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和醫院是否曾錯割梁啟超之腎？ ? ??梁啟超與協和醫院的“百年公案” 文/李昕（作者係三聯書店原總編輯，資深出版人）

協和醫院是否曾錯割梁啟超之腎？

 

??梁啟超與協和醫院的“百年公案”

　　文/李昕（作者係三聯書店原總編輯，資深出版人）

　　本文經作者授權搜狐發布，原載香港《橙新聞》和深圳《晶報》。

　　(一)

　　1924年冬，梁啟超51歲。他莫名其妙地患了一種病，總是尿中帶血，而病因不明。此病總共大約陪伴了他四、五年時間，一直到他1929年 去世始終未愈。起初，情況不嚴重，且無痛苦，他不以為意。那時他不僅在清華講學，而且在京城各大高校都有定期演講，甚為忙碌，顧不上看病。加之夫人李蕙仙 不久前因癌症複發去世，他悲痛不已，寫下了聲情並茂的《祭梁夫人文》，度過了一段難捱的時光，自然也沒有心情去看病。過了一陣子，忽然發現自己病情加重， 因為考慮到夫人是患癌症去世的，他才開始擔心自己亦有不測，感到需要去醫院查一查了。可這時已是1926年的1月。

　　梁啟超先生

　　開始，他去的是東交民巷的德國醫院。德國大夫在半個月時間裏為他做了全麵檢查，排除了結石和結核，但由於醫學檢測設備不足，最終無法判斷病原病因。出院後， 他嚐試使用中藥，未見效果。他與列名“四大名醫”的中醫肖友龍有些來往，前往問診，答複說，尿中帶血，“這病不是急症”，“任其流二三十年，亦無所不 可”，令他不免失望。因為懷疑自己患癌，他決定到協和醫院做徹底檢查。

　　協和是美國人在華開辦的醫院，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醫療器械，已可以進行X光 透視等檢測。協和的醫生借助器械，很快查明他的膀胱和尿道一切正常，便懷疑是腎的問題。對於究竟是哪一隻腎髒作怪，醫生做了一係列左右兩腎的對比試驗，先 是驗出兩腎的排泄功能左強右弱，接著進一步的化驗，發現左腎排泄物“其清如水”，而右腎排泄物帶血。於是醫生認為尿血的原因在右腎上，與左腎無關。接受了X光透視之後，醫生果然發現他的右腎有一個櫻桃大的黑點。經多位專家診斷，一致認為那黑點是腫瘤，且是導致尿血症的病因。

　　在懷疑是癌的前提下，協和醫院決定為梁啟超做手術，切除右腎。3月16日， 梁啟超被推上手術台。主刀醫生是當時的協和醫院院長、著名外科專家劉瑞恒，副手則是一位美國醫生。劉瑞恒幹淨利落地切除了梁啟超的右腎，就手術本身來說， 不可謂不成功。但手術以後，血尿並未停止，雖然有時血量很少，肉眼看不出，但化驗證明，病症未愈。協和醫院再次檢查，卻查不出任何原因，隻得名之為“無理 由之出血症”。4月12日，住院35天之後，他出院回家了。

　　割去一腎，病狀依舊，手術白做，而病人身體受損。在這個病案中，協和醫院出現誤診，這是顯而易見的。5月29日， 梁啟超之弟梁啟勳在《晨報》發表《病院筆記》一文，記述梁啟超在協和醫病之經過，文中難掩對醫生的失望和不信任。因為梁啟超是社會名流，所以此文引起軒然 大波。眾多文化名人關注此事，陳西瀅、徐誌摩等借此撰文抨擊西醫，引發了一場“中醫西醫”的是非之爭。但無論如何，引起討論的核心問題隻是手術該不該做， 右腎該不該切，醫生的診斷靠不靠譜，盡管嬉笑怒罵中對西醫的“科學精神”不無揶揄諷刺，但大抵談論的是協和醫生的醫術精專與否的問題，而不是醫德方麵的問 題。

　　然而時隔70年以後，有兩本書舊事重提，講出了聞所未聞的荒誕故事：

　　一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的夫人費慰梅在《梁思成與林徽因》（中國文聯出版社，1997年）中寫道，40年後的1971年，梁啟超的公子梁思成住進了協和醫院。他從自己的醫生那裏得知了他父親早逝的真相：

　　“鑒 於梁啟超的知名度、協和醫學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劉博士被指定來做這腎切除手術。當時的情況不久以後由參加手術的兩位實習醫生秘密講述出來。據他們說，在病人 被推進手術室以後，值班護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標錯了地方。劉博士就進行了手術（切除那健康的腎），而沒有仔細核對一下掛在手術台旁邊的X光片。這一悲慘的錯誤在手術之後立即就發現了，但是由於協和的名聲攸關，被當‘最高機密’保守起來。”

　　無獨有偶，幾年以後，梁思成的續弦夫人林洙在《梁思成》（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一書中也寫到這件事：

　　“梁啟超因患腎病，多年來常尿血，經北京德國醫院及協和醫院診斷，一側腎已壞死，應予切除。”

　　“在協和施行手術，執刀醫師是院長劉瑞恒。但因他的判斷有誤，竟將健康的腎切去，而留下壞死的腎。對這一重大醫療事故協和醫院嚴加保密。”

　　“在1970年梁思成住院時，才從他的主管醫師處得知父親真正的死因。”

　　兩 人說法如出一轍。這場醫療公案被演繹為協和醫院院長、外科教授劉瑞恒玩忽職守的故事。而協和醫院為了隱瞞事實，也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這樣一來，事情的 性質完全變了。這個病例不再是一次難以避免的誤診，而變成了協和醫生無德、不負責任、草菅人命的證據。往嚴重裏說，果真如此，醫生行為如同犯罪！

　　事實真相果真如此嗎？

　　（二）

　　為了辨析費慰梅和林洙兩人說法的真實性，我查閱了梁啟超本人和親友在這場手術前後寫下的多篇文章，發現所謂“割去健康的腎，留下壞死的腎”的說法，與當事人、知情人的原始記錄相矛盾：

　　梁啟超之弟梁啟勳（仲策）當時留下《病院筆記》和《病床日記》兩文，分別發表於1926年的《晨報》和1929年的《大公報》上，可視為知情人的第一手記錄：

　　《病床日記》中說：

　　“（梁啟超）入協和醫院，由協和泌尿科諸醫檢驗，謂右腎有黑點，血由右邊出，即斷定右腎為小便出血之原因。任公（指梁啟超）向來篤信科學，其治學之道，無不以科學方法從事研究，故對西洋醫學向極篤信，毅然一任協和處置。”

　　“及右腎割去後，小便出血之症並未見輕，稍用心即複發，不用心時便血亦稍減。”

　　這裏說得明白，診斷認為病在右腎，割去的也是右腎，並未割錯，尿血不止是另一回事。

　　《病院筆記》裏還記錄了手術中協和醫生力舒東和主刀醫生劉瑞恒開的一句玩笑：

　　“據力舒東之言，則當腰腎割出時，環視諸人皆愕然。力與劉作一諧語曰：‘非把他人之腎割錯乎？’劉曰：‘分明從右肋剖開，取出者當然是右腎，焉得有錯？’乃相視而笑。”

　　這玩笑也證明了主刀醫生劉瑞恒是明辨左右的。

　　北京協和醫院

　　梁思成在1929年其父去世後，曾作《梁啟超得病逝世經過》，內中也提到1926年其父“入協和醫院檢查多日，認為右腎生瘤，遂於3月16日將右腎全部割去，然割後血仍不止。”至於梁啟超本人，則在手術後發表的《我的病與協和醫院》的聲明中，也明確說自己的病，“據那時的看法罪在右腎”，“右腎有毛病，大概無可疑，說是醫生孟浪，我覺得冤枉。”

　　無論梁啟超本人、其弟梁啟勳，還是其子梁思成，當初都證明是梁的右腎被懷疑有病，而且正是這隻被懷疑的右腎在手術中被切除了。並不存在費慰梅、林洙二人所說，“竟將健康的腎切去，而留下壞死的腎”。他們三位作為當事人和知情親屬、見證人，在手術後幾個月或幾年之內所做的記錄，總比外國朋友或不知情的親屬70年後根據第二三手資料寫下的回憶錄來得可靠。當然，費慰梅也寫到了她的資料來源，她說：

　　“上海的張雷，梁啟超的一個好朋友，和兩位實習醫生也很熟，把這些告訴了我，並且說：‘直到現在，這件事在中國還沒有廣為人知。但我並不懷疑其真實性，因為我從和劉博士比較熟識的其他人那裏知道，他在那次手術以後就不再是那位充滿自信的外科醫生了。’”

　　原來，費慰梅依靠的隻是這樣由傳話而來的間接人證，而林洙無非是複製費慰梅的說辭。因為根據上麵引述的梁思成在其父去世時的說法，他在1971年 住進協和醫院時，即使是有人告訴他當年主刀醫生“割下健康的腎，留下壞死的腎”的荒誕故事，他也不會相信。梁思成當年是親眼看到過其父右肋的手術刀口，也 見到其父右腎腫瘤病理檢查結果的人，所以這故事不應是他告訴林洙的。我在這裏判斷林洙複製費慰梅的說辭，當然也有證據。其一，林在費之後出書，她沒有為費 所講述的故事添加一點新材料；其二，林、費二人的著作，竟然出現相同的差錯，就是把梁啟超1926年的3月因尿血到協和就診的時間，都錯寫成1928年的3月。林作為梁啟超的兒媳，犯下這種低級錯誤簡直匪夷所思。同時還需要說明，貌似知情的她們，把手術時間錯誤地推後了整整兩年，這對社會輿論形成嚴重的誤導。因為1928年3月，距離梁啟超去世隻有大約10個月的時間。於是人們很自然地把梁的去世和這場手術聯係在一起。

　　當然，始作俑者是那兩位編故事的實習生。他們作為手術參加者，傳出如此閑話，實在令人詫異。分析來龍去脈，極有可能的是，他們誤把手術進行時力舒東醫生和劉瑞恒醫生那句玩笑話（“非把他人之腎割錯乎？”）當做事實傳播了。

　　然而令我不解的是，費慰梅和林洙兩女士在著書之時，為什麽不去核對一下當年的原始資料？這些史料唾手可得，要弄清事實，實在不難。而以訛傳訛，其害無窮，真不該是她們二位所做的事。

　　當然，最有分量的證據還是梁啟超的病曆檔案。2006年8月10日，北京協和醫院舉辦了一次病案展覽。展覽中出示的梁啟超在協和醫院就醫的病案，使這樁與他有關的百年公案真相大白。

　　病案記載，1926年3月8日，梁啟超因患尿血症住進協和醫院，經X光檢查發現其右腎有一黑點，診斷為瘤，遂決定予以手術割除。手術後解剖切下之右腎，可見櫻桃大小之黑色腫瘤，經化驗排除癌症。提示這黑色腫瘤是良性瘤。

　　病案內並附梁啟超本人聲明，即上文提到的《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的英文稿。這是梁啟超為了避免人們誤解協和醫院，特地放在病案裏麵的。（《健康時報》2006年8月28日）

　　根據病案可知，梁啟超的右腎隻是長了一個較小的良性腫瘤，並沒有惡性腫瘤，它不是尿血的病因，也完全沒有必要切除。協和醫院對此施以手術，顯然是基於對尿血原因的誤判。但是，手術並沒有將健康而無腫瘤的腎切下，反將有腫瘤的、“壞死的”的腎留在體內。費、林二人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

　　梁啟超用英文所寫的《我的病與協和醫院》第1頁

　　（三）

　　由 於費慰梅和林洙的特殊身份，她們以貌似見證人的姿態獨家“揭秘”，其文章的影響力便非同一般。一時間，文化界廣為流傳梁啟超被“割錯腎”的奇聞，甚至大家 普遍接受了一個說法，即梁啟超的早逝，是由這次手術導致。在互聯網上，議論此事的文章鋪天蓋地，眾口一詞的議論，是把“割錯腎”作為協和醫院早年的一件不 可告人的重大醫療事故。有的文章竟然危言聳聽地使用“協和醫生殺人”這樣的標題，也有人發表感想，說“我心目中的一個偶像（指協和醫院）從此倒下了”。

　　至於主刀醫生協和醫院院長劉瑞恒，自然成了眾矢之的。不僅網絡上對他頗多激憤之詞，甚至有的研究性文章，也會提及此事，斷定他不僅醫術不精，而且醫德有缺，草率行醫，罔顧人命。製造了重大醫療事故以後，逃避責任，拒不認錯。

　　其實，在梁啟超病案中，無論是協和醫院還是劉瑞恒本人，都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澄清。

　　劉瑞恒醫生

　　首先，這隻是一個誤診，並不屬於醫療事故。之所以說是誤診，原因在於協和負責診病的醫生錯把右腎上的黑點當做是尿血的原因，而且認定那黑點是惡性腫瘤，必須施以手術。事實證明尿血與那個黑點無關。但是在這樣一種診斷下，主刀醫生按照診斷要求，正常實施手術方案，順利切除了右腎，這完全談不上醫療事故。

　　其次，手術本身是非常成功的。梁啟勳的《病院筆記》中說：

　　“至於劉瑞恒，不能不謂為高明。割後絕不發熱，且平複速而完好，雖則病人身體之強健，醫生認為有異於常人，然亦良工也。”

　　其三，當時西醫剛剛引進中國，國人對西醫的診療方法和分工缺乏認識，滿腦子都還是中醫“一體化”治療的概念。中醫診病治病一人包辦，哪位醫生接診，醫好醫壞，自然是他負全責。但是西醫不然，各科醫生各負其責，需要動手術的疾病，主治醫生和主刀醫生通常不會是一個人。在梁啟超病案中，劉瑞恒並不負責尿血症的治療。他作為協和醫院的院長和外科教授，當時是國內外科醫生中的第一把交椅，京城著名的“劉快刀”。他是被特地請來做手術的。費慰梅的書裏說，“鑒於梁啟超的知名度、協和醫學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劉博士被指定來做這腎切除手術”，梁啟勳也談到，劉瑞恒做這場手術，是應梁啟超本人的要求“越俎而動”的。也即是說，劉瑞恒出任主刀醫生，一是因為盛情難卻，二是因為對梁啟超格外重視。

　　再者，誤診的責任並不在劉瑞恒。他是外科專家，而梁啟超的診斷，是由泌尿科和內科醫生做出的。梁啟超的好友伍莊在《梁任公先生行狀》一文中說梁1926年“入北京協和醫院養病數月，歐美醫生凡五六人診治之，斷為腎壞，請施刀圭”。梁啟勳的《病床日記》也提到，其兄入協和醫院，是“經泌尿科諸醫檢驗”，方得出診斷的。梁啟超本人寫給協和醫院的聲明中，則提到診斷他患有“無理由出血”的，是幾位“內科醫生”。這些都說明，劉瑞恒並未參與疾病的診斷，僅僅是被特邀動刀的外科專家。

　　然而，隻因這一刀，劉瑞恒卻被輿論塑造成了一場醜聞的主角。不僅手術被解釋成重大事故，而且誤診也成了他的責任，汙水全潑在他一人身上。輿論所指，他簡直是玩忽職守，罪責難逃。但是站在客觀的角度來看，劉瑞恒何其冤也。

　　上麵所述已經表明，所謂劉瑞恒不辨左右“割錯腎”的故事，肯定是子虛烏有了。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發問，這場手術是不是一個“錯割腎”的故事呢？也即是說，梁啟超的“割腎”是否可以避免？

　　其實這個問題是可以討論的。

　　如果從“割腎”以後的療效以及對於“櫻桃大黑色腫塊”的病理檢驗結果來看，“割腎”是無意義的，應該避免。然而在診斷的當時，當尿血不止而X光又在腎上發現異常黑點的情況下，就很難做出是否需要動手術的決策了。且不說那是90年 前西醫在中國剛剛建立之時，醫療的設備還不完備，醫務人員的診斷水平和臨床經驗還有待提高，就是在醫學發達的今天，如果發現同樣的病狀，難道醫生就可以斷 然決定不動手術，改由其他方法去治療嗎？須知，癌症凶險，防之宜慎，幾乎每個醫生和患者本人都會這樣想。現在的醫院裏，如果誰生了腫瘤，在不能斷定腫瘤是 良是惡之時，保險起見，醫生大多主張切除。我們每個人的周圍，應該都不乏這樣的事例，就是某人生腫瘤，醫生決定切除，手術後發現，被切下的是良性瘤子，患 者甚至為此而竊喜，而慶幸。梁啟超的腫瘤切除的決定，大抵也是基於這樣的考慮才做出的。隻不過，他的腫瘤是在右腎的內部，手術無法剖腎取瘤，隻好將右腎整 個摘除。

　　那麽，作為主刀醫生的劉瑞恒，是否可以在手術過程中避免割下沒有癌變的腎髒呢？手術以後，在這一點上，他受到很多詬病。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著名文人陳西瀅的《盡信醫不如無醫》，其中有這樣一段話，談論梁啟超手術過程：

　　“腹部剖開之後，醫生們在左腎（按，應為右腎，下同）上並沒有發現腫物或任何毛病。你以為他們自己承認錯誤了嗎?不然，他們也相信自己的推斷萬不會錯的，雖然事實給了他們一個相反的證明。他們還是把左腎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並沒有好。”

　　這 意思無非是說，劉瑞恒應該在看到腎髒沒有異樣之後立即終止手術，把病人切開的腹部縫合。一般沒有醫學經驗的讀者，讀到陳西瀅這一觀點，都會以為言之成理， 但這恰恰是似是而非的見解。學習西醫出身的魯迅知道事情不像文人揣度的那樣簡單。他為此事撰文，在為西醫辯護的同時，譏諷陳西瀅的文章是“對腰子不很有研 究的文學家”在“仗義執言”（《馬上日記》），因為陳的說法，實在是違背常識了。

　　我也不通醫學，但是我就此事請教過腫瘤外科的專家。他告訴我，“上個世紀20年代，用X光診斷右腎腫物已經夠先進了，手術後證實右腎確有腫瘤，這說明X光的診斷沒有錯誤。因為腎髒的良性腫瘤（錯構瘤、血管瘤）很少見，而且良性瘤不會導致血尿，所以這時醫生自然會懷疑梁是生了惡性腫瘤。開刀時，打開腹腔，可能看到兩個腎髒一樣。因為大多數腎髒腫瘤生在腎髒內部，是沒辦法用肉眼看到的，手術全憑術前X光片指示該切哪個腎，肺癌手術也如此。”

　　於是我問，“假如你是主刀醫生，遇到這種情況會如何處理？”

　　他回答說：“回到當時的情況下，因為沒有其他檢測方法，根據術前患者尿血之臨床症狀＋X光片示右腎腫瘤，我是主刀醫生也一定要切除右腎。”

　　所以說梁啟超“丟腰子”，雖是源於誤診，但卻帶有某種必然性。

　　（四）

　　右腎切除手術之後，梁啟超的尿血症未見好轉，這是肯定的；但是若要說每況愈下，卻也不符合事實。病情隻是反反複複，時好時壞而已。梁自己認為，總體情況畢竟比手術前好些，“過去每天小便都有血，現在不過隔幾天偶然一見”，“便 血之多寡，輒視工作之勞逸而定。”休息得好，也便多日沒有血尿。所以醫生總是囑其靜養。然而梁講學著書，沒有一刻稍閑，實在靜不下來。這樣，從手術以後直 至他去世前，約三年時間裏，他是協和醫院的常客，曾多次就醫，治療不同病症，包括繼續治療血尿，也包括醫治痔瘡、小便堵塞和肺部感染。

　　很多人根據手術後三年梁啟超以57歲 盛年而逝，便很自然地將他的死和“割腎”聯係起來。最早發難的是好友伍莊，他在寫給梁啟超的《祭文》中說，“予不用愛克斯光鏡，予知致君之命在於割腎。” 至於今天的人們，在欣賞梁啟超的超卓才華、歎息他的英年早逝之餘，也難免想當然地認為，如果不是錯割一腎，梁的一生或許不至於這樣短吧。

　　但是梁啟超的死，終究與尿血症無關，也與割去一腎無關。 他不是患尿毒症或者腎功能衰竭等病症去世的。他留在體內的左腎，一直工作正常。梁啟勳在《病院筆記》中，曾提到其兄右腎切除後，“幸而左腎之排泄功能，決 無障礙”。所以盡管右腎被冤枉地割去，倒也“不必追悔矣”。這句話不僅證明了費慰梅、林洙所謂“割去健康的腎，留下壞死的腎”是虛妄之詞，而且似乎也證明 了梁啟超的尿血症，可能與兩個腎都無關。因為既然長有腫瘤、且排泄功能有問題的右腎都不是尿血的原因，那麽便無理由懷疑正常的左腎是尿血的原因了。

　　根據家屬的記錄，梁啟超的死因是肺部感染。

　　梁思成的《梁任公得病逝世經過》一文記載，其父梁啟超1928年秋開始患一種怪病，起初病情較為輕微，隻是發燒，食欲不振，沒有其他症狀。先由日本醫生診治，未見效果，於1928年11月28日，轉到協和醫院就醫。協和醫生為他拍了肺部X光片，發現左肋微腫，於是懷疑有肺癆。但是取痰化驗，沒有找到肺結核菌，卻發現痰中有大量“末乃厲”菌（monelli）。之後醫生又從梁腫脹的左肋取出膿血化驗，同樣發現此菌。醫生做了實驗，將梁的膿血注入小動物體內，結果看到小動物內髒潰爛出血。

　　協和的醫生都沒有治療這種病症的經驗，他們遍查醫書，最後是在美國威斯康辛州某醫學雜誌上，查到唯一一篇論文，討論的病曆與梁啟超的病情相似。但該論文建議使用的藥物，協和醫生考慮病人體質過於虛弱，擔心發生副作用，隻能勉強試之。結果未能控製病情發展，梁啟超於入院50多天後去世

　　梁的好友伍莊的文章中也說，梁啟超最後患病十分怪異：“有瑞典醫生謂其病甚奇，世界上患此病者曾有三人，二人死而一人生雲。”

　　這些記錄，都表明梁啟超患的病，至少在當時，是絕難救治的。至於“末乃厲”菌究竟為何物，在今天看來這種病菌引起的肺部感染應稱之為何種病症？因在網上搜尋無果，我便請教了胸科專家和微生物科專家。

　　可是胸科及微生物科專家均不知道“末乃厲”(Monelli)這個細菌名稱，自然也不知道由此細菌感染引起的疾病。微生物專家還專門查了細菌譜係，亦未發現此菌。專家告訴我，“可能是近一個世紀它已變異或不存在了，正如天花病毒當年肆虐世界百多年，後經全世界幾十年種牛痘免疫，此病已被滅絕一樣。”

　　如此說來，梁啟超之死的病因，大概就沒有人能說清楚了；但他的死肯定不是因為切去一個腎，倒是清楚的。

　　然而坊間不斷有人在繼續編著名人故事。費慰梅曾說，劉瑞恒“在那次手術以後就不再是那位充滿自信的外科醫生了”，意謂此人自慚形穢，從此變得灰溜溜。殊不知，就是在給梁啟超做完手術之後，劉瑞恒當選中華醫學會理事長。梁啟超去世後，又有 一個巧合被故事高手發現了。他們注意到劉瑞恒離開了協和，到南京國民政府中央衛生署擔任次長。於是這次離職就被解釋說，劉因為在梁啟超之死上難辭其咎，故 而辭去外科醫生的職務，黯然出走，離開協和，目的是逃脫罪責。其實細心的讀者都能看出，劉到南京上任，是升職，用今天的話來說，是“另有任用”，何況，他 被調往中央衛生署的時間，並非在梁啟超去世以後，而是在梁最後一次到協和就醫之前，也就是1928年11月。而且他後來一段時間，即使在南京工作，仍然兼任北京協和醫院的院長，直到1934年。

　　劉瑞恒簽署的公函

　　根據《劉瑞恒博士與中國醫藥及衛生事業》一書（台灣商務印書館，1989年） 介紹，劉瑞恒作為中國第一個哈佛醫學博士、中國現代西醫外科的開創者，之所以不顧家人反對，毅然放棄自己的外科醫學專業，而到中央衛生署任職，先任次長， 後長期擔任署長（抗戰期間兼任軍醫署署長），這是由於他認為在當時貧窮落後的中國，推動公共衛生建設是當務之急，此舉更有利於救國救民。他在協和醫學院教 育學生，總是要求大家畢業後要為國家的公共事業效力，不要開私人診所給自己掙錢。他有一句名言：“不管私人事業如何賺錢，公眾職務總是更為重要。”於是這 一次調動，他是踐行了自己的話。在所謂“公眾職務”上，他推進和提高醫學教育及公共衛生建設，大至創辦各類醫學院校，組織各種醫療培訓，小至在落後地區修 建公廁、消滅蚊蠅，向一般民眾普及基本衛生知識。因而他對中國現代醫學衛生事業發展是做出了重要貢獻的，被譽為“中國公共衛生事業的奠基人”。

　　說到這裏，讀者可能已看清楚，有關梁啟超與協和醫院的“百年公案”，其實不過是一場有關名人私事的捕風捉影的集體炒作而已。

　　附記：我並非梁啟超研究之學者，寫作此文純屬偶然。原本是想寫一點關於劉瑞恒的文字，談談這位醫學大家的人生事業和貢獻。因為此人是我家長輩------家 母劉佩錦的伯父，我自幼便知他一些故事。誰知動筆前一查史料，竟發現多年來有關“割錯腎”的故事一直在誤導輿論，致使劉瑞恒的名譽極度受損。對我來說，這 便成了一個繞不開的話題，不說清楚，一切都無從談起。於是我才不避考證之煩難，寫下此文，並非僅為某人翻案，更求還事實以本來麵貌，糾正百年來以訛傳訛之 誤也。歡迎史學界、醫學界方家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