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 博客 | 文學城

今年的喜馬拉雅登山季，尼泊爾海拔8000米以上，20多人死於登山，他們散布在各個高峰上。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既代表了人類的勇氣，也代表了人類的盲目。我們跟蹤了一個中國企業家組成的登山隊。他們經曆了一係列糟糕的情況：大擁堵、雙目失明、力竭、糊塗。他們聽到了印度人的呼救，爭執過要不要救人，但最後選擇了無視。這不僅僅是一個登山隊的故事。海拔8000米以上，人性會被放大。大自然給人類提供的一切權利都被取消了，隻保留了最古老的一項，那就是自我保存。“在那個地方去討論人性或討論道德，不好說。”登山隊的人說，因為，“看到的都不一定是真的。”最終，這個故事以持續26個小時的營救告終。

　　撰文丨姚胤米

　　編輯丨金赫

　　出品丨穀雨工作室

　　德州撲克的ALL IN玩法

　　衝頂前，在海拔7900米處的4號營地，劉永忠看到了第一個屍體，用登山繩掛著，“躺在那裏”，是保加利亞的伊萬。5月17日，伊萬在洛子峰撤下來後，死了，隊友把他放在了那裏。

　　這已經不是第一個死去的登山者了。4月23日，一個馬來西亞人體力衰竭，在4號營地上方，等了兩天才被救下來，後來運回新加坡，也死了。

　　劉永忠在路上看到了這個新聞。他擁有15年的高海拔登山經驗，“把它當做一個客觀來看待”。直到這時，整個喜馬拉雅登山季，已經死掉了10餘個人。每個人都知道，這很正常，一個死亡概率問題。

　　1.3%。——數字對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但直到親眼目睹，它才突然變得具體起來。劉永忠所在的登山隊，衝頂珠峰的共有八人，有人開始感到害怕——他們有的是第一次挑戰八千米以上，“從沒見過這個”。

　　“今年，整個氛圍都感覺到挺緊張的。”劉永忠說，特別是衝頂前看到了屍體，“會叫人有思想負擔”。但路上，他們穿著厚重的登山服，幾乎沒有人談論這個，仍然按原計劃進行。

　　死亡並沒有停止。等到他們下撤時，再次經過4號營地，“又有一個（屍體）躺在邊上”。——拿個東西包著，兩個登山者的遺體，一前一後地放著。

　　每年5月，登頂珠峰的最佳窗口期隻有不到10天。今年，颶風“法尼”掃過喜馬拉雅山，窗口期天氣變得極其不穩定。5月14日登山路線開放後，山上仍陰晴不定，狂風大作，氣溫也低於平均水平。

　　四月底開始，所有的隊伍都陸陸續續來到大本營，等待這個衝頂的窗口期。碎石錯落形成的山脊處，密密麻麻支著帳篷，營地建在冰川的石頭上。——每年，冰川都會變化，他們沿著冰川進去，搭建營地，等待時機。

　　從南線攀登珠峰的注冊登山者共378人，歐美人、印度人、中國人，加上當地的向導夏爾巴人、廚師、後勤。到了5月中旬，大本營的人數最多時超過一千。

　　時間窗口很短，他們爭分奪秒，都不想錯過這個時間。

　　圖 | 劉永忠

　　三十多支隊伍，良莠不齊，陸陸續續地出發了。有職業登山家，也有業餘愛好者，還有“想要在珠峰上見到佛祖”的人，以及印度軍人。——他們有的臨時組隊，有的“並沒有足夠強大的能力去爬珠峰”。

　　就在這時，孫斌組織的巔峰探遊隊（以下簡稱巔峰隊）開始衝頂了。這是一個由企業家組成的登山隊，4男2女，加上探險公司的向導，一共9人。他們中，有來自東莞的企業家，也有掌管5家上市公司的大佬、還有東北鐵嶺的老板，年紀大的已經超過50歲。

　　上山過程中，每個人都配了一個夏爾巴人。——這是生活在喜馬拉雅的高山種族，從小生活在4000米以上，是必不可少的當地向導。

　　所有登山隊將要經曆的事情是一樣的：從大本營出發，2號營地、3號營地、4號營地，衝頂。——這個過程，他們會經曆各種角度的冰雪坡、大雪原、陡峭的岩石地形、到了南峰後，一個雪脊向右拐，上岩壁，到達希拉裏台階，要登頂了。

　　經驗豐富的探險公司會告訴登山者，每一步該做什麽，甚至包括上廁所要采取的步驟：怎麽把拉鎖拉開，把裏麵的褲子脫下來。——在海拔8000米以上，所有的事情都不尋常。

　　有的登山者把這形容成打德州撲克，“ALL IN”，“全賭上了”。還有的人，“臨出發前寫好了遺囑”。

　　準備就緒

　　4月9日，孫斌的巔峰隊就趕到了大本營，提前了40天。在後來回憶那次致命的大擁堵時，他覺得很正常。——“登山者人數增多已經很多年了，這是個很明確的現象。”但是，這隻是個環境的誘因，並不致命。

　　真正的原因是——他們自身不夠強大，也沒有很好的用氧策略。

　　圍繞珠峰，有大量的探險公司提供登山服務，西方的、尼泊爾的、中國的，但有些公司並不合格。在營地，可以看到大量的印度軍人，還有一些身材很胖、能力不是很強的人，也來了。——利益驅動下，尼泊爾的管理比較寬鬆，這吸引了大量登山者。

　　孫斌看起來精力旺盛。中等身材，皮膚黝黑，體型壯碩，雙手寬厚而粗糙，說話沉穩而專業。讀書時，他是北大山鷹社骨幹，攀岩隊隊長。畢業後，加入中國登山協會，是08年北京奧運會的珠峰火炬接力負責人。過去20年，孫斌登頂過七大洲最高峰，也徒步抵達南北極點。

　　2008年，孫斌創辦了一家戶外探險公司，推出攀登七大洲最高峰和徒步南北極的項目。——90年代後，商業登山隊出現，探險公司會幫助登山者做好一切：在珠峰，向導幫他們建營，把物資搬上去，帳篷、衣服、食物、氧氣，都放在指定的地點。

　　3月20日，孫斌不小心弄傷了左腿一條韌帶，4月19日手術後，在珠峰大本營又待了三個星期，“這三個星期時間是廢掉的”，膝蓋消腫和彎曲上沒有任何進展。高海拔地區氧氣匱乏，就連拔掉手指上的一個倒刺，傷口都要天天流血不愈合。

　　他隻能留在大本營指揮。——對於一個商業登山隊來說，他的角色是必要的：登山隊需要一個經驗豐富的協調人，能夠準確地判斷天氣，應對突發情況。

　　參加這個項目的企業家，訓練在半年前就開始了。以周為單位，他們在群裏打卡，徒步、遊泳、跑步。每個周末，孫斌還會帶北京的隊員到郊區跑步，提前適應“每天在高海拔區域要幹的事”。

　　這是個緩慢的過程。到達營地後，前麵20天，他們開始適應7300米左右的缺氧環境。——在高海拔，一旦缺氧是致命的。身體需要慢慢接受刺激，提高代謝能力。

　　接下來的六七天，他們從5000多米的大本營搭直升機下來，回到低海拔地區，讓消化係統重新工作，“把適應過程中損失掉的肌肉和糖原找回來”：有的回到成都，有的到澳門、香港，還有的留在加德滿都，吃吃喝喝。——“把體能恢複到90%。”

　　最後——重新回到大本營，準備出發。

　　珠峰大本營

　　但他們一直等了6天，天氣還沒有穩定下來。從五月初開始，人就越來越多，很多人在大本營等了半個月。——來登珠峰的中國人有70人，和不同的探險公司合作。他們安頓下來後，互相走動，打聽對方登頂的時間。

　　每天的安排很豐富。——“去冰山走走，攀攀冰啊”。隊員們不斷提醒自己：“接下來我要迎接挑戰，我要攻頂了。”

　　出發前，孫斌把人召集起來，開了個會。他要求在原本每人帶3瓶氧氣的計劃下，增加為每人攜帶4瓶。——正常狀況下，4瓶氧氣可以支撐一個人16到24個小時。他們還準備了很多備用氧氣，由夏爾巴人帶上去。

　　結果證明：他的判斷是準確的，這救了兩個隊員的命。

　　但並不是所有的登山隊都做好了準備。直到開始衝頂，珠穆朗瑪峰才顯示出它的威力。

　　大堵車

　　劉永忠提前了兩天，是最早登頂的一批。這讓他們錯開了那次大擁堵。那是5月20日。天氣並不穩定，但他想要搶時間。——團隊中有兩個隊員計劃在之後衝擊洛子峰，時間窗口很短。

　　21號早上，他們撤離4號營地。直到下來時，到6400米的2號營地，他看到那條上山路線，已經擠滿了人。“哇，很震撼，整個感覺到，就好像行軍這樣的。”

　　他說，“下麵排一大串，像螞蟻上來。”

　　巔峰隊的中國向導張寶龍就在這個“一大串”的隊伍裏。5月22日中午前，他們到了8000米處，支了一個帳篷，吸著氧氣睡了一覺。到了晚上七點半，開始衝頂。

　　登山者的頭燈星星點點，從4號營地蜿蜒向上，形成一條燈帶。上山時，天色漆黑，隻能看到頭燈照亮的一小塊路。隨著時間向後推移，天漸漸亮了，隊員們才看清周圍的一切：左邊是懸崖，右邊是冰川，隻容得下一人行進的狹窄山路上，密密麻麻排著200多人。

　　陽光的到來，讓山巔顯示出恐怖的一麵，隊伍開始出現擁堵。——在希拉裏台階處，四個印度女人停住了。她們穿的登山服，看起來很臃腫，上得很慢。“她們不掌握基本的攀岩技術。”下麵有人懷疑。

　　“這樣的體能，為什麽會上來？”有人說。

　　張寶龍在隊伍的尾巴處，被滯留在8600米的一塊岩石上，等了一個半小時。那塊岩石坡度很陡，沒有雪，腳踩下去會滑，“然後會害怕”。等的時間越來越久，憤怒和埋怨開始在人群裏滋生、激發。

　　有人開始罵罵咧咧，說著各種各樣的語言。但在山上，這是沒用的，“也不知道在喊的是什麽話。”有人催促前麵，go，go, go。但回答是， how to go？

　　“超車”是不可能的。要想越過前麵的人，必須獲得對方的同意。孫斌把這叫做“路權”。——有一次，他在北美爬山，風很大，前麵的人走得很慢。

　　能不能讓我們過一下，他說。Why don’t you get up early？很幹脆的拒絕。

　　大擁堵開始後，危險出現了。體能在漫長的擁堵中快速消耗，有的人出現力竭、腦水腫、幻覺，每一項都足以致命——

　　一個美國人突然坐在路邊，體溫開始下降。夏爾巴人給他做心肺複蘇。但沒過多久，他的體力又下去了，就在那邊坐著，直接死了。

　　8700米處，一個印度女人體能耗盡，突然開始說胡話，從人群中跌了下去，死了。

　　在攀登途中，很多人不知道發生了什麽，直到後來，他們才聽說死人了。——巔峰隊裏，張寶龍感覺有人不對，就跟他聊天，撥弄撥弄他。

　　“你還好嗎？”他說，“加油，你快登頂了。你現在不上你就死了。”

　　煩躁的等待。張寶龍覺得自己也有點缺氧。他把氧氣調到了最小，感覺不到快與慢，“腦袋不太好使了，就在那一直站著”。

　　23日上午8點，巔峰隊的隊員全部登頂。

　　圖 | 珠穆朗瑪峰金頂

　　峰頂平坦的地方，隻有兩張乒乓球桌那麽大，最多的時候，上麵擠了接近二十個人——但是，沒有人願意放棄。在下麵一米台階處，有人會等半個小時，直到上麵的人下來。

　　有很多旗子，各種各樣的。拍照片的，玩抖音的，還有打電話的。——巔峰隊裏，一個喜歡打高爾夫球的老板，背著球杆上去，捏了三個雪球，揮了三杆。

　　很危險，張寶龍說，大多數人幾分鍾就下來了。已經下撤的劉永忠幾乎什麽都沒幹。風特別大，從北坡，從中國那邊吹過來，“一下子就冷了”。拉旗子也拉不開，凍得手指疼。他們隻待了十分鍾，就匆匆下撤。

　　此時天已經亮起來了。從世界最高峰看下去，山路顯得極其陡峭。但這時候，危險才真正開始。

　　下撤、自保、呼救

　　上午九點半，孫斌的對講機突然接到消息，兩名隊員在下撤過程中遭遇意外：一個隊員突然失明，雙眼都看不見了。另一個隊員身體力竭，“站得太久，最後沒勁兒了。”

　　兩個出現問題的隊員，一個55歲，一個56歲，都是知名的企業家，在那個時刻，他們的心態也穩不住了。

　　“我突然發現我自己不行了，我需要氧氣，”一個說，“我需要夏爾巴，我要救援，我要直升機！”

　　“派十個夏爾巴給我，我要坐直升飛機。”另一個說，“給我打個帳篷在這兒，我要在這兒睡覺。”

　　“沒有直升機。”孫斌告訴他們。直升機最高隻能開到海拔7000米。你們得自己往下挪，孫斌說，我想辦法派人上去接你們。

　　幸好他們準備了充足的氧氣。路上，他們挖出了備用氧氣。張寶龍和另外幾個向導，把氧氣開到最大，讓他們吃東西、喝水、休息，然後一步一步往下挪，“他們很堅強，還沒有廢，還能往下走。”

　　張寶龍的繩子和眼盲的隊員是連在一起的。——上山時，他就說有一隻眼睛開始模糊。他牽著他的手，兩隻手握拳而對，每走一步，他的手都能打到張寶龍的手上。

　　“我往左你就往左，我往右你就往右。”張寶龍說。兩個人走過南峰頂，在之前堵車的岩石那裏，才走不動了。那裏相對好救援一些，地比較傾斜，是一個“大麵兒”，向導們把繩子係在他的腳上，“拿繩拽他腳，往下扯。”

　　移動效率非常慢，一個小時可能隻挪動了幾十米。整條下山的路上隻剩下他們幾個人了，“後麵都是喊救命的。”他們已經看到一個人死掉了，還有一個人，半個身體已經被雪埋住了，歪在那裏吸著氧。

　　一個印度女人，張寶龍說，但在當時，誰也不會把氧氣給她，誰也不會上去救她。

　　他說：“也不是不管你，在8000米就這樣，我救不了你，你死了就死了，這不是很正常嘛。”

　　這時候，失明的企業家開始說話了。“寶龍，你快，你上去把那個人救了，你要是救了她，我就跟你走，你要是不救她，我就不跟你走了。”說完，他做出一副要就地休息的樣子。

　　“我救個屁啊，我還沒把你救下來，救什麽救啊。”張寶龍說。他壓力很大，很生氣，“你跟我耍什麽無賴。”

　　又過了一會兒，失明的企業家突然大喊，“寶龍呢？寶龍在哪兒？我隻聽寶龍的話。”

　　“我就在你麵前，你跟我走吧。”張寶龍慌了。

　　“我不跟你走！”他說，“你不是寶龍！”

　　張寶龍很生氣，“我草，你他×老頭也不聽話，還不趕緊走。”他連哄帶騙，“帶拽”，用繩子綁著往下放。

　　圖 | rocker拍攝，孫斌供圖

　　在營地裏，孫斌“很緊張”，對講機時斷時續，他不知道山上的進展。到了下午5點，前方說，還沒到8500米的陽台處。孫斌嚇死了，“我說完蛋了，這怎麽辦，這邊人趕快上去。”

　　一直等到天黑下來，四個去救援的夏爾巴才和張寶龍接上頭，他們背著吃的和水，還有救命的氧氣，“一共八個人，把這兩個人弄了下來返回南坳”。這時已是晚上11點，他們整整走了26個小時。

　　失明的隊員休息了一夜後，醒來就複明了。——在高山上，“眼壓升高，會造成視網膜的一些問題”，睡一覺就好了。但另一個力竭的隊員，身體透支嚴重，回到大本營稱重，他比來時輕了13公斤。

　　“人都脫形了。非常慘。肌肉萎縮造成頸椎支持不住腦袋，都得用手這麽托著。”孫斌說。

　　氧氣不夠用了

　　死亡是正常的。登山隊員們反複強調，“這山上，去年也死了七八個。”張寶龍說，極限運動裏，這已經是可以降低到足夠小的死亡概率。

　　最可怕的情況隻有兩個：一個是壞天氣，大風，看不見，“可能會迅速失溫，迅速凍傷，就死在上麵了。”

　　另一個是斷氧。——隻要三五分鍾，就會感覺到全身發麻，“就像坐馬桶坐久了那種麻，包括臉，也會表皮缺氧”，人體會凍傷得非常快，水腫也會出來，使人迅速失去行動能力。

　　氧氣管理是登山者的重中之重。這次致命的擁堵，大多數死亡都是由缺氧導致的。“那些不負責任的探險公司是要被譴責的，因為他們沒有很好的氧氣策略，沒有對客戶產生評估。”孫斌說。還有一些人，自不量力，結果他損害到了很多人，他堵住了很多人，這些人是要被批評的。

　　在海拔8000米以上，老練的登山隊員會反複告訴新手，管好自己的東西，尤其是氧氣。登山前，孫斌的登山隊會進行一種叫“視覺意象”的訓練，把所有的細節像過電影一樣，想上一百遍。

　　——你的背包裏水、能量膠要裝多少，吃的東西是放在兜裏，還是背包裏？風鏡放在什麽地方？頭燈有沒有備份電池？

　　——遇到突發狀況，比如臉很麻，要檢查氧氣是不是在中間位置？遇到擁堵，叫夏爾巴把氧氣調到2，一旦開始走了，加到3或者4。

　　夏爾巴人向導會幫他們管理物品。登頂時，備用氧氣會被埋在指定的位置。但這仍然不能確保萬無一失。

　　一旦氧氣不夠，登山者會命懸一線。十年前，第一次登珠峰時，劉永忠經曆過一次。那次走的是北坡，狀況發生在下撤途中，劉永忠覺得“怎麽走得那麽辛苦呢”，他以為氧氣調小了，就回頭叫向導幫他放大一點。

　　向導往氧氣瓶上一看，“氧氣沒有了，放什麽。”“沒有了？那怎麽辦？”劉永忠急了。

　　“我（能）有什麽辦法？”向導回答，“你還要往8300那個營地，那裏才有氧氣。”

　　我怎麽熬啊，劉永忠心裏想，下去還有幾個小時。“死了，向導不管我了。”唯一的辦法就是——降低海拔。雖然呼吸困難，他的意識還是清醒的。但前麵是一個陝西的隊友，走得很慢。

　　“誰誰誰，我這個沒氧氣了，你能不能快一點。”他說。

　　前麵沒有動靜。“他肯定也沒氧氣了”，劉永忠很慌。下麵全部懸崖峭壁，不好超，就隻能一點一點挪。他叫向導留意，有沒有別人留下的氧氣瓶。——一路上撿了三四瓶，全是空的。

　　幾個小時後，他才到達營地，劉永忠看到陝西的隊友已經“癱在地上走不動，呼吸困難了”，向導到營地弄了瓶氧氣，給他戴上。

　　死亡

　　這一次，到了營地後，危險也沒有解除。下撤耗盡了最後一絲體力。到了4號營地，他們特別疲憊，決定在那裏休息一晚。半夜，有一兩個隊員叫了，說氧氣怎麽還沒來。夏爾巴跟他們換了氧氣。第二天一早，劉永忠身後一個帳篷裏，一個中國隊員突然大叫，叫得很急。

　　“那個印度隊員不好了！”他說。幾個向導過去，看到印度人瞳孔已經放大，窒息。劉永忠以為他死了。

　　他們趕緊給他按了按胸部，印度人“咳了兩下，就活過來了”——經過一晚上呼吸，氧氣麵罩上凝結了不少水滴，有時候會滴到登山者的身上、脖子上，但印度人氧氣麵罩裏的水“恰好把氧氣管堵塞了”，導致窒息。

　　劉永忠和印度人2011年就認識了，兩人一起登過洛子峰。這個80後印度商人對珠峰特別執著。2016年，他們一起登珠峰時，印度商人沒能登頂，特別遺憾。

　　劉永忠想，“登了兩次，這次登上去了，下來如果睡了一覺，第二天又死了，那樣就覺得很可惜了。”

　　他不想再失去隊友。

　　2009年那次登頂，他的隊伍裏有一個江西隊員，登頂前出現了腦水腫，開始變得狂躁。向導叫他不要上，“他硬要上”。他說，要把那個旗子拿上去。但登頂後下到8750，他就走不動了。

　　兩個向導在那裏陪著他，從下午三點陪到半夜三點，領隊從營地派上去的兩個營救的人還沒上到8500，就看到上麵那兩個向導“帶著隊友的遺物下來了”。

　　他們和上來的人說，“不要上了，已經死了。”

　　第二天，幾個向導上去，把死者的遺體往裏麵的石頭那裏挪了挪。死去的江西隊友很健談，他曾對劉永忠說，“自己有很多老鄉在平湖的工業區辦企業。”

　　他們年紀相仿，差不多都是四十歲左右。

　　67年前，新西蘭登山家埃德蒙·希拉裏第一次登上珠穆朗瑪峰上後，越來越多人想要征服這座世界屋脊。從職業登山家，到民間愛好者，他們從各個國家而來，用肉體和勇氣發出挑戰。

　　並不是所有人都準備好了。在8000米以上，什麽都沒有，空氣是稀薄的，有時會出現幻覺、眼盲、躁狂，人性也會被放大。——但是，“在那個地方去討論人性或討論道德，不好說。”

　　孫斌說，“看到的都不一定是真的。”

　　將近300個登山者將生命留在了珠穆朗瑪峰。大風和大雪早已埋掉了他們的足跡。張寶龍說，有時候，夏爾巴人上山時，看到這些遺體，會用雪把他們的身體蓋住。——“舉手之勞的事，我幫你蓋上了，你保佑我安全登頂。”

　　這次登山季，8000米以上，死亡人數超過20人，其中印度人最多。在珠峰南坡，尼泊爾死亡11人。北坡，中國有2個外籍登山者死亡。——一個女登山者羅音（化名）告訴我，等到她從北坡登頂撤下來後，聽到後麵的隊員說，一個澳大利亞人不行了。

　　他們把他抬了下去。

　　圖 | rocker拍攝，孫斌供圖

　　有點恍惚

　　回到中國後，孫斌和登山隊的企業家們先是飛到成都，在那裏吃吃喝喝，他們全喝多了。——那個力竭的企業家，吃不下什麽。隻吃了點冰粉，說，這個好，涼涼的。

　　他們覺得很恍惚。

　　“你想。我們從山上下來的那一天，”孫斌說，“——哥們昨天還在頂上，世界之巔，人這一輩子，有哪些事情值得我付出這麽多努力。我這個獨一無二的，在一個目的地，一個舞台，所以你看我，哥們我不僅做企業厲害，我幹其他的也挺厲害，是不是？”

　　媒體開始報道這次珠峰的大擁擠，把它描述成一場災難。一個記者采訪了一個來登山的美國醫生，說這裏混亂、擁擠，就像個動物園。在網上，故事風向變成——“有錢人沒事閑的，花錢找死。”

　　登珠峰需要錢。孫斌的隊伍，報名費為每人5萬美金。綜合其他探險公司的平均數據，一個人想要登頂珠峰，花費至少要在30到45萬人民幣。

　　帶了多年登山隊，張寶龍見過形形色色想要征服高山的人。他們抱著各種各樣的心態。年紀老的，大概都有一個想法，“想要證明我比同齡人的體力好，我還能登珠峰。”年輕一些的，除了個人愛好，“多多少少是要給別人看的”。還有網紅，想要向朋友證明“自己還挺牛逼的。”還有通過直播登珠峰，給自己的社交平台賬號漲粉，“賣賣東西，將來有一些營生”。

　　最後的一種人——單純就信某個東西。“你可能理解不了，但是他們對這個東西付出的，遠不是你能想象的。”

　　張寶龍和那位短暫失明的企業家一起登過峨眉山，他看見客戶先點了一盞6666的佛燈祈福。這一次，登珠峰前，他和張寶龍說，“我是要上去見佛祖的。我祈求見到佛祖。”

　　下撤時，遭遇失明。他又對張寶龍說，“我祈求見到佛祖，所以我的兩個眼睛都瞎了，我再也不敢祈求見佛祖了。”

　　“各懷目的。”張寶龍說。

　　在登山圈，“就沒有人覺得這些人怎麽樣，覺得他們都是傻×。”張寶龍身上有非常明顯的銳氣，他的思想像他的身體一樣尖銳。但是，他說，這樣看的人也很狹隘，“這些大哥們也不在乎。他們是幹嗎的，不知道啊。他們就天天在那爬那個石頭，那石頭有什麽可爬的，還沒珠峰好。”

　　張寶龍是85後，膚色很黑，人也瘦，是那種精瘦，從他露出來的胳膊、小腿，可以判斷出他身上有很多這樣緊實的肌肉。——我們在北京一個咖啡館見麵，談起登山，他對我說，“我們都得到了很多。”

　　“就是，還挺需要一個勇者的心。”我說。“你還是認為登山者就是傻×比較好。”他用一種自嘲的口氣說。

　　回到北京後，孫斌告訴我：

　　“就像馬斯克做SpaceX登月計劃，日本有錢人花了2.5億報名，他圖什麽呢？就是說，我這一輩子，來到這個世界，我可以成為除了那些宇航員之外，第一個去太空中看看我的地球的人，這是多麽了不起、多麽好的一種感覺。”

　　——他說這話的時候，坐在北京的一間辦公室裏，剛剛在附近的一家理療中心做完身體複健，掰動受傷的大腿，一趟治療下來，“衣服全是濕的”。

　　5月31日，他參加了一次聚會。那是在北京昌平的柿子林卡開的一年一度的PARTY。中國國家登山隊隊長王勇峰也去了，他們基本都經曆了中國西藏、四川、雲南以及國外等多地，“五千、六千、七千、八千”的進階式登山訓練才去攀登珠峰的。他們一起吃燒烤、喝酒、唱歌，折騰了一夜，也談到了這次珠峰的事。

　　“一樣的，”孫斌說，“你去月球上看一看，跟你去珠峰上看一看，本質上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