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英時 :“六四是對我最大的刺激。從前還不是原則上不回去，而是事實上不願意回去。後來絕對是原則上絕不能回去。絕對不能對這樣的政府表示任何支持。”https://t.co/OTJ7elKg4N
— 自由亞洲電台 (@RFA_Chinese) August 5, 2021
一代史學泰鬥、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餘英時8月1日在美國寓所睡夢中辭世，享壽91歲。其學生，也是中研院院士王泛森接受自由亞洲電台采訪時表示，老師一生捍衛人權，堅持“任何人不能欺負任何人”的信念。而餘英時更關注中國文化的命運，堅決反共，畢生一以貫之。
“六四是對我最大的刺激。從前還不是原則上不回去，而是事實上不願意回去。後來絕對是原則上絕不能回去。絕對不能對這樣的政府表示任何支持。”
餘英時作為史學家、思想家和政治評論家，但他不從政，隻在思想上表達意見，他形容對政治保持“遙遠的興趣”，“就是指評政治到此為止”。“我不想我抓了權，別人都聽我的。這是我不需要的，而且是我很看不起的東西。”
這是《餘英時回憶錄》剛出版、2019年初，他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觀點節目訪談，觸及核心價值的問題，包括他的名言：“我在哪裏，哪裏就是中國。”
“我在哪裏，哪裏就是中國”
餘英時：“中國文化好的地方我都吸收的。所以我在哪裏，我過的生活，運用的價值基本上就是從中國來的。我的意思是中國文化現在不在中國。我那句話的意思基本上不是說我。我不相信回到中國才有中國文化。”
今天如何才能做有尊嚴的知識人？餘英時認為：“王陽明講的一句要緊的，就是良知的問題。你有沒有良知？知識人有沒有尊嚴，你對自己良知是不是肯負責任。”
中研院院士王泛森接受自由亞洲電台采訪提到，老師是有良知和風骨的思想家，是知識分子的典範。“老師說過年輕時在安徽家鄉，有一個營長欺壓當地百姓，他寫了一封信要告他，信不知怎麽傳出去了，營長找人跟他解釋。老師談到這故事強調，“不許任何人欺負任何人”。這是他對人權的尊重和信念。
王泛森提到，他受餘先生指導時，正好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餘先生全心投入援助流亡學生、學人和保護異議分子，對中共政權火力全開批判，他對香港占中運動，對台灣民主運動發表很多支持的言論和作為。他到人生最後階段仍很關心香港問題。
王泛森說：“很多人知道我是他學生希望介紹去見麵，但是有一次我跟他提到一位香港抗爭運動的教授去普大訪問的時候想要見他，他馬上就（答應）。”
研究從“堯”到“毛”的中國史學者
王泛森提到餘先生是寫詩出身，對舊詩、音韻掌握非常好。他在台大念書時餘先生到台大演講自我介紹說是研究漢學、從“堯”到“毛”整個中國曆史，博士論文寫的是中國古代的不朽跟長生，曾在哈佛亞洲學報發表。餘先生對漢代經濟交通、貿易與擴張研究甚深，有一次他在辦公室看到老師在看一本劍橋的中亞史，他一問原由，餘先生說，他很驚訝這本書居然收錄他很早期寫有關匈奴的稿子，他也是研究匈奴的專家。餘先生是世界少見在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多所大學擔任教授的學者，希望他創造學術寶庫的“利息”在人間生息。
王泛森相信，中國受到共產黨統治後，對文化的摧殘、人權的打壓，使得餘英時非常痛苦。他反共，一生一以貫之，對中國文化的命運非常關注。2006年獲頒“人文學界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奇獎”，其褒詞提到，餘先生大量著作是文革之後，刺激年輕學者重新發現中國曆史文化豐富性多樣性的源頭。
中國文化在文革被摧殘
倡議設“中國文化的海外中心”
王泛森說，餘先生認為文革時期，中國文化遭難，中國飽受摧殘，他曾在香港明報寫過一篇文章倡議設立“中國文化的海外中心”，無處非中，無處不是中國。
王泛森提到，最後一次和老師通話是兩、三個月前。“老師問我有沒有什麽事情，我說太久沒有跟老師通電話，老師說沒有打電話沒有關係。很多人認為餘先生思想非常澎湃，其實他內心非常平靜。老師講過幾次，老年能平靜在家，安安靜靜看看書就很福氣。”
出版《餘英時回憶錄》的允晨文化發行人廖誌峰接受自由亞洲電台采訪提到，7月25日才和餘先生通電話，精神都還很好，忽然聽到他辭世，心很痛，他原已準備在疫情後，將《餘英時回憶錄》榮獲的金鼎獎和香港書獎的兩項獎座親自帶到美國給餘先生，但心願未能達成。
對生死豁達
與後輩侃侃而談自己的墓園
廖誌峰提到，餘先生很簡樸，對人很溫暖，對生死豁達，回想2018年9月赴美拜訪餘先生，他聽到餘先生說父親活到102歲，他還說那您會活到100歲。當時兩人第一次見麵聊的話題就是從墓園，還沒看到老師就先看到預備的墓園。
廖誌峰說：“我第一次見到他，見他之前，師母先帶我去普林斯頓墓園，我還先去他父親的墳上致意。那時還沒見到餘老師，後來到他家裏，他跟我說，他將來就會葬在那裏。我就跟老師說，好！我將來再到這邊看你。”
提到餘英時反共的源頭，廖誌峰說，中共在六四打壓、集體殺害中國知識分子，現在則是對香港。他出自知識分子的良知，認為中共扼殺、謀殺中國的希望，至今沒有平反。餘英時跟他說，一定要守住台灣最後這塊淨土。
關心香港、台灣前途
“若畏共投降
何必跑到台灣？”
2013年中國流亡維權人士陳光誠訪台，時任總統馬英九、作家龍應台未會麵，餘英時接受台灣聯合報係專訪時曾批評“畏共、沒出息到極點、很丟臉”。餘英時談到，“台灣有很大的心理問題，包括國民黨在內，就是畏共怕共，怕得不得了...，另外一種就是怕台獨，於是就想用對岸來控製台獨。”“這種想法是很自私的想法，說老實話，如果繼續這樣顧忌下去，那最後隻有向共產黨投降。如果這樣子，那當初何必跑到台灣來，在南京簽字投降不就完了嗎？”
餘英時兒時在中國，曾有9年在鄉下，遇到新四軍屠殺鄉民，新四軍之後成為共產黨基本勢力。194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學曆史係，被遊說申請加入共青團前身“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他在回憶錄提及，感染一種宗教式的狂熱情緒與“左傾幼稚病”，但很快覺醒，不過造成他“60年每思及此就無地自容”的罪過。
搭上一班故障列車
從北京轉向香港
改變一生命運
餘英時曾執意回北京完成學業，餘父已在香港，局勢非常不穩。忽然遇到列車故障，這時一個轉念，他認為應留在父親身邊，就此轉向去了香港。餘英時曾說，如果列車沒有故障，他留在中國，一生的命運將大不同。
香港時事評論員陶傑接受自由亞洲電台采訪也提到，四八、四九年，中國跟世界麵臨巨變的十字街頭，民國政府把很多院士、很多有學問的人接出來，胡適去了台灣、錢穆去了香港。餘英時要坐火車到中國大陸讀書。
陶傑形容餘英時年輕時對共產黨也“差點中招”：“他那時候的選擇是最驚心動魄的，不光是他一個人的選擇。餘教授最重要是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較，他一生也是在彷徨抉擇當中去研究未來的方向。香港年輕人、海外華人應好好讀他的著作，美國知識界也應重新認識他，尤其在今天這個高科技物質橫流的時代。”
陶傑：美國政界智庫錯失聘餘英時擔任美中外交政策策士
陶傑認為，餘英時到了美國的學問非常有用，可惜在美國被大材小用，他不隻應該在學術界。美國的政界、智庫，至少二十年前應該請他，從克林頓到奧巴馬時代，早就應該請他擔任美中外交政策的理論指導組長。
和美國很多知識界、智庫所謂“中國通”、“漢學家”相比，陶傑認為，餘英時最不一樣的是“他看的透！其他很多學者看不透，書讀再多也沒有用，而且他對新儒家的批評非常地獨到。他人很厚道，講的很含蓄，認為中國人二十一世紀的出路，看新儒家是沒有用，新儒家提倡的道統是很抽象，而且是不接地氣的，而且是故作深奧的，你隻要講良知就夠了，是不是？所以他是比較寂寞的一個人，他對中西文化保有非常智慧的批判精神。”
宋永毅看餘英時：堅持理想和良知的人格
文革研究學者、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宋永毅接受自由亞洲電台采訪表示，餘英時有淵博的學識和膽量，最重要是他崇高的人格，作為自由派知識分子，他曾說如果共產黨不倒台，他再也不去大陸，他就堅決地做到。
宋永毅說：“我知道中國大陸千方百計，因為他在學術界的崇高地位，一直引誘他，想給他種種誘惑、榮譽、待遇。有太多學者在共產黨掌權後就投靠共產黨，自由世界的學者，倒過頭拍共產黨的馬屁的，也多的不得了，但他就是不和中共打交道，這是非常珍貴、崇高的理想人格，是最值得敬佩和學習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