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截圖）陳小平在“SELF格致論道”論壇上介紹“瘧原蟲治癌療法”
起底“瘧原蟲治癌療法”
2018年12月23日，在中科院計算所旗下“SELF格致論道”舉辦的公開論壇上，中科院廣州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所研究員陳小平發表了題為“瘧原蟲將成為抗癌生力軍”的演講，向公眾介紹了他的“瘧原蟲治癌療法”研究最新進展：“目前有近30例晚期癌症病人接受了瘧原蟲抗癌的治療，10例已經觀察了一年多，其中5例有效，2例可能已被治愈。”在他的描述中，治療過程易如反掌：“我們給這個病人打1毫升含有瘧原蟲的血，這個治療就完成了，就是打一針這麽簡單。”
瘧原蟲能治療癌症的原因，陳小平在演講中作了一個連初中生都能聽懂的解釋：因為癌細胞分泌一係列信號，讓人類的免疫係統不工作；而瘧原蟲感染機體後，能喚醒免疫係統。同時，瘧原蟲還能抑製腫瘤血管生成，從而切斷其營養供應。
癌症作為世紀難題，科研上的任何進展都牽動人心，更毋庸說陳小平直接提到了“治愈”二字。他的這番演講，於一個月後被中科院官方微博轉發，在春節期間立即吸引了眾多自媒體及部分主流媒體的傳播。但很快，來自同行與專業媒體的各種質疑聲鋪天蓋地而來。
“瘧疾療法”前傳
2017年9月，陳小平以傑出校友的身份回到母校廣東醫科大學作學術演講，在那時，他就不遺餘力地介紹他的瘧疾與癌症的關係這套學說。廣東醫科大學前身為湛江醫學院，陳小平於1977~1980年就讀於此。據該校官網介紹，學製分5年製本科與3年製專科兩種。後來，陳小平又在中山醫科大學取得了碩士與博士學位。
2004年，中科院與廣東省、廣州市共建的廣州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成立後，當時已是廣州市疾病預防控製中心艾滋病研究室主任的陳小平，成為該院第一批研究員並工作至今。
進入該院後，陳小平便集中精力從事瘧原蟲生物學和免疫學研究，“包括瘧原蟲與腫瘤的相互作用、瘧原蟲與艾滋病毒的相互作用研究”。陳小平一直津津樂道於該研究靈感的來源：1985年，他讀研一時，從一幅瘧疾在全球範圍內的流行圖與一幅腫瘤死亡率的分布圖受到啟發，“好像哪裏多瘧疾，哪裏腫瘤的死亡率就低。可能瘧原蟲感染對腫瘤有治療作用。”在演講視頻中，他將自己描繪成一名堅持理想不為外界所動的科學勇士，宣稱“我畢生的夢想與追求就是戰勝癌症，希望瘧原蟲免疫療法能夠推廣到全球”。
然而，種種公開信息卻顯示，陳小平並非是第一個也不是唯一一個想到用瘧原蟲來治病的人，而該領域最有名的“先驅”、已經於2016年去世的亨利·海姆立克，與陳小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海姆立克是一名美國外科醫生，因發明了“海姆立克急救法”，被稱為“挽救生命最多的外科醫生”，但在西方卻有大量負麵報道。他的兒子皮特·海姆立克譴責其一生是“50年未曾被發現的到處行騙史”。
皮特搜集了大量資料與報道，起底自己父親這位“了不起的連環騙子”。其中，他特別提到，“我父親最怪異的事莫過於‘瘧疾療法’，一個宣稱通過感染瘧疾來治愈癌症、艾滋病和萊姆病的騙局。”
利用引起瘧疾的瘧原蟲來治病也不是海姆立克的發明。1917年，奧地利醫生朱利葉斯·瓦格納-堯雷格發現，瘧原蟲感染引起的發燒能夠治療梅毒。瓦格納-堯雷格因此獲得了1927年的諾貝爾醫學獎。1940年代，青黴素發明後，梅毒的瘧原蟲療法便退出了曆史舞台。
海姆立克卻在1980年代重新拾起了這種療法。據美國雜誌《新共和》2007年報道， 海姆立克的第一個目標就是癌症——盡管他毫無腫瘤學的背景。《華爾街日報》1982年第一次公開報道了海姆立克關於瘧疾抗癌的想法。美國疾控中心、食藥監局等均拒絕瘧原蟲療法，並與其他醫學專業人士及人權活動人士一起譴責其暴行。
由於得不到支持，海姆立克曾於1987年前往墨西哥進行推廣，結果5個患者中，有4個接受治療不到一年便去世。海姆立克不但沒有放棄，卻轉而開始將瘧疾療法應用在萊姆病和艾滋病患者身上。這些治療都不成功，且繼續招致批評：療法被認為毫無科學依據，並有生命危險。
海姆立克並未停止他大膽的試驗。據《好萊塢記者報》等報道，他利用明星們的捐贈作為經費來源，開始在中國尋找合作夥伴，陳小平便是其中之一。《紐約時報》2003年的一篇報道指出，1993~1996年期間，海姆立克的瘧疾治療艾滋病項目在中國進行試驗，他與陳小平為首的幾位中國科研人員合作，在至少8位中國艾滋病人身上注射了含瘧原蟲的血液。其中有7人是來自雲南的毒販。事後，參與該項研究的多位美國研究人員受到美國監管機構的調查。這些研究被世界衛生組織稱為“殘忍的罪行”。
陳小平與海姆立克的合作不僅於此。一篇於1999年發表在《浙江腫瘤》上的文章《瘧疾療法治療晚期腫瘤的初步報告》顯示，陳小平與海姆立克等人當時就已經進行了瘧疾治癌的臨床試驗，選擇了7例晚期癌症患者作為受試者。
該研究是在美國Rippel基金的資助下進行的。Rippel基金會是海姆立克的一個長期資助者，由美國一位金融家於1953年成立。此外，陳小平1998年博士論文即為研究瘧原蟲與HIV的相互作用和關係，而亨利·海姆立克則出現在他的指導老師小組名單中。
20年後，當陳小平在國內公開推介他的瘧原蟲療法時，卻隻字不提這位與他有過密切合作、在國際上聲名狼藉的先行者。一個在國外被業界頻頻批評和被媒體多次曝光的療法，在近30年後，依然在中國找到了生存空間。
對此，浙江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王立銘引用《經濟學人》於1月31日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分析說，要警惕一種現象：“倫理傾銷”——那些更富裕、監管更嚴格國家的科學家，將本國不被允許的醫學研究搬到另一個可能較窮、監管較為鬆懈的國家去進行——已經成為相當普遍的現象。”
瘧原蟲的各種研究互相矛盾
《中國新聞周刊》通過檢索中國知網發現，國內關於瘧原蟲與癌症之間關係的研究極其有限；而國外醫學界在這方麵已有較多高質量的研究成果，但陳小平的研究與已發表的文獻存在諸多相悖之處。
陳小平對1955~2008年間全球56個國家中30種癌症死亡率和這些國家的瘧疾發病率進行了比較，結果發現，瘧疾發病率與全球癌症死亡率可能負相關。這一研究於2017年發表在《Infect Agent Cancer》期刊上。對此，王立銘分析說，整體而言，兩個趨勢之間的負相關性是非常微弱的。瘧疾發病率變成原來的2倍，癌症發病率隻會降低10%左右。
有學者直言，瘧原蟲與癌症二者之間並不存在直接關係，或關係很弱——更糟糕的是，目前學界研究發現，瘧疾被證實會增高某種癌症的發病率。
丹麥哥本哈根大學免疫學與微生物學研究中心教授Ali Salanti以及溫哥華前列腺癌研究中心的Mads Daugaard等人對於瘧疾與癌症的關係作過研究。Ali Salanti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我們並不是很熟悉陳小平所作的研究，但我可以說，癌症與瘧疾沒有關係，除了伯基特淋巴瘤——同時感染埃博拉病毒與瘧疾會促使腫瘤增大。除此之外，非洲關於瘧疾流行病學的數據並沒有顯示二者之間有明顯關聯。”
過去50多年，醫學界已經發現瘧疾流行地區同時有伯基特淋巴瘤高發的情況，這是一種具有地方流行性的兒童期癌症，多發於非洲地區。2015年8月，美國洛克菲勒大學Davide Robbiani等學者在《Cell》上發表文章揭開了瘧疾致癌的機製：小鼠試驗表明，在長期對抗惡性瘧原蟲的過程中，B細胞DNA變得容易發生致癌突變。
關於瘧原蟲治癌的原理，陳小平解釋說，瘧原蟲感染可以非常強烈地激活天然免疫細胞（NK細胞），這種細胞激活後可以殺滅一部分腫瘤細胞。當腫瘤細胞死亡後，它釋放的抗原跟瘧原蟲感染同時存在的情況下，激活了T細胞。“我們知道，T細胞是抗病原體和抗癌的主力軍，T細胞被激活，特別是腫瘤內部的T細胞被激活，可以非常有效地殺滅癌細胞。”
而瘧原蟲作為毒性病原體，能否真的激活免疫係統，似乎也並不那麽理所當然。“一個由來已久的看法是，激活癌症患者的免疫係統在有些情況下能夠促使免疫係統去攻擊腫瘤。一些科研人員也成功地研製出使用病毒激活患者的免疫係統。”但Ali Salanti強調說，“瘧原蟲與病毒不同的是，它可以在人體內存活很長一段時間，這恰恰就因為它特別不擅長激活免疫係統。
因此，我並不看好在人體身上注射（瘧原蟲）這個試驗可以實現（免疫係統）的激活。”霍普金斯醫學院腫瘤係的一位遺傳學博士也撰文指出，諸多研究文獻已經表明，瘧原蟲感染甚至會抑製免疫係統。
該療法的另一個生物學機製，陳小平聲稱，是瘧原蟲激活了免疫細胞的同時，還可以抑製腫瘤血管生成，從而切斷營養供應，“餓死腫瘤細胞”。具體而言，瘧原蟲可以通過下調VEGF（血管內皮生長因子）的受體蛋白VEGFR-2，來阻斷血管生成的信號通路。該研究成果於2017年發表在雜誌《Oncogenesis》 上。
顯微鏡下的瘧原蟲。陳小平的瘧原蟲治癌原理中有諸多問題需要解答，比如並未比較各種毒性不同的瘧原蟲是不是同樣有效等等。
然而，日本東京大學醫學部研究人員2010年發表的研究結論則與之相反：惡性瘧原蟲和間日瘧原蟲感染導致人體的VEGF和VEGFR-2上調。
研究除了在理論模型上招致許多批評，多位業內專家並不認同陳小平對其臨床試驗結果的闡釋方式，認為這不僅是不科學的，甚至會誤導公眾。在腫瘤的臨床治療中，一般隻有症狀完全緩解、並持續五年的病例，才能稱為臨床治愈。
“從網上公布的臨床結果來看，並沒有證據表明這種治療方式產生的效果超過現有的其他治療方法。事實上，如果用嚴格的現代腫瘤治療療效評價標準來衡量，網上公布的現有10位病人接受一年治療的結果，並不能證明這是一種有效的療法。”美國耶魯大學腫瘤中心免疫學主任、PD-1免疫療法理論的重要貢獻者陳列平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
此外，一個不容忽略的科學事實是，多篇文獻提示，抗瘧藥物對癌症治療有效。例如，賓夕法尼亞大學研究人員2017年在《Cancer Discovery》上發表的文獻就指出，一種叫做DQ661的藥物能夠有效靶向PPT1這個酶分子，同時阻斷調節癌細胞生長的mTOR和細胞自噬，而DQ661實際上是抗瘧藥物氯喹的二聚體形式。《中國新聞周刊》檢索美國臨床試驗網發現，目前用抗瘧藥物青蒿素或氯喹治療癌症的臨床試驗已共計20多個。
從陳小平瘧原蟲療法臨床試驗的過程描述來看，受試者在出組時會被注射氯喹或者青蒿素以滅蟲，因此，部分受試者的“治愈”或歸功於抗瘧藥物而非瘧疾本身；同時，這個結論也會削弱瘧疾發生率與癌症死亡率負相關的論斷，因為在瘧疾流行的地區，抗瘧疾藥物的使用自然也更加廣泛。
針對上述疑點，《中國新聞周刊》多次聯係陳小平本人，電話均無人接聽。
中國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學家鍾南山也是該研究的參與者之一。在項目位於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第一個臨床試驗基地，鍾南山和陳小平分別擔任臨床研究小組的組長和副組長。
“尚沒有充分的證據和足夠數量的案例證實該方法有效，個別案例不足以說明問題。”鍾南山2月8日接受央視采訪時表示：“目前該項研究仍有很多未知數，但是這個現象已經很肯定了。”他進一步說明，未來科研團隊將提取瘧原蟲生物介質，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不通過自然發生瘧疾的方法，而是通過有效的生物介質來激發體內的自然發生細胞的活性。
存疑的倫理審查
從2016年起，陳小平團隊連續與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暨南大學附屬廣州複大腫瘤醫院和雲南昆鋼醫院合作，展開臨床研究。除了最早的一批受試者，也就是在陳小平演講中提到的已有結論的有10人，目前還有30多人在等候人體試驗。
多位業內人士指出，除了試驗本身的科學原理站不住腳，陳小平的臨床試驗還存在較大健康風險：受試者被注射病原體，可能會帶來的身體傷害；瘧疾作為世界三大傳染病之一，試驗可能會引起瘧疾傳播進而危及公眾安全。
以高燒為例，陳小平曾告訴媒體，“患者會頗有規律地，每隔一天發一次高燒，高至39℃甚至40℃，約兩個月以後，病人不再發燒。”但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一位受試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與另一位受試者都連續高燒，並出現感染。她的日記寫道，“接種一個月左右，出現持續高燒不退的情況，並伴隨咳嗽，整夜睡不著的情況，持續時間大概半個月。”
陳小平認為，能夠為其倫理及試驗風險辯護的一個重要理由是：受試患者已是癌症晚期，無他法可試，且在患者及家屬同意下采用這種方法。對此，北京協和醫學院人文和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翟曉梅指出，晚期絕症患者的這種脆弱性很容易被利用，“科學家與醫生是專業人員，我們不能利用公眾的這種脆弱性與迫切性，我們應該有保護他們的責任心。”
“我們要經過非常嚴謹的評估，評估除了它有效沒效之外，還要看它的風險與收益，目前有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代替，會不會引起其他的大的一些問題等等……這些都是必須經過嚴格評估之後才會來作臨床試驗。”廣東省肺癌研究所所長、廣東省人民醫院終身主任吳一龍解釋說。
根據國家衛計委《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倫理委員會由開展生物醫學研究的醫療衛生機構設立，且成員應當從生物醫學領域和倫理學、法學、社會學等領域的專家和非本機構的社會人士中遴選產生，人數不得少於7人。
與企業發起的藥物臨床試驗不同，研究者發起的臨床試驗隻需要在相關臨床試驗管理部門備案，經由醫院內部自行組織的專業和倫理委員會批準，就可開展。王立銘認為，由於較為寬鬆的申請和注冊門檻，研究者發起的臨床試驗，“確確實實存在被濫用的可能”。?
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倫理委員會提供的該試驗的《臨床試驗會議審批件》顯示，其倫理委員會由11人組成，包括該醫院的9位成員、一位社會律師以及越秀區計生辦科長。另外兩個試驗倫理委員會未提供相關信息。
但多位專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問題不僅在於程序規範與否，更重要的是，倫理委員會是否有足夠的能力來起到把關的作用，尤其是麵對具有挑戰性的研究項目，需要委員會成員有深入的知識。
“這種人文、倫理的問題，對我們很多人來講都很生疏。倫理委員會的組成不是隨便就幾個人來就可以，它應當經過非常嚴格的培訓。”吳一龍表示。?
倫理委員會是否進行過充分的科學論證，基於什麽理由同意該試驗？就這些問題，《中國新聞周刊》多次嚐試與三家醫院臨床試驗的倫理委員會取得聯係，但截至發稿時都未得到回應。
在演講中，陳小平透露說，“從申請臨床試驗再到批準曆經了3年的倫理答辯，這是相當不容易的。”陳小平在接受《廣州日報》采訪時曾透露，在2016年注冊的第一個臨床試驗中，瘧原蟲療法經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倫理委員會組織的多次倫理答辯，且多次修改方案後，才開始在晚期癌症患者身上進行試驗。
翟曉梅表示，業界不僅要關注這個研究如何通過倫理審查，亦即“程序合法問題”，還應該關注更實質的科學價值問題：倫理審查委員會討論一個科研項目的時候，首先要討論實質倫理的問題，包括研究該不該做、是否有價值等。“現在越來越多的事實判斷告訴我們，他這個研究在科學上是存在很多問題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倫理學上的價值判斷應首先受到質疑。”
另一個招致批評的問題是，陳小平的臨床試驗結果尚未在經同行評議的學術期刊上發表，就在公眾平台上傳播。“證據還不十分可靠的時候，就以一個突破性的進展，以一個完全可靠的、確定的一個事實報道給媒體，這種做法是不妥的。”翟曉梅指出，公眾因為對研究的不了解，以為問題已經得到解決，晚期癌症患者就會應聲蜂擁而去，結果可能會傷害受試者，長遠來看會傷害公眾對科學界的信任。
“醫學進步不能營銷希望，醫學進步需要最高標準的透明度和同行評審，”複旦大學腫瘤學博士、複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泌尿外科副主任醫師朱耀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透明度是保證成功可以複製，同行評審是保證內行看門道。”
瘧原蟲治癌背後的商業
從瘧原蟲抗癌療法的受試者招募到臨床試驗，一直都有廣州中科藍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科藍華”）的身影。該公司官網信息顯示，陳小平自2013年起擔任公司創始人、CEO。
工商資料顯示：中科藍華於2013年成立，注冊資本1900萬元，最大股東及實際控製人為柯宗貴（持股比例為64%），柯宗貴也是創業板A股上市公司藍盾信息安全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的最大控股股東。但從藍盾股份最新的財報來看，中科藍華並未貢獻營收。
該公司在介紹中聲稱掌握四大原創核心技術，均與瘧原蟲有關。對於瘧原蟲治癌新技術，官網介紹“具有非常誘人的前景”，而其開發的新型抗瘧疾藥物DQ，“其體外抗瘧效果優於青蒿素10倍。”
中科藍華擁有三家全資子公司：廣州藍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經營癌症的瘧原蟲免疫療法，並將成為臨床研究的CRO（醫藥研發合同外包服務機構）公司；廣州藍亮醫藥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新型抗瘧藥的研發；廣州藍耀醫藥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從事癌症免疫治療的宣傳教育與推廣。三家子公司分別成立於2015年、2016年、2017年，陳小平均擔任經理一職。
癌症免疫療法的市場熱潮以及政府對生物科技行業的政策支持，讓中科藍華這類創新企業找到了“野蠻生長”的土壤。腫瘤免疫療法，即通過刺激患者自身的免疫係統攻擊腫瘤細胞，被視為化療、放療和靶向治療後，癌症治療領域的第三次革命。詹姆斯·艾利森與本庶佑由於發現免疫抑製機製，找到治療腫瘤的新方法，榮獲2018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該療法在當前醫學領域中的地位可見一斑。
“現在國家的創新大環境很好，創新新政策、新機製不斷出台，也允許科學家辦企業了，這些都為科學家創造了很多有利條件。”陳小平2018年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談到外部環境對創新的作用。中科院廣州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副書記侯紅明2018年5月造訪中科藍華時指出，在國家對生物醫藥高新技術的政策支持下，廣州生物院孵化出的高新技術及各項專利逐步與企業接軌合作，實現除了發表學術論文以外的技術產業化的實踐道路。
據公開報道，2017年10月19日，中科藍華宣布與上海思科瑞新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後者為中科藍華注資數千萬元。柯宗貴同時透露：“中科藍華還要在肺、肝等領域繼續做工作，也準備去納斯達克上市。”2018年10月，柯宗貴再次表態：“中科藍華正在探索攻克晚期實體腫瘤治療的世界難題，把以瘧原蟲免疫療法為基礎的癌症治療整體解決方案做成癌症免疫療法領域的獨角獸，準備兩年左右的時間在香港籌備上市。”?
畢業於電子工程係並長期掌舵一家主營信息安全技術公司的柯宗貴，顯然對陳小平的療法非常樂觀。他的樂觀也有現實做支撐：在陳小平受到業界強烈質疑之後，2019年2月14日淩晨，中科藍華招募晚期癌症患者參加臨床試驗的帖子，依然突破了10萬+的瀏覽量。有人在網上評論說，“如果有機會，大部分癌症晚期患者還是願意試一試吧。比起等死，既可以有機會康複，又可以為醫學作貢獻。傳播未證實的消息是不好，但希望這不是謠言，而是希望。”
“PD-1是特異性免疫，即通路與機製相對明確，而‘瘧疾抗癌’屬於非特異性免疫，具體通路、機製均尚不明確。”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腫瘤科主任王理偉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美國耶魯大學腫瘤中心免疫學主任陳列平則直言，“對一種尚未顯示出明確效果的臨床試驗方法，探討它的原理和前景是沒有多大意義的。”
來源: bebe2014 於 2019-03-19 14:58:41 [檔案]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 40 次 (38011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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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20日，尼克鬆宣誓就任美國第37任總統。3月2日，傳來了珍寶島的槍聲。中蘇關係驟然緊張，瀕臨戰爭邊緣。在諸多敘述中，有一種說法廣為流傳。說是珍寶島衝突爆發後，蘇聯領導層反應十分強烈。以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元帥、部長助理崔可夫元帥等人為首的軍方強硬派，主張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他們力主動用在遠東地區的中程彈道導彈，攜帶當量幾百萬噸級的核彈頭，對中國的軍事、政治等重要目標實施“外科手術式核打擊”。同時，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秘密與基辛格會談，想要獲得美國的首肯。尼克鬆認為西方國家的最大威脅來自蘇聯，一個強大中國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戰略利益。於是，美國政府把會談秘密捅給了報社。8月28日，《華盛頓明星報》在醒目位置刊登一則消息，標題是《蘇聯欲對中國做外科手術式核打擊》！勃列日涅夫得知美國泄露了蘇聯的秘密，加上中國已經準備好要打一場核戰爭，隻好不了了知。
這個說法過於誇張離譜，事實上，無論是多勃雷寧，還是基辛格，都從來沒有承認過此事，也沒有在各自的回憶錄中敘述過他們曾有這樣的會談。《華盛頓明星報》的報道倒是確有其事，可這是一份沒有名氣的小報。
毛澤東發起了珍寶島之戰。中國在島上先埋伏了一支部隊，對上島巡邏的蘇軍邊防部隊實施了突襲。
珍寶島之戰發生後，當月，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即給毛澤東和周恩來打電話，遭中方的電話接線員拒絕。蘇方隨後通過外交渠道向中方表達了談判意願和建議。中方的答複是正在考慮。一直拖到5月24日，中方才答應舉行談判。6月13日，蘇聯政府做出回應，建議在莫斯科恢複1964年中斷的兩國邊界談判。7月10日，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重申蘇聯政府關於恢複邊界談判的建議，還宣布準備同中國討論國家關係問題。半個月後，蘇聯部長會議秘密致函中國國務院，建議回到蘇方1964、1965年和1966年提出的關於舉行雙方最高級會晤的建議上來，會晤可以把意識形態分歧放在一邊，討論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
從這個過程來看，在《華盛頓明星報》報道之前，蘇方一直在謀求與中方談判，而美國當時並不知道這些。即便現在，基辛格在《論中國》一書中，也沒有談到中蘇之間曾有過這樣一個秘密接觸過程。9月11日，中蘇雙方終於在北京機場實現了周恩來和柯西金的會見。柯西金是在參加胡誌明葬禮後，從河內飛回莫斯科，在杜尚別停留時接到莫斯科指令，說中方同意在北京機場與其會麵。柯西金馬上又從杜尚別飛往北京。這一過程說明，蘇方是多麽重視與中方領導人的會麵。珍寶島事件出乎蘇聯領導層的意料，他們急於通過高層接觸了解中方的真實意圖。如果你留意的話，蘇聯最初的建議是在莫斯科舉行會談。而周恩來和柯西金的會談最終是在北京機場舉行。中國實際上回絕了蘇方在莫斯科舉行會談的建議。
周恩來與柯西金的會麵從上午11點持續到下午四點，其間周恩來設便宴招待了柯西金及其一行。雙方會談達成了簽訂一個關於維持邊界現狀、防止武裝衝突、雙方武裝力量在邊界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等四項臨時措施的協定，緩和了雙方由珍寶島之戰引發的緊張關係。從珍寶島之戰發生到北京機場會談，蘇聯鍥而不舍地持續了半年的外交努力，所謂蘇聯要對中方動用核武根本是謠言。問題是：誰製造了這個謠言？
基辛格在《論中國》中寫道：
“中蘇軍隊在西伯利亞與中國邊境接壤處烏蘇裏江珍寶島上的衝突，把尼克鬆的構想變成了一個機會。要不是蘇聯駐美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寧多次來我辦公室告狀，白宮還不會那麽快就注意到了這場衝突。在當時的冷戰期間，蘇聯來向我們報告跟平時的話題——或者說跟任何事情——毫不相幹的這麽一件事，實為罕事。因此我們的結論是：很可能是蘇聯先動的手。而且他們在占領捷克還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就向我們作了這樣一個通報，一定別有用心。蘭德公司的艾倫?惠廷對中蘇邊境的衝突寫的一份研究報告更證實了我們的懷疑。惠廷的結論是：由於事件發生地點靠近蘇聯的後勤基地，與中方後勤基地相距甚遠，因此侵略者很可能就是蘇聯。他還說下一步蘇聯可能要襲擊中方的核設施。若中蘇戰爭迫在眉睫，美國政府必須決定自己的立場。我以國家安全顧問的身份，要求進行部門間的審查。
結果表明，我們對衝突直接原因的分析有誤，至少對珍寶島事件的分析有誤，但歪打正著，根據錯誤的分析卻作出了正確的判斷。近期的曆史研究表明，正如多勃雷寧所說，珍寶島事件的確是中方先動手。中方設了一個圈套，讓蘇聯邊境巡邏部隊遭到重大傷亡。”
上麵第一段引文中需要指出兩點：第一，基辛格並沒有說多勃雷寧就向中國動用核武器征求美國意見。多勃雷寧根本提也沒提。第二，多勃雷寧告訴基辛格，是中方先動手，基辛格不相信。
第二段基辛格玩弄了一點文字遊戲。前一段末尾他寫道他命令調查，第二段已開始他寫道，“結果表明……”，給人印象好像經過調查，美國得出了正確的結論。其實不然，他還是誠實地告訴讀者：“近期的曆史研究表明，正如多勃雷寧所說，珍寶島事件的確是中方先動手。”基辛格是直到寫作《論中國》時，也即2011年左右，才知道中方先動手，“中方設了一個圈套，讓蘇聯邊境巡邏部隊遭到重大傷亡。”
基辛格接著寫道：
“但實際上，中國這一舉動的效果適得其反——蘇聯加緊了在邊境上的騷擾，在新疆邊境上消滅了中方一個營。”
1969年8月13日，在中國新疆的鐵列克提戰鬥中，中方的主陣地人員幾乎全部陣亡，38人犧牲（一說28人），包括3名記者。基辛格不但把這誇大成一個營，而且開始渲染核大戰：
“1969 年夏天，中蘇可能發生戰爭的跡象越來越明顯。部署在中國邊境上的蘇聯部隊增加到了42 個師，達100 多萬人。蘇聯的中層官員開始向全世界各國他們相識的同級官員詢問，若蘇聯先發製人，攻擊中國核設施，他們各國會如何反應。”（基辛格《論中國》）。
發生邊境衝突，蘇聯增加邊防部隊很正常。但是說蘇聯的中層官員向各國同級官員詢問對核戰的反應就太搞笑了。基辛格這麽寫是因為他找不到蘇聯高級官員要對中國打核戰的真實言論。說中層官員就可逃避造謠的指責。中層官員千千萬，誰會記得哪一個中層官員的姓名？
當時，他自己、也可能是讓某個下屬把自己造出來的這個謠言拋給了一個小報記者。8月28日，《華盛頓明星報》登載了蘇聯要對中國動核外科手術這個聳人聽聞的消息。基辛格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很老練，他知道像《華盛頓郵報》或者《紐約時報》都不會登這種沒有可靠消息源的新聞，隻有藉藉無名的小報才會幹這種搏人眼球的勾當。
接下去，基辛格寫了一連串美國政府對中蘇可能的衝突和戰爭的表態，其中以9月5日副國務卿埃利奧特?理查森在美國政治學協會上的表態達到最高層級。然後基辛格總結說：“策劃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是為對華開放政策作好心理上的鋪墊。”
在經過最初的漠視之後，尼克鬆和基辛格突然意識到這是他們實現與中國和解的天賜良機：中國出於對自己遭受蘇聯攻擊的擔心，可能會在台灣問題上對美國讓步，換取美國的和解以及安全上的幫助。尼克鬆和基辛格開始尋求與中國更高層次的接觸。尼克鬆和基辛格當時都認為是蘇聯挑起了衝突。多年之後，當他們得知是中國先動的手，不知還會認為這個機會是天上掉下來的嗎？
鐵列克提事件是怎麽發生的呢？前麵敘述了珍寶島衝突之後，蘇聯通過秘密外交渠道要求與中國談判。中國拖了3個月才同意談判。為什麽要拖3個月？是因為在等美國的反應。珍寶島之戰雖然不全是打給美國人看的，但是打了之後美國人一定會看到。毛澤東深知珍寶島的槍聲會吸引全球的關注，所以精心挑選了珍寶島之戰的日期：在尼克鬆入主白宮之後一個半月。哪知道尼克鬆和基辛格那麽笨，等了三個月他們還沒反應過來，所以隻好一邊敷衍蘇聯人，一邊繼續等。蘇聯人耐性又等了3個月，中國還是沒談判的具體行動。蘇聯人火了，想賴還是怎麽地？你挑起的衝突，說願意談判卻沒有行動，看來還得給你一下子你才會動，於是在8月13日，在新疆鐵列克提給了中國一下子。
這時候，美國才有了反應。8月28日，《華盛頓明星報》的核戰消息出來了。9月5日，美國副國務卿發話：“兩個共產黨巨人之間在思想意識上的分歧與我們無關。但是，如果他們的爭吵升級為嚴重破壞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事件，我們則不得不深表關切。”
尼克鬆當局仍按照自己的需要繼續渲染中蘇之間可能爆發的戰爭，甚至核大戰。中國也配合演出，大挖防空洞。演戲講究的是逼真，要舍得花本錢。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公開了蘇聯的全部檔案。根本找不到涉及蘇聯準備向中國實施核攻擊的檔案資料。葉利欽痛恨蘇聯，沒有必要銷毀或者隱藏此類檔案，所以，並沒有曆史證據可以確鑿證明蘇聯當年曾企圖對華實施核攻擊。姑且存疑吧。當了冤大頭的蘇聯依然看不懂美中兩家在玩什麽把戲。
就在全世界彌漫著中蘇即將大戰的詭譎氣氛中，巴基斯坦駐華盛頓大使把周恩來的一封親筆信送到了白宮的橢圓形辦公桌上。周恩來在信中表示願意在北京接待尼克鬆的特使。於是，1971年7月，尼克鬆派基辛格秘密飛往北京。
揭秘陳小平瘧疾療法人體實驗往事(組圖)
文章來源: 財新網 於 2019-02-26 14:10:10 -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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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遭受廣泛批評的療法，是怎麽來到中國的？今天的文章，基於海姆立克的兒子Peter Heimlich提供的曆史資料、書信往來和其他文獻資料，再現了廣州的陳小平在1990年代如何把海姆立克的瘋狂想法在中國落地執行的
1991年，海姆立克在陳小平身上演示海姆立克急救法。圖片由Peter Heimlich提供。(知識分子公號）
作品來源：《知識分子》
撰文 | 邸利會（《知識分子》主筆）責編 | 陳曉雪
[編者按：今年春節期間“瘧疾抗癌”爆紅，廣州的陳小平聲稱自己從瘧疾和癌症的發病圖聯想到利用瘧疾治療癌症。實際上，陳小平在1990年代的重要國際合作者、他稱之為“親愛的爸爸”的亨利·海姆立克更早提出瘧疾抗癌。
2月15日，《知識分子》介紹了即使在沒有任何動物實驗的情況下，從1980年代開始，海姆立克是如何鼓吹瘧疾治療癌症、HIV/艾滋病和萊姆病的。在美國，瘧疾療法得不到政府的資助，也沒有一家醫院願意為此冒險。海姆立克在從私人基金會和好萊塢明星那裏籌集到經費後，選擇在墨西哥做人體實驗，又遭到美國和墨西哥的批評。
這一遭受廣泛批評的療法，是怎麽來到中國的？今天的文章，基於海姆立克的兒子Peter Heimlich提供的曆史資料、書信往來和其他文獻資料，再現了廣州的陳小平在1990年代如何把海姆立克的瘋狂想法在中國落地執行的。]
故事要從這張照片（頭圖）說起。仔細端詳，照片右下角的黑板上寫著幾行粉筆字——“歡迎Cionci先生到我們站指導。” 照片中的人物，從左往右，第一位是廣州衛生防疫站站長肖斌權，接著的這位外國人就是約翰·塞恩奇（John L. Cionci）先生，最右側是我們的主人公，在廣州衛生防疫站工作的陳小平。當時他應該拿到碩士學位才2年，34歲風華正茂。
這是1990年5月，受美國紅十字會所托，塞恩奇去中國幾個城市講艾滋病。這極可能是陳小平最早知道，還有用瘧疾治療癌症和艾滋病這回事。
塞恩奇來自美國費城，曾是一名整骨醫生，和美國海姆立克（Heimlich）基金會主席、海姆立克研究所所長亨利·海姆立克（Henry Heimlich）是老朋友。早在1980年，塞恩奇第一次去中國時，就是去教授海姆立克的成名作，以他名字命名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吃東西噎住後，施救的人站在病人身後，擠壓病人腹部以排出食物。那次，塞恩奇認識了南京人民醫院的醫生華宏順。
華宏順在我們這個故事中，牽線搭橋、鞍前馬後，是海姆立克的得力助手，沒有他，海姆立克在中國開展癌症和艾滋的瘧疾療法實驗會難很多。華認識海姆立克要晚一些，應該是在1986年到位於辛辛那提的海姆立克研究所參觀時，自那之後，他就負責在中國推廣“海姆立克急救法”。用海姆立克自己的話說，正是由於華，“我的名字才變得家喻戶曉”。
至於海姆立克本人，本刊之前一篇已有所介紹，比如他在1977年62歲的時候被辛辛那提猶太醫院開除並吊銷醫師執照，他的兒子彼得·海姆立克（Peter Heimlich）稱他為“一個了不起的騙子”。本文寫作所引用的近700頁的信件文檔，即由彼得從美國公共圖書館等公開渠道獲得後提供。
海姆立克在1980年代開始相信瘧疾可以治療癌症、艾滋病，並獲得了一些私人基金會的捐助，在幾個欠發達國家，如墨西哥開展人體實驗。事實上，即使實驗並沒有在美國進行，海姆立克在美國國內也長期受到包括美國疾病與控製中心（CDC）、美國食品與藥品監督局（FDA）、醫生和研究者不斷的批評與抗議，這裏暫不詳述。
1980年代的中國，毫無疑問是貧窮落後的。海姆立克既然選擇了中國，就不得不簡單說幾句他和中國的“淵源”。據他自己說，他在二戰期間曾在中國參與抗日，1984年還被邀請去人民大會堂參加晚宴。
這個“中國人民老朋友”的形象顯然被很多人所接受，乃至於後來廣州市衛生防疫站要授予他名譽主席時，站領導還極盡讚揚稱“海姆立克博士對抗戰中的中國人民有巨大貢獻，現在與我們在癌症和艾滋病瘧疾療法的合作，是對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又一巨大貢獻”。
“中國人從不遺忘，他們甚至比墨西哥人更加有熱情，更願意合作。” 在1988年7月即將赴北京之際，海姆立克給資助他的美國的一家基金會的信中這樣寫道。
的確，從初期他和中國方麵的合作來看，非常順暢。
這一年的10月，受北京癌症研究所徐光煒邀約，海姆立克踏上了中國，開啟了他與中國多家機構合作的癌症、艾滋病瘧疾療法的人體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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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這篇文章裏，故事的主人公是陳小平，就暫把敘述的重點放到廣州。
如開篇所述，在1990年5月，塞恩奇到廣州之後，陳小平對用瘧疾治療癌症、艾滋病的想法印象深刻。9月，在得知海姆立克要塞恩奇陪同在南京開展臨床實驗後，他給塞恩奇寫信，力勸將臨床實驗改到廣州。
陳小平提的幾條理由，也耐人尋味，比如他說“廣州有很好的腫瘤醫院，且廣州腫瘤研究所所長（director）和腫瘤醫院主任（dean）都是我的老師和我嶽父的同學，他們都是著名的腫瘤專家，且人好”；“廣州或廣東是瘧疾的流行區，很容易找到瘧疾病人，也就是說，你可以簡單通過將瘧疾病人的血接種給其它人進而人工製造瘧疾。”
一般的讀者可能不太明白為什麽要這麽做。這裏先簡單地描述下海姆立克設想的瘧疾治癌症、艾滋的實驗過程。實驗分四個階段，首先是找好病人；然後瘧血接種，也就是把瘧疾病人的血靜脈注射入癌症或艾滋病人體內誘發瘧疾；在病人高燒發熱一定輪數後用氯喹治愈瘧疾；之後進行一段時間的隨訪。對於癌症，會測量治療前後患者腫瘤大小、體重等指標；對於艾滋，會在患者治療前，發熱期間，隨訪期間，檢查身體、采集艾滋病人血樣進行分析。
明白了這個實驗過程，還需要明白，像這樣充滿風險的臨床試驗，而且直接在人體上進行，必須獲得倫理委員會的批準、病人的知情同意。當然，實驗還需要獲得資金資助，招募的病人要符合特定要求，而要獲得可複現、可靠的結果，也要控製一係列因素，包括足夠的樣本量、設置對照、排除可能的幹擾項等，魔鬼往往在細節裏。
自從陳小平給塞恩奇寫信後，塞恩奇就把陳小平的想法轉達給了海姆立克。海姆立克隨即指示華宏順，盡快聯係廣州方麵，打電話報告進展。之後，廣州衛生防疫站的副站長劉樹國，廣州腫瘤醫院的院長（Director）Yu Chang-tao給海姆立克和華宏順寫信稱，經過專家討論後，他們很確定想參加“瘧疾療法治癌”的合作項目。
1992年6月15日，雙方簽訂了合作協議，海姆立克研究所給第一批10位癌症病人每位支付3000美元，涵蓋了治療費、6個月的隨訪以及提交病人記錄和報告的費用。
這些癌症病人是如何選擇的呢？海姆立克曾在郵件中向陳小平解釋，鱗狀細胞癌、腺癌、黑色素瘤，可見的腫瘤，比如鼻咽癌、黑色素瘤，摸得著的腫瘤或者X射線可見的腫瘤（如肺癌），能讓我們測量結果的（都可以）。海姆立克還說，這些癌症是通過標準處理如手術、放療或化療沒法治好的，“因此也不會對病人有什麽風險還有潛在受益的可能”。
這些癌症病人收治時的情況，在陳小平、海姆立克等人發表的文章中有詳細的描述，總共7位病人，每個人所患的癌症都不同［1］。陳小平也曾披露這些病人接受瘧疾治療後的存活狀況，7位病人按順序分別是，22個月、拒絕隨訪、4個月、8個月、4個月、超過36個月、3個月，他發表的論文也是這麽記錄。
1997年8月，陳小平向海姆立克報告7個癌症病人接受瘧疾療法後的生存周期。本文件由Peter Heimlich提供。
但同樣是來自陳小平，不同場合透露的信息卻有出入。
有一次，也許是為了“威脅”海姆立克及時付錢到賬，陳小平寫道——
“順便說一下，如果你考慮第7位病人的報告有點用，我就給你這個報告。不過，我堅持認為你應該為此報告付錢，因為我們在這項治療上花了很多時間、花了錢，隨訪也是一樣的，盡管這名病人在完成瘧疾治療之後僅存活了一個月。這不是我們選擇病人不當，相反，病人和病人之間的差別非常複雜，這個病人沒啥效果，因為在接受治療之前，他的情況是好好的。” 這個病人的情況似乎並不屬於上述7個病人中的任何一個。
不過，海姆立克的態度也很強硬，不久，他在郵件中“質問”陳小平：病人3和5在死之前是否做了隨訪？病人4和6沒有收到隨訪報告，病人7死因究竟是什麽，是否驗屍，是否有數據表明瘧疾療法的作用，是否有活檢信息顯示癌細胞正在壞死？海姆立克說，“除非你能給我一個完整的報告表明癌症的狀況，我們才會考慮為這名病人付費。” 他還提醒陳小平“遵照合同，按時提交數據”。
類似這樣因為經費問題“來回扯皮”充斥了整個實驗過程。作為陳小平研究的資助機構，海姆立克研究所一個主要的任務就是向各個私人基金會籌錢，路數基本上是報告實驗結果如何的好，現在很缺錢。
可能是中國這邊的人體實驗花錢多，原先的合同安排無法覆蓋，陳小平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得向海姆立克寫信要錢，時而要挾不給錢就不繼續做實驗，時而訴苦解釋如何困難，甚至都開始叫海姆立克為“爸爸”（比如他第一次這麽叫可能就是因為做第三組癌症瘧疾療法實驗時缺錢了）。
整個的癌症實驗從1992年開始，陸續有病人隨到隨療，雖然中間因為經費短缺有所延遲，但在1993年底基本結束。
聯係到2019年年初陳小平宣講的利用瘧疾療法（簡稱為“瘧療”）治療癌症的人體實驗，以及他20多年前開展的癌症瘧療，耶魯大學腫瘤免疫學教授陳列平評論道——
“這篇1999年的文章和現在做的實驗相似，二十年後再做一遍幾乎沒有改進，這個很奇葩呀！最近宣布的實驗結果也和1999年文章的結果相似，7例中有2例出現部分緩解，但不持久，因此對長期存活無或少有貢獻。”
他進一步指出，這兩個不同時間段的實驗最大的問題是倫理。“首先，這些病人沒有用標準治療（比如化放療），直接一線用瘧療，這個以現在的倫理標準是不允許的。因為標準治療有一定效果（很大可能不比瘧療差或更好），隻有標準治療失敗的病人才允許用新療法。其次，用瘧疾病人的血或血清，居然倫理也能過。實驗材料不純，問題一大堆。比如到底是不是瘧原蟲起作用？因為輸異體血也會引起發熱。”
針對發熱的問題，這裏可以順便補充其它各地進行癌症瘧療的情形。1993年10月，華宏順曾到全國幾個城市監督考察瘧療情形，在給海姆立克的信中，他提到南京的2名病人，雖然發了7次熱，但沒有在血裏發現瘧蟲；徐州的6個病人，僅2人在血裏發現了瘧蟲。
3
看完陳小平20多年前的癌症瘧療，我們再來看他另一項“毫不遜色”、花了更大精力的人體實驗：用瘧血治療艾滋病。
根據陳小平在2001年寫給海姆立克的信件，他在1993年春節假期後的第一個工作日，向站長肖斌權提出用瘧疾療法治療艾滋病；兩個月後，海姆立克寫信給他，也提出用瘧疾療法治療艾滋病，“我和肖站長都十分驚喜，兩人有同樣的看法，後來我們約定，請海姆立克再次訪問廣州，討論瘧疾療法治療艾滋病的可能性”。
陳小平對艾滋瘧療很有熱情，他在這一年的4月8日寫信給海姆立克說：“我們已對用瘧疾治療艾滋病人深思熟慮過了，用瘧疾療法治療癌症已經被證明是安全和有效的，沒有什麽理由不確信，對治療艾滋病，這個方法也可以是有效和安全的；我們已經做好了準備，在此刻對艾滋病人實施瘧疾療法。”
應該說，陳小平的來信正合海姆立克的心意。1993年初，一份有關用瘧疾療法治愈艾滋的籌款方案在美國流傳，項目的首席調研員就是海姆立克，他希望在1993年底完成10名艾滋病人的治療。有意思的是，這份籌款方案還附了幾個問題與回答，其中一個問題是：為什麽不申請國家癌症研究所和其它政府機構的資助？
籌款方案上的回答是——
“我們起初確實向國家癌症研究所申請資助初步臨床試驗，結果告知要獲得人的臨床試驗的資助必須用實驗動物先進行一係列基礎研究。可這樣的研究需要幾百萬美金，超過5年才能完成。另外，我們相信動物中用來模擬艾滋的病毒類型和人的艾滋病毒是不可比的，瘧疾也不一樣。我們質疑（動物研究）與人的艾滋研究有什麽關係，另外，我們不參與或者不支持動物研究。”
最終，這份籌款書被泄漏了出來，並引發了很多醫生、研究者的抗議，美國CDC也認為這種實踐沒什麽合理性［2］。“沒有體外或體內的證據支持瘧疾抑製艾滋病毒的感染或延緩艾滋病發病的這一假設，而使用間日瘧原蟲感染可能導致不良健康後果，在HIV感染者中誘發瘧疾感染是不合理的。”CDC在1993年4月29日發布警告稱。
也就是說，正當海姆立克的艾滋瘧療方案在美國遭受批評和抗議時，差不多的時間，陳小平殷切地希望在廣州開展此項人體實驗。
那麽，這項實驗是否經過衛生部門批準了呢？陳小平後來在一封郵件中回憶，“約1993年9月，廣州單方麵向市衛生局申請，並經過多次專家論證會的論證，最後通過”。但實際上，在9月27號，陳小平也隻是聲稱得到了口頭批準。根據我們獲得的資料，陳小平的實驗是否得到書麵批準並不清楚。
這似乎沒有影響實驗照常進行。10月22日陳小平收治了第一位艾滋病人，從東南亞回國時在廣州海關查出HIV陽性的一名男子。27日，這名病人接受了瘧血接種。緊接著在12月14日，第二名艾滋病人接受了瘧血接種。
沒有太多治療艾滋經驗的陳小平很快遭遇了病人的死亡。1994年2月，為了催促海姆立克幫助自己去美國短期訪學，陳小平在信中透露一名收治的艾滋病人已經死亡。
“我最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今年上半年在你的幫助下去美國學習艾滋病，因為我們沒有任何的艾滋病的治療經驗；順便提一句，兩周之前，一名艾滋病人在收治一周之後死了，部分歸咎於我們在艾滋病治療方麵缺乏實踐。求您在這件事上幫我個忙，好麽？首先非常感謝您，我親愛的朋友和爸爸。” 陳小平寫道。
在1994年2月17日的一封信中，陳小平透露一名收治的艾滋病人已經死亡。本文件由Peter Heimlich提供。
到國外短期訪學是陳小平的一個願望。在1993年5月剛開始商量合作艾滋瘧療項目時，陳小平就提出，“因為體外培養艾滋病毒在中央政府的控製之下，無法開展，但我聽當地政府的一些官員說，如果美國給予財政支持，為中國短期培訓一名艾滋病醫生，比如3個月，就是一個很好的理由，可以獲準開展艾滋病毒體外培養和其它相關項目。” 隻不過那個時候，他還沒有明確說出這名醫生是誰。
之後一次偶然機緣，來自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研究者約翰·法赫（John Fahey）終於給陳小平提供了機會，讓他如願以償，當然這是後話了。
在兩名艾滋病人已經接種瘧血後，海姆立克終於在1994年4月9日到達廣州，一是為了接受廣州衛生防疫站給他的名譽主席，二是簽訂下一階段艾滋瘧療項目的協議（之前雙方並沒有簽約）。
4月22日，廣州衛生防疫站和海姆立克研究所簽約，廣州方的陳小平為主要研究員，肖斌權、盧月恒、劉樹國是協作者。根據協議，廣州要在15個艾滋病人身上做人體實驗，並提供治療前後以及3個月、6個月、一年、一年半、2年的隨訪報告，病人被收治在廣州益壽醫院；海姆立克研究所為前2名艾滋病人支付每人1萬美金，收取2年隨訪等報告，而之後的艾滋病人分階段支付總額5000美金，用於治療、隨訪和提交報告。
簽約之後，新一輪的艾滋病人找尋工作啟動。7月初，陳小平從雲南中緬邊境的瑞麗縣（Yuili County）千裏迢迢弄來了7名HIV病人，全是吸毒者，並在7月27日接受了瘧血接種。這樣共9名病人接受了瘧療，但他們都無艾滋病的症狀，隻是HIV病毒檢測呈陽性。
對於這次從雲南運輸病人，陳小平知道是違法的。這從他當月給海姆立克的信裏可以看得出：“廣州無法通過PCR檢測艾滋病毒濃度，可是也無法（把樣品）送到北京，因為北京一定會問這些病人是從哪來的，可是我們不能說，因為從雲南弄來這些艾滋病人是暗地裏做的。”
這些病人在醫院的情形是怎樣的呢？陳小平在給海姆立克的一份信中曾這樣描寫——
“我建議你一定要再來廣州，你最好早點來，因為一旦完成治療，我們必須馬上送這些艾滋病人回家；因為醫院很難管理他們。他們中一些是囚犯、小偷，都是吸毒者。住院期間，他們偷走了錢、其他病人和醫務人員的東西，經常互相打架，與其它病人打架，甚至與醫護人員打架。他們鬧得醫院裏一團糟，所以我們必須在治療結束後立即送他們回家。如果益壽醫院的領導早知道會發生這些，他們當初肯定不會接收這些人。”
被海姆立克派去監督陳小平工作的華宏順，也承認“這種病人對我們項目來說，並不是合適的候選人。” 終於，1994年9月初，7位病人結束了治療，返回了雲南老家。
這次瘧療實驗，由於經費短缺、秩序混亂給陳小平等人造成了心理陰影。9月7號，在華宏順與陳小平等人的總結會上，劉樹國強調——“艾滋病在這個國家是非常嚴肅的問題。為了進行這個項目，我們擔負了沉重的社會和政治責任。因為除了雲南，不允許做任何的研究工作，不得不對該項研究保密。”
隨著治療結束，陳小平開始了隨訪，一個村子接一個村子，跋涉在偏遠的雲南，有些村子甚至連量體重的秤都沒有。
他一方麵要及時提交隨訪報告，但同時也要不停的乞求海姆立克付錢。他曾訴苦說，錢都不夠支付病人的住院和交通費，“付了醫院14000美元後，還欠著錢，如果完全按照我們的協議，三個月後由於經費短缺隨訪就會有困難。” 另一方麵，他也同時期待海姆立克能給他找到三個月訪學的機會。
那麽，病人的情況如何呢？1995年6月，陳小平做完前兩名艾滋病人一年半，後6位艾滋病人6個月的隨訪後，告訴海姆立克——
“說老實話，雲南的這6位病人的生活方式十分複雜，當我在5月27號看他們的時候，兩位病人，病例4和病例5在監獄裏麵，所以沒有能給他們照相和稱重，僅僅取了血樣。隻有一例病人，病例7，他的狀況是非常好的，完全戒了毒，其他人都通過靜脈注射再次吸海洛因了。”
在雲南的6位病人隨訪1年之後，陳小平報告“另外6名的背景非常複雜，病例7的CD4細胞數量降低很多（低於200），全血細胞減少，懷疑患有結核，但村子沒有X射線來確診，在那樣的地方做研究是有困難的”。過了一個月，雲南的艾滋病例6於1996年7月5日死亡，死因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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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也是在這一困頓時刻，陳小平終於等來了出國訪學的機會。一項更大的艾滋瘧療計劃也隨之展開。
資助他的是來自UCLA免疫與疾病研究中心的主任約翰·法赫。1996年8月在溫哥華舉辦的國際艾滋病大會上，法赫見到了海姆立克。之後，法赫邀請海姆立克到UCLA，具體敲定了雙方的合作。法赫也有一個國際艾滋病合作項目，資助環太平洋沿岸國家的艾滋研究和人員培訓，借此陳小平實現了自己多年的願望。
1997年3月，當陳小平來到UCLA，法赫不僅督導他的學習，而且幫助分析他從廣州帶來的第一批次8名艾滋病人的血樣。不料，法赫發現了不少問題。在陳小平結束訪學回到廣州之後，法赫寫信告知海姆立克——
“由於無法確定大多數患者治療有關的樣品的獲取時間，我們在解釋方麵遇到了難題。希望您有更準確的數據。陳小平在逗留期間，在不同時間，給的信息都不一樣。患者4003和4004可能是最清楚的……其他患者存在的問題是，不知道第一個值是處理前還是在瘧疾治療期間或之後不久獲得。這些一手數據確定性的缺乏（它們隻代表疾病，還是疾病加上瘧疾療法，還是疾病加上一些其他感染），對於後續數值的解釋造成了困難。”
即使過了很久，法赫對陳小平的第一批樣本與瘧疾治療的關係仍持保留意見，乃至於法赫在幫忙修改相關文章時，提出“沒有必要將我包括在作者中，致謝就夠了”。
同時，在UCLA期間三方籌劃的下一輪的艾滋瘧療遭到中斷。原因還是資金的糾紛，隻不過，這一次陳小平代表的廣州方語氣較為嚴厲——
“肖醫生說，你並沒有為癌症患者多付了錢，還欠我們1000美元。他說，這1000美元我們不要了，但我們必須收回你欠我們的艾滋病項目的6000美元。請記住，我們總共治療了8名艾滋患者，不是你信裏提到的7名。事實上，我們治療了9名艾滋病患者；你還記得第9例患了複雜的黃疸，我們在治療結束前終止了瘧療，然後我們再次做了Western Blot，結果為陰性？但我帶了他的血樣到UCLA進行進一步測試，結果顯示為陽性，但我們把這個病人去掉了。”（見1997年8月陳小平給海姆立克的郵件。）
需要解釋的是，9名艾滋患者是頭2名艾滋患者加後來從雲南找的7名艾滋患者。這7名患者在1994年7、8月間在廣州接受了瘧血接種，陳小平隨即發現，病例9幾個檢測指標都是陰性，但卻接種了血瘧，他懷疑是瑞麗健康防疫站的誤診，他還問海姆立克，是不是可以作為陰性對照放到組裏，海姆立克沒有同意。但諷刺的是，當陳小平帶著這名病人的血樣到UCLA檢驗後，卻發現結果為陽性。至於海姆立克認為的7名，也可能是不算隨訪期間死去的病例6。
陳小平顯然已經對海姆立克隻讓自己幹活，不給錢的行徑失去了耐心，他口氣強硬地說，“我們什麽時候可以開始下一次臨床實驗，這完全取決於你，我的朋友”。
此時，海姆立克也正忙著向一些基金會籌款，隻不過這一次更加急切。
“當接下來的10名患者接受治療並且效果良好時，我們已經談到治療100名艾滋病患者並為此預算了150萬美元。我們的工作很成功，我們不能拖延。我們不應該等待進一步的結果，那就是浪費寶貴的時間和生命。我們也不需要等到我們能夠籌集完全部150萬美元的費用。相反，我們現在就開始籌集資金，並且每籌措1萬，就治療一名艾滋病患者。”1997年8月27日，海姆立克在給長期支持他的一個私人基金會的信裏寫道。
對於新一輪廣州的10名艾滋病人的選擇與方案設計，法赫也加入了進來，他親赴廣州，參觀查驗陳小平所在的衛生防疫站。法赫建議陳小平，在整個研究中應包括至少2名不吸毒的艾滋患者，因為現在大部分患者是藥物濫用者。他還提醒，“重要的是，在瘧原蟲療法之前、期間和之後，你要有一個係列評估方案，評估還包括對其他疾病，如肺結核、肝炎或其他感染。每次一定要保存大量血漿，因為你需要它來進行病毒載量測試和其他研究。”
一個月後，陳小平稱找到了20個艾滋患者，其中3個是性傳播，其餘為吸毒傳播。
陸續地，20個艾滋病人接受了瘧療，同時，法赫要求陳小平每4-6個月給UCLA寄病人血清。
不過之後三方的合作由於遭遇資金短缺的老問題，出現了裂隙。先是法赫停止了試劑供應，接著陳小平向海姆立克“追債”，比如他認為在法赫停止供應試劑後，海姆立克研究所理應支付的84000美元隻支付了14000美元。
陳小平還說，第二輪艾滋瘧療項目遭遇資金困難時，他們努力說服中國政府資助這項研究，最後從幾個部門得到了資助，結果是雖然“該項目已經完成，但也導致了主要資助來源，由海姆立克研究所變成了中國地方政府和其他機構。”
同時，一樁新的爭議浮出水麵，陳小平開始和海姆立克來回爭辯，究竟誰首先提出用瘧疾治療艾滋病的。以今天的眼光看，這樣的爭論顯得無聊而乏味。
2003年，熟悉非洲情況的哈佛大學醫學院教授Mary Beth Nierengarten指出：瘧疾致病最糟糕的正是艾滋病毒最泛濫的地區[3]。2005年美國西雅圖癌症研究中心的教授與非洲研究人員合作發表論文，通過研究非洲幾百人得出結果，患有瘧疾的艾滋病人，其艾滋病毒的含量高於沒有瘧疾的艾滋病人，說明瘧疾不僅不會預防或治療艾滋病，而可以加重艾滋病[4]。2006年，美國科學家在《科學》發表論文，指出非洲有4千萬人感染艾滋病、逾五億感染瘧疾（逾百萬因瘧疾而死亡），而它們兩者之間有相當的地域重疊：艾滋病加重瘧疾，瘧疾也加重艾滋病[5]。
也許，那時的陳小平認為，瘧療艾滋首創者還是值得爭一爭的，但事實是，正如本文開頭所說的，他是在塞恩奇1990年5月時了解到了這一想法，之後他不過是在中國這片土地上首次做了人體實驗。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John Fahey曾被調查在中國的瘧疾治療艾滋病研實驗的角色。圖片來源：ucla.edu
2003年4月，UCLA在經過調查後發表聲明稱，參與這項實驗的法赫未事先得到UCLA的批準，違反了聯邦法律以及UCLA的關於人類受試者研究的保護政策[6,7,8]。不過，法赫之後仍然繼續在UCLA工作，並一直到2008年退休。2014年，89歲的法赫在科羅拉多州的博爾德城去世。
而當年一手執行瘧療人體實驗的陳小平，在十幾年後又如法炮製了當年的人體項目，而且發表公開演講，大規模招募病人，引發了國人激烈爭論。
對於陳小平在1990年代瘧疾療法應用於癌症患者和HIV/艾滋患者，中國醫學科學院生命倫理學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翟曉梅評論說，當時中國已經開始有了對科研項目的倫理審查的倫理審查委員會，但由於當時對國內涉及人的受試者的研究的尚無具體要求，故該委員會主要是對國際合作研究項目的審查，保護受試者的權益。
“如果陳小平當時的臨床實驗由美國私人基金資助，可能也就同時規避了美國倫理審查要求的的監管。”翟曉梅說。
她同時指出，即使是在當時，很多國際SCI期刊發表論文，已經需要出示倫理審查的批件。因此，如果陳的關於瘧疾治療癌症患者、HIV/艾滋患者實驗的相關論文發表在高水平的期刊，也會因為倫理審查批準文件的缺失而遇到困難，“但我國對出版的倫理學審查文件的要求是較晚提出的”。
陳小平關於瘧疾療法治療癌症、HIV/艾滋病患者的部分論文列表
2007年，衛生部印發《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試行）》,這才有了關於規範生物醫學研究行為、對醫學研究進行倫理審查的法規[9]。2016年，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又發布了《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進一步細化倫理審查、知情同意內容和規程等。
如果說，陳小平在1990年代因為我國的法製不健全而“幸運”地鑽了空子，那麽在相關倫理審查法規非常全麵的今天，他又是如何啟動新一輪的人體實驗的呢？
陳小平最新的瘧療人體實驗進展如何？各專家學者如何看待？請關注《知識分子》後續報道。
魏宇心、楊雪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1.瘧疾療法治療晚期腫瘤的初步報告
2. DONALD G. MCNEIL JR., Malarial Treatment for Chinese AIDS Patients Prompts Inquiry in U. S., March 4, 2003.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03/03/04/health/malarial-treatment-for-chinese-aids-patients-prompts-inquiry-in-us.html
3. Nierengarten MB(2003) Malariotherapy to treat HIV patients?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 3:321.
4. Kublin JG, Patnaik P, Jere CS, Miller WC, Hoffman IF, Chimbiya N, Pendame R, Taylor TE, MolyneuxME (2005) Effect of Plasmodium falciparum malaria on concentration of HIV-1-RNA in the blood of adults in rural Malawi: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Lancet 365:233-240.
5. Abu-Raddad L, Patnaik P, Kublin JG (2006). Dual infection with HIV and malaria fuels the spread of both diseases in sub-Saharan Africa. Science 314:1603-1606.
6.http://dailybruin.com/2003/04/15/ucla-ties-doctor-to-lab-miscon/
7. http://dailybruin.com/2013/05/06/son-of-henry-heimlich-questions-ucla-researchers-involvement-in-his-fathers-controversial-malariotherapy-study/
8.http://articles.latimes.com/1994-10-30/news/mn-56686_1_heimlich-maneuver
9.http://www.moh.gov.cn/qjjys/s3581/200804/b9f1bfee4ab344ec892e68097296e2a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