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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寫《管錐編》的動機與心情 

 

 作者 艾朗諾   發表於2010-11-14 02:40

很大的程度上,《管錐編》可以說是錢先生和清代學者一場很長的對話。

  很大的程度上,《管錐編》可以說是錢先生和清代學者一場很長的對話,錢先生對清代學者的學問是折服的,但對他們很多做學問的方法不滿。

  艾朗諾

錢鍾書為莫芝書作序手跡

  今年是錢鍾書先生一百年誕辰,他去世十二年了。錢先生1979年到美國去的時候,我見過他一麵,我在哈佛大學的老師方誌彤教授,是錢先生在清華大學讀書時候的好朋友。那時還鬧個笑話,就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海外盛傳錢先生被鬥死了,錢先生見到方教授便引美國幽默小說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名言笑說,“The reports of my death are greatly exaggerated.”(“報告我死亡的消息實在太誇張了。”)錢先生那天用優美典雅的英語和我們交談。錢先生走後,方教授極力鼓勵我用英文翻譯出版不久的《管錐編》,我沒有全部翻譯,選譯了大約五分之一,1998年由哈佛大學出版。

  

  我們翻開《管錐編》,起初會感到眼花繚亂,它的語言很稠密,段落非常長,沒有小標題,除引述了中國各朝代各體材的文章外,還大量引用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希臘文、拉丁文,以及英文的材料。可是心情稍微定下來,對它艱澀的文字稍微習慣後,就會感到眼前的文體似曾相識,有點麵熟。為什麽呢?因為《管錐編》實在承襲了清代劄記的傳統,我們可以說,《管錐編》的前身,包括顧炎武的《日知錄》,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王念孫的《讀書雜誌》,俞正燮的《癸巳類稿》和陳澧的《東塾讀書記》,它們基本上同是中國古書的讀後記。《管錐編》裏的讀後記和這些清代劄記裏的讀後記篇幅相若,作者學問淵博,圍繞著文本裏某一句話或者某一個意象,隨意旁征博引,申述自己對經書、文學、政治、思想史、製度史、文字學、社會風俗各方麵的見解,上一篇和下一篇的內涵往往是完全沒有關聯的。

  如果說《管錐編》承襲了清代劄記的傳統,那麽除了引用西方材料外,它與清代劄記有什麽分別呢?首先要問,這些讀後記所討論的文本是否一樣呢?我們發現《管錐編》討論的文本的範圍,有異於清代劄記。

  清代劄記普遍的結構是,開始時順著傳統經史排列,《易經》、《詩經》、《尚書》、《春秋》、《史記》、《漢書》這樣寫下來。後麵則不依照文本,隨意專題發揮,如討論唐代的稅賦製度,三館,石經等。錢先生的《管錐編》則涵蓋了十種古書,大體說來從頭到尾都順著文本寫。選擇的文本,除了《周易》和《詩經》外都很特殊,不選擇《春秋》而選擇《左傳》;《尚書》,《禮記》,《周禮》一概不談;討論《史記》而不討論向來被認為比《史記》優越的《漢書》。後一半專門討論《太平廣記》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我們知道《太平廣記》收集的是《太平禦覽》沒有收入的誌怪小說,不但不是經典,而且屬於下層社會的,清代學者很少研討它,更不會把它與經書並排在一起。《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雖然收羅了不少名作,但內容龐雜,很少清代學者把它當為一部著作研究。錢先生竟然把這部清代才蒐羅的集子,很當一回事地逐篇研討,相信錢先生以前沒有人這樣做過,一方麵是因為他關注的主要是文學和美學,另一方麵這體現了錢先生獨特的思考方式。錢先生試圖在這些瑣屑的篇章內,找尋相關的思想與價值。他一向對經過係統化的思想存懷疑的態度,特別喜歡挖苦各種理論,這點大概是他和清代學者最大的差別之一,因為總的說來清代學者固有的價值觀念並沒有動搖。錢鍾書在這方麵可以說是很“現代”的。

  很大的程度上,《管錐編》可以說是錢先生和清代學者一場很長的對話,錢先生對清代學者的學問是折服的,但對他們很多做學問的方法不滿,認為他們常常文學和曆史不分,把文學作品和作家的生平混淆了,不明白文學的“真理”有異於曆史的客觀事實;他又覺得清代學者評估古人的時候,往往過於注重正式的著作而不審視這人的整體言行,以及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和同時代的人的評語。錢先生主張所有的資料都要兼顧,資料本身互相矛盾時,也不能為方便起見自圓其說。他完全可以接受資料有時候會互相矛盾,寧願接受互相矛盾的資料,而不願意把事情簡單化了。錢先生還批評清代樸學提倡一個一個字推敲地讀經書,他認為逐字解釋有嚴重的局限,尤其遇到有關情感的詞匯,聰明的讀者必須考慮到整個語境,才能明白作者的原意。這可以說是錢鍾書對清代樸學的一種補正。

  可是錢先生與清代學者最大的不同,當然是他懂得看西方文字,熟悉西方的文學傳統。他談到古書某一句話,某一個意象,或某一種概念,可大量舉出西方文學中相似或相反的話語或概念,他不時用西方例子來反駁清代學者的論點,或引用來作佐證。錢先生早些時候寫《談藝錄》偶然也征引外文著作,但在《管錐編》裏卻構成幾乎每一章主要的一部分。一般來說,錢先生選定了要討論的段落某一個意念或意象後,便征引中國文獻中相似或相反的例子,再征引西方文獻中相似或相反的例子,最後作個結論。

  我們把錢先生引述的外文著作和中文著作相比較,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他援引的外文著作古代當代的都有,而中文則不提“五四”以後的理論或例子,當代的更是一個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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