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文化大革命的進一步深入開展和毛澤東攻擊矛頭的轉移，部分原掌握實權的各級幹部被有針對性的打倒、火燒、炮轟等等，一些幹部子弟感覺到了形勢的變化，意圖抵製對老幹部的衝擊。聯動就是他們貫徹這一思想的新組織。
聯動的核心部分是首都紅衛兵糾察隊海澱分隊（“海糾”）。當時海澱區集中了101中、八一中學、十一中學等中學以及清華附中、北大附中等高校附中，這些中學內幹部子弟“成堆”。聯動的發起人牛皖平（北大附中，中共黨員）、於增壽（京工附中）、卜大華（清華附中）、宮小吉（北大附中）等均來自這些學校。[1]
1966年11月27日，包括上述骨幹分子在內的一些中學生在北大附中秘密發起“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該名稱意為“東糾”、“西糾”和“海糾”的聯合。[1] 當日會議由牛皖平主持。會議決定由各中學派出一名聯絡員主持“聯動”的常務工作，“聯動”總部設在北大附中，推選北京工業學院附中紅衛兵於增壽擔任總聯絡員，由北京石油學院附中負責組織工作。會議委托北大附中紅衛兵宮小吉起草《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宣言》。
1966年12月5日，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正式宣告成立。“聯動”以海糾、西糾、東糾為骨幹，聯合了部分“保皇派”紅衛兵，總部設在北大附中。
12月5日夜，“聯動”成員在北京市區內四處刷標語。比如北京工業學院附中的鄒建平等人爬上了北京內城西直門的城牆，刷下一條達幾十米高的巨幅標語：[1]
同時，“聯動”成員在北京城中心的天安門廣場、王府井等地也刷下了大標語：[1]
代表人物有牛皖平、於增壽（總聯絡員，京工附中）、鄧榕（師大女附中）、李單綱、項東平（京工附中）、彭小蒙、周春英、宮小吉（北大附中）、卜大華、馬曉軍（北京石油學院附中）、張路寧（人大附中）等。
這是一批十六、七歲的青年人，多為烈士子女和高幹、軍幹子弟，曾受到毛澤東肯定的最早的老紅衛兵。他們發現自己燒起來的“天下大亂”之火，燒著了自己的父輩，連自己也成了“黑幫”、“走資派”的“狗崽子”；由於長期自命為“天然接班人”，於是把出身不好的紅衛兵的造反行動看成“狗崽子翻天”，他們隻能利用“血統論”組織起來自救。其政治綱領，是反對中央文革和“反對亂揪革命老前輩”。
聯動的基本政治綱領是反對中央文革和“反對亂揪革命老前輩”。
聯動成立伊始便將矛頭直指中央文革，提出了“打倒關鋒、戚本禹，嚇一嚇陳伯達”的口號。[1] 在《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宣言》中，聯動的任務正是反對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出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形式”。前麵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指劉少奇、鄧小平等壓製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打擊造反群眾，這是毛澤東的論調。後麵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形式”則指對老幹部及其家庭的衝擊和迫害，這是“聯動”自己發明的概念。
同“三司”辯論[編輯]
1966年12月6日即“聯動”宣告成立次日，牛皖平帶領十幾名“聯動”成員到朱成昭任一把手的首都三司要求辯論揪鬥老幹部問題，結果在三司門口被幾十名大學紅衛兵圍攻，被迫撤走。[2]
1966年12月7日，“聯動”再次派出來自北京石油學院附中、北京農業大學附中的二十餘名紅衛兵到“三司”總部，準備進行辯論。“三司”用電話調集了上千名紅衛兵圍住“聯動”成員，並與之發生激烈爭執。周恩來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前往勸說調解。至12月8日淩晨，“三司”終於同意放人，但要求得到明確答複：“聯動”不得再衝擊“三司”總部。[2]
破私立公誓師大會[編輯]
1966年12月26日，“聯動”在北京展覽館召開“破私立公誓師大會”。此次大會為“聯動”召開的第一次大會。大會由“聯動”的骨幹成員李單綱、項東平（京工附中）、周春英、宮小吉（北大附中）、張路寧（人大附中）、鄧榕（師大女附中）、馬曉軍（北京石油學院附中）等 紅衛兵籌備。彭小蒙（北大附中）主持大會（一說由北大附中周春英主持）。清華附中等4個中學的“聯動”代表就運動開始以來本紅衛兵組織的成績和缺點作“破私立公”發言。[2]
在代表發言過程中，署名“紅後代”的傳單從與會紅衛兵頭上紛紛落下。北京石油學院附中“聯動”負責人馬曉軍、賀邯生等人走上主席台，開始宣讀這份傳單上的口號：[1][2]
這些口號獲得了與會人員的熱烈鼓掌和叫好。
散會後，“聯動”成員隨即在北京市中心的大街小巷散發傳單、書寫標語，並入戶宣講。其口號有：[2]
中發秘字003號通告[編輯]
1967年1月1日即元旦，聯動發出“中發秘字003號”通告，號召全國幹部子弟聯合起來，“保衛革命成果”，“保衛老一輩打下的江山”。
六衝公安部[編輯]
1966年12月16日到1967年1月11日，聯動六次衝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要求釋放被抓的聯動成員，並抗議“公安部下放專政權力”，要“火燒謝富治”。參加衝擊的大都為幹部子弟，其中既有軍隊係統幹部的子弟，也有地方（政府機關）幹部的子弟，既包括“高幹子弟”（高級幹部子弟），也包括“中幹子弟”（中級幹部子弟）。但並非聯動成員才參加這些行動，“相反，誰參加了這些行動，誰就算是聯動成員”。[1]
他們一方麵與“首都三司”蒯大富等進行辯論，一方麵騎著自行車穿越北京大街，呼口號、散傳單、貼標語，“擁護中央軍委四位副主席的講話（葉劍英、陳毅、徐向前、聶榮臻批評當前運動過火）”，“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但他們也是采取武鬥的方式來製止打砸搶行為的。
他們聯合了全國遍布上海、沈陽、武漢、長沙各地、上百所學校的紅衛兵，共同用“四大”武器反對中央文革。他們雖然擁有較多的消息來源，豐富的政治經驗，卻囿於保父並自保的個人立場，隻能逆潮流而動。他們的行動因此受到絕望情緒的支配，知其不可為而為，難免有些顯得過火。
由於聯動的活動幹擾了毛澤東打倒走資派的戰略部署，1967年1月17日公安部長謝富治說：“ ‘聯動’是反動組織，頭頭是反革命。”《紅旗》雜誌同年3期社論《論無產階級的奪權鬥爭》也斷定聯動是“反革命組織”。清華大學、北航等校紅衛兵在中央文革授意下搗毀聯動“據點”，抓捕139人。
1月25日，三萬多名群眾聯合搗毀聯動最後據點八一學校。4月，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等組織在此舉辦“聯動罪行展覽”。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謝富治、關鋒、戚本禹等參觀了展覽。大量批判聯動的材料被印製。
4月22日毛澤東下令後聯動成員被釋放。5月29日以聯動為核心，在天安門廣場召開了“紅衛兵萬歲”的紅衛兵一周年紀念會。作為組織的聯動從此結束了活動。
他們中的一些人在分配工作、上山下鄉時，檔案裏都被注明“聯動分子”、攻擊“中央文革”。參軍、入黨和文革後清理三種人都受到阻礙。[來源請求]其中一些人為了避免麻煩，被迫改名換姓。
1984年，中共中央組織部、公安部、共青團中央發出《關於《聯動》、《西糾》徹底平反通知》。
2011年12月26日，北京東郊京城梨園大戲樓，“聯動”成員舉辦了紀念“聯動”成立45周年的紀念會，有200多人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