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

錢鍾書寫《管錐編》的動機與心情 

 

 作者 艾朗諾   發表於2010-11-14 02:40

很大的程度上，《管錐編》可以說是錢先生和清代學者一場很長的對話。

　　很大的程度上，《管錐編》可以說是錢先生和清代學者一場很長的對話，錢先生對清代學者的學問是折服的，但對他們很多做學問的方法不滿。

　　艾朗諾

錢鍾書為莫芝書作序手跡

　　今年是錢鍾書先生一百年誕辰，他去世十二年了。錢先生1979年到美國去的時候，我見過他一麵，我在哈佛大學的老師方誌彤教授，是錢先生在清華大學讀書時候的好朋友。那時還鬧個笑話，就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海外盛傳錢先生被鬥死了，錢先生見到方教授便引美國幽默小說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名言笑說，“The reports of my death are greatly exaggerated.”（“報告我死亡的消息實在太誇張了。”）錢先生那天用優美典雅的英語和我們交談。錢先生走後，方教授極力鼓勵我用英文翻譯出版不久的《管錐編》，我沒有全部翻譯，選譯了大約五分之一，1998年由哈佛大學出版。

　　

　　我們翻開《管錐編》，起初會感到眼花繚亂，它的語言很稠密，段落非常長，沒有小標題，除引述了中國各朝代各體材的文章外，還大量引用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希臘文、拉丁文，以及英文的材料。可是心情稍微定下來，對它艱澀的文字稍微習慣後，就會感到眼前的文體似曾相識，有點麵熟。為什麽呢？因為《管錐編》實在承襲了清代劄記的傳統，我們可以說，《管錐編》的前身，包括顧炎武的《日知錄》，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王念孫的《讀書雜誌》，俞正燮的《癸巳類稿》和陳澧的《東塾讀書記》，它們基本上同是中國古書的讀後記。《管錐編》裏的讀後記和這些清代劄記裏的讀後記篇幅相若，作者學問淵博，圍繞著文本裏某一句話或者某一個意象，隨意旁征博引，申述自己對經書、文學、政治、思想史、製度史、文字學、社會風俗各方麵的見解，上一篇和下一篇的內涵往往是完全沒有關聯的。

　　如果說《管錐編》承襲了清代劄記的傳統，那麽除了引用西方材料外，它與清代劄記有什麽分別呢？首先要問，這些讀後記所討論的文本是否一樣呢？我們發現《管錐編》討論的文本的範圍，有異於清代劄記。

　　清代劄記普遍的結構是，開始時順著傳統經史排列，《易經》、《詩經》、《尚書》、《春秋》、《史記》、《漢書》這樣寫下來。後麵則不依照文本，隨意專題發揮，如討論唐代的稅賦製度，三館，石經等。錢先生的《管錐編》則涵蓋了十種古書，大體說來從頭到尾都順著文本寫。選擇的文本，除了《周易》和《詩經》外都很特殊，不選擇《春秋》而選擇《左傳》；《尚書》，《禮記》，《周禮》一概不談；討論《史記》而不討論向來被認為比《史記》優越的《漢書》。後一半專門討論《太平廣記》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我們知道《太平廣記》收集的是《太平禦覽》沒有收入的誌怪小說，不但不是經典，而且屬於下層社會的，清代學者很少研討它，更不會把它與經書並排在一起。《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雖然收羅了不少名作，但內容龐雜，很少清代學者把它當為一部著作研究。錢先生竟然把這部清代才蒐羅的集子，很當一回事地逐篇研討，相信錢先生以前沒有人這樣做過，一方麵是因為他關注的主要是文學和美學，另一方麵這體現了錢先生獨特的思考方式。錢先生試圖在這些瑣屑的篇章內，找尋相關的思想與價值。他一向對經過係統化的思想存懷疑的態度，特別喜歡挖苦各種理論，這點大概是他和清代學者最大的差別之一，因為總的說來清代學者固有的價值觀念並沒有動搖。錢鍾書在這方麵可以說是很“現代”的。

　　很大的程度上，《管錐編》可以說是錢先生和清代學者一場很長的對話，錢先生對清代學者的學問是折服的，但對他們很多做學問的方法不滿，認為他們常常文學和曆史不分，把文學作品和作家的生平混淆了，不明白文學的“真理”有異於曆史的客觀事實；他又覺得清代學者評估古人的時候，往往過於注重正式的著作而不審視這人的整體言行，以及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和同時代的人的評語。錢先生主張所有的資料都要兼顧，資料本身互相矛盾時，也不能為方便起見自圓其說。他完全可以接受資料有時候會互相矛盾，寧願接受互相矛盾的資料，而不願意把事情簡單化了。錢先生還批評清代樸學提倡一個一個字推敲地讀經書，他認為逐字解釋有嚴重的局限，尤其遇到有關情感的詞匯，聰明的讀者必須考慮到整個語境，才能明白作者的原意。這可以說是錢鍾書對清代樸學的一種補正。

　　可是錢先生與清代學者最大的不同，當然是他懂得看西方文字，熟悉西方的文學傳統。他談到古書某一句話，某一個意象，或某一種概念，可大量舉出西方文學中相似或相反的話語或概念，他不時用西方例子來反駁清代學者的論點，或引用來作佐證。錢先生早些時候寫《談藝錄》偶然也征引外文著作，但在《管錐編》裏卻構成幾乎每一章主要的一部分。一般來說，錢先生選定了要討論的段落某一個意念或意象後，便征引中國文獻中相似或相反的例子，再征引西方文獻中相似或相反的例子，最後作個結論。

　　我們把錢先生引述的外文著作和中文著作相比較，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他援引的外文著作古代當代的都有，而中文則不提“五四”以後的理論或例子，當代的更是一個也沒有