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學領域，要看是誰獲得了某項重要工作的功勞，看論文上寫的是誰的名字便知——每個領域都是如此。在科學論文中占據作者身份，對聲譽和職業生涯都有助益；而那些被埋藏在少有人閱讀的“致謝”部分的科學家，則沒有這種待遇。
過去幾年中，由布朗大學的艾米莉亞·胡爾塔-桑切斯（Emilia Huerta-Sánchez）和舊金山州立大學的羅裏·羅爾夫斯（Rori Rohlfs）領導的一個學生團隊，檢索了遺傳學領域近20年來較有價值的論文，他們發現，女性從未得到過今天的研究人員所期望的榮譽。他們確定了數十位女性，她們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卻沒有受到重視。有的人在好幾篇論文的“致謝”部分反複被人感謝，但卻從來沒有被署名成作者。盡管她們在創造曆史時也有功勞，但她們卻成為了名副其實的“注腳”。
“當艾米莉亞和我檢視我們在人口遺傳學領域的前輩時，我們發現，女性在其中非常、非常少，”羅爾夫斯說，“但是確實有女性科學家在從事這項工作。即便僅僅知道她們的存在，對我來說也是一件大事。”
這個項目是因2016年上映的電影《隱藏人物》（Hidden Figures）而起。電影講述的是三個曾在1960年代幫助NASA贏得太空競賽的黑人女數學家的故事。看過這部電影之後，胡爾塔-桑切斯和羅爾夫斯驚異於自己對三位主人公的聞所未聞。她們想，曆史上究竟還有多少女科學家像她們一樣不為人知？
一個名字迅速躍入了胡爾塔-桑切斯的腦海：詹妮弗·史密斯（Jennifer Smith）。她記得自己在閱讀一篇有著幾十年曆史的經典論文時，發現史密斯在致謝部分因“高效地編程和執行所有計算”而被感謝。這看著很怪異。在今天，編程被看作一項至關重要的工作，如果一個科學家負責了一項研究所有的編程，她就應該被列為作者之一。“但史密斯並不在那篇論文的作者之列，這讓我感到奇怪，”胡爾塔-桑切斯說，“（羅裏和我）想看看是不是還有更多女性像她一樣。”
兩人招募了五名本科生，查閱1970至1990年間發表的每一期《人口生物學理論》（Theoretical Population Biology）。他們仔細閱讀了將近900篇論文，將致謝中提到過的每一個名字列出，研究他們是否參與過編程，並推斷他們的性別。羅謝爾·雷耶斯（Rochelle Reyes）是參與此項目的學生之一，他說自己做這項工作“極度積極”，因為他是聽著那些被低估的女性科學先鋒的故事長大的。比如在破譯DNA結構中起關鍵作用的羅莎琳·富蘭克林（Rosalind Franklin），以及用自身細胞為醫學研究帶來革命的海莉耶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能在一個對科學與社會正義保持熱情的多元環境中成長，我很幸運。” 雷耶斯說。
他和同事們發現，在1970年代，在致謝中提到的編程者中，女性占了59%，但最終成為作者的隻有7%。那十年是人口遺傳學領域的關鍵時期，奠定了許多現代研究的基礎。“從那時的作者署名來看，研究就好像是由一小撮獨立的個體科學家領導的，而他們幾乎全都是男性。”但事實並非如此。
“很難知道過去的人們在幕後究竟做了什麽樣的貢獻。”隆德大學的遺傳學家傑西卡·阿伯特（Jessica Abbott）說。但這個研究說明，“如果發揮創意，得到正確的數據還是有可能的。”
例如，瑪格麗特·吳（Margaret Wu）在1975年的一篇論文中這樣被致謝：“她幫助進行了數學工作，尤其是計算了表1。”而事實是，她幫助創建了一種統計工具，像胡爾塔-桑切斯這樣的科學家，今天仍然經常使用這種工具，來估計在給定規模的種群中遺傳多樣性的程度。這個工具被稱為“沃特森估值法”，以1975年那篇論文唯一的作者G·A·沃特森（G. A. Watterson）命名。這篇論文至今已被引用了3400次。
質疑者可能會說，在那些舊論文中列名的編程者，隻是做了一些低端工作，不值得成為作者。羅爾夫斯認為並不是這樣，特別是在吳女士、詹妮弗·史密斯以及芭芭拉·麥肯（Barbara McCann）的例子中，她們在其他的論文裏反複地被提到。“她們的工作太出色了，因此才會一次次地被人提起。”她說。團隊甚至還與史密斯在愛丁堡大學時的指導者威廉·希爾（William Hill）談過話，他形容她“技術又好，又有創意”。不幸的是，他也不知道史密斯最後的歸宿，團隊也就沒能追蹤下去。
但研究瑪格麗特·吳的時候就幸運多了，幾次郵件和電話聯係她都有回應。她告訴團隊，她為沃特森估值法那篇論文工作時，身份是研究助理，並且在工作中自學了編程。“我覺得，那時候的人們都認為女人就是秘書，隻會輸輸代碼，穿穿卡片，不從事智力工作，”胡爾塔-桑切斯說，“但是當吳女士描述她的工作時，那就是今天的博士和博士後做的事情。”
那次之後，吳女士沒有考慮繼續讀博，盡管她告訴團隊“如果有人建議我這麽做，我可能會發現這是一個有吸引力的想法”。她在四十多歲時才獲得博士學位，那時她做統計員和數學老師已經二十年了。如今，她是墨爾本大學的教職員之一，她在那裏發展了分析教育數據的統計方法。胡爾塔-桑切斯告訴我，吳女士沒有回應我的訪談請求，但她顯然對那篇1975年的論文沒有署上她的名字抱有遺憾。她甚至都不知道那篇論文後來會被引用得那麽廣泛。“她笑了起來，”胡爾塔-桑切斯說，“笑意不時閃現。我感覺自己比那時的她還要沮喪。”
1980年代，把編程者放在致謝部分的做法減少了。部分原因是，這種工作越來越多地落在博士和博士後身上，而他們可以得到作者署名作為回報。此外，編程工作也逐漸由低收入女性從事的“粉領”職業，轉變成了今天這樣由男性從事的專業工作。本質上說，隻有到了男性開始從事時，編程者才獲得了作者署名權。
“這是一個讓我們反思運用在作者署名中的規範，以及其他學術成功衡量指標的機會。”羅爾夫斯說。即便在今天，一個人需要做多少工作才能成為作者，依然沒有明確的規定。一個教授可以用郵件給同事發些數據，然後就成了作者。一個實驗室技術員做了大量勞動——如果沒有這些，實驗就可能永遠完不成——但他卻可能被忽視。“沒有標準，因此我們處理作者署名問題的方式，就肯定會將特定人群排除在外，”羅爾夫斯說道，“要是我去實驗室看一圈技術員，我會看到很多女性及少數族裔的人，他們都無法因創造性工作得到作者署名。”
即便女性真的成為了作者，彌漫在現代科學中的係統性偏見，也可能會對她們產生不利影響。首先，男女作者數量懸殊：一項最近的研究顯示，按照目前的趨勢，需要花費16年的時間，整個科學界的男女性作者的數量才會相等，而在物理性學這樣的領域甚至需要花費258年。這種差距在最高端的那些期刊上更是明顯，在人人豔羨的第一作者身份中，女性隻占25-35%。並且，至少在某些領域中，由女性作者做出的研究，被引用的頻率也會比男性作者的少。
除了上述原因以及其他一些緣故——相比男性，女性得到的訓練更少，薪資更低，獲得的指導更少，發言機會更稀缺，刻板印象更負麵，騷擾和虐待更頻繁——很多女性早早就離開了科研生涯。留下的人會被更加嚴格地審視，比起同等資質的男性同齡人來，發展會更加不順。有一些人很快就被遺忘了。
但是人們正更多地意識到這些問題，最近的一些暢銷書也挖掘出了在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等領域中曾被人遺忘的女性的故事。《隱藏人物》（原作瑪格特·謝特麗[Margot Shetterly]，同名電影即由它啟發而來）和娜塔莉亞·霍特（NathaliaHolt）的《火箭女孩的崛起》（Rise of the Rocket Girls）都描寫了NASA曆史上的數學精英。克萊爾·L·伊萬斯（Claire L. Evans）的《寬帶》（Broad Band）揭開了憑借計算機和工程技術，幫助創建互聯網的女性們的故事。麗紮·蒙迪（Liza Mundy）的《代碼女孩》（Code Girl）則是關於二戰期間破譯德軍和日軍密碼的女性們。
羅爾夫斯希望其他領域的科學家也會做類似的工作，以發現那些長期被遮蔽的（女性）貢獻。“女性一直在對科學產生影響，但她們的成就卻沒有得到應有的承認，”伊澤基爾·洛佩茲補充說，她是參與項目的五名學生之一，“這一切會改變的。”
（翻譯：馬元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