟爸爸搶自行車。早晨先下手為強，騎車就跑了。爸爸隻好步行大約40多分鍾，到達那兒。那個村裏一位好心的會計每天留爸爸在他們家裏吃午飯，爸爸很感激。
工資是遠遠不夠的，得尋找一切掙錢的機會。我上初中的時候，80年代初吧，市裏要鋪一條大管道引水入市，可以自願報名挖2.5米深的坑道，四塊錢一米，到深處挖到石頭，增加到8塊。爸爸媽媽就包了一段， 20 米。爸爸白天上班，傍晚下了班直奔那兒挖土。媽媽白天泡在那兒挖。我放學時去看過，嚇了一跳，好高啊。那麽深的坑，根本沒法把土一次性扔到上麵。得分兩級往上搬運，用的是最簡單的工具鐵鍬，一鍬一鍬地移土。媽媽很累，可也堅持著。有一次附近的一個陌生人看媽媽幹得太辛苦，就說：“看你這樣，能挖多少？”就主動過來幫媽媽幹了一會兒。那次總共掙了200 多塊。
就是那樣的血汗錢，也並沒機會掙的。哥哥們上大學的第二年，83年吧，暑假回家，爸媽犯了愁。秋天開學了，兩個孩子每個總得拿上一兩百塊錢走吧？可是錢包已空空如也了。這時大哥開始想辦法了。他在北方讀書，發現那兒的蘋果桃子都是從南方一帶進來的，有差價可賺。
這時大哥第一次經商，也許就開始了他的經商之旅。
那時國內剛開始有長途販運，基本還是邊緣地帶，被叫做“二道販子”之類的，既被人歧視，法規也不明晰。大家偷偷地商量幾天，毅然做出從來沒幹過的事兒，後果再說。爸爸和大哥在當地買了一卡車的蘋果桃子，販運到北方，三四天後賣完了回家來。
媽媽日夜不安，她永遠對行車有一種恐懼，這次又加上另外的各種擔憂。好在順利，賺了幾百塊錢，解了燃眉之急。可是這可是鄉村的一件大事，人言沸沸，都在傳說我們發了大財。爸爸是請假的了，可是沒有事先申請做這個，因為明擺著通不過。爸爸在大會上挨批評了，理由是“國家幹部搞非法販運”。現在聽起來是多荒唐的理由。那年的補助也沒了。爸爸一向是多要強的人，幹起活來，別人挑不出毛病的。但這次自覺顏麵無光，埋下了後來辭職的苗子。
開源的渠道太少，隻好節流了，家裏的花費已被壓到最低。還怎麽省呢？有一些小故事，可見一二。
哥哥們讀高中時，和我上的是同一個縣裏的重點高中。每兩個月左右坐公共汽車回家一次。家裏附近就有一站，車票錢是九毛。可是如果他們在前一站下車，可以省下四毛錢，兩個人就是八毛錢。
為了省下這八毛錢，哥哥們每次都舍近求遠，走上約半小時，10裏地的路，穿過田野，夏天的時候還要趟過一條河， 提前一站下車回家，第二天再走上一程上車。他們從來沒提出要搭家裏附近的車。爸爸自己也總是送他們上車，一路聊著，沒覺辛苦。
有一次，他們周末回家，幫忙幹菜園子裏的活兒，好像是拔蘿卜，幹完活，匆匆忙忙地，快來不及了，爸爸就提議今天就從這兒上車吧，不去省那點錢了。幾乎有點兒驚訝，爸爸捕捉到了兩個孩子臉上的驚喜! 爸爸後來感慨不已，為家裏的困難，更為孩子的懂事。 決定從此以後，就從家附近那兒上車了。
另一個省路費的辦法是搭便車。那時鄉裏有時有卡車去鎮上。爸爸就帶著哥哥們去等。有時要等上幾個小時，人家才準備就緒，出發。
1983年，二哥也考上大學了。在拿到錄取通知書的那天，他還在田野裏幫忙幹活，爸爸拿著信高興地一路找到他。去學校報到的那天，爸爸和他等了半個上午，搭著鄉裏的卡車去鎮上。半路上忽降大雨，鋪天蓋地地，傾盆而下，車子並沒有停。 他們坐在車頂，蜷縮著，毫無遮攔，隻好任由大雨澆了半個小時。全身濕透。
後來車停了，車頂的人躲到車底下躲雨。到了車站，二哥拿出隨身帶的衣服，換上了去坐火車。爸爸脫了衣服，擰幹，晾了一會兒，又穿上，搭車回家。爸爸總是很驚訝，九月的涼天氣，在那樣的暴雨裏暴澆那麽久，穿了那麽久的涼衣服，竟然沒生病。
明擺著，無論怎麽省，靠爸爸那點兒的微薄的工資是絕對維持不下去的，還有我這個大學預備軍在後麵等著花錢呢。加上一點兒其它的原因，1985年，爸爸媽媽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 – 辭掉工作，賣掉房子，搬到城裏打工去。
最讓爸爸想不到的是， 若幹年後上麵來了一個新政策：有些鄉鎮幹部可以轉換成正式職-工，也就是說，若幹年後可以領退休工資。爸爸合乎一切要求，但是晚了 – 他在這個政策的限定日期前幾個月，辭職了。這是爸爸一生的痛，他會說自己：一輩子踩著倒黴的點兒。媽媽盡量避免提及此事。他從16 歲 (1955年)加入農村合作社開始工作當會計， 26歲入黨，1985年離開，辛辛苦苦幹了三十年，沒有得到一分的退休金。老了，花兒女的錢，實在不得已。爸爸一點兒也不情願的，他老是歉疚似的。這是後話了。
1984年，爸爸媽媽變賣了所有的家產，搬到了城裏，其中的不舍是難以描述的。破家值萬貫。每一件農具，每一點東西，都是一分一分攢起來的， 但處置起來，基本收不回一分錢。養的雞鴨豬狗全部處置掉。說起家裏的狗，別人告訴我們它怎麽一趟一趟地跑回老房子那兒找我們。我在高中住校，省去了全部的操勞，也不想聽狗的故事的細節，避免傷感難過。相比人的求生的艱難、生活的掙紮，那點兒情感實在不值得考慮的。
最後，隻帶著賣了房子的兩千七百塊錢，爸媽開始了無房無職業無居民證的城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